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本文來自知乎用戶炭翁的專欄，原文鏈接為范式轉換中的敘事革新一一修正學派：歷史轉折中的蘇聯史研究 - 知乎 (zhihu.com)，經作者授權后發布。與許多人的想象不同的是，西方的蘇聯史學界經過長期的發展與爭鳴，其主流早已不再將蘇聯視為一個完全受最高領導人肆意操控的“極權主義”國家，而是深刻地發掘了來自下層的社會動力如何影響了20-30年代蘇聯歷史的發展。了解西方蘇聯史研究的這一發展歷程，不僅有利于吸取蘇聯革命的經驗與教訓、認清少數國家文化霸權所締造的關于蘇聯的假象，而且也能為我們理解本國歷史帶來些許啟

范式轉換中的敘事革新一一修正學派：歷史轉折中的蘇聯史研究

　　目前蘇聯史研究現狀可謂是龐雜無序、魚龍混雜，那些無趣老舊的刻板印象自然老生常談、隨處可見，令人驚奇的是，還有一些“紅目”閱讀到了國外蘇聯史學界的一些資料，盡管被迫痛苦的認識到斯大林是靠群眾性階級斗爭而擊敗反對派，后續也持續領導著階級斗爭。但仍相信洋文造成的“信息差”足以搞“知識壟斷”，在“想象力大爆發”的基礎上堅持其過去的一套荒謬觀點，因此導致邏輯混亂且與大量基本史實相悖。

　　雖然此類人等較之其過去也算是一種進步（但卻更加可笑和可恥了），但這種情況仍使得部分只能參考中文資料的當代左翼學習蘇聯史既困難又容易被帶偏，也激勵著我們肩負起總結這份革命遺產的歷史義務。本文正是試圖通過梳理西方蘇聯史的歷史脈絡，以便于大家獲取相對前沿的資料，通過批判性的閱讀總結蘇聯革命的歷史經驗與失敗的教訓。

　　應當說，在二戰前西方關于蘇聯的史學研究存在著這樣一個“史前時期”，用羅伯特·塔克爾（Robert Tucker）的話來說：“共產主義研究的文化方法有一個史前史，他可以回溯到像倫納·費羅伯-米勒1928年撰寫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思想和外貌》那樣的早期研究。但是這種方法在后來對極權主義的理論研究占上風后消失了”，該時期的研究依賴于各種“當事者”單方面的回憶和論述，西方資產階級馴養的反動知識分子絞盡腦汁的從那些極具偏向性、史學價值近乎于神話的回憶中“汲取營養”，竭盡可能的抹黑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政權，例如伊雷馬什維利1932年在德國出版的《斯大林和格魯吉亞的悲劇》，倚仗自己曾是斯大林在第比利斯神學校同學的身份，這位前孟什維克現親納粹分子，毫無依據的抨擊斯大林所謂從小就具有強烈的統治欲，頑固任性和難以接近。

　　這里不得不提的是，著名的政治叛徒托洛茨基在其中居于一個非常不光彩的跳梁小丑的角色，在其1929年被驅逐出國后，先后撰寫了三卷《俄國革命史》、《我的生平》、《斯大林偽造學派》和《斯大林評傳》等極對全世界反動者胃口的“親歷者著作”（據說在1930年，希特勒欣喜若狂的一邊驚呼“妙極了”，一邊向身邊的黨羽揮舞托洛茨基的那本《我的生平》，感慨說“我從這本書里學到許多東西，你們也能學到！”），對蘇維埃政權和斯大林極盡攻擊和抹黑，甚至說斯大林還不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將其稱之為“金托”（格魯吉亞語中意為無賴）。

　　沃爾科格諾夫讀后承認：“打開托洛茨基的書，一個可怕的亞洲式暴君躍然紙上：陰險殘忍、狂熱、愚昧、睚眥必報。對此，托洛茨基這個流亡者不惜筆墨，大加渲染。”很顯然，托洛茨基并不是一個公正的回憶者，更不是一個客觀的歷史學家，然而遺憾的是，就因為他先前在布爾什維克中的地位高，看似有說服力，并且愿意甚至狂熱的對蘇維埃政權肆意攻擊，其的相關著作成為了這個蘇聯史研究荒蠻的“史前時期”諸多著作的重要參考資料，例如無恥的托派分子蘇瓦林在1935年巴黎出版的《斯大林傳》，甚至從斯大林的血統入手搞起了“黃禍論”，試圖論證斯大林領導蘇聯是亞細亞暴君對歐洲人的統治，必須加以反對。

