摘要：奈格里和哈特以后工業(yè)時代勞動范式從物質勞動向“非物質勞動”或“生命政治生產”的轉換為由，對馬克思基于物質生產的剝削理論提出質疑和批評。他們認為，一方面，資本剝削的對象不再是剩余價值，而是所謂的“共同性”;另一方面，受資本剝削的主體不再是工人階級，而是所謂的“諸眾”。就前一方面而言，他們雖然論述了在新興的數字技術條件下資本剝削的新變化、新特點，但不僅混淆了原始積累中(對自然資源和公共財產)的“剝奪”和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而且混淆了本質層面商品(如城市建筑物)價值的一元決定和現(xiàn)象層面價格的多元決定。就后一方面而言，由于剝削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關系和生產關系，所以他們所論述的資本剝削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新變化、新特點，并未形成對馬克思剝削理論的否定和解構;他們所羅列的所謂諸眾的具體形象，都不過是對工人階級的生產和生活狀況的描述，因而并未形成對馬克思工人階級范疇的否定和解構。無論是“諸眾”還是“共同性”,由于在內涵上模糊不清、在外延上過于寬泛，所以它們與其說是揭示本質和規(guī)律的科學概念，毋寧說是流于現(xiàn)象性描述的日常用語。

馬克思的剝削理論自其問世以來，就受到種種質疑和批評，從而成為國內國際學界的一大焦點難點問題。近年來，宣布馬克思剝削觀已經失效的各種論調甚囂塵上，宣稱取代馬克思剝削觀的各種新剝削觀也層出不窮。奈格里和哈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們聲稱，由于勞動范式發(fā)生了從物質勞動向所謂“非物質勞動”或“生命政治生產”的轉化，所以，馬克思基于工人階級所從事的物質生產或勞動的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和剝削理論均已失效和過時。在資本剝削所指向的對象或客體上，他們提出了基于“共同性”(the common)而非剩余勞動和“剩余價值”的剝削理論;而在資本剝削所體現(xiàn)的主體際關系上，他們提出了基于“諸眾”(multitude)而非雇傭勞動或“工人階級”的剝削理論。如何看待這種觀點?馬克思的剝削理論是否已經過時?奈格里和哈特的剝削理論是否成立并超越了馬克思?本文基于馬克思《資本論》及其手稿予以回應并陳述一家之言。

一、非物質勞動與馬克思剝削理論的失效

(一)非物質勞動霸權

按照奈格里和哈特的說法，所謂“非物質勞動”,指的是“生產非物質性產品(products)的勞動”。這些產品如“知識、信息、交流、關系或情感反應”(1)等，這些勞動則主要包括智力勞動、語言(交往)勞動和情感勞動，常見于信息經濟和服務行業(yè)。在《諸眾》的第二部分，奈格里和哈特指認了非物質勞動在后工業(yè)時代所處的霸權地位。“這種霸權地位就像一個旋渦，按照自己的特性逐漸轉換其他勞動形式。霸權地位并不是在數量上占主導，而是在對其他勞動形式的轉化方式上，霸權在這里意味著一種趨勢”。就是說，所謂“霸權地位”并非指在數量上的優(yōu)勢，而是就一種勞動形式對其他勞動形式的轉化作用而言的，如19—20世紀的工業(yè)勞動在數量上并非占多數，但卻使農業(yè)、礦業(yè)、甚至社會本身都被迫實行工業(yè)化。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正如在前一階段(工業(yè)時代)勞動的形式和社會本身必須被工業(yè)化，今天的勞動和社會必須被信息化，必須變得智能化和富有情感性”。他們從質的維度論證了非物質勞動在后工業(yè)社會取代物質勞動所處的霸權地位，這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根據統(tǒng)計數據，從就業(yè)趨勢來看，在經濟上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食品服務商、計算機工程師、教師和衛(wèi)生工作者等非物質勞動力的增長最為迅速。其次，從整個生產來看，越來越多的生產領域和勞動形式受到非物質勞動的影響并具有了非物質勞動的特征。其中，最普遍的是計算機、信息技術、知識等對傳統(tǒng)生產方式的影響，例如對種子采取信息控制正在影響著農業(yè)的發(fā)展。再次，非物質勞動生產出越來越多的專利、知識產權等非物質商品，非物質商品受到法律保護，成為一種私有財產。最后，非物質生產正以典型的網絡式分布形式在整個社會生活中興起，并成為理解一切和改變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方式。這是一種沒有統(tǒng)計數據可以捕捉的趨勢。(2)

(二)非物質勞動與“共同性”

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非物質勞動取代傳統(tǒng)的物質勞動占據霸權地位，并且，非物質勞動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其與合作、協(xié)作和交流的密切聯(lián)系，而合作、協(xié)作和交流等就內在地包含著所謂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由“自然的”共同性和“人造的”共同性兩方面組成。就前者而言，共同性主要是指“物質世界的共同財富，如空氣、水、大地產出的果實以及大自然”等;就后者而言，共同性主要是指“知識、語言、代碼、信息、情感”等。(3)它們不僅是社會生產和交往的前提和結果，還是社會生產本身，共同性和生產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因為，“事實上，共同性不僅出現(xiàn)在生產的開始和結束，而且出現(xiàn)在生產的中間，因為生產過程本身就是共同的、協(xié)作的和交流的”。可見，其所謂的“共同性”不僅在內涵上非常模糊，而且在外延上也十分寬泛。盡管如此，在奈格里和哈特看來，正是這種自然的和人造的“共同性”,不僅把非物質產品同物質產品本質地區(qū)別開來，也把非物質勞動同物質勞動本質地區(qū)別開來。

