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重構了人機關系，呈現出“人機分離”和“人機融合”的現實樣態，引發了人機對抗的社會爭議。在技術邏輯和資本邏輯的統攝下，人機關系的監控剝削、生活殖民、機器偏見、政治極化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智能悖論。面對智能機器的奴役和異化，西方學者提出了超人類主義、技術加速主義和生命政治解放的應對路徑，從而走向技術決定論和主體性哲學的解放幻象。對此，應基于馬克思技術批判理論，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闡釋人機悖論的本質，進而消解人工智能的異化風險和社會政治倫理的失序，以建構和諧的人機關系。

　　［關鍵詞］人機悖論 生活殖民 政治極化 技術現代性

　　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資本論》，馬克思對于機器的思考和批判始終貫穿其中，形成了機器體系的歷史唯物主義批判。馬克思對于機器的關注始于當時的社會背景，工場手工業轉變為機器大工業帶來的社會變革，形成了一個亟需回答的時代問題。作為工業革命驅動力的自動機器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提升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但與此同時，作為資本的機器對工人技能和力量的雙重吸納導致了工人肉體和精神的雙重異化，以至于機器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排擠與遮蔽人自身，從而產生了人機悖論。而這一趨勢在人工智能技術引發的第四次工業革命中變得更為劇烈。第四次工業革命往往被定義為新興技術的會聚，涵蓋了人工智能技術、機器人、物聯網、納米技術、基因編輯技術等，而在其中，人工智能技術作為一種通用技術得到了無限的應用，在極大地增強人類能力和提升社會生產力的同時，也導致了人與機器的主體性之爭、智能機器偏見、隱私與自由侵蝕、數字非正義等社會政治倫理失序，形成了新型人機悖論。

　　一、人機悖論的當代圖景：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

　　面對工業革命時期機器體系對工人階級的排斥，馬克思詳細地描繪了機器體系資本主義應用引發的人機悖論的原初敘事。馬克思指出，勞動資料的資本化使用的最終形態必然是自動的機器體系，原因在于機器體系的使用是資本控制和提高剩余價值率的主要手段。在資本化的過程中，機器體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征。“這種自動機是由許多機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當做自動的機器體系的有意識的肢體。”機器具有強大的力量和技能，工人成為機器體系的附屬構件，其主體性力量降低為對機器的照看以防止機器體系生命力的中斷。因此，人機悖論不僅表現為機器體系對工人的主體性的侵蝕，而且還表現為機器體系中工人勞動能力的片面化發展。機器體系作為異己力量，導致了工人勞動能力的片面化，工人活勞動的創造性變得不再重要。對于此境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分工使這種勞動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縱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最后，人機悖論表現為機器體系對工人自由時間的剝奪。機器體系為整個社會和每個成員創造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但與此同時，機器體系資本主義應用的趨勢始終是：“一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

　　21世紀，隨著平臺型互聯網、大數據、算法等人工智能技術的崛起，新的工業格局正在形成，信息成為新的生產要素，平臺成為新的權力代表，數據成為新的資本形式。勞動產品的數字化、勞動主體的產消化、經濟行為的平臺化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發生階段性新變化。這些都表明，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塑造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它們既是資本形成和積累的新主導力量，也是對現有工業生產過程和組織結構進行根本變革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術試圖通過數字化、自動化、智能化對勞動過程和生活世界進行控制和監管，產生了“生活世界數字殖民”的現象。“人工智能為資本主義使用所形成的人工智能資本化或資本智能化，無疑會成為更隱秘地剝奪人的自由的新工具。” 因此，人工智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重塑和再生產的新型工具樣態和固定資本構成，即人工智能資本主義應用本質上代表了智能機器的資本邏輯，它試圖消除所有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將控制、秩序和增殖置于其他價值觀之上，從而塑造了新型人機悖論樣態。

