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天推送楊國強老師的《扶搖飄蕩的過渡時代》一文。文中所說的過渡時代，自戊戌維新始，又以庚子之變后晚清的大幅度強軍強國變法為實際起點，正是中國迫切尋求社會、政治、文化變革的生死存亡之際，因此這一變革過程必然是急切的，但變革的需求又決定了過程必然是無限遠伸的。梁啟超的《過渡時代論》在這一歷史過程開端既預言大變危險，又寄予學西極大希望。但西法一變再變，清末民初的世相卻昭示著中國仍未走出過渡時代，處于后路已絕，前路難竟的“兩頭不到岸”困境之中。

　　楊國強老師認為，這種兩頭不到岸說明西方人的辦法無法解決中國問題：它破壞了中國秦漢以來的社會、政治、文化系統，中國失去了立足的本體與本位，卻又無法真正嫁接消納“各國之法度”建立其“新”，中體西用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卻為中國人帶來了更多問題。而后過渡時代就在這樣一個瓦解的中國中，重構起一個直立古今中西之間攏聚蒼生的社會結構與人間秩序。只有通過這段前后連續的歷史，我們才能真正認識過渡時代無果的艱難探索之意義。

　　扶搖飄蕩的過渡時代

　　簽訂《辛丑條約》

　　這是一個社會、政治、文化都在層層分解中走向支離破碎的時代；是一個舊學衰落、新學紛爭的時代；是一個無從以體用、本末貫串連接的時代和社會沒有了中堅的時代。因此，這個時代既不同于兩千多年來的傳統中國，也不同于此前三十年以洋務為中心而著力借法自強的中國。1901年，梁啟超作《過渡時代論》，在庚子與辛丑之后的大幅度變法剛剛開始之際，言之明了地稱“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其意中的“過渡時代”，既是“希望之涌泉也”，又是常在“危險”之中而沒有歸路的過程，而下筆申說，于后一面尤其言之諄諄：

　　抑過渡時代，又恐怖時代也。青黃不接，則或受之饑；卻曲難行，則惟茲狼狽；風利不得泊，得毋滅頂滅鼻之懼；馬逸不能止，實維躓山躓垤之憂。摩西之彷徨于廣漠，閣龍之漂泛于泰洋，賭萬死以博一生，斷后路以臨前敵，天下險象，寧復過之？且國民全體之過渡，以視個人身世之過渡，其利害之關系，有更重且劇者。所向之鵠若誤，或投網以自戕；所導之路若差，或迷途而靡屆。故過渡時代，又國民可生可死，可剝可復，可奴可主，可瘠可肥之界線，而所爭間不容發者也。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

　　因此，以“過渡時代”說“庚子國變”之后中國的大變，重心俱在“過渡時代”的“兩頭不到岸”。他在20世紀開端之日預言后來，所以，章士釗稱他為“知更之鳥”。而十年以后黃遠生論世相，以民初比清末說：

　　晚清時代，國之現象，亦憊甚矣，然人心勃勃，猶有莫大之希望。立憲黨曰：吾國立憲，則盛強可立致；革命黨曰：吾國革命而易共和，則法、美不足言。今以革命既成，立憲政體，亦既確定，而種種敗象，莫不與往日所祈向者相左，于是全國之人，喪心失圖，皇皇然不知所歸，猶以短筏孤舟駕于絕潢斷流之中，糧糈俱絕，風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

　　同樣的意思，李大釗謂之“百制搶攘”而“國運”衰痿，“未意其扶搖飄蕩，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風雨之摧淋，下有狂濤之蕩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達”，而舉目四顧，“固猶在惶恐灘中也”。他們都身歷了這個過程里的以變應變和一變再變，而眼中之所見，顯然是從清末到民初，中國人仍未走出過渡時代而依舊在兩頭不到岸之中。但梁啟超預想的“希望之涌泉”，則都已汩沒于“往日所祈向者”一一破滅之后的“喪心失圖”里了。

