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是日本共產黨建黨100周年。日本共產黨長期堅持科學社會主義信仰，歷經曲折，不懈探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來，日本共產黨以加強黨的建設和在野黨共斗“兩個中心任務”為引領，與國內右翼勢力展開堅決斗爭；同時，關注國際熱點問題，加強與歐洲左翼進步政黨交流合作。然而，受日本政治右傾化、在野黨分裂重組且不斷弱化及自身發展困境等因素的影響，日本共產黨綜合實力衰退趨勢短期內難以有效扭轉。

　　關鍵詞：日本共產黨 日本資本主義 議會道路 社會主義

　　作者：朱旭旭，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為日本左翼與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譚曉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日本馬克思主義。

　　來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報告(2022-2023)》，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第264-280頁。

　　1922年7月15日成立的日本共產黨（以下簡稱“日共”），至2022年已經走過整整100年發展歷程。長期以來，日共堅持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積極探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迎來建黨100周年之際，日共強調要從百年黨史中汲取力量、繼續堅持和平議會斗爭路線、加強在野黨統一戰線，為實現在野黨民主聯合政府和共產主義目標而奮斗。日共是日本特色鮮明的左翼政黨，也是日本現政壇中歷史最悠久的政黨，其百年曲折發展歷程詮釋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與衰。

　　一、日本共產黨百年曲折發展歷程

　　日共百年發展史既是一部批判和反抗日本資本主義的歷史，也是對革命理論、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等重大問題進行探索與實踐的歷史。

　　（一）戰前日共在天皇專制政權鎮壓下的艱難發展

　　1922年7月15日，日共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秘密成立；同年12月，加入共產國際并成為共產國際日本支部。1923年6月、9月，天皇政府對日共實施兩次大規模鎮壓，大量逮捕、殺害黨員干部。在此背景下，以日共領導人山川均（Yamakawa Hitoshi）為代表的一小部分黨員干部產生悲觀情緒與失敗主義傾向，主張取消革命、取消黨，并于1924年3月作出解散黨的決定。此后，日共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決定重新建黨。1926年2月黨的三大召開，日共批判了“山川主義”（Yamakawa doctrine）的錯誤，選出新的黨中央委員會。然而，在與“山川主義”錯誤作斗爭過程中，黨內又出現了以福本和夫（Fukumoto Kazuo）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主張把黨建設成為由“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組成的政黨，這實際上脫離了現實、脫離了群眾，直接導致黨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1927年7月，在共產國際幫助下，日共在莫斯科召開會議，批判“山川主義”和“福本主義”（Fukumoto doctrine）的錯誤，制定了《1927年綱領》，使黨的路線重回正軌。在此期間，福本主義者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批評；山川主義者則拒絕接受批評并創辦《勞農》雜志批判日共，被稱為“勞農派”，最終在1928年2月被開除出黨，這部分力量也構成二戰后成立的日本社會黨的主要領導力量。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天皇政府為了鞏固侵華戰爭大后方，對日共接連多次發動大規模血腥鎮壓，包括1928年“三一五”大鎮壓、1929年“四一六”大鎮壓和1932年10月大鎮壓等。1935年3月，隨著最后一名中央委員袴田里見（Satomi Hakamada）被捕，日共全國性統一活動被迫中止。直到二戰結束后，日共才得以恢復重建。這一時期，與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迎來發展高潮相比，日共失去10年發展機遇期，這對二戰后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二）二戰后日共爭取獨立自主的斗爭

　　二戰后，美國對日本實行單獨占領，政治上迫使日本進行民主改革，日共得以重建并恢復合法地位。為爭取民族獨立、實現政治民主目標，日共團結國民與美帝國主義、日本壟斷資產階級“兩個敵人”作堅決斗爭，積極探索被占領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

