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學者認為，《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作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論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點和代表作。《導言》是恩格斯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獻，發表于1895年2—3月間。恩格斯逝世以后，《導言》相關思想引起國際共運的激烈爭論。圍繞《導言》對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研究，形成了三種觀點，第一種認為恩格斯晚年肯定合法議會斗爭的策略，同時也并未否定暴力革命；第二種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前后認為暴力革命是惟一正確的道路，到19世紀90年代，恩格斯改變了自己的看法，雖然仍然堅持暴力革命與合法斗爭兩種策略，但側重點已發生了變化，即以合法斗爭為主、暴力革命為輔；第三種觀點則認為，恩格斯晚年根據新的時代條件，對他和馬克思早期的暴力革命思想進行了反思，基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頑強擴展力、無產階級失敗的歷史教訓以及新時期武裝起義條件的惡化，基本上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實現了徹底轉變，逐步確立了合法斗爭的戰略。

　　這篇《導言》的發表有其深厚的時代背景。19世紀末，隨著第二次科技革命的興起、生產和資本的日益集中，資本主義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這一階段，由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進一步加劇、勞資矛盾惡化，工人運動日益高漲，資產階級為了緩和矛盾，不得不改變其統治方式，對工人階級進行適當的讓步，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政治權利。這種情況下，歐洲普遍出現了工人階級政黨利用選舉權等“合法”斗爭方式進行斗爭的新趨勢。這樣，如何利用選舉權進行“合法”斗爭問題就成為國際工人運動中的重大問題。恩格斯的這篇《導言》正是作為對這種時代變化的回應而問世的。恩格斯這篇文獻中的合法斗爭思想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一是要利用合法斗爭，但不放棄暴力革命。恩格斯認為，普選權從資產階級欺騙工人階級的工具變成了工人階級用來開展的工具之一，在當時的環境下，利用普選權作為斗爭策略已經成為歐洲各國工人運動中的普遍做法。然而，這并不表明要放棄暴力革命，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利用普選權只是一種積蓄革命力量的手段，是為將來奪取政權做準備的；二是街壘巷戰已過時，雖然不能完全放棄巷戰這一斗爭形式。恩格斯認為，斗爭的條件也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1848年革命時曾經起過決定作用的筑壘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條件不允許進行巷戰的時候，無產階級千萬不能發動巷戰。與資產階級進行斗爭，要把眼光放長遠，要保存好力量，尋找更有效的方法。在將來斗爭條件再發生變化時，巷戰這一斗爭方式可能仍將起到重要作用；三是在資本主義和平、穩定發展時期，不應急于同資產階級“決戰”，但要為“決戰”做好準備。恩格斯認為，形勢的變化已經證明，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儲存革命力量，為將來的“決戰”做好準備。

　　恩格斯肯定了選舉權的運用和議會斗爭的發展使“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但這絕非顛倒原則和策略的主輔關系，更不是所謂“恩格斯晚年逐步確立了合法斗爭的戰略，這時的暴力論是作為議會斗爭的輔助手段加以闡釋的”。

　　恩格斯從未期待“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斗爭取得政權”，而是強調無產階級只有靠“決定性的搏戰”即“革命”才能奪取政權，堅信“革命權總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在他看來，利用議會和選舉固然非常重要，但其作用，也僅僅是為最后的革命行動進行理論宣傳，使無產階級能夠凝聚更多群眾、獲得更多“道義上”的支持，甚至使政府軍受到“道義上”的影響；積蓄革命力量，不做“無準備的攻擊”，避免在“前哨戰”中被消滅掉，使作為暴力革命準備的“突擊隊”在“力量增長到超出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圍”之前，“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否則，“決定性的戰斗就會被推遲、延緩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犧牲”。本段引號中均為恩格斯在《導言》中的原話，這些論述無疑體現了原則和策略關系的辯證法。

　　甚至，恩格斯并沒有認為，只要參加爭取普選權的斗爭，工人階級便可以自覺運用這個武器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因為這要看具體某個時期、某個國家工人群眾的覺悟程度。例如，恩格斯晚年曾特別關注美國工人運動的發展。他在1887年1月《〈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序言》中指出，在美國工人運動所表現的三種多少已經確定的形式中，第一是支持當時著名的美國左翼活動家亨利·喬治競選紐約市長的運動，第二是勞動騎士工會運動，第三是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的出現。但是，同年3月，他在給美國工人活動家左爾格的信中指出：“美國的工人不過剛剛開始參加運動……由于他們一般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本性和特殊的美國人的本性，以及過去的訓練，他們還是很淺薄的，特別是在理論上非常落后。”1893年，恩格斯再次致信左爾格，指出了外來移民對美國工人階級團結的阻礙作用。他說：“更特殊的，是外來的移民，于是把工人階級分成兩類，土生土長的工人和外國工人，外國工人又分為許多小團體……資產階級只需消極地等待著，工人階級中不同的分子又會分裂開來。”可見，恩格斯的頭腦是十分清醒的，他對客觀實際情況的調查和分析，是恰如其分的。

　　恩格斯晚年的合法斗爭思想與所謂“民主社會主義”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主要體現在指導思想與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式的不同、政權的所屬階級的不同和實現的最終目標的不同等方面。這些根本的區別表明，恩格斯晚年并沒有走向民主社會主義，他依舊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捍衛者，決不是什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個修正主義者”，決不是一個放棄原則、反對暴力革命的“合法主義者”，而是一個善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制定無產階級革命策略的革命者。

　　“民主社會主義”一詞，由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李卜克內西1888年率先作為科學社會主義同義詞使用，后來這個詞的含義就變了。伯恩施坦1899年重提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質上已是“社會改良主義”的代名詞。它的哲學基礎、指導思想、政治綱領、經濟綱領等同科學社會主義都有原則性的區別，尤其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途徑這一問題上，宣稱絕對地放棄暴力革命，幻想靠議會斗爭取得政權，繼而改良資本主義，使之“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國內外研究者普遍認為，伯恩施坦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鼻祖”。伯恩施坦本人說他的“原理”同恩格斯的《導言》“殊途同歸”，是一種硬把絕對放棄暴力行為的主張強加到恩格斯頭上、以便替自己的修正主義找到權威依據的可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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