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馬克思早在中學時代就已經形成一種并未言明但深層支配的啟蒙主義新聞觀。該新聞觀念的再現得益于研究者的方法革新。我們要反思傳統馬克思新聞思想史研究中的教條語錄情結,采取文本學方法透過顯性字句發掘隱性邏輯。19世紀早期德國社會與新聞出版業處在“精神上的大齋期”,而自由理性的成長氛圍塑造了少年馬克思最初的啟蒙新聞思想形態,這在其留下的三篇中學畢業作文中得以見微知著。盡管啟蒙主義新聞觀不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但是其中蘊含的可貴思想質點撬動了馬克思隨后的新聞思想發展。

　　長期以來,學界關于馬克思主義新聞思想史的書寫通常以馬克思大學畢業投身《萊茵報》的籌辦工作作為起點,因為馬克思直接分析新聞出版業的最早一批政論文章正是始于《萊茵報》時期。“《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及政治觀點還囿于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辯證法,這一點決定了他們的報刊思想不可避免具有唯心主義色彩……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國家至上主義者黑格爾的集權主義報刊理論的繼承人。”童兵先生已經發現《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報刊思想在深受黑格爾影響的同時,清算了后者蔑視民眾的集權主義報刊思想,但是并未澄清馬克思“囿于但又異于”黑格爾報刊思想的具體原因。與之類似,陳力丹先生也指出:“馬克思《萊茵報》時期的報刊思想,也是在他從黑格爾報刊思想的革命方面汲取思想材料,與他為專制政體服務的報刊思想相對抗的情形下提出來的。”換言之,馬克思對待黑格爾報刊思想只是“取其精華”式地為我所用,但是這里也未能指明此時的馬克思究竟是秉持何種思想立場的“我”?不過,童、陳二人都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新聞思想絕非黑格爾主義的簡單翻版,相反應該是對后者的積極“改造”——問題是青年馬克思為何能夠將保守的黑格爾主義新聞觀改造為革命的民主主義新聞觀?除了我們如今視作常識的黑格爾辯證法內部的革命性因素之外,德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提醒我們不要忽略另一個重要因素:“馬克思用來捍衛出版自由的劍,比他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政論家的都更為光彩奪目和鋒利……黑格爾曾談到‘一個壞報紙的可憐的、敗壞一切的主觀性’,而馬克思則回到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在《萊茵報》上論證了康德哲學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但是他在返回這個問題時,他的政治和社會眼界已經為黑格爾的歷史辯證法所打開而大大地豐富了。”梅林基于《萊茵報》的文獻研究得出的這一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不過筆者認為此處用馬克思突然“回到”啟蒙運動并不準確,因為強烈的革命時代精神、開明的家教氛圍和正統的中學人文教育早已塑造了少年馬克思一種康德式的原初啟蒙思想形態,在他留下的三篇中學畢業作文中我們已經可以管窺其中并未言明但深層支配的啟蒙主義新聞觀。

　　一、“方法論自覺”:馬克思新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問題

　　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道難題便是解釋為何傳統馬克思新聞思想史書寫通常忽視馬克思“中學時代”的新聞觀?簡單回應就是一個從未直接從事新聞出版相關工作的德國中學生當然不會有什么新聞觀!的確,從馬克思中學時代留下的少量詩文中我們無法直接讀到諸如“新聞”“報刊”“出版”和“輿論”等直接關乎新聞出版問題的顯性字句;加之歷史上尋章摘句的“語錄新聞學”的長期流行也固化了學界對馬克思在中學時代絕不存在新聞觀的既定常識。但是,科學研究從來不是對顯性現象的鏡像反映,而是要求透過現象發掘出潛藏在深層的、不為人知的運行規律。

　　實際上,這就不得不觸及馬克思新聞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自覺”問題。“方法論自覺”要求研究者必須對從事馬克思思想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本身具備清醒的認知,即要努力對自身開展研究的立場、預設、框架、優勢乃至局限都有所自覺:“在研究相同的理論文本時,不同的解讀方法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認識結果”,據此張一兵先生還提出了馬克思思想解讀的“五大模式”:西方馬克思學模式、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學模式、阿爾都塞模式、蘇聯學者模式和南京大學孫伯鍨先生模式。簡單來說,西方馬克思學模式是研究者將馬克思文獻作為客觀對象進行研究,往往呈現一種追求絕對客觀神話的“拜文獻教”傾向,且研究者本人不認同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人本學模式和阿爾都塞科學主義模式看似對立實則統一,即二者都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偏執的深刻”。前蘇聯模式在特殊的歷史環境和學術條件下曾對中國學界產生了不可否認的重要學術貢獻,但隨著歷史發展已經成為阻礙學術創新的主要“攔路石”,這也是馬克思新聞思想史研究如今依然需要深刻反思的“傳統研究模式”;作為對傳統研究模式自覺反思的結果,孫伯鍨先生開創了一種“深層歷史文本解讀方法”(簡稱“文本學”方法),該方法并非一種憑空臆造,而是在中國傳統經史解釋傳統和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雙重影響下的歷史產物。在本文中,我們研究馬克思中學時代新聞思想的方法正是源自這種文本學方法。