　　二戰后初期，德田球一（Tokuda Kyūichi）、志賀義雄（Shiga Yoshio）等戰前長期被關押在監獄的日共領導人先后得以釋放，并著手黨的重建工作。兩個多月后，日共四大召開，實現了黨的重建。1946年2月五大召開，日共提出“被占領下的和平革命”路線。這一主張與二戰后日本國民渴望和平的訴求相適應，推動日共迎來短暫的飛躍發展。比如，1946年4月，在日本二戰后第一次選舉中，日共首次進入議會并獲得5個議席，三年之后躍升為35個議席；黨員人數也從二戰后重建時1000余人猛增到10萬多人。然而，隨著美蘇冷戰的開始，美國對日本由削弱轉變為扶持，并開始大肆鎮壓日共和日本社會主義運動。1950年1月，蘇聯也從外部對日共的革命路線進行指責和批評，這直接導致日共陷入分裂長達五年，史稱“五零年問題”。這給二戰后剛剛恢復元氣的日共帶來嚴重損失。到1952年時，日共黨員人數驟減到3萬人，在議會中也失去了全部議席。

　　直到1955年，日共分裂雙方共同主持召開“第六次全國協議會”，批判分裂時的錯誤、選出統一的中央委員會，結束分裂狀態，開始強調獨立自主制定黨綱。經過約五年的醞釀，1961年在八大上日共獨立自主制定了黨綱，在正確分析二戰后日本國情基礎上，明確提出堅持走“和平民主的議會斗爭道路”。在20世紀60～80年代，隨著美蘇冷戰加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問題暴露及日本反共、反社會主義運動不斷高漲，日共加強了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政權問題的闡釋，以凝聚黨內思想共識，團結廣大國民力量。1971年日共確立“多黨議會制革命”思想路線，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主張；1976年修改黨章黨綱，重點修改政治術語，比如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修改為“科學社會主義”；1977年提出“社會主義成長期理論”；1985年在十七大上，日共刪除黨綱中的“資本主義總危機論”，并將“社會主義成長期理論”納入黨綱。同時，這一時期，日共在議會內外積極開展反對右翼政府損害國民根本利益的斗爭，比如，反對日美安保條約、反對天皇制、反對越南戰爭、反對核武器、反對大國干涉主義等。截至20世紀80年代末，日共黨員人數增加到近50萬人、兩院議席高達50余席、地方議席近4000席。

　　（三）蘇東劇變后日共實現逆勢躍進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隨著國際及日本國內不斷掀起反共高潮，日共黨內思想出現混亂，黨員退黨現象時有發生。截至1994年，日共黨員僅剩36萬人，1993年眾議院選舉中議席減少到15席。面對這一挑戰，日共重點從理論層面推進革新，強調蘇聯解體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失敗”，要建設與蘇聯模式不同的社會主義；加強與國外政黨的交流，塑造革新開放政黨形象。日共由此推動了自身實現逆勢躍進，與這一時期世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持續衰退形成鮮明對比。

　　結合冷戰結束后國內外環境的新變化，日共在1994年部分修改黨綱，2000年修改黨章，2004年從根本上修改黨綱。比如，在2000年修改黨章時，日共強調黨“不僅是工人階級政黨，也是日本國民的政黨”；在2004年修改黨綱時，日共強調黨的奮斗目標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共同社會’”，首次在黨綱中明確提出保護私有財產。此外，在1997年二十一大上，日共確立起“以亞洲為中心”的黨際交往原則，不斷加強與中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等亞洲各國政府、政黨的交流合作，并提出構建“和平的亞洲與世界”的黨際交往目標。經過努力，日共扭轉蘇東劇變后不利局面，實現了黨的綜合實力逆勢躍進。這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中是很少見的。21世紀初，日共黨員人數上升到40.4萬人，兩院議席達到40席，地方議席高達4400多席，并一舉成為地方議會第一大黨。

　　（四）2006年以來日共立足在野黨職能定位開展反對右翼勢力的斗爭

　　2006年在二十四大上，日共形成以志位和夫（Shii Kazuo）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集體，標志著日共開啟新進程。

