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理論版圖上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的傳播與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21世紀以來，馬克思在意大利“重新回歸”。21世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研究主要聚焦于四個方面：一是馬克思文本在意大利的翻譯、出版與研究，二是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問題，三是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四是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當代轉向。不過，在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復興”的表象之下，仍然隱藏著許多問題，尤其是理論與實踐之間斷裂的深層困境。因而，需要從理論上正視影響其發展空間的重大現實問題。　　

　　［關鍵詞］21世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 意大利左翼 MEGA2 意大利共產黨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理論版圖上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19世紀末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的傳播與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傳播，二是法西斯主義垮臺后至60年代末的發展，三是70年代至90年代初蘇東劇變、馬克思主義遭遇挫折，四是21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的“復興”。在這個過程中先后出現了四種思潮：首先，19世紀末，安東尼奧·拉布里奧拉的《論歷史唯物主義》等著作詳盡地論證并豐富了唯物史觀，使馬克思主義與意大利革命實踐相結合。此后，貝奈戴托·克羅齊、喬瓦尼·金蒂萊、魯道夫·蒙多爾佛等人以不同方式解讀馬克思，在理論上影響了后世意大利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和理解。其次，“歷史決定論”式解讀：以安東尼奧·葛蘭西為代表，包括帕爾米羅·陶里亞蒂、阿馬迪奧·博爾迪加、恩里科·貝林格等人，在拉布里奧拉的影響下，開創了不同于蘇聯模式的“意大利社會主義道路”。再次，“特定抽象論”式解讀：以加爾維諾·德拉-沃爾佩和盧西奧·科萊蒂為代表，包括馬里奧·羅西、尼古拉奧·梅凱、翁貝托·切羅尼等人對“歷史決定論”進行了批評，闡發了新實證主義馬克思主義（屬于科學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在哲學上的主要功績在于其提供了一種實證主義的歷史邏輯。最后，以“宣言派”和意大利工人主義為代表的左翼思潮。其中，“宣言派”以盧喬·馬格里、羅薩納·羅桑達和盧恰娜·卡斯特利娜為代表，主要特點是立足社會現實分析來更新馬克思主義；意大利工人主義以安東尼奧·奈格里為代表，還包括拉涅羅·潘齊耶里、保羅·維爾諾、馬里奧·特隆蒂等人，試圖突破意大利共產黨傳統，尋找新的理論資源，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當時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的“復興”。蘇東劇變后，意大利共產黨更名易幟、分化分裂，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面臨巨大壓力。21世紀以來，馬克思在意大利“重新回歸”，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個方面。

　　一、馬克思文本在意大利的翻譯、出版與研究

　　（一）MEGA2在意大利的研究狀況

　　拉布里奧拉早在1895年就指出，有必要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完整批判性版本，以克服歷史唯物主義被“無限誤解、怪異扭曲、奇怪偽裝和無端偽造”，“必須把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切科學和政治上的付出、所有文學創作——無論多么偶然——都放入讀者的視野中……以便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直接對任何想讀這些作品的人說話”。但直到20世紀70—80年代，MEGA2在意大利僅僅被偶爾提及。吉安·馬里奧·布拉沃是第一位提到MEGA2的學者。在關于MEGA2試用版（1972年）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布拉沃向意大利公眾簡要介紹了這個偉大的出版項目。1975年MEGA2正式出版后，埃里希·庫德爾和馬里奧·辛戈里進一步介紹了其總體框架。 尼古拉·德·多梅尼科在《馬克思主義批評》上介紹了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由巴索基金會在羅馬舉辦的“新版MEGA”會議。 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布魯諾·邦喬瓦尼才對MEGA2的起源作了全面而詳細的介紹。 羅伯托·芬尼希的兩篇綜合性文章介紹了MEGA2所代表的“新研究對象”和“版本狀況”，并增加了對各卷的評論。

