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到實踐的發展歷程中，片面或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忘記”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辯證唯物主義是基礎，唯物史觀只是辯證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應用。因而“忘記”唯物辯證法“真理都是具體”的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歷史條件和世界環境都發生深刻改變的情況下，仍然強調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不適宜搞社會主義，甚至把適當超出生產力水平的集體經濟定性為“極左”；二是對唯物史觀，“專家”們只講適合自己道路主張的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水平，不講不適合自己道路主張的生產關系也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與當代生產力發展產生嚴重沖突，連西方政要都要捧起《資本論》來尋求解決辦法的情況下，資本主義私有經濟仍然是“香餑餑”。出現這兩大問題，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想不受到沖擊甚至是改變很難，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也會受到困擾。

　　一、世界上沒有抽象真理，離開唯物辯證法原理的審時度勢機械強調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水平，是形而上學的僵化思維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其中，辯證唯物主義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具有基礎性地位。唯物史觀是辯證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的運用。在唯物辯證法面前，世界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又總是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中。世界上沒有在任何時間、地點和條件下都適用的抽象真理，“真理總是具體的”（《列寧全集》第12卷第273頁）。比如，三角形內角之和等于180°這一真理的前提條件是平面。在曲面上還套用這一定律，就成了謬誤。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早就深刻指出：“黑格爾哲學的真實意義和革命性質，正是在于它徹底否定了關于人的思維和行動的一切結果具有最終性質的看法。哲學所應當認識的真理，在黑格爾看來，不再是一堆現成的、一經發現就只要熟讀死記的教條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二百一十六頁）。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水平也一樣，不是可以不顧具體的歷史條件和世界環境生搬硬套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們總是要求不能把他們的學說當成教條只能作為行動指南的原因，也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被稱作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的道理所在。中華傳統文化稱之為審時度勢。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首先做出了表率。19世紀中葉，帶有原始共產主義性質的農村公社在地球上已基本絕跡，但俄國農村公社卻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保存下來。當俄國農村公社在新的歷史環境下面臨道路選擇而在國內產生激烈爭論求教于馬克思后，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肯定俄國農村公社完全可以避免資本主義前途，但卻對有學者不分析歷史環境認為俄國農村公社只能根據唯物史觀原理先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進行了直接否定：“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341至342頁）。雖然馬克思給俄國《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回這封信的時候，還沒有面臨如今落后國家的實踐證明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的情況，更不可能看到今天的俄羅斯搭上資本主義末班車后，各方面都一落千丈的問題，但馬克思根據俄國“特有的歷史條件”深刻指出：“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引者注），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災難性的波折。”（同上，340頁）

　　“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的措詞有多么嚴厲！表明馬克思對這種片面對待自己思想形成的“馬克思理由”有多么憤怒。難怪馬克思面對類似的“馬克思理由”，都要聲明自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有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很熟悉，但對唯物辯證法原理掌握還不夠，有時也對這樣的“馬克思理由”很欣賞。

　　為了闡明唯物史觀不是抽象真理，馬克思在給俄國《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回信中，還根據古羅馬的歷史進程指出：“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同“大地產的形成”與“大貨幣資本的形成”“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制的”（同上，342頁）。其實，就俄國在19世紀中葉還保留著原始的農村公社就足以證明，盡管人類社會確實存在唯物史觀所揭示的基本規律，但人類社會從來就沒有千篇一律。西方封建社會的歷史都不長，而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卻長達兩千多年。正如列寧在《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札記）》中闡明的那樣：“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

　　那么，近代以來落后國家所面臨的世界環境和歷史條件，出現了哪些讓我們不能拘泥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水平的深刻變化呢？

　　首先，歷史發展到了發達國家的壟斷資本家階級為了自身利益與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繼續維持自身統治，已經開始對落后國家瘋狂侵略掠奪的帝國主義階段。在資本主義框架內，當無力解決類似“英國百萬工人大罷工”、“占領華爾街”、“法國黃背心運動”這類國內沖突后，資本家統治階級面臨兩種選擇：一是隨著各種矛盾加劇被無產階級推翻；二是通過先進的軍事、科技和經濟等手段，侵略掠奪后發展中國家，從由此而來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以提高工資福利待遇等方式來緩解國內矛盾。資本家統治階級當然會本能地選擇后者。奧巴馬就很直接：10多億中國人不能都過上美國和澳大利亞人那樣的生活。特別是1949年“北約”成立形成帝國主義聯盟后，落后國家的發展處境更加困難，無論是朝鮮戰爭還是對利比亞和敘利亞等的入侵，都能看到帝國主義聯盟對落后國家合圍打壓的身影。這是對落后國家的發展道路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最深刻的世界環境變化。晚清以來的中國之所以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會形態，就并非單純是唯物史觀描述的社會發展規律的結果，而是加上帝國主義這樣的社會存在共同決定的。這表明，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唯物史觀原理和帝國主義這個社會存在共同發生作用的特殊歷史階段。落后國家在選擇社會發展道路時，怎能只強調書本里描述的社會存在，忘記帝國主義這個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現實存在。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凡是融入資本主義體系又不想當附庸的，有誰頂住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先生老是欺負學生”，是被實踐證明了的。

