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建民：國企改革到位即民企，哪來的國進民退的問題？》一文之后，椰林風情評論道：“鐘建民：企業的真正分類，即勞權型企業和產權型企業。
結論是，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就是發展民營企業，兩者并不矛盾。——————讀者：不認同這個結論。全民企業和民營企業根本差異就是在生產資料所有權上，這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差異。【共產黨選】明確指出：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共產黨的理論，那就是：消滅私有制。
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玩文字游戲。”
在這里，關鍵的是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概念，然后我們才能認識國有企業的性質。
一，從周其仁先生對國與民概念的理解說起
我們且看周其仁先生在《周其仁：民貧國必衰，民富國才強》一文中在討論“國退民進”和“民進國退”問題是怎樣論述國與民的關系的：
“當時我供職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經林毅夫提議并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重新組建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等到大學正式批準成立的時候，毅夫已去世界銀行工作。成立揭牌會上要發言，我就犯了難——這‘國家發展研究院’里的‘國家’，究竟是個什么含義？沒有辦法，我只好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搬了出來。
此書名是嚴復的譯法，后來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書名就成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那么，究竟是‘國富’，還是‘國民財富’？查斯密的英文原文，是 The Wealth of Nations，因此關鍵就是怎樣理解Nation。譯成中文，Nation當然有‘國家’的意思，但此國家可不是彼國家（State），與填表格“國籍”欄目的那個Country也不是一個意思，當然就更不是‘政府’、‘朝廷’或‘官員’了。
于是，我就用亞當斯密的Nation概念，把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里的那個‘國家’，理解為‘以人民為本位的國家’。那才是經濟學傳統的關懷，就是國民財富的增加，以人民為本位的國家的富裕和強盛。”
如果我們把國家理解為“以人民為本位的國家”，那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質區別又是什么呢？
二，亞當•斯密的國民或經濟人概念
斯密在他的著作中三次提到過“看不見的手”，在論述市場機制的作用時，自然地涉及到了“經濟人”。
其中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他說：“富人只不過是從此種（指土地一一引者注）生產物和積累中選擇最為貴重和最愜意者而已。與窮人相比，他們消費并非過多。而且，盡管他們生而具有利己性和貪欲，也就是說即或他們僅是貪圖自己的便利，他們雇傭數千的人們，并依靠這些人的勞動而希望達到的唯一目的即使是滿足他們自身空虛而不厭的欲望，他們也畢竟是將專心于自己的經營改良的成果分配給窮人。他們受無形之手的引導（led by an invisible band)，與均等地分配給每人以同樣的土地面積時將會發生的事情一樣，進行同樣的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而且，像這樣毫無預見并非本意地促進社會的利益（advance the interest of the society)，供給繁衍人口的手段”。
其中，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他認為：在包括國際貿易在內的市場經濟中，“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尋找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的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
“斯密所創造的關于人的本性和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概念，成了古典學派觀點的基礎。‘homo occonomicns’（‘經濟人’）這一概念產生稍遲，但它的發明者依據仍然是斯密”（《經濟魔杖》第90-92頁，歐文等 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每個人都千方百計地利用自己的資本（看來，實質上不是指隨便什么人，而是指資本家），使他的產品具有最大的價值，通常他沒有同時考慮到社會利益，也沒有意識到，他對社會利益起了多少促進作用。他所盤算的也只是自己的利益，但‘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經濟魔杖》第90-92頁，歐文等 著，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
“在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中，所謂經濟人，就是把人抽象成自利者，其目的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否定了人作為社會存在的其它一切重要特征”。
從以上的引用不難看出，所謂的“經濟人”實質上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主體一一資產所有者一一資本家的抽象，其基本特征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很顯然，這一假設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和發展的社會環境為基本出發點的（《經濟學說史》第171頁，魯友章 李宗正 主編，人民出版社1965年8月出版）。
但是，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實現，社會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由資產者當家作主和按資分配到勞動者當家作主和按勞分配的轉變。這種轉變，必然也會引起經濟學假設的根本性的轉變。
三，馬克思的“勞動人”概念
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 著，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出版。）一書中，馬克思在分析了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生活消費個體性的條件下的勞動者的基本特征：
“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環境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未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種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作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作別的什么，把其他的一切都撇開了。”