　　21世紀以來，意大利出現了關于MEGA2的專門研究。亞歷山大·馬佐內在其主編的《MEGA2——由于新的歷史考證版：馬克思被重新發現》一書導言中總結了MEGA2的意義和主題范圍，解釋了對其進行專門研究的緣由——它“投射了20世紀的歷史悲劇”，是“完全意義上的世俗事業”。該書收錄了國際學界關于MEGA2的研究成果：杰拉爾德·胡布曼、赫弗里德·明克勒和曼弗雷德·諾伊豪斯的《MEGA2：重建與延續》和芬尼希的《論MEGA2的歷史》闡釋了MEGA2的恢復和演變歷史；羅爾夫·黑克爾的《MEGA2第二部分：即將完成》重點關注《資本論》及其準備材料的編纂出版情況；馬爾科姆·西爾弗斯的《馬克思恩格斯文獻與美國和意大利的歷史研究》對MEGA2第IV/32卷進行了深入研究; 芬尼希的《MEGA2：從語言學到批判性解釋》考察了20世紀70—80年代德國和意大利學者關于馬克思的價值形式理論、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的辯論。馬塞羅·穆斯托在《馬克思與意大利馬克思主義》《重新發現馬克思》《恢復出版MEGA》中多次談及MEGA的編纂和出版工作，并細致地梳理了不同時期關于MEGA編纂及圍繞其爭論呈現出的不同特點，并積極嘗試系統編譯、出版MAGA2意大利文版本。他主編的《追蹤幽靈：馬克思在語言學和哲學之間的工作》一書收錄了2004年4月1—3日在那不勒斯舉行的同一主題國際會議上的多篇論文。

　　總體上看，21世紀以來，MEGA2開始受到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的密切關注。他們不僅考察了MEGA2的起源和演變歷程，也研究了由MEGA2引發的在語言學等領域的辯論。他們承認，MEGA2可以促進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面反思，有助于從歷史角度更好地理解馬克思在青年黑格爾運動中的地位，從政治角度基于馬克思思想的來源而重啟與后殖民研究的對話。

　　（二）MEOC編輯出版狀況

　　意大利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Opere complete di Marx ed Engels，以下簡稱“MEOC”）是基于MEGA2目前出版卷本的一項重要工程。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該工程推進較為順利，1972—1990年共編輯出版了原計劃50卷中的32卷，蘇東劇變后，相關編輯出版工作一度中斷。2004年，意大利貝加莫大學、米蘭-比可卡大學、錫耶納大學和威尼斯大學設法召集學者并爭取到經濟支持，恢復了出版計劃。同年，這些大學聯合提出“德國古典哲學的成果：文本批判研究版本”的研究項目；2006年，意大利教育部認為該項目“具有重大國家利益”并予以資助（烏爾比諾大學此時也加入）。此后，MEOC得到了以布拉沃為名譽主席、辛戈里為主席的大型科學委員會的支持。MEOC的恢復無疑使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能夠基于MEGA2的文本進行大規模的歷史—哲學創新性研究。

　　在《MEGA—馬克思：關于馬克思文本在德國和意大利的編輯和接受的研究》一書中，喬瓦尼·斯格羅基于語言學分析介紹了關于MEOC編輯出版的最新研究成果。該書第三、四部分分別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意大利的編輯出版和被接受的歷史過程。第三部分第六章介紹了MEOC的出版歷程、版本結構與演變以及之后的詳細出版計劃；第七、八章詳細分析了為馬克思思想研究開辟新視野的重要卷次。例如，第22卷作為MEOC復興版的開篇之作，收集了1870年7月至1871年9月的文章，主要內容是關于馬克思、恩格斯對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革命的思考；第31卷（《資本論》第1卷）首次向意大利讀者呈現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論（第1卷）》進行的所有變動與修訂。

　　（三）基于MEGA2和MEOC，還原與重塑馬克思理論形象

　　意大利學者立足MEGA2和MEOC，對重新還原與理解馬克思思想提供了有益見解。例如，通過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兩個完整版本的細致對比，他們斷定1932年德文第一個版本存在嚴重的編輯和解釋錯誤，而1932年第二個版本要準確得多。MEGA的編輯在為馬克思的手稿命名時，往往將序言放在文本的開頭，并加以重新整合，容易導致人們誤以為馬克思從一開始就有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想法。在他們看來，這是對馬克思思想的誤解，馬克思并非在閱讀和總結了政治經濟學作品之后才起草這些文本的，其寫作過程是交替使用手稿和摘錄進行的。實際上，不論是內容還是書寫方式，“手稿”與同一時期馬克思其他筆記本手稿都證實前者并不是一部獨立的作品，而只是他這一時期批判性思考成果的一部分。將“手稿”與其他筆記本手稿分開很容易斷章取義，導致理解上的錯誤。因此他們倡議，在MEGA2基礎上整合“手稿”，與同一時期馬克思其他筆記本手稿的批判性評論一起出版。由費魯喬·安多菲和斯格羅編輯的“手稿”意大利文注釋版就是在MEGA2基礎上進行的，它試圖通過對文本的大量評注深化人們對“異化”“類本質”等范疇的理解。穆斯托的《馬克思〈手稿〉：出版變遷與批評解釋》通過重新梳理馬克思1843年秋至1845年1月在巴黎期間所有手稿和筆記本摘錄的起草時間順序，指認多數學者所主張的基本理論方法是有傾向性和錯誤的：他們從晚期馬克思理論的視角來研究早期著作，無法掌握“手稿”的真正含義和重要價值。穆斯托通過對原始文本的編撰、梳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這一重要階段馬克思思想的發展與價值。

