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20世紀20年代，侯外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探索源自對德文版《資本論》的翻譯，而他翻譯的思想動機則源于李大釗的思想啟示。侯外廬認為，“與李大釗同志的接觸，使我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從他那里感染到對理論的濃郁興趣”。這里的“理論”是有特指的，就是“唯物史觀”。今天，李大釗對侯外廬的具體指導，我們已無從知曉，但是循著李大釗“思辨”的理路，我們還是能夠略見其確立“唯物史觀”之端倪。

　　1919年，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明確指出，我們需要用“思辨”的態度看待這“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所謂“原動”就在于“唯物”。1920年10月開始，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為經濟學系、歷史學系、政治學系學生講授《唯物史觀》，并親自編有《唯物史觀講義》。1922年2月，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組織的第一次公開演講，就是請李大釗講“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李大釗說，“馬克思的學說很深奧”，實在“不敢說對它有什么研究”。“大家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夠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夠研究的很少，甚至于關于他的著述，僅僅只看過一遍的，這樣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時日，“倘若各位能于讀書之余去研究馬克思的學說，使中國將來能夠產出幾位真正能夠了解馬克思學說的，真正能夠在中國放點光彩的，這實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訴聽眾，“馬克思的大著作是《資本論》”，須把它“有系統地研究起來”。

　　1927年春，在赴法國留學途中，侯外廬得知李大釗慘遭奉系軍閥張作霖殺害的消息，他化悲痛為力量，堅定了翻譯德文版《資本論》的信心，決心以理論告慰李大釗的英靈。

　　在翻譯《資本論》時，侯外廬獲得了深刻的感悟，“我從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僅在于其理論，而且在于其超群出眾、前無古人的研究方式。《資本論》的理論和《資本論》本身所體現的方法論，是應予同等重視的”；“我個人在逐字逐句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領悟此中意義”；“在歷史研究中所注重的研究方法，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我對唯物史觀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的認識。我之所以一向欣賞乾嘉學派的治學嚴謹，一向推崇王國維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據的傳統，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資本論》方法論對我的熏陶”，“這種嚴明的方法論，實在是認識——社會構成（不是社會制度）的先決條件”。而對于生產方式，特別是特殊生產方式的研究，又成為研究的重要切入點。

　　作為中國最早探究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人，支撐其研究理念的自信就源于侯外廬對“生產方式”概念的深刻把握。在他臨終前為即將出版的《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所撰寫的自序中，有這樣一段話概括了他的社會史研究的原則和方法。他指出，“社會史研究，先從經濟學入手”。“以歷史唯物論為指導的歷史科學不能不從研究經濟學開始。我在《社會史導論》中說了這樣的話：‘在經濟學和歷史學中，研究社會發展的一般構成，是一個先決的問題，沒有在此方面做確定的認識，就要犯錯誤。’”“研究歷史，首先要知道生產方式，根據生產方式來區別某一社會的經濟構成，因為生產方式決定著社會性質。反之，如果不應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特定歷史時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產方式的變化，就難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去判明這一時代的社會性質，揭示歷史的規律性，歷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學依據。”

　　基于上述認知，對于生產方式，侯外廬有特殊的理解：“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特殊的（歷史上一定的）勞動者（力）二者的特殊結合方式。用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話來表述，就是‘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的因素。凡要進行生產，就必須使它們結合起來。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馬克思接著就據此概括作為特定社會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特點。”

　　“理論延長”與社會發展特殊規律的探索

　　當翻譯《資本論》、初步系統了解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后，侯外廬自覺地放棄參加“打語錄戰”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即“公式對公式”“教條對教條”），“一直取‘客觀’立場分析各家之見的成與敗，不曾急于發表自己的意見，所以，贏得了比較充分的時間來摸索自己的路”。侯外廬暗自發誓，要努力在古史研究中“做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延長工作”，揭示中國文明社會的起源及其特殊路徑。

　　侯外廬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為藍本，探究中華文明之特色，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發展過程及其特點，并作出“理論延長”。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和恩格斯非常相像，都是在“補償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事實上，恩格斯的著作受到摩爾根的啟發，《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則得益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來源之一。侯外廬的《中國古典社會史論》成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延長的代表作。他試圖通過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變化的實際，證明馬克思、恩格斯的假說，并作進一步的理論延伸，同時探索研究中國古代的科學路徑，運用正確的方法論處理中國古代浩繁的史料。就分析框架而言，兩者是一致的，都是從氏族開始，分析文明的不同起源。恩格斯的發現在于，從氏族社會向文明社會轉變的基本標準是“國家”的建立；侯外廬嘗試從理論和文字兩個方面入手，并不固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同時運用“古文字考證歷史的方法”解釋疑難，重點考察中國古代封國和城市國家成立與發展的先決條件、城市和農村的關系、“亞細亞國家”如何實現政治統治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下中國古代社會階級構成和意識形態的變化。

