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純粹的規范形式忽視或者掩蓋法律的政治意志形式和經濟關系本質，是誤解或者曲解法律本質的慣常思維邏輯?；貧w經典，正本清源，整體解析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的內在邏輯，對于準確科學地認識和把握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重要性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性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馬克思將法律現象置于經濟關系和國家關系之中考察和揭示其產生、運行和發展的基本規律。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遵循的方法邏輯。在這一方法框架下分析得出，法律受制于物質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具有物質性；法律以國家為中介獲得為國家的產生和發展提供合法性依據的政治形式，具有政治性；法律是居于統治地位階級的政治經濟意志的規范載體，具有意志性。“人的解放”及“人的本質復歸”是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終極價值目標。

　　一、問題的提出

　　馬克思法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和新時代推行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哲學依據。關于馬克思法律思想的研究，尚有以下三個基礎性問題需深入探討。

　　一是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理解和認知的過程方法問題。縱觀馬克思一生的主要著述會發現，他雖出身于法學專業卻沒有一篇關于法律一般性理論的系統論述。這極易讓一些人誤認為馬克思本人不重視法律和法治，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甚至質疑“到底存不存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法律理論？”其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馬克思熟諳西方傳統法哲學尤其是黑格爾法哲學，加之他強烈的人文關懷和現實關照，敏銳地洞察出帶有濃厚唯心主義色彩的法哲學理論，無法為解決現實法律問題尤其是關涉工人階級生存發展權利的法律問題提供科學的理論武器，進而促使他轉向對西方傳統法哲學的批判和對法律現象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并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和把握法律現象的科學方法。

　　二是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理解和認知的核心觀點問題。當代自由主義法治論者和個別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將馬克思關于法的本質理論曲解為“機械決定論”和“階級意志唯一論”。馬克思對法律本質的認知是否如自由主義法治論者所曲解的僅局限于“工具論”？事實上，馬克思是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和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的過程中發現經濟關系、法的關系、階級意志間的本質聯系的。故而，馬克思所揭示的法的階級性特點是基于人類社會法律發展的歷史實踐得出的科學結論，它是具體的、歷史的和辯證的，而非抽象的和機械的。

　　三是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的終極價值問題。以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二元對立的思維誤區來區別自由主義法治思想的價值理念和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價值理念，是對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終極價值的誤讀。馬克思對法的終極價值的探索建立在對資產階級法的價值的揚棄和對共產主義歷史發展趨勢揭示的基礎之上，呈現出人與自然和解以及人與人和解的辯證思維和歷史思維。我們應該結合自由主義法治價值的局限性和共產主義運動規律分析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法的價值的實踐內涵。

　　以上三個問題是認識和把握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法方法、法原理及法價值的基礎性問題。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和新時代推行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哲學依據。梳理清楚這三個基礎性問題，對于深刻理解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的真理性、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重要性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性都具有重要的價值指導意義。本文將以這三個問題為切入點，整體解析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在方法、本質與價值三個層面展現出來的邏輯機理，回歸經典，重新解讀，正本清源。

　　二、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的法方法邏輯：政治經濟學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

　　推動馬克思開辟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方法來解析法律現象的直接動因有兩個：一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的現實革命緊迫感；二是因傳統法哲學不足以解決現實層面的“物質利益難事”引發的哲學革命使命感。對勞苦大眾“物質利益難事”的現實關照涵養著馬克思始終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奮斗的高尚情懷。解決“物質利益難事”的哲學革命使命促使馬克思對法律現象從哲學批判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歷史唯物主義也成為馬克思揭開唯心主義法律觀神秘面紗、建構唯物主義法律觀的科學方法論、解鎖資產階級法律虛假性和抽象性物質密碼以及“兩個必然”歷史趨勢的過程基礎與方法武器。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經歷了從哲學批判到政治學批判，再到借助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方法進行全面而徹底的經濟學批判和分析三個歷程。