　　日本憲政體制的特點是，獲得參、眾兩院議席多數的政黨組成內閣，黨首擔任首相、掌握國家權力。二戰后，資產階級政黨自民黨成為日本第一大黨，并在絕大部分時間控制著參、眾兩院的多數議席，形成連續單獨執政長達38年的“五五年體制”。“五五年體制”瓦解后，自民黨和公明黨執政聯盟長期穩定，影響著日本政治發展方向。日共為得到更多國民認可、贏得議會斗爭，開始推行更加開放的革命路線方針。2003年，日本興起“選擇自民黨還是民主黨”的爭論（“兩大政黨的政權選擇論”）之后，國內反共逆流再次高漲。面對這些挑戰，日共提出，為迎接2007年地方選舉、參議院選舉和總選舉而盡到“真正在野黨的責任”。這意味著，日共不再強調成為執政黨或者參政黨，而是強調立足于在野黨身份發揮自身應有作用。2009年民主黨執政以后，日共首次明確提出“建設性參與的反對黨”的政黨職能定位，強調自身并非反對整個體制，對于民主黨政府實施的有利于國民的政策采取支持態度。

　　從2014年開始，日共強調日本進入“自共對決的時代”，在議會選舉中加速推進在野黨統一戰線，強調通過贏得議會多數實現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目標。2014年在二十六大上，日共提出，“基于近年來在核電、TPP、消費稅、和平憲法、在日美軍基地等涉及國政根本問題方面的共同點，開展‘一點共斗’的政策，不斷擴大與無黨派人士，以及文化界人士、知識分子、宗教界人士等的共識”。為表明建立在野黨統一戰線的決心，日共在2017年召開二十七大時首次邀請3個在野黨黨首和“沖繩之風”代表參加開幕式并致辭。在2019年第二十五屆眾議院選舉中，日共與立憲民主黨等在野黨共同推舉候選人，最終在32個改選的“一人區”中贏得10個議席。為了贏得更多選民支持，時隔40年日共再次提出，“允許黨所屬議員、候補議員建立個人后援會”的政策主張。從2020年開始，日共對于在野黨統一戰線不再強調“是閣內合作，還是閣外合作”，而是“要根據具體情況選擇最佳途徑”。在2021年眾議院選舉、2022年參議院選舉中，日共與立憲民主黨實施閣外合作方式參與選舉，結果兩黨的議席都呈現明顯減少趨勢。2022年迎來建黨100周年，日共在總結黨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再次強調進一步團結在野黨的重要性，依靠統一戰線推動建立在野黨民主聯合政府。2023年5月，最大的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泉健太明確表示，“下屆眾議院選舉不會與日本共產黨合作”。這勢必會增加在野黨統一戰線未來發展的阻力。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紀以來日共盡管實施了更加積極的在野黨統一戰線斗爭路線，發揮自身制衡和牽制右翼政權的作用，為維護廣大國民根本利益而奮斗，但依然難以有效遏制自身持續衰退趨勢。自2006年1月到2023年5月，日共黨員人數由40萬人減少到26萬人，黨支部也由2.4萬個減少到1.7萬個，《赤旗報》讀者由164萬人減少到90萬人，財務收入由282億日元減少到195.9億日元，兩院議席長期維持在10～20席，難以有新突破，地方議席由3550席減少到2383席，未來還有持續衰退的趨勢。黨的發展陷入嚴重困境，未來發展挑戰大于機遇。

　　二、近年來日本共產黨發展新動態

　　近年來，為迎接建黨100周年，日共強調以加強黨的建設和在野黨共斗“兩個中心任務”為引領，與右翼勢力展開堅決斗爭，為推翻右翼政權、實現建立在野黨聯合政權這一目標凝心聚力。同時，日共也高度關注國際熱點問題，主張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加強與西方左翼進步政黨交流與合作，積極塑造國際政黨形象。

