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紀以來，生物技術迎來快速發展期，西方資本主義強國在享受生物時代發展紅利的同時，也為世界帶來諸多現代性問題與危機，生物資本主義日益成為全球學界研究的熱點。處于“風暴中心”的國外左翼學者們敏銳洞悉生物資本主義的本質內涵與運行方式，分析了其作為新帝國主義在生命科學時代的最新統治樣態，何以在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的扶持下，通過工具性與救贖性的方式不斷剝削占有全球生物勞工的剩余價值，同時揭示了新自由主義背景下，生物帝國主義與生物殖民主義的生成過程及其對社會公平和正義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國外左翼學者對于生物資本主義的批判研究具有較大的現實意義，但也存在諸多局限和不足，應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邏輯中加以深化和拓展。

　　21世紀以來，伴隨著生物技術在生產及生活層面的廣泛應用，生命科學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滲透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各個層面。在此種背景下，西方一些富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左翼學者試圖在資本主義批判的視域中考察當代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的發展，并使之理論化、系統化。2006年，美國著名學者考希克•桑德•拉詹出版了其代表性著作《生物資本：后基因組生命的構成》，該書立足于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發展的前沿視角，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內核有機融入福柯生命政治學的組織架構之中，力圖闡明生物科技與當代資本主義之間的互動關系，由此建構出研究當代生物科技及其交換與循環系統的全新理論范疇——生物資本。而所謂生物資本主義，則是生物資本在當代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憑借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不斷獲取利潤并實現資本增殖的一種新型資本主義存在形式。此后，關于生物資本主義的問題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一些左翼學者先后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對生物資本主義進行研判研究，開辟了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新視界。

　　01

　　資本主義在生命科學時代的最新統治樣態

　　拉詹認為，生物資本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明顯的劃時代階段，這一階段并非將我們所熟知的資本主義拋在身后或者從根本上破壞資本主義，與之相反，生物資本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一個延續，一個演變，一個子集，一種不同于前者的形式生物資本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轉變過程中，是資本主義在生命科學時代的最新統治樣態。作為資本主義的當代新形態，其符合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發展規律。

　　（一）生物資本主義依然是資產階級意志支配下的政治經濟體系，其通過占有“基因密碼”獲取生命信息和生物產品的所有權，進而利用經濟上的優勢將生命體置于無法逃脫的“生存的生物之影”，最終攫取世界的經濟和政治統治權。

　　1.從生成邏輯來看，生物資本主義是資本向生物科技尋租的結果，其最終目的仍然是維系資本增殖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在生物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過去30年，生命科學變得越來越依賴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越來越赤裸裸地成為維系資本增殖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并進行新一輪擴張滲透逐利的工具。尼古拉斯•羅斯指出，當代分子生物醫學需要多年的大規模資金投入才能獲得成果產出：購買昂貴的設備、維持人員充足的實驗室、多次進行臨床試驗、解決監管障礙的花費等。與以往的資本主義形態類似，這些資金大多來自于私人公司提供的風險投資和股票市場所帶來的集資。所以，這些投資自然有權力要求被投資方聽從于資本的所有迫切需要，比如必須保證一定利潤的產出和滿足股東對價值回報的要求。在此種背景下，生命科學和資本主義是相伴相生的關系：一方面，生命科學依賴于資本的支持才能得以發展壯大；另一方面，資本也需要在生命科學領域形成壟斷地位以獲取超額利潤。在資本的不斷尋租下，生物科技極易被資本控制、裹挾，最終失去其科學的中立性，淪為資本的逐利工具。