　　（一）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的哲學批判

　　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是馬克思轉向對法律現象進行唯物主義分析和政治經濟批判的導入點。黑格爾是西方傳統法哲學理論的集大成者，他的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法律理論對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建構影響深遠。黑格爾在政治國家決定市民社會、政治關系決定法權關系的框架下闡釋了法律的基本原理。他認為，法律是政治國家作為客觀精神和最高理性的規范表達，家庭和市民社會“只有成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理性和倫理性”，政治國家及其官僚機構和立法權皆出于公共利益調和社會矛盾。依據黑格爾法律原理，社會個體要無條件地服從國家，國家制定的法律是人類普遍理性和自由的象征，不容反駁和置疑。這種觀點顯然受到當時統治階級的歡迎和維護。而青年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體系的態度經歷了從深信不疑到充滿懷疑再到徹底批判的轉變。他在《萊茵報》工作期間曾一度以黑格爾的理性主義法哲學理論反對盜竊林木法的制定，并為真實報道摩塞爾破產酒農的記者辯護。但是，由于這些辯護沒有真正探尋到底層勞苦大眾貧苦現狀的根源及改革方案，讓他萌發了“放棄他浪漫的唯心主義，把自己移交給‘敵人’（唯物主義）”的意念，卸任《萊茵報》編輯奔赴巴黎之后他又以讀書筆記的形式對黑格爾法哲學進行了歷史的和唯物的批判。通過考察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從合二為一到逐漸分離的歷史，馬克思揭示出家庭和市民社會是政治國家與法律存在的自然基礎與人為基礎，將國家和法律從絕對理性的神壇上拉回到了現實的定在。例行國家公事的官僚機構乃至立法權并非所謂的公益代表，僅僅是“同實在的國家并列的虛假的國家”而已。既然國家和法依賴于市民社會而非相反，那么，像長子繼承制這種政治法律制度就不是黑格爾所言的由長子的政治身份決定，而是由私有制和私有財產決定，“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階段來說，是私有財產的制度”，立法權“除了私有財產的內容外缺乏任何其他內容”。至此，馬克思初步將黑格爾用理性主義精神世界織造現實主義物質世界的“顛倒”邏輯“顛倒”過來。這種“顛倒”超越了費爾巴哈批判黑格爾“主詞”和“賓詞”的邏輯語詞置換顛倒，表現出建立在歷史和唯物的方法基礎上的本質性顛倒。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不僅初步解答了他在柏林大學學習法律時所發現的法律規范文本與現實生活脫節的疑惑，并初步貫通了政治權力和法律制度與私有財產經濟形式之間的通約性關聯，而且也成為他致力于揭開唯心主義哲學神秘面紗、建構歷史的唯物的辯證的方法論體系的開端。對黑格爾哲學體系的辯證批判伴隨了馬克思創作和革命的一生，尤其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資本論》中都能看到他對黑格爾哲學理論的分析和批判，以此有力地論證了他和恩格斯所創建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方法的科學性和實踐性。

　　（二）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的政治批判

　　《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是馬克思以唯物的和辯證的方法思維對資產階級法律現象進行政治批判的經典之作。在撰寫了克羅次納赫筆記后，馬克思“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1.馬克思借助猶太人宗教問題對資產階級人權制度進行了政治批判。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指出，對宗教根源的考察不應該像鮑威爾那樣從虛假的宗教本身出發，而是“只能到國家自身的本質中尋找”。猶太人的宗教信仰無法得到保障，其原因不在于猶太教和基督教間的信仰差異，而在于資產階級國家和法律把“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等領域看作自己持續存在的基礎”的制度本質。資產階級法律織造著“天國的人”和“塵世的人”對立分離的生活怪相：生活在天國的人“是想象的主權中虛構的成員”而“充滿了非現實的普遍性”，生活在塵世的人卻因私有財產資格限制和資本家的利己主義連基本人權都無法保障。資產階級完成的“政治解放”不是徹底的“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才是徹底解決猶太人宗教問題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意義上的人權問題的前提條件。馬克思將宗教問題政治化，又將政治法律問題上升為人的解放問題，已然觸及資產階級國家和法律的本質。

　　2.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導言》中初現了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

　　相比于《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一文的政治批判和革命意義更加鮮明、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立場更加凸顯。馬克思表現出了從德意志“抽象而不切實際”的“思辨的法哲學”這一“受神秘主義和異化影響最深的世界”意識形態幻想裹挾中掙脫出來的強烈愿景。他深刻地認識到，對資產階級國家和法律進行政治批判不能只停留在“實踐的政治派”和“理論的政治派”的錯誤幻想層面，要借助革命手段及物質基礎把黑暗的世界徹底顛倒過來。要想徹底消除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假性和抽象性，必須要“推翻那些使人成為被侮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并建立一個實現人的解放的全新世界，無產階級恰是唯一可以承擔起通過否定私有財產和解放自身來解放全人類進而實現人的解放的革命階級。馬克思初步探尋到了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和法律、實現人的解放的依靠力量和物質基礎。為此，馬克思在對法律現象透徹入髓的政治批判過程中逐漸完成了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轉變，“兩個轉變”又促使他畢其一生探索及建構實現人的解放和人對人的本質真正占有的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實踐路徑。總之，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的政治批判是他從哲學批判到唯物史觀分析和經濟學批判兩大歷程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正是由于對法律制度的政治批判，馬克思意識到，一味地“向德國制度開火”并不能徹底消滅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假性和抽象性，無產階級如果沒有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和物質條件保障，僅僅依靠政治改革，根本無法真正承擔起實現人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歷史重任。這為后來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的建立、剩余價值論的發現以及共產主義原理論證埋下了伏筆。