　　其次，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后，世界上很快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幫助。原蘇聯以及東歐幫助援建我們的156個大型項目，就極大地加快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較快地推動了生產力發展。美國對外侵略擴張僅有的失敗，恰恰就是在選擇了社會主義并得到了社會主義陣營援助的朝鮮和越南。民主革命成功后的道路選擇孰優孰劣，不言自明。

　　第三，階級性和科學性相統一的馬列毛主義已經產生并為廣大群眾接受和理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先進政黨經受了正反兩個方面的鍛煉，并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在尊重并遵循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完全排除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馬克思主義。“兩個絕不會”是人類還沒有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規律，被動接受社會發展規律支配的結果。在充分認識并尊重社會發展規律的前提下，人類的主觀能動性是可以改變歷史進程的。我國成功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充分認識并尊重社會發展規律的情況下，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一方面尊重唯物史觀反映的社會發展基本規律，不照搬蘇俄道路直接搞社會主義革命；另一方面按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唯物辯證法原理，不拘泥于孫中山先生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民族資產階級僅僅是團結爭取的對象。這按照民主革命的性質顯然不合規。然而，合規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了，不合規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卻勝利了，而且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像西藏這些更落后的地方，甚至堪稱跨越千年。

　　第四，工農大眾的思想覺悟和認識水平不斷提高，正在不斷從“自在階級”向“自為階級”轉變，形成了建立一定的、適當超出生產力水平的生產關系的群眾基礎。在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初次探索過程中產生的大寨、大慶，以及后來那些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在分田單干后仍然堅持農村集體經濟、早就實現共同富裕的地方，就是這些“自為階級”的先進代表。南街村與小崗村在不同道路下形成的巨大貧富差距，不在于生產力水平不同，而在于領導班子和群眾基礎不同。

　　第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開始越來越與當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產生尖銳沖突，不但經濟危機爆發頻繁，而且危機后的復蘇更加艱難，時間更長，連西方政要都要捧起《資本論》來尋求解決辦法。西方世界的有識之士甚至在08年危機后召開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提出了資本主義到底還適不適合人類生存這樣的質疑。

　　近代以來落后國家面臨的這些歷史條件和世界環境，與西歐資本主義產生時相比，明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至少，西歐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時不存在來自外部勢力的強力侵擾。這是他們得以自由充分發展的前提條件。雖然這些變化并未改變唯物史觀描述的基本規律，在大政方針中還必須遵循唯物史觀的基本邏輯。更不能認為社會主義不需要物質條件的支撐，不重視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也只能適當超出生產力水平。毛主席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多次糾“左”。就是基于唯物史觀邏輯。

　　但是，當帝國主義為了自身利益開始瘋狂侵略掠奪落后國家，落后國家充分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已不像西歐資本主義產生時那樣存在，搞資本主義很容易重蹈《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覆轍以后，在有馬克思主義指導和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有勞動人民正在逐漸變為“自為階級”的群眾基礎，搞社會主義可以得到陣營援助反而更有利于發展的情況下，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問題上，還認為不能越雷池半步，只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真搞社會主義。從而整個“公有制的經營性資產占社會經營性總資產的比例，…降到30%以下，公有制經濟的就業人口在經濟領域總就業人口中的比例則不到20%。”（周新城《關于公有制主體問題的思考》2017年7月31日《烏有之鄉》網）。甚至三級所有生產小隊為基礎這種低水平的集體經濟都定性為“極左”。這不是不懂得審時度勢的僵化思維是什么？這不是不講唯物辯證法所要求的，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又是什么？中華傳統文化管這叫“一根筋”。在這種一根筋下，新民主主義革命都不應該，應該在“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半殖民地條件下，當它上百年的孫子，待“蒸汽磨”大量發展起來后，再搞新民主主義革命。

　　究竟是強調歷史（而不是共產黨人的信仰追求）已經不容許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歷史階段，“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毛主席犯了“左”的錯誤，還是斥責毛主席犯了“左”的錯誤的那些“專家”們，片面對待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忘記”了唯物辯證法所要求的審時度勢，形成了形而上學的僵化思維，已無須贅言。