　　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孫先生就強調一定要認真研究長期以來不夠重視的馬克思“并不成熟”的早期著作,因為“通過對它的研究、整理、考察、分析,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新的思想道路、創立自己學說的過程中,究竟批判了什么,繼承了什么,拋棄了什么,創造了什么,從而準確地判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一切舊哲學的區別和聯系,劃清它們之間的質的界限。這樣就有助于我們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的特點,沿著它固有的方向推動其向前發展。”文本學方法是一種唯物史觀方法,它與缺乏反思性的前蘇聯“傳統教科書解釋框架”有著本質的區分,后者主要采取一種“非歷史”的“原理反注文本”的教條主義方法解讀馬恩經典文本。傳統研究模式的潛在假設是《馬恩全集》從頭至尾的每一句話都具備毋庸置疑的正確性和同質性,這也是歷史上“兩個凡是”錯誤主張的學術映現。按照這一思路,馬克思思想史就變成一種漸進的量變“進化說”,于是研究者只需拿著一系列特定歷史條件下人為構造的“條塊化”和“原理化”的傳統教科書體系的“放大鏡”查閱、核驗和堆砌《馬恩全集》中的相關顯性字句就行了。比如,受到列寧關于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期間徹底完成了“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傳統解釋框架影響,一些天真的研究者便在《馬恩全集》中竭力找尋諸如“唯物”“唯心”“革命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類的顯性字眼,但是忽視了的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是,列寧受到歷史條件制約沒能看到馬克思的大量早期手稿,因而得出的結論實際上并不準確。

　　“新聞無學”問題成為長期縈繞在新聞學界的一片烏云,除去新聞本身強調實用的重要學科特性之外,缺乏對傳統研究方法的自覺反思也是另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知道馬克思畢生創辦、主編或者參編有十幾家報刊,發表了大量直接與新聞出版工作有關的重要作品,因此,馬克思新聞思想史研究實際上最具備達及“學”之高度的所需史料條件,問題是歷史上人們如何利用這些豐富的文獻材料?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降,馬克思主義遭受了全球新自由主義沖擊,斯大林式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政治挫敗進而引發甚囂塵上的“歷史終結論”,由此馬克思主義新聞學研究也連帶著陷入了歷史低谷;另一方面,歷史上厥功至偉的傳統研究模式越發難以適應新歷史條件下的學術維系和發展要求,遑論追求該領域學術研究的數字化和國際化。實際上,“只有借助于歷史性的‘文本學解讀’,使過去在傳統解讀構架內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構一種全新的歷史性理解視域。”也就是說,文本學方法要求新聞思想史研究必須放棄過去對顯性字句與表層邏輯的語錄崇拜,努力深入到經典文本的“空白”和“深層”中去。按照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唯物史觀要求,才能讓馬克思新聞思想之光以一種內生性的歷史發生學方式重新綻放。

　　當然文本學方法也有其使用限度,要避免走向主觀主義。一方面文本學方法旨在“我注六經”式地探索隱匿在文本幽暗中的那個真實的、唯一的和客觀的思想脈絡,即實現傳統意義上的“照著講”;另一方面,該方法承認文本解讀的主體建構屬性,認識到只存在相對和有限的客觀性,但是這種“六經注我”式的“后文本學”方法絕非要混淆研究過程所伴隨的“主體建構”與徹底走向“主觀主義”的質性差異,因為“激發主體性原來是為了更好地通達客觀性,結果主體凸顯了,客體卻被遮蔽了。這種主觀主義不是人們想要的。”這里的“后文本學”又叫“文本構境解讀”或者“思想構境論”,旨在逼近原初理論語境的現代性文本學方法的堅實基礎上,進一步超越現代性思想史研究的解釋霸權,以凸顯文本解讀與思想史研究的主體向度與歷史效果?，F在我們再回到開頭提到的那個問題:馬克思新聞思想史書寫究竟能否推進到馬克思“更不成熟”的中學時代?或許,我們唯一能做的恰恰是對少年馬克思留下的“斷簡殘篇”進行充分的文本學解讀,努力在字里行間的“空白”處發掘隱藏在文本深層的思想邏輯,進而管窺背后可能存在的新聞出版觀念。