　　（三）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和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通過對法律現象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和經濟學批判解鎖了資產階級法律虛假性和抽象性的物質密碼，揭示出“兩個必然”的歷史趨勢。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方法與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的經濟學批判，這兩個過程貫通融合，不可割裂。從學術創作的時間順序來看，經濟學批判在先，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方法創作在后。馬克思先撰寫了他的第一部經濟學哲學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巴黎手稿》），隨后和恩格斯合作撰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并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方法，最后在流亡倫敦之后專心于《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的創作。從方法的承繼關系來看，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批判須臾不可離。政治經濟學批判是馬克思駁斥唯心主義法哲學、探索唯物主義法哲學，以及和恩格斯共同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方法的視角基點；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揭示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的階級本質和經濟根源，也是發現經濟基礎與法律上層建筑規律性聯系的方法論依據。所以，我們把馬克思對法律現象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和經濟學批判融合起來加以討論。

　　1.《巴黎手稿》是馬克思對法律現象進行經濟學批判的首部代表作。

　　馬克思在分析私有財產的物質過程及各要素的物質聯系時所提及的資本、勞動、地租、利潤、信貸等經濟概念，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法律條文中的法律概念，他對私有財產的批判事實上是基于經濟事實解鎖資產階級法律概念的經濟關系迷霧，進而撕開“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被資產階級法學家奉為圭臬的法律原則的真實面目。馬克思通過分析異化勞動呈現出來的“勞動者與勞動產品”“勞動者與勞動對象”“勞動者與勞動者”“勞動者自身”相分離及異化的種種表現，真實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關于勞動自由和平等人權的法律規范的虛假性；通過分析人的本質，推翻了資產階級法學家們主觀臆造的“人生而平等和自由”的人性抽象假設，初步發現了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辯證統一的實踐本質。他在分析共產主義的哲學內涵時提及的“人對人本質的真正占有”“自然主義=人道主義”“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等哲學概念，勾畫出共產主義的最高秩序法則和法律原則。故而，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法律的私有財產根源的深究，已然初現了歷史的和唯物的原理方法。這為馬克思與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創作奠定了思想共識基礎，提供了方法指導。

　　2.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原理方法揭示了法律的物質依賴性。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將法律與“政治、道德、宗教、思想、觀念、形而上學的語言等”置入精神生產和意識形態范疇揭示它的物質依賴性。法律不是以“脫離其現實基礎的意志即自由意志為基礎的”，而是依賴于物質生產和經濟基礎。物質生產和交往形式決定法律的具體內容和形式，“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正是因為法律權利的經濟事實本質，才會出現“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對某物享有權利，但實際上卻不擁有某物”的法律虛假性現象。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觀的創立過程同樣也是唯物主義法律觀的創立過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批判（序言）》中總結到，唯物史觀的創立讓他和恩格斯不僅清算了以往的哲學信仰，而且發現了唯物主義法律原理和方法。一方面，“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法的關系根源于物質關系，只能從政治經濟中去尋求。另一方面，“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胞里發展的生產力，同時又創造著解決這種對抗的物質條件”，要消滅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假性與抽象性，就要消滅資產階級法律賴以生存的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關系，要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經濟關系就要解鎖資產階級私有資本的物質規律及其所包含的對抗性物質條件。

　　3.馬克思深入資本主義資本運行過程揭示了法律現象的政治經濟本質。

　　自流亡倫敦直至去世，馬克思主要專注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尤其是資產階級私有資本運行規律的經濟學研究。馬克思在分析和研究資本主義資本運行規律的過程中對資產階級法權關系進行了深刻全面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交換過程”中指出，“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并在《哲學的貧困》中進一步強調，“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者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晚年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再次強調，是經濟關系產生出法權關系，而不是經濟關系由法權概念來調節。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與資本主義法權關系間內在聯系的分析，馬克思又進一步解鎖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工人的剩余價值以實現私有資本增值這一物質密碼，挖掘出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對抗的無產階級這一物質力量和無產階級革命這一物質路徑，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共產主義必然勝利的人類社會發展終極趨勢。