　　生產力水平低和物質條件差的“國情”，曾一度是喜歡資本主義的“專家”們鼓吹大力削減公有經濟大力發展私有經濟的底氣。然而，什么樣的國情可以離開世界大環境？曾經牛皮哄哄的大清天朝，不也在近代以來的世界環境中變成了半殖民地嗎？只講國情，不講國情與世界環境和歷史條件的聯系，不叫實事求是，而叫片面看問題。正如列寧在《統計學和社會學》中所說：“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

　　所謂的與時俱進，也根本不是去研究近代以來的歷史條件與世界環境，與西歐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時出現了那些重大變化，而是“專家”們按照只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能真搞社會主義這類道路主張，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取舍。

　　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審時度勢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想不受到沖擊甚至改變都難。

　　一段時間來，一些人被以發展生活資料為主的經濟高增長沖昏了頭腦，認為帝國主義的本性變了，世界進入了和平發展的新時代，對“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產生了動搖。他們忽略了兩個重要事實：一是如果沒有毛主席堅持社會主義才那么快形成重工業基礎特別是“兩彈一星”的國防實力，加上抗美援朝一戰立威，使不可一世的美帝“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你以為能有這么長時間的和平環境，去放手發展生活資料的生產，形成經濟高增長嗎？類似“銀河號”和大使館被炸的事件，恐怕會很多，重蹈鴉片戰爭的覆轍都不是沒有可能。二是在一架波音飛機就可以換幾億件襯衫的時代。帝國主義憑借科技優勢不費一兵一卒就能掠奪我們，才對這樣的發展睜只眼閉只眼。而一旦步入“5G”這樣的新質生產力時代和他們搶“飯碗”，那就必遭打壓。孟晚舟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中興”、“華為”等被瘋狂圍剿，貿易戰、金融戰不斷來襲，由美國牽頭的新“庚子賠款”一度醞釀，武力威脅也正在上演，都是最好的證明。

　　二、抹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謊言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嚴重弊端

　　在私有經濟迅猛擴張的過程中，有一個因此而受益的既得利益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特別是為他們代言而獲得大量好處的“專家”們，為了自身特殊利益，總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上，編造謊言抹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掩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嚴重弊端，再加上在非國計民生領域通過“改制”大量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后，社會經濟曾一度有過兩位數的高增長，這就使得人們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了誤解，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了盲從。如果不戳穿那些以假亂真的謊言，讓人們看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實存在嚴重弊端，看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已經與當代生產力發展產生了尖銳沖突，使得社會經濟發展總是周期性地陷入泥潭，只有依靠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才能克服這些嚴重弊端，為社會經濟的持續、快速和健康發展開辟廣闊前景。那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改革開放以來首次提出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就無法從文件里走到具體的路線、方針、政策中。

　　（一）“公有制沒有效率共同貧窮、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抹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從而抹黑毛澤東時代的所謂“貧窮”和“短缺”，都是指生活資料相對而言的不足。《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列舉了大量翔實數據，證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黨的十八大報告，也充分肯定了毛澤東時代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寶貴”的“物質基礎”。僅僅生活資料相對不足，代不代表“貧窮”這里不論，“天地之間有桿秤”。這里需要戳穿的謊言是，僅僅生活資料相對而言的不足，也根本就不是“公有制沒有效率”，而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是由于舊中國屬于近百年來積貧積弱的農業大國，新中國為了盡快實現工業化，追趕世界潮流，也為了盡快提升國防實力，不得不實行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不得不偏重重工業的投資，所謂“就是把褲子當了也要搞原子彈”，就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這是落后國家追趕世界潮流不得不付出的代價。

　　我們列舉一個簡單案例，就能讓大家對“低消費高積累”窺一斑而知全豹。筆者老家所在地區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一種在全國乃至國際上都有點名氣的水果，但這種水果收獲以后基本上都不在國內市場流通，生產隊采摘下來后直接運送到火車站，出口換匯。

　　特別是隨著工業化進程和人口自然增長的加快，既要滿足工業用糧和城鎮人口用糧的大幅增加，還要用有限的糧食出口換匯，必然加劇糧食供應的緊張情況，國家不得不對糧食采取“統購統銷”政策。連提出這個方案并被中央采納的陳云，都感覺自己挑著一擔火藥（詳見《陳云文選》第2卷第208頁）。一方面，不滿足城鎮人口和工業用糧的大幅增長，由中央集體討論決定的加快工業化的進程就會受阻；一方面，農民除了要交售公糧（舊時俗稱皇糧）外，還要交售大大超出公糧數量的征購糧，很可能會引起農民的嚴重不滿。

