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發起者、安那其主義者和人類學家大衛·葛雷博所著《狗屁工作》（Bullshit Work）一書的書評

　　反對“卷”或者“內耗”——一種無意義的忙碌——的聲音似乎越來越能引起人們的共鳴，實際上也體現出：人們正被越來越多無意義的工作所包圍，工作不再能產生價值、工作甚至不再能稱之為勞動，而這樣無意義的工作似乎又往往來自有意為之的安排…這些工作并非為了社會的發展或個體的幸福，而是為了維護現有體系的運轉。這種無意義的工作不僅使個體失去了對工作的熱情和動力，也使整個社會的生產力受到了嚴重限制。于是便有了葛雷博氏所定義的【Bullshit Work】：“狗屁工作是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其無意義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從事這份職業的人都無法為其找出合適的存在理由。雖然要從事這份工作有一個條件，即從事者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通過歸類和提取我們可以了解狗屁工作的諸多表現及如何應對，但更為重要的是——清楚他們從何而來：這些工作并不是因為社會需要或個人興趣而存在，而是因為制度、官僚體系或組織結構的需要而被創造出來的。在這種工作中，勞動者與自身的勞動產出失去了聯系，他們的工作既無法滿足個體的創造性和自我實現，也無法為社會創造真正的價值，它使得人們在工作中感到無趣、沮喪，甚至導致心理健康問題。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廣泛存在的，勞動者與其勞動產品、勞動過程和其他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被剝離和異化；而狗屁工作無疑便是一種異化勞動的體現。很顯然：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異化現象確實源自于整個體系的組織方式。而在傳統的認識里，資本主義的核心原則既然是追逐利益，那么其生產方式無疑應該要滿足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使得各生產要素實現其內在體系內盡可能最大的勞動產出，然后被1%的占有生產資料的寄生蟲、吸血鬼、或者其他什么惡毒稱呼的臃腫肥胖的資本家占有，再拿去進行更多的生產——循環往復的進行著剩余價值的剝削，仿佛陷入了錢只是為了生錢的不知所謂循環——于是會發現：我們對勞動異化的討論也不自覺的局限在了人同自己的勞動產品所異化中，似乎難以解釋這些降低效率的、看起來甚至不產生可供剝削的剩余價值的狗屁工作竟為什么會被資本主義體系所創造出來。

　　1930年，約翰·凱恩斯預言，到20世紀末，科技水平將足夠進步，以至在英美等國家，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長會縮短至15小時。當時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凱恩斯的這個預言。就技術而言，我們完全能夠實現它，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一項項技術集結起來，變著法兒地使我們所有人更忙碌。無疑，暴力不僅僅是顯而易見的身體傷害，也包括更為隱蔽、更為普遍的社會和心理層面的壓迫，而狗屁工作便是資本主義為了維系其統治秩序而產生的一種暴力。這種暴力就像一條無形的鎖鏈，把人們禁錮在繁忙的工作中，無法擺脫。技術的進步原本應該是為了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減輕人們的勞動負擔，但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它被扭曲為一種控制手段。這種暴力剝奪了人們的時間和精力，讓他們無法從繁重的工作中解脫出來。資本家擁有生產資料，決定了生產過程的組織和控制。勞動者被迫接受資本家的指令，他們的工作過程和產品被剝離，成為商品化的一部分。這就導致了勞動者對自己勞動的疏離感，因為他們無法決定工作的目標和意義。這種暴力的根源仍然來自資本主義的本質，即追求無限制的利潤。在這種體系下，勞動力被視為可替代的資源，勞動者被剝奪了對自身勞動的掌控權。這一切目的在于維持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穩定。

　　狗屁工作實際上是一種符號性的暴力。它通過無意義、機械的工作任務，剝奪了個體的自主性和主體性。這種剝奪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心靈上的，使得勞動者內心感到被羞辱、被邊緣化。這種符號性暴力產生了更深層次的壓迫感，讓人們漸漸失去了對抗的動力，認為這種狀態是無法改變的常態。“多虧了”狗屁工作，勞動者被迫在繁忙而無意義的工作中度過大部分時間，而他們的勞動成果卻被剝奪，它將勞動者從生產過程中排除，使他們成為被支配和操縱的對象，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不斷擴大市場，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勞動者被迫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以滿足不斷增長的生產需求。于是人們便迷失在繁重的工作中，逐漸開始認為自己毫無意義的工作是社會本該就像這樣。他們或許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不清楚自己正在和將要做什么，但他們從來不敢也不會想到要將其點破——盡管事實上不對，但也是向來如此——或許這本身就是一種“正確”。