　　三、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的法本質屬性：物質根源、政治形式和意志關系

　　馬克思在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批判的原理方法框架下解析出法的本質屬性。他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社會發展基本規律中揭示出法律的物質根源及其與國家間的本質聯系；在解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生和運行過程中還原經濟關系的生成、運行法則與法律規范的內容、形式之間的真實聯系。

　　（一）法律的形成和發展受物質生產方式及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制約

　　馬克思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以現實的人的物質生產、生命生產和精神生產為邏輯起點，闡釋法律意識形式的生產過程。

　　1.經濟基礎尤其是所有制關系制約著法律的形成發展及內容形式。

　　法律屬于意識形態范疇。法律的產生既不是根源于國家權力，也不是根源于人人自由而平等的抽象假設和自由意志，而是根源于人們的物質生產、生活和交往方式。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約的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支配下，法律不再保持獨立性的外觀，它不僅受制于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的規制，更依賴于豎立在它之上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制約，絕非“由純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動因所決定的”。一定時期的經濟基礎，尤其是所有制關系，制約著一定時期法律規范的具體內容和實現形式。在奴隸主完全占有生產資料和奴隸的奴隸社會，法律受奴隸制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的制約，其包含的內容關涉奴隸主們以各種形式占有、剝削、壓迫奴隸的一系列法律規范，只有奴隸主才享有法律的主體地位。在土地私有制的封建社會，法律圍繞鞏固和維護地主階級土地占有的等級結構展開，“其目的在于對付被統治的生產階級”（農民或者農奴）。在資產階級私人占有制的資本主義社會，法律圍繞私有財產增值、勞動力自由化、市場自由化以及資本家間的競爭和壟斷關系設定一系列概念和規范。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支配，也就是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的規范與形式成為法律的核心內容。

　　2.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制約著以法律為政治形式進行階級斗爭的方式、方法及內容。

　　以法律為政治形式進行階級斗爭的方式、方法及內容也要受其所依賴的物質條件和經濟基礎的制約。馬克思以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的方法科學分析了1848年2月至1851年12月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期間資產階級內部各派別、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及農民階級等各個階級間斗爭的過程策略和政治形式。各個社會階級都試圖運用法律這種政治形式反映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并與其他社會階級進行合作與斗爭。在馬克思看來，社會各個階級用以進行階級斗爭的包括法律在內的一切政治形式都逃離不了各自物質生存條件和占有形式的制約。在秩序黨內部，代表大地產利益的正統派和代表金融貴族、大工業、大商業利益（資產階級暴發戶）的奧爾良派兩者能聯合起來鎮壓無產階級，根本原因是他們依賴的物質生存條件的一致性，即私人占有制下的利潤、利息和地租等一切經濟利益；兩者最終分裂則是因為私人占有制形式的不同，“這兩個集團彼此分離決不是由于什么所謂的原則，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質生存條件，由于兩種不同的占有形式；它們彼此分離是由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舊有的對立，由于資本和地產之間的競爭”。農民階級之所以兼具反抗資本家與迷信拿破侖的兩面性，也在于“小塊土地”的物質生存條件和“拿破侖的”所有制形式。拿破侖以法律的形式“鞏固和調整了某些條件，保證農民能夠自由無阻地利用他們剛得到的法國土地并滿足其強烈的私有欲”。馬克思對法律產生及作為斗爭政治形式的物質根源的剖析，歷史地、現實地撕下了法律抽象化的神秘外衣，還原了法律發生發展的真實物質本質。

　　（二）法律是統治階級將自身特殊意志合法化為普遍的國家意志的規范形式

　　在根源于物質生產的各種意識形態中，法律能夠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且和政治國家如影隨形的意識形態存在，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下的政治國家的形成過程息息相關。生產力催生了私有財產和社會分工，人類社會早期的財產不平等及其引發的人身依附關系也由此萌芽、發展，與剝削、壓迫相伴而來的先是個人利益（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的對抗，而后演化為階級分化和階級斗爭，一個階級意圖統治其他一切階級。當階級矛盾不可調和時，意圖統治其他一切階級的階級為了將自身特殊意志以普遍意志的形式在全國范圍內而不僅僅是一個地域內組織實現，便建立了國家，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恩格斯非常精確地描述了國家的產生過程，“確切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國家和法律的關系表現為，法律能夠讓國家這一“虛幻共同體形式”以表面上的“真實性”或實體感浸入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意識之中，它是看得見、摸得著且可以借助國家暴力機器對人們行為產生強制力規范和約束的文本。“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都獲得了政治形式”。法律以國家為中介，不僅獲得了記載統治階級意志的政治形式，而且還可以將統治階級意志要求以政治權力為后盾浸入人民大眾的行為規范與思想意識之中。法律借助國家中介能以一種抽象的意識形態存續發展，國家內部不同黨派和不同階級間往往也會借助法律的政治形式進行合作和對抗。正是因為法律與國家間的本質聯系，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既要經濟斗爭又要政治斗爭，在消滅資產階級國家產生的私有制經濟關系的同時，也要武裝起來反抗資產階級法律和國家機器。