　　（一）人機關系的監控悖論：隱私剝削

　　第一，人機融合的自我剝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促使社會從“萬物互聯的物聯網”轉變為“人體與智能機器融合的身聯網”。巨大的數據流以一種指數級增長的方式分布于無數傳感器，以在物體和身體之間建立無處不在的連接。經濟殖民不再局限于工廠車間，也不再僅僅通過傳統的自由主義積累模式進行剩余價值獲取，而是把人類身體與智能軟件、硬件和互聯網進行無縫連接。安德里亞·M.麥特維辛以著名的科幻電影《黑客帝國》為例，分析了人工智能建構的身聯網商業模式。黑客帝國的現實世界實際上是由一個“機器統治者”建構的虛擬世界，而機器的動力則來自于數以萬計的人體。這些人體在物理上通過智能機器即矩陣連接在一起，從而允許機器統治者能夠利用和商品化人類的身體，從而把人類變成了驅動機器和軟件動力的硬件，以使現實世界得以延續。當然，目前我們居住的世界不是機器建構的幻覺。但是，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技術時代，在這個時代，人體和機器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正如物聯網已經將我們的財產聯網為共享設備的“云”一樣，我們的身體也正在慢慢地聯網成為身體互聯網。因此，面對身體互聯網的生活殖民帶來的巨大利潤，眾多人工智能公司在機器學習、可穿戴設備、自動駕駛、家庭智能設備、智能醫療設備、腦機接口等生物智能和機器智能的融合系統領域進行大規模投資。人體成為下一個技術平臺，并建構了“超感官自我”（hypersensory self）和身體界面。隨著數字化身體的塑造，超感官自我形成了以身體為中心的傳入和傳出的數據，從而被公司不斷識別身體的重復行為和不尋常行為，將其收集起來用于預測經濟活動。例如，數字公司巨頭通過各種智能設備不斷測量我們所有類型的身體活動，從走路、跑步、騎車到呼吸、心跳甚至睡眠模式，這些數據不僅被我們自動反饋給設備和公司，同時也在強化自我的規訓，以至于形成了一種量化自我的資本增殖奇觀，從而不僅把身體塑造成為自我希望的樣子，更是塑造成為滿足智能技術創新和剩余價值創造的樣態。

　　第二，隱私經濟的數字化增殖。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看來，隱私不僅不是社會倫理的隱憂，反倒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領域之一，這體現為隱私經濟的崛起。隱私經濟理論認為，首先，隱私保護會破壞市場經濟的效率和信息傳播質量，導致市場無法獲得潛在有用的信息。其次，隱私保護會增加個人成本、社會成本和市場成本，并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福利的下降。再次，在自由市場交換下，全面禁止個體數據的傳播不符合消費者本人和企業的利益，同時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得益于信息技術的進步與個人信息數量的急劇增加，個人數據隱私的經濟維度日益凸顯。這些數據可以被收集、儲存、分析并重新應用于新的目的。特別是隨著數字平臺和社交網絡的崛起，包含消費者信息的數據庫激增，個人不再僅僅是信息的消費者，而且還是數據的公共生產者。“移動計算和傳感器技術的普及模糊了數字與實體、在線和離線之間的區別，從而可以捕獲個人和專業活動的數字痕跡，導致人們的行動、欲望、興趣和意圖被收集。而這種信息收集通常是在個人不知情或沒有明確同意的情況下，其涉及的范圍、廣度和細節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人工智能、在線商業模式以及數據挖掘等技術同步發展的條件下，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隱私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第一種是非隱私商品的市場，個人在交換或獲取某種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往往會泄露個人信息，而這些信息可能被收集、分析進而在交易中以各種方式使用。第二種是個人數據市場，分為兩種形式，一種交換形式是“信息中介”，主要是指出售數據的征信公司和商業咨詢公司；另外一種交換形式是面向消費者提供所謂的產品或服務，以換取他們的數據。第三種是所謂的隱私市場，消費者明確尋求產品和服務來管理和保護他們的個人信息。

　　（二）人機關系的共享悖論：生活殖民

　　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促使日常生活暴露在資本主義數據化的力量之下，塑造了一種社會工廠和平臺資本主義，從而引發日常生活的殖民化支配與管理。弗雷德·特納以臉書公司為例，展示了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數據共享的生活殖民悖論。臉書是一家促進社會互動最大化從而獲得利潤最大化的盈利性數字平臺。臉書監控著它的用戶，抽象出他們之間的互動模式，并將其發展為一種“拓撲空間”，用戶的社會關系被創建和計算從而推斷出特定用戶群體的社會行為和意向。但是，臉書又不希望被認定為以一種赤裸裸的方式通過殖民生活世界而獲得利潤，所以臉書公司小心翼翼地淡化這種印象。因此，臉書通過建構數字平臺的開放性、數據共享性、自由的社會交互的公共領域以塑造一種“共享形象”。

