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1日，《中國經濟時報》發表《蔡繼明：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關鍵要突破理論障礙》（以下簡稱“蔡文”），提出“基于廣義價值論的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為保護私有財產，發展壯大民營經濟提供真正的理論依據”。該文很好地呈現著“為私有財產代言”的努力，但忽視了二十大報告提出“堅持人民至上”的馬克思主義觀。尤其，因其學術研究過程始終存在“遺漏與偷換概念”的致命弊端，使其“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呈現三個根本性錯誤：1. 違背《憲法》確定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2. 背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3. 忽視勞動要素分配的消費性與非勞動要素分配的幾何式增長。以至，根本性背離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

　　一、違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

　　《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始終是分配制度的基本前提。無論黨的“十五大”（1997）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還是“十六大”（2002）“確立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十七大（2007）“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等，都是基于“按勞分配為主體”前提下，激勵人們把生產要素投入生產性活動，從而推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尚欠發達的生產力得到更快發展。蔡文引以為豪提出的“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因其遺漏《憲法》“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概念，單一聚焦“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忽視“勞動要素”必須始終成為分配的占比主體，“非勞動要素”只能成為并存主體。

　　伴隨社會主義生產力日益發達，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以至2022年“全球十億美金企業家總數3,381人，中國以1,133位蟬聯第一，占全球總數的33.5%”（《2022胡潤全球富豪榜正式發布 全球十億美金企業家人數再創歷史新高》，網易廣東，2022-03-18），但是“5.5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9.64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低于2000元”（2019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等貧富差距問題日益突出，已經引起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為此，十八大（2012）提出“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初次分配機制”；十九大（2017）指出“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尤其，二十大（2022）著力強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從而“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已經成為黨和國家的基本共識，也成為人民群眾共同富裕的共同期盼。

　　但是，蔡文不僅無視其提出“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的根本性缺陷，對《憲法》“按勞分配為主體”基本原則造成重要沖擊，以至貧富分化問題日益嚴重，而且，試圖將“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與“消滅剝削”混為一談，為保護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私有財產”提供必要理論依據，必然因違背“堅持人民至上”的馬克思主義學術觀，引發馬克思主義學界的強烈憤慨：即使從來不愿與人為敵，但是“如果中國的經濟理論界被他這樣的人統治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要受難了。而且，實際上已經受難了。……如果中國的經濟理論界被他這樣的人統治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要被顛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就會中道崩殂”（王今朝《駁蔡氏謬論》，昆侖策研究院，2023年1月2日）。看來，即使學界提出“生產力落后論”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即使《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辯證統一，蔡也是決不接受的。因為只要明確規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公有制為主體”以及相應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在這個大前提下，“多種分配方式”中“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本質，不過在于激勵人們將生產要素投入生產性活動，但由此產生的合法占有勞動價值（包括私有資本占有剩余價值）不可能意味著“剝削”消失。當然，這就更不符合蔡文試圖用所謂“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把“私有制”與“剝削”剝離看來，從而可以擺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限制和“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制度限制，實現其“私有制一統天下”“私有制萬歲”的真實目的了。

　　二、背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黨的代表大會和黨中央認可的提法是“把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其中的“按要素分配”是在“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前提下的“按要素分配”，是建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即以勞動為創造價值的源泉和分配的基本依據，同時考慮到我國生產力發展不平衡、公有制和私有經濟并存的情況，也認可生產要素所有權參與分配，這就必須以勞動報酬分配份額為主體，把資本要素報酬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但是，蔡完全背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旗幟鮮明提出：“勞動價值論顯然不能作為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理論的基礎，因為正是該理論否定了土地、資本等非勞動要素對價值決定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配理論創新與分配制度變革》，《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他所謂的“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基于其自我標榜的“廣義價值論”是“繼勞動價值論、新古典價值論和斯拉法價值論之后的第四大價值理論體系”（《從最抽象的經濟理論研究到最現實的經濟問題探索》，《學術月刊》2015年第1期）。究其內容，在于完全照搬“因混淆使用價值與價值，為生產資料占有者的剝削辯護”而遭到馬克思嚴厲批判的薩伊“按要素分配理論”。究其實質，已經完全背離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并直言不諱表明：“非勞動要素是否參與價值的形成。……這個問題的提出的確可以看作是來自馬克思主義陣營外部的挑戰，更確切地說，是對勞動價值論的真正挑戰”（同上）。

