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奠定中華民族前進的基礎

　　毛主席的一生，不計個人毀譽，不計個人犧牲，成功地改造了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為中華民族的鳳凰涅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初心與思想的發展過程

　　毛主席并非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不是一開始就有他晚年所達到的高度，是一個既曲折蜿蜒又一以貫之的發展過程。年輕時的“所謂革命是糊里糊涂的”(1965.8.5)，尚不了解中國和世界的實際，這種情況是通例，和毛主席同時代或者相近時代的人，都差不多有這個經歷。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相信過神、康德的唯心論、無政府主義、孔夫子，崇拜過華盛頓、拿破侖、加里波第，也曾相信亞當·斯密的政治經濟學、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也“就是資產階級那一套哲學、社會學、經濟學”(1959.5.15)。從贊成康梁變法、擁護辛亥革命，到投身新文化運動、組織反軍閥統治斗爭、在北大接觸十月革命思想，才在比較中選擇信仰了馬克思主義，參加締造中國共產黨，并投身工運、農運，創建人民軍隊，武裝反抗國民黨蔣介石反革命剿殺，走向井岡山，找到了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在艱難曲折的實踐中形成了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毛澤東思想，才指導全黨、領導人民贏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毛主席用他的一生告訴了我們，什么是堅守初心同時又與時俱進的人生。毛主席的思想體系當然有一個逐步完善的發展過程，也受中國社會當時的條件所限，也有階段性策略上的需要，但是，其核心理念早在他年輕時就已經形成，并堅守了一生。毛主席早年建立了對共產主義理想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前景的堅定信心，書就了從來沒有動搖過的建國后改造中國的基本藍圖(《湖南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一生的堅持需要經歷各種復雜歷史條件的考驗，抗日戰爭時期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時期，在這個歷史階段，特別是在抗日戰爭進入后期的時候，敢不敢明確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立場，考驗著每一個共產黨人。1945年，毛主席進行《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過程中，講述了自己在起草過程中，對于是否提及“共產主義”的反復權衡，最后決定還是“索性強調一下共產主義的無限美妙”，“指出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而且，“工農民主專政是新民主主義的本質”。“各國共產黨只有一件共同的東西，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方法”(《和斯坦因的談話》)，共產主義是這個思想體系的最終目標，社會主義制度是實現這一理想的道路。“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1957.11.6)，確定了發展社會方向，把握了社會發展規律可以把握，我們就“應該是心安的”(1955.10.29《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

　　如果沒有毛主席一生堅定的初心、理想、信念和努力，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實現這一切的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和理念。毛主席的思想具有無法比擬的的超前性和預見性，而且正是由于這種超前性和預見性，才引發了他同時代人的諸多誤解。毛主席始終認為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要分為兩步走，即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并堅信民族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會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抗日時期的任務》)，要以“永遠是社會革命論者，永遠不是改良主義者”的決心，做好上下中國革命的上下“兩篇文章”(1939.9.24《和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民主主義革命是準備階段，“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主席明確得出結論：中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而直接實現社會主義(《和韋爾斯的談話》)，這一結論科學而富有遠見。

　　在探索過程中，肯定有彎路，任何人任何團體都不可能一下子走到完全正確的道路上。“我們的頭腦、思想對客觀實際的反映，是一個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確到更明確、不深入到更深入的發展變化過程，同時還要隨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1956.3.14)。更何況在建國以后，中國面臨著在一個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生產方式極為落后的國家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的艱巨任務。“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要準備對付國際國內可能發生的許多重大困難，總的形勢肯定是有利的，但要做好有許多重大困難發生的準備(1958.3.19)。尤其要準備曲折的反復，“正確的路線被稱為是機會主義的，而機會主義的路線卻被稱為是正確的，我們還會受到攻擊。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就要能夠忍耐，等待群眾的覺悟”(1957.11.12)。革命勢力在表面上的勝利，尚沒有摧毀反動勢力的社會基礎，所以，必須肅清反動勢力的經濟基礎，以實現徹底的革命，在這場斗爭中，“共產黨是代表工、農階級利益的政黨”(《湖南農民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但他堅定地相信，這個發展過程“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展下去”(1956.9.24)。