　　試想，如果不優先重工業投資，把這些錢都用來發展主要為人們生活服務的輕工業，如果不實行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你覺得還會出現生活資料相對而言的不足嗎？況且，盡管為追趕世界潮流提升國防實力而優先考慮了重工業，實行了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但黨和國家從來沒有忽視民生。毛主席的《論是大關系》，在講到“重工業是重點，要優先發展”的同時，就強調要“適當地調整一下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列，要在工農業總投資中適當地增加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比重”。因此，盡管新中國一窮二白，還要優先考慮重工業和提升國防實力，但僅僅發展了20多年，人民群眾的生活就得到了很大改善。50年代我們只有5億多人口，到70年代后期就有9億多人口，20年間增長了4億多，為后來的發展提供了所謂的“人口紅利”，與現在的人口出生率出現負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不是公有制本身帶來的問題，在初步實現工業化并提升了國防實力，具有相應的國際地位后，國家就會反過來予以解決。70年代初實施的“四三方案”，就重在改善民生。70年代中后期逐步取消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79年開始陸續提高糧食、油料和棉花等18種主要農副產品收購價格。80年代大量重軍工企業又開始轉型生產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機、摩托和小轎車等等，都是開始重點反哺民生的接續。只不過，一些人把本該繼續保持的重軍工項目也下馬了。直到被“海灣戰爭”驚出一身冷汗，才知道我們的國防實力又落后別人太多了。

　　把我國在農業大國的基礎上，有了重工業這樣的物質基礎，有了“兩彈一星”這樣的國防實力和重要國際地位后，可以大力發展為人們生活服務的輕工業，可以取消以農副產品為主的“低消費高積累”，并又發展了幾十年后還僅僅是市場上流通的并非是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資料的相對豐富，說成是私有制比公有制有效率，這難道不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嗎？大力反哺民生從而改善了人們生活的“改革”，在存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難道可以建立在沒有重工業和國防實力的基礎之上？

　　二是毛澤東時代的農副產品都是堅持自然生長的有利于人們健康的綠色食品，生長周期都很長，總供給數量自然趕不上“高科技狠活”下形成的非綠色甚至有害健康的食品供給數量。比如一頭喂糧食和青菜的豬自然生長至少要一年才能出欄，而“高科技狠活”下三個月就可出欄。如果為了保證人們的健康，現在的生豬也自然生長而不允許搞“高科技狠活”，在總供應量減少四分之三的情況下，面對10多億人口，恐怕還得憑票供應甚至還趕不上毛澤東時代。自然生長下有利于人們健康的綠色農副產品的總供應量趕不上“高科技狠活”下不利于人們健康的非綠色農副產品的總供應量，是公有制沒有效率嗎？

　　更有甚者，一些人把在日趨白熱化的爭奪黨內接班人的較量中，為彰顯推進工業化進程的政績以鞏固接班人地位而搞“高估產、高征購”（詳見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某重要成員在檢討中自承犯過“高估產、高征購”錯誤），從而導致種糧的農民自身的糧食都不夠吃，甚至在災荒年代青黃不接時發生不測的問題，都歸罪于毛主席，足見以《炎黃春秋》為代表的反動派們顛倒黑白到了什么樣的程度。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嚴重弊端

　　面對年均兩位數的高增長，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說這是遇到了“戰略機遇期”。但為既得利益階層代言自身也有巨大好處的“專家”們，卻借此機會，開始打造資本發展經濟的“神話”。他們先是鼓搗出只有大量包容資本主義甚至反客為主的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緊跟著開始散布“公有制沒有效率共同貧窮”。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嚴重弊端，由這種嚴重弊端導致的2008年后經濟增長開始連續10多年下滑，卻被他們完全掩蓋起來了。于是，社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一些盲從。

　　我們承認，在只要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被到處使用這樣的動力下，會一時一地的推動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一時間，車子房子多了，商場里的商品可謂琳瑯滿目。我國以發展生活資料為主的社會經濟曾經的兩位數高增長，是與這樣的資本動力分不開的。

　　然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曾經具有歷史進步性的同時，一開始就孕育著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孕育著私人積累與社會經濟橫縱向發展的沖突，孕育著社會生產的異化。隨著社會生產力特別是生產效率不斷提高，這些矛盾或沖突必將更加尖銳從而不斷困擾社會經濟發展。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一大弊端：生產與消費的矛盾。