　　（一）修改黨綱、明確“兩個中心任務”，追求建立在野黨聯合政權

　　2020年1月，日共召開二十八大，時隔十六年再次修改黨綱，首次將“黨的建設”作為大會決議單獨提出，為迎接建黨100周年提供思想指南。其中，在修改黨綱方面，日共強調，20世紀殖民地體制崩潰后誕生的一百多個主權國家如今在促進世界和平、社會進步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日共根據中國現狀和國際形勢變化刪除黨綱中“中國、越南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新探索國家”的內容，提出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變革是過渡到未來社會的康莊大道。這是日共對21世紀以來世界形勢發展變化作出的最新判斷并使之上升為全黨的行動綱領。日共強調，此次黨綱修改“不僅豐富了黨的世界形勢論，還增強了黨綱的生命力”。在第一決議（政治任務）方面，批評安倍內閣是“戰后最糟糕的政府”，強調在野黨共斗和黨的建設是改變日本政治的著力點，要求終結安倍內閣、建立在野黨聯合政權，并提出贏得議會選舉的方針政策。在第二決議（黨的建設）方面，闡明當前黨的建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要求貫徹“支部是主角、黨的建設和黨勢擴大是‘車之兩輪’的活動、增加黨員人數、黨員生活三原則、開展以《赤旗報》為中心的活動、加強思想學習”等原則。在此基礎上，日共提出了到建黨100周年時黨的近期奮斗目標，即黨員人數增加30%，在2021年眾議院選舉、2022年參議院選舉中爭取贏得850萬張選票，議席占有率達15%以上。

　　從二十八大召開到2023年5月，日共已經召開11次全國都道府縣委員長會議、7次中央委員會、2次中央委員會干部會議，多措并舉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八大決議和新黨綱精神，為加強黨的建設、在野黨共斗凝心聚力。實際上，全黨對“新黨綱的閱讀率僅達到48.1%”（2022年2月），大會決議閱讀率更低。2021年眾議院選舉中僅獲得416萬張選票、9個議席（2017年選舉時獲得440萬張、11席），2022年參議院選舉所獲選票數僅有361.8萬張、11個議席（2019年選舉時獲得448萬張、13席），選票數和議席數都出現下滑，選票占有率僅為6.8%左右，與二十八大設定的議會選舉目標相去甚遠。

　　（二）總結百年黨史經驗，加強黨史學習教育

　　2017年在二十七大決議中，日共強調以95年黨史為基礎，以黨綱為引領，推動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變革，到建黨100周年時實現建立在野黨聯合政權。從2019年到2022年，日共機關刊物《學習月刊》連續刊載建黨100周年的相關文章，全面闡釋黨百年奮斗歷史的重大意義。2021年，日共經過16年醞釀重新修訂、編輯的《資本論》（12冊）全部出版。2022年，日共機關報《赤旗報》圍繞建黨100周年刊載一系列文章，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所著的《論日本共產黨百年歷史和綱領》、副委員長市田忠義所著的《日本共產黨的規約和黨的建設教室》出版，為全黨學習百年黨史提供理論參考。

　　2022年9月17日，日共舉行慶祝建黨100周年活動，志位和夫委員長發表《論日本共產黨百年歷史和綱領》講話，總結百年來黨的經驗教訓，強調以黨綱為思想指南建設強大共產黨的重要性。其中，志位和夫強調，百年來日共始終保持三大特質：“（1）面對任何困難絕不背叛國民，不屈不撓貫徹社會進步大義；（2）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指導思想，努力推進黨的自我革命；（3）通過統一戰線團結國民改變日本政治”，號召全黨在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中自覺堅持貫徹三大特質。當天，有16萬人通過線上參加黨的慶祝活動。會后，相關視頻在YouTube平臺上兩個月觀看量達21萬次。

　　2022年8月，在六中全會上，日共要求全黨以建黨100周年紀念活動為契機加強和推進2023年統一地方選舉工作，明確統一地方選舉目標。同時，由于2023年4月舉行地方選舉，日共決定將黨的二十九大推遲到2024年1月召開。11月，日共在都道府縣委員長會議上強調，要以六中全會決議的精神和紀念建黨百年報告的精神為思想引領，全面推進建設強大共產黨的工作。12月，日共在中央委員會常任干部會上強調，所有黨支部“要將實現建黨100周年作為‘特別時期’的目標而努力奮斗，深入學習六中全會精神和建黨100周年精神，推動實現黨員人數增加和《赤旗報》讀者擴大的雙重目標，促進增強黨的綜合實力和選舉工作協調發展”。2023年1月，在七中全會上，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強調，在黨的“第二個百年”開啟之年，全黨要“進一步貫徹百年黨史中的三大特質——不屈性、自我革命、與國民在一起”，共同開創黨的輝煌歷史。

