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多次強調，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越要增強辯證思維能力。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才能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列寧使社會主義文化從理論走向實踐，從思想走進現實，實現了邊界的突破與擴伸。但是，文化邊界的變遷往往不是簡單與平穩的，而是復雜與波動的。列寧在領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特別是針對十月革命后俄國文化的發展問題，提出了“區別開來”“劃定界限”“確定范圍”“一定限度”等一系列具有強烈辯證思維的話語。這些話語力圖將人們社會生活中的矛盾與沖突調節在可控的范圍內，為社會主義的發展確立一套價值秩序和行為規范。研究這些體現辯證思維的話語，對于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現實啟示。

　　一、堅持黨的領導并不妨礙人們文藝創作的“主動精神”

　　如何認識文化的階級性以及在俄共(布)執政條件下如何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是列寧思考文化問題時面臨的重大難題，這體現為：一是堅持黨的領導是否會束縛或背離文化發展的特性，二是放任文化自主發展是否會削弱或否定黨的領導。為此，列寧圍繞這些問題的辯證關系進行了闡述，表達了俄共(布)對待社會主義文化問題的立場和態度。

　　由于俄國無產階級斗爭環境的特殊性，列寧在領導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特別重視黨對文化的領導，希望既可以借助黨對文化的領導鞏固與發展黨的事業，又可以推動整個社會的文化進步。早在1905年《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寧就以寫作和出版為例明確闡述了文化的黨性原則與個人創作愛好之間的關系問題。他說：“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出版物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并且盡可能以完備和完整的形式實現這個原則。”列寧預料到反對派立馬會起來“大叫大嚷”,指責黨性原則會貶低、僵化思想自由、批評自由、創作自由甚至導致其官僚化。為此，他解釋說，堅持黨性原則是為了不讓文化事業成為賺錢的工具、不讓其游離于無產階級總事業之外，但這一原則并不是沒有邊界的，因為“無可爭論，寫作事業最不能作機械劃一，強求一律，少數服從多數。無可爭論，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他還強調黨的領導不能“刻板化”,宣傳文化“不得公式主義”等，這些都旨在強調文化事業堅持黨的領導與個人自主創作并不矛盾，關鍵在于把握好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

　　十月革命后，列寧在與“無產階級文化派”的爭論中進一步要求堅持黨對文化的領導，并聲明黨中央不僅不限制人們文化創作的主動精神，反而要為其營造健康正常的環境。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俄共(布)內外產生了關于文化建設的不同主張，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莫過于“無產階級文化派”,它依托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希望擺脫黨和國家的領導，把協會變成與黨并行的文化組織。無產階級文化協會1919年1月通過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組織大綱》規定：“無產階級文化協會是無產階級文化創作的階級組織，正如工人政黨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工會是無產階級的經濟組織一樣。”在1920年10月5—12日召開的全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協會仍然強調其特殊地位。列寧在10月8日看到《消息報》的報道后隨即撰寫了《論無產階級文化》,要求立刻提交大會。該文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堅持“獨立”原則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危險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一切組織必須無條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員部機關系統中的輔助機構，并且在蘇維埃政權(特別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和俄國共產黨的總的領導下，把自己的任務當做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一部分來完成”。但是，協會的成員在“無產階級文化”的幌子下，依舊大張旗鼓地反對俄共(布)中央的有關決議，將其視為黨對工人文藝創作的束縛。

　　1920年11月，俄共(布)中央全會決定以黨中央名義發布一封名為《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信，將中央的態度和觀點直接反饋給公眾。這封信是由列寧親自領導起草的，他在信中指出：“中央不僅不想束縛工人知識分子在文藝創作方面的主動精神；相反，中央想給他們創造更健康的、正常的環境，使他們能在整個文藝創作上卓有成效地表現出來”。俄共(布)中央非常珍視民眾在新政權下高漲的文化熱情和自主創作理想，但是共產黨人對文化發展中出現的混亂狀況不能視而不見，而二者邊界的混亂正是文化問題的核心。列寧在與克拉拉·蔡特金的一次談話中表達了同樣的思想。他講道：“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沒有權利袖手旁觀，聽任混亂隨意蔓延。我們必須努力做到意識清醒地去領導這一發展，去形成和決定它的結果。”可以看出，列寧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過程中堅持黨的領導和尊重自主創作之間是有邊界的，堅持黨的領導不是簡單地依靠行政手段去越俎代庖，更不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實行專制去盲目干預；自主創作不能偏離正確方向，文化發展不能背離其基本規律，需要通過確立正確的文化方向，對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把人民群眾的文化發展熱情和創造活動納入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軌道上來。

　　二、吸收舊文化的同時注意與舊文化“區別開來”