(三)馬克思剝削理論的失效

就非物質勞動與資本主義的關系而言，奈格里和哈特明確指出：“并不是說非物質生產的范式是我們共同的自由生產并平等分享共同社會財富的天堂，非物質勞動和物質勞動一樣，受到資本的統(tǒng)治和剝削”(4),或者說，非物質勞動和物質勞動一樣，“仍然處于資本的控制之下”(5)。只不過，資本對非物質勞動的統(tǒng)治方式與以往相比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相應地，資本剝削關系與馬克思時代相比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

在他們看來，與物質勞動相比，非物質勞動越來越具有自主性，同時，資本日益處于生產過程和財富的生產之外。因為“在非物質生產范式中，勞動本身往往直接生產互動、交流和合作的手段”(6)。鑒此，他們把“非物質勞動”稱作“生命政治生產”(7),并認為“生命政治生產往往自主地產生自己的社會合作形式并生產價值”(8)。由此，他們不贊成馬克思關于可變資本只受資本的激發(fā)和聚合的觀點，認為非物質勞動中的合作是完全內在于勞動自身的。在馬克思時代，資本與勞動的合作關系就如同戰(zhàn)場上的指揮官或樂隊中的指揮一樣，要對這種合作關系加以控制，資本家就必須把工人聚集到工廠中來，給予他們工具和方法并指揮他們在生產中進行交流和合作。而在像“情感性勞動”等非物質勞動條件下，“總是直接創(chuàng)造一種關系，觀念、圖像和知識不僅是共同生產的，是在和他人過去的和現(xiàn)在的合作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且每一個新的觀念和圖像都會激發(fā)新的合作。語言的生產，無論是自然語言還是人工語言的創(chuàng)造(如計算機語言和各種代碼)都是協(xié)作性的，并且都會創(chuàng)造新的協(xié)作手段。從各個方面來看，合作的生產已經變得內在于勞動而外在于資本了”。

與勞資關系的上述變化相聯(lián)系，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馬克思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剝削理論也不再成立。因為，馬克思將資本剝削定義為對工人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并以剩余價值率衡量工人受剝削的程度，而剩余價值率的計算公式是：剩余勞動/必要勞動=剩余勞動時間/必要勞動時間。但問題在于，由于非物質勞動既在工廠內進行也在工廠外進行，既在工人的工作時間進行也在他們的休息時間進行，所以，用勞動時間所進行的價值量和剩余價值量的測算就成為難題。鑒此，他們提出以“共同性”作為“質”的衡量標準取代馬克思的“勞動時間”這一價值衡量的“量”的標準。這樣，基于非物質勞動及其“共同性”,他們不僅宣告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失效，而且提出了一種新的資本剝削理論。一方面，雖然說非物質勞動所生產的共同性即知識、語言、代碼、信息、情感等，對于資本而言成為一種外部性的存在，但是資本仍致力于“捕捉和掠奪這些自主生產出來的共同財富”。顯然，沒有這種“共同性”就沒有資本剝削，共同性從而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因此，“正如我們必須基于共同性理解價值的生產一樣，我們也必須將剝削理解為對共同性的剝奪”。另一方面，基于對非物質勞動霸權地位的指認，他們主張非物質勞動成為后工業(yè)時代價值和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從非物質勞動來看，“大規(guī)模工廠工人的勞動在剩余價值的生產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如今越來越多地由智力的、非物質的和交往的勞動力來補充”(9);從生命政治勞動來看，“在后工業(yè)時代，生命政治勞動的生產性價值已經通過包容而非排斥生產的所有其他要素而成為霸權性價值”(10);從資本積累來看，由于資本和勞動關系的變化，資本積累的模式也發(fā)生了改變，“今天的資本主義積累越來越外在于生產過程，因此剝削采取了剝奪共同性的形式”(11)。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剝奪公共物的新一輪原始積累，二是資本對生命政治勞動的剝削。

總之，基于“非物質勞動”及其“共同性”,奈格里和哈特重構(實則是拋棄)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和剝削理論。確認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這是他們與馬克思一致的地方;不同之處則在于，他們把剝削看成是對非物質勞動及其共同性的剝奪，“共同性”從而成為理解經濟活動和資本剝削的關鍵所在。

二、資本剝削：從剩余價值到“共同性”

奈格里和哈特從不同方面論述了資本對非物質勞動及其共同性的剝削，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對公共財富的共同性的剝削