　　馬克思剩余價值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石，基于理論邏輯與實踐邏輯的統一，堅實地提出“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所創造的并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剩余價值來源于勞動價值。自詡為“第四大價值體系”創造者的蔡先生，不會不明白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威廉·配第物質財富論的根本差異，但是公然提出：“馬克思的剝削概念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根據這一理論，任何非勞動收入都來自對雇傭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因而是剝削收入。然而勞動并非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資本則是財富的助產婆和催化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配理論創新與分配制度變革》，《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他以偷換“馬克思勞動價值”概念為“威廉配第物質財富”概念的方式，繼續實施理論欺騙，否定剝削是“一些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財富的占有或壟斷，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強制性地剝奪那些沒有或者缺少財產的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的勞動成果和個人財產”的基本內涵和“資產階級以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購買勞動力的行為，最終會導致工人所創造的價值中的一部分最終合法地被資本家占有的行為”的特定內涵（百度百科）。而在蔡文中，極為荒謬地提出“所謂剝削，就是在利用他人擁有的生產要素時所付的報酬低于其貢獻，其實質是對他人要素貢獻的無償占有。判斷剝削與否的標準是報酬與貢獻是否一致：如果一個人的報酬低于其貢獻就是被剝削了；如果其報酬高于其貢獻就是剝削了別人；如果報酬與貢獻一致就是按貢獻分配，既不存在剝削也不存在被剝削”。

　　蔡文偷換、編造概念的目的非常明確，那便是企圖謬證“以要素貢獻為基礎的非勞動收入不應再被視為剝削，剝削與所有制沒有必然聯系”、“把非勞動收入和剝削區分開來，把剝削與私有制區分開來，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與保護私有財產就會順理成章，消滅剝削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會并行不悖。可以在旗幟鮮明地反對剝削的同時，理直氣壯地發展民營經濟，保護私有財產也是天經地義的”。而此處，蔡文也混淆“民營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不同概念，民營經濟既包括“資本規模較大、將私人占有利益作為主導、具有剝削性質的資本集團經濟”的資本私有制，更包括“個體工商經濟、八人以下的微型企業經濟、多人合伙經營的中等規模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民營非私有制（見懋仁與筆者《“民營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是一個概念嗎？》，昆侖策研究院，2023-01-31）。尤其，以華為為典范的民營經濟“公有化”實現形式，正在實現著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的實踐突破。大力推動民營經濟“公有化”實現形式，既是生產力快速發展背景下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更與《憲法》確定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尤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相一致，這才是真正的“并行不悖”。任何背離“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任何企圖將“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引向資本私有制的言行，都終將是黃粱一夢！

　　三、勞動要素分配的消費局限與非勞動要素分配的幾何式增長造成貧富分化趨勢

　　擅長以西方經濟學模型進行迷惑性定量研究的蔡先生，卻忽視了即使具有折中主義色彩的古典經濟學家約翰·穆勒都高度重視的基礎數量問題。穆勒不僅從利潤來源的角度認為“只有勞動才具有生產力，利潤來源于勞動生產力，而非資本生產力”，而且從利潤量的角度著力強調“資本家所得利潤量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產品量，即勞動生產力；二是獲得的份額的大小，即工資與工人生產總額之間的比例”。如果蔡先生具有學者的嚴謹性和責任感，在2002年十六大報告將“生產要素按共享參與分配的原則”寫入之時，就應該基于憲法“按勞分配為主體”前提下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對勞動、資本、技術、管理所占份額進行真正有價值的定量研究。但是，翻閱自2002年至今長達21年蔡的所有研究，包括基于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完成的論著《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有基于“為私有財產代言”的利潤率研究，沒有一篇文章研究必須遵循《憲法》“按勞分配為主體”分配制度的“為人民做學問”的勞動要素占比數量研究，完全背離了二十大報告所強調的“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黨的理論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論”。他的所謂“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作為“一切不為人民造福的理論”，不僅是“沒有生命力的”，而且忘記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必然會使人民利益遭受嚴重損失，必然遭到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嚴厲批判。