　　文化會隨著社會和歷史的發展不斷改變自身的形式和內容，并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樹立起不同的標識。蘇俄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文化應是什么形態?如何對待舊文化?對此，列寧強調既要善于區分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文化，又要善于利用舊社會留下的“好東西”。“區分”和“利用”都是辯證思維的體現，“區分”就是承認矛盾、分析矛盾，“利用”就是抓住關鍵、找準重點。

　　社會主義文化作為一種具有鮮明階級性的文化，必然是區別于資本主義社會、封建主義社會等其他社會形態的文化。新政權下的文化何以區別于舊政權下的文化，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主要領導人亞·波格丹諾夫提出要創造“無產階級文化”。他在《無產階級的藝術批評》中指出：“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確定無產階級藝術的界限，要清楚地劃出它的范圍，這樣可以使它不會溶解在周圍的文化環境里，不會混和在舊世界的藝術里。”從社會形態來看，社會主義文化作為一種新的文化形態，與舊社會的文化形態明確邊界本無可厚非，但波格丹諾夫卻將這種劃界推向了極端，嚴重脫離俄國文化發展實際，過分強調社會主義文化的“純潔性”與“獨立性”。十月革命勝利后，相當一部分人在思想上無法接受布爾什維克的政治主張和新生政權，認為革命的勝利將使俄國文化遭受危機乃至毀滅。例如詩人阿列克謝·加斯捷夫1919年在《論無產階級文化的趨勢》中就指出：“不要認為，‘蘇維埃’型的組織為我們揭示無產階級文化展開了某種新的視野。”在他看來，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貧下中農的政治聯盟，其憲法限制了有產階級選舉權，應當離開這里到別處去探索正在升起的無產階級文化。

　　面對錯綜復雜的文化思潮，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派”的叫囂，列寧于1920年10月2日、10月8—9日連續撰寫了《青年團的任務》《關于無產階級文化》,集中表達了其無產階級文化觀。他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說：“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作為新的文化形態，首先要遵從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必然具有較強的繼承性。隨著實踐的發展列寧愈加認識到，不能空洞、抽象、盲目地談論無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之間的區別，或者在二者之間劃出一道明顯邊界。他指出，我們是把資本主義摧毀了，但僅靠摧毀資本主義還不能填飽肚子，“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他在口授的《日記摘錄》中基于俄國識字率較低的事實，強調不要高談無產階級文化或資產階級文化，因為空談二者的區別并不能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相反還可能會導致人們不切實際的文化行動。

　　列寧認為，要善于利用資本主義遺留的“好東西”來建設社會主義，但同時要注意區別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特別注意區別資產階級文化中的“好”與“壞”。當時俄國的文化建設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一種跋前躓后的境地：一方面，人民群眾對于建設新文化懷有巨大熱情，但他們多數不夠理性，試圖奔向“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文化；另一方面，對舊知識分子的“說服”工作開展得不夠順利，但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各項工作都不好開展。為此，洞悉俄國文化建設實際的列寧指出，不能籠統地學習共產主義，也不能直接或全面否定舊學校或舊文化，“要善于把舊學校中的壞東西同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區別開來”。這里的“區別開來”體現出辯證思維。在列寧看來，劃清社會主義文化與其他文化的邊界并不影響社會主義文化吸收其他文化的優秀成分，舊學校雖然是死讀書的學校，“但是，如果你們試圖從這里得出結論說，不掌握人類積累起來的知識就能成為共產主義者，那你們就犯了極大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列寧始終沒有忽視社會主義文化應堅持的黨性原則、階級立場和人民宗旨。那么，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列寧指出：“要使那些被資本主義培養出來反對我們的人轉過來為我們服務，每天都監督他們，在共產主義組織的環境中設工人政治委員監督他們，既要制止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同時又要向他們學習。”可見，列寧對待和處理社會主義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之間關系的思路和做法既有原則性又具靈活性，既是務實的又是可行的，既強調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又強調利用資本主義文化來發展社會主義文化。

　　三、文化的性質決定了不能“急躁冒進”

　　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存在物，更是一種社會存在物。人存在的空間與時間既為人的生活提供了基礎和條件，同時也設置了邊界和限制。在20世紀初的俄國，這種邊界與限制也體現為文化上的貧困與落后。在列寧的領導下，蘇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穩步而務實，體現出辯證思維。

