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結構中，生產方式理論起著至關重要的奠基性作用。這一理論不僅是馬克思深度考察人類社會，建構唯物史觀的理論基礎，還是他深度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建構未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的重要依據。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新時代我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持續發生著新的調整變化，相應為生產方式研究提出了諸多新的歷史課題。那么，馬克思主義是如何理解“生產方式”的呢？

　　生產方式首先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概念。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筆記本III中，年僅26歲的馬克思已經有意識地使用這個概念解剖市民社會并探研私有財產的揚棄問題。而在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副標題正式出版的《資本論》全三卷中，生產方式概念的使用頻次更多達484次。1867年7月，馬克思在為《資本論》第一卷撰寫的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從而確立了生產方式理論之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整體結構中的核心地位。而馬克思對生產方式概念首次較為系統性的解釋和說明同樣源于一部經濟學論著，他在批駁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蒲魯東的論戰性著作《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雖然彼時馬克思尚未明確提出和使用生產關系概念，但生產方式作為“謀生的方式”介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并溝通兩者的理論定位已然呼之欲出。此后，馬克思又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將生產方式規定為“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在馬克思身處的資本主義時代，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即變革生產方式直接服務于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滿足資本的價值增殖。1872—1875年間，馬克思在依據《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修譯校訂法文版的過程中圍繞生產方式進行了60余處完善性質的修訂，這些修訂表明馬克思晚年仍持續著政治經濟學思考，而且十分注重對其中核心概念的廓清。要言之，政治經濟學是生產方式的出場語境，是其得以展開的問題場域，要理解這一概念，首先應立足政治經濟學領域進行細致的研究與梳理。

　　生產方式理論有著豐富的哲學意涵。自馬克思逝世至今100多年間，國內外學界圍繞生產方式的思想意涵展開過多次探討，相關見解層出不窮且眾說紛紜。歸納起來講，學界主要形成了四大類代表性的觀點：第一類觀點主張生產方式既包括生產力，又包括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第二類觀點主張生產方式是溝通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中介；第三類觀點主張從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單一意義上理解生產方式；第四類觀點主張生產方式意涵多種，應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這些觀點各有其文本支撐或現實依據，彰顯了生產方式研究的重要學理價值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蓬勃發展趨勢。但問題在于，學界緣何對生產方式產生諸種不同的理解？究其本質在于未能探明其背后蘊藏的豐富哲學意涵。1845—1846年間，以《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為標志，馬克思研究生產方式的視角從“人本主義”轉向“實踐唯物主義”；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聚焦區別于“思辨哲學域”的“現實生產域”，呈現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這一時期，馬克思、恩格斯要著重回應和解決的任務是將理論研究的重心聚焦到“現實”之上，此“現實”嚴格區別于黑格爾意義上的“觀念現實”，是指“現實的人及其活動”。馬克思之所以反復強調存在這樣一個“現實生產域”，是希望能以此區分開“觀念層”，即所謂上層建筑領域的“思辨哲學域”。當馬克思真正從哲學意義上將研究重心從“思辨哲學域”拉回“現實生產域”時，對彼時以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等青年黑格爾派學者為代表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批判便業已完成。這也就解釋了為何馬克思沒有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繼續深入對生產方式理論之內在結構和發展規律的研究，這項新的理論任務留待唯物史觀來回應和解答。

　　生產方式理論需要在唯物史觀中加以綜合理解和把握。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生產方式多數情況下并非獨立出現，而是與其他一系列的修飾限定范疇組合出場。以資本來到世間作為分隔線，這些組合情況可歸為兩大類：第一類為“（陳）舊的生產方式”，包括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古代的生產方式、奴隸制和農奴制的生產方式、封建的生產方式等；第二類為“新的生產方式”，包括改良的生產方式、現代的生產方式、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正是生產方式與這些范疇的有機結合構成了我們立足唯物史觀深度把握這一理論的重要突破口。生產方式理論與社會的內在結構及其形態演變密切相關。一方面，生產方式決定社會形態的性質和面貌。有什么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么樣的社會結構，不同的生產方式決定不同的社會面貌。其中，生產力是最活躍、最能動、最革命的因素，一定的社會形態歸根結底由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生產關系是相對穩定的因素，一定的生產關系是構成一定社會形態的“骨骼”，它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同時又決定其余一切社會關系。另一方面，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推動社會形態的發展變革。生產方式的矛盾運動是由生產力起最終決定作用基礎上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構成的，隨著這種矛盾運動的展開，一種生產方式被另一種生產方式所替代，舊的社會形態也被新的社會形態所替代，社會形態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呈現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史過程”。綜合上述兩方面來看，社會形態的發展變革雖然有其規律性和必然性，但這種規律卻建立在每種社會形態內在結構的相對穩定性之上。社會形態的內在結構以一種自我協調的方式不斷再生產其自身，但其內在矛盾也會在這個過程中被生產出來并不斷激化，從而導致由“兩個絕不會”揭示的社會形態歷史變革的必然性。

　　在人類文明發展問題上，文明的社會形態須以經濟的社會形態為依據，歸根到底即以社會形態中支配性的生產方式為依據。馬克思寫作《資本論》的核心關切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但其中卻多處穿插著“資本原始積累”“資本主義以前的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等歷史過程作為重要的研究輔助。進而，探研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同樣離不開對歷史上曾一度居于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度剖析。所以，馬克思晚年在有關俄國、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文章和通信以及《人類學筆記》中，運用生產方式理論剖析“亞細亞生產方式”、提出俄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設想，凸顯了生產方式理論的世界面向與未來面向。較之馬克思生活的時代，當今時代無疑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實際上這些所謂的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社會主義新發展仍沒有脫離馬克思的問題語境，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以馬克思生產方式理論觀照人類文明發展仍能有效破解當前的癥結與困境。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11月27日第2版

　　本期編輯：董大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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