　　二、“精神上的大齋期”:19世紀早期德國社會與新聞出版業發展狀況

　　在討論哲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上,黑格爾指出:“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資本主義達及鼎盛的“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而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曾將“1789-1848年的歐洲”稱作“革命的年代”,他認為在由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構成的“雙元革命”的強大驅動下,人類逐步構建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制度和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霍布斯鮑姆敏銳地發現:“詞經常是比文獻更響亮的證言”,諸如“工業”“工人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族”“統計學”“意識形態”以及“新聞出版”等詞匯在此期間被新造出來或者被賦予了嶄新的現代含義。19世紀初期的世界自由資本主義仍然處在上升期,當時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歐絕大多數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尚未成功,青少年時代的馬克思正是生活在以“革命”為主旋律的時代氛圍中。

　　19世紀早期的德國成為時代矛盾的焦點。德國內部邦國混戰、經濟滯后,直到18世紀末基本還是一個容克地主統治下的封建農業國,資本主義發展遠不及英法等國。正是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這個“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使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洪流沖擊了德國這個封建勢力盤根錯節的“奧革阿斯牛圈”。到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封建專制主義仍然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大障礙,歷史發展迫使德國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運動風起云涌。與此同時,德國社會主義運動也開始萌生,萊茵省等資本主義經濟較發達地區就先后爆發了自發的、小規模的工人起義。德國資產階級的先天不足使得其在強大的封建主義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夾擊下顯示出革命和妥協的矛盾性。因此,德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基本只剩下對法國大革命最嘹亮的“理性、自由、平等和博愛”精神口號的贊頌,其革命行動借以抽象的理論形式呈現,集中表現在探討文學和政治的“青年德意志”運動,以及后來吸引青年馬克思也參與其中的“青年黑格爾”哲學和政治運動。

　　19世紀早期的德國新聞出版業發展狀況構成了少年馬克思最初新聞出版觀念生發的直接情境。早在17到18世紀德國最強大的奧地利大公國就實施嚴格的書報審查制度,恩格斯曾就此諷刺道:“在所有奧地利與文明接壤的地方,除了稅關官員的警戒線,還有書報檢察官的警戒線;不經過兩次三番的詳細審查,不查明它們絲毫沒有沾染時代的惡毒精神,這些檢查官是決不讓一本外來書籍和報紙進入奧地利國境內的。”18世紀初,新興的普魯士王國同樣采取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書報審查制度,嚴禁民間辦報,大力推行官報并壟斷廣告。法國大革命曾讓歐洲封建統治者聞風喪膽,但是鼓舞了熱情好奇的知識精英們,一時間圍繞法國革命問題的政論報刊激增,這迫使德國皇帝下旨要求各地親王壓制不良思想。1792年秋,法國革命軍占領了包括馬克思家鄉特里爾在內的萊茵河左岸地區,“1795年,為防止法國革命思想的輸入,皇帝弗蘭西斯二世指令加強對進口出版物和翻譯書刊的管理。德國皇帝沒有預算,沒有常備軍,但是在防范出版物這一點上,與各邦國的當權者是一致的,所以即使沒有皇帝的指令,多數邦國政府也會對新聞傳播采取遏制政策。”法國大革命沖擊了當時德國報刊業的既有格局,主要體現在政論報刊的強勢崛起和傳統文學報刊的逐漸式微,“文學報刊已然被人淡忘,無論是席勒的《季節女神》(Horen)、施萊格爾的《雅典娜神殿》(Schlegel),還是歌德的《衛城之門》(Propylaen)都沒有取得成功。與此相反,政治報紙則遍地開花,只不過,由于德意志小國寡君們普遍不信任政治報紙,因此,它們的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自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1797-1840年在位)上臺以來,書報審查制度更加森嚴,生活在三世年間的少年馬克思能夠接觸到的報刊比較稀少且發展艱難,但他肯定還是受到了這種特殊的書報環境的影響。