資本對共同性的剝削，表現(xiàn)為對“自然的”共同性的剝奪和對部分“人造的”共同性如公共產業(yè)、公共福利機構和公共交通網絡的私有化。就后者而言，奈格里和哈特重新將原始積累這一范疇納入研究視野，并充分肯定了新自由主義批判者的以下判斷：“今天的資本主義積累是一種掠奪性的行動，它通過剝奪起作用，將公共財富和社會共同持有的財富轉化為私有財產”(12)。具體來說，這種剝奪性積累主要通過災難資本主義的形式加以實現(xiàn)，即打著新自由主義的旗幟，通過私人財團和政治權力的結合，利用戰(zhàn)爭、政變、生態(tài)災難等造成的休克狀態(tài)，通過對公共產業(yè)、公共福利機構、公共交通網絡的大規(guī)模私有化，實現(xiàn)對現(xiàn)存公共財富的無償占有。就前者而言，在奈格里和哈特看來，對“自然的”共同性即自然資源的新的剝奪正在全球范圍內發(fā)生，其典型表現(xiàn)則在非洲，因為在非洲所呈現(xiàn)的剝奪形式更加劇烈和野蠻，如對烏干達油田和塞拉里昂鉆石的掠奪。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往往屬于外資企業(yè)，通過雇用少量的當地勞動力，實現(xiàn)對當地財富的剝奪和轉移，這與原始積累中的殖民政權并無二致。(13)在此，奈格里和哈特所謂資本對共同性的剝削或剝奪，主要是指新自由主義政策引導下的對自然資源和公共財產的私有化和新一輪原始積累;并且，他們強調不能把資本主義積累單純地理解為對現(xiàn)有財富的剝奪和占有，由于財富在本質上是由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所以，資本只有通過雇用和剝削勞動力才能實現(xiàn)財富積累。(14)

如何看待奈格里和哈特的這些觀點呢?第一，在馬克思那里，以各種溫和的或殘暴的形式對自然資源和公共財產的私有化。例如，“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把封建財產和克蘭財產轉化為現(xiàn)代私有財產”(15)等，構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第二，資本原始積累的實質在于完成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為資本主義生產準備自由勞動力。馬克思說：“所謂原始積累只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離的歷史過程”(16),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17)。顯然，原始積累是資本剝削的前提條件，沒有原始積累就沒有資本剝削;但原始積累不等于資本剝削，后者是在原始積累基礎上，實現(xiàn)對雇傭工人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第三，把勞動者與其生產資料強行分割開來。這是一種公開的“剝奪”(如對農業(yè)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和“掠奪”(如掠奪教會地產)(18);而資本剝削則是一種隱藏在等價交換背后的不等價交換，或者說是“一種表面的交換”(19),“只是由于濫用字眼，它才會被稱為某種交換”(20),因而具有隱蔽性。馬克思說：“貨幣關系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代價勞動”,使得其“剩余勞動或無酬勞動也表現(xiàn)為有酬勞動”。奈格里和哈特顯然混淆了原始積累和資本剝削，把存在于原始積累中的“剝奪”甚至是“掠奪”混同為資本“剝削”。

(二)資本對生命政治的共同性的剝削

資本對共同性的剝削，不僅表現(xiàn)為對自然資源和公共財產等的無償占有，也表現(xiàn)為資本對生命政治勞動的剝削。這種剝削主要指向人造的共同性，“包括我們創(chuàng)造的語言，我們建立的社會實踐，定義我們的關系的社交模式等”(21)。奈格里和哈特認為，他們對生命政治勞動技術構成的轉變的分析，不僅“涉及共同性的財富的生產，如知識、信息、圖像、情感和社會關系”,而且“這些都被資本剝奪以生成剩余價值”。換言之，作為具有共同性的財富，知識、信息、圖像、情感和社會關系等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物，資本通過對它們的無償占有來實現(xiàn)其剝削目的。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資本對共同性的剝削，除了對非物質勞動所生產的知識、信息、圖像、情感和社會關系等產品的剝奪，更為重要的是對勞動的一般性生產能力的剝奪，對勞動的合作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剝奪。在奈格里和哈特看來，資本不再組織生產協(xié)作，而是通過剝奪協(xié)作來實現(xiàn)剝削。顯然，“這種剝奪不是發(fā)生在單個勞動力身上(因為合作已經暗示了集體性),而是實現(xiàn)在合作性的社會勞動身上，運作在信息流、溝通網絡、社會代碼、語言創(chuàng)新以及情感和激情實踐的層面上”。在現(xiàn)實中，資本“剝削和控制的對象往往不是具體的生產性活動而是普遍的生產能力，即抽象的社會活動及其廣泛的能力。這種抽象勞動沒有具體的地點，但卻十分強大。它是心與手、腦與體的協(xié)作的集合;它既無歸屬又是活勞動創(chuàng)造性的社會擴散”(22)。2014年，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奈格里進一步指出：“現(xiàn)在資本主義想剝奪的價值是共同性的價值，是來自個人獨特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價值”(23)。因此，如果繼續(xù)將價值表達為資本剝削的對象，那么，這種價值的本質(“質”的標準)不在于馬克思所謂的抽象勞動的凝結，而在于共同性。共同性不僅成為剝削的對象，而且隨著勞動時間作為價值衡量標準的失效，剝削無法再被具體化和量化，共同性取而代之成為價值衡量的“質”的標準。基于此，在《大同世界》中，奈格里和哈特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率改寫為：“剩余價值率不僅是資本對工人勞動力剝削水平的體現(xiàn)，也是資本對構成社會的勞動力的生產的共同力量的剝削水平的體現(xiàn)”(12)。

