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已經成為相當時間一個流行的說法。這種說法在理論上是不嚴謹的，在現實中更造成了思想上的一些模糊認識，因而是錯誤和有害的。

　　第一，“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說法不是中共中央的提法，在黨章、黨規、黨內法規性文件和其他黨內文獻中，從來沒用過這樣的提法。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說法，最早的出處是源于建黨8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黨的歷史方位兩個歷史性轉變的重大判斷，其中第一個歷史性轉變的完整表述為，“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轉變成為在全國執政并長期執政的黨”，這個表述是非常嚴謹的。后來一些人為了簡便，就把這個轉變的表述簡化為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說法。嚴格地說，這種對黨的重大判斷和論述的隨意縮減更改是不嚴肅的，是違背黨的規矩和紀律的。

　　第二，“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這種說法也是不嚴謹的，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中國共產黨在28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并不僅僅是一個革命黨，我們在中央蘇區、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以及解放區，都局部執政過，特別是在抗戰時期，我們黨在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取得了局部執政的光輝業績，并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卓越的執政本領，不僅在生產建設方面，而且在民主政治、法制建設和社會建設等領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是包括美國軍事考察組、黨外民主人士和愛國華僑領袖等在內的人士都極為欽敬的。

　　而且，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只要對中華民族和對中國人民有利的政治變革形式，我們黨都無私無畏地去嘗試過、實踐過，我們黨在建黨初期通過議會斗爭為工人階級爭取權益，我們黨主動爭取與國民黨兩次合作，我們黨主張抗戰勝利后建立聯合政府，為了爭取和平民主的民族前途，毛澤東親自到重慶談判，爭取與國民黨和其他民主黨派一起共商建國大事等等，這些生動的歷史事實都不是一個革命黨的概念所能夠涵蓋的。所以，黨中央在建黨80周年時使用了“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而沒有用“革命黨”的提法，是對此有慎重和縝密考慮的。

　　第三，“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說法造成了思想上的模糊認識。這些模糊認識對于新時代我們黨通過自我革命推動和實現偉大的社會革命的偉大斗爭實踐是消極的，對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不利的、有害的。

　　首先，它造成的模糊認識是去革命化的傾向。這種說法至少很容易引起這樣的誤會，為什么要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呢?難道革命黨錯了嗎?難道中國革命錯了嗎?難道革命本來就是錯誤的嗎?從而越來越對革命缺乏敬畏感，越來越否定革命的價值和精神，否定黨的自我革命精神，否定革命歷史和革命傳統，個別的發展到否定誹謗中國革命的先烈先賢的地步，更有甚者，是把這種去革命化的傾向，延伸演變為去政治化、去斗爭化，只要一談講政治，只要一談斗爭精神，就想當然地認為是搞“極左”那一套。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這是歷史虛無主義在近現代中國歷史觀上的集中體現，是非理性的。其造成的后果也許是持這種說法的人所難以想象的，那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中國共產黨。這種模糊認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澄清，就很難在黨的領導下凝聚起全國人民在新時代團結奮斗的磅礴力量，也很難真正做到“四個自信”。

　　其次，它造成的模糊認識是去領導化的傾向。“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說法，很容易造成僅僅從執政角度理解黨的執政方式而忽視黨對政權的領導方式的傾向，通過強調執政黨建設和執政規律，否定黨的領導規律的價值意義。在中國獨特的政黨制度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也是中國的最大國情。因此，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與西方國家執政黨的執政方式有著本質的區別，它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方式。因此，新時代我們黨強調黨的全面領導，就是要克服這種非此即彼的片面性，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和黨的執政，使黨的全面領導的過程成為黨更自覺地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和依法執政的過程。

　　具體來說，一方面，要通過改革完善黨的領導制度，實現“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保證黨對政權的高效領導，這是黨執政的政治基礎和組織基礎；另一方面，通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在制度上實現依法治國的原則，以保證黨對政權的有效運作，這是黨能夠領導和善于領導的基本保證。

　　因此，從黨的執政方式考量，黨的全面領導，應該是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善于運用一切制度安排和領導資源去實現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高效治理和強力影響。這才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守正出新，既永遠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自我革命本色和精神，又能以這種自我革命精神更自覺地遵循領導規律和執政規律，領導人民實現好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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