　　而其中最大的典型莫過于貝特蘭·沃爾夫（Bertram D. Wolfe）1948年在美國出版的著作，即《制造革命的三個人：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傳記史》，在這本書中，沃爾夫對列寧和斯大林加以否定和攻擊，而對托洛茨基加以肯定（可見被資產階級飼養的反動知識分子是多么感謝這位無私叛賣抹黑蘇維埃政權的“同仁義士”呵！），美國學者格爾森稱贊這本書出版后“立刻被承認為歷史學的杰作，是第一批撕去蘇聯迷信學的畫皮，還列寧、托洛斯基和斯大林以真面目的著作之一”，法國學者畢珊科甚至稱贊它自出版以來“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總結性的說，這一時期西方蘇聯史研究的特點就是偏向于用虛無飄渺的權力欲來解釋斯大林或列寧等布爾什維克政治人物的政治軌跡，甚至于為了質疑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將十月革命簡單解釋為統治欲旺盛的個別陰謀家為獲取權力操縱下的結果。但如羅伯特所說，“這種方法在后來對極權主義的理論研究占上風后消失了”，這是因為二戰結束后，隨著冷戰形勢的不斷發展，更規范體系化反共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越來越普遍地被西方政界、學界用于攻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并快速下沉到民間。而在這一術語遭到濫用的同時，對其話語理論體系的進一步構建也發展了起來，并奠定了此后二十年西方蘇聯史研究的基調。

　　1951年，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首次在詳實的理論闡述的基礎上，論述了“斯大林的”蘇聯如何是一個可以與納粹德國相提并論的極權主義政權。此后，卡爾·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于1956年構建了“極權主義綜合征”的模型，認為其包含了官方意識形態、單一的“獨裁者”政黨、“恐怖的警察控制體系”、對大眾傳播手段和武裝部隊的壟斷、對經濟的中央控制和指導六個方面，而整個社會因此表現得如“原子化的海洋一般”。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西方蘇聯學中，以美國為中心、綜合了區域國別學、人類學、歷史學的“極權學派”日趨形成。在阿倫特開展對“極權主義”理論構建的兩年后，哈佛大學教授梅恩·芬索德（Merle Fainsod）的著作《俄國是如何被統治的》（How Russia is Ruled）系統地描繪了一幅蘇聯黨的最高領導人通過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機構和各種社會組織，對整個社會建立起嚴密的獨裁統治的圖景。這一獲得1953年伍德羅·威爾遜獎的著作很快得到了大量的印刷，并由此深刻影響了后續整個“極權學派”的敘事。

　　他的同事，歷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緊隨其后，于次年完成了代表作《蘇聯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的寫作，在其中著重強調了布爾什維克對俄羅斯帝國專制文化傳統的繼承，并宣稱蘇聯是一個通過俄羅斯人的武力征服建立、以極權主義方式維系的壓迫性帝國。相對的，在美國空軍資助下完成的哈佛蘇聯社會制度研究項目（HPSS）的兩大成果——《蘇聯制度是如何運作的》（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和《蘇聯公民》（The Soviet Citizens）則分別從上層政治和基層社會兩個層面著重突出蘇聯作為一個工業化的社會，如何在布爾什維克的統治下形成與美國截然不同的“極權主義”制度。也是在此期間，芬索德基于美國于二戰中取得的斯摩棱斯克州檔案進一步構建了蘇聯“極權主義”基層統治的權力結構。

　　在這之后的十幾年內，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麥隆·拉什（Myron Rush）、馬丁·瑪利亞（Martin Maria）、約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等學者不斷涌現。他們往往都以蘇聯的最高領導層為核心，從高層政治斗爭、政權機構、民族政策等角度出發，強調蘇聯政權對整個社會的嚴密控制，突出恐怖和宣傳在其中的作用，并構建了一整套“克里姆林宮學”的解釋框架。

　　在這套敘事中，自列寧時代以來的蘇聯政權都通過“灌輸”官方意識形態以控制社會，并在動員黨員的基礎上，通過警察脅迫和恐怖來強化其獨裁統治。在這一過程中，斯大林更是被認為通過推行一整套的通盤計劃將“極權主義”發展到了頂點。而蘇聯社會則被歸結為一個受極權主義政權的有力行動塑造和操縱的被動客體。也正因為如此，蘇聯理所當然地不被視為一個“正常”的“現代化”國家。