　　毛主席能夠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框架和基礎，當然主要是毛主席富有遠見卓識、善于總結創造和帶領中國人民集體奮斗的結果，但也離不開蘇聯先進理論實踐的輸入和錯誤理論實踐的借鑒(1960.8.19)。談及毛主席的階級斗爭思想，蘇聯是繞不開的話題。早年中國共產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了解和信仰來自蘇聯；遵義會議之前毛主席備受蘇聯因素的排擠；在中國人民即將解放全中國之際，遇到了來自蘇聯的分治勸說；建國初期的工業化，蘇聯的確提供了很大幫助；赫魯曉夫時期，對中國又拉又打，試圖把中國納入其軌道。由于歷史的原因，現代修正主義者提出的許多觀點，在中國頗有市場，毛主席當年帶領中國人民反抗蘇聯修正主義的斗爭，已經被后來一系列鐵的事實不言自明地證明了其正確性和遠見性。

　　在毛主席的語言或文章里，經常出現一些有關時間跨度的預測，然而，具體的時間和時段，“有時估計過高，有時估計不足。馬克思和恩格斯經常說歐洲的革命要來了，結果革命沒有到來，一直等到恩格斯逝世后二十二年才爆發了十月革命”(1957.11.16《革命的發展總是經過迂回道路逐步上升》)。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并不追求具體時間的預測準確度，主要是表明堅定的信仰和堅決的行動，并為之付出全部的努力，與空談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主席講的許多“在相當長的時間內”、“20年”、“100年”之類的涉及時間預估的說法，只是堅定信心、持續努力，爭取早日實現戰略目標的一種大致的表述(1948.9《政治局會議報告和結論》)。理解毛主席的“相當長的時間內”的具體時間長度，有一個重要的參考。渡江戰役的時候，毛主席說過，江南的土改，“需要人民解放軍到達和工作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之后，方才談得到認真地解決土地問題”(1949.4.25《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但之后幾個月，一兩年的時間內，江南土改很快開始并完成了，也沒有見到有人指責毛主席冒進。在建國前夜，毛主席提出過“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即是說，同古代近似的。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七屆二中報告》)。而這一“相當長的時間內”，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也是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就初步實現了合作化，徹底改變了這種分散和個體狀態。結果非議頻出，糾其原因，土改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課題，當時黨內對此比較一致，而社會主義革命是新課題，黨內尚未取得一致。提出非議的人們并不理解，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個階段，如果不抓緊那個難得的窗口期，農村會迅速貧富分化，工業也無法進行最低限度的積累和發展。這一現象折射了黨內一些人對于社會主義革命的課題，存在著不解和本能抵御。

　　二、不可避免的歷史過程

　　“文革”是毛主席階級斗爭觀實踐表現的高峰，也是毛主席一生信念和努力的必然結果，他清楚地意識到“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976.6.15《和部分政治局委員的談話》)。毛主席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在蘇區建立紅色地方割據政權、在延安整風、在西柏坡提出“兩個務必”的時候，以及后來在滴水洞的長考深思，都是基于同一種思維和理念。“我們有不少黨員變成了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是為個人服務而不是為群眾服務”(1963.4.25)，從那時起，有關階級立場、打著紅旗反紅旗、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入侵共產黨等諸多問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這一切的努力都只有一個目的：為了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并堅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無論是黨本身、毛主席本人和廣大的人民群眾，為“文革”所付出的代價肯定是很大的，特別是出現了建國以來沒有的內部混亂局面，這種混亂造成的傷害也很大。毛主席究竟出于什么樣的目的，才會冒著巨大的風險和付出巨大的代價發動“文革”，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從“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傾、“四清”、“社教”到“文革”，都是為了牢記初心的一條線，沒有建國前的一系列奮斗，沒有建國后一連串運動，也就沒有“文革”。至于許多具體問題，比如，革命運動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斗爭策略與藝術問題，早已在“三反五反”乃至更早，均已成型，區別只是斗爭對象在一步步加深。甚至連“文革”所表現出來的問題，都已經在以前的歷次運動中出現了明顯的苗頭和嘗試預演。在批判《武訓傳》的運動中，已經有了群眾和地方上，自發的和有組織地清除與武訓有關的名稱和留存的做法。中國社會經歷了百年屈辱和300年落后，也的確有很多文化印跡需要剝離。不能截成兩段評價毛主席一生，不能用性格變化、地位變化來解釋他后半生，更不應當得出“前半生全對，后半生全錯”那種荒唐幼稚的結論。在歷史問題上，一切假設都不成立，如果沒有毛主席持之以恒的革命意愿和能力，不但中國共產黨不可能取得1949年的全國勝利，而且中國也不會有今天的國際地位。