　　除了通過對原始文本的審查、梳理和闡釋，還原馬克思的本真面貌，穆斯托、辛戈里、菲內利、芬尼希等人還致力于“重塑”馬克思，以凸顯馬克思思想的當代意義。“有必要重構馬克思作品的起源、思想脈絡和理論成就，在馬克思作品的復雜性和豐富性中突出其與我們時代的思想對話。”他們更多以批判性眼光審視馬克思作品的翻譯和研究，主要聚焦于四個主題：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系、理論與政治的關系、理論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個人在馬克思思想闡釋中的作用。 例如，就“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而言，作為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學界大致有三類不同觀點：第一類觀點強調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連續性，第二類觀點強調二者之間的斷裂性，第三類主張將馬克思與黑格爾分開。 意大利學者也沒有擺脫這幾種模式，不過，他們在這一主題上的探索在方法論角度體現出某種獨特性。以芬尼希的《馬克思與黑格爾：重新閱讀的建議》為例，作者認為對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傳統解讀的根本局限在于沒有實質性地離開馬克思的解釋框架：出于智識上的懶惰或政治上的需要，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解釋被和平地接受了，而不管與黑格爾文本的直接比較如何。因此，他沒有去檢驗馬克思思想解讀的一致性和相關性，更認為其本身是無差別的、不可改變的。由此，他主張對“黑格爾”和“由馬克思解釋的黑格爾”加以區分, 以避免馬克思對黑格爾的理解造成對黑格爾哲學特殊性的破壞，進而影響對馬克思與黑格爾關系的正確解讀。

　　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的前景問題

　　（一）意大利共產黨歷史嬗變與分裂原因之揭示

　　2021年，在意大利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意大利共產黨及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大學、研究機構、基金會、出版社、社會團體等召開了一系列慶祝活動，旨在圍繞意大利共產黨的百年歷史與共產主義運動歷史開展研究、反思與辯論。其中，意大利共產黨的立場與見解最具代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在意大利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面前，必須毫不畏懼地捍衛意大利共產黨歷史。“不能對妖魔化我們歷史的主流單一思想作出任何讓步。否則，人們最終將不可避免地遭受統治集團的霸權”，因此，必須嚴厲譴責那些否定意大利共產黨歷史的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立場。（2）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共產黨人的總結因而有必要進行批判和自我批判。這是因為：一方面，既然最終目標尚未實現，那么了解過去所犯的錯誤、避免未來重蹈覆轍就變得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就現實而言，盡管資本主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處于危機之中，但共產主義力量在意大利也從未如此薄弱和分裂。（3）意大利共產黨與意大利的民族歷史之間具有原始而緊密的聯系，這是意大利共產黨及其共產主義運動的顯著特征。意大利共產黨及其共產主義運動的百年歷史先后與君主制、共和制重疊，因此，對前者的解讀必須結合意大利抵抗運動、與天主教世界的關系或“漫長的68年”等一系列歷史事件和歷史經驗來進行。

　　關于意大利共產黨分裂的原因，馬克思主義評論家保羅·龐貝尼、保羅·弗朗基、埃齊奧·毛羅等人認為，根源在于指導思想和戰略策略上傾向于社會民主主義，這不屬于意大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典敘事的“隱藏傳統”；社會民主主義——主張科學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在一個政黨內共存——只有在革命力量極度虛弱的階段才有意義。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眼里，當共產黨人擁有足夠力量時，與改良主義者決裂是非常必要的。恩佐·特拉弗索將意大利這一“隱藏傳統”稱為“左翼的憂郁”。他指出，從意大利解放到20世紀90年代“凈手運動”，從作為一個黨派到整個政治運動，意大利共產黨的分裂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挫敗皆源于此。事實上，意大利共產黨走上社會民主主義道路很大程度是繼承了歐洲共產主義傳統，即信奉共產主義但接受在既有民主制度框架下活動。