　　（三）法的關系是反映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

　　馬克思通過對一系列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事實的、歷史的、唯物的和辯證的分析，還原了經濟關系、法的關系、階級意志相互作用的真實聯系。

　　1.契約自由的法律原則本質上反映資本家通過購買自由勞動力無償占有勞動者剩余價值的資產階級意志。

　　契約自由的法律原則是資本主義勞動力二重性經濟關系的規則要求?；谄跫s自由這一資產階級法律原則和法律規范，資本家獲得了以契約自由的法律形式自由購買勞動力并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的絕對支配地位和合法剝削權力。馬克思發現，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它是創造人類社會一切價值的源泉，而且，勞動和勞動力皆具有二重性特點。勞動包括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前者創造使用價值，后者創造價值。工人向資本家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勞動力也具有二重性，即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前者是工人及其家屬生活資料的價值，后者則是勞動所創造的一切價值。“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值，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價值差額”，這個價值差額其實就是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減去勞動力的價值得來的剩余價值。資產階級法律奉行的“契約自由”法則，既反映勞動力自由化這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運行的需求規律，又反映資本家借助法律形式自由廉價地購買勞動力、為榨取剩余價值提供方便的階級本性。

　　2.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則為資本家無償占有剩余價值提供合法性依據。

　　勞動和勞動力皆為價值生產的源泉，二者均具有二重性，這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呈現出使用價值生產和剩余價值生產的二重性特點。前者是生產與再生產的勞動力所有者通過勞動創造的價值總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后者則是勞動力使用價值減去勞動力價值（工人及其家屬生活資料的價值）的差額。剩余價值完全是雇傭工人創造出來的，卻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無償占有剩余價值是資本積累和資本家發家致富的根本手段。剩余價值的循環疊加又是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資本源泉。馬克思解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生不息的剩余價值密碼，撕下了把私有資本增值和資本家暴富偽裝成資本家勤儉節約的經濟倫理道德的虛假外衣。所以，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法的關系確立了資本家取得“占有別人無酬勞動或它的產品”的絕對所有權，根本上反映的是資本家無償占有剩余價值這一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和資產階級私人占有制的意志關系。

　　3.資產階級自由和平等的法律原則是資本家壓迫和剝削工人的不平等經濟關系和自由平等權專屬于資本家的意志關系的遮羞布。

　　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下，資本家擁有社會財富的絕對所有權和占有權，工人除了出賣勞動力、被資本家剝削和壓迫之外一無所有。經濟上的不平等關系決定著政治上的不平等關系，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平等、民主價值只專屬于資本家。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整個過程，尤其是剩余價值，更是資本家剝削工人、資本家與工人不平等、工人不自由不民主的經濟事實見證。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整個過程，是資本家借助剝削工人所得的資本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通過延長工人工作日不斷無償占有更多剩余價值的過程，即資本循環積累的過程。資本積累得越多，工人被剝削的程度越大，生活越貧困。恩格斯在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進行調查時，就一度用了“處境悲慘”“觸目驚心的惡劣現象”等來形容當時最發達的英國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的生活狀況。與此同時，資本積累得越多，用于購買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日漸增多，而用于購買工人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逐漸減少，工人出賣自身勞動力的機會就會越來越少，失業導致的剩余人口成為資本主義產業的后備軍。資本家的資本積累與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呈現出反相關關系，何談工人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盡管在工人和資本家的政治斗爭后，工人的生活狀況有所改變，但是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還存在，資本家和工人間絕對不平等的政治經濟地位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的。

　　四、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的法價值目標：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

　　馬克思主義這一偉大而科學的理論為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人類社會變革和發展提供了科學的原理方法指導。馬克思恩格斯留給后人的不僅僅是一系列鴻篇巨著，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人類解放事業奮斗不息的高尚情懷和價值追求。“人的解放是馬克思哲學的核心主題”。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圍繞“人的解放”及“人的本質復歸”這一終極價值目標抒懷、創作、實踐他們的偉大理論及偉大事業。作為法的關系的終極價值，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絕非抽象的真理，它建立在對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法價值局限性的揭露、批判、揚棄，和對共產主義理論建構與實踐探索基礎上，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實踐性。