　　1815年,曠日持久的拿破侖戰爭終于結束了,萊茵河左岸地區重回普魯士王國版圖。戰后德國一度報業興盛,但是這種良好局面很快就被徹底打破了。1819年,主張采取恐怖手段反擊書報審查的“大學生協會”刺殺了俄國沙皇的一位密探,這直接促使德意志聯邦召開緊急會議并批準了臭名昭著的“卡爾斯巴德決議”,即通過了旨在壓制民族統一運動和自由主義運動的四項法律,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大學法》和《新聞法》?！洞髮W法》提出設立學監對大學師生進行監視,解散“大學生協會”,解雇有民主思想的危險教師;《新聞法》要求嚴格審查一切出版物,對20印張以下的所有著作實行預審制,凡被取締的書報編輯禁止從業5年。在決議的慫恿下,普魯士隨后光明正大地祭出了反動的1788年審查敕令,于是,德國新聞出版界如同墓地一般死寂,馬克思后來將這種萬馬齊喑狀況稱為“精神上的大齋期”。

　　19世紀30年代是普魯士書報審查的盛行時期。復辟的法國波旁王朝曾在1830年頒布反動敕令,通過修改出版法限制新聞出版自由,此舉引發新聞出版界的反對派編輯和記者通過集會抗議表達強烈不滿,隨后幾千名工人和手工業者也走上街頭。革命隨后建立“七月王朝”(1830-1848),法國報業獲得了相對寬松的發展環境。“法國七月革命那段時期事實上促進了德意志地區報刊的覺醒,在萊茵河兩岸地區尤其如此”,德國報業一度氣象更新,出現了令人矚目的《德意志論壇報》,但是好景不長,很快緩過神來的德意志邦聯議會再度強化了“卡爾斯巴德決議”,并在1832年追加了“六項條款”,“幾乎完全禁止報刊談論政治……德意志地區的新聞媒體再次陷入政治麻木期。”少年馬克思正是在法國革命和普魯士強化書報審查的歷史背景中步入了中學時代,由此他的世界觀和新聞觀在特定環境中得以初步建構,而這一理解又必須以少年馬克思的獨特家庭氛圍和中學教育背景作為前提。

　　三、“先輩們的傳統”:少年馬克思的啟蒙主義成長氛圍

　　從1818年5月出生到1835年8月中學畢業,馬克思在家鄉古城特里爾度過了十余載少年時光。由于特里爾與法國接壤,早在1793年拿破侖戰爭期間,法國革命軍攻占了地處前線的特里爾,但是作為“侵略者”的法軍竟然受到了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其原因在于生活在資本主義經濟較發達地區的特里爾人更加向往法國大革命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啟蒙精神。從1793年到1815年,特里爾人由普魯士的“臣民”轉變為了法蘭西的“公民”,第一部以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基礎的《法國民法典》(1804)也在這座小城留下深刻的烙印。然而拿破侖戰爭結束后,特里爾人又退回為普魯士專制統治下的“臣民”,前后頓顯云泥之別,馬克思誕生之時恰好處在這段歷史的轉折點上。

　　法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學家奧古斯特·科爾紐(Auguste Cornu)認為:“馬克思最初的精神方向決定于他的生活環境,決定于他父親的理性主義、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決定于他的幾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師的影響。”馬克思誕生在一個具有猶太拉比傳統的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Heinrich Marx)是特里爾的一名律師。老馬克思深受啟蒙思想影響,喜讀伏爾泰、盧梭、萊辛和康德等人著作。后來改宗新教的老馬克思秉持一種基于理性精神的自然神論:“我原非狂熱的宗教信徒。但是,這種信仰遲早都會成為一個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這種時候,甚至一個無神論者也會[不知]不覺地拜倒在至高無上的神面前。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頓、洛克和萊布尼茨所信仰過的東西。”對于這種理性神論的現實意義,詩人海涅認為正是崇高的“理性論據”賦予人類獨自解讀圣經的神圣權力,“這樣一來,德國產生了所謂精神自由或有如人們所說的思想自由。”因此,與這種“思想自由”相對應的是老馬克思比較溫和的自由主義政治傾向:他既贊同代議制民主,但又忠于普魯士國王,為此他呼吁憲政改革。馬克思正是在家庭啟蒙教育中浸潤了父親的理性神論思想,由此開啟了“在神性背景下的人生向往與歷史關照”,這在馬克思中學畢業時的宗教作文中得到體現。