　　第一，生活世界的數字量化。隨著社會量化部門的崛起，社交生活數據的收集、匯總、分析、定制和銷售成為驅動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數據挖掘日益融入資本主義日常生活世界，通過賦予生活世界抽象價值的方式被自由獲取，以加強數字資本積累的機制。數字資本不僅是關于世界的知識，它是被數字記錄的、機器可處理的、容易聚集的、可高度移動的離散信息，與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一樣，數字資本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但是從數字資本中獲得剩余價值的方式顯然是不同的，其主要依賴于量化部門捕捉流動數據信息。通過對人的數據化分析、經濟系統的數據優化、日常事物的數據化控制、數據建模與數據預測等方式，數據提取不再是一種中性的技術手段，而是窺視人的身份、信仰、價值觀念和入侵、跟蹤生活世界的殖民手段。由此，生活世界數字量化是由資本增殖驅動而生，而資本積累又反過來驅動數字資本建構一個一切都由數據構成的生活世界。

　　第二，日常生活的數字金融化。數字平臺體現了一種新的資本主義治理邏輯，即衍生品的社會邏輯。衍生品的社會邏輯通過重新配置社會關系，賦予各種無形資產以價值，例如信任關系和個人聲譽等。數字平臺構成了這一社會邏輯的重要物化衍生物，它在用戶生活中大量存在，平臺能夠從人們的日常行為中獲得抽象數據，從而在日常生活轉化為數據的同時將不確定性轉化為可計算的風險。由此，數字平臺將衍生品的社會邏輯擴展至日常生活的微觀領域，制定出更加詳細、全面的信用等級、保險類別、家庭財產等估值，從而將金融商業化擴展至日常生活。而金融算法就形成了一種權力邏輯或者抽象機器，通過獲取數字平臺、社交媒體的生活數據，把日常生活還原為具有價值維度的原材料。由此，“類似于臉書的社交平臺擴大了金融資本的范圍，將一系列迄今為止原始的生活轉化為無形資產抽象的基礎。甚至而言，臉書開始執行金融資本的生命政治功能，通過可計算的方式將日常生活融入其進程，即在生活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同時，賦予大眾的生活過剩與普遍價值”。因此，日常生活的金融化實質是基于數字平臺的社會關系的經濟價值創造。

　　（三）人機關系的倫理悖論：機器偏見

　　第一，機器偏見的社會強化。在西方評分社會中，預測算法充分挖掘個體信息，以評估其貸款、工作、住房和繳納保險的能力以及犯罪的風險，從而對女性、少數族裔產生了差別性影響，特別是智能信用評分確實對傳統弱勢群體產生了負面的、差異性對待。例如，在美國，犯罪智能預警系統為刑事司法系統的決策提供信息，通過分析犯罪歷史、社會環境、犯罪人格和犯罪態度進行犯罪行為預測，這也意味著不同群體由于再次犯罪的風險評估差異從而導致繳納的保釋金額和關押監獄不同。因此，基于歷史數據的預測警務系統往往不恰當地將深色皮膚與較高的犯罪概率和威脅聯系起來，從而導致基于犯罪風險的有色人種在經濟支持、醫療保險和就業保障方面處于一種全景式的歧視系統之中。而人工智能同樣加劇了醫療保健領域的社會偏見，導致特定群體的次優結果。例如，在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群體中，盡管黑人女性和白人女性具有相似風險，但是與后者相比，前者接受高風險種系突變測試的可能性較低。因此，依賴遺傳測試結果的人工智能算法往往錯誤地對待黑人患者的疾病風險。由此可見，機器偏見不是簡單的技術因素，而是技術—社會交互的結果，即人工智能嚴重依賴人類社會生產的數據，在此過程中，人類社會的任何偏見都會進入智能系統且可能被放大，從而導致系統性排斥。換言之，數字技術強化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已有的種族歧視，且以一種算法和大數據的方式悄無聲息地滲透到生活世界之中。對此，在《技術競賽:新吉姆法典的廢奴主義工具》一書中，魯哈·本杰明指出，算法歧視既不是來自本質上種族主義的技術，也不是來自故意編寫種族主義算法的程序員，而是來自于當前社會既定的結構性種族主義分類系統。他專門分析了不同的人工智能決策系統和機器偏見來證明此種觀點。在人工智能選美中，機器人評審團根據面部特征、膚色、性別、年齡、種族等參數進行標準比對，在此過程中，算法的歧視性選擇導致有色人種更難獲得選美青睞。在房貸系統和工作申請系統中，也存在結構性不平等和膚色差別對待的種族主義。“這些默認設置一旦形成，就會有自己的生命，投射出一種客觀的吸引力，使任何人都難以承擔責任。”這表明，機器偏見強化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社會非正義。這當然也不奇怪，因為深度機器學習是利用算法來復制人類思維和社會價值傾向，而智能系統更加偏向于新自由主義金融階級和社會精英的利益。