　　2.從運行邏輯來看，生物資本主義是資本邏輯同其所驅動的權力邏輯“合謀”的產物。生物資本主義自誕生之日起，它的發展就始終受著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的共同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與生命科學相關的專利申請與使用。布雷斯克•阿什利在對生命科學領域專利歷史的調查研究時發現，全球對藥品的需求導致了南半球生物盜竊的持續增加，生物公司一旦發現它們認為有利可圖的藥物就會立即申請相關專利，這樣就沒有其他公司能從中獲利。由于生命科學這種“工具”天生就需要較高水平的持續資本投入與全方位的政治支持，也就使得能利用這一“工具”進行新一輪逐利的往往都是資本雄厚且擁有較強政治游說能力的資本寡頭。事實上，專利在世界各國相關法律的保護下可以看作一種“合法的壟斷權”。由于專利壁壘的存在，只要打算參與世界貿易的經濟實體，都不可能侵犯他者所屬的專利，否則將會得到嚴厲制裁而被拒絕進入資本主義世界貿易體系。這就導致大多發展中國家的生物公司一般不可能有能力與發達國家眾多有著充分資本儲備與國家政策支持的跨國公司直接競爭。這種分化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專利藥品的價格，讓跨國公司與發達國家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與政治霸權的同時，也導致了全球范圍內更加嚴重的不平等。整體來看，生物資本主義是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誕生而逐步發展的，其是由資本與生命科學技術的科學實踐組成、有國家機器的全方位支持的，為了尋求讓生物的生命成為經濟增長的一部分，從而“捕獲生命過程中的潛在價值”的資本與權力共同體。這種資本與權力共同體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一直以來無所不用其極追求剩余價值的本性，其通過生命科學，利用各種生命形式來進一步構筑資本主義的“強大生產體制”。這樣一來，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繼續在生物資本主義時代不斷“合謀”，生物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根本性質非但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反而在與生命科學相關的行業愈發呈現出集中化態勢。

　　3.在生物資本主義架構中，少數資產階級剝削大多數無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并未改變。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人權，這在生物資本主義階段也不例外。奧克薩拉•約翰娜指出，生命科學產業和市場迎來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個緊迫問題：其創造了對新型生物服務和生物產品的需求，但這些服務和物質的提供者往往是來自全球“南方”的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人，這意味著在生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家如要獲得利潤，仍舊需要依靠榨取茫茫眾多生物勞工的剩余價值，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并無本質差異。一般來說，生物勞工大體包含兩部分：具有生物學相關知識的科技從業者和用自己的肉體參與或間接參與各種生物技術企業和機構進行生物實驗的“志愿者”。二者都主要付出自己的體力或腦力勞動從資本家處獲得報酬，后者相較前者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剝削，卻只能獲得最少的收益。很明顯，這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下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關系。在利潤分配時，大資本家仍然將絕大部分獲利收入囊中，生物勞工所能得到的是少許殘羹剩飯。具體而言，生物技術相關領域往往被大資本財閥注資，因而其同樣也獲得了資本所必然存在的壟斷性：生物技術企業在取得了本行業某方面的事實壟斷地位后，也就同時獲得了該領域相關產品如新藥物的定價權。而新的藥物與療法也意味著巨量的研發資金等成本投入，憑借其壟斷地位，很多生物技術企業的產品定價也是普羅大眾所無法承受的。同理，利潤分配也完全被壟斷資本所把控，參加生物技術研發的生物勞工相較于坐食“剪息票”的資本家而言，只能獲得與其勞動量不相符的微薄收入。

　　（二）雖然生物資本主義并未改變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但它將剝削剩余價值的途徑由勞動力意義上的人轉向生物體意義上的人。這一轉變不但使生物資本主義的資本增殖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還使資本累進積累的程度與范圍大幅增加。因此，誕生于生命科學新時代的生物資本主義具有一些新變化，表現出時代特殊性。