　　（二）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

　　馬克思主義史研究在意大利具有深厚的基礎與悠久的傳統。19世紀末的拉布里奧拉和20世紀的葛蘭西都對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對后來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21世紀以來，意大利學者在該領域的興趣不減反增，其理論成果不僅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史的宏觀考察，也有對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傳播與發展的研究。

　　在對馬克思主義史的宏觀考察方面，斯特凡諾·彼得魯恰尼主編的三卷本的《馬克思主義史》被譽為意大利“新的馬克思主義史”。該書提出，針對馬克思主義這一只能通過歷史事實確定的對象，僅僅停留在理論形式的框架內、構建具有系統化傾向的一般敘事是難以真正解決問題的；實際上，理論維度與政治實踐的交織會通過一系列密集的基本問題體現出來，如改革與革命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關系等。該書著重對這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究。朱塞佩·貝德斯基《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梳理了馬克思逝世以來的思想發展歷程，解釋了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相比為何會呈現出若干不一致、矛盾的地方，認為這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后來出現諸多形式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相應類型的政治制度的原因。此外，該書還分析了21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對知識界和政治界產生的影響。

　　在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的傳播與發展研究方面，弗朗西斯科·菲斯泰蒂的《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的危機》從國家和市場的角度出發，首先追溯了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表現出政治和理論危機的幾個階段，指出包括意大利共產黨在內的整個左翼缺乏更新動力，從而導致它在面對蘇東劇變和全球化時智識不足；然后提出了關于意大利與歐洲左翼新范式的建議。布拉沃的《意大利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考察了意大利早期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內部爭論，尤其分析了意大利的國際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闡釋者——拉布里奧拉的思想在促成左翼與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相互影響中所發揮的作用。

　　（三）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興衰與復興前景

　　作為歐洲傳統左翼中較為激進的代表，意大利共產黨認為，對其黨分裂根源的反思僅僅是一種“懷舊效應”，當下關鍵的問題在于積極提出新的左翼政治倡議。“我們缺乏的是通過意大利共產黨的歷史喚醒今天政治的靈感。在意大利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考察其歷史不僅是為了總結黨衰亡的原因，而且是為了喚起新的政治觀點。”它們提出“左翼的憂郁”，以喚起社會成員的關注及其參與政治的自覺意識。“左翼的憂郁并不意味著懷念真正的或其他失敗的社會主義形式，失敗的對象不是政權或意識形態，而是作為一種歷史經驗的斗爭，盡管它具有脆弱性、不穩定性和短暫性，但它可以喚起記憶和情感。從這個角度看，憂郁意味著對過去潛力的記憶和認識：忠于革命的解放承諾，而不是其后果。”以共產黨為代表的意大利左翼陣線盡管承認當前共產主義力量處在日益被邊緣化的境地，但它們仍對共產主義運動復興前景抱有期待。它們明確指出，在左翼陣線內實現共產主義團結——這在現在和未來都是意大利共產黨的政治目標——的核心是，基于意大利傳統政治文化，重新實現共產主義者在階級、政治和社會左翼陣線中的團結。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新意大利共產黨全國委員會向所有不屈服于特定條件的力量發出了呼吁：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重建共產主義力量。

　　另外，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者、葛蘭西基金會主席西爾維奧·彭斯于2021年出版的《意大利共產黨人與其他人：20世紀的世界愿景和國際聯系》和他主編的《20世紀的意大利共產主義史》尤其值得關注。前者將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的愿景、戰略和成效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特殊案例進行敘述，考察了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與20世紀國際共運史上的關鍵事件之間的聯系與互動；后者以多元視角、百科全書式地重塑了20世紀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漫長、復雜而多變的歷史進程。兩部著作就規模、質量和所涉及主題的廣度而言，都是當前關于意大利共產主義研究非常重要的出版物。

　　概言之，在意大利共產黨百年誕辰之際，不少意大利共產黨人與意大利學者積極反思黨的百年歷程，分析其蛻變與衰落的原因，并提出關于當前左翼政治的倡議，試圖為21世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尋找出路。