　　第二，智能機器的偏見投射與內置。當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一種新型種族主義：智能種族主義。例如，谷歌搜索引擎往往把“黑人女孩”和色情內容聯系起來，社會銷售的大多數機器人都具有白色的擬人化特征。在現實社會中，當人機互動之際，人們具有把機器人擬人化的傾向，并采取特定的期望、立場和信念。人們不僅會把機器人識別為特定的性別，而且還會歸因于不同的種族類別。一項研究表明，當面對不同種族形象的機器人，人們的射殺決策具有差別，對黑人機器人表現出明顯的射擊偏見。因此，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智能機器內置了種族主義等社會偏見，甚至形成了一種“人工智能的白色框架”，即智能機器更多反映和增強了白人種族的優勢和既定框架。具體而言，人工智能的形式和特征反映了白人種族的隱喻和概念、種族化的圖像、種族化的情感、解釋性的種族敘事等方面，從而表征和強化了白人的“身體特征”和“文化特征”。人工智能的白色框架具有一種不被注意和不被質疑的權力，這種白色至上的理念在硅谷和美國的科技文化中尤其流行，在人形機器人、虛擬機器人、人工智能數字圖像以及人工智能影視作品中十分凸顯。“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現實中，也存在于我們對于自主、能動、強大的智能機器的想象，即白人智能機器之于積極形象的建構，有色人種機器人之于消極形象的塑造。特別是，將人工智能種族化為白人，可以將有色人種完全從白人智能烏托邦世界中抹去，從而塑造一種人機互動的白色未來世界。”在這種機器文化的單一維度中，種族平等、社會團結和多樣化特征以一種機器偏見投射和內置的方式進一步被削弱，甚至形成了一種機器人種族等級文化。

　　（四）人機關系的政治悖論：政治極化

　　算法和自動化機器在當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生活中日益凸顯，成為塑造、改變甚至扭曲政治溝通、政治敘事和政治決策的重要工具，特別是社交機器人成為社交媒體議程設置和信息傳播中的關鍵性力量。在英國“脫歐”公投、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烏克蘭危機的關鍵政治時刻，社交機器人都異常活躍。所謂社交機器人是指控制社交媒體賬戶的計算機程序或智能算法，其創建目的在于通過干預知識和信息的交流方式以期改變人類的行為。在此過程中，社交機器人通過控制社交媒體賬戶進行材料宣傳、垃圾郵件推送、引導和干擾在線問題討論。社交機器人在數字平臺上大量傳播低信度的虛假信息，成為操縱社交媒體的有效工具，給社會民主帶來嚴重挑戰。

　　第一，基于虛假信息傳播的社會撕裂。社交機器人傳播假新聞的目標在于：基于捏造的事實，利用充滿噱頭的標題來吸引公眾的注意力，以達到特定的經濟、政治、社會目的。特別是在公眾意見兩極分化的政治時刻，社交機器人往往被用來操縱公眾輿論，扼殺辯論和攪渾政治問題。例如，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假新聞的大量傳播、曝光以及特定立場和意識形態的設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對于候選人的認知和投票選擇。在英國“脫歐”的辯論中，辯論雙方最活躍的兩個賬戶都是社交機器人，分別是@ivoteLeave和@ivotestay，它們在推特上貢獻了英國“脫歐”話題的巨大流量，這些機器人具有明顯對立的政治立場。同樣，在2014年的日本國會議員大選中，日本右翼分子通過操縱社交機器人發送大量信息以影響公共領域爭議和選民意見。一方面，社交機器人可以推送某些話題、主張或口號，使其成為推特上的熱門話題或標簽，被用作議程設置或建構政治事件或主題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機器人通過將完全不相關的標簽或話題組合在一起，賦予特定問題意識形態結構，從而將具有類似觀點或不滿的運動與“民意偏好集群”聯系起來。由此，政治信息智能傳播加劇了西方國家意識形態兩極化、精英立場極端化、社會思潮對立化等社會撕裂危機。對此，《亦敵亦友：社交媒體如何極化美國》清晰揭示，社交媒體平臺的溝通方式、社交政治化融合、社交反饋模式、政治身份預測等特征助長了公眾的心理分化，特別是對于他人政治觀點推斷的偏見性加劇以及政治群體刻板印象的深化。就此而言，算法的政治偏見導致了政治立場的鞏固和兩極分化，從而催生出算法民粹主義。