　　另一方面，狗屁工作的存在也是一種系統性的暴力。事實上，狗屁工作所導致的影響遠比將被剝削的勞動者置于低工資、高壓力的工作環境下、使得勞動者陷入生存的困境和讓狗屁工作者在貧富分化中被置于不得翻身的赤貧者來得更為惡劣。倘若真是這樣，一無所有的赤貧者恐怕也輕易地可以舉起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旗幟，將其矛頭明確指向造成一切不公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了。然而從事狗屁工作的人，如企業法務、人力資源專家等，往往比從事那些必不可少的實際工作的人擁有更高的薪水與社會地位，或許在物質上本可以過著足夠富足的生活，而不愿意失去現有所得的想法同樣像另一條黃金的枷鎖一樣，將從事狗屁工作的“中等以上”階層的人們與這套荒誕低效的體制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他們成為了如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并不無辜的構成者。于是乎，這種制度性的暴力使得人們被迫接受不公正的待遇，成為整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法輕易逃脫。

　　于是我們便會迎來看似是最后的問題：怎么辦？畢竟只坐在電腦桌前解構狗屁工作并不會對情況有直接地改變——正如辯證法不能胸口碎大石一樣——于是看似我們便很容易得出一些容易實踐的、改良式的方案：加強工會組織，爭取勞工權益；推動政府制定更為公正的勞工法律法規，保障勞動者的權益；倡導企業實行更為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

　　對嗎？

　　顯然不是：正如我們之前所提到的，狗屁工作的這種暴力是一種更為隱蔽、更為普遍的社會和心理層面的壓迫，許多時候這種暴力只有遭受者自身才能感受到，卻很難清楚地將他表達出來（比如書中那個博物館保安的例子——什么也不用干卻能收入不菲，聽起來似乎太幸福了，可那份工作的問題正在于此——你什么也不用干，卻也什么都干不了），又或有更甚者，讓這種暴力的遭受者在外人看來反而還是幸福的（比如那個無所事事的歷史研究生，他以高級顧問的身份得到一份管理和維修根本沒有人使用的公司平臺系統的工作，可以長期曠工、從公司申請經費享樂、員工對他尊重有加，簡直是理想的工作，不是嗎？可他一樣在遭受著難以言表的暴力）于是要解決這種暴力，我們便要訴諸它的根源——狗屁工作的暴力就好像一個薛定諤的盒子，放在黑暗中布滿灰塵，有人根本看不到它，有人發現了它卻只是在觸摸盒子外的積灰，而我們要做的便是打開盒子。在葛雷博氏最初撰寫的狗屁工作文章中，他曾對一個問題作出過相當有趣的回答：我們的社會似乎對才華橫溢的詩人、音樂家沒什么需求，而對專攻公司法的專業人士有著無窮無盡的需求，這說明了什么？葛雷博氏否定了問題本身的意義；“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財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們所說的“市場”反映的不過是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實際上狗屁工作對我們也是一樣的：我們對于狗屁工作所進行的一切論述，不過是為了向人們展示，問題的一切根源便是來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唯有脫離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體系邏輯，我們才有可能找到所謂應對其諸多弊病的方法。在書的最后，葛雷博氏作為安那其主義者提出了他的見解：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工作不再只是解決生計問題，它將徹底和生活的手段脫鉤。正如在本書前文可見，“不管人們從事何種工作，都支付其同樣的報酬”。表面上來看，全民基本收入似乎是對國家權力的一次大型擴張，因為我們會假設這筆錢的制造和分發會由政府或者某種類似央行這樣的半國家機構實施，但事實恰恰相反。大量的政府部門，而且正是那些最具侵入性、最可憎的政府部門，在實施全民基本收入后，將立刻成為多余的機構，并面臨關門。葛雷博氏的見解能否在當下的生產力中實施我不敢肯定，但無疑在邏輯上它同樣做到了脫離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后仍然自洽。畢竟，想要改變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總和的統治階級生產方式，除了更多更先進的技術外還有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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