　　（三）著力批判右翼政權內外政策，提出構建有希望的日本

　　無論是安倍內閣，還是菅內閣，抑或現在的岸田內閣，首相都來自自民黨，都是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一定程度上菅內閣和岸田內閣都延續著安倍內閣的國內外政策，甚至加速推進日本政治右傾化，嚴重損害國民根本利益。日共對它們的批判和斗爭具有一致性。日共在批判右翼政權、強調與其展開正面對決的同時，立足于維護國民根本利益提出相應提案，同時強化在野黨統一戰線，要求推翻右翼政權，構建和平、舒適、民主的日本。

　　針對安倍內閣，日共批判安倍內閣在任7年間，在憲法與和平、生活與經濟、民主和人權等方面從根本上破壞了日本社會，是戰后日本最糟糕的政府。比如說，推動修改憲法9條、大幅增加軍費支出、建設戰爭國家，大幅度提高消費稅、削弱社會保障、破壞雇傭制度、降低工資等做法，破壞了國民生活和日本經濟。日共批評其追隨美國、實施對霸權主義屈從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化侵略戰爭和殖民地統治歷史等。針對菅內閣，日共批判菅內閣強勢介入日本學術會議人事問題屬于強權政治行為；新冠疫情下踐行自救、共救、公救理念暴露出新自由主義特點，用謠言等攻擊批評者，菅內閣表現出比安倍內閣“更具危險性、更缺乏執政能力的姿態”。在此基礎上，日共以贏得議會選舉為目標，基于在野黨共同政治主張提出建設新日本的“五個提案”，以贏得選民的支持。

　　針對岸田內閣，日共批判其在新冠疫情中忽視政府責任，放任大擴軍、建設戰爭國家、推動修改憲法9條，物價暴漲、氣候危機、核電危機、性別歧視等矛盾，要求“與岸田內閣展開正面對決，通過實現和平、舒適、民主來構建充滿希望的日本”。其中，針對“新資本主義”等經濟政策，日共批判其為“實質上繼承導致國民貧困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安倍經濟學”。針對擴軍和修憲等行為，日共指出軍事擴張失控是加速地區軍事沖突的最危險途徑，要求日本政府基于憲法9條開展和平外交，并提出助力東亞和平發展的“外交愿景”。針對岸田文雄政府為2022年7月遇刺身亡的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行“國葬”問題，日共發起和領導游行等反對斗爭，并將其批判為“違反憲法的行為”，要求保護民主主義。

　　（四）關注和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加強與歐洲左翼進步政黨交流合作

　　近年來，日共高度關注國際問題，積極參與國際活動，呼吁和平解決國際問題，加強塑造自身開放國際政黨形象。同時，加強和本國國情相似的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左翼進步政黨交流合作，學習它們的社會主義運動經驗。

　　一方面，高度關注國際形勢，明確表明自己的原則立場。針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日共指出，“這是新自由主義破產的結果，是以貧富差距和全球變暖為顯著特征的資本主義制度性矛盾激化的惡果”，呼吁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聯合起來應對新冠疫情危機。針對俄烏沖突問題，日共多次表明俄烏沖突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所導致的惡果，“要求俄羅斯立刻停止侵略行為，批判北約各國與俄羅斯軍事對抗的外交政策，強調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國際問題的重要性”。針對核武器問題，日共一直站在反對核武器斗爭的最前列，譴責日本政府拒絕簽署聯合國成員國通過且在2021年1月已經生效的《禁止核武器條約》，并督促日本政府盡快簽署。

　　另一方面，加強與歐洲左翼進步政黨交流合作。2014年以來，日共確立“以歐洲為中心”的黨際交往原則，強調加強與歐洲左翼進步政黨的交流與合作對日本社會變革運動和世界進步運動都具有重要意義。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日共積極與法國、葡萄牙、西班牙、德國、捷克等國家共產黨及其他左翼進步政黨展開交流與合作。比如說，2022年10月，日共與越南共產黨以“21世紀的社會主義”為題在東京舉行第10次理論交流會，就“東亞和平與合作框架問題、廢除核武器”等課題達成合作共識。11月，日共派代表團先后到法國、瑞典、德國、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等國家，與其左翼進步政黨進行會談。12月，日共參加第七屆歐洲左翼政黨大會。