　　第二，基于計算宣傳的政治對立。在西方政治活動議程中，社交機器人成為自動化信息傳遞的重要推手，進而引導社會政治事件進程，引發不同立場的截然對立，從而將其作為控制社會的工具，形成了一種基于自動化機器人的“計算宣傳”。計算宣傳成為西方國家和非國家政治行為體在數字平臺上進行信息傳播、政策宣傳、公民互動以及影響政治結果的重要方式。“計算宣傳是社交媒體、自動代理和負責操縱輿論的算法的集合，通過大數據自動化腳本以推進意識形態觀點。”例如，在德國，隨著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移民問題導致德國政治話語兩極分化。在德國總統選舉和州選舉期間，社交機器人作為一種“意見機器人的入侵”，雖然整體上不占據絕對優勢，但是在德國關鍵政治時刻，仍然貢獻了一定的話題流量。這些機器人相互之間進行關注、轉發和協同作戰，并且針對特定的右翼議程、移民問題和黨派選擇等話題進行傾向性操縱，特別是有些自動化賬戶專門為選舉而設，并采用仇恨言論主動攻擊德國政府政客和總統、總理候選人。來自社交機器人的威脅持續存在，它們有能力影響政治和媒體領域，公眾高度依賴社交媒體作為信息來源，從而延續和擴大了社交機器人的影響。因此，計算宣傳會強化社交媒體同質化內容的傳播，從而引發回音室效應，產生一種不斷過濾相反意見而更容易被志同道合的觀點所包圍的后果，即永遠不會接觸與其意見相悖的信息從而陷入認知隔絕狀態，形成兩極分化。例如，當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在討論重疊問題的時候，他們使用完全不同的框架且持有截然對立的態度和立場。

　　二、當代西方對人機悖論的應對進路與困境

　　面對人工智能資本主義應用的人機悖論，西方學者試圖提出不同的應對進路：分別是超人類主義進路、技術加速主義進路和生命政治解放進路。這三條進路貌似是獨立的應對方法，但事實上，它們具有相似的價值預設和核心理念，基于技術形而上學的構建和理性主體的自我解放。

　　第一，超人類主義進路。超人類主義作為理性人文主義的延續，其期望借助諸如基因工程、信息技術、生命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合來改造和增強人類。隨著人類與智能機器深度融合，超人類主義正在從理念演變為社會政治運動，形成了超人類主義政黨。超人類主義政黨的總體目標是超越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模式，走向以技術為中心的“后”或“元”政治。例如，作為制度化比較健全的英國超人類主義政黨在2015年啟動了一場政治超人類運動，并發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2014年，美國哲學家、未來學家佐爾坦·伊斯特萬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全國性的超人類主義政黨——美國超人類主義黨。為了將理念轉為行動，超人類主義政黨專注于三個核心理念：通過科技進步實現顯著的壽命延長和生活質量的改善；支持由理性和科學驅動的包容文化、社會和政治氛圍，以促進所有人的和平、繁榮和普遍權利；使用科學技術和理性對話來減少和消除人類物種面臨的各種生存風險。在此基礎之上，超人類主義分化成兩種政治流派：自由超人類主義即每個人都有權改變、改造、擴展和增強自己的生物形態而不受任何形式的國家約束；民主超人類主義則更加關注通過技術改變社會已有的不平等或社會鴻溝問題。由此，面對人工智能的人機悖論，超人類主義運動設想了一種后人類社會，以促進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變革。

　　第二，技術加速主義進路。持續的金融危機和生產過程的日益自動化是資本主義長期危機的證據。面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混亂，部分左翼學者認為，應當推動和釋放不斷加速的技術和社會創新，進而形成了技術加速主義。《加速主義政治宣言》指出，技術加速作為驅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思想典范是馬克思。“馬克思本人使用了最先進的理論工具和經驗數據來試圖完全理解和改造世界，他不是一個抵制現代性的思想家，而是一個尋求分析和干預現代性的思想家。”因此，技術加速主義是替代新自由主義的另類現代性，以突破資本主義的頑疾走進后資本主義時代。基于馬克思“機器論片段”的一般智力概念，技術加速主義承認自動化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產生貧富差距和精神倦怠，另一方面創造社會財富和閑暇。因此，關鍵在于如何利用數字技術革命效應重建后資本主義，以重構智能算法、數字自動化技術與資本的關系，從而建構一種超越資本積累和剝削的算法自動化的政治集合。此種理念堅信，數字智能技術能夠創建一種公共貨幣、分布式平臺的社交網絡和人機交互的空間生態系統，從而“以算法為核心組成的技術不僅構成了資本的工具，而且能夠作為后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同時借助于社交網絡把組織合作和知識生產相結合，以尋求擺脫新自由主義經濟范式。這不是一個烏托邦，而是一個創造公共性的社會算法項目” 。因此，技術加速主義構建了一種技術解放潛力和大眾政治力量相結合的美好圖景。

