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運動中的哲學派別

　　阿努拉達·甘地

　　二〇〇六年

　　目錄

　　1.序言

　　2.西方婦女運動概覽

　　2.1自由女權主義

　　2.1.1批判

　　2.2激進女權主義

　　2.2.1性/性別系統與父權制

　　2.2.2性取向：異性戀和女同性戀

　　2.2.3批判

　　2.3 無政府女權主義

　　2.4生態女權主義

　　2.5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2.6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婦女解放戰略

　　2.6.1批判

　　2.7后現代主義和女權主義

　　2.8總結

　　1.序言

　　在國際上，資本主義時代最顯著的進步之一是婦女運動的出現和發展。在人類歷史上，女性第一次團結起來要求她們的權利和在陽光下的地位。將婦女從多少個世紀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已然成為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婦女運動對婦女受壓迫的問題提出了理論分析和解決辦法。婦女運動通過其活動和理論，向當今父權社會、剝削社會提出了挑戰。

　　這并不是說早期的婦女沒有意識到她們所受的壓迫。她們意識到了。她們以各種方式明確表現了這種壓迫——通過民歌、凝練的成語、詩歌、繪畫和其他她們能接觸到的藝術形式。她們還對被強加的不公待遇發出怒吼。為了表達自己的觀點，她們對神話和史詩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解讀。例如，《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的不同版本，仍在印度各地的農村婦女之間通過歌曲流傳，就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

　　一些封建時代的杰出女性，通過當時能用的手段尋求出路，成為了反抗父權制度的象征。“圣女”Meera bai（???????）只是對社會產生持久影響的眾多人物的典型之一。這是全世界所有社會都經歷過的時期。這是一種反主流文化，反映了被壓迫者的意識。但它受到環境的局限，無法找到一條可以結束壓迫的道路。在大多數情況下，她們在宗教或個人崇拜中尋求解決辦法。

　　資本主義的發展帶來了社會條件和思想的巨大變化。民主概念的提出讓人民變得更加重要。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和政治哲學，在其早期階段引領了變革；來自進步社會階級的婦女團結起來挺身而出。因此，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婦女自己的運動，要求社會給予她們權利和解放。這一運動同所有其他社會運動一樣，也有興衰起伏。盡管在印度這樣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的影響受到限制和扭曲，卻也對進步的男性和女性產生了影響。

　　20世紀上半葉，印度出現了婦女運動。這是國際社會動蕩的一部分，但根源在于印度社會的內部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理論在印度找到了它們的用武之地，并被用于解決印度的實際情況。在20世紀60年代末西方興起的當代婦女運動的背景下，這一點甚至更為明顯。當代婦女運動提出了社會所面臨的更多的挑戰，因為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的局限性現在已經暴露無遺。運動為爭取平權訴求的形式合法性進行了大量的斗爭。即使在那之后，不僅在落后國家、甚至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和法國，平等仍然沒有實現。

　　婦女運動現在開始在社會制度本身中尋找壓迫的根源。婦女運動分析了父權制，并在歷史上尋找其根源。她們與社會科學進行了斗爭，揭露出其中固有的男性偏見。她們揭示了父權思考方式是怎樣影響了所有對女性在歷史和當代社會中角色的分析。“婦女有歷史，婦女存在于歷史中”——格爾達·勒納。通過對歷史的研究，她們重新認識到婦女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對重大運動和斗爭所作的貢獻。她們還揭露了資本主義下以性別為基礎的勞動分工，這種分工將絕大多數女性置于技能最低、收入最低的工作類別。她們揭露了統治階級的方式；特別是資產階級從父權制中獲得了經濟利益的方式。她們揭露了國家及其法律法規的父權制偏見。

　　女權主義者分析了特定社會的象征和傳統，并展示了它們是如何延續父權制度的。女權主義者重視口耳相傳的傳說，這樣能夠把歷史上被壓制的婦女的聲音表現出來。這場運動迫使男性和女性都以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對女性的態度和想法，審視自己對女性的行為和言語。這場運動挑戰了各種父權制和反婦女的態度，這些態度甚至敗壞了進步和革命的運動，影響了婦女的參與。盡管還有理論上的困境和不足，但女權主義運動對我們理解當今世界的婦女問題作出了重大貢獻。婦女運動豐富了世界范圍內追求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運動。

　　當代婦女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女權主義者對婦女狀況的理論化。她們進入哲學領域是為了給她們的分析和方法提供哲學基礎。婦女尋求解放的哲學，并與各種哲學思潮發生糾葛，她們認為這些哲學思潮可以為婦女的斗爭提供一種前景。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等各種哲學思潮都被美國和英國的婦女運動積極研究和采納。因此，女權主義者是一個兼收并蓄的群體，根據她們所采用的哲學思潮，她們囊括了各種各樣的方法、觀點和框架。然而，她們都致力于表達婦女的經歷，結束婦女的從屬地位。由于西方的霸權地位，這些思潮的派別也對印度國內的婦女運動產生了強大的影響。因此，對婦女運動的認真研究必須包括對運動中各種理論思潮、派別的理解。

　　女權主義哲學家受到了洛克、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德里達、尼采、弗洛伊德等哲學家的影響。然而，她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總結出，傳統哲學是偏向男性的，其主要概念和理論，其對自身的理解揭示了“一種獨特的男性化的理解世界的方式”。(阿利森·賈格爾)。因此，她們試圖改變傳統哲學。請牢記這一背景，我們已開始著手呈現女權主義者中的一些主要哲學思潮派別。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些不同的思潮派別不是固定的和獨立的。一些女權主義者反對這些分類。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人改變了她們的路線，有些人則成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派別的調和。然而，理解這些廣泛的思潮將是有用的。但在討論這些理論之前，我們先簡要介紹一下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婦女運動的發展。這對于理解女權主義者理論發展所處的環境是很有必要的。

　　2.西方婦女運動概覽

　　西方婦女運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19世紀中期，并在20世紀20年代結束，而第二階段始于20世紀60年代。第一階段以女權主義運動或婦女的政治權利運動而聞名。婦女運動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和民主意識形態擴散的背景下產生的。它出現的背景是當時出現的其他社會運動。在美國，解放黑人奴隸的運動和不斷壯大組織的無產階級的運動是19世紀社會政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十九世紀三十、四十年代，廢奴主義者（那些為廢除奴隸制而競選的人）包括一些受過教育的婦女，他們頂著（上層）社會的反對進行斗爭，要將黑人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柳克麗霞·莫特，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蘇珊·安東尼，安吉麗娜·格里姆都是積極參與反奴隸制運動的女性，她們后來積極參與爭取女性政治權利的斗爭。

　　但是，反奴隸制組織自己卻反對代表它們的女性和其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女性，這強迫女性思考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自身權利。在美國，各州的婦女開始聚集在一起，要求與男性平等的接受普通教育的權利，以及平等的財產權和離婚權。

　　斯坦頓、安東尼等人于1848年召開的塞內卡秋季大會是美國女權運動第一階段的一個里程碑。他們通過了以“獨立宣言”為藍本的“情緒宣言”，要求在婚姻、財產、工資和投票方面享有平等的權利。在這個州際公約制訂后的20年里，他們通過講座、小冊子、簽名請愿等方式進行宣傳活動。

　　1868年，美國憲法（第14修正案版）提出了一項修正案，賦予黑人投票權，但不授予婦女投票權。斯坦頓、安東尼反對這項修正案，但沒有成功阻止它。婦女和廢奴主義者之間發生了分歧。與此同時，工人階級運動也在發展，當時的工會領導對組織女工不感興趣。只有IWW（世界產業工人組織）支持組織女工的努力——她們長時間以極低工資工作。女性服裝工人成千上萬。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一些是女性，在工人中間工作并組織他們。其中包括艾瑪·戈德曼、埃拉·里夫·布盧爾、馬瑟·瓊斯、索杰納·特拉斯。在19世紀80年代，激進的斗爭和鎮壓成為了常態。大多數選舉權運動領導人對工人受剝削不感興趣，也沒有支持他們的運動。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工人階級婦女運動迅速發展。其中1909年近4萬名服裝女工的罷工是一個高潮。在歐洲，女社會主義者非常活躍，像埃莉諾·馬克斯、克萊拉·蔡特金、亞歷山德拉·科隆泰、薇拉·查蘇利奇等女性共產主義領導站在組織女工斗爭的最前線。她們組織了數千名工人婦女，出版了婦女論文和雜志。

　　正是在哥本哈根召開的第二屆國際勞動婦女會議上，德國共產黨人、國際婦女運動的著名領導人克萊拉·蔡特金受到美國女工斗爭的啟發，決定將3月8日定為國際婦女節加以紀念。到19世紀末，美國婦女的處境發生了很大改變。雖然她們仍沒有投票權，但在教育、產權和就業領域取得了很多成果。因此，婦女對選舉權的要求獲得了尊重。但后來該運動轉向保守，將爭取選舉權的問題與其他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分開。他們的主要手段是向參議員請愿和游說等。1914年，愛麗絲保羅回國后，他們開始活躍。保羅引入了英國女權主義者的激進策略，如罷工封鎖、絕食斗爭、靜坐等等。由于他們積極的活動和激進的策略，美國女性在1920年贏得了投票的權利。

　　英國的婦女斗爭起步晚于美國，但在20世紀初，艾米琳·潘克赫斯特與她的女兒以及支持者們采取激進手段以引起社會關注后，運動迅速走向激進。當局為鎮壓他們的要求多次逮捕他們。出于對舊組織的工作方式的失望，他們在1903年組建了“婦女社會和政治聯盟”（WPSU）。這個組織領導了要求選舉權的斗爭。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們向英國政府妥協了。在美國和英國，選舉權運動的領導人都是白人和中產階級，并把這項權利限制在中產階級婦女的范圍內。只有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婦女拒絕把投票權局限于擁有財產的人，并進一步提出了對所有婦女（包括工人階級婦女）的投票權的要求。他們組織了單獨的群眾動員活動，以聲援對婦女投票權的要求。

　　在大蕭條時期、法西斯主義興起和世界大戰期間，婦女運動中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經濟蓬勃發展，中產階級擴大。在戰爭年代，婦女從事各種工作以振興經濟，但在戰后，她們被“勸導”放棄工作，安心做稱職的家庭主婦和母親。這種繁榮和富足的泡沫一直持續到20世紀60年代。黑人的民權運動加劇了社會動蕩，后來又出現了反越戰運動。