　　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整個社會生產的決定性動機和主要目的，具有兩大特征：一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生產成本，相對提高利潤，資本家們必然盡其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由此形成的有效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必然導致生產與消費嚴重失衡。我國近6億人月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大城市還不夠一個月的房租，拿什么來進行其它方面的消費？二是為了更多獲取利潤，資本家們總會不顧社會的實際消費需求開足馬力生產，馬克思針對這種情況點評說：“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這種為追求更多利潤的盲目生產，不但會與有效消費需求嚴重不足產生矛盾，而且還會與人們在一定時期內的需要總是有限發生沖突。即使不差錢，一般家庭也只需要一套住房，誰也不會今年買了汽車和彩電，明年又接著再買，沒有誰有錢了就會把一日三餐改為一天五頓，不惜撐死也要促進消費。

　　一旦消費速度落后于生產速度的矛盾積累和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影響甚至破壞社會經濟發展。20世紀3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的經濟大危機，就使整個社會經濟倒退回20世紀初甚至是19世紀末的水平。我國自從除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外，其余大量采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來，盡管堅持了在生產資料占有上沒有自身特殊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情況要好一些，但無法從根本上擺脫消費速度遠遠落后于生產速度的資本主義經濟規律。2008年后被高調吹捧的經濟增長連續10多年下滑，還不得不通過浪費有限資源和生產力的方式去產能以釋放空間，就是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具體表現。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程度，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是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比例。當社會總供給遠遠小于社會總需求時，消費速度落后于生產速度的矛盾一時不會凸顯。一旦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達到相對平衡，消費速度落后于生產速度的矛盾凸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會失靈。

　　二是生產力水平。生產力水平越高從而生產效率也會越高。當生產一部手機從原來的10多分鐘發展到20多秒后，消費速度遠遠落后于生產速度的矛盾必然更加尖銳，資本發展經濟的神話必然破產。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于16世紀后期，在19世紀初期前社會經濟一直快速發展沒有經濟危機的原因，一是在落后的封建生產方式下，社會總供給遠遠小于社會總需求，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時間不會凸顯；二是19世紀前的生產力水平從而生產效率，還不足以拉開消費速度與生產速度的驚人距離。

　　同樣，我國在2008年前以發展生活資料為主的社會經濟能夠高增長，一是建國后由于優先考慮發展重工業和增強國防實力，實行“低消費高積累”，生活資料的總供給大大小于總需求，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一時沒有凸顯。二是10多分鐘才生產一部手機的效率，同樣不足以拉開消費速度與生產速度的驚人距離。

　　胡錦濤總書記的“戰略機遇期”有沒有其它深意我們不去揣測，但生活資料的總供給大大小于總需求和生產效率還不足以拉開消費速度與生產速度驚人距離的時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能推動經濟高增長的“機遇期”和前提條件，一個不會一直存在的“機遇期”和前提條件。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性。一旦這兩方面的情況明顯地改變，生產與消費的沖突就會尖銳起來。2009年發展改革委、工業信息化部和監察委等十部委就提出“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問題”。這時候的中國經濟，連續10多年增長下滑已成必然趨勢。美國的次貸危機和我國2023年房地產暴雷，不過是加劇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使國內經濟發展深陷泥潭的導火索，本質上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也是那些專家學者要拼命掩蓋的問題。

　　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目的主要是為了滿足包括生產者自身在內的人們的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不可能為了相對提高利潤效益刻意壓低工資，造成有效消費嚴重不足。以滿足人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為主要目的的生產，又總是有計劃按比例進行，不可能盲目擴大產能。因此，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永遠不可能出現所謂生產相對過剩問題反過來影響社會經濟發展。而且，在有計劃按比例下，總是多多益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這種優越性，為社會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使社會經濟總能保持快速、持續、健康發展。比如，同樣處于20世紀3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中的原蘇聯，不但經濟仍在高速發展，而且還借此機會，大量獲得了西方國家的企業當時急于用來換取“流動性”的先進技術和裝備。很快，原蘇聯就從一個“手扶木犁”的大國，發展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個超級大國。我國從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開始算起，也只用了20來年的時間，就走完了資本主義在周期性泥潭中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才能走完的發展歷程，很快實現了工業化，成為世界第六工業大國。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生的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發展周期性地陷入泥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框架內無法解決。加強共產黨領導，采取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甚至具體到大規模的以舊換新，放棄“房住不炒”的定位，都治標不治本，只能起到一時緩解生產與消費的沖突，暫時恢復經濟發展的作用。