　　第三，生命政治的“諸眾”解放進路。在自治馬克思主義看來，隨著人工智能資本主義應用的大力推進，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固定形態和邊界正在不斷消融。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指出：“勞動過程的性質和特征正在發生變化，社會中的勞動正在日益趨向非物質勞動，即智力勞動、情感勞動和技術—科學勞動、賽博格式的勞動”，更多地涉及人的情感、認知、合作和信息交流等形式。因此，非物質性勞動的重要特質是一種生命政治的勞動，即“此種勞動不僅生產物質產品，而且還生產社會關系，在最終意義上生產社會生活本身”。就此而言，非物質勞動具有解放功能。特別是面對資本暢通的去中心化的帝國，作為生命政治勞動主體的諸眾成為內部反抗和超越資本主義的革命主體。原因在于，非物質勞動是一種主體力量再生產和重構的過程，這也改變了物質生產勞動中資本對勞動的控制和剝削，從而導致勞動主體的創造力超越資本奴役產生了新的合作關系和共同體。“非物質勞動條件下的社會關系及社會生活的再生產，并不表現為財富的生產或資本增殖的手段，而是表現為能夠再生產社會主體本身的一個過程。”勞動不再是異化勞動形態，而是主體運用公共性知識的自我生產。因此，諸眾作為生命勞動主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勞動過程不再由資本統攝，而是轉為勞動主體的自主建構。這種建構不是一種外在路線的被迫塑造，而是基于生命政治生產的主體的自我建構。那么諸眾作為新的階級斗爭主體，其變革資本主義的方式是什么？對此的回答是“出離”（exodus）。“所謂出離，在原初意義上是指實現勞動力潛力的自主性，從而把它從資本的關系中抽離出來的過程。”

　　當代西方三種應對人機悖論的解放進路具有相似的理論基礎，即技術成為拯救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危機的主導力量，這種力量來自于對人性的假設，即人應當借助于技術超越自身的局限性，這構成了理性人文主義和現代性悖論的當代敘事。

　　第一，技術形而上學的烏托邦。“盡管存在不同的理論譜系，但加速主義和超人類主義有許多概念上的重疊。二者都是非歷史的和傾向于決定論，且都定位一個理想主體。”兩種理論范式建構了一種烏托邦的技術元敘事。“創造一個新的人，一個能夠超越所有生物限制的人。這種高度的技術浪漫主義將一切都簡化為超人類主義的行動議程。”盡管他們辯稱，技術增強和加速始終處在政治機構的監管之中且服從于社會發展的特定目的，但就其本質而言，加速主義和超人類主義建構了一種技術拜物教和技術形而上學。原因在于，它們認為后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會自動涌現，而需要通過加速技術和知識以創造完美的后人類資本主義社會。而對于生命政治勞動的諸眾而言，技術的力量同樣塑造了烏托邦幻象。在自治馬克思主義看來，如果說生命權力是主體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技術形式，那么智能技術改變了生命權力的形態，從而塑造出一種出離資本控制的主體性力量。因此，非物質勞動在人工智能技術的加速進展下展現出革命和解放的潛能，即技術加速塑造了以創造性和共享性為特征的生產形式，從而讓生命政治勞動超越了資本占有。進而言之，生命政治勞動把解放希望寄托于技術革命帶來的社會革命，幻想智能技術進步帶來的主體化的生產和生產方式限制的沖破。