　　三、日本共產黨的發展前景展望

　　近年來，在國際上，由于資本主義大肆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變暖、貧富差距擴大、全球性傳染病頻發、局部軍事沖突加劇等矛盾不斷凸顯；在國內，日本政府加快推進政治右傾化、推動修改憲法9條，堅持以大企業和財界為中心的經濟政策，大幅提高消費稅等，嚴重損害國民根本利益，導致國內矛盾加劇。這為日共探索國內社會主義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相結合的道路提供有利機遇。并且，在探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日共堅持原則性與政策靈活性相統一，積極維護國民根本利益，通過和平議會道路開展反體制斗爭并取得一定成果，一定程度上鞏固了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然而，當前日共發展也面臨著嚴峻挑戰。比如，日本政治右傾化、中左翼政黨強勢興起等，黨內發展存在僵化問題等，這導致日共出現持續衰退的發展態勢。

　　（一）日本政治右傾化不斷加強，日共生存空間遭進一步擠壓

　　日共是日本特色最鮮明的左翼政黨，一直高舉科學社會主義旗幟，以推翻右翼政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必然會遭到右翼政權的反對和鎮壓。

　　長期以來，日本政府除了將日本新左翼視為“極左暴力集團”而加以監視和鎮壓之外，還將日共視為“暴力革命政黨”，常常開展反共、反社會主義宣傳，使廣大國民不敢靠近日共，更不敢支持和加入日共。如今，在政治右傾化不斷加強背景下，日共依然高舉科學社會主義旗幟，繼續走在反對修改和平憲法、反對核武器、反對建設戰爭國家的前列，必然遭到右翼政權鎮壓。例如，日本右翼勢力加強反共、反社會主義宣傳，攻擊志位和夫領導下的日共為“獨裁者的共產黨”，將日共新黨綱宣傳為“脫離現實的綱領”。2022年12月6日，岸田內閣就“日本共產黨的答辯書”指出，“共產黨不會改變暴力革命方針”。這意味著日本政府從國家層面認定日共依然是暴力革命政黨，并將以此為借口對日共實施鎮壓政策。日本右翼勢力還加強對在野黨統一戰線的詆毀和瓦解，大肆宣傳“在野黨共斗失敗論”、鼓吹“與共產黨合作是在野黨共斗失敗的原因”等。2022年參議院選舉之后，自民黨干事長茂木敏充在東京都的一次演講中將自民黨在全國32個“一人區”選舉中獲得勝利的原因歸結為：“在野黨混亂、分裂，在野黨聯合斗爭是有限的聯合。”同時，長期以來，日本政黨政治中形成在兩院議席中具有壓倒性的“一強”優勢的自民黨和多個弱小在野黨并存的“一強多弱”政黨格局，自公政權穩定，這也導致日本最大的選民群體——無黨派階層（大約占選民的50%）傾向于支持自公政權，倡導建立在野黨聯合政權的日共及其他在野黨的支持率普遍偏低。上述局面短期內難以出現較大改變，日共政治生存空間被進一步擠壓的可能性很大。

　　（二）在野黨分裂重組頻繁、中左翼政黨崛起，加劇日共衰退趨勢

　　近年來，日本政黨政治中自公聯合執政穩定，在野黨分裂重組頻發且越來越弱，一些新興中左翼政黨表現出較強社會影響力，直接導致在野黨之間爭奪選民與支持力量的矛盾加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共的群眾基礎，影響了日共的發展、壯大。

　　一方面，2012年民主黨政權崩潰之后，一批新興政黨相繼成立，之后又經過多次分裂重組，必然會加劇在野黨之間的矛盾和沖突。這些新興政黨包括日本維新會（2012年）、日本未來黨（2012年）、立憲民主黨（2020年與原國民民主黨等在野黨組成新立憲民主黨）、希望黨（2017年）、令和新選組（2019年）等。日本維新會、希望黨等是非自民（黨）非民主（黨）的第三極勢力，它們是以無黨派階層的支持為背景而成立的政黨，一經成立便獲得一定數量的無黨派的支持并在眾參兩院選舉中獲得議席。第三極勢力中實力最強的日本維新會一直批判、詆毀在野黨聯合斗爭。在2021年的眾議院選舉中，日本維新會贏得15席（大阪府共19席），新立憲民主黨贏得96席，令和新選組贏得3席。新興政黨的崛起及部分在野黨對日共的詆毀等，勢必會給日共這個傳統左翼政黨吸納國民入黨、爭取選民支持帶來巨大挑戰。