　　這是一個大動蕩的時期。中國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產生了影響。大學生參與政治活動增加，正是在這種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氛圍中，婦女運動再次現身，這次的源頭是大學生和教師。

　　婦女意識到了她們在就業、工資以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歧視。消費主義思想也受到了批判。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949年寫過《第二性》一書，但現在它的影響力也衰落了。貝蒂·弗里丹在1963年寫了《神秘的女性》。這本書變得非常受歡迎。她于1966年發起了全國婦女組織，以反對婦女遭受的歧視、爭取平等權利。

　　但婦女自治運動（激進的婦女解放運動）從具有左翼傾向的學生運動中脫穎而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它為黑人爭取公民權利）的黑人學生在1968年的芝加哥公約中清除了白人男女學生，理由是“只有黑人才會為黑人解放而斗爭”。同樣，“婦女解放是婦女的斗爭”的觀點也深入人心。

　　在這種背景下，在1968年6月民主社會學生（SDS）召開的大會上，其女性成員要求婦女解放成為國民議會的一個議題。但回應她們的是一片噓聲和投票否決。該組織中許多女性離開，在芝加哥組建了婦女激進行動機構（WRAP）。新大學會議（NUC，一個要求在美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大學學生和教職工的國家級機構）中的女性組成了婦女組織。芝加哥的馬琳·迪克遜和內奧米·韋斯坦在其中擔任領導職務。舒拉米斯·費爾斯通和帕梅拉·阿倫在紐約發起了類似的活動，并組建了紐約激進女性（NYRW）。她們都拒絕自由主義的觀點——即修改法律和平等的權利修正案將解決婦女受壓迫的問題，而認為整個社會架構必須改變。因此他們稱自己是激進的。他們認為男女混合的團體和黨派，如社會黨、民主社會學生和新左派等將無法為爭取婦女解放而進行斗爭，因此需要一個超政黨的婦女運動。紐約激進女性的第一次公開行動是抗議美國小姐選美比賽，這次行動讓初具雛形的女性運動進入了全國公眾的視野。

　　一年后，紐約激進女性分裂為紅色長襪和女巫（“來自地獄的女性國際恐怖主義陰謀”）兩個組織。紅色長襪在1969年發表了他們的宣言，在這個宣言中，激進女權主義的立場首次清晰地確立起來。“我們認為我們遭受的壓迫來自男人，男性至上是最古老，最基本的統治形式。所有其他形式的剝削和壓迫（種族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都是男性至上主義的延伸：男性主宰女性，少數男性主宰多數男性……”“婦女有力量，人人有政治”成為他們廣泛流行的口號。與此同時，民主社會學生于1968年12月發布了他們對婦女解放的立場的文件。婦女門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辯論。凱茜·麥卡菲和默納·伍德寫了《面包和玫瑰》，闡述了這場斗爭不僅僅是反對資本主義（面包）的經濟剝削，而且還反對女性遭受的心理和社會壓迫（玫瑰）。

　　這一時期，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出現了婦女團體制作的各種報刊，在這些報刊上進行的此類辯論引發了人們的嚴肅思考，并影響了婦女運動的進程和派別。這些團體主要在小圈子里進行思想教育。必須指出的是，所有這些團體都屬于左翼中的托派或“古巴社會主義”。他們反對所有類型的等級架構。在這樣的條件下，女權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和激進女權主義派別出現了。雖然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看它有許多局限性，但它提出了問題，并將婦女受壓迫的方方面面暴露在了陽光下。

　　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期，在美國和西歐，“不同的團體有不同的革命觀。有女權主義者，黑人，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其他主張的革命者，但對這樣或那樣的革命即將到來的信念超越了這些分裂。”芭芭拉·愛潑斯坦如是說。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和激進女權主義者的革命觀相同。在第一個階段，女權主義者正在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關鍵概念，如生產，再生產，階級意識和勞動。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和激進女權主義者都試圖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以適應女權主義者對婦女地位的理解。但1975年之后出現了轉變。系統分析資本主義和整個社會架構的女權主義被取代或重鑄為文化女權主義。

　　文化女權主義基于男女天然不同的假設。它側重于父權制壓迫的文化特征，主要針對這一領域的改革。與激進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不同，它堅決反對任何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并強調父權制是女性受壓迫和導致分裂主義的根源。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女同性戀女權主義成為女權運動中的一個潮流。與此同時，有色人種婦女（黑人女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第三世界女性）對正在進行的女權主義運動提出批評，并開始闡明她們的女權主義。主張同工同酬的、兒童撫養的等工人階級的婦女組織也開始成長。女權主義運動一直局限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中產階級的、受過教育的白人婦女，并且只關注她們所關注的問題，這一點已經很明顯了。這促進了全球或者說多元文化的女權主義的產生。

　　在第三世界國家，婦女團體也變得活躍，但并非所有問題都是“純粹的”婦女問題。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尤其是強奸，一直是一個重大問題，但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還有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貧困和地主的剝削、農民問題、流離失所、種族隔離以及許多其他嚴重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初，后現代主義在女權主義者中流行起來。但是，右翼保守派對女權主義的反動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加強了，這集中體現在反對女權主義者爭取墮胎權利的斗爭。他們還污蔑女權主義摧毀家庭，鼓吹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

　　然而，女權主義觀點廣泛傳播，無數的激進組織，基層的社會和文化機構不斷發展并繼續活躍著。女性的研究成果也廣泛傳播。衛生保健和環境問題一直是這些團體關注的焦點。許多先進的女權主義者都專注于學術工作。與此同時，許多主要的女權組織和小組已成為大型機構，由機構吸收，由工作人員運作，就像任何舊有的官僚機構一樣。群眾運動衰落了。

　　在20世紀90年代，女權主義運動更多地通過這些組織的活動和女權主義者在學術領域的著作為人所知曉。“女權主義已成為一種觀念，而不是一種運動，而且失去了曾經擁有的卓識遠見的品質”，芭芭拉·愛潑斯坦在《每月評論》（2001年5月）中寫道。在20世紀90年代，工人階級以及被壓迫的少數族裔的經濟狀況和中產階級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性別不平等現象持續存在，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為越來越多，全球化對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婦女開始重拾馬克思主義。

　　與此同時，參與過反全球化和反戰運動中一系列政治運動的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進一步加速了婦女覺醒的進程。對西方女性運動發展的簡要概述到此結束，下面我們將分析女權運動中主要理論派別的主張。

　　2.1自由女權主義

　　自由女權主義思想始于18和19世紀，主要思想家有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 1797）、哈麗特·泰勒·米爾（1807-1858）、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1815- 1902），她們在自由主義哲學的基礎上談論婦女的權利。為婦女爭取平權的運動，尤其是爭取投票權的斗爭，主要就是基于自由主義思想。

　　早期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如約翰·洛克，讓·雅克·盧梭，他們為“絕對真理”、“所有人的平等”而呼吁，但這種思想中并不包括女性的平等地位，尤其是政治平等。他們沒有把自由主義理論應用于社會中女性的地位。17世紀發展起來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包括個體的價值和自由這個核心理念。它隨著歐洲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出現，反對基于不平等的封建父權制的價值觀。這是資產階級上升時代的哲學。封建價值觀基于對精英——尤其是君主的舊有權勢的迷信。臣民，下屬都是附屬。他們捍衛等級制度、不平等的權利和權力。與這些封建價值觀相對立，自由主義哲學提出了人類生來平等和自由的信念。“他們倡導一種社會和政治架構，承認‘所有人’的平等，并為他們提供機會平等。這種哲學是嚴謹的理性主義和世俗的，是啟蒙時代最強大和最先進的思想。它的特點是強烈的個人主義。然而，18世紀的著名的自由主義哲學家，例如盧梭和洛克，并沒有把同樣的原則應用于父權制家庭及其中的女性地位。這是自由主義中的父權制偏見殘余。”——奇拉·艾森斯坦因。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屬于英國貴族知識分子中的激進者，支持法國和美國的革命。她在1791年寫了一篇《婦女權利的辯護》，回敬埃德蒙·伯克對法國大革命意義的保守解釋。在這本小冊子中，她反對女性對男性的“自然依賴”的封建父權制觀念，即認為女性是為了取悅男性而創造的，她們不能獨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婦女運動興起之前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思想，她的論證是基于邏輯和理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分析基礎是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相信人類的理性的能力，以及美法兩國革命前出現并貫穿始終的自由和平等觀念。她認為理性是唯一的權威，并認為除非鼓勵婦女發揮其理性的能力并依靠自己的判斷，否則全人類的進步都會受到阻礙。她主要是主張女性接受與男性相同的教育，這樣她們也可以吸收理性思維的品質，并應該有機會學習和過獨立生活。她強烈批評盧梭關于女性教育的觀點。

　　據她說，盧梭關于女性教育應該與男性教育不同的理論，會后天塑造女性的柔弱性格——盧梭的邏輯是：女性接受教育，是為了使她們認識到服從是最高的美德。她的論點也反映了她思想的階級局限；雖然她寫道，來自“普通階級”的女性體現出更多的美德，因為她們工作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是獨立的，并且也相信“最受尊敬的女性是最受壓迫的女性”。

　　她的書在當時甚至在美國都很有影響力。哈里特·泰勒，倫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著名功利主義哲學家詹姆斯·斯圖亞特·米爾的妻子，于1851年寫了《論婦女的選舉權》一文，以聲援美國當時剛出現的婦女運動。她以自由主義明確地反對鼓吹婦女不應爭取權利的人，支持主張男女平權的女性，她寫道，“我們否認該物種的任何部分有權為另一部分做決定，或任何個人為另一個人決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他們的‘合適領域’。全人類能夠達到的最大和最高的領域就是他們的合適領域……”她著重寫道，“世界很年輕，并且剛剛開始擺脫不公正。現在只是擺脫了黑人的奴隸制，難道我們不該想想為女性做的還不夠多嗎？”事實上，19世紀中葉美國誕生的女性運動的自由主義基礎在1848年的《塞內卡瀑布宣言》中體現得很明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這樣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男女生來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的權利不可剝奪;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20世紀60年代末，在女性運動的第二階段中，自由主義思想的主要旗手是貝蒂·弗里丹、貝拉·阿貝朱格、帕特·施羅德。弗里丹1966年成立了全國婦女組織（NOW）。自由女權主義者主要來自婦女權利團體、政府機構、委員會等。他們最初關注的是修改法律，規定婦女在教育、就業等領域的權利。他們還反對基于性別限制婦女的機會平等的社會公約。但隨著這些法律和教育上的障礙開始減小，很明顯，自由主義的在現有體系內修改法律的戰略不足以使婦女獲得正義和自由。他們轉而重點爭取結果平等而不僅僅是機會平等。