　　出身于資本家家庭的恩格斯，早就闡述過資本主義生產的這種頑疾：“整個工商業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開化的附屬地中的生產和交換，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軌一次。商業停頓，市場盈溢，產品滯銷，銀根奇緊，信用停止，工廠關門。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破產相繼發生，拍賣紛至沓來，停滯狀態持續了幾年，生產力和產品被大量浪費和破壞，直到最后，大批積壓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壓低了的價格賣出去，生產相交換的運動逐漸恢復起來。運動逐漸加快，慢步轉成快步，工業快步轉成跑步，跑步又轉成工業、商業、信用和投機事業的真正障礙賽馬中的狂奔，最后，經過幾次拚命的跳躍重新陷入崩潰的深淵。如此反復不已。”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大弊端：私人積累與社會經濟橫縱向發展的沖突。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通過稅收和工資大體滿足國家開支和人們生活需要后形成的社會勞動剩余，只能形成私人積累。由這些私人積累堆積成的資本的本性，是為了獲利實現增值，必然與社會經濟的橫縱向發展產生以下沖突。

　　在橫向發展上，有利可圖的行業和地區會投資旺盛甚至“經濟過熱”，無利可圖的行業和地區冷冷清清，行業和地區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一方面存在有些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另一方面卻存在大量國計民生短板；一方面是東南沿海地區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卻是西部地區的發展嚴重滯后。

　　“西部大開發”是江總書記那時就提出來的，中間又經過胡總書記提出的包括平衡發展的科學發展觀，18大報告還專門指出了我國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然時至今日，西部地區除中央硬性要求的“援建”外，有私人資本去投資開發嗎？西南某地出于自身發展需要，擬修建一條地方鐵路。但在實施混合所有制后一年多的融資時間里，基本沒有私人資本投資，原因就在于民營企業家們看不到投資這條地方鐵路短期內的利潤預期。你發不發展與我何干，我只管眼下能不能賺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實現了現代化，恐怕也是所謂粵港澳大灣區、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一二線大城市的現代化，西部相當多的農村地區能繼續保持脫貧就不錯了。

　　在縱向發展上，只要短期內看不到預期收益，這些私人積累都會對新的經濟循環毫無興趣，從而使社會經濟質的不斷提升和量的不斷增長乏力甚至出現經濟衰退。

　　一是在有利可圖就把“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作為“生產力發展的界限”這種狂熱與無利可圖就消極冷淡并存的情況下，一旦感到“社會經濟不景氣”，這些分散但總量龐大的私人積累，或者叫閑置的資本存量，不再參與新的經濟循環從而推動社會經濟向縱深發展。香港某大亨利用我國改革開放的機會在內地賺得盆滿缽滿，一旦投資利潤率下降并預感到一些情況后，資金就開始全面逃離。遵循的是同一個道理，國家有沒有新的經濟循環，經濟能不能向縱深發展不是我的事，我只管能不能賺錢。

　　當閑置的資本存量不參與新的經濟循環后，社會經濟的縱深發展，還往往需要國家和各地政府不斷“借雞生蛋”甚至舉債。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資金相對不足。大量引進外資不失為一種選擇。那時候，很多開發區的招商引資宣傳欄上，都有這樣醒目的六個大字：“你發財，我發展”。可以說，引進外資對推動我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確實起了不小作用。但弊端也很明顯，我們確實發展了，但社會勞動剩余都歸了別人，導致我國經濟的后續縱深發展，缺乏足夠的公共積累支撐。只能不斷“借雞生蛋”或舉債，甚至不得不通過超發貨幣從而收割勞動人民本就不多的財富來維持經濟發展。在現代化是動態標準的情況下，國家發展長期靠“借雞生蛋”或舉債，恐怕不是辦法。并且，生產力越發展，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越尖銳，市場越容易飽和，還有沒有以盈利為目的國外資本來投資，恐怕要打個問號。如果既無公共積累，又無法“借雞生蛋”，到時候會很尷尬。

　　二是社會經濟縱深發展需要科技支撐。但急功近利的資本，不會把心思花在“投資大、難度高、周期長、見效慢”的科技發展上。我國之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物質基礎和科技水平上，又發展了近半個世紀，卻始終缺乏科技含量高的新質生產力，就在于在急功近利的資本眼里，“搞導彈不如賣雞蛋”。至于像“華為”和“威海光威”這類不怕“投資大、難度高、周期長、見效慢”，幾十年堅持發展科技形成新質生產力的，不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代表性。比如美國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佼佼者，但在航天技術上卻一度落后于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原蘇聯，直到原蘇聯50年代率先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60年代又第一次實現了探測器登陸月球后，才迫于巨大的壓力，由國家立項投資，在航天技術上后來居上。這不是美國資本家沒有這樣的研發能力，而是他們不屑于航天技術這類“投資大、難度高、周期長、見效慢”的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只有形成大量所謂“過剩資本”，且本行業市場飽和很難盈利之下，才會迫于壓力去開發新技術。當今美國大量新技術的涌現，就與這種情況有關。在有錢賺的情況下，不但不會去開發新技術，甚至還會打壓封鎖影響賺錢的新科技。