　　另一方面，日共、日本社會民主黨、日本民主黨（1996年成立，2016年并入立憲民主黨）、立憲民主黨、令和新選組等都代表著廣大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從廣義上講都屬于左翼政黨，它們的支持力量以工人、知識分子、青年、婦女等為主，在一些政策主張比如縮小貧富差距、爭取男女平等方面與日共存在一定相似性或者基本相同。這就決定日共等傳統左翼政黨和立憲民主黨等中左翼政黨之間在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方面存在同質性的問題，必然導致爭奪選民及內耗等問題。盡管自2014年來日共提倡在野黨統一戰線并積極付諸實踐，但由于自民黨、右翼媒體等對在野黨聯合斗爭的詆毀和破壞，在野黨之間歷史積怨較深、在野黨內部對統一戰線存在異議、在野黨之間互相掣肘等問題，日共倡導的在野黨統一戰線難以取得明顯成效。比如，在2022年參議院選舉中，在32個改選的“一人區”中在野黨僅贏得4個席位，比上次減少6席。自實施在野黨統一戰線以來，雖然日共團結在野黨在聯合斗爭中取得局部勝利，但近年來在野黨聯合斗爭成績慘淡，日共最為期待的在野黨統一戰線對國民的吸引力和影響力越來越弱。未來，日共主導的在野黨聯合斗爭仍面臨巨大挑戰。

　　（三）日共內部存在諸多問題，短期內難以做出改變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充分表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具體國情相結合，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時代化，是保證馬克思主義政黨鮮活生命力的前提和基礎。在百年發展史中，日共根據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推動迎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階段性高潮。比如，20世紀60～80年代、90年代后半期黨史上兩次躍進都與理論創新密切相關。21世紀以來，日共為實現戰后第三次躍進目標，制訂了各項計劃與具體舉措，但從實踐效果來看，非但未能實現躍進目標，反而呈現持續衰退趨勢。這與日共黨內存在諸多問題密不可分。比如，21世紀以來日共理論創新動力不足，未能形成在國內外、黨內外具有較強影響力的思想理論；黨的最新決議和黨綱頒布三年來，全黨的閱讀率偏低，黨的理論魅力對廣大黨員及人民群眾的影響力減弱；黨支部的數量大幅度減少，日本政黨中黨支部組織最嚴密的優勢正在喪失，在組織黨員、聯系群眾等方面的效能大幅下降；黨員老齡化加劇，吸納青年黨員困難，黨的青年干部與后備力量不足，世代更替矛盾更加尖銳；黨的財務收入連年下降，且多次出現財政赤字矛盾，直接制約著日共的組織能力和社會活動能力。日共內部諸多問題導致黨的建設效率低下、自我革命動力不足等。這也是日共近年來持續衰退的根本原因。

　　結語

　　百年來，日共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共產黨組織，憑借自身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通過調整思想路線、方針政策以適應日本社會的變化、鞏固自身力量，通過積極回應國內外重大事件發揮自身作用，長期致力于探索本國社會主義運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相結合的道路，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正是日共獨立自主探索日本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立足于國民利益開展反對資本主義體制斗爭，真正作為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言人而存在，其才能夠有效抵御國內外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打壓，歷經百年“紅旗不倒”。與當前世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相比，日共的綜合實力、國內外影響力較大，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大的共產黨組織。然而，從日共自身發展來看，近年來，盡管日共在黨的建設、思想理論、內外政策、議會斗爭、在野黨統一戰線等方面采取積極措施，其依然未能扭轉衰退趨勢，要實現建立在野黨聯合政權目標更是任重道遠。這也體現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開展社會主義運動的艱巨性和長期性。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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