　　這里我們不得不強調，作為在冷戰中于美國政府推動下形成的產物，“極權學派”從方法論上便已經被打上了深刻的冷戰烙印。其支持者往往不加分辨地采信蘇聯移民甚至政治叛逃者的口述，并甚至以此為豪。而他們所主要依賴的哈佛移民訪談項目的采訪者在特定語境下采取的引導式提問和選擇性摘錄，便已經造成了生成文本的嚴重失真性。這些問題在部分“極權學派”學者史學思想的影響下進一步擴大一一例如，在派普斯（此人同時也是CIA的講師，專門負責冷戰文化宣傳），歷史學的藝術在于“根據自己的標準”選取事實，從而編制出能使人信服的同時“在美學上令人滿意”的敘述。

　　正因為如此，在“極權學派”大當其道的年代，已經有一些親左翼和非左翼學者向起發起挑戰，盡管他們往往其實并不真的認同馬列主義。甚至早在“極權學派”出現之前，前托派史學家艾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便于1949年在其《斯大林傳》指出，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即便建立了“極權國家”的機器，但仍與列寧時期一樣“驅逐了野蠻”，并且仍鼓勵年輕人熱愛與官方意識形態不一致的經典文化、以人與人的根本平等啟迪民眾，這一觀點堅持在此書1965年的第二版中得到了延續。而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Edward H. Carr）則在其撰寫的《蘇俄史》第三部《一國社會主義1924-1926》（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1924-1926）中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俄國現實之間的矛盾如何推動了這一時期的政治變動。除此之外，當時于巴黎高等師范學院任教的親左翼學者莫什·勒溫（Moshe Lewin）在反對列寧與斯大林間存在延續性的同時，也強調強制集體化是糧食收購危機所導致的“毫無準備”的政策，而非任何既定的政策。

　　與此同時，“極權學派”內部少部分基于社會學視角的研究也事實上隱含著自我否定的因素。《蘇聯統治下的斯摩棱斯克》中基于檔案展現的豐富個人生活及地方主義與其關于“極權主義”權力控制之間的矛盾便被后來的“修正學派”充分利用。而《蘇聯公民》一書更是進一步地指出，蘇聯并非是一個完全壓制個人積極性、完全控制話語權或將個人“原子化”的社會，而是存在各種各樣的“非正式調整框架”。這本身便預示了，在難以獲取高層政治檔案和史學界方法論革新的背景下，史學研究對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普遍利用必然對主宰50-60年代蘇聯史學界的“極權學派”敘事產生沖擊。

　　而其的“助產婦”是到了60年代中期，美國深深地陷入了越戰泥潭，而西方多國的社會矛盾也迅速激化。由此，西方社會中的冷戰道德共識受到了嚴重的沖擊，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投入了左翼運動。在這樣的背景下，60年代后期，以威斯康辛大學為中心，美國學界逐漸形成了冷戰史的“修正學派”（revisionist school）。重視經濟因素的他們強調美國在冷戰爆發中的責任，并相應地為二戰后蘇聯的對外政策做出了一系列的辯護。然而，采取政治學手段、聚焦于國際關系的冷戰史“修正學派”在論及蘇聯內政時，仍延續了蘇聯史“極權學派”的敘事。

　　但也正是受到冷戰史“修正學派”的啟發，蘇聯史學界的“修正主義轉向”于70年代初開始緩步啟動。隨著60年代美蘇關系的進一步緩和及兩國學術交流機制的建立，美國的教授和研究生得以在蘇聯逗留相對較長的時間。由此，他們能夠和普通的蘇聯公民和社會環境產生更多的直接接觸，這無疑進一步催生了他們中許多人對“極權學派”敘事的懷疑。