　　由于心中“丟掉了人民”，蔡先生忽視了勞動者獲得“勞動要素分配”報酬后，用于衣、食、住、行等消費后不僅所剩無幾，而且背負著住房、醫療、教育市場化后的沉重負擔，用于要素再投資的剩余勞動報酬以“加減法”計算后，所剩無幾，甚至成為負數。為此，二十大報告強調“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蔡先生同樣忽視了幾倍、幾十倍、甚至如聯想、恒大、中植系等高管百倍于勞動者的“管理要素分配”報酬不僅可以用于奢靡消費，還可以“非勞動要素”投入再生產獲得幾何式增長的報酬收入。資本“非勞動要素”更不必進行必備性的衣、食、住、行與醫療、教育消費，可全部用于再生產過程，必然以更高的幾何式增長獲得資本“非勞動要素”再報酬。由此，進一步加持著市場經濟固有的“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使社會貧富差距現象快速加大。同時，資本深化對勞動收入份額增長產生重要抑制，尤其“在煤炭采掘、石油和天然氣開采、金屬礦采掘、石油加工等資本密集型企業，資本深化對勞動收入份額帶來的增長損失超過實際勞動報酬帶來的增長貢獻，最終對這些行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增長起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建筑業的勞動收入份額增長率為負主要是受資本深化的影響”（李展、葛揚《中國勞動收入份額變動分析》，《上海經濟研究》2023年第4期）。從技術要素參與分配角度，知識產權制度質量越完善，知識產權的產權人可能越易獲得壟斷利益，越能夠促進有償國際技術轉讓規模的擴大，提升無形資產份額，從而降低平均勞動收入份額（阿萊·也爾肯、鄧峰《全球價值鏈嵌入、無形資產收入與勞動收入份額》，《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23年第11期）。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系統觀念。萬事萬物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觀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發展規律”。蔡先生的“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忽視了“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分配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此消彼長狀況，必然需要研究無論如何此消彼長，《憲法》確定的“按勞分配為主體”前提不可撼動，健全“按資本要素分配制度”必然需要強化系統思維。從企業微觀角度，只有將資本要素參與分配納入集體協商范圍，才能避免過度侵蝕勞動要素分配；從市場中觀角度，必須高度重視資本分配幾何式增長的特征，堅持資本要素分配占比增幅低于勞動要素分配占比增幅的原則；從社會宏觀角度，必須合理設置資本要素參與分配權重，按照勞動者占大頭、資本要素占小頭、國家占應得權重；從要素沉淀角度，必須汲取恒大、中植系暴雷教訓，“資本要素參與財富分配的部分僅限于市場認可的新增財富，且需按資本要素投入行業屬性設置沉淀期，沉淀期后的資本要素貢獻值方可作為分配依據”（劉軍勝《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制度 扎實推進共同富裕》，2023-12-25 ）。對于蔡先生來說，對于涉及14.2億人民財富分配的系統嚴謹分析是否不屑于一顧，只要維護私人資本利益就完成使命了？

　　四、實現共同富裕只能最終依賴“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

　　蔡先生在《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闡釋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與共同富裕的實現”，提出“是更追求效率，容忍較大程度的不平等，以期將來自愛財富更加豐裕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還是更注重平等，以較大的效率損失求得較低水平的共同富裕”（第64頁）？但是，得出的答案是“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尚未改變，相對于發達國家3萬美元以上的人均GDP，我國在分配領域還必須繼續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仍需把社會可分配的財富蛋糕不斷做大，在此基礎上，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第71頁）。這一錯誤答案的形成，不僅源于缺乏對勞動要素分配“加減法”增長與非勞動要素分配“幾何式”增長的前瞻預見，更源于沉浸于遠離中國文化特征的西方經濟學模型研究，熟視無睹于中國貧富分化狀況的基礎數據。

　　一組網上流傳甚廣的中金公司年度報告：全國總人口14.036億人。富人階層：人數460萬，占比0.33%，占有財富290萬億，財富占比67.44%，人均擁有財富6300萬。中產階層：人數9900萬，占比7.05%，占有財富110萬億，財富占比25.58%，人均擁有財富111萬。其他人群：人數13億，占比92.62%，占有財富30萬億，財富占比6.98%，人均擁有財富2.3萬（見表1，轉引自《中金2023年中國財富報告，揭秘了我國私人財富格局，結果令人震驚！》，信托情報局 2023-12-25）。

　　表1：中金公司財富占比與階層人數占比情況

　　對于該組數據的準確性及是否為中金公司發布，蔡先生作為“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提出者，是否應該關注？如果對該數據存在質疑，是否應該履行政協委員和民進經濟主任委員職責，向中金公司鄭重提出“予以說明和澄清”的建議？

　　對于2019年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發布的數據“5.5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9.64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低于2000元”（見表2），蔡先生是否關注？是否存在質疑？是否履行委員和主任委員的職責？

　　表2 家庭人均月收入分布與人口情況數據表

　　對于2022年招商銀行年報數據：千萬級以上的富人，占比0.07%，持有31.28%的財富，人均資產金額為2813.38萬元；50萬元以上、1000萬以下的中產，占比2.18%，持有50.10%的財富，人均資產金額為151.53萬元；50萬元以下的普通人，占比97.75%（見表3）。蔡先生是否關注？是否存在質疑？是否履行委員和主任委員的職責？