　　（一）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法律價值抽象性和虛假性的批判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宣揚的自由、平等、正義的法的價值有針對性的分析和批判，呈現出從現象揭示到本質揭露的歷史過程。

　　1.馬克思觀察到法律賦予人們的各種權利與實際操作不一致。

　　馬克思在柏林大學攻讀法律專業時，以理想主義的情懷第一次觀察到法律賦予人們的各種權利與實際操作中不一致的社會現象。“在實體的私法的結尾部分，我看到了全部體系的虛假，體系的綱目近似康德的綱目，而執行起來卻完全不是那樣”。雖然此時的馬克思沒有專門提到“法的價值”問題，但是注意到法律所宣揚的價值體系與現實中人們真正享受到的權利間矛盾和悖離的現象。他先是投入“哲學的懷抱”探求解疑方案，主要專注于純粹的哲學研究，尤其逐漸接受了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費爾巴哈等哲學家思想，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而后從在《萊茵報》擔任編輯時第一次面臨“物質利益難事”開始，馬克思真正的“轉而向現實本身尋求觀念”，對黑格爾法哲學體系進行辯證批判，完成了“兩個轉變”。

　　2.馬克思辯證批判了資產階級法律價值。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法律價值的首次觸及和辯證批判肇始于他和鮑威爾之間關于猶太人宗教問題的爭論。關于對基督教國家是否要尊重和保護猶太人宗教信仰的問題，鮑威爾從宗教而非國家制度的角度給予了解釋：基督教國家的本質就是為基督教特權服務的，猶太人不能要求基督教國家改變自身本質來為猶太人服務，所以，猶太人除非改變自身宗教信仰，否則無權要求基督教國家保護他們的權利。馬克思糾正了鮑威爾那種把國家制度問題宗教化和神秘化的黑格爾式的二元對立邏輯思維，把猶太人宗教問題上升到“人的解放問題”和“人權問題”對資產階級國家及法律進行歷史分析和政治批判。馬克思認為，猶太人宗教問題絕非僅關涉猶太人這一特殊群體的宗教問題，而是關乎整個社會人民大眾的普遍人權問題或者人的解放問題。資產階級從歷史出場到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把國家“從宗教中解放出來”，使得國家“以自己的方式廢除了出身、等級、文化程度、職業的差別”，雖然完成了將人從封建等級特權制度中解放出來以及將“臣民”變成“公民”的政治解放，具有歷史進步性，但是“政治解放不是徹頭徹尾、沒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因為它非但沒有實現人的徹底自由平等，反而讓私有財產和金錢裹挾和分裂著人的自由平等，造成了人的矛盾性和非現實性。具體來說，完成了政治解放的資產階級國家以私有財產為前提和基礎，把財產資格限制作為分割人的身份、階層、地位和資產階級剝削工人階級的唯一政治形式，1791年法國資產階級頒布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把現實的塵世的人們虛構成“想象的主權中虛構的成員”，保護“抽象的、人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的自由平等，讓人們始終過著“天國的”和“塵世的”雙重分裂生活，使自由、平等、正義墮落成“私有財產這一人權”和“狹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個人的權利”。資產階級國家的法的價值在人民大眾面前顯露出其欺騙性和虛偽性的本質。

　　3.馬克思揭示了資產階級法律價值的剝削性、虛假性和殖民性。

　　馬克思在唯物史觀方法原理、資本運行密碼解密以及投身于共產主義事業的學術創作和人生歷程中，徹底批判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法律制度，并解鎖了資產階級法律制度的私有資本制約密碼和資產階級階級本性。立足唯物史觀原理方法，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是存在于資產階級國家想象層面“最高的直觀和觀念上的‘類平等化’”，是資產階級法學家和經濟學家“最高的假設”的“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趨勢、天命的目的”；揭示出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本質——“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概念則是自由、平等”。通過解鎖資本運行的剩余價值密碼，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平等假象下不平等的勞動根源，看似平等交換卻掩蓋了資產階級無償占有剩余價值“不勞而獲”的“不平等占有關系”真相，這個平等的權利“總還是被限制在一個資產階級的框框里”，“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在投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過程中，馬克思通過譴責資產階級奴役剝削工人階級的殘酷事實，以及資產階級國家對印度、中國等國家進行殖民的丑惡罪行，深刻揭露了資產階級自由平等文明的本質，“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面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