　　第二，主體自我解放的幻象。超人類主義的“超人”、技術加速主義的“理性主體”和生命政治勞動的“諸眾”成為超越資本主義局限的主體，它們把解放理解為一種人性局限或技術障礙，而強調積極和主動的自治的政治主體。但是，技術持續加速對人類的身體、認知、情感和生活會產生深遠影響。我們被要求處理越來越多的信息，同時參與更多的任務，需要在一個競爭不斷加劇和不穩定的世界里永遠在線，這些導致主體越來越無法處理這些壓倒性的信息和數據流。面對這種無限速度的擴張，我們的身心有明確的極限，最終人類機體將以一種創傷性甚至大規模病態的方式不堪重負。因此，主體解放的建構無法超越資本主義的困境，甚至會導致一種加速悖論，即勞動力的命運消失在加速發展的未來之中，在機器加速中被解脫的同時亦被控制和毀滅。因此，如果想從限制中解放出來，就必須看到限制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本身。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資本主義總是通過種種手段去克服這些限制，但是克服限制的手段會造成這些限制以更大的規模出現。因此，要想從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不是簡單地加速資本和技術，而是需要打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此而言，政治主體的解放往往陷入個人主義、原子主義的主體化方式，從而走向了虛無主義境地。

　　第三，現代性悖論的當代敘事。從功利主義、解放自由和人性的角度來看，超人類主義—后人類主義旨在尋求從對自身的限制和制約因素中解放出來，它是現代性的典型產物呈現。超人類主義通過對人類進行設計和改造以超越人類的物質、道德和智力方面缺陷，建構人類—后人類存在樣態的二元論。相比較而言，加速主義并不尋求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是以加速的方式重新定位資本主義本身的物質基礎設施，以達到普遍解放的目的。當然，加速主義核心理念并不是追求毫無目的的速度，而是培育有導向的技術社會加速。技術加速的現代性敘事促使資本主義去中心化，特別是數字技術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合顛覆了當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與此同時，生命政治同樣暢想一種后資本主義社會和后工作社會，努力將資本主義轉型的可能性理論化，從而構建了一種新型現代性敘事，并激發相應的社會運動以影響國家政策。但吊詭的是，人類由此被重新設計為混合有機體或生物機器，從而完全致力于剩余價值的生產，即人機混合的超級有機體成為資本榨取的對象。因此，以上三種路徑不僅沒有辦法推進資本主義形態的轉變，而且智能技術資本主義應用只會增強資本的力量和活力，從而塑造更為復雜和抽象的現代性悖論圖景。

　　三、人機悖論的歷史唯物主義闡釋：回到馬克思的技術批判

　　面對人工智能資本主義應用的人機悖論，當代西方左翼學者給出的潛在應對方案陷入了技術決定論，從而走向了浪漫主義的烏托邦解放幻象。實際上，技術決定論“沒有揭示現代技術的本質，沒有看到現代技術的歷史性質和社會形式，沒有看到現代技術與人類生活世界以及未來社會的本質性關聯，從而抽象、形式地理解新興技術，把現代技術看作非歷史性和非社會性的獨立存在”。技術決定論預設了技術的發展具有獨立于社會影響的內在邏輯，且技術變革會引發社會變革。因此，面對人工智能時代資本主義現代性悖論，西方左翼學者打造了技術拯救的神話力量。

　　為了真正厘清人機悖論的本質，我們需要回到馬克思技術批判理論。借助于“機器大工業”“感性活動”“社會實踐”“生產力”“資本”，馬克思區分了技術本身和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揭示了技術的物質形態和社會歷史形式。第一，技術不是單純的工具，而是人類基本的實踐活動形式。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的產物，技術實踐不僅是一種生產力，更是人類實踐活動的歷史生成。第二，技術不是抽象的存在，而與特定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馬克思反對古典經濟學僅僅強調“物”的自然屬性，而忽視“物”的社會形式，他指出：“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因而技術具有特定的社會關系形式。第三，技術和資本的融合推動了現代性矛盾的生成和走向。換言之，“現代性的生成是在資本和技術的合謀下完成的，是技術與資本融合互動、相互促進、彼此助推的結果”。由此，資本邏輯的增殖意志和技術邏輯的效率至上構成了同一性，技術作為勞動資料“變成了由資本本身規定的并與資本相適應的形式”。第四，技術現代性的雙重性。技術現代性悖論的生成中也蘊含著超越和揚棄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否定性力量。技術批判理論厘清了“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和“技術的一般應用”。對于前者而言，技術導致了自然異化、人的異化、社會異化和精神異化，從而造成現代人陷入畸形化、片面化的生存悖論。但對于后者而言，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技術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存在。技術革命的意義在于引發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革，蘊含著巨大的解放力量，成為走向自由王國的杠桿。