　　表3 招商銀行2022年和2021年零售客戶資產情況表

　　對于2022年胡潤全球富豪榜發布的數據“全球十億美金企業家總數3,381人，中國以1,133位蟬聯第一，占全球總數的33.5%”（《2022胡潤全球富豪榜正式發布 全球十億美金企業家人數再創歷史新高》，網易廣東，2022-03-18）。2023年中國富豪胡潤排行榜前十名：鐘睒睒4500億元、馬化騰2800億、黃崢2700億、曾毓群2500億、張一鳴2450億元、丁磊2400億元、李嘉誠、李澤鉅2100億、何享健2000億、李書福1750億、馬云1700億（《2023胡潤百富榜發布：鐘睒睒仍為中國首富，馬化騰重回第二》，界面新聞 2023-10-24）。

　　表4 2023年中國富豪胡潤排行榜前十名

　　面對中國9.64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不足2000元，面對中國首富財富資產4500億元，面對中國1133位十億美金企業家、占全球總數的33.5%……蔡先生作為“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提出者，是在為9.64億人依靠勞動要素報酬月不足2000元生存者而汗顏，還是為4500億元財富擁有者、為中國占全球1/3還多的超過十億美金企業家而自豪？中國到底是“以9.64億人月可支配收入不足2000元”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以4500億元的中國首富”、“以中國占全球1/3還多的超過十億美金企業家”而進入了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這是一個必須由“按生產要素貢獻參與分配理論”提出者，從學術定位、從政治定位、從數據定位、從實踐定位、從矛盾定位……回答的問題。蔡先生的原有回答：“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尚未改變，相對于發達國家3萬美元以上的人均GDP，我國在分配領域還必須繼續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仍需把社會可分配的財富蛋糕不斷做大，在此基礎上，才能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第71頁），因為缺乏“微觀具體深入”的學術研究，缺乏“為人民做學問”的政治責任，缺乏“洞察敏銳前瞻”的數據辨析，缺乏“絕知躬行問題”的實踐融入，缺乏“貧富分化狀況”的矛盾分析，則只能成為必然得出的錯誤答案。

　　蔡先生以企圖挑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為目標，深陷古典政治經濟學被馬克思否定與嚴厲批判的學術觀，即使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洞察借鑒，依然是匱乏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早已發現：資本報酬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份額的上升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貧富差距擴大的直接原因。在現實經濟中，向資本所有者支付的利息、租金和紅利等資本報酬往往無法流向家庭部門，因而資本收入份額過高直接導致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赫德森在《文明的抉擇》指出：“全球市場的勝利者將是那些能夠擺脫食租/食利收益、地主制、壟斷和掠奪性銀行及金融業的國家”（第21頁），并由衷呼喚“歷史的任務落在了社會主義經濟體上。它們要抵抗金融資本，奪回政府對貨幣、信貸、土地使用權和基礎設施的控制從而削弱食租/食利者的權力！”（第314頁）如上內容無不都是抵制利息、租金和紅利等非勞動資本要素對勞動要素的“剝削”。

　　馬克思指出：“工資以雇傭勞動為前提，利潤以資本為前提。因此，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產條件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和生產當事人之間的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7頁）。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激勵勞動、資本、技術、管理要素促進生產力發展是必要手段，但是面對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發達生產力，面對“4500億元的中國首富”、“中國占全球1/3還多的超過十億美金企業家”，中國到底是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是正在邁向中高級階段，這是必須要思考的重大問題。伴隨生產力發展，揚棄資本私人占有的局限，促使社會真正共同占有資本，實現資本分配邏輯向勞動分配邏輯的轉變，是馬克思分配理論最根本的價值，也必然是“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發展的方向引領。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目標，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民的基本理想，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最終目標是要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由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的。只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才能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蔡先生為了試圖論證其提出的“共同富裕借以實現的分配制度：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第68頁），極為荒謬地提出“將非勞動收入與剝削收入區分開來，將剝削與私有制區分開來，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與保護私有財產就會順理成章，消滅剝削與發展公有制經濟就能并行不悖”（第70頁），不僅完全背離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而且完全背離了“為人民做學問”的價值取向，呈現“為私有財產代言”而無所不用其及。人工智能發達生產力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標需要全體人民遵循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規律，積極推動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的到來。社會主義之所以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標，是由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這種經濟結構，決定了生產是為全體人民謀利益的，要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動搖。

　　共同富裕借以實現的分配制度，絕對不是“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進而否定“剝削與私有制的關系”；共同富裕借以實現的分配制度，只能是按勞分配為主體，進而伴隨生產力日益發達，逐步實現完全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并逐步擴大按需分配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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