　　這意味著要求國家創造更平等的條件，使婦女能夠真正抓住機會。自由女權主義者已經吸納了兒童扶養、福利、醫療保健、失業工資、單身母親特殊計劃等方面的訴求。他們也領導了爭取“平權修正案”（ERA）的斗爭。自由女權主義者的工作是通過全國性組織進行的，因此媒體也注意到了這一點。齊拉·艾森斯坦因等自由女權主義者的一個論點是，自由主義具有解放意識形態的潛力，因為勞動婦女可以通過她們的生活經歷看到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父權制之間的矛盾，后者否定了意識形態所承諾的平等。但自由主義并不是這一階段運動中的有影響力的派別。

　　2.1.1批判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哲學，在資產階級處于上升期的時代誕生在西方封建社會的子宮內。因此，它包括對神圣真理和等級制（社會不平等）的封建價值觀的攻擊。它代表著所有個體的理性和平等權利。但這種哲學是基于極端的個人主義而非集體努力。因此，它催生了一種思維：如果給予所有人正式的法律平等，那么個人就可以很好地抓住機會并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它的問題在于沒有考慮階級差異以及階級差異對人們能獲得的機會的影響。曾經，由主義在打破封建社會和政治制度方面發揮了進步作用。但在工人階級及工人運動壯大后的19世紀，自由主義思想的局限性暴露出來。成為統治階級的的資產階級，并沒有將其所宣揚的權利推廣到窮人和其他受壓迫的群體（如婦女或美國黑人）。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權利而斗爭。婦女運動和那個時期的黑人運動能夠利用自由主義的理論來要求他們的權利。資產階級的婦女處于這一運動的最前沿，她們沒有關注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婦女的權利問題。

　　但隨著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出現，社會主義的各種思潮在工人階級的活躍分子中受到了支持。他們開始質疑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以及自由主義只強調形式平等和個人自由的局限性。在這個時期，自由主義失去了進步性，美國和英國爭取選舉權的主要婦女組織的目的都非常狹隘，并且淪為支持帝國主義和反工人的組織。在當代，自由女權主義者不得不超越形式平等的狹隘范圍，爭取積極的集體權利，如單身母親、囚犯等的福利措施，并主張福利國家。

　　自由主義有以下缺點：

　　1.它側重于個人權利而不是集體權利。

　　2.歷史局限性。它沒有全面了解婦女在歷史中的作用，也沒有對婦女從屬（被征服）的任何分析。

　　3.在沒有具體了解不同階級婦女的狀況及其具體問題的情況下，它所追求的形式平等往往是機械的。因此，它只能夠表達中產階級的需求（來自美國中產階級的白人婦女和印度的上層種姓婦女），但不能代表來自各受壓迫民族、種姓和工人階級的婦女的要求。

　　4.它僅限于要求法律、教育、就業機會、福利措施等方面的改變，而不反思造成父權制歧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架構。因此，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它都是改良主義的。

　　5.它認為國家是中立的，可以借用來支持婦女。事實上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是父權制的國家，不會支持婦女解放的斗爭。國家機器維護從婦女的從屬和低下地位中受益的統治階級的利益。

　　6.由于它只關注法律和國家婦女政策的變化，因此它強調游說和請愿是實現其訴求的手段。自由主義派最常將其活動限制在會議和公約上，以及鼓動簽署請求變革的請愿書。它很少動員婦女大眾的力量，事實上是害怕“激進地”動員大量貧窮婦女。

　　2.2激進女權主義

　　在資產階級女權主義中，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婦女運動的第一階段，自由主義是主流意識形態; 在婦女運動的當代階段，激進女權主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雖然分散在許多方面。許多女權主義的思想和立場可以追溯到激進女權主義上。與自由女權主義采取的保守道路相反，激進女權主義旨在重塑社會并重建其制度，他們認為舊制度天生是父權制的。激進女權主義提出了現代女權主義的核心理論，認為女性在社會中的從屬地位根深蒂固地融入到社會架構中，如果沒有對社會本身進行革命性的改造，就無法打破。他們認為等級制和傳統的權力關系反映了男性的偏見，力圖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非等級和反獨裁的方法取代它。

　　在女權運動的第二階段，在美國，激進女權主義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運動——民權運動、新左派運動和反越戰/和平運動中涌現出來。她們是對這些運動賦予女性的角色以及新左派在其理論、著作和支持者中解決女性問題的方式不滿意的女性。同時，她們都不想維護現有體制。因此，在最初階段，他們的著作是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修改或改寫的一種嘗試。后來隨著激進女權主義運動變得強大，馬克思主義被拋在一邊，整個重點轉向對性/性別系統的分析與和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不相干”的父權制。在當代女權主義階段，他們主要關注女性受壓迫的起源，許多理論書籍都試圖分析女性受壓迫的形式并追溯這種壓迫的根源。然而，需要記住的一件事是：在他們所有的著作中，都只關心自己所在的社會。

　　因此，他們所有的批評、描述和分析都針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美國。1970年，凱特·米利特出版了《性別政治》一書，其中對傳統的政治概念提出了挑戰，并提出了更廣泛的權力關系觀，包括社會中男女之間的關系。凱特認為男女關系是權力關系; 男人對女人的統治是一種社會權力。因此，她將自己的書起名為《性別政治》。在這里，她聲稱人人有政治，這成為女權主義運動的流行口號。“人人有政治”，意思是單個女性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不滿不是由于個人的失敗，而是由于社會制度使得女性在很多方面處于從屬地位，受壓迫。因此，她的感受是政治性的。

　　但事實上，她斷言男女性別關系是社會中所有權力關系的基礎，是在歪曲歷史唯物主義。據她說，這種“社會種姓”（主導的男性和從屬的女性）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無論是種族、政治還是經濟——這是人類的基本情況。其他這些壓迫體系將繼續存在，因為它們在這樣的基本情況下有了壓迫的邏輯的和情感的合法性。根據她的理論，父權制是男性對私人和公共世界的控制。要消除父權制，男女必須消除性別特征，即性別狀態、角色和氣質，因為它們是在父權制下構建的。父權意識形態夸大了男女之間的生理差異，從而使女性處于從屬地位。米利特主張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沒有性/性別系統，男女平等的社會。與此同時，她認為我們的行動必須是漸進的，消除諸如服從（女性的）和傲慢（男性的）等不良性格。凱特·米利特的書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很有影響力，目前仍被認為是現代激進女權主義思想的經典之作。另一位有影響力的早期作家是舒拉米斯·費爾斯通，她在《性別辯證法》（1970）一書中指出，女性從屬地位和男性統治的起源在于男性和女性的生育角色。在這本書中，她篡改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恩格斯曾經寫過，“歷史唯物主義從下列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隨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

　　費爾斯通篡改如下：“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史觀，它尋求最終的原因和所有歷史事件在性別辯證法中的巨大動力：社會分為兩個明顯的用于生殖繁殖的生物階級，和這兩個階級之間的斗爭; 在這些斗爭所造成的婚姻、生育和撫養兒童模式的變化中; 在其他生理上有區別的類（種姓）的連接發展中; 也在基于性別的發展成為經濟-文化階級制度的第一次分工中。”

　　費爾斯通把生殖而非生產當成歷史的動力。此外，她沒有分析女性狀況的社會原因，而是強調了生理原因，并把它作為歷史的動力。她認為，婦女生育的生物事實是婦女在社會中從屬的物質基礎，需要進行生物和社會革命才能實現人的解放。她同樣認為性別差異需要消除，人類必須雙性化。但她在凱特·米利特提出的終結女性受壓迫的方案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她認為，除非婦女放棄其生育角色而不再生育子女，并改變現有家庭的基礎，否則不可能完全解放婦女。

　　因此她說，除非自然繁殖被人工繁殖所取代，傳統的生物家庭被意識家庭所取代，否則兩性之間的生物差別就無法消除。生物家庭是有血緣關系的成員組成的家庭（父母和孩子），而意識家庭——按照她的意思，是按照友誼或便利選擇成員的家庭。她相信，如果這種變化發生，那么現代社會中發展起來的各種人際關系將不復存在。其他的一些作家描寫了歷史上第一次男女之間的社會沖突是如何形成的。“男性是獵人，傾向于制造暴力，他們通過強奸來征服女性。”（蘇珊·布朗米勒）。

　　這些著作為婦女運動中最激進的派別奠定了理論基礎。它不滿足于自由女權主義者做出的改變法律和制造運動的努力。他們推動了深入研究女性迄今為止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育角色的由來、性別差異，并質疑父權制、等級制和壓迫性的社會架構。他們呼吁徹底改造社會。因此，激進女權主義者認為自己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派。他們的基本觀點是性/性別系統是女性受壓迫的原因。他們認為男人與女人的關系與其他社會制度不相干，是最基本的矛盾。因此，他們的整個分析和行動的方向主要圍繞這一矛盾，這使他們鉆進了死胡同。由于關注女性的生育角色，因此他們把建立性別關系和家庭關系作為他們改造社會的核心目標。

　　2.2.1性/性別系統與父權制

　　激進女權主義者的核心觀點是性/性別系統。根據蓋爾·魯賓給出的流行的定義，性/性別系統是“社會將生物性行為轉化為人類活動產物的一系列安排”。這意味著父權社會將關于男性和女性生理上的某些差異作為構建一套男性和女性身份和行為規范的基礎，這些身份和行為規范賦予男性權力，剝奪女性權利，也就是說，男人應該如何以及女人應該如何。據他們說，這是婦女從屬地位的意識形態基礎。社會在某種程度上確信這些文化決定的行為特征是“自然的”。因此他們說，“正常”行為體現的是某個人遵守與個人生理性別相關的社會性別認同和行為的能力。