　　《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創造性地提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原則”，即確定中國古代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為主導的古代；謹守考證辨偽的方法，力求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古代史料結合起來作統一的研究；明確“各民族所經歷的古代奴隸制，有著不同的路徑”。他通過探究亞細亞生產方式，揭示了中國文明社會的起源及其特殊性。

　　“新社會科學”的學術實踐

　　從侯外廬的知識背景和研究經歷來看，他經歷了從唯物史觀開始，由社會科學向史學的轉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他創造性地使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相結合。在侯外廬翻譯《資本論》之后，1939年初，他根據對中國社會性質“論戰”的實際感悟，進行了深刻的學術史反思，發表了《中國學術的傳統與現階段學術運動》一文。他首先分析了中國古典學術傳統的特性。“中國學術的古典歷史，一方面屈服于封建的政治支配，放棄真理知識的追求，而為藏之名山的載道工具所束縛；他方面則離開實踐性，對于學術傳統，不但沒有放棄繼承，而且在知識形式上做過極大的努力。前者是知識運動的障礙，后者則是整個知識運動過程和現實方面的脫節。”那么，怎樣才能在學術實踐中改變這種“特性”？侯外廬提出，要通過“新社會科學運動的發展”，目前它已進入了“更深刻的發展階段”。使得“中國史研究的更高揚”，“從王國維到郭沫若，由整理國故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到新發展學術的中國社會史學，例如五四以來考據學到亞細亞生產方法論的中國史論，是世界學術意義的發展，同時亦是中國學術的發展。這一工作仍然需要我們努力的”。我們還要知道，這“新社會科學不但是‘民間’一種知識運動，而且到了九一八前后已經繼承了中山先生所謂‘誤信舊經濟學之過當，其對于新經濟學之真理蓋未研究’之遺教，達到高中與大學教育采用新經濟學之合法程度”。侯外廬強調，“新社會科學”的現實意義在于，使“現階段的理論學術與現實發展之結合，直接或間接地使中國化的學術成為社會發展的實踐指導”。

　　今天，我們提出，“以唯物史觀為主導，建構中國思想史的自主知識體系”，這里無疑就包含著社會科學。事實上，在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過程中，侯外廬就已經自覺地進行著“新社會科學”的實踐。在20世紀40年代，他的一系列圍繞“中國化”“民族化”的史學創作——《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古代社會史》《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正是明證。它們孕育了《中國思想通史》，它們是“新社會科學運動”的“更深刻發展階段”的必然產物。我們從中不僅感受到思辨和理論的力量，也感受到強烈的時代感。這是中國古典學術根本不可能達到的境界。“新社會科學”使得中國思想史研究真正活起來，完全超越了傳統的“載道工具”。

　　侯外廬的史學研究富有理論化，這一方面是由于他主張史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所呈現的必然成果，另一方面則是他堅持唯物史觀、堅持邏輯與歷史一致的認識論的具體體現。他的研究的理論方面主要是作為方法論出現的，這絕非所謂的“以論代史”，更不可與“教條主義”混同。他在晚年的自我學術總結時認為，他一生都在嘗試將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民族化”。他指出，“所謂‘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國豐富的歷史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做統一的研究，從中總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特點”。因此，“我們中國學人應當學會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解自己的歷史和思潮，學會使用新的方法來掘發自己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對于古代社會發展的特殊路徑和古代思想發展的特征的論述，對于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優良傳統的掘發，都是我在探索歷史科學民族化過程中所做的一些嘗試”。

　　侯外廬（1903年2月6日—1987年9月14日），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思想史家、教育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之一，與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并稱“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他是中國思想史學科的開創者和奠基人，開創了侯外廬學派，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樹立了光輝典范，為當代中國史學進步作出了開拓性的卓越貢獻。1941—1942年，他幾乎同時完成了兩部史學專著，即《中國古典社會史論》和《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古典社會史論》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論證了中國奴隸社會有著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了春秋戰國時期思想史的發展。1945年出版《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1946—1961年，侯外廬合作撰寫了《中國思想通史》，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思想史研究中分量最重、水平最高、成就最大和影響最廣的里程碑式的通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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