在筆者看來，第一，資本剝削由兩個環(huán)節(jié)構成：一是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二是剩余價值的實現(xiàn)過程。在資本剝削的整個過程中，固然包含了人的情感，也會發(fā)生各種社會聯(lián)系和社會關系，但是，資本剝削的對象物既非人的情感也非社會關系，而是也只能是工人剩余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凝結在商品中的剩余價值。知識和信息只有轉化為商品，或者只有與商品的使用價值發(fā)生“技術性關聯(lián)”(24),才可能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物;并且，它們只有凝結了工人的剩余勞動，才能現(xiàn)實地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物。第二，至于奈格里和哈特所說的“協(xié)作”,馬克思早就指出，這種協(xié)作與分工一樣，是人的勞動的自然生產力，它會提高資本的個別勞動生產力，降低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從而為資本家?guī)沓~剩余價值或超額利潤。(25)很明顯，這種超額剩余價值或超額利潤雖說是由協(xié)作和分工造成的，但無論是協(xié)作還是分工，它們都是勞動本身的社會特征，是不同勞動之間的協(xié)作和分工，因而并不排斥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在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中的作用。就是說，資本獲得的超額剩余價值或超額利潤最終依然來自于也只能來自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奈格里和哈特把協(xié)作與勞動和剩余勞動絕對割裂開來、對立起來，這顯然值得商榷。第三，資本剝削是對工人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剩余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剩余勞動。舉凡商品，其使用價值都具有“排己性”(26),用馬克思的話說它是“社會的使用價值”,就是說，是“為別人生產”的使用價值(27),對商品生產者本人并不具有使用價值。而就“共同性”本身而言，其使用價值則不具有這種“排己性”,恰恰相反，為一切人所共享共有即共享性和共有性是它們的本質特征。這樣，共同性本身怎么會成為商品呢?又怎么會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物呢?

(三)資本對大都市的共同性的剝削

資本對共同性的剝削，還表現(xiàn)為資本對大都市地租的無償占有。在奈格里和哈特看來，在馬克思時代，生產由資本家組織，這種生產依賴于協(xié)作模式和資本家的指揮，產業(yè)工人在工廠中為其生產利潤;與此不同，由于當下的非物質生產拓展到整個大都市，所以，“大都市是一個生產共同性的工廠”(28)。有鑒于此，他們主張以“地租”取代“利潤”來詮釋資本主義剝削即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換言之，資本對非物質勞動的剝削是通過占有大都市生產出來的“地租”而實現(xiàn)的。他們認為，地租概念體現(xiàn)了經濟學的“外部性”,即資本以外的因素在價值生成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一個建筑物的價值，不再完全由生產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而是“同樣或者主要由外部性所決定”(29)。這種外部性既包括空氣污染、交通堵塞、高犯罪率等“負”外部性，也包括靠近學校、區(qū)域內文化思想關系活躍等“正”外部性。可以說，“地段是靠近和通往共同財富的別名”(30),后者不僅包括人們熟悉的公園，還包括“鄰里關系的質量、溝通渠道、智力和文化動力”(31)等。資本通過對良好“地段”的投資和占有，努力將“負”外部性最小化，將“正”外部性最大化。可見，“大都市主要生產地租，這是資本占有自主生產出來的財富的唯一手段”(32)。

筆者認為，第一，奈格里和哈特所說的城市地租或租金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似乎資本家在大都市中所獲取的任何貨幣收益都是地租。而實際上，由于大都市中勞動關系、勞資關系、資本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資本的貨幣收入具有不同的經濟性質，決不能一概而論。第二，就他們所說的一個“建筑物”的價值而言，其來源是也只能是勞動者一般勞動的凝結;資本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是也只能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至于其他外部性因素，無論是正外部性因素還是負外部性因素，它們所能決定和影響的是也只能是這個建筑物的價格，正外部性會提升其價格，負外部性則會拉低其價格。價格機制在本質上是一種商品價值的分割機制，而商品價值最終都來自于勞動者活的勞動的凝結。對資本而言，剩余價值在各個資本家之間的分割或分配是通過“生產價格”機制實現(xiàn)的(33),而剩余價值最終都來自于雇傭工人剩余勞動的凝結和創(chuàng)造。奈格里和哈特顯然混淆了商品(建筑物)的價值決定和價格決定，他們只是看到了大都市中各種外部因素(包括所謂的共同性)對資本的貨幣收益(所謂地租)的作用，卻不理解這是一種分割價值的價格現(xiàn)象，是一種分割剩余價值的生產價格現(xiàn)象。第三，根據馬克思的農業(yè)地租和礦山地租理論，無論是絕對地租還是級差地租，也無論是級差地租Ⅰ還是級差地租Ⅱ,它們最終都來自于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馬克思說：“一切地租都是剩余價值，是剩余勞動的產物。”(34)只不過，剩余價值向地租轉化的具體條件、過程、內在機理各不相同，由此就形成不同的地租。如果說絕對地租來自于“價值超過生產價格而形成的余額”(35),那么，級差地租則來自于商品的個別生產價格與一般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即“超額利潤”。當然，這是兩種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之外，還有以“真正的壟斷價格”為基礎的地租形式。“這種壟斷價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產價格決定，也不是由商品的價值決定，而是由購買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決定。”(36)可以說，馬克思所講的這些道理同樣適用于奈格里和哈特所說的大都市租金。通過深入研究弄清楚剩余價值向城市地租轉化的具體條件、過程、內在機理是必要且重要的，抽象地談論城市地租并將之歸結為共同性則值得商榷。