　　民初猶未走出清末開始的“過渡時代”，說明了兩者雖因國體不同而各成一段，而就社會變遷的歷史內容而言，則都同出于一個源頭而同屬一個過程。清末的變法與發生在社會深處的斷裂、脫節、四分五裂和發生在人心深處的倒錯、異變相為因果，并在君權倒塌之后都留給了民國。但清末能使“人心勃勃”的立憲和革命，在民初俱成了不可收拾的“種種敗象”，而致人在其中“不知所歸”，之后是曾經深信變法的人不再相信變法。戊戌年間懷抱急切之心作《擬上皇帝書》，力倡變法的嚴復，這個時候追本溯源，從頭說起，在一封信里深論因果始末，痛詬本是同道的康有為、梁啟超：

　　嗟嗟！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內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標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眾人視之，則以為福首，而自仆視之，則以為禍魁。何則？政治變革之事，蕃變至多，往往見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謂善矣，而收果轉惡，是故深識遠覽之士，愀然恒以為難，不敢輕心掉之，而無予智之習，而彼康、梁則何如，于道徒見其一偏，而由言甚易。

　　遂成其“狂謬妄發，自許太過，禍人家國而不自知非”。尤其指梁啟超純持“理想”鼓蕩天下，“欲以無過律一切之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險直線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災已不可救矣”。這些話不能不算是言之銳利。然而以被議的康有為民初作“國會嘆”，自劾“追思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實鄙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被議的梁啟超民初已變其“一往無回”而常在“懺悔”之中為對照，則其自己否定自己，又更具典型性和更富深刻性地表現了其時的曾經深信者變為不再相信。后來梅光迪說：“我國嚴復氏，不明歐人學術源流，輒以其一時流行者，介紹國人。如所譯之《社會通詮》中，分社會進化階級，為圖騰、宗法、軍國，其影響吾國當時思想者至大。吾國人之自甘居于文化落后民族者，實此書作之俑也。”于是痛詬康梁的嚴復也成被痛詬者。

　　曾刊登嚴復多篇文章的《國聞報》

　　比之辛丑之后的變法維新挾一邊倒之勢徑情直遂地前后相逐，這種先倡變法的人物此日之被人否定和自我否定，正明顯地說明，時至民初，曾在清末十年主導朝野而歆動人心的急變劇變，已被這一代人中的由希望而失望者置于事后省視之中，成了追而論之的究詰對象。康有為所說的“不察國情”，后知后覺地看到了與歷史中國斷裂的變法，因其脫空而起，文不對題，給現實中國帶來的其實是更多的攪動和淆亂。梅光迪指“自甘居于文化落后民族者”為大弊，尤其注目的是“歐化”淹沒了中體西用之后，一個沒有了本體和本位的中國，在浸灌而來的西潮面前只能跟著走的失其自我。嚴復深憾當日力倡移西法變中國的“康、梁師弟”之“于道徒見其一偏，而由言甚易”，則意在說明，十多年來以西學西法為一世開風氣的人物實際上并不真懂西學西法，從而并不真懂中國與西洋之間的異同。因此其“立言多可悔”，而風氣一旦演為萬竅怒號于天下，則已悔無可悔。與“辛丑、壬寅之后，無一人敢自命守舊”相比較，這些由辛丑、壬寅以來大變舊法，而所得“莫不與往日所祈向者相左”引發的深度質疑，正明顯地是在回歸于重新認識中國的本來和中國之固有。然則同屬過渡時代，其此一時和彼一時之間的觀念也在前后殊異的變遷之中。從曾經的“人心勃勃”到這個時候的質疑和回歸，是當初以“泰西變法三百年而強，日本變法三十年而強，我中國之地大民眾，若能大變法，三年而立”為預想的言之斷然，以及“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的危言警世，由其簡捷明了的單面立論，衍化為清末最后十年一往無回的單面亢進之后，本與這個過程相為因果，從而被單面立論和單面亢進所遮蔽和回避掉了的種種矛盾、逆反、沖擊、傾覆、動蕩、瓦解、無序，以及隨這種掀簸而來的世路動亂，都在這個時候撇去了遮蔽，成為人人可見的事實而又直接殃及人人。因此，十多年來斷裂、脫節、摧折、四分五裂與人心的失措和異變步步累積而又不止不息，時至此日，時論已概括謂之曰“內變之烈，尤甚于外患”。