　　（二）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的內在關聯及科學內涵

　　在馬克思關于人性和人的發展理論中，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兩者之間密不可分且融為一體。人的本質復歸是實現人的解放的最高目標，人的解放是實現人的本質復歸的根本方法。

　　1.馬克思闡釋了人的解放的三個層次及內涵。

　　第一層次，人要從宗教中解放出來，撕碎虛構和幻想、回歸現實和理智，“使他能夠圍繞著自身和自己現實的太陽轉動”。第二個層次，人要從虛假抽象和壓迫剝削的國家制度中解放出來，徹底消除“天國的世界”和“塵世的世界”，以及“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矛盾，“把抽象的公民復歸于自身”，讓自身“固有的力量”成為社會力量并組織起來駕馭和支配政治力量（國家），讓國家從“虛幻共同體”轉化為“真實共同體”。第三個層次，人要從自私自利的人性和金錢資本束縛中解放出來，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物的人格化”“生產關系物化”“社會關系物化”的“著了魔的、顛倒的、倒立著的世界”徹底顛倒過來。這三個層次層層遞進，朝著徹底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和壓迫、實現全人類解放的宏偉目標前行。三個層次的人的解放，最高目標就是為了實現人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

　　2.馬克思闡釋了認識人的本質的唯物主義方法及人的本質復歸的實踐內涵。

　　在方法方面，馬克思批判了思辨哲學將宗教本質等同于人的本質的唯心主義謬論，提出從現實的人的一切生產生活交往方式和交往關系中認識人的本質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單一的個體，而是現實的、處于一切社會關系中的類存在物，“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在內涵方面，人的本質復歸包含三個方面的核心要義。第一，從“神的世界”復歸到“人的世界”，重新主導和占有人自身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認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種社會關系回歸于人自身”，“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復歸人的本質，首先要重構現實的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等一切社會關系中的主體地位及固有社會力量，回歸合乎人性的人的世界。第二，從“物的世界”復歸到“物的世界和意義世界辯證統一”，實現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基礎上的自由平等。馬克思認為，異化勞動不僅是私有財產運動的結果和產物，更是資本主義私有資本顛倒人的本質、毀滅人的本性的現實縮影，它讓工人們“覺得自己只不過是動物”，讓資本家們更加自私自利，讓整個社會陷入人性墮落的深淵。復歸人的本質，要徹底顛倒著了魔的“物的世界”，筑牢自由平等的物質基礎和精神世界，重塑“把他人看作自己自由的實現”的“人與人相結合”的意義世界，聯合起來自由全面地發展。第三，從人與人、人與自然對立的“抽象個體”復歸到人與人、人與自然真正和解的類本質。人的本質復歸的最高境界就是與共產主義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融為一體。共產主義是完全的“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它是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因此，人的本質復歸的最終目標也是向人與人、人與自然真正和解的類本質的復歸。

　　（三）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的法律價值的實踐路徑

　　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的唯物主義法律價值目標不是抽象的、思辨的，而是實踐的和歷史的。馬克思把法的價值的實現與共產主義的實現結合起來，指明了通向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的行動方案。

　　1.無產階級是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的法律價值這一歷史重任的擔當者。

　　在馬克思看來，惟有無產階級才能承擔起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這一法律最高價值的歷史重任。這是因為，從階級屬性的角度來看，無產階級代表的是絕大多數人普遍的利益，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受壓迫最深、革命性最強、代表的利益最廣泛、對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渴望最迫切。正如馬克思分析的，只有無產階級“是整個社會需要的代表”，是唯一要求“否定私有財產”，且解放了自己就是解放全人類的最革命的階級。另一方面，無產階級解放的過程與人的解放以及人的本質復歸的過程高度一致。“工人的解放還包含著普遍的人的解放”，“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無產階級的解放具有物質革命和精神革命的雙重意義。在物質層面，無產階級的解放可以實現對私有財產的揚棄，徹底消滅私有財產的剝削性，使之服務于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在精神層面，無產階級的解放可以讓整個社會從物化的世界回歸“人的本質復歸”的人的世界，人徹底從私有制的牢籠中解放出來。