三、剝削的主體際關系：資本與“諸眾”

奈格里和哈特認為，在生命政治生產中，不僅資本剝削的對象物發(fā)生了轉化，即由剩余勞動轉化為“共同性”,剝削的主體際關系也發(fā)生了變化，資本家仍然是最主要的剝削者(盡管其剝削和管控的方式發(fā)生了變化),而被剝削者則出現(xiàn)了由馬克思時代的工人階級向“諸眾”的轉化。

(一)諸眾的內涵與外延

奈格里和哈特并不反對把諸眾稱為無產階級，就是說，在生命政治生產中，遭受資本剝削的諸眾仍然是無產階級。不過，無產階級的內涵和外延均需要加以拓展。他們聲言，“從概念上講，我們將無產階級理解為包含所有其勞動被資本直接或間接剝削并服從于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規(guī)范的人”(37)。其中不僅包括雇傭工人，也包括半就業(yè)者、失業(yè)者、窮人等等。在他們看來，“沒有質上的差異可以將窮人與就業(yè)工人區(qū)分開來，存在著越來越多的共同條件和創(chuàng)造性活動定義了整個諸眾。窮人、失業(yè)者、半就業(yè)者和移民的創(chuàng)造力和發(fā)明力對社會生產至關重要。正如今天的社會生產在工廠內部和外部均等地進行一樣，在工資關系的內部和外部也均等地進行”(38)。可以說，“今天，幾乎全人類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吸納或從屬于資本主義的剝削網絡”(39)。奈格里和哈特特別強調“諸眾”和“工人階級”的概念差異，即工人階級在其狹義的理解上排除了非工業(yè)勞動如農業(yè)勞動及相應的農民階級，在廣義上則專指雇傭工人，排除了非雇傭工人的勞動;“諸眾”概念則不同，它向所有受制于資本邏輯的階級開放，包容了一切在資本統(tǒng)治下進行勞動和生產的階級，同時，在生產性諸眾之間享有共同性，以致他們可以聯(lián)合起來共同反抗資本統(tǒng)治。

在筆者看來，奈格里和哈特的“諸眾”概念由于拓展了受資本剝削的主體范圍，所以，與其說是一個科學概念，毋寧說是一個處于日常思維層面的日常用語;與其說是對資本剝削的理性批判，毋寧說是一種罵大街式的情緒宣泄。因為首先，工人階級是一個“整體”,既包括在業(yè)或就業(yè)工人，也包括那些以“產業(yè)后備軍”形式存在的失業(yè)或半失業(yè)人口。馬克思指出：“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fā)展的必然產物”(40),而“每個工人在半失業(yè)或全失業(yè)的時期，都屬于相對過剩人口”。正是這部分“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yè)后備軍，它絕對地從屬于資本，就好像它是由資本出錢養(yǎng)大的一樣”⑤。其次，作為一種本質抽象，工人階級是對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的共同本質的概括，這種本質由他們所處的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決定。但像“窮人”和“富人”這樣的用語無非是對處于現(xiàn)象層面的人們的“貨幣收入”的一種統(tǒng)計、歸納和分類。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是一種“無概念的關系”(41),難以揭示處于本質層面發(fā)生在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再次，并非所有的失業(yè)、半失業(yè)者都是“雇傭工人”,一如并非所有的“窮人”都是雇傭工人。窮人、失業(yè)者、半失業(yè)者和移民的創(chuàng)造力和發(fā)明力對社會生產無論多么重要，他們只有與資本發(fā)生雇傭關系，其創(chuàng)造和發(fā)明只有為資本用于生產剩余價值，才能進入資本剝削的范圍。因為，“資本主義時代的特點是，對工人本身來說，勞動力是歸他所有的一種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勞動具有雇傭勞動的形式”。最后，在對資本剝削的剖析中，馬克思并未否認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其他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未否認在雇傭工人之外存在著大量其他遭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如農民和手工業(yè)者。只不過，馬克思將這些經濟因素和經濟關系都抽象掉了。因為，馬克思所要“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從資本主義發(fā)展的一般趨勢來看，各種前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無論是商人資本和借貸資本，還是土地所有權和地租，都必須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相適應，或者說，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42)在此意義上，奈格里和哈特并不理解馬克思經濟分析中的本質抽象方法。

(二)諸眾在危機中的具體形象

在2012年發(fā)表的《宣言》一書的第一章，奈格里和哈特探討了危機中的主體形象，即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產生的受剝削的不同主體，主要包括：“金融和銀行的霸權產生了負債性主體、被通信和網絡的控制創(chuàng)造了媒介化主體、安全制度和普遍例外狀態(tài)構成了遭受恐懼和渴望得到保護的安保性主體、民主的腐敗造就了陌生的非政治化的被代表主體”(43)。