　　三、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一）對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新分析

　　意大利共產黨人和左翼學者對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新分析主要集中在民主危機、法律制度、民粹主義問題。以民粹主義問題為例，意大利共產黨人認識到，今天的政治沖突不僅僅發生在進步派和保守派之間，同樣也發生在全球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之間。他們認為，民粹主義是大眾對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自上而下的階級戰爭”的反抗，其背后隱藏著一種明確而復雜的現象，是階級斗爭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表現形式。卡洛·福門蒂在《民主與民粹主義時刻：從拉美到歐洲》中提出，民粹主義具有“領導人超個人主義”“人民和精英兩極分化”“反種姓論戰”等特點，是對新自由主義時期兩個過程的社會反應：一個過程是現代社會遭遇經濟金融化和技術革命的雙重影響，導致個人化主體的混亂困境；另一個過程是文化革命試圖使資本主義剝削的新形式合法化，將自由民主制度轉變為寡頭政權。這兩個過程導致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更加惡化：失業、低收入及毫無保障的工作，通過削減公共開支和服務私有化導致福利制度瓦解，少數超級富豪與越來越多無產階級化的中產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呈指數級增長。意大利共產黨人斷言，民主與新自由主義是完全不相容的。他們猛烈抨擊經濟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霸權對政治系統、社會系統的綜合影響——它們體現了去民主化的過程，目的是在不壓制民主形式的情況下清空民主的實質。

　　（二）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變革和轉型的新分析

　　意大利共產黨人和左翼學者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變革和轉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階級和勞動力轉型、新的剝削形式、金融化和新的寡頭政治、“信息資本主義”等問題上。他們認為，20世紀80年代之后，左翼不再代表自己的物質利益，轉而擁抱撒切爾“別無選擇”的口號，向新自由主義投降，并采用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原則和經濟準則，導致那些限制工資增長、失業、使工作和生活條件普遍惡化、取消福利的政策合法化。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積累模式發生了變異并對階級構成和階級矛盾產生了影響。盡管資本現代化的“積極”影響在整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中一直被強調，但在迷戀新媒體、“信息資本主義”和“數字革命”的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現代化的“惡魔”特征卻經常被忽視，并作為促進經濟、政治和社會民主的工具而受到不加批判的歡迎。新自由主義助長了“發展和進步”神話，使人們沒有能力把“危機”解釋為克服資本主義的“機會”。福門蒂和亞歷山德羅·維薩利在《左翼突變后的黨和階級》中提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新媒體的無孔不入和商業邏輯在信息領域的滲透，日常生活原子化、不穩定性的靈活工作形式導致集體身份不可抗拒地衰落了，后物質主義的“單一選擇”運動出現，左翼政治逐步退縮于以信息技術變革為主要特征的敏捷、輕便的新自由主義霸權形式背后。

　　（三）對系統性經濟危機的現代批判及其替代性方案的分析

　　意大利共產黨人認為，理解當前所處的政治形勢需要深刻反思全球經濟危機，否則，任何嘗試都注定要失敗。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是金融泡沫，而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此，馬克思的某些分析依然有效。戈登·普爾在《關于經濟危機的十點考慮》中認為，左翼對當前世界經濟危機在理論上感到無能為力，是由于缺乏對當前全球化資本主義現實的理解，而解決這一問題應回歸《資本論》。根據馬克思的邏輯，當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筋疲力盡的經濟組織系統，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驅動力，它要求在購買的意義上消費額外的產品。然而，當前消費者越來越少，已經不足以吸收資本主義生產的剩余價值。因此，意大利和其他政府實施了壓制性緊縮政策，既通過削減工資或解雇工人來降低勞動成本，又大力促進生產消費，盡管現在生產消費已經超過了市場的吸收能力。這將導致公民權利被系統性地侵蝕，真正的民主空間將不斷減少，若不采取措施，必然引發“極端抗議”。鑒于此，意大利共產黨人呼吁成立世界性無產階級組織，以提出能夠有效解決全球化經濟沖突的政治經濟學方案。