　　列寧認為，要實事求是地承認蘇俄文化落后的事實，并對片面強調文化的階級屬性和空喊共產主義的錯誤主張進行了批評，反對沉湎于“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幻想中。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列寧愈發認識到文化落后所導致的種種制約，多次使用“中世紀式的”“野蠻”“奧勃洛摩夫精神”“糟糕之極”等詞匯來形容當時俄國文化的落后狀況。這使得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不得不“迂回前進”。1919年初，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中明確指出，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文化，蘇維埃政權的困境就在于幾乎沒有什么文化。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專門通過了“掃除文盲和開展國民識字運動”的決議。1919年12月26日，列寧簽署了《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盟共和國居民間消除文盲》的法令，規定年齡在8—50歲的全體居民，凡不能讀寫的必須學習識字，學會用母語或俄語讀寫。1920年國內戰爭結束后，俄國還建立了隸屬于教育人民委員部的全俄掃盲緊急委員會。但列寧深知在文化問題上急不得，更快不得，要注意速度和方式方法。但當時出現了以無產階級文化協會主席瓦·波梁斯基為代表的“激進派”,主張以激進的方式發展共產主義文化。對此，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批駁道：“如果目前就企圖提前實現將來共產主義充分發展、完全鞏固和形成、完全展開和成熟的時候才能實現的東西，這無異于叫四歲的小孩去學高等數學”。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文化雖是一種先進文化，但其宣傳和教育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當“吹牛家”和“書呆子”,更不能認為它馬上就能實現。

　　列寧十分清楚，改變文化落后的狀況不能急躁冒進，在短時間內實現文化上的革命也是不現實的。但在當時，隨著蘇俄社會主義事業的逐漸展開，人們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對建設新社會的巨大熱情。俄國文化土壤中原本存在的激進主義基因被十月革命的勝利以及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而激活，引發了“無產階級文化”思潮與組織的蓬勃發展。1920年，列寧在與蔡特金的談話中講道，新力量的覺醒與發展是很好的，其猛烈速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激動、狂熱的文化心理與行為是錯誤的。“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應當采取的解救辦法是對任何冒進和說大話等等一概不相信。”“急躁冒進”意味著不顧實際地追求速度，“說大話”意味著不顧事實地片面吹噓。列寧反對無產階級文化的快速突進，提醒人們要注意速度，呼吁文化發展“最好慢一些”,這不僅是由文化的性質決定的，更是由俄國國情決定的。他進一步說：“有人在爭論，這屬于無產階級文化，還是屬于資產階級文化?我不來答復這個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首先學習讀、寫和理解讀過的東西，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可見，空談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文化邊界在文化落后的現實面前已無足輕重，無論是民族精神的培育還是個人文化素養的提高，都是漫長的過程，是不可超越的，不能犯“急躁冒進”的毛病。

　　四、文化水平決定“革命”與“國家調節”的限度

　　在社會跨越式發展中，新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新的經濟方略是否具有鮮活力，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的文明程度，后者決定著政治經濟變革的限度和范圍。社會主義實踐從俄國開啟，自其誕生之日起就面臨經濟和文化落后的雙重制約。但是，政治革命一旦成功，時常會出現巨大的歷史慣性，人們往往忽略邊界而追求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歷史經驗表明，盲目追求跨越式發展的結果通常不盡人意。

　　革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如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等。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政治革命的核心問題是政治權力的變更。但是，革命絕不是沒有限度的，更不是沒有邊界的。列寧明確說道：“對于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來說，最大的危險，甚至也許是唯一的危險，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記了恰當地和有效地運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條件。”這里，“危險”“夸大”“恰當”“有效”“限度”和“條件”都是辯證思維的體現。在列寧看來，真正的革命者不會在任何時候都把革命奉為金科玉律，而是會冷靜地思考時機、前提、場域等要素，這些要素決定著是革命還是改良，那種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活動領域都要用革命的方式來完成一切任務的想法注定會失敗。列寧認為，能否恰到好處地運用“革命方法”取決于無產階級及其領導人的文化水平，俄國無產階級掌握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力量可以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本領”。即是說，文化不能像政治、經濟一樣在短期內實現飛躍，甚至可以說，文化的性質決定了其不可能一下子實現飛躍。歷史發展表明，革命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一個國家的制度，但是不能在短時間內改變一個民族的傳統，在這種變革與穩定之間存在一種邊界的張力。

　　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容許一定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但這種存在是有限度的。對這種限度的調節和掌控既取決于國家政權的力量，又取決于人民的文化水平，后者更具根本性意義。他說：“無產階級國家在不改變其本質的情況下，可以容許貿易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內，而且要以國家調節(監察、監督、規定形式和規章等等)私營商業和私人資本主義為條件。這種調節能否成功，不僅取決于國家政權，而且更取決于無產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不改變其本質”表明，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不能突破的，否則就會走上改旗易幟的道路。“在一定限度內”表明，資本主義元素必須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否則就會面臨陣地失守的危險。為此，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深刻認識并正確處理好經濟與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它們既各自獨立，又緊密關聯，在相互依存中共同發展、共同發揮作用，任何一方偏離另一方獨自前行都會導致社會“跛足”。因此，在列寧看來，在黨和國家可以掌控的范圍內，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容許一定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至于這種存在是否會危及黨和國家，關鍵取決于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