在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單純的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被消滅了，產權存在的基礎也消失了。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勞動者具有了雙重身份，即既是勞動所有者，又是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者。而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的條件下，勞動者在生產資料所有方面，與其他勞動者是沒有差別的，而在勞動所有方面卻是有差別的，而且其消費需求也不一樣。因此，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作為生產主體的勞動者，其利益要求表現為勞動所有權，而不再是資產所有權。
對于人民公社的生產隊模式，想來大家都是熟悉的：在生產隊，以土地、生產工具等為主體的生產資料是公共所有的，社員聯合起來進行集體生產。每年年底，生產隊按照“補償消耗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原則和順序進行分配；生產隊的用于個人消費的部分現金或糧食，則根據社員投入集體勞動的勞動量的累計（即工分累計量）在集體勞動總量所占的比例進行分解。很顯然，在這樣一種生產方式中，作為生產主體的人，不再是資本的人格化的資本家，而已經是以勞動所有者的身份出現的社員了，他們的生產目的也不再是資本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工本收益的最大化；而他們取得消費價值的途徑，也不再是通過生產資料的占有權來實現，而是通過自己的勞動投入來實現。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自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來，社會生產主體，已經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經濟人”到“勞動人”的轉變。
毛澤東告訴我們：“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人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區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毛澤東選集》第399頁。毛澤東 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認識“勞動人”的這一新的主體的行為特點，是我們進入社會主義經濟學大門，形成社會主義經濟學系統認識的必要基礎和前提。
四，社會主義國家、人民與國有企業的性質
上面我們討論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一一資產所有者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一一勞動所有者。
現在我們來討論國家的性質與人民的關系。
關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共產黨宣言》認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那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又是呢？在社會主義革命尚未取得成功之前，稱為無產階級專政體制；在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之后，社會主義國家就是管理勞動階級的共同事務的政權體系。
我國的國家性質，是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體系。在這里，作為勞動者的工農就是人民的主體。
全民所有制，本質上就是全體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共同所有的所有制。這里的民，已經不是資本所有者而是工本所有者，是勞動所有者。而勞動所有權則是勞動所有者最核心的利益要求。不論是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事實上都只是勞動所有權的實現形式。這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區別所在。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可以有國有企業，那么，這不同性質的國企又有什么樣的性質區別呢？
西方國家人民的主體是資產所有者或資本所有者，因此，西方的國有企業自然也是體現資產所有者利益要求的企業形式一一即實現資產所有權的形式。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主體是勞動階級，是勞動所有者，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也自然是勞動所有者利益要求一一勞動所有權的實現形式。
有位網友（沈海生）說得好：歷史上的民營只有前三十年社會主義時代產生，那時沒有企業，只有全民所有制生產單位，還有集體所有制生產單位。這才是實打實的民營，因為生產單位屬人民所有，產生的利潤統統流回國庫而用于民生福利和國家建設等。時下的民營只要是企業經營權歸個人，就實打實的是私營，是剝削性的，因為完稅后的利潤都是老板的。民管成了私菅的遮丑布。
改革開放以來，研究國有企業的人不計其數，但真正認識我國國有企業性質的人卻幾乎沒有。為什么？因為這些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人，他們注意到了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的區別，卻沒有認真研究我國國有企業與西方國家國有企業的性質區別；許多人研究國有企業改革時，他們只是從傳統的企業觀念出發，總是從資產所有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卻不知道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們沒有認識到社會主義實現公有制是同傳統的所有制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卻忽略了同時也必須與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在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人格化的資產者被消滅了，人們在資產所有方面的差別消除了，所謂的產權在生產過程中已經失去了意義；現在是勞動所有者是唯一可能的生產主體，起決定作用的是勞動所有權。但是，幾十年來，理論界卻始終沒有形成勞動所有者的主體觀念，沒有形成勞動所有權的權利觀念，沒有形成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制度觀念，沒有形成勞動實體的企業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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