　　最初的激進女權主義者，例如波士頓小組或“激進紐約”小組堅持凱特·米利特和費爾斯通的觀點，并專門研究女性氣質的概念、生殖、性別角色以及責任（育兒等）如何限制女性作為全人的發展。所以他們提倡雙性化。雙性化意味著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同時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因此嚴格的性別定義角色不會保留。這意味著女性應該有一些男性特征，而男性則有一些女性特征。但到了70年代后期，一部分激進女權主義者否定了雙性化的目標，并認為這意味著女性應該學習男性氣質中的的一些最糟糕的特征。相反，他們提出女性應該肯定他們的“女性氣質”。女性應該更像女性，即強調女性的美德，如相互依存、社區、聯系、分享、情感，身體、信任、不分等級、自然、內在、過程、喜悅、和平和生活等。從這里開始，他們的重點完全錯了——女性應該只與女性聯系，她們應該建立一個女性的文化和制度。

　　即便如此，他們對性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他們認為女性應該成為同性戀者，并且鼓吹“一夫一妻”制的女同性戀關系是女性的最佳選擇。在政治上他們變成了和平主義者。根據他們的說法，暴力和侵略是男性特征，應予以摒棄。女人天生就愛好和平和生命。他們相信自己正在通過創造替代（父權社會的）制度，推動一場革命性的變革。他們開始建立女性俱樂部，制作女性電影，創造其他形式的單女性文化。他們認為一場革命性的社會轉型將逐步發生。這股潮流被稱為文化女權主義，因為它僅僅專注于社會文化，而沒有將文化與社會的政治經濟架構聯系起來。但它成為了激進女權主義的主流派別，并與生態女權主義、后現代主義合流。眾所周知的文化女權主義者有瑪麗蓮·弗倫奇和瑪麗·戴利。

　　2.2.2性取向：異性戀和女同性戀

　　由于男女關系是激進女權主義者宣揚的根本矛盾，因此她們極為關注男女之間的性關系。性行為已經成為大多數激進女權主義者熱衷討論的問題。西方基督教會對于性和墮胎等各種問題一直非常保守，在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更是如此。基督教道德只有在婚后和反對墮胎的前提下才會為性行為辯護。激進女權主義的理論家必須面對這些問題。與此同時，他們也揭露了在父權制社會的性關系（即使是婚姻中）中，女性常常有被支配的感覺。

　　正是在性別壓迫的背景下，異性戀義務、同性戀、性向選擇等諸多問題成為了一個熱門議題。激進女權主義者認為，在父權社會中，即使在性關系和性行為中男性也占上風。第一階段的文化女權主義者將其稱為客體化的性觀念壓迫。父權社會將性視為壞的、危險的和消極的行為，被允許、接受的唯一性行為是婚后異性戀行為。（異性戀是指不同性別的人即男女之間的性關系）。父權制社會強迫人們都成為異性戀，而性少數群體即女同性戀者、異裝癖者、變性者等被認為是不可容忍的。性快感是一種強大的自然力量，父權制社會通過劃分所謂的良好、正常、健康的性行為與不良、不健康、非法的性行為控制了它。

　　但是這兩個派別對性的理解有很大不同，這也影響了他們的訴求和方案。激進女權主義者認為，壓抑性行為是文明力量控制人類行為的最原始，最不合理的方式之一。寬容對女性和男性是最有利的。相反，文化女權主義者認為異性性關系的特點是客體化的觀念，其中男性是主人/主體，女性是奴隸/客體。“異性戀與殖民主義有某些相似之處：即通過暴力維持——特別是當（男性的）家長式作風被拒絕時；將自己對女性的統治描繪理所當然的；以及閹割女性的能力。”——薩拉·露西婭·霍格蘭。這是一種男性針對女性的性暴力。因此，女權主義者應該反對任何使男性的性暴力正常化的性行為。按照文化女權主義者的說法，女性應該根據自己的性取向選擇，而不是男性的，從而重新控制自己的性行為。他們說，女性渴望親密和關懷，而不是性表演。因此，他們主張女性應該拒絕與男性的異性戀關系，并成為同性戀者。而另一方面，激進派的蓋爾·魯賓認為女性必須尋求她們的快樂，而不是用條條框框束縛自己。

　　對于文化女權主義者來說，異性戀就是男性統治、女性從屬的關系，因此它為色情、賣淫、性騷擾和毆打女性開了口子。因此，他們主張女性應該放棄異性戀關系，并進入有情感參與的同性戀關系。

　　文化女權主義者強調需要培養女性潛在的“女性氣質”。女同性戀主義80年代初期在西方女性運動中曾鼓噪一時，但幾年之后又消退了。文化女權主義者的結束女性從屬地位的辦法是終結男女之間的性關系，女性自己形成一個單獨的“階級”。他們是第一個倡導自由的性關系，擺脫自己與男性或女性的任何情感關系的派別。

　　實際上，他們鼓吹的路線將親密的人際關系轉化為商品化的沒有人情味的關系。這就是助長色情和賣淫的第一步。雖然文化女權主義者強烈反對色情內容，但激進女權主義者認為色情內容對于男性對女性的看法并不會產生任何不利影響。相反，他們認為色情可以用來克服性壓抑。即使在生殖技術問題上，雙方也存在分歧。激進女權主義者支持輔助生殖技術（譯者注：指試管嬰兒、人工代孕之類的技術），而文化女權主義者卻反對它。文化女權主義者認為女性不應該放棄母性，因為這是她們唯一擁有的力量。他們一直積極介入由輔助生殖技術引發的道德辯論，如代孕者或親生母親的權利。

　　2.2.3批判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激進女權主義者是把馬克思主義踩在腳下自說自話的。雖然我們將在關于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章節中討論費爾斯通的論點，但這里需要強調一些問題。他們在對物質條件的認識中，將生殖的生理事實和女性的生物角色作為分析的中心點并得出結論，認為這是女性受壓迫的主要原因。馬克思曾寫道，生命的生產和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兩個基本條件。再生產意味著物質再生產和種的蕃衍。但事實上，物種的繁殖是人類與動物王國共享的東西，這不可能成為女性受壓迫的基礎。因為在人類存在的第一階段的數千年中（譯者注：原始公社階段持續了上百萬年，但原文如此），婦女并非從屬于男性。事實上，她們的生殖作用極受重視，因為物種和群體的生存依賴于繁殖。在大多數部落社會中，生育率和生育儀式的重要性證明了這一事實。

　　馬克思主義認為，必然是因為出現了一些物質條件，才導致婦女的地位發生了變化，而且是處于從屬地位。物質條件的重大變化伴隨著大量剩余產品的出現。如何分配這些剩余產品是階級產生的時間點，剩余產品由公社中的少數首領占用。女性此前在生殖中的作用從提高她們地位的原因變成了奴役她們的一種手段。女性所生育的孩子屬于哪個氏族/大家族，變得很重要，正是從這時開始婦女受到限制、女性從屬的父權制家庭出現了，她們在社會中的主要作用變成了為家庭生育孩子。

　　激進女權主義者輕視了歷史發展和歷史事實，把自己對男女矛盾的主觀認識當成固有矛盾和決定實際歷史進程的主要矛盾。從這個中心論點可以看出，激進女權主義的分析完全拋掉了歷史，忽視了政治經濟制度，只關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和文化方面，并把那里的情況當成人類的普遍情況。這是他們的分析和方法的另一個大問題。由于他們把男女關系（性/性別關系）作為社會的中心矛盾，所以他們的分析都是從它開始的，男性變成了女性的大敵。由于他們沒有任何推翻現有社會的具體策略，他們的整個分析都只圍繞著對制度以外的內容的批判——文化、語言、觀念、倫理，而不關心資本主義的事實和資本主義在維持性/性別關系中的作用，因此需要將推翻資本主義包括到婦女解放戰略中。

　　雖然對父權制進行了非常強烈的批判，但他們提出的路線實際上是改良主義的。他們的路線專注于改變角色、性別特征和態度以及道德價值觀，并創造另類文化。實際上，這意味著人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放棄某些價值觀，男人可以通過承認他們是父權制的來放棄侵略性的特征，女性可以嘗試更大膽、更少依賴男性，但是當整個社會制度是父權制的時，在不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這些改良能走多遠是一個他們根本沒有解決的問題。因此，激進女權主義者最終變成了一些小組，試圖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關注人際關系而不是整個社會。雖然他們開始分析整個社會并希望改變它，但他們的指導思想已經把他們帶進了改良主義的歧途。以這種方式解放婦女是不可能的，他們的基本分析本身就錯了。

　　文化女權主義者更進一步強調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本質區別，并聲稱女性特征和價值觀（不是女子氣的）是可取的。這一論點指出男性與女性差異的生物學基礎比社會教育更重要。事實上，這是一個適得其反的論點，因為社會上的保守勢力總是利用這種理論（稱為生物決定論）來證明對一部分人的統治是正當的——奴隸之所以是奴隸，是因為他們有這些特征，他們需要被統治，他們無法照顧自己。女性是女性，男性是男性，他們根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女性和男性的社會角色也不同。這是反動保守勢力反對婦女解放的論點。

　　因此，他們提出的基本論點具有危險的意義，可以并且將會反對婦女爭取變革的斗爭。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是父權制社會的特征，我們必須努力改變這些刻板特征。但它與推翻整個剝削社會有關。在一個父權統治不再存在的社會中，男人和女人將會如何，他們將擁有什么樣的性別特征是不可能預言的。人類將有的特征將與那時的社會類型相適應，因為在社會框架之外不存在“不變的、與生俱來的”人性。尋找這種女性特征就像追逐海市蜃樓，是自欺欺人。

　　通過將異性戀作為批判現行架構的核心點，他們鼓勵女同性戀，從而使婦女運動走進了死胡同。除了建立小型女同性戀團體和創造另類文化之外，他們無法向前邁出一步，更逞論將大量婦女從遭受的剝削和壓迫中解放出來。認為女性與男性完全獨立存在是不切實際和不符合自然的，他們完全放棄了建設更美好的人類社會的目標。這種主張對大多數女性沒有吸引力。