　　在1967-1968年，毛主席多次反對那些對于“文革”的意義“大吹特吹”的做法，同時他多次告誡外國友人，“文革”會天下大亂，這個東西不容易搞。有一種觀點認為，“文革”的初衷與目的或許都沒有錯，但是，毛主席無需采用群眾運動的方式。然而，難道在“文革”之前毛主席沒有窮盡其它方式嗎？毛主席說：“我們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階級斗爭。我們已經有十年沒有進行整風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產生了，有一批好的同志變質了，只有發動群眾才能整掉，單靠中央和各級黨委本身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1963.9.9)。這句話，或許才是理解整個“文革”時代的鑰匙。

三、階級斗爭觀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毛主席一生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這種實踐給我們很多啟迪，是無產階級手中的根本武器，也是永葆黨的本質的重要思想，這種理論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一旦被全體勞動人民所掌握，就會成為中華民族崛起的根本動力。

　　A、有效的斗爭與團結

　　階級斗爭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認識與改造世界的一切，來源于人們的態度和立場，所有階級“對于中國革命的態度和立場如何，全依它們在社會經濟中所占的地位來決定”(《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主席的階級斗爭觀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他一生的成就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凡是自稱敬仰熱愛毛主席，但同時又不承認毛主席的階級斗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人，無它，葉公好龍者也。不正視毛主席堅持了一輩子的階級斗爭觀，就無從評價毛主席的歷史地位與貢獻，談不上繼承毛主席的豐富精神遺產，也無法準確理解我們的黨以及新中國乃至全人類的由來與未來。

　　強調階級斗爭觀就是要用階級觀點看待一切，不僅僅搞清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還要分清科學社會主義和其它的社會主義的區別，認清中國體制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社會主義，美國的短板恰恰在于其資本主義制度，人類社會發展目標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在于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終將在全人類范圍內取得最后的勝利。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國家命脈之根本，要用階級斗爭理論“使工農分子階級覺悟提得更高，非工農分子應徹底拋棄自己出身的階級立場，站到勞動大眾一邊，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1947.9.28《在遼東三縱隊訴苦教育經驗報告上加寫的一段話》)。根據占有生產資料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同階級利益，喚醒階級意識，團結各種力量，才能找到改造社會的最大力量。

　　階級斗爭理論告訴我們，在最終目標清晰的條件下，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個時期的具體特點，要分清敵我友及其力量對比，以確定自己的戰略方針。首先認清敵人的本質。有人認為敵人內部有無休止的傾軋，“無論如何不會聯合對付革命”，還有人認為“敵人的聯合對付我們，革命就遇著很大的困難，因而發生悲觀”，而毛主席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認為敵人總會聯合起來，為了他們的階級利益鎮壓革命，但是，這種基于剝削階級根本的聯合，恰恰是敵人“最后的聯合掙扎”，證明“革命已到高潮”，“統治階級為挽救自己的危亡，豈有不聯合之理？”(1930.10.26《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 這話說得多么像是針對今天美國搞的“小院高墻”。

　　在實際斗爭中，僅靠無產階級自己的奮斗是遠遠不夠的，“要勝利，他們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和階級斗爭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在形成統一戰線的時候，依然要清醒地認識到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當下可以一致行動的“各個資產階層（大資、民族、小資）與地主階層（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場和態度”，“統一戰線教育就是階級教育”，“只有認為統一戰線僅有聯合并無斗爭，才另有提出專門強調階級對立或階級斗爭之必要”(1941.2.20)。這一論述同樣可以應用在當下國際階級斗爭實踐之中，我們與美帝國主義進行斗爭，要明確中美之爭的實質是階級斗爭，但仍要區分帝國主義和外國人民，要“爭取外國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國人都是壞人，都要排斥”(1951.3.27)。