　　馬克思的鄰居兼未來岳父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Ludwig von Westphalen)男爵對他也產生了重要影響。“當他的父親給他念伏爾泰和萊辛的著作時,威斯特華倫卻給他念荷馬和莎士比亞。這些都是他最喜愛的作家。”男爵培養了少年馬克思對浪漫主義文學的濃厚興趣,19世紀前后的德國文學大家赫爾德、萊辛、歌德和席勒等人也都是對德國人的精神生活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啟蒙思想家,而這些文學作品以更加感性直觀的形式向馬克思生動詮釋了啟蒙主義精神。“總的來說,這些思想家在政治立場上和法國啟蒙主義者一致,都希望個人和社會最終能夠達到完美狀態;在哲學觀上大多接近康德和費希特。”馬克思的啟蒙文學修養后來在其中學畢業德語作文中得到充分展現,并為其在大學時代早期的浪漫派詩文創作打下基礎。

　　1830年10月,馬克思進入素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特里爾中學,這所中學最初是在康德哲學的影響下確立了富有啟蒙精神的教學理念。約翰·胡果·維滕巴赫(Johann Hugo Wyttenbach)是馬克思中學時代的歷史兼哲學老師,作為特里爾地區的康德哲學專家,他為特里爾中學營造了一種建立在理性和自由原則上的教學氛圍,他身邊也因此聚集了一批自由派知識分子。馬克思在特里爾中學接受了相當充實的啟蒙主義教育,不僅掌握了包括物理和數學在內的自然科學知識,而且可以直接閱讀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法語和德語經典文獻,其中維滕巴赫為他系統講授了《羅馬史》《中世紀史》和《現代史》,受其影響一種初步的歷史進步性分析意識在馬克思中學畢業拉丁語作文中可見一斑。

　　總之,強烈的自由主義時代精神、開明向上的家教氛圍和正統的中學人文教育環境潛移默化地塑造了少年馬克思的最初精神樣態,促使其形成了一種反映法國啟蒙思想和康德理性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在馬克思中學時代留下來的三篇作文中得到鮮明體現。

　　四、啟蒙主義新聞觀:馬克思中學作文深層的新聞出版觀念解讀

　　關于馬克思留下的三篇中學畢業作文,除了具備完成畢業考試的實際用途,其創作實際上離不開特殊的和直接的社會歷史背景:1834年初,即馬克思中學畢業前一年,特里爾自由主義反對派“文學俱樂部”組織了一次旨在擁護自由主義憲法的宴會,馬克思的父親正是這次活動的主辦人之一。在隨后向政府宣揚理性和自由的示威活動中,“文學俱樂部”成員因為高唱《馬賽曲》和《巴黎人》等革命歌曲遭到普魯士政府的監視和審訊,這激起了全市輿論的強烈不滿。“文學俱樂部”事件在特里爾中學也引起了波瀾,結果學校被搜查,進步書報被查禁,馬克思的兩位自由派老師還被定罪,政府還派了一位反動教員擔任副校長,主要是為了監視維滕巴赫的政治立場,全校上下極為憤慨。“馬克思的父親和他的幾位老師所參加的這種政治活動,對中學時代最后幾年里的青年馬克思發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說明他本人參加過這一活動,但我們仍然可以認為,這種活動是大大有助于確立他最初的政治方向的。”“文學俱樂部”事件算是少年馬克思見證的當地重大新聞,這迫使他不得不努力對社會事件作出獨立評判,其結果體現為他在1835年8月所寫下的三篇中學畢業作文:8月10日,馬克思寫下題為《根據〈約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節論信徒同基督結合為一體,這種結合的原因和實質,它的絕對必要性和作用》的宗教作文(以下簡稱《約翰福音》);8月12日,馬克思寫下題為《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以下簡稱《青年擇業》)的德語作文;8月15日,馬克思寫下題為《奧古斯都的元首政治應不應當算是羅馬國家較幸福的時代》的拉丁語作文(以下簡稱《奧古斯都》)。今日觀之,在這三篇帶有某種“時評屬性”的文章中,馬克思依據自身接受啟蒙教育所背負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嘗試分析了當時特里爾地區的三大社會問題:宗教改革問題、青年擇業問題和政治改革問題,在難免青澀的字里行間已經閃爍著啟蒙主義的思想光亮。具體來看,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透視文本深層的主導思想邏輯:

　　第一,理性神論的世界觀。19世紀30年代的德國還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由于政治斗爭的道路荊棘叢生,所以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勢力的政治斗爭,一開始是在反宗教的哲學斗爭的形勢下進行的。”《約翰福音》一文實際上也觸及了當時德國思想界正在迅速推進的宗教改革問題。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核心正是反教會的“理性”精神,伏爾泰就曾將教皇比作“兩足禽獸”,推崇自然權利學說,通過反對教會獨斷論進而主張言論自由,“我并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與當時支配少年馬克思的康德哲學一樣,法國啟蒙思想家大多是將理性與宗教進行結合的自然神論者。少年馬克思生活在一個崇尚新教倫理和康德哲學的家庭和學校氛圍中,因此他分析“信徒同基督結合為一體”的原因就自然建立在了理性和道德的基礎上,而非一種純粹盲信“教義”獨斷解釋的非理性方式,即馬克思是從啟蒙主義的“人的本性”的原則而非一般教會的“神學”的神秘原則切入主題。盡管馬克思認同基督教“性本惡”的人性觀,但是將“惡”的根源歸結于人性本身而非教義上的“原罪論”,因此,“信徒同基督結合為一體”的本質在于人性具有對真理和崇高(“基督本人的道”)的自由訴求,而人與基督如同“枝蔓與葡萄藤”式的結合的真正目的正是為了實現人的理性和道德,這是少年馬克思眼中“真正神性的東西”,也是“更加美好和崇高”的人生旨趣?？茽柤~也承認:“從教義的觀點來看,這篇文章寫得并不好”,盡管《約翰福音》這篇文章到處閃現著神性的光芒,但是通篇論證的深層邏輯卻是法國啟蒙思想家和康德式的理性主義精神。

　　第二,人本博愛的人生價值觀?！肚嗄険駱I》一文是少年馬克思對周圍中學畢業生正在面臨擇業的一次觀察和評論,字里行間洋溢著積極向上的人本博愛精神。馬克思再次分析了人性中諸如愛慕“虛榮名利”的感性欲念,“我們自己的理性不能給我們充當顧問,因為當它被感情欺騙,受幻想蒙蔽時,它既不依靠經驗,也不依靠更深入的觀察。”在這里,馬克思甚至對先驗的“理性”本身進行了反思,進而強調一個人包括家庭、體質、能力和社會關系等在內的現實因素對職業選擇的外在制約。按照尋求人的現實生活幸福原則,馬克思在文中更加傾向于“干預生活本身”的實際工作,因為“從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職業,對于還沒有確立堅定的原則和牢固的、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最危險的。”最后,馬克思認為職業選擇的現實幸福原則絕非純粹的利己主義,“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這里對“人類幸福”的強調源自人本博愛精神以及新教救贖精神,即一種法國啟蒙主義和康德式理性理想主義精神。少年馬克思的這種人本博愛的實際職業觀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他在未來選擇從事更加貼近現實生活的新聞工作,而成為一名純粹的“哲學家”始終并非馬克思的職業理想。

　　第三,自由平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對“文學俱樂部”等一系列社會事件的反思,《奧古斯都》一文看似少年馬克思在評述古羅馬奧古斯都時代的元首政治,實際上處處在抨擊當時的普魯士專制統治。馬克思開篇就在暗諷普魯士時代是“風尚已經變化、國家四分五裂并在戰爭中遭到多次失敗的時代”,即這并非幸福的時代,而區分時代好壞的核心標準是法律能否保障公民自由——這里已經可以讀出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氣息,后者明確表明法律是理性的體現,也是自由的保障,“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在馬克思看來,奧古斯都時代是一個開明專制時代,盡管皇帝能夠主觀上為民謀利,羅馬人也并未覺察自由遭受褫奪,但是奧古斯都時代依然值得警惕,因為它面臨“風尚、自由和優秀品質”衰落的危險。馬克思表明奧古斯都時代的開明專制只是適合他那個時代,“因為當人們變得柔弱,淳樸風尚消失,而國家的疆土日益擴大的時候,獨裁者倒可能比自由的共和政體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這里馬克思對共和政體的向往明顯帶有一種盧梭色彩,作為法國啟蒙運動的“天之驕子”,盧梭主張“天賦人權”,認為私有制是導致人類不平等的根源,提出通過訂立“社會契約”的方式恢復人的自由和平等。因此,字面上看似馬克思在肯定奧古斯都的獨裁統治,實際上,他真正強調的是如何“更好地保障人民自由”,因此是在諷刺并不適合他這個時代的普魯士專制統治。英國政治學家約翰·麥克里蘭(J.S.McClelland)曾評價道:“說西方自由傳統的精華盡出于啟蒙運動并非夸大。啟蒙運動到了19世紀的歐洲,可以說已不再是一個運動,已成為文明。”行文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實際上以盧梭和康德為代表的法德啟蒙主義思想構成了少年馬克思的原初思想世界的主導邏輯,而特定的新聞觀必定以與其對應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為基礎,反過來我們也可以通過分析特定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來合理推導出與之精神契合的潛在新聞觀。實際上,通過解讀少年馬克思的三篇作文顯性字句下的隱性邏輯,我們發現少年馬克思早已背離反動保守的宗教蒙昧主義和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豐富的字里行間已經流露出他反對言論思想鉗制和呼吁新聞出版自由的啟蒙主義新聞觀。