　　客觀上，它是為婦女解放而進行的大量運動的一個分支。支持色情制品和抽象論證“自由選擇”的激進女權主義已經走向反動，為帝國主義者推動的性旅游業提供了借口，帝國主義者將來自被壓迫民族和第三世界各國的數以萬計的婦女卷入了性剝削和無盡的痛苦。在批評反動資產階級和教會的虛偽和壓抑性欲時，激進女權主義則造成了另一種情況——只是進一步疏遠人類彼此，并貶低最親密的人際關系。將性與愛和親密分開，把人際關系變得機械和不人道。

　　此外，他們的論點與女性生活的實際情況和痛苦經歷完全脫離。瑪麗亞·密斯對整個派別進行了批評，總結了他們的路線的錯誤：“通過教育、文化行動、甚至文化革命推動變革是中產階級小市民的典型信條。關于婦女問題，他們的立論點是婦女的壓迫與基本的物質生產關系無關。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女權主義者中更多人抱有這種幻想，他們通常閉口不談資本主義。在許多西方女權主義者眼里，女性的受壓迫植根于父權文明的文化。因此，對于他們來說，女權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文化的運動，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或一種新的意識。”（1986）

　　這種文化女權主義主導了西方女權運動，也影響了第三世界國家的女權主義思想。它與后現代主義思潮很好地結合在一起，并將婦女運動的整個方向從改變婦女生活的物質條件的斗爭導向了對“表征”和符號的分析。他們反對女性應該成為激進力量的觀念，因為她們強調女性的非暴力性質。他們無視歷史上女性在反對暴政的戰爭中扮演的角色。婦女將繼續積極參與旨在結束壓迫和剝削的戰爭。因此，她們將成為斗爭的積極參與者。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看到激進女權主義派使婦女運動走進了死胡同。他們理論和路線的主要錯誤是：

　　1.重視人格特征和文化價值而不是物質條件，采取哲學上的理想主義立場。完全忽視世界的現實形勢物質條件，只關注文化方面。

　　2.以男女矛盾為主要矛盾，從而為分裂主義辯護。

　　3.將生育的自然事實作為婦女從屬地位的原因，并拒絕承認造成壓迫的社會經濟原因，從而鞏固了男女生來不平等的保守主義論點。

　　4.要求女性和男性的“本性”不變。

　　5.忽視婦女之間的階級差異以及貧困婦女的需求和問題。

　　6.宣傳婦女的非暴力性質，阻礙了婦女成為爭取自己解放和社會斗爭的斗士。

　　7.盡管聲稱自己的策略最徹底、最激進，但不能將婦女的解放向前推動半步。

　　2.3 無政府女權主義

　　女權運動受到無政府主義（安那其）的影響，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激進女權主義者最接近他們的觀點。因此，被稱為無政府女權主義的工作主體可以被視為激進女權主義運動的一部分。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所有形式的政府（國家）都是專制的、私有制的和暴虐的。他們設想建立一個沒有政府、沒有等級制度、沒有私有制的社會。雖然巴枯寧，克魯泡特金和其他經典無政府主義者的思想產生了影響，但美國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艾瑪·戈德曼在女權主義運動中尤其具有影響力。出生于立陶宛的艾瑪·戈德曼于1885年移民到美國，是一個在許多服裝工廠工作過的工人，在此期間接觸了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她成為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積極宣傳家，演說家和活動家。在當代女權主義運動中，無政府主義者傳播了艾瑪·戈德曼的著作，她的思想一直很有影響力。

　　無政府女權主義者認為，沒有一種固定形式的無政府主義，但他們有無政府主義傳統的共識，即：（1）對現有社會的批評，關注權力與統治的關系;（2）替代的愿景，平等主義，非專制社會，以及關于如何組織起來的主張，以及（3）從一個人傳播到另一個人的戰略。

　　他們設想了一個確保人類自由的社會，但他們相信個人的自由和社會是一體的。但社會的制度必須能夠使自由成為可能，應該沒有等級制度或權威。他們的觀點不同于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傳統，但最接近激進女權主義者所追求的目標、所從事的實踐。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手段必須與目標一致，革命的過程也是如此。新的制度必須反映新的社會和必須創造的關系。因此，過程和組織形式極為重要。

　　根據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統治地位和從屬地位取決于國家暴力維持的社會等級架構和經濟脅迫（即通過控制財產等）。他們對社會的批判不是基于階級和剝削，也不是基于國家的階級性等，而是集中在等級和統治上。國家捍衛和支持這些等級架構，中央一級的決定強加于等級制度中的下屬。因此，對他們而言，社會等級架構是社會統治和從屬的根源。

　　這也導致了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因為促進和傳播的觀點是官方觀點——統治者的觀點、制度及其流程。無政府主義者批評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根據他們的說法，革命者正在創建層級組織（黨），通過這種組織來實現變革。據他們說，一旦建立了等級制度，高層人士就不可能放棄他們的權力。因此，他們認為，實現變革的過程同樣重要。“在一個等級制的組織中，我們無法學會以非專制的方式行事。”無政府主義者強調“行為宣傳”，他們用這個詞表述模范行為，通過正面的例子鼓勵其他人加入。無政府女權主義者舉例說明了創建各種社區活動的團體，例如在美國經營一家廣播電臺或食品合作社，其中已經探索出了非專制的組織運作方式。他們專門強調沒有等級和統治的小團體。

　　但是這些團體在實踐的運作中，隱藏的專制領導（Joreen）的出現招致了許多批評。遇到的問題包括隱藏的領導、媒體的噱頭、有閑中產階級婦女的人數過多、婦女可加入的任務組缺乏、對表現出主動性或領導能力的婦女的敵意等。當共產黨人提出帝國主義者控制的中央集權國家需要被推翻時，他們承認他們的努力作用很小，需要與他人協調并與他人聯系起來。但他們不愿意考慮建立一個集中的革命組織來推翻國家。

　　大體上根據他們的理論，資本主義國家不應該被推翻，但它必須被超越，“我們如何對抗病態的國家架構？也許最好的答案就是過渡而不是推翻。”——《無政府女權主義宣言》，西倫（1971）。

　　從他們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與革命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不相信推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國家是核心問題，而是傾向于把精力用于組建參與合作活動的小團體。

　　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認為這些活動可以擴展和壯大并逐漸席卷整個社會是一種幻想。他們只會在像美國那樣富足的社會中，被當成一種古怪的外來植物容忍。這樣的群體傾向于以這種方式被社會選擇。

　　激進女權主義者發現這些觀點與他們的契合，并且受到無政府主義組織觀念的極大影響，也有的無政府主義者對組織的觀點和激進女權主義者的融合了。無政府女權主義思想的一個方面是他們對生態的關注，我們發現生態女權主義也是從無政府女權主義觀點中產生的。事實上，西方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積極參與環境問題。

　　2.4生態女權主義

　　生態女權主義也與文化女權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系，盡管生態女權主義者自己也與眾不同。像瑪麗·戴利這樣的文化女權主義者在他們的著作中采用了接近生態女權主義認識的說法。耶涅斯特拉·金，萬達娜·希瓦和瑪利亞·密斯都是著名的生態女權主義者。

　　文化女權主義者在美術、詩歌、音樂和公社中贊美女性對自然的認同。他們認可女性并本能地對抗男性文化。例如，他們是積極的反軍國主義者。他們指責男性參與戰爭，并指出男性的侵略是無視死亡的行為。生態女權主義者認識到了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強調的女性受壓迫的經濟和階級原因，但批評她們忽視了自然統治的問題。女權主義和生態主義是自然反對人類統治的反抗。他們要求我們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包括我們自然的本身。

　　在生態女權主義中，自然是分析的核心范疇——自然的相互支配——心理和性欲、人類和非人類的壓迫，以及女性在其中的社會歷史地位。根據耶涅斯特拉·金的說法，這是生態女權主義的起點。據她所知，在實踐中，女性一直站在保護自然的斗爭的最前沿——奇普科-安多蘭的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據說村里婦女緊緊抓住樹木，以阻止承包商在特里-加瓦爾砍伐樹木。

　　生態女權主義中有許多分支。有的宗教生態女權主義者把唯靈論奉為圭臬，而世俗生態女權主義者則堅持積極干預以阻止破壞性的行為。他們說自然-文化的二元對立必須被消解，我們與自然的統一才會出現。除非我們都生活得更加簡樸，否則有些人將無法生活。根據他們的說法，在保護地球的運動中也有人發展的空間。生態女權主義者中有一個反對強調自然-女性聯系的分支。據他們說，婦女必須盡量減少參與社會建構并在思想觀念上加強與自然的特殊聯系。目前世界分為男性和女性（文化和自然）;必須消解文化建構的男人和自然建構（育兒和生育）的女人，而要統一強調。男人必須把文化帶入自然，女人應該把自然融入文化。這種觀點被稱為社會建構主義生態女權主義。像沃倫這樣的思想家認為將女性與自然聯系起來是錯誤的，因為男性和女性同樣屬于自然而且同樣具有文化性。密斯和希瓦結合了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見解（資本主義父權制的角色）；以及世界女權主義者的見解——她們認為女性在世界各地的日常工作中更多地關注自然；以及后現代主義對資本主義使文化傾向于同質化的批評。

　　他們相信世界各地的女性都一樣能與資本主義的父權制及其產生的破壞作斗爭。以婦女與破壞生態的工業或軍事利益做斗爭以保護賴以生存的環境為例，她們得出的結論是：婦女將站在保護生態斗爭的最前沿。他們主張維持生存的觀點，人們不得生產超過滿足人類需求所需的產品，人們利用自然應該不超過自身需要，生產不是為了賺錢而是滿足社會需要，男人和女人應該培養傳統的女性美德（關懷，同情，養育）。因為只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能夠與自然和平相處，維護國家、世代和男女之間的和平”，才能從事自給自足的生產。“婦女本質上是非暴力的”，她們聲稱并支持這一點。他們被認為是生態女權主義者的變種。

　　但是，萬達娜·希瓦支持自給農業的理論依據實際上是反動的。她對綠色革命及其整體影響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是從一種對婦女和自然的“西方父權制暴力”的角度分析的。她用非西方智慧反對西方的父權制、理性和科學。帝國主義者利用農業科學的發展強迫農民增加產量（以避免紅色革命），并與種子，肥料，殺蟲劑等農業的跨國公司市場緊密聯系。