　　B、黨的社會主義性質

　　毛主席一生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根本思路，他從馬列主義的思想和實踐寶庫中，借鑒的最重要的理念，一是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二是黨的建設與領導。正是以這兩個基本理念為抓手，使二者同時發力，以期達到預想的目的。毛主席罕見地用英文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1966.10.2)，來解釋“文革”與黨內歷次路線斗爭相比其性質、方法和目的之不同，這種區別甚至超越了黨內路線斗爭的范圍，同時指向中國的一些需要變革的文化傳統和現存體制。早在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就發現：“黨和階級沒有弄清楚”(1928.10.5《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要改造各級黨組織，使之走上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道路，這已經包含了毛主席后期理論與實踐的所有基因。無怪毛主席要重上井岡山，他是在回顧中國共產黨幾十年走過的路，在找回當年的初心。

　　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屬于整個階級而不是某個個人或者某個小的利益集團，當赫魯曉夫攻擊毛主席個人獨裁的時候，毛主席說：“其實我就不相信我說的都對。我說的都是別人的”，這個別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工人、農民和工農出身的干部”(1964.9.7)。毛主席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努力堅持黨代表無產階級執政這一根本特征，黨是無產階級隊伍中“最覺悟的一部分人的組織，黨應當而且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中起領導作用，黨不應當而且不能代替階級去實行專政”(1938.2.2《論一黨專政》)。社資道路之爭就是階級斗爭，代表了中國的發展方向，代表了完全不同的階級的根本利益。毛主席曾經尖銳地指出，社會上的階級斗爭會反映在黨內的(1949.3.13)。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完成了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種情況下，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中國未來的發展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依然嚴峻。

　　毛主席曾經試圖通過黨的現有組織力量，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逐漸發現，問題不僅僅是底下，根子在上面，黨內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存在著很多糊涂的思想。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執政黨，特別是長期執政黨，如果黨內存在嚴重的錯誤思想、糊涂觀念，黨的干部必然成為敵對勢力和資產階級的圍獵對象，對此，必須加以警惕，“這是社會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許多黨內的領導事實上成為了資本主義勢力的代理人(1967.9.30)。毛主席更加明確地說，這“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很多黨的干部沒有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觀，堅持資產階級的路線，并利用現存的社會基礎，“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1966.12.26)。早在1964年，毛主席就曾經質問：“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1964.12.5)，并明確指出，根源主要在“上邊的影響”。在經營管理方面，的確存在著嚴重地照抄蘇聯以及道聽途說的西方做法的問題，同時也有許多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營管理遺存。更有甚者，許多來自國外的唯利是圖、買空賣空、獎金掛帥等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行其道，此外，還存在著按當時標準衡量的很嚴重貪腐問題。

　　由于許多干部的思想仍然在民主革命時期，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方式并不了解，特別由于時代的局限，尚未對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共性與區別，建立起自覺的認識。有關“文革”的目的，毛主席說“搞到底”的標志就是“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1968.10.13)。另一個任務是消滅可能產生的新貴族階層，使干部子弟真正成為普通人民群眾的一員，而不是新的世襲貴族。早在建國初期，他就指示要廢除貴族學校，和人民子弟融為一體(1952.6.14日《干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他強調，干部子弟如果教育不好，可能會成為“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1967.5.8)。九大之前，毛主席又反復強調他的女兒和侄子均不能當九大代表。對此，不能僅僅從毛主席嚴格要求家人的角度來解釋，毛主席是在鏟除滋生新的階級的源頭。

　　C、寄希望于廣大人民群眾

　　晚年的毛主席橫下一條心，要為人民辦一件功在千秋萬代的大事，就是培養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他把個人的榮辱毀譽全部拋在九霄云外，本著功成不必有我的徹底唯物主義精神，告訴人民大眾，要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1966.6.10)，“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親手創立的社會民主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列寧“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這種現象是不以革命導師們的“意志為轉移的”(1966.5.5)。如果“資產階級上臺，他們也可以不改名字，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專政”(1967.2.12/18《對上海的指示》)。