對于所謂“負債性主體”,奈格里和哈特認為，在馬克思的時代工人被剝削，但是這種剝削被商品所有者之間的自由平等交換所掩蓋，而當下的剝削不再基于平等的交換關系，而是基于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等級關系。“今天的剝削主要不是基于(平等或不平等)交換，而是基于債務，事實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受制于——即負擔工作、負債、并服從于——百分之一的人。”(44)對于所謂“媒介化主體”,奈格里和哈特認為，媒介和通信技術越來越成為生產實踐的核心，對于生命政治生產中所必須的合作來說也至關重要。媒介化是模糊生產和生活界限的主要因素，“對于許多工人特別是占主導地位國家的工人來說，通訊和社交媒介似乎一方面讓他們從工作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又讓他們束縛于工作之中，有了智能手機和WIFI,你在任何地方都能進行工作，但你很快就會意識到，無論你走到哪里，你都仍然在工作!”對于所謂“安保性主體”,奈格里和哈特認為，監(jiān)視已經成為當今社會越來越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無論是機場地鐵的安檢、出入境的指紋提取，還是各種場所的攝像頭等，安全技術都得到了飛速發(fā)展并深入滲透到我們的社會、生活和身體之中。(45)他們指出，經濟和金融危機增加了恐懼，而其中最大的恐懼是失業(yè)。“你必須是一個好工人，忠于你的雇主，不要出去罷工，否則就會失業(yè)，就無法償還債務。由于恐懼，安保性主體不僅接受自己在監(jiān)視制度中作為監(jiān)視者和被監(jiān)視者的雙重角色，同時接受被剝奪自由的事實。”對于所謂“被代表主體”,奈格里和哈特指出：“代表權不是實現(xiàn)民主的工具，而是民主的障礙，因為被代表者這一身份將負債性主體、媒介化主體、安保性主體整合起來，概括了這些主體屈從和腐化的最終結果”。首先，金融和財富的力量剝奪了人們聯(lián)合和建立組織的可能性，因為人們無法負擔競選費用。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靠自己的資源進入政治領域，并在這一領域變得更加富有。其次，占主導地位的媒體對每一種新興的民主參與形式都設置了障礙，只有掌握主流媒介才能更好地進行政治活動。最后，主流媒體通過各種新聞報道實施恐嚇策略，產生了安保性主體的恐懼。總之，在奈格里和哈特看來，這四種主體形象作為諸眾的具體代表，正在遭受日益嚴重的生命政治的剝削。“正如負債者無法控制其生產性社會力量，正如媒介化主體無法掌握其智力、情感能力和語言發(fā)明能力，正如安保性主體生活在一個恐懼和恐怖的世界中，被剝奪了進行聯(lián)合、正義和愛的交往的可能性，致使被代表者無法采取有效的政治行動”。

對奈格里和哈特所羅列的這些諸眾形象，筆者認為，他們并未構成對馬克思工人階級概念的否證和解構。因為第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一方面工人的工資被限制在不觸動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范圍內;另一方面為了通過出售商品而實現(xiàn)剩余價值，“資本家不顧一切‘虔誠的’詞句，尋求一切辦法刺激工人的消費，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誘惑力，強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46)。其結果，就是使得工人家庭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而入不敷出(47);并且，這種債務關系并不排斥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自由交換關系，否則，就不屬于資本剝削范疇，而是其他意義上的剝削關系了。第二，隨著互聯(lián)網和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fā)展，社會勞動過程、分工體系和產業(yè)結構等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出現(xiàn)了像“數字勞動”和“數字經濟”這樣的新業(yè)態(tài)、新模式，資本主義也進入所謂“數字資本主義”時代。(48)在此情況下，資本剝削必然會在形式上和具體機制上有所調整和改變，對此需要深入研究;但是，資本剝削的本質特征決不會變化，工人階級的本質特征決不會改變，馬克思的資本剝削理論決不會失效。(49)第三，對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過剩人口，馬克思指出：“他們不是靠勞動能力本身的勞動來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產來生活;而是別人用施舍(即所謂慈善事業(yè)——引者注)來養(yǎng)活他們，因此他們變成乞丐和赤貧”(50)。對于這部分人，資本主義必然會加強監(jiān)控，使其淪為被監(jiān)控、“被”保護的對象，從而失去自由。但傳統(tǒng)工人階級何嘗不是受監(jiān)控的對象呢?除了自由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們哪里有什么自由可言呢?在完成市場交易后，每一個雇傭工人都會發(fā)現(xiàn)：“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51)。區(qū)別只在于，與以往相比資本家用以監(jiān)控工人階級的手段和方法更加發(fā)達，也更為隱蔽。第四，就經濟剝削與政治統(tǒng)治的關系而言，“每種生產形式都產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關系、統(tǒng)治形式等等”(52)。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通過票選制工人階級只能讓渡自己的政治權利，永遠無法主導國家的政治決策。而讓渡的結果卻是，工人階級淪為“被”代表者，不僅無法保障自己的政治利益，反而強化了資本對自身的經濟剝削;不僅無法保障自己的生活和安全，反而強化了自身的動蕩和恐懼。工人階級的這種政治地位和政治處境，難道有什么新鮮之處嗎?無論如何，這些所謂“諸眾”形象都表明，并非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概念過時了、失效了，而是奈格里和哈特并沒能真正理解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概念。