　　（四）對國際框架和全球問題的新分析

　　意大利共產黨人和左翼學者對國際框架和全球問題的新分析主要集中在帝國主義、地緣政治、移民、和平與戰爭、能源、領土、農業、環境和氣候現狀等問題上。2022年6月16日，21世紀馬克思政治文化協會聯合社會主義聯盟、爭取意大利共產黨重生和團結運動以及《今日葛蘭西》《未來城》等雜志、報刊，共同組建了“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的全國共產主義”協調會。該協調會指出，帝國主義戰爭“體系”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的基礎在于：一是當今世界格局正在從被不合理定義為“歷史終結”的階段向力量關系深刻變化的階段過渡；二是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標志著資本主義危機從美國蔓延至全球，歐盟也試圖以緊縮政策應對；三是北美軍工聯合體強行重啟，成為國際戰爭新的推力和引擎。協調會譴責跟隨美帝國主義的意大利和歐盟帝國主義立場，呼吁意大利共產黨以及一切爭取和平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制定強有力的團結政策。

　　（五）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新分析

　　意大利共產黨人和左翼學者對現代科學技術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資本主義對科學的使用、技術革命、科學技術進步的潛在危機等問題上。早在1968年“五月風暴”時期，一些直接參與過學生抗議和工人運動的意大利共產黨人，就已經圍繞“科學的非中立性問題”開展過激烈討論。21世紀以來，意大利共產黨人和左翼學者提議通過重建現代科學與資本主義轉型相關的歷史進程，批判性地思考現代科學基本選擇的根源。他們認為，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對科學進行基于階級的、全面的批判仍然很重要。意大利無產階級活動家安杰洛·巴拉卡在《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我們可以與科學開啟什么新對話？》中全面探討了現代科學在推動資本主義社會破壞性發展、肆意開采資源、導致自然商品化、破壞人類健康、引發戰爭沖突等方面不可推卸的責任，認為唯有階級意識完全覺醒才能建立可以有效對抗具有自我毀滅傾向系統的替代性方案。在此意義上，馬克思的遺產仍然是極為現實和重要的。

　　概言之，意大利共產黨人、左翼學者以眾多期刊與網站為陣地，積極開展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批判。這些極具現實價值的、充滿活力的、不斷更新的理論分析為他們贏得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也為他們介入意大利學術界的論爭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

　　四、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當代轉向

　　（一）消極的、后撤的生命政治哲學闡釋

　　眾所周知，對例外狀態的反思占據了喬治·阿甘本政治哲學的中心位置。他認為，政府宣布例外狀態并為其辯護的看似合法的論據，實際上沒有法律依據，因為沒有任何法律可以規定合法地推翻它，因而其實質在于維護或恢復現有憲法法律獨裁或建立新秩序的主權獨裁。主權者成為卡爾·施密特意義上“決定例外狀態的人”，生命本身則直接暴露于主權權力所施行的統治暴力之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阿甘本訴諸其神圣人系列的最后一部分——生命形式（forma-di-vita，連詞拼寫試圖在語法上闡明生命與其形式不可分割的關系）。在《至高的貧困》一書中，阿甘本考察了方濟各會修道院這一共同體，認為它并非通過把法律所預設的暴力司法基礎作為規則來廢除法律對生命的捕獲，而正是通過生命形式使基于共同使用理念的法律制度對生命捕獲失效。實際上，阿甘本的解決方案體現出與新自由主義制度的本質區別，后者主張將商品和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從而損害了多數人的利益。正如他所說的：“發明一種生命形式，這種生命形式不是基于行動和財產，而是基于使用——這樣的任務是應該承擔起一種政治來。”在恢復瓦爾特·本雅明《作為宗教的資本主義》中的論點時，阿甘本論證了金錢是如何占據世俗化上帝的空白位置的；在接受采訪時他說：“上帝沒有死，它變成了金錢”。不難看出，阿甘本的回應恰恰表明了與新自由主義相反的立場：以拯救經濟系統的名義犧牲人的生命是不值得的。在新冠疫情期間，他批評意大利政府采取的例外狀態管理措施，認為這并非為了倡導個人自由或崇尚生命至上，而是旨在加強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父權制的內在共謀，并存在風險后持續不穩定的處置和不人道的狀況。