　　馬克思的技術批判理論揭示出，人機悖論的根源在于人工智能技術的資本主義方式的應用。“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方面創造了極致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不是由全社會共同占有，而是由資本家階級占有。人工智能應用的資本邏輯決定了，在人工智能時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不僅不能消除，反而會在新的基礎上趨向激烈。”因此，澄清人機悖論的本質必須從其產生的社會關系入手，因為特定生產方式決定了人工智能技術的使用方式、社會效用和價值指向。“我們不能將平臺和數據—流量看成抽象的數字經濟學原則，而是在具體的生產和交往實踐中形成的既定形式。”在此基礎上，可以把人機悖論分為三種類型：資本主義人機悖論、社會主義人機悖論和一般人機悖論。資本主義人機悖論是指由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造成的以人機悖論為當代呈現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嚴重對立，其產生具有內在的必然性。而社會主義人機悖論在表象和特征上似乎與資本主義人機悖論沒有區別，同樣會出現技術性失業、監控隱私與智能鴻溝等問題，但是在產生根源上卻有著本質區別。社會主義人機悖論并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而是社會主義國家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發展理念和政策造成的。一般人機悖論是人們在利用技術重塑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過程中，由于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以及技術應用效應的復雜性，導致人們對于技術發展規律的認識不足而引發的悖論困境。由此可見，要消解人機悖論的現代性危機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這不意味著只要把人工智能技術從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生產關系中解放出來就可以解決問題，同樣不能忽視馬克思現代性批判的技術維度，以防陷入對資本邏輯的泛意識形態批判和技術浪漫主義中。

　　由上可知，面對人工智能資本主義應用引發的人機悖論問題，關鍵在于超越資本邏輯以推進人工智能的社會主義應用。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中國同樣出現了諸如隱私悖論、不平等悖論、勞動悖論等人機悖論問題。對此，需要明確的是，中國人工智能應用引發的人機悖論的原因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政策與理念引發的社會主義人機悖論問題；第二，技術發展引發的一般人機悖論問題；第三，在全球化進程中，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大型高科技公司和數字技術霸權引發的人機悖論問題。對此，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應對。

　　首先，建構以人為本的人工智能價值理念。作為最具代表性的顛覆性技術，人工智能技術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巨大風險和挑戰，引發了重大倫理關切和法律規制的變化。當前，為了防止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引發的政治、經濟、生活等領域的風險，中國積極倡導“以人為本”和“智能向善”的人工智能發展理念，從而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的發展。迥異于西方資本邏輯主導的人工智能發展路徑，中國提出了負責任的、創新的人工智能治理體系，貢獻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其次，基于內在進路的“價值內嵌”，塑造人工道德智能體。技術不是中立的工具，內在具有人類價值觀念，受到特定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影響。特別是，人工智能從本體上重塑了主客關系，塑造了人機交互、人機融合、人機共生的新型主體樣態。盡管當前弱人工智能還不構成真正的道德行動體和法律行動體，但是，區別于傳統技術，人工智能畢竟具有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互動性和情感性，會影響人類的道德環境、道德情感和道德決策。因此，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混合進路把道德理論內嵌于人工智能體，不僅需要將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植入人工智能程序設計中，還要使倫理原則與社會文化和風土人情相結合，從而讓人工道德智能體具有社會層面的可行性和可接受性。要通過道德物化和價值敏感設計的方法將“技術實踐”和“道德實踐”進行統一，用主流價值導向嵌入和駕馭人工智能，防止人工智能“作惡”以實現社會主義人機和諧關系的構建。

　　最后，基于“數字主權”的“人工智能命運共同體”構建。面對人工智能的跨區域、跨文化和跨產業的全球化屬性，在關乎人類命運和前途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體系重大問題上，中國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回答這一問題并貢獻了中國方案。中國政府提供了一系列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和框架。這些治理方案指出，人工智能技術對人類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道德、文化和價值觀念帶來全新的挑戰和風險。但是由于不同國家的文化傳統、歷史條件和技術發展水平的不同，人工智能具有明顯的文化差異、倫理風險的非同步性和社會議題的多樣性。因此，一方面，我們要正視不同國家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不平衡，尊重各國人工智能治理方案和“數字主權”，反對人工智能技術意識形態化和單邊主義操縱；另一方面，要堅持多邊主義，構建包容、可持續的人工智能的跨文化治理機制，以消除文化壁壘進而塑造求同存異的人工智能跨文化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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