(三)諸眾受剝削的主要特征

其一，資本剝削諸眾的空間特征。奈格里和哈特不僅分析了資本剝削對象的轉變，而且分析了在非物質勞動范式轉型基礎上新的剝削形式即生命政治剝削的空間結構的變化。他們認為，“情感和智力，建立合作和組織網絡的能力，溝通技巧及其他體現(xiàn)生命政治勞動的特征的能力通常都不需要固定的地點，你不僅可以在工作中，也可以在大街上或者家中進行思考及與鄰居和朋友建立關系”(53)。隨著生命政治勞動轉移到工廠高墻之外，一方面，“資本主義剝削關系不再局限于工廠，而是正拓展到一切地方，傾向于占有整個社會領域”(54);另一方面，由于生命政治勞動不僅生產非物質產品，同時生產社會關系和生命形式，所以“社會關系完全滲入生產關系，使社會生產和經濟生產之間不存在任何外部性”(55)。因此，“今天的生產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趨向于完全非地方化、普遍化，它們不僅生產商品，而且生產豐富而強大的社會關系”(56)。簡言之，生命政治勞動在工廠內外、工作內外，在雇傭工人和非雇傭工人中，在社會和在家庭中都在均等地進行，剝削的地點拓展到整個社會領域。“新的生產性力量居無定所，因為他們占據了一切地方，在這個無限的真空地帶，他們進行生產并遭受剝削”(57)。在此意義上，“無產階級內在于整個社會，并在其中進行生產”。

其二，資本剝削諸眾的時間特征。基于剝削對象和剝削空間結構的變化，奈格里和哈特認為，馬克思對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生活時間和工作時間所作的區(qū)分開始消失。由于共同性如“觀念、圖像或情感的生產無法輕易被局限于一天中的特定時間，所以，生命政治生產傾向于使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之間的區(qū)分失效”(58)。隨著共同性的生產拓展到整個社會生產，不僅在工廠中的工作時間而且在生活中的其他時間，資本剝削都在進行。于是，“工作時間及與之相應的剝削和統(tǒng)治邏輯擴散到生活時間”。此外，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隨著勞動時間作為價值衡量的量的標準失效，剝削無法被具體化和量化。在此情況下，奈格里和哈特認為，“如今應該更多地按照共時關系而非先后關系對剩余勞動時間和必要勞動時間加以考量”,并且，“對資本增殖和剝奪的時間性的理解，不能再立足于單位時間的連續(xù)性，而是要基于被排除在線性時間性之外的共時性”。基于這種共時性，奈格里和哈特將必要勞動理解為“生產共同性的勞動”,而剩余勞動則是被資本所占有的社會協(xié)作的形式及其他共同性要素。(59)在此，剩余勞動與必要勞動相重合，資本剝削也無法再用剩余勞動時間加以衡量。

其三，資本剝削諸眾的整體特征。奈格里和哈特認為，就整體而言，諸眾完成的生命政治生產逾越了工廠的高墻，拓展到整個大都市。“大都市是生命政治生產的場所，因為它是共同性的空間，人們在其中共同生活、共享資源，相互交流、交換商品和觀念”;“大都市之于諸眾，猶如工廠之于產業(yè)工人”。這樣，大都市成為剝削的主要場所。正是在大都市中，資本剝削實現(xiàn)了時間結構和空間結構的轉變以及二者之間的整合。他們以市郊的“通勤者”(banlieusards)為例，具體說明了資本剝削的時空結構轉變以及二者在大都市完成的交織和整合。在時間上，通勤者勞動的核心特征就是生命政治生產所強加的流動性和靈活性。他們“缺乏有保證的合同、穩(wěn)定的計劃和有保障的就業(yè)，工作時間和生活時間在非正式的工作、變動的任務和挑戰(zhàn)中趨于融合”。在空間上，通勤者居住于“貧窮的大都市邊緣”即廣大的市郊地區(qū)，每天穿過進入城市的邊界只為謀生。他們在社會上遭受排擠，“他們的行動常常受到一系列阻礙，在地鐵上、在大街上、在購物中心甚至在整個城市，警察和等級制度阻止著他們的行動”。奈格里和哈特認為，在通勤者身上可以有效反映出資本對不穩(wěn)定勞動者進行剝削和控制的模式。