　　但希瓦完全拒絕農業科學，不加批判地捍衛傳統習俗。她聲稱傳統的印度文化與普魯沙和普拉克里提的辯證統一優于西方的人與自然、人與文化等哲學二元論。

　　因此，她聲稱，在這個生產是為了維持生計的文明中，為了滿足人們的重要基本需求，婦女與自然有著密切的聯系。綠色革命打破了女性與自然之間的這種聯系。事實上，希瓦正在贊美的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民經濟、封建制度和極端不平等。在那種經濟形勢下，婦女在艱苦的勞動中長時間勞作，而自己的工作得不到承認。她沒有考慮到達利特（賤民）和其他較低種姓婦女的情況，她們在當時的封建地主的田地和房屋里辛苦勞作，大部分時間都遭受虐待、性剝削和無償勞動。

　　此外，“維持生計”并不是基于所有人的生活需要，事實上，在這個“光榮”的前資本主義時期，婦女甚至被剝奪了基本必需品，她們沒有任何生產資料，也不是獨立的。這種缺乏獨立性被她和密斯解釋為第三世界女性拒絕自決和自主，因為她們重視與社會的聯系。如果婦女們支持的社會制度包含任何其他選擇，那么就被希瓦視為有意識地拒絕自我決定。實際上，他們以生態女權主義的名義和反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名義維護父權制的前資本主義生存經濟。在科學和傳統之間制造了一種錯誤的對立。

　　這是一種文化主義或后現代主義的形式，是捍衛第三世界社會的傳統父權制文化的，反對以攻擊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名義發展群眾。我們反對唯利是圖的帝國主義農業企業對農業技術（包括轉基因種子等）的破壞性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推動，但并不反對將科學和農業技術用于改善農業生產。在現階級關系下，即使是科學也是帝國主義的女仆，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制度下并非如此。

　　重要的是保留我們傳統中的積極因素，但把傳統全盤接受、大肆吹捧，是反人民的。生態女權主義者將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理想化，也缺乏階級觀點。無論是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像印度這樣的落后國家，上層階級的婦女幾乎都沒有表現出對自然的敏感性，因此她們沉迷于帝國主義炮制的全球消費主義文化。他們認為帝國主義不是世界范圍的剝削制度。他們沒有改變自己的特權和基本生活方式以減少對環境的破壞的意愿。對于農民婦女來說，生態破壞給她們的勞動帶來了無盡的麻煩，比如為牛采購燃料，水和飼料。由于大型項目占據她們的森林和土地而造成的流離失所也嚴重影響了她們。

　　因此，這些問題可以而且已經成為在斗爭中動員她們的關鍵。但是，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女性與男性相比具有保護自然的“天然”傾向。反對壟斷資本主義無情地破壞自然的斗爭，是一場政治斗爭，是人民的問題，全體人民——男人和女人都必須參與其中。雖然生態女權主義者引用了奇普科的斗爭作為例子，但實際上在我們國家還有很多其他的斗爭，其中無論男女都對生態問題及有關他們的權利的事情非常關心。

　　納爾馬達的騷動、奧里薩邦村民對大型采礦項目的反對、反對核導彈項目，或者巴斯塔爾和賈坎德邦的部落反對大型鋼鐵項目毀壞森林的斗爭就是這樣的例子。

　　2.5社會主義女權主義

　　20世紀60年代，當自發的婦女解放運動出現時，積極參與新左派、反越戰學生運動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婦女加入了它。在運動中提出的女權主義論點的影響下，他們對自己在廣泛的民主運動中的作用提出了質疑，并對新左派——他們身處其中——提出的婦女問題進行了分析，這些分析基本上是批判蘇聯和中國的、托洛茨基修正主義傾向的。雖然他們批評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無視女性的問題，但與激進女權主義派不同，他們并沒有脫離社會主義運動，而是熱衷于將馬克思主義與激進女權主義思想結合起來。其中也有很多派別。

　　一派是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他們將自己與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區分開來，因為他們更緊密地追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著作，并將他們的分析集中在女性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受的剝削。另一派是那些關注如何通過育兒實踐創造性別認同的人。他們專注于心理過程，受弗洛伊德的影響。他們也被稱為精神分析女權主義者。但所有人都使用女權主義這個詞。

　　一些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參與嚴肅學術和政治活動的女權主義者也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既表達了他們與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區別，又表達了對女性問題的認真態度。瑪利亞羅莎·達拉·科斯塔等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和意大利女權主義團體的其他女權主義者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家務勞動進行了理論分析。達拉·科斯塔詳細論述了在家庭工作中婦女就變成了工人，是一種商品（勞動力）。

　　因此，根據他們的觀點，認為家庭工作只創造使用價值是錯誤的。家庭工作也創造交換價值——勞動力。當家務勞動的工資訴求出現時，達拉科斯塔主張把它作為一個戰術行動，讓社會意識到家務勞動的價值。雖然大多數人不同意他們的結論，即家務勞動創造了剩余價值并創造了對家務勞動的工資需求，但他們的分析在世界各地的女權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圈子中引起了大量討論，并提高了對家務勞動如何服務于資本的認識。大多數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對此訴求持批評態度，但對此進行了長時間的爭論。最初（70年代初）家務勞動問題是他們討論的一個重要部分，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很明顯，很大一部分婦女在家庭外工作，或者部分時間在家庭外工作。

　　到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45％的勞動力是女性。此后，他們的研究重點轉向他們的國家的婦女勞動力的狀況。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分析了美國女性在工作和工資方面的受歧視程度。工作中的性別隔離（婦女集中在低工資的某些類型的工作中）也已經詳細記錄。這些研究有助于揭示資本主義的父權制本質。但是，就本文而言，我們只關注他們的對婦女受壓迫和資本主義的理論立場。我們將采用海迪·哈特曼提出的一個立場，叫做“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的不幸婚姻：建立更加進步的聯盟”，以了解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基本立場。

　　根據海迪·哈特曼的說法，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是兩種已經結合的分析體系，但它們的“婚姻”卻不幸，因為只有馬克思主義以其對資本的分析能力占主導地位。但據她所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對歷史發展和資本的分析，但沒有分析男女關系。她說，男女之間的關系也是由父權制度決定的，女權主義者對此進行了分析。

　　對馬克思主義和作為歷史社會制度的父權制都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是認識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女性在其中的地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何形成以及父權制如何塑造資本主義這四個問題所必需的。她在婦女問題上批評馬克思主義說，馬克思主義解決婦女的問題時只涉及經濟制度。她說女性被視為工人，而恩格斯認為，如果女性進入生產階段，性別分工將會瓦解，婦女生活的一切方面就會只與資本主義制度如何延續相關。即使是關于家務勞動的研究也涉及到女性與資本的關系，但不涉及男性。雖然馬克思主義者意識到女性的痛苦，但他們只關注私有制和資本，將其作為女性受壓迫的根源。但據她說，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沒能考慮到男性和女性對資本主義感受的差異，并認為父權制是更早時期遺留下來的。她說，資本和私有制不會把婦女當成女性壓迫;因此它們的廢除不會結束婦女的壓迫。恩格斯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正確地分析家庭中婦女的勞動。從她的家務中得益的不僅有資本家，也有男性。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不應忽視這一關鍵點。由此可見，男性有維持女性的從屬地位的物質利益動機。

　　她的分析進一步認為，雖然馬克思主義幫助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雇傭方式、意識形態及主要概念，如產業后備軍。但工人、階級是無視性別的，因為它不管誰將填補工作空位，即誰將是工人，誰將成為產業后備軍等等。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任何人，無論是什么性別、種族、國籍，都可填補崗位。他們說，這就是婦女所面臨的問題。

　　一些女權主義者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分析了婦女的工作，但卻對其進行了修正。例如，朱麗葉·米切爾分析了女性在市場上的工作、再生產、性行為和撫養孩子的工作。據她聲稱，市場上的工作是生產，其余的是意識形態。米切爾認為，父權制在生殖、性和育兒三座大山中張牙舞爪。她對男女如何形成基于性別的人格進行了精神分析研究。根據米切爾的說法，“我們在分析兩個獨立的問題：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和父權制的意識形態模式。”

　　哈特曼不同意米切爾認為父權制只是意識形態、沒有獨立的物質基礎的觀點。據她說，父權制的物質基礎是男性對女性勞動力的控制。他們通過阻止婦女接觸社會的生產資料（剝奪她的生活工資）和限制她們的性取向來控制她們。她說這種控制不僅在家庭內，也在工作場所中。在家里，她為丈夫服務，在工作中，她為老板服務。這里一定要注意哈特曼沒有區分統治階級的男性和其他男性。哈特曼的結論是，沒有純粹的父權制，也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在整個社會中以組織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因此就有了她所謂的父權制資本主義。

　　據她說，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之間關系緊密。她認為馬克思主義低估了父權制的力量和靈活性，高估了資本的力量。人已經適應了父權制，資本在早期生產方式中具有靈活性，并且已經使人們適應了資本積累的需要。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作用和在家中的工作取決于性別分工，資本主義將婦女當作次要的工人加以利用并借以分化工人階級。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不同意哈特曼的雙重制度理論，即兩個獨立制度，一個是生產領域的資本主義，另一個是生殖和思想領域的父權制。例如艾麗絲·揚，她認為哈特曼的雙重制度把父權制當作一種永恒現象，在資本主義之前存在，并且在每個存在過的社會中都使其成為歷史的，這傾向于文化和種族偏見。艾麗絲·揚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認為只有一種制度，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父權制。

　　根據艾麗絲·揚的說法，可以用來分析這一問題的概念不是階級——因為它與性別無關，而是分工。她認為，基于性別的分工對于生產關系的架構至關重要。

　　在最近更有影響力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中，瑪麗亞·密斯（她已經成為一個生態女權主義者）也專注于分工——“男女之間的等級分工及其變動構成了主導生產關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即特定時代和社會以及更廣泛的國家和國際勞動分工的階級關系。”