　　五、“可貴的思想質點”:少年馬克思啟蒙新聞觀的奠基意義

　　1846年夏,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完成了首次系統闡述唯物史觀的巨著《德意志意識形態》,他們在書中指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少年馬克思的啟蒙主義新聞思想只不過是置身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競爭過程的很多人的正常反映,比如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早在《論出版自由》中就提出過著名的“觀念的自由市場”學說。嚴格來說,少年馬克思并不具備“天才神話”式的思想獨創性,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少年身心稚嫩就直接否定此階段之于人生發展的奠基意義,因為少年之作中已經展現了一些“重要而可貴的思想質點”。張亮教授曾將這種思想質點歸納為兩點:其一,一定的關注外部世界的現實主義精神;其二,一種難能可貴的全人類福祉意識。前者出自《青年擇業》中的一段話,“我們并不總是能夠選擇我們自認為合適的職業;我們在社會上的關系,還在我們有能力決定它們以前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開始確立了。”梅林曾就此高度評價認為,“在少年馬克思的頭腦中,就已經閃現著一種思想的火花,這種思想的全面發展就是他在成年時期的不朽貢獻。”實際上,梅林將少年馬克思這種注重外部現實條件的樸素唯物思想與歷史唯物主義直接同質化了,然而“人的活動持續地受到已經形成的環境的限制,這是一個至少與啟蒙運動和百科全書學派一樣古老的思想。如果歷史唯物主義的萌芽甚至在一個17歲中學生的頭腦中出現,這實在是令人驚奇的事情。這種觀點應是錯誤的,即認為在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他就提出了他后來給出答案的一些問題。”我們認為戴維·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正確地揭示了少年馬克思這段話背后起到支配作用的啟蒙主義思想邏輯。與之類似,馬克思在《青年擇業》中主張選擇一種能為全人類幸福奮斗的職業,也有論者錯誤地將其拔高到“共產主義”的高度,此處的少年壯志不過是人本博愛和新教救贖精神的混合產物罷了。因此,少年馬克思此時不可能產生一種與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完全同質的“思想萌芽”;馬克思中學時代的啟蒙主義新聞觀不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而是本質上由一系列圍繞預設的“理性、自由、平等和博愛”等抽象人性論形成的歷史唯心主義新聞觀。

　　問題是這種啟蒙主義的思想質點究竟如何深化成為進一步推動馬克思新聞思想發展的重要理論資源?我們認為原因正是康德以“自由”為核心的理性理想主義精神本身。1835年10月,馬克思進入波恩大學主修法律,但是很快他就被帶有康德式的理想主義和費希特“絕對自我”精神的德國浪漫派強烈吸引,因為后者在本質上是對康德-費希特“主體哲學”極端發展的產物,并且是以文學形式繼承了啟蒙主義反對專制、追求自由的精神本身。馬克思開始以洋溢著浪漫主義風格的自由筆觸進行詩歌創作,但是“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模糊了,而一切正在模糊的東西都失去了輪廓。對當代的責難、捉摸不定的模糊的感情、缺乏自然性、全憑空想編造、現有的東西和應有的東西之間完全對立、修辭學上的考慮代替了富于詩意的思想。”“自由過頭”的青年馬克思還因為酗酒、決斗和超額開支招致父親的不滿,結果他在1836年10月轉入柏林大學。到柏林不久,馬克思曾一度幻想用康德-費希特哲學為社會現實建構一套具備解釋力的法哲學體系,但經歷多次失敗后他不得不承認讓“實有”從屬于“應有”的獨斷性和虛假性,由此理想主義的大廈開始崩塌,“帷幕降下來了,我最神圣的東西已經毀了,必須把新的神安置進去。”伴隨著世界觀的危機,馬克思亟需“新神”來應對“理想”與“現實”的強烈沖突,此時深受法國啟蒙思想和康德哲學影響的自由主義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Eduard Gans)將黑格爾哲學進行康德化處理吸引了馬克思轉向黑格爾,而看似保守的黑格爾哲學的真正革命意義在于以辯證法破解“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馬克思開始意識到,“我從理想主義……轉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這里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轉向黑格爾之時并未送走康德,故而他與當時思想傾向于康德-費希特主義的“青年黑格爾派”起初交往甚密,但是與他們將黑格爾進行理想主義改造不同,馬克思更加重視黑格爾辯證法所指向的現實主義精神?？墒?與黑格爾對啟蒙主義持強烈的批判態度也不同,后者親歷過主編《班堡報》并屢遭審查的“辦報苦差”,他依然相信普魯士國家才是“絕對精神”的最高體現,而市民社會則是一種無理性的野蠻狀況,作為市民社會“敗壞一切的主觀性”的體現,“公共輿論是人民表達他們意志和意見的無機方式”,即黑格爾秉持一種國家集權主義新聞觀,而這明顯與馬克思此前信奉的康德啟蒙主義新聞觀存在沖突。