　　在私有經濟迅猛發展的情況下，民營經濟的“五六七八九”，其它的都可信，唯獨“貢獻了70%的技術創新成果”，是值得分析討論的：（1）在市場經濟的所有權和經營收益權分離下，國有企業憑借資源優勢就可獲得優厚利潤。這個70%，是國有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科技創新的動力和壓力，整個社會的科技創新都日漸式微的情況下，一個相比較而言的數字，說明不了問題；（2）民營企業在沒有資源優勢的情況下，通過“投資小、難度低、周期短、見效快”開發的APP這類軟件成果數量龐大。盡管也屬技術成果，但數量再多也形不成華為“5G”那樣的新質生產力。而且這里面還有不少游戲軟件甚至是色情軟件。公布這項數據的權威部門，如果不說明這些情況，是會誤導社會甚至是決策的。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滿足國家開支和人們生存發展需要后的社會勞動剩余，必然形成公共積累。這些公共積累的第一任務是滿足人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第二任務才是利潤效益。因此，即使短期內效益低甚至虧本，也不會面對社會經濟的橫縱向發展需要“按兵不動”。比如，重在改變生產力布局的“大三線建設”，為了“西部大開發”修建青藏鐵路，為了實現現代化從而更好滿足人們的出行需求興建“八縱八橫”的高鐵等等。又如，即使十多年沒收益只燒錢，也要堅持讓人們能吃飽飯的雜交水稻培育，堅持治病救人的青蒿素研究，堅持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昆蟲機器人”的研發等等。這些從人民生活與社會發展需要出發不怕燒錢去堅持的科技發展，在急功近利的資本面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社會主義在世界上已經存在和發展了幾百年，西方世界那些當今的所謂先進技術，恐怕已經是落伍的渣渣了。

　　至于只有形成公共積累，才能像經濟并不發達的朝鮮和古巴那樣，實行免費醫療、上學和住房，這里就不贅述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三大弊端，整個社會生產日益異化。

　　地球上自從有人類以來，社會生產的目的，都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剝削制度下，盡管處于少數的剝削階級生活奢侈，處于大多數的被剝削階級僅僅能夠維持生存，但社會生產目的還沒發生明顯改變，勞動者生產的產品不構成反過來支配自己的異己力量。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目的發生了明顯改變，不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生存與發展需要，而主要是為了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人們生存發展需求的滿足，反過來必須以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為前提，否則就沒有經濟的發展。

　　這種社會生產的異化，是由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決定的。無論是自由競爭，還是壟斷競爭，資本家們只有不斷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才能生存下去，破產了誰也不會憐憫你。這就迫使資本家們把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放在首位，而人們的生存發展需求，僅僅是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的憑臺或手段。生產相對過剩的時期牛奶寧愿倒掉，建好的樓盤寧愿炸掉，生產力和有限資源寧愿浪費掉（所謂去產能）以減少供給恢復價格，“工人群眾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資料過多而缺乏生活資料”，都是人們的生存發展，需要服從資本獲利實現增值的典型。到了帝國主義階段，社會生產的異化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像南京大屠殺那樣由爭奪海外商品直至資本輸出市場而發動的一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人間慘劇，是這種登峰造極的杰作。在這里，連人的生命都需要服從獲取利潤實現資本增值的需要。列寧客觀指出：“資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他們的心腸特別狠毒，而是因為集中已經達到這樣的階段，使他們不得不走上這條獲取利潤的道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單行本第65頁）

　　由沒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共產黨領導，利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發展經濟，盡管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從而使社會生產異化在各種強制性要求和政策范圍內得到一定遏制，但在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支配下，人們的生存與發展需要服從資本獲取利潤實現增值的問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比如，高房價是社會中間階層以下的群體無法承受的生活之重，很多人會因此而成為一輩子的“房奴”。人們生產的商品房成了奴役人的工具。但由于只有獲取超額利潤實現資本大幅增值才能推動經濟快速發展，因此“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但貫徹不下去，一旦暴雷導致經濟疲軟后還需要采取大量政策來維持房地產高位運行。“土地財政”會進一步推高房價加劇人們的生存壓力，但在沒有公共積累的情況下，不搞“土地財政”地方經濟又無法發展。至于利用房地產來“割韭菜”的金融工具更是五花八門。住房壓力成了人們生活的“三座大山”中最沉重的一座大山。GDP上去了，人口出生率卻下來了，甚至，還有悲劇發生。又如，連資本主義經濟學家都知道，超出社會商品價值總量發行貨幣，會在無形中收割勞動群體本就不多的財富，加重人們的生活生存負擔。但在投資利潤率嚴重下降私人積累“按兵不動”的情況下，不以此降低打工群體的實際工資收入，相對提高民營企業的利潤，刺激投資欲望，經濟發展又會出問題。連還有點實事求是精神的專家學者都說：“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都有超發貨幣的功勞。