　　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系的親左翼學者斯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便是“修正主義轉向”的最初推動者。從60年代末開始，他便超越了爭辯十月革命合法性的前輩們的步伐，著手探索蘇聯學的“替代性方案”一一不僅僅是對“極權學派”敘事的替代性解釋，而且也是尋求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民主”發展的可能。他從意識形態入手，首先于1970年論述了布哈林和列寧理論中的“反國家主義”本質，接著又試圖通過布哈林傳記《布哈林和布爾什維克革命》（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論證，作為列寧繼承者的布哈林和新經濟政策的繼續本可以成為比斯大林的強制政策更為民主、溫和的替代方案。很快，他的導師羅伯特·塔克爾（Robert Tucker）也加入了他的隊伍，而勒溫也在大西洋彼岸的伯明翰大學響應他的號召。

　　我們會發現，這一時期的這部分“修正學派先驅”學者的所謂左翼背景是相對可疑的一一他們的研究往往根植于當前社會的現實關懷和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用后來戈爾巴喬夫的話說便是“有人情味的社會主義”），因而主要傾向于反對“極權學派”對1929年前蘇聯歷史的敘事，表現“原始布爾什維克”的民主色彩，并否認列寧與斯大林之間的聯系一一一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蘇聯“民主社會主義”派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著作《讓歷史來審判》（Let History Judge）的深刻影響。在論及斯大林時代的政治變革時，他們將其闡述為“自上而下的革命”。源于多伊徹的此般論述在部分肯定斯大林時期政治變革的合理性的同時，事實上也如“極權學派”一般強調以斯大林為首的極少數人在改造蘇聯社會時存在預定的通盤計劃，并不從根本上反對斯大林時期蘇聯的“極權主義”性質。

　　就在“修正學派”之風剛剛吹起，起源于法國的社會史研究先后在英國和美國這兩大西方蘇聯史研究的中心開始繁榮發展，由此推動了史學研究議題、方法和智識風格的轉變，并促成了對量化研究、社會結構和“自下而上”方法的強調。而蘇聯史的“修正主義”轉向也順應了這一潮流。在這一過程中，澳大利亞籍學者希拉·菲茲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很快脫穎而出。

　　菲茲帕特里克本科畢業于墨爾本大學，隨后在牛津接受了進一步的深造，并在此期間于1966年前往莫斯科訪學。她的非左翼立場使得她并沒有受到現實關懷的束縛，因而能夠對高層政治之外的問題展開細致的考察。1972年，她接到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一年講師合同，并就此開啟了她在美國的學術生涯。在科恩的邀請下，她參與了美國斯拉夫研究促進會（AAASS）的全國大會，但她對列寧與斯大林之間延續性的堅持，和對延續新經濟政策的寬松文化政策的現實性的懷疑，最終使得會議不歡而散。

　　而在兩年后的于意大利貝拉焦舉行的“斯大林主義”研討會上，她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最終導致了她和科恩等人觀點的尖銳對立：在她看來，基層黨員、青年工人和部分專家的呼吁和支持，對20年代末蘇聯變革的發生同樣有重要推動作用。沒有下層民眾的支持，斯大林孤掌難鳴。這一“自下而上”的觀點在隨后不久的《俄國的文化革命1928-32》(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32)中得到了全面的闡述。她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強制集體化是文化戰線上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而這一斗爭是地方黨和共青團積極分子基層熱情的產物。最高領導層“只需釋放他們”，他們便會積極鏟除舊資產階級專家和官僚等“眼中釘”。

　　此后，菲茲帕特里克在《蘇聯的教育與社會流動》（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一書中，她進一步利用了社會史方法，向學術界展現了一幅在他們看來難以置信的圖景：20年代后期的布爾什維克通過教育領域的“平權運動”，培養了一大批源于工人、積極支持當局的新干部，并因此在民眾中得到了持久的聲譽，而這些新干部也在大清洗中取代了舊官僚的地位。就這樣，盡管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就在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但西方的小資產階級學者們經歷了幾十年才真正部分的相信，顛倒的歷史開始部分的顛倒回去。