　　于是,馬克思新聞思想史上真實存在但是鮮有論者明確揭示的有趣一幕發生了:康德啟蒙自由主義新聞觀和黑格爾國家集權主義新聞觀在青年馬克思這里形成一種此消彼長的“復調邏輯”,前者的支配力量趨弱而后者影響日益凸顯,據此就可以充分解釋本文開篇提及的“童陳問題”了:《萊茵報》時期的馬克思報刊思想之所以“囿于但又異于”黑格爾報刊思想的深層原因在于馬克思正是在康德新聞思想的基礎上積極“改造”黑格爾的新聞思想,由此形成了一種既要強調報刊展現“精神自由”又要反映“國家理性”的獨特新聞思想狀態。因此,青年馬克思此時的新聞思想在《萊茵報》上體現為保守的國家主義新聞觀與革命的自由主義新聞觀的動態交織,并且黑格爾辯證法的革命性因素逐漸被馬克思用于改造康德啟蒙主義新聞思想過于“理想主義”的缺陷。實際上,1842年初,在著名政論文《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就明顯可以看到這種“復調邏輯”的內在運思:一方面,馬克思以一種康德啟蒙自由主義精神的熱情口吻寫道:“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另一方面,遵照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國家觀,馬克思主張通過國家力量施行政府和法律改革。馬克思要求廢除不合理的書報檢查制度,但是這不等于廢除“國家理性”本身,而是通過制定符合國家理性的良法來真正實現國家理性精神。因此,在這里我們已經不得不承認康德這位奠定馬克思中學時代啟蒙主義新聞思想的“舊神”依然靈驗,并且持續為馬克思進入《萊茵報》工作貢獻不竭的啟蒙思想源泉。

　　1842年4月,馬克思在《萊茵報》上正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進一步深化了這一復調邏輯:一方面,馬克思堅持從精神自由角度認為出版自由反映人民精神,“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系起來的有聲的紐帶。”另一方面,他從作為黑格爾“絕對精神”映現的國家理性角度再次強調:“自由報刊是國家精神,它可以推銷到每一間茅屋,比物質的煤氣還便宜……自由報刊是觀念的世界,它不斷從現實世界中涌出,又作為越來越豐富的精神喚起新的生機,流回現實世界。”與前文相比,馬克思尤其注重對各“議會等級”代表與新聞出版自由觀念進行差異分析,比如他已經發現諸侯和貴族等級所享特權是他們反對新聞出版自由的根本原因,越發體現出從抽象的新聞出版自由觀念云端沉降到更加具體粗糙的“現實世界”的傾向,即黑格爾辯證法內部蘊含的現實主義邏輯已經呈現出更加主導的作用。馬克思在《萊茵報》上隨后發表的大量文章進一步沿著這種關注現實邏輯和“物質利益”的難題推進,但是無論如何依然都是對啟蒙主義新聞出版思想的繼續捍衛,只是它們愈發體現出以黑格爾“轉向現實本身”的方式追求啟蒙主義的“新聞自由”理想罷了。實際上,盡管隨著馬克思思想不斷發展成熟所給出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也不斷變化,甚至馬克思后來也對啟蒙運動的歷史局限性進行深刻批判,但是啟蒙主義對人類理性和自由的不懈追求始終如同一根紅線貫穿了馬克思通過革命斗爭尋求無產階級以及全人類解放的偉大光輝的一生!

　　作者:宗益祥

　　文章來源:《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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