　　據她說，唯物主義的解釋要求我們分析女性、男性和自然之間作用的本質，并通過它來建構人性與社會性的本質。在這段中，她批評恩格斯沒有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女性特質和男性特質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的定義。因此，在早期她所謂的母系社會中，女性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她們是生產性的——生活中的積極生產者。在資本主義情形下這種狀況改變了，她們是家庭主婦，沒有任何創造性和生產性。婦女作為孩子和母乳的生產者、收集者和農民，與自然的關系不同于男性。男人通過工具與自然聯系。男性的至高無上不是來自卓越的經濟貢獻，而是來自于他們發明了破壞性工具，通過這些工具，他們統制著女性、自然和其他男性。她補充說，這是建立父權關系的經濟基礎。男人們學會了在父權制中扮演的角色。他們對武器以及男性在生殖中的作用的知識的壟斷導致了勞動分工的變化。婦女作為食物收集者或生產者不再重要，她們的任務只是生孩子。因此，她的結論是，“我們可以將男女之間的不對稱分工歸因于這種掠奪性的生產方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侵占，這是基于男性對控制手段的壟斷，包括武器，以及通過暴力建立和維持兩性之間永久的剝削和支配關系。”

　　為了維護它，家庭、國家和宗教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密斯說我們應該拒絕生物決定論，但她自己也轉向了它。他們，例如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一些社會變革建議，都是針對男女關系的轉變和撫養子女的責任。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所關注的核心是生殖自由。這意味著女性應該決定是否要生孩子以及何時生孩子。

　　生殖自由包括安全避孕措施權、安全墮胎權、日托中心、可照顧兒童的體面工資、醫療保健和住房。它還包括性選擇自由;這是讓孩子超越社會文化規范，即只能在一男一女的家庭中撫養孩子的權利。在這種家庭之外的婦女也應該被允許擁有和養育子女。從長遠來看，育兒必須從女性的任務轉變為男女共同的任務。婦女不應因無子女或因做母親而受苦。但他們認識到，為了保證以上所有要求的實施，社會的工資分配必須改變，婦女的角色必須改變，強制性的異性戀必須結束，照顧兒童必須成為社會性的任務，而這一切在資本主義制度內是不可能的。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不是單獨的，生育方式必須一起轉變。

　　后來的作家中，格爾達·勒納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她的著作《父權制的產生》中，她詳細解釋了父權制的起源。她辯稱，這是一個歷史過程，不是歷史上的一個時刻，不是因為某一個原因，而是一個超過2500年的過程，從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600年。她指出，恩格斯在他的開創性工作中為我們認識女性在社會和歷史中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貢獻。他規定了未來一百年的主要理論問題。他提出了關于婦女從屬地位的歷史性的命題，但他無法證實他的命題。根據她對古代社會和國家的研究，她得出的結論是：私有制的基礎是男性對女性的性和生殖能力的占用;它先于私有制。

　　世界上第一批國家（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以父權制的形式組織起來。古代法律將婦女的性從屬關系（男性控制家庭）和奴役制度化，并以國家權力強制執行。這是通過暴力、婦女的經濟依賴和上層婦女的階級特權來實現的。她通過對美索不達米亞和其他古代國家的研究，追溯了思想、符號和隱喻是如何發展的，通過這種發展將父權制的性/性別關系納入了西方文明。男人學會了如何通過統治自己的女人來統治社會。但是女性繼續在女神崇拜中扮演女祭司、治療師等重要角色。直到后來才發生了婦女的宗教地位沒落。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和機械馬克思主義者、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經濟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等派別使用一樣的術語，“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注于研究和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但與他們都截然不同。他們批評所有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把反對婦女壓迫的斗爭視為反對資本主義斗爭的核心方面。根據他們的說法，組織婦女（女權主義組織項目）應該被視為社會主義政治工作，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必須包括女權主義的方面。

　　2.6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婦女解放戰略

　　在追溯美國左翼運動與女權主義運動之間的歷史關系之后，哈特曼堅定地認為，除非女權問題得到解決，否則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不可能取得成功。她提出了一個戰略：首先，社會主義的斗爭必須聯合不同的利益群體（例如，婦女的利益不同于一般的工人階級利益）；其次，婦女不能相信男人會在革命后解放他們。婦女必須擁有自己的獨立組織和權力基礎。艾麗絲·揚也支持自治婦女團體的組建，但認為沒有哪個女性的問題是與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沖擊無關的。

　　在這個戰略中，她認為沒有必要建立一個先鋒隊以使革命成功，婦女團體必須獨立于社會主義組織。賈格爾在以下這段文字中，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目標是推翻資本主義父權制的整個社會秩序——在其中婦女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被異化。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戰略是支持一些男女混合的社會主義組織。但也建立獨立的女性團體，最終是一個獨立的女性運動，致力于摧毀資本主義和破壞男性統治地位。婦女運動將加入與其他革命運動的聯盟，但它不會放棄其組織獨立性。”

　　他們為反資本主義和反對男性統治進行了煽動和宣傳。由于他們將生殖確定為婦女受壓迫的基礎，他們將其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基礎概念。因此，他們認為，許多正在熱議的問題，如反對強奸、性騷擾和合法墮胎的斗爭都是反資本主義的，也是對男性統治的挑戰。他們支持發展鼓勵集體精神的婦女文化的努力。他們還支持建立替代制度的努力，如醫療保健設施、鼓勵社區生活或某種形式的中途安排。在這方面，他們接近激進女權主義者。但與激進女權主義者不同的是，后者認為這些設施應該使女性能夠擺脫父權制、白人文化進入自己的避風港，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并不認為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這種撤退是可能的。簡而言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將其視為組織和幫助女性的一種手段，而激進女權主義者則將其視為與男性完全分離的目標。像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一樣，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認為改變家庭架構——他們所謂的女性受壓迫的基石——的努力，必須從現在開始。所以他們一直在鼓勵社區生活，或者某種中間道路，在那里人們試圖在工作分配中克服性別差異，共同照顧孩子，女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可以共同生活。

　　盡管他們知道這只是局部的改變，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法取得成功，但他們認為做出努力是很重要的。激進女權主義者斷言，這種安排是“生活在革命中”。這意味著這種行為本身就是革命。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意識到轉型不會慢慢到來、會有一段時間的動蕩，但這些都是準備工作。所以這是他們的首要任務。

　　激進女權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都受到黑人婦女的尖銳批評，因為他們基本上忽略了黑人婦女的狀況，并將所有分析集中在中產階級白人婦女的情況和理論上。例如，約瑟夫指出了從未被認為是“女性”的黑人奴隸女性的狀況。在田地和種植園中、勞動和懲罰中，她們被當成男人驅使。黑人家庭永遠無法在奴隸制條件下穩定下來，黑人奴隸男子幾乎無法主宰自己的女人。后來，黑人婦女被迫謀生而工作，許多人都做了富裕白人家庭的傭人。她們在那里面臨的騷擾和長時間工作，使她們的經歷與白人女性的經歷大不相同。因此，他們不同意家庭是壓迫根源的概念（對于黑人來說，家庭是抵抗種族主義的來源），以及女性對男性的依賴（黑人女性很難依賴于黑人男性，因為他們的失業率）和婦女的生殖角色（她們通過在白人的家庭就業來創造白人勞動力和孩子）。種族歧視對她們來說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情況，這使她們與黑人男性而不是白人婦女結盟。而白人女性自己也在繼續宣揚種族主義，女權主義者應該反思自己。最初，黑人婦女幾乎沒有參加女權主義運動，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黑人女權主義運動逐漸形成，它試圖將反對男性統治的斗爭與反對種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結合起來。來自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的類似的批評產生了女權主義中稱為全球女權主義的派別。在這種背景下，后現代主義也在女權主義者中找到了追隨者。

　　2.6.1批判

　　基本上，如果我們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主要理論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激進女權主義理論結合起來，而他們的重點是證明女性受壓迫是社會斗爭的核心和動力。理論著作主要集中討論歐洲和美國，他們關注的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情況。他們所有的分析都與他們國家的資本主義有關。甚至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僅限于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學的辯證法。

　　人們傾向于認為全世界都應該推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和制度。例如，在封建時期較長的南亞和中國，我們看到那里的女性在封建時期的受壓迫情況要嚴重得多。毛主義者對印度婦女問題的看法也將父權制視為一種在整個階級社會中壓迫婦女的制度。但他們沒有將其看作具有獨立運動規律的系統。他們的理解是父權制在不同的社會中由于其發展水平和特定社會的具體歷史和條件而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 統治階級曾經并且正在利用它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因此，父權制不是孤立的敵人。

　　統治階級，無論是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封建統治者還是他們控制的國家，都同樣是婦女的敵人，因為他們維護和延續了父權制家庭、性別歧視和社會中的父權意識形態。毫無疑問，他們得到了普通男性的支持，他們吸收了重男輕女的思想，這是統治階級和壓迫女性的思想。但普通男性和統治階級的地位無法相提并論。強調生殖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低估了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的重要性。關鍵問題是，如果婦女沒有掌握生產資料、生產必需品和財富的手段，那么婦女的從屬地位如何能夠結束？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雖然這可以在實踐中基于性別分工的背景下加以考慮，但重點在于異性戀家庭內部的關系和父權制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觀點強調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作用，她們失去社會生產中的重要作用是她們在階級社會中處于從屬地位的基礎。因此，我們關注的是如何組織特定社會中的勞動分工，生產資料與勞動本身的關系，從而了解統治階級如何利用婦女并迫使她們從屬。父權制加劇了對婦女的剝削并降低其勞動價值。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支持費爾斯通提出的論點，強調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以構建她們的整個論點。他們引用以下恩格斯的話：“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蕃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在這段話的基礎上，他們指出，在恩格斯的分析和研究中，只關注生產而完全忽視生殖。恩格斯的話給出了社會形態的基本框架。歷史唯物主義，我們對歷史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在不考慮其他方面的情況下孤立地理解。事實是，在整個歷史中，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忽視了這一點、并斷言婦女在生育領域的作用是核心方面、是應該首要關注的問題，事實上是接受父權制的論點——統治階級認為女性在生育中的社會角色是最重要的，沒有之一。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在分析中也歪曲并抹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概念的意義。費爾斯通說（像哈特曼這樣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也這么認為）生殖是基礎的一部分。由此可見，與之相關的所有社會關系必須被視為家庭基礎、其他男女關系等的一部分。如果所有經濟關系和生殖關系都是基礎的一部分，那么基礎的概念就會變得過于廣泛。它完全失去了意義，不能成為一種分析工具。性別分工一直是分析特定社會經濟架構中重男輕女偏見的有用工具。但是，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提出性別分工概念比私有財產更有用，這在歷史和分析上都令人困惑。第一次分工是男女之間的分工。這是由于自然或生物原因——婦女在生育孩子中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之間的不平等——一種性別對另一種性別的統治。