如何看待奈格里和哈特的觀點?筆者認為，第一，剝削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階級關系，這種階級關系根源于經濟關系和生產關系。馬克思講：“一方是貨幣和生產資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勞動力的占有者”(60),由此便形成了勞動者和非勞動者之間的“階級對立”。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構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兩極”(61);并且，階級剝削和剝削關系總是處于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并呈現(xiàn)出這樣那樣的時間和空間特征。但是，決不能由此就像奈格里和哈特那樣，把剝削關系歸結為時間和空間關系，進而用時間和空間特征上的變化否定被剝削者的本質規(guī)定。第二，就資本剝削的空間特點而言，盡管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地點不再局限于工廠，不再有固定的地點，既可以在家中也可以在大街上，總之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但這些都不會改變作為被剝削者的雇傭工人的本質規(guī)定。無論在哪里，只要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就是雇傭工人;也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才屬于雇傭工人的范疇。第三，就資本剝削的時間特點而言，盡管為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時間不再局限于工作日，不再有明確的時間邊界，工作時間和生活時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但是，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只有工作時間，才是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的時間;而只要是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的時間，就是既有別于必要勞動時間也有別于生活時間的剩余勞動時間。因此，工作時間的這種變化同樣不會改變作為被剝削者的雇傭工人的本質規(guī)定。更何況，資本剝削工人的手段和特點恰恰是，一方面“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并入生產過程本身”(62),即想方設法“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63)。另一方面“為了自身的利益”,資本家又不得不把勞動時間限制在一定范圍之內，即“規(guī)定一種正常工作日”(64);并且，這種“正常工作日的規(guī)定，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斗爭的結果”(65)。第四，生產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如家庭關系可以在時空上交織在一起，例如可以匯聚在“家庭中”;但是，家庭關系就是家庭關系，與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具有本質的區(qū)別。前者是“夫妻之間的關系，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系”(66);而后者則是資本家與雇傭工人之間的關系，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與勞動力占有者之間的關系。奈格里和哈特顯然把具有“家庭性質”的關系和“家庭中”的關系混淆了，盡管說其筆下的市郊“通勤者”與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偶然的個人”(67)是完全一致的，值得肯定和重視。

注釋：

(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The Penguin Press,2004,p.108,p.107,p.109,p.148.

(2)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The Penguin Press,2004,pp.114-115.

(3)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viii.

(4)(5)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The Penguin Press,2004,p.149,p.149.

(6)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The Penguin Press,2004,p.147,p.147,p.150.

(7)“生命政治生產”(biopolitical production)或“生命政治勞動”(biopolitical labor)是非物質勞動的替代性概念,用以強調非物質勞動既生產物質性商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生命形式的二重性特征。本文不對這兩個概念進行區(qū)分。

(8)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50,p.141.

(9)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9.

(10)(11)(12)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16,p.137,p.137.

(13)(14)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137-138,p.139.

(15)(16)(17)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2、822、823頁。

(18)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2、619、619頁。

(19)(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233頁。

(21)(1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39,p.139,p.139,p.140,p.288.

(22)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09.

(23)[意]安東尼奧·奈格里:《當代資本主義剝削的是人的創(chuàng)造性》,2014年12月5日,https://wwwhtbprolthepaper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newsDetail_forward_1283433.

(24)馬克思對運輸勞動與商品使用價值之間關系的論述,為我們理解這種技術性關聯(lián)提供了參照。馬克思指出:“在把產品從一個生產場所運到另一個生產場所以后,接著還要把制成品從生產領域運到消費領域。產品只有完成這個運動,才是現(xiàn)成的消費品。” (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8頁。譯文有改動)他還說:“運輸所使用的勞動的結果就是使用價值的改變。也就是說,這種結果就是商品空間上存在的改變。這就是與商品的使用價值有關的規(guī)定。因此,運輸費用,或者運輸業(yè)本身,可以被看做是延長到本來的生產領域之外的,并且是在流通領域之內進行的與商品有關的生產過程,雖然它同時又是商品價值的實現(xiàn)所固有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67頁)這就是說,運輸商品的勞動(即運輸勞動)之所以屬于創(chuàng)造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勞動,是因為如果沒有運輸勞動,商品的使用價值在空間位置上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說就是一種不合格的商品。

(25)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5頁。

(26)牛變秀、王峰明:《價值存在和運動的辯證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9頁。

(27)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頁。

(28)(29)(30)(31)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250,p.154,p.156,p.156.

(32)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50-251.

(33)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3-192頁。

(34)(35)(36)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5、862、864頁。

(37)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52.

(38)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Penguin Press,2004,p.135.

(39)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3.

(40)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8、738、728-729、198、8頁。

(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1頁。

(42)例如,馬克思所研究的地租,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地租”(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5頁),是體現(xiàn)資本主義剝削關系的地租,而非體現(xiàn)封建主義剝削關系的地租。

(43)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Déclaration.Cecin'est pas un manifeste,Raisonsd'agir,2013,p.19.

(4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Déclaration.Cecin'est pas un manifeste,Raisonsd'agir,2013,p.22,p.26,p.35,p.37,p.41.

(45) 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Déclaration.Cecin'est pas un manifeste,Raisonsd'agir,2013,pp.30-31,pp.37-38.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7頁。

(47)參見[美]羅伯特·L.海爾布羅納、威廉·米爾博格:《經濟社會的起源》,李陳華、許敏蘭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180頁。

(48)參見[美]丹·希勒:《數字資本主義》,楊立平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49)對此問題的討論,參見[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周延云譯,人民出版社,2020年。

(5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3頁。

(5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9頁。

(5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8頁。

(53)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52、p.241.

(54)(55)(56)(57)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09,p.209,pp.209-210,p.210.

(58)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47,p.242,p.242,p.242,p.250,p.250,p.245,p.245.

(59)See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Commonweal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87-288.

(60)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5頁。

(6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頁。

(62)(63)(64)(6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743、307、312頁。

(66)(6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9、2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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