　　（二）肯定性的、構成性的生命政治哲學闡釋

　　2017年，意大利《勞工萬歲》（Opera Viva）在線雜志發表了羅伯托·埃斯波西托和奈格里關于“政治的界限”的學術對話。奈格里認為，對主權范式的超越使我們回到生命政治視野，其基本論點如下：（1）法律轉變為行政治理機制，規范系統在管理社會沖突時取代了法律秩序；（2）法律結構自生系統，從國家領域轉移到一系列被賦予越來越多自主權的社會領域；（3）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全球性相互依賴關系解構了主權制度，最終克服了國家間獨立模式，有利于支持新形式的國家主權與超國家霸權。

　　針對奈格里描述的這一情景，埃斯波西托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回應：其一，奈格里的觀點是否能夠充分代表當前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動態？其二，奈格里的觀點是否是一種現實且有效的解決方案？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奈格里關于主權權力終結的思考是在肯定性的視野中展開的。從這個角度看，埃斯波西托贊成這一基本的反神學—政治選擇，但認為奈格里對當前形勢的分析不具有說服力。他認為，當前全球化采取的民族主義形式與《帝國》《諸眾》《大同世界》“三部曲”中奈格里對帝國的開放與包容范式的分析已相去甚遠。就第二個問題而言，埃斯波西托認為，盡管奈格里看到了“諸眾”及其非物質勞動這種新型主體化形式和高技能的認知型勞動形式，卻沒有考慮“諸眾”在革命實踐中的具體行動方案，以至于碎裂化的主體無論以何種方式都不能構成整體化的同質主體，因而難以肩負革命重任。鑒于此，埃斯波西托在批判性繼承奈格里生命政治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借助米歇爾·福柯的視角，并援引威廉·羅普克的《人類公民組織：人道主義的社會秩序》中的相關論點，對所謂“名副其實的”生命政治作了解釋——當前資本主義生命政治作為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某種創新資源”，其核心是對個人生命本能的積極假設，剝奪人類自身的潛力，使其注定淪為社會發展進程的持久“燃料”。由此，他提出打破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激進策略，即在辯證性的免疫主義范式中尋求走向一種肯定性的生命政治途徑，使免疫主義范式發生在真正的共同體和個體生命的存在之上，以消解新自由主義對人類自身潛力的排斥。

　　如果說阿甘本延續了福柯的思想，引申出一種消極的、后撤的生命政治，那么，奈格里和埃斯波西托的共同之處在于，對生命政治的內涵作了一種肯定性的、構成性的解讀。在后二者看來，阿甘本的生命救贖仍然以一種門徒式的、末世論或救世主式的形式出現，而肯定性、構成性的解讀并非一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即不從對立面的否定中推導自己范疇的意義，不從必然的反面尋求自由，不在自然的反面中尋求歷史，不在個體的反面中尋求共同體，“不像海德格爾整個哲學鏈條那樣將生命置于死亡的極端”。

　　概言之，促使意大利政治哲學家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當代轉向并承擔起救贖生命的勇敢姿態和復雜角色的，是他們對“現實的黑暗”激進哲學任務承諾的不回避。他們為揭露“以空洞概念運作”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實踐和決策、闡釋與重構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開啟當代新政治哲學思考聚集了豐厚的理論資源。也就是說，21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倡導的最小政府、市場的自我調節、殘酷的財政緊縮政策和系統的私有化，不僅是對產生廣泛不平等的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維持，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所想象的無階級社會典范形態的阻斷。為了回應新自由主義剝削形式的新變化，阿甘本、奈格里和埃斯波西托在“動搖穩定的體制，模糊既有的邊界，顛覆僵固的等級”的考古學解構基礎上，對福柯等人關于資本主義生命政治治理的邏輯進行重構，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打開了獨特的思考維度。

　　四、結論

　　早在19世紀末，意大利就生發出馬克思主義傳統。20世紀20年代初期以來，歐洲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愈來愈集中于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在這三個國家里，得到大部分工人階級衷心擁護的強大共產黨與數量眾多的激進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產生了引人注目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尤其在意大利，二戰后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傳播的規模和速度相當驚人，這不僅包括意大利共產黨的發展，也包括意大利社會黨和廣大左翼知識分子的發展，“這是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所無法比擬的”。60—70年代，馬克思主義曾在意大利達到空前高峰，并在文化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諸多雜志和出版社也都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傳播。與此同時，意大利共產黨也開始利用文化工具開展宣傳工作：發行黨刊，建立黨校等相關機構，在全國范圍內培養眾多具有群眾組織工作經驗的黨員干部和積極分子。此外，意大利左翼以及共產黨內部的一些組織也經常利用理論期刊和文化據點來展開黨內論戰。70年代末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意大利開始走向衰落。它不僅遭到外部環境——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沖擊，內部還出現了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并逐漸疏遠馬克思列寧主義，但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對黨內論戰產生重要影響的雜志與研究機構。深受影響的意大利共產黨在90年代初期宣布解散，隨之而來的是意大利重建共產黨的成立，后者建立于折衷主義和薄弱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上，更像是對意大利共產黨基因轉變（左翼民主黨）的一種對抗性回應。這一時期仍有少數雜志和出版社致力于馬克思主義有機發展的相關研究，但由于影響規模相對較小，已不足以促進意大利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產生有機的持續性變革。