　　女性在部落生存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她們所做的食物收集、發現可種植的植物并培養、馴化動物對于部落的生存和進步至關重要。與此同時，進一步的分工不是基于性別的。新工具的發明、馴養動物的知識、陶器、金屬工具、農業的知識，這些以及更多的知識技術促使了更復雜的分工。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整個社會及其架構——氏族和親屬架構的發展，與其他部落的交流和沖突以及對正在開發的生產資料的控制的背景下考量。隨著剩余產品的產生、戰爭和對其他可以勞動的部落的征服，婦女退出社會生產的過程似乎已經開始。

　　這導致了生產資料的集中和部落首領開始占有剩余產品，這顯然是男性的統治。無論對生產資料的這種控制是否仍然是共同形式，或者它是否以私有財產的形式發展，無論當時的階級形成過程在不同的社會中是否完全不同或部分不同，我們必須研究特定社會的特定事實。基于他那個時代的信息，恩格斯追溯了西歐在古代的上述過程，我們在自己的社會中追溯這一過程。父權制的全面形成，即觀念限制婦女退出社會生產、而只能在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中生兒育女，只有在階級社會全面發展、國家出現之后才能實現。

　　因此，性別分工這一事實并不能解釋不平等。斷言基于性別的分工，而不是階級，是女性受壓迫的基礎，也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沒有找到一些社會的，物質上的不平等原因，我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的論點，即人類有追求權力和統治的內在動機。這種說法是自我矛盾的，因為這意味著爭取平等沒有意義，永遠無法實現。撫養兒童的任務本身不是造成這種不平等的原因，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它是一種在原始社會中受到稱贊和歡迎的角色。必然是其他物質原因導致了這個原因的出現，而激進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并沒有探究更深的原因。

　　在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揭示了社會中的父權文化，例如母性的神話。但是，他們中一些人只片面強調關注意識形態和心理因素，使他們忽略了這種意識形態和心理所依托的更廣泛的社會經濟制度。在組織問題中，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正在追隨激進女權主義者和無政府女權主義者。他們已經明確地制定了戰略，但這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這是完全改良主義的戰略，因為它沒有解決如何從這個戰略中誕生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如果按照他們所認為的，社會主義黨/共產黨不應該這樣做，那么婦女團體應該提出一個如何推翻壟斷資產階級男性的戰略。他們將實際活動限制在組織小組、建立替代社區、進行一般宣傳和圍繞特定需求進行動員。這是一種經濟實踐形式。這些活動本身對于組織基層人員是有用的，但這些活動還不夠推翻資本主義并推動婦女解放的進程。這需要進行涉及與國家對抗的重大組織工作——情報和武裝力量。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從某種意義上說，把它留給了他們批評的修正主義者和革命政黨。因此，他們的整個方針是改良主義的，在現行制度內進行有限的組織和宣傳。激進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派別的大量理論家已經被高薪、中產階級的工作所收買。在大學中，這體現在他們寫作中的精英主義和他們與群眾運動的距離上。它也反映在一個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國家理論領域中，“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大學和大學附近工作的許多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不僅已經完全融入中產階級，而且還放棄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

　　2.7后現代主義和女權主義

　　來自非白人婦女的女權主義者的批評導致一部分女權主義者走向了多元文化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從存在主義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那里繼承了觀點，他們認為女性是“他者”（與主流文化相對立的群體叫他者，例如賤民、原住民、女性等）。后現代女權主義者正在贊美他者的立場，因為他們認為他者能夠洞察她所不參與的主流文化。因此，女性可以批評主流文化強加給每個人的規范、價值觀和活動。他們認為研究應該面向正在被研究的人——被統治者的價值觀。后現代主義在學術界很受歡迎。他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女人沒有固定的類別，自我被各種身份的劃分所分散——性別、階級、種姓、民族、社區、種族。這些不同的身份具有內在價值。因此，這成為一種形式的文化相對主義。

　　因此，例如，實際上不存在單純的女性類別。女人可以是自我的身份之一，也可以是其他人。可以有一名賤民婦女、一名賤民妓女、一個上層階級婦女等。由于每個身份本身都有一個價值，因此對所有人都有的身份，它的價值沒有重要意義。以這種方式看，集體政治活動沒有共同空間。婦女的概念幫助婦女團結起來、共同行動，但這種身份政治的分裂程度超過了它的統一程度。這種統一是建立在最狹隘的基礎上的。

　　后現代主義者鼓吹差異和身份，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關注一個“整體”階級。進一步地，后現代主義認為語言（至少西方語言）沒有反映現實。他們相信身份是通過“話語”建構的。因此，在他們的理解中，話語構成了現實。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語言的“解構”上。嗐，這使得人們“一無所有”——沒有確切存在的物質現實了！這是極端主觀主義的一種形式。后現代主義女權主義者專注于心理學和語言。后現代主義與法國大哲學家福柯結盟，反對他們所謂的“權力關系”。但是這種權力概念是分散的，并沒有明確界定。

　　誰掌握了權力？據福柯說，權力只是在基層一級，所以對權力的抵抗也只能是地方性的。這不是非政府組織運作的基礎——非政府組織是將人們組織起來反對一些地方腐敗勢力，并使上層權力，即中央政府和國家政府做出調整。實際上，后現代主義極具分裂性，因為它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并且在沒有任何理論框架的情況下賦予了身份相對很大的重要性，旨在理解身份形成的歷史原因并將各種身份聯系起來。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像WSF這樣的非政府組織中，每個人都在慶祝自己的身份——女性、妓女、同性戀、女同性戀、原住民、賤民等等，但沒有任何理論可以讓他們全面了解、接受共同的策略。每個群體都會抵抗自己的壓迫者，因為它能感覺到它們的存在。有了這樣一個論點，從邏輯上講，就不需要組織了，充其量只要有地方一級的自發組織和臨時聯盟就行了。按照他們的理解所主張的“組織”就是再造權力——等級和壓迫。大體上，他們是讓個人只為自己抵抗，反對聯合的有組織的抵抗和武裝抵抗。

　　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者卡羅爾·斯塔比爾說：“反組織的偏見是后現代主義一攬子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家和女權主義者來說，組織任何哪怕最臨時和最自發的聯盟，都會重現壓迫、等級和難以控制的統治形式。資本主義極其有組織的事實他們幾乎視若無睹，因為個人抵制多元分散的權力形式。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正如二十年前出現的Joreen（隱形領導）那樣，無組織會產生其自己的暴政。因此，意圖取代任何有組織的政治的后現代主義社會理論，給我們兜售的多元主義、個人主義、個人代理以及最終完全個人化的藥方，這些藥方從未——也絕不會——能夠解決架構性問題。”（1997）

　　后現代主義者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等僅僅看成是一種形式的權力，這并不奇怪。雖然發達國家的后現代主義在印度這樣的半殖民地社會中可能找不到，但許多資產階級女權主義者卻受其影響。他們站在官僚主義和等級制度的立場上對革命和修正主義組織的惡毒攻擊也反映了近年來后現代主義的影響。

　　2.8總結

　　我們簡要介紹了當代女性主義運動在西方發展起來的主要理論派別。雖然與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內部的爭論在20世紀70年代占主導地位，但到了20世紀80年代，文化女權主義及其分裂主義毒瘤，和對文化上的女性受壓迫的情況的關注漸漸抬頭。性別選擇和婦女生育角色問題在女權主義界的辯論、討論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許多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也重視這些問題，盡管不是以文化女權主義者的極端形式。異性戀家庭的轉變成為資產階級女權主義運動的主要呼吁，其中較為活躍的份子也試圖將其付諸實踐。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可能已經設想以這種方式改變整個社會制度，但事實上它已成為他們試圖理論化的改良主義方案。

　　后現代主義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產生影響。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馬克思主義再次成為女權主義分析中的重要理論。用這種批判地看待女權主義運動的發展的思想（特別是激進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派）從理論上分析了女性受的壓迫、他們所提供的解決方案以及他們為推動這一運動發展所制訂的的策略之后，我們可以說，他們理論中的缺陷導致他們的解決方案只能使女權運動陷入死胡同。盡管該運動引起了強烈的關注，并且得到了正在認識自己的訴求和問題的婦女的廣泛支持，但這一運動無法發展成一個基礎廣泛的運動，一個不僅包括中產階級、還包括工人階級和受壓迫種族的成分的運動。

　　他們的理論和策略的主要缺點是：

　　1.在生育角色中尋求女性壓迫的根源。由于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是由生物學決定的，因此它是無法改變的。不是把社會原因確定為婦女受壓迫的起源，而是盯著生物學上的死的因素，從而陷入生物決定論的泥坑。

　　2.關注婦女在父權制核心家庭的生物學角色，并把這當做婦女受壓迫根深蒂固的社會基本原因。因此，他們把反對異性戀家庭作為反對女性受壓迫的主要任務。結果，決定家庭存在和家庭形成的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架構被忽視了。

　　3.以男女矛盾為主要矛盾。將注意力集中在改變性/性別系統這一男女被后天培養的性別角色上。這意味著只盯著社會生活的文化和心理方面，而忽視產生和維系父權制文化的更廣泛的政治和經濟力量。

　　4.強調男女之間的心理/人格差異是生物的，并倡導婦女的分裂主義。過分強調婦女的性解放，提倡男女分開社交、分開生活和女同性戀。從本質上講，這意味著這種女權運動僅限于小團體，不能吸引或動員大量婦女。

　　5.通過強調解放婦女的性壓抑的必要性，或者以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前主張女性應有加入美國陸軍的平等機會的名義，陷入了助長帝國主義的色情、性旅游等的泥坑。

　　6.組織上，強調反對等級制度和統治，并只盯著自發的小的學習小組和替代活動，反對動員和組織大批被壓迫婦女。

　　7.忽視或反對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對改變大部分婦女的處境的貢獻。

　　在女權運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錯誤的理論分析和錯誤的策略如何影響運動。他們不了解婦女的受壓迫與更廣泛的剝削性社會經濟、政治架構、帝國主義密切相關，反而在帝國主義制度內尋求解決辦法。這些解決方案最多使一部分中產階級婦女受益，但卻使大量受壓迫和受剝削的婦女離解放越來越遠。爭取婦女解放的斗爭不可能脫離推翻帝國主義制度本身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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