　　2.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揚棄私有財產，是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的法律價值的前提條件。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序言中曾說，“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馬克思的經典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資本論》科學而有力地揭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生產方式和私有財產是導致異化勞動和人性墮落以及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工人階級的制度根源。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就是要否定異化勞動、人性墮落、壓迫剝削，且徹底否定它們的經濟根源和制度根源，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同時，要對私有財產進行辯證而徹底的揚棄。因為私有財產的主體性質就是勞動，如果徹底否定私有財產就要否定勞動，所以馬克思主張揚棄私有財產而非徹底的否定。“重新還原資本統治下的工人與其勞動活動及勞動產品的真實關系”，讓勞動主體真正占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建立真正的人的真實財產關系，可以為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提供物質基礎和條件保障。

　　3.無產階級專政并建立共產主義法權關系，是實現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的法律價值的領導保證和制度基石。

　　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的法的價值的實現，需要有強大的政治保障和堅實的制度依托。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是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本質要求和核心內容，根本上反映的是建立在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無產階級政治經濟意志。一方面，只有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為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提供強大的政治保證。正如馬克思所說，“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無產階級是絕大多數人的正義代表，無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類的解放，惟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人們建立以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為本質特征的共產主義法權關系。另一方面，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以后，要著眼于建立以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為本質特征的共產主義法權制度體系，既要彰顯無產階級利益至上的價值目標，又要體現出程序人權與實質人權高度統一、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與社會整體進步發展同向同行的過程要求。

　　4.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為實現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高度統一創造根本物質條件。

　　資產階級法的價值的抽象性和虛假性集中表現為，以所謂形式正義掩蓋實質上的不正義，以所謂的人人自由、平等的法律形式規范遮蔽資本家壓迫和奴役工人的政治經濟事實。故而，馬克思對包含資本主義法哲學在內的西方傳統法哲學中“法律之形式正義的有限性和本質缺陷”進行了全面深刻的批判。法律的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高度統一是無產階級專政下以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為本質特征的共產主義法權關系的根本原則。要實現這一原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要為絕大多數人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民主創造物質條件。首先要“消滅私有制”，“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剝奪利用對社會產品的占有來剝削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其次要“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讓財產失去它的資產階級性，真正屬于絕大多數人，讓勞動“不再能變為資本、貨幣、地租”“不再能變為可以壟斷的社會力量”，真正成為“擴大、豐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種手段”；最后，惟有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廣大工人階級通過勞動真正地占有社會產品、享受社會產品帶來的物質和精神樂趣、成為社會產品的主人，聯合起來形成一股對人的本質真正占有的社會力量，才能徹底地剔除那些造成法律價值程序和實質分裂的一切“異己”力量，尤其是資本壟斷力量。

　　五、結語

　　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是我們認識法律現象及其本質、把握人類社會法律文明發展趨勢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人類社會的一切法治建設活動從來都不是獨立的，它們皆是政治國家的根本政治經濟關系法則的規范映射和建構，我們只有從政治國家的階級關系和經濟基礎的現實運行過程中才能真正地認識和把握一切法治建設活動的本質特征及運行規律。在階級關系層面，“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切法治建設活動的根本問題和法理紅線，也是窺探一個國家法治道路、法治制度、法治理論、法治文化最本質特征的根本立場。在經濟基礎層面，法治建設借助法律形式規范、改革或者重塑社會各個階層的經濟利益關系，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前瞻性的規范指引和法治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成功推進了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并全面、系統、整體地提出了習近平法治思想。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和習近平法治思想是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與中國具體法治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法治文化相結合的最新實踐和理論成果。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是認識和把握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歷史性意義和歷史性成就，以及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學內涵、核心要義和實踐要求的哲學依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法治理論、法治制度和法治文化正是因為有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這一科學理論的指導，才彰顯出人民至上的政治品格和法理品格，才能夠把紙面上的法律轉化成為鮮活的法治實踐，進而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國防、外交等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發揮“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同時展現出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以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為本質特征的共產主義法治文明的先進性和引領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指出，“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以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質復歸為本質特征的共產主義法治文明是人類社會法治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它對人類社會而言，并非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勾畫出來的理想圖景，而是建立在現實條件下的、消滅現存不合理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過程。而新時代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推行以及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形成發展，在本質上就是馬克思唯物主義思想尤其是共產主義法治文明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實踐表現和理論呈現。全面依法治國戰略著眼于構建黨的領導、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相統一的制度結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邁向高級階段直至通往共產主義法治圖景的具體實踐方式。習近平法治思想從根本上解答了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以及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時代之問，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價值、法治思維、法治方法、法治話語、法治戰略過程中的具體理論呈現?？傊?，在馬克思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的哲學指引和理論指導下，新時代新征程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深入貫徹落實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縱深性實踐轉化必然會助力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成功實現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全面建成。

　　作者:李娟

　　文章來源:《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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