　　緊隨著菲茲帕特里克的步伐，一大批社會史學家對集體化、大清洗等關鍵問題展開了細致的探討，“極權主義”模式和“自上而下的革命”這一命題的挑戰。基于蘇聯地方檔案館的解密檔案、書信等原始材料，彼得·所羅門（Peter H. Solomon）、林恩·維奧拉（Lynne Viola）指出，蘇聯當局在強制集體化期間對農村的地方控制相當有限，而許多激進措施往往來自基層官員。另一部分學者則強調，來自社會上的不滿、壓力、支持或回應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改變了最高領導層的行動。例如，維拉·鄧納姆（Vera Dunham）認為，蘇聯的新精英階層和政權之間存在著一種“大交易”，而這對“斯大林主義”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塑造起到了重大作用；阿爾奇·蓋蒂（Arch Getty）則強調，官僚機構的內部緊張狀態和勞動者對經理、廠長的不滿是大清洗的重要誘因。因此，強制集體化、大清洗都很難說是事先計劃好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更有甚者，加布爾·里特波恩（Gabor Rittersporn）提出，民眾對統治階層的專橫和腐敗不滿才是大清洗的決定性推動因素一一這直接地將對斯大林時期變革的性質解釋顛倒成了“自下而上的革命”。總之，他們普遍強調下層對蘇聯政治變革的推動作用，并認為斯大林政權的行動受到了廣泛的社會支持。

　　盡管科恩等先驅此時快速趨于保守，強烈批判他們的觀點，但在方法論上也開始向其趨近，很多人或多或少地采用了社會史方法。與此同時，在英國，一批以經濟史方法對蘇聯史進行替代性解釋的專業學者涌現了出來。斯蒂芬·惠特克羅夫特（Stephen George Wheatcroft）通過人口學方法對強制集體化和大饑荒造成的超額死亡人數做出了遠低于“極權學派”的估計，而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則對二戰前后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做出了深入探討，揭示了其中存在的兩種互相矛盾的傾向，并且系統性的駁斥了所謂蘇聯取得二戰勝利完全依靠租借法案的謬論。

　　英國學界的風氣之所以不同，很可能是受老一代的經濟史學者羅伯特·戴維斯（Robert W. Davies）的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英國缺乏甚至遜色于類似于美國的社會史“修正學派”。相比他們的美國同行，除了對于數據的精良計算外，他們更關注特定的社會群體扮演的角色。例如，劍橋大學教授約翰·巴伯（John Barber）就對“大轉折的年代”的蘇聯歷史學家展開了聚焦，揭示了其內部從1928年起業已存在斗爭，而斯大林只是后來才介入其中；尼古拉斯·蘭伯特（Nicolas Lampart）則考察了蘇聯經理和技術專家成分、思想上的流變。

　　自然，新生的“修正學派”對蘇聯史舊“極權主義”解釋的挑戰，必然受到“極權學派”學者的大肆抨擊。在冷戰的環境下，他們很難不受到政治上的嚴厲指控。對菲茲帕特里克、蓋蒂等學者來說，被譴責為“斯大林主義”的“辯護士”早已是家常便飯。對“極權學派”觀點的反對常常會被歪曲為對“反人類政權”的“洗白”。在接受《新共和國》采訪時，“極權學派”在80年代的領軍人物康奎斯特將菲茲帕特里克的丈夫杰瑞·霍夫（Jerry Hough）和惠特克羅夫特斥為“斯大林的大衛·歐文（David Irving）（宣稱納粹沒有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英國作家）”。“修正學派”作品的發表當然也為審查制度所影響。例如，受政治因素影響，菲茲帕特里克在70年代末根據電話簿估計清洗人數的論文在15年后的1993年才得以出版。不僅如此，由于自己的澳大利亞國籍，她還一度擔心自己遭到美國移民規劃局的驅逐。

　　而羅伯特·瑟斯頓（Robert Thurston）甚至因為猛烈的政治攻擊而被迫離開了蘇聯史研究領域一一這里我們不妨詳細談談這個事件，瑟斯頓利用新近獲得的檔案資料，主張對20世紀30年代進行徹底反思：強調斯大林對恐怖并無計劃，只是對事件做出了臨時反應；恐怖并不是一種大規模現象，大多數人并不害怕；大多數普通蘇聯人熱愛斯大林，因為他們從斯大林的統治中受益；偉大衛國戰爭中的群眾英雄主義證明了這一切。他對于學術變革是如此的熱情，以至于忘掉了一個修正學派必須掌握的“要訣”一一討論蘇聯時，一句好話得跟三句壞話。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干脆直接讓康奎斯特出面，診斷這是一個典型的修正主義案例，他自信的總結說這是一個“接受篡改、否定既定證據并曲解較新材料的思想流派”。來自極權學派的“戰馬”踐踏如果說是意料之中，那么真正讓瑟斯頓失望的是修正學派的戰友們也對他的著作保持了沉默，唯一站出來為瑟斯頓的著作辯護的是菲茨帕特里克。但她也明確表示，她這樣做僅是出于原則（學術探究自由和學術言論自由），這一次，修正學派和極權學派從根本上不同意該書的敘事一一近乎直白的為蘇維埃政權、為共產主義辯護。