　　盡管面臨如此困難局面，馬克思主義在近40年后仍然在意大利“重新回歸”。這是因為，在過去30多年里，“盡管不加批判的、庸俗的馬克思恐懼癥在蔓延，但一種鮮為人知卻非常活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仍在繼續生存”。由于倡議重建的左翼政治文化來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傳統左翼的政治靈感和知識遺產，21世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與20世紀傳統之間存在某些一致性。諸如，它們始終探討的是作為復數的馬克思主義，無論是法西斯主義災難后促成意大利哲學重要思潮與馬克思主義的相遇，即馬克思主義與存在主義、現象學、新理性主義、實用主義、新實證主義相結合，還是21世紀以來基于文本學、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政治哲學闡釋路徑對馬克思主義各有側重的研究，均非溯源一種“純正的”馬克思主義譜系的連續性，而是將在意大利發展起來的多元復雜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置于其獨特的民族傳統之中加以考察。再者，無論處境多么艱難，不同階段的意大利馬克思主義都積極聚合新的理論資源，推動傳統更新，而不是對挫敗采取消極態度。21世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主旨上較之前的階段呈現出一些新特征：更加重視協調和組織基礎性馬克思主義文化的重建，以使其能夠廣泛傳播經典文獻；出現了在意大利一直缺少的有關馬克思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現狀和前景的政治理論探討；針對當前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新特征和新的革命潛能進行理論化表達；圍繞政治主體性的定義、形式和功能進行更為激烈的討論，開啟當代新政治哲學思考。

　　就其主觀層面而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考從未伴隨著任何形式的政治脫離。相反，在那些緊張的歲月里，幾乎所有的理論家都是政治組織的積極分子，他們分布在從社會黨到共產黨再到無數小團體所占據的廣闊空間里。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經驗相比，這種主觀理論思考與這個單一制國家的政治民族事件（天主教問題、民主問題—法西斯主義、南方問題—領土二元論等）密切相關，也構成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的顯著特征。但是，客觀理性地看待21世紀意大利馬克思主義，不能忽視其理論與實踐之間斷裂的深層困境仍是“復興”表象之下隱藏的問題。事實上，基于歷史淵源關系和思想意識特點，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與左翼思潮之間始終沒有清晰的界限，意大利共產黨和堅持更為激進革命立場的左翼在對待資本主義和理解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始終存在重疊。尤其在今天，意大利傳統左翼政治出現結構性變化，左翼意識形態變得更為復雜——一種以共產主義為主，兼具馬克思主義、霍查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新激進主義的廣泛意識形態，它打出的左翼替代性力量的旗幟也使人們更容易將其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相混淆，這讓一直困擾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核心問題，即“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斷裂”進一步凸顯。以意大利共產黨為主導的左翼力量構成的復雜性、組織的多樣性、主流社會對其根深蒂固的質疑，以及受政治環境影響而表現出的政治績效不穩定等問題，都限制了馬克思主義作用的發揮。

　　當前，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聚焦預示著：如何超越充斥著尖銳矛盾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推動意大利乃至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發展，不僅需要在理論上做充足準備，還需要在明晰政治理念和身份認同的基礎上，更多地推動實踐上的探索。

　　盡管意大利共產黨人和其他左翼人士面臨著巨大壓力，但他們仍然選擇再度回歸馬克思、重新詮釋馬克思，他們保持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的承諾。在此意義上，研究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聚焦，有助于深入理解21世紀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與現實層面的適用性，并將為深化與拓展21世紀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創新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貢獻重要資源。

　　［作者單位］王馨曼，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王鳳才，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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