　　列寧關于蘇俄如何才能順利走向社會主義的思考與探索是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他愈加感覺到，不是政治也不是經濟，而是“文化貧困”在更大程度上阻礙著社會主義奮斗目標的實現。因此，在政權基本穩固和新經濟政策開啟后，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為轉折點，列寧開始關注文化問題。他在大會上提出：“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我們有足夠的、綽綽有余的政治權力，我們還擁有足夠的經濟手段，但是，被推舉出來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卻沒有足夠的本領去直接進行管理，確定范圍，劃定界限……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領，但我們缺乏這種本領。”事實上，列寧主張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有明確的目的，即在政權穩定的前提下更好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但是，資本主義的存在是否會威脅社會主義政權?在他看來，只要執政黨和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就會創造出“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無法越出也不敢越出無產階級為之規定的范圍和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條件”。這里，“限制”“范圍”“界限”等均體現了辯證思維。

　　五、現實啟示

　　列寧面對俄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后的文化困擾，注重用辯證思維尋找答案。這種思維體現為既尊重文化的本質屬性，又堅守文化的社會主義性質；既強調文化事業的重要性，又要求遵循文化發展的一般規律。列寧逝世后，蘇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對辯證思維的運用，走上了“非社即資”的發展之路。基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可以得出，深刻認識和靈活掌握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中的辯證思維，可為順利推進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提供啟示。

　　第一，處理好黨的領導與文化多元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

　　文化的發展方向是一個政黨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幟。列寧在科學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首次將文化的方向性和階級性提升到黨性的高度，強調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必須要堅持黨的領導，它與多元文化創作之間并不矛盾，相反，還會促進多元文化的良性發展，關鍵在于處理好二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在現實生活中，有人不能徹底理解當代中國堅持黨的領導的理論邏輯、歷史與實踐依據，對在文化領域堅持黨的領導存在一定誤解。對此，習近平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藝的根本宗旨也是為人民創作。把握了這個立足點，黨和文藝的關系就能得到正確處理，就能準確把握黨性和人民性的關系、政治立場和創作自由的關系”。這一觀點與列寧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都認為堅持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與支持文化多元發展之間并不矛盾。堅持黨的領導有助于把握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支持文化多元發展有助于發揮文化工作者的創作個性和積極性。堅持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并不意味著要求文化上鐵板一塊、一成不變、整齊劃一，而是強調不同文化形態在方向上的一致性、思想上的共同性。正確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之路應該是，在科學文化觀的指導下，利用人類一切優秀成果，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通過文化創新和文化優化，構建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的新文化體系。

　　第二，處理好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之間的辯證關系。

　　新社會制度的建立為新文化開辟了道路，激發了人們創造新文化的熱情，但僅僅擁有文化建設熱情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能夠理性認識文化現實、科學把握文化發展規律，否則就會導致思想上的混亂、行動上的盲目。落后國家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后，急切地想通過文化創新來改變舊的文化形態，但是創新不能沒有邊界，更不能搞文化虛無。當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出現明顯鴻溝時，人們常采用二分法看待原本緊密關聯的文化，或盛贊現代文化，或謳歌傳統文化。對此，習近平指出：“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要處理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的關系，重點做好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二者的辯證關系在于，“不忘本來”不能搞文化復古主義，“開辟未來”不能搞文化激進主義，越界的文化心態和行為都是不合時宜的。中國在從文化大國邁向文化強國的征程中，要在革故鼎新中實現文化邊界的調適，尋求建立一套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相適應的文化價值系統。

　　第三，處理好文化發展與社會整體建設之間的辯證關系。

　　列寧在領導蘇俄社會主義建設中，正確把握了政治革命、經濟建設與文化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在進一步維護社會主義政權和黨的執政地位基礎上，實施了新經濟政策，并提出“文化革命”的目標，將社會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促進其各個方面的共同發展；同時強調文化建設的特殊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一個整體性的奮斗目標，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下統籌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的建設，但各個領域因其性質有別又不能采取統一的方法。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回答了為何要實現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體現出整體性思維。他還提出：“加強陣地建設和管理，注意區分政治原則問題、思想認識問題、學術觀點問題，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陣地”“區分”都是邊界性的話語，體現出辯證思維。事實上，社會結構是一個立體的復雜整體，每一個領域都有各自的運行規則，正是這些不同規則確立了各自的邊界，但它們相互之間的重合也是存在的。因此，二者的辯證關系在于，既要認識到部分之間因整體結構的需要而存在的內在關聯，又要明晰部分之間因屬性不同而存在的邊界區分。

　　作者:劉旺旺、代依晴

　　文章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3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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