　　此后，瑟斯頓遠離了蘇聯史研究，先是寫了一本關于獵巫的著作，然后又寫了一本關于私刑和暴民謀殺的著作，現在正在一邊喝咖啡一邊研究咖啡。這個故事和修正學派的著作（例如蓋蒂在其的著作中不斷強調“東正教傳統概念”加以歷史解釋）一起向我們反映，修正學派的本質仍然是史料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學者（包括后文將會提及的“后修正學派”），盡管相較于極權學派具有進步性和可取之處，但實質仍非左翼的、馬克思主義的史觀。對于當代左翼而言，我們當然可以批判性的閱讀從中汲取有用的史料，但顯然，它只能作為階梯、遠非終點。

　　即便如此，對于西方蘇聯史學界而言，到了冷戰后期，“修正學派”還是在80年代中期成功占據了西方蘇聯史研究的領導地位。社會史在俄國近現代史中終于如其他領域一般成為了主流的研究方法；蘇聯史也擺脫了蘇聯學的附庸地位，成為各大高校歷史系的熱門項目。“極權學派”學者的研究生也時常“叛變”加入“修正學派”。不僅如此，美國的各主要蘇聯史研究學會也近乎被“修正學派”所壟斷。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術界內部的審查壓力自然迎刃而解。至此，西方蘇聯史學界的“修正主義”轉向實現了重大的階段性完成，但還遠沒有迎來終點。

　　具有諷刺性的是，真正讓舊極權學派退出西方學界歷史舞臺的，恰恰是蘇聯解體，大量的檔案文件開始迅速公開，事實證明，修正學派的研究往往更接近實際情況，例如在此之前，惠特克洛夫特就一直反對蘇聯30年代初的饑荒是種族滅絕的謬論，并樂此不疲地用越來越多的檔案數據來抨擊宣揚此類觀點的康奎斯特等人（康奎斯特的成名作就是《悲傷的收獲》這一抨擊蘇聯種族滅絕的著作），隨著檔案文件的公開，曾經不可一世的康奎斯特開始不斷敗退，先是在馬克·陶格（Mark Tauger）的交流中，他承認了糧食全面短缺的事實。并隨著多米諾骨牌的倒塌，最終完全放棄了原來的立場一一在2003年，康斯奎斯特開始與惠特羅夫特聯系，堅持聲稱他從不相信饑荒是蓄意的。令人遺憾，這位曾經高傲的極權學派悍將被迫戰勝了自己。

　　只有部分極權學派為了避免“晚節不保”，強撐姿態心虛的單方面不斷精神勝利，例如派普斯以勝利者般的口吻宣布，蘇聯解體恰恰證明了“修正學派”關于蘇聯政權的穩定性、社會支持等論斷不攻自破云云，但顯然，隨著一場場辯論的“蓋棺定論”，舊極權學派在學界的全面退潮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盡管憑借刻板印象他們在學界和民間仍然保持著相對渾厚的持續影響，卻永遠也無法重現曾經支配整個蘇聯史學界“遮天蔽日”的“盛景”了。

　　比起“極權學派”的老調新彈，是新崛起的“后修正學派”（the Post-Revisionist School）對“修正學派”的主導地位造成了真正的沖擊。這一產生于1990年的學派受到了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的深刻影響。在他們看來，權力既不是“自上而下”也不是“自下而上”產生的，而是聽過話語、實踐和制度傳播，在個人內部和個人之間形成，它無處不在，并且同時具有生產性和強制性。而在“后修正學派”的早期著作之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磁山》（Magnetic Mountain）。在書中，科特金通過對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在30年代變遷的詳細考察，揭示了蘇聯官方意識形態在民眾中間自發再生產的過程，并由此提出“斯大林主義”作為一種“文明”，是一種國家計劃和下層即興創作結合形成的獨特生活方式。