　　對于這種歷史的無奈，毛主席看得很透很豁達，“只要理解了，我們有準備，全黨大多數人有準備，不怕。”(1966.6.10) 在談及培養接班人時，毛主席絕不是僅僅考慮在他身后，選擇一個、兩個具體的人去坐上一個、兩個具體的位置，而是要讓一種思想體系牢牢地扎根在人民心中，并將這種思想體系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路線正確一切都有，路線錯了就會垮臺”(1970.9.19)。他要給全體人民，尤其是青年人，補上階級斗爭這門“主課”(1964.7-8月)，進行“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培養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1966.6.16)。為此，他提出革命接班人的五條標準，要求他們能夠堅持馬列主義、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具有民主作風和自我批評精神(1964.6.16)。

　　毛主席要求廣大干部，無論職位高低，都放下架子，不要擺老資格，去“當一個普通老百姓，群眾就高興了”。唯有走群眾路線，在群眾中汲取營養，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才能搞起來。他說“我們的政府是靠群眾，沒有群眾，什么事也辦不成。當然，我們也靠黨和解放軍”，但是黨和解放軍“還不是從群眾中來的。沒有群眾，哪里有黨？哪里有解放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并“不怕我們這些人，怕中國的老百姓”(1967.5.16)。這些深刻的思想，至今仍值得我們進一步理解和體會。

　　在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之后，中國人看到了被列強用槍炮打開的世界，開啟的民族自救的征程。中國社會變更的復雜性和長期性，導致當中國革命第一步走完之后，對于第二步應當怎么走，乃至是否要走，是否要現在就走，的確存在著分歧。可以說，若非毛主席大無畏的堅持，中國是不可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或者雖然表面上建立起來了，但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就宣告失敗。在晚年，毛主席更為關心在他身后，中國人民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特別是在思想層面、靈魂深處，還停留在新民主主義的階段，繼續沿著資本主義道路行進。故此，毛主席戰略考慮的重點在于夯實社會主義的基礎，特別是精神層面的基礎，教育一代人，其功不在當時，而更為重要的是在后世。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政黨，是中國的領導階級，但是，“工人階級也應當在斗爭中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1968.8.14)。思想改造和心靈建設是全體中國人民面臨的任務，許多涉及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需要全體人民首先是工人階級的探索，而這種全民族的以其先鋒隊自身認識的提高，才是最為核心的問題。在探索的實踐過程中，要提高人們的認識與是非辨別能力(1966.8.5)。毛主席晚年的探索，是針對所有的中國人，并非只是針對某一部分人，是一次全民族的、觸及靈魂的、徹底的思想改造和心靈建設過程。這是一次“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觸及每個人的政治立場、世界觀的最深處、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乃至“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其最終目的是“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1967.1.1)，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過程。這種精神上的洗禮很有必要，她是一個古老民族復興的前提，是一種古老文化重生的過程，也是中國人民走上康莊大道的起點。

　　結束語

　　毛主席站在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高度上，看得很遠、想得很深、說得很透、做得很實。放在全球范圍，審視毛主席的階級斗爭理論和他的斗爭精神，就可以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他給中華民族帶來的千年福祉。年輕時期的毛主席在他的課堂筆記中寫下：“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1913.10-12《講堂錄》)。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推翻舊中國、建設新中國，改造舊文化、建立新文化，一生之志、一以貫之，一生之力、持之以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大發展在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1959.12.4)，在翻閱毛主席的著作過程中，同樣的話、類似的話，已經無法統計清楚他究竟說了多少遍。

　　從現在上溯至1840年，也就是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所溯及的中國近代史開端，西方人如洪水猛獸般吞噬全球，中國人苦苦掙扎，中華文明正危如累卵，無數人試圖用各種方法拯救中國，都歸于失敗。若非毛主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思想武器，組織領導全黨全軍和全體人民，重建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體系，中國現在怕已煙消云散了。在毛主席開始走向井岡山的時候，中國正面對著極為復雜的國內國際危機，從那時起就面臨著一個又一個改造中國的課題：在1927年，是中國人民怎樣才能掌握政權；1949年，是如何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到上世紀60年代，是如何使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會滑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不再重新成為西方列強的獵物。