　　我們不準備列舉更多案例，僅這些，就足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主觀愿望，在社會生產的異化這一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面前有多么蒼白無力。而且，恐怕生產力越發展自動化程度越高，失業從而生計嚴重困難的群眾將會越多。人們通過勞動創造積累起來的成果，反而讓人們面臨吃不上飯的危險。在生產資料屬于大家共同擁有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如果自然力基本取代了人力，則可以采取輪崗的方式，一年內用較少的時間工作，大部分時間休閑旅游，讓人們的幸福感滿滿。

　　三、被“專家”們刻意回避了的唯物史觀原理，生產關系也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生產關系也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唯物史觀的重要原理。如果說，封建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表現為，束縛了能增加更多社會產品，以滿足人們生存發展需要的“蒸汽磨”這類當時的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那么，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適應當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卻表現為，生產力越發展，生產效率越高，生產與消費的矛盾越尖銳，周期性經濟危機越頻繁，復蘇越困難。2008年發生的本質上還是由生產與消費矛盾導致的經濟大衰退，就比1929－1933的經濟大危機的復蘇還要困難。根據央視報道，日本2024年一季度的經濟還是負增長。資本家們采取具有計劃因素的訂單生產，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基本矛盾；透支消費，又透支出了由次級房貸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機。當代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連西方世界的有識之士，都開始質疑資本主義現在還適不適合人類的生存發展。我國自2008年后，經濟增長連續10多年下滑，同樣屬于私有經濟在經營性資產和大眾就業上占據大半壁河山這樣的生產關系，已經不適應當代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結果。

　　然而，在“專家”們只強調適合自己道路主張的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水平，不強調不適合自己道路主張的生產關系也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種實用主義取向操縱下，我國2008年后經濟增長連續10多年下滑，是私有經濟在經營性資產和大眾就業上占據大半壁河山這樣的生產關系不適應當代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被遮掩起來了。

　　先是“忘記”唯物辯證法原理要求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當今的世界環境和歷史條件，已經大不同于西歐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時的情況下，生搬硬套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水平，認為落后國家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不適宜搞社會主義，現又刻意遮掩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已經與當代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尖銳沖突，生怕人們要求逐步回歸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表明，所謂“片面或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僅僅是一種“醉態”，其“醉翁之意”，在于反對社會主義，鞏固甚至擴大他們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不到的特殊利益。

　　“專家”們的一貫做派，更能說明這個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的生產力水平確實比較低，這是事實。但你在“實事求是”時，也不能夸大落后，刻意撇開新中國成立以來生產力水平有了哪些重大發展。比如，伴隨新中國成長的農村人都知道，小時候農村使用的都是手推磨。一家人吃頓豆花，用石磨磨豆子就要折騰半天。但到70年代基本實現工業化后，就跨越到了電動磨時代。磨吃一頓豆花需要的豆子，只需幾分鐘。70年代的農業，打稻谷都實現了半機械化，即裝在打斗里的脫谷機械，還只能像縫紉機那樣腳踏轉動。盡管這些發展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但不能在87年的時候，還在刻意宣稱，8億農民仍然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這種刻意夸大落后的醉翁之意，恐怕不言自明。至于在又發展了幾十年之后，農業基本實現機械化后與分田單干的沖突，當然就更看不到“專家”們的只言片語了。

　　當年江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對其中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人們有不同解讀，甚至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毋容置疑。那就是按照唯物史觀原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包含著對生產關系的要求。如果當代生產力的發展，已經“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那么，生產力本身是要求對現存的生產關系進行變革的。然而，為了防止這樣的解讀會引起人們對生產關系也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關注，這些專門進行資本主義輿論導向的“專家”們，清一色的解讀都是，要解放思想，只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都可以采用。資本有發展生產力的“魔力”，所以要大力利用資本來發展生產力。當時的江總書記是站在什么角度提出這個問題的，我們同樣不去揣測。但“專家”們這種解讀，妥妥地將“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變成了發展生產力的要求。這一不易引起人們注意的微妙差別，足以改變問題的性質，產生不同的方向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有一個包含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觀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一個靜態、一成不變、停滯不前的階段”。對于這類講話精神，專門進行資本主義輿論導向的“專家”們，往往會選擇性失明，集體性失聲，更無研究的興趣。

　　綜上所述我們建議，黨和國家在涉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上。多聽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意見。召開經濟形勢的座談分析這類調研會，不妨邀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參加。兼聽易明，偏聽易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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