　　“后修正學派”對話語和主體活動的聚焦同與“修正學派”對社會和群體行為的關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這實際上也是史學界文化轉向的深刻反映。他們批判“修正學派”對意識形態的忽視，但與“極權學派”不同，他們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集體構建，而非單純地由統治者強加于人。然而，他們之間從未出現過“極權學派”與“修正學派”間曾發生的尖銳對立。除了政治環境的改變外，這也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后修正學派”實際上以全新的視角闡明了“修正學派”所試圖展現的社會下層對蘇聯政權的認同，所以“修正學派”和“后修正學派”之間實際上并沒有曾經“極權學派”和“修正學派”那樣涇渭分明的界限。

　　不過，“后修正學派”的興起仍然促使“修正學派”的前輩們不斷自我調整和革新，而后冷戰時代的環境和檔案館開放帶來的大量史料剛好給了他們極佳的契機。許多人開始關注情感、認同、飲食、性和性別等文化史的新舊范疇，而菲茲帕特里克又一次地走在了前列。她從1993年便開始關注社會認同的形成，而她接下來的著作《斯大林的農民》(Stalin’s Peasants)《日常斯大林主義》（Everyday Stalinism）分別以農村和城市為中心，考察了蘇聯階級身份的建構性和日常生活中的認同塑造。

　　與“后修正學派”的后輩們對主體性和個人意識形態塑造的關注不同，她主要探討的是身份概念和個人對意識形態的工具性利用。與此同時，在作為冷戰對立面的蘇聯不復存在的情況下，“修正學派”學者不再需要擔心受到“親蘇”的指控，因而得以放開手腳，闡述和論證更具顛覆性的觀點。例如蓋蒂就在其撰寫的尼古拉·葉若夫（Николай Ежов）傳記中提出，恐怖的締造者葉若夫既非如“極權學派”所宣傳的那樣是斯大林的無情劊子手，也非部分熱衷陰謀論的學者所力圖塑造的那樣，是對斯大林陽奉陰違的奸佞權臣，而是一個堅定卻又獨立的布爾什維克，一個革命以來契卡原則的虔信者。

　　除此之外，冷戰的結束也使得東西方學者進一步合作的展開成為了可能（尤其是與俄羅斯學界）。從1992年起，蓋蒂、里特波恩等人便和俄羅斯學者維克多·澤姆斯科夫（Виктор Земсков）、歐列格·納烏莫夫（Олег В. Наумов）在計量史學、社會史等領域展開了多次合作，總的來說，在后冷戰時代，西方蘇聯史學界的“修正學派”轉向受政治環境改變、新史料的大量開放和史學范式的新轉向影響，徹底終結了極權學派在學界的統治，并且修正學派利用了新的窗口，順應了史學文化轉向的趨勢，并以與“后修正學派”不盡相同的方式進一步地推進蘇聯史研究的發展。“后修正學派”轉向并非簡單地取代了“修正學派”轉向，反而推動了后者全新面向的出現，兩者共同構成了新時代西方蘇聯史的議程發展。

　　最后，對于西方學界而言，作為探究自身學術源流的重要命題，西方學界對“修正主義”轉向和“修正學派”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研究。阿伯特·格里森（Abbott Gleason）作為最早對其展開學術史闡述的學者之一，強調了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對“修正學派”產生的影響。“修正學派”泰斗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在自己經歷的基礎上，以托馬斯·庫恩的“范式轉換”理論詮釋了“修正學派”產生并逐漸取代“極權學派”地位的原因，而受她培養的“芝加哥學派”學者也通過對她學術生涯的聚焦，表現了“修正學派”的演變及菲茲帕特里克扮演的角色。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將“修正學派”的議題同法國大革命和納粹德國研究的相關議題展開了比較，并就其方法論提出了批判。馬克·艾德勒（Mark Edele）則在全景式展現冷戰時代西方學界對“斯大林主義”問題論戰過程的基礎上，揭示了“修正學派”內部爭鳴和產生脈絡更為復雜的一面。

　　相比之下，我國自80年代以來的蘇聯史研究則表現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時至今日，不僅大量的基本資料沒有得到翻譯和研究，很多國外學界老生常談的領域至今仍未有人涉足，其主要關注的范圍很小，仍然局限于政治史和外交史一一這種差異很難說是偶然，盡管因為蘇聯檔案的大量解密與其發展期出現了重合，依照蘇聯史研究的慣性使得其可以對許多過去并未得到充分討論的議題展開進一步探究，但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探究仍然是有限且被諸如鄭、沈之流的頑固守舊的學閥所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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