　　嚴復

　　就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而言，戊戌之前歷時三十年的借法自強起端于“萬不得已之苦心”和“內外臣工各有臥薪嘗膽之志”，那一代人以“萬不得已”和“臥薪嘗膽”自述懷抱，既說明時至19世紀中葉，為回應西人的沖擊，中國已不得不變；又說明借法自強自始即立腳于體用本末之分，不得不向歐西借法的中國仍然是守定自我本位而不同于歐西的中國。以此為比照，則因甲午喪師而有戊戌年間的“大變”“全變”；因庚子國難而有辛丑之后的“比照各國之法度”而“盡去舊法”，并由“大變”、“全變”和“盡去舊法”，引申而有“歐化”之說，雖然都是沿此前三十年中國的不得不變而來，但其重心已隨時勢逼拶化為人心危岌，由人心危岌化為四望迷離，全然不同地移到了中國的東洋化和西洋化一面。因此，后洋務時代的中國之不得不變，其理路遂以“舊之亡也勃焉，新之興也勃焉。支那欲立新國乎，則必自亡舊始”為當然。這個過程使得合“各國之法度”為總稱的“新”，因其大而化之而越來越抽象，又使中國之為中國的“舊”，因其近在眼前而越來越具體，之后是危岌和迷離之下的除舊布新便只見舊的一面節節坍塌，而未見新的一面實隨名至。兩頭之間的矛盾無可化解，正說明一個“舊之亡也勃焉”的中國，因其沒有了立足的本體和本位，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無從嫁接和消納“各國之法度”，以實現其蓬蓬然而新的中國。黃遠生筆下的“短筏孤舟駕于絕潢斷流之中”，李大釗筆下的“扶搖飄蕩，如敝舟深泛溟洋”，寫照的都是這個起于開新的過程在“亡舊”之后的兩無所依而不知歸宿。而作為曾經身在除舊布新的局中，而以文字動天下的人，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的否定和自我否定，是其立論的要旨，已由深信中國與東西洋之間能夠互通和共通了無窒礙，從而深信移東西洋之成法可以強中國的盲目一朝抉破之后，已變大信為大疑地反轉到由“立國自有本末”說中國與東西洋之殊異和隔閡，而以“妄師”東西洋成法只能亂中國為論斷：

　　瑞士不師羅馬，美不師瑞，法不師美，葡不師法，各鑒其弊而損益之，但取其合于本國之情，而為至善之止耳。今吾國何師乎？即采擇歐、美，豈能盡從？況于遠隔絕海數萬里之域，有亙古歷史民俗政教之殊，乃欲強移用之，削趾適屨，顧盼自喜，而不顧其流血也，豈不大傎哉！