　　對于毛主席在建國前的階級斗爭實踐，除了極少數蔣介石集團的擁躉，絕大多數人都表示擁護和理解，沒有人對那個階段的理論和實踐提出異議。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毛主席之所以能夠帶領中國人民戰勝強大的蔣介石集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階級斗爭理論的發展和應用。蔣介石并非等閑之輩，他一生除了敗給了毛主席，其他同時代梟雄都被他收拾了，只有遇到毛主席，他才遇到了無法戰勝的對手。毛主席可以戰勝蔣介石，從最根本的一點上看，就是因為毛主席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并用階級斗爭的理論，把人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最終這一汪洋大海徹底埋葬了蔣家王朝。

　　毛主席的階級斗爭觀點，基于承認人民階級性的出發點，認定以無產階級為代表的最廣大勞動人民，是共產黨所要代表和依靠的絕大多數人，所以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打仗靠士氣，建設靠民心，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注重人民的感受。資產階級是少數，害怕作為多數人的勞動人民團結起來，所以才會反對階級斗爭理論，所以才會故意模糊階級劃分并否認階級斗爭。其實，他們自己沒有一天不在對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國家搞階級斗爭，他們的階級斗爭是為資產階級的極少數人利益服務的。因此，是否承認人民的階級性，是否為無產階級為代表的最廣大勞動人民服務，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分水嶺。

　　在階級斗爭理論的指導下，毛主席領導黨和人民，建立了新中國的人民政權，建立了聽黨指揮的人民軍隊，建立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打下了中國經濟騰飛、民族復興的堅實基礎。當然，全國人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價。如果僅僅使用今天的經濟統計指標去評價乃至抹殺那個歷史時期的輝煌成就，顯然是非常低級和愚蠢的錯誤思維。今后肯定比昨天要好，但不能因此就說昨天是錯的。“一張藍圖繪到底”，不能因為藍圖一步步成為現實，就說藍圖的繪制者和實踐的開拓者不如后面的完成者。對于每個時代的評價還是要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看，還是要看對于后世的影響。

　　毛主席改造中國的更為根本的也是更為輝煌的成就，在于他改造了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建立了全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吸收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建立了新的意識形態，把人民群眾放在了最崇高的地位。社會主義是值得全體中國人民為之奮斗的事業，在奴隸社會，奴隸希望自己成為奴隸主；在封建社會，農民希望成為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也想成為資本家，而剝削階級就是希望能夠壓制住這一切的改朝換代。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才使廣大民眾不再這樣僅僅為自己的個人地位著想，而是集體地成為社會的主人。

　　毛主席的階級斗爭思想爐火純青、出神入化，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遠遠超出了同時代的人們。他的思想、言行、實踐，必將影響中國和全世界幾百年，乃至幾千年。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偉大社會主義實踐的過程中，毛主席對于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在建立并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之后，階級斗爭依然在進行，仍然有兩條道路和兩個階級的斗爭。只有真正理解了階級斗爭理論，才能正確地進行階級斗爭，維護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立場清楚了，建立了理論自覺性，思想自由和思想解放才能實現，才有實際的意義。

　　毛主席在世的時候，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或曰接近真正理解毛主席最深刻的階級斗爭觀。已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時間，今天依然被很多人無法正確理解毛主席的思想，其實也是很自然的現象。深邃的思想總是隨著歷史的發展，才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切身的經歷喚醒了很多人，教育了很多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解并嘗試理解毛主席的思想，特別是其晚年的思想。今天那么多人不忘記毛主席、懷念毛主席，不僅僅是因為毛主席的人格魅力。人民熱愛毛主席，因為他立下了豐功偉績，因為他造福人民，更重要的是，他還重塑了中國文化，指明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為人民找到了走向幸福繁榮的康莊大道。

　　毛主席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為我們后人留下了廣闊的繼承和發展的空間，如何在新時代的中國堅持、發展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維護思想建設成果，應對各種挑戰，依然任重道遠，還有很多需要我們理解、探索的內容，仍是極具挑戰性的課題。中國式的現代化首先是意識形態現代化，獨立自主的核心是意識形態的獨立自主。我們今天面臨的的國內國際環境依然復雜，中華民族重新崛起和繼續生存是同一命題，不崛起就無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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