　　論其事實，他們都曾是“妄師”的開先者，因此，以此評說民初時事，其得自于跌挫起落的閱歷之知，又切近事理地為黃遠生和李大釗筆下的兩無所依而不知歸宿解說了由來和因果。

　　嚴復八大譯著

　　本被置于度外的“亙古歷史民俗政教之殊”此日被引到論述的重心之中，并由此省思，對比而見地直言“妄師”西國西法為大患，對于他們來說，由今時反觀往昔，已是歷經歲月滄桑和世路顛簸之后走出了曾經的盲目。然而以民初比清末，是時勢的逼拶仍在，則中西之對比仍在；中西之對比仍在，則危岌和急迫仍在；危岌和急迫仍在，則人心中的迷離仍在。在中體西用已經圯塌，而劇烈變遷之中的中國猶未能找到一種不同的理路和軌路，以越出清末以來的“稍稍窺竊于異國之學說”而“動以援引先例自豪”之日，則歐西之聲勢仍然在以其廣罩四方而掀動一世，使人望而生畏，望而生羨。因此，當上一代人正由“今吾國何師乎？即采擇歐、美，豈能盡從”發為深度疑異的時候，繼起的后來人又在以法蘭西“文明”和“美國思想”為導引，闡說“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的暢想和懸想。法蘭西文明和美國思想，主旨仍然在大變中國，而其時的要義則已移到了文化一面。與“亙古歷史民俗政教之殊”相比，其遠看歐西的眼光顯然猶在辛丑、壬寅以來的慣性之中，而并沒有脫出一邊倒的單面亢進。這種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嬗遞起于彼此各立宗旨，而又歸于前后周而復始，因此，同在兩頭不到岸之中，就古今中西之爭的內涵而言，是嬗遞有如循環。作為一個過程，被梁啟超稱為“過渡時代”的這一段歷史，以戊戌年間維新變法的震懾和張厲為思想起點，又以庚子之變后“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的“大加興革”以“挽回厄運”為實際起點。兩者合匯，既決定了這個過程內在的急切，也決定了這個過程縱深和廣延的一意遠伸和不斷遠伸。而與之相為表里的，則是急切沒有定則，遠伸沒有止境。這個過程期望用西方人的辦法來解決中國人的問題，而后是秦漢以來的二千年歷史中國在西法的沖擊下新舊蟬蛻，失其本相。但過渡時代之“兩頭不到岸”，又說明西方人的辦法沒有解決中國人的問題，而解決問題的過程，卻又為中國人帶來了更多的問題。時人謂之“舊宅第已毀而不能復建之，則惟有露宿”。所以，對于身在其間的中國人來說，由變法開始的過渡時代，實際上成了最亢激的時代、最不安定的時代、最茫無端緒的時代和最趑趄徊徨的時代。由此顯現的是新陳代謝中的撩亂一面和危懸一面。

　　武昌起義湖北軍政府成立

　　然而置這個過程于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之中而通觀前后，是過渡時代的斷裂、脫節、摧折和四分五裂，既以其一變再變的一路倉促，展示了傳統中國變為現代中國所經歷的逼迫之下以變應變的身不由己，又以其一變再變的一路倉促，展示了逼迫之下以變應變的惶遽和懵然。而以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立論，則與亢激、不安定、茫無端緒和趑趄徊徨對應的，是產生和形成于漫長歲月之中而被統稱為傳統的種種結構、秩序、關系、守則以及倫理和思想，在這個過程中由脫榫而脫裂，由脫裂而傾塌。同一代人的亢激、不安定、茫無端緒和趑趄徊徨相比，傳統的脫榫、脫裂、傾塌都留給了后來的中國，并會長久地影響后來的中國。而后是貞下起元，作為另一個過程，后過渡時代的社會變遷，其深處的歷史走向和歷史內容，便是為上下俱在瓦解之中的中國重造一種直立于古今中西之間，以攏聚和維系蒼生的社會結構與人間秩序。直立于古今中西之間，則重造的過程，是本被置于兩端而互相對立的時代內容與千年歷史，歷經千回百轉的重重變遷，在外來之物的中國化和歷史中國的現代化中而歸于合一。而后是時代內容不再陌生，千年歷史不再陳舊。因此，重造社會結構和人間秩序，同時又是在變盲目為自覺中重造中國的本體和本位。而過渡時代看不到結果的連年顛沛跌撲，也因之而在歷史的前后連續之中有了可以理解和認知的意義。

　　五四運動

　　本書以“兩頭不到岸”為名，意在循其本來的源流相承和前后相沿，置晚清末期和民國初年于同一個歷史過程之中，由社會、政治和文化在這個過程里發生的激變和劇變，尋究這種激變和劇變挾前所未有的烈度和深度造成斷裂、脫節、摧折和四分五裂的由來、內涵和結果。并以此說明過渡時代之后，以國民革命為起點的另一個時代繼之而起的原因和理由。就這一段歷史的矛盾、錯雜、人物之多變和世事的紛亂而言，我歷時五年的寫作，只能算是以有限的視野表達有限的讀史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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