　　1.生物資本主義階段，資本增殖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總的來說，生物資本主義的價值獲取形式更加虛擬化，其并不滿足于只剝削人的現時價值，而是立足于創造“未來概念”生產“未來產品”，以期對人的未來價值同樣進行剝削?？巳R頓•皮爾斯指出，生物資本主義的發展較為常見的推動力來源于投資虛擬藥物、基因治療藥物、植物化合物等生物技術產品，這些生物技術產品在一定程度上都被視為潛在交換價值而包含在生物資本主義社會所獨創的期望視野下的“想象生產區”內。皮爾斯將這種對“潛在的未來的”“虛擬的”生物產品和其交換價值的投資稱之為生物資本主義生產的期望價值框架，這一框架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能夠“制造出”尚未形成卻有價值的商品。在價值實現方法上，生物資本主義所投資的“未來價值”的最終實現與傳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價值的最終實現類似，即都需要通過交換環節來完成社會再生產，而這些充滿生物技術的“未來產品”的潛在消費者則往往是上文提到的勞動者。根據拉詹的研究，建立在藥物基因組學或“個性化醫學”發展的基礎上，當前或未來患者面臨的醫療“風險”與這些患者通過生命科學創新所開發的新治療希望糾纏在一起。每個人由于其基因組檔案風險的不同，都是接受治療干預的潛在目標：“在生物資本主義的精密計算中，每個人都是一個等待的病人，同時也是一個等待的消費者。”所以，當“高風險”患者與消費者的話語創造與生命科學研發投資糾纏在一起時，相關企業就不再需要為了賺錢而制造具體的產品。恰恰相反，專利知識就足以增加其股票在市場上的價格從而使股東受益，生物資本主義資本增殖的虛擬化特征即源于此。

　　2.生物資本主義階段，資本擴大再生產的程度與擴張滲透的范圍不斷擴大。生物資本主義剝削剩余價值的廣度得到了進一步擴張，其并不滿足于只占有人的勞動時間，而是企圖對人生命的全部時間進行占有，將人的生命本身視為價值本源。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表述，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將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后其勞動時間構成一般分為兩部分：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一般來講，工人在其必要勞動時間內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在剩余勞動時間中為資本家無償生產剩余價值，而在工作之外的時間，應為工人自身休息和發展的時間。伊柳申卡•納澤亞研究生物資本主義時代人的“幸福感”問題時發現，在傳統的資本主義模式中，工人的確有一個明確劃分的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但在生物資本主義時代，這一情況卻發生了變化：由于非物質勞動的生產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所謂“福特制下的勞動”的重要性顯著降低；關鍵價值不僅來自于工作場所的勞動，還來自于人的生命本身。所以，勞動開始不斷延伸并“捕獲”生活的所有領域，生物資本主義時代的一個新的特征是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界限的模糊。這種界限的模糊，即生物資本主義價值本源改變的表現。特里戈•阿布里爾同樣指出，生物資本主義以商品的形式使人類社會生活的客觀和主觀領域都成為提取剩余價值的來源，人的生命不僅僅是價值的來源，更成了價值本身。生物資本主義不但從作為“工作的物質工具”的身體中提取價值，而且從整個生命維度所定義的身體中提取價值,其并不滿足于只利用人的工作時間，而是試圖增加占有人們用來定義自己社會身份的自由時間。生物資本主義的這一特點相當于資本主義制度一次新的“偉大轉變”，是一場來自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的關鍵性革命，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02

　　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視域中生物資本主義的工具性與救贖性

　　弗里奇•凱利指出，生物資本主義是“依賴于放松管制、私有化、個性化的風險塑造，以及圍繞非物質性的金融交易而重新聚合的財富創造活動”。沒有改變資本主義本質的生物資本主義，仍是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合謀，為了獲取剩余價值而創造的剝削實體，其經濟策略的施行須以強大的政治權力為保障，政治權力的運行又以其剝削的剩余價值為滋養。在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的不斷交互中，生物資本主義因被用于剝削獲利而呈現出工具性，又因生命科學與生俱來的特質而獲得救贖性。在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的深度合謀中，生物資本主義憑借其工具性與救贖性持續發展。

　　（一)在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的合謀下，資本與權力方不斷加大對以生命科學為代表的生物資本主義的投資，并憑借這些投資控制并利用生物資本主義進行剝削獲利，賦予其工具性。

　　1.因資本與權力方在生物資本主義時代有相同的根本利益，所以生物技術的發展得到了資本與權力的雙重注資。資本主義發展到生物資本主義新形態后，生物科技領域利潤的再增長迫切需要以資本主義國家政府為代表的權力機構的政策傾斜和大資本家的持續資本注入。在經歷了20世紀70~80年代的金融管制的放松和私有化、個人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發展后，西方國家的經濟普遍運行在“受到法律和政策的引導、支持和保護與促進競爭、自由貿易和理性經濟行為的社會規范的傳播保護”之下，市場價值觀和市場理性已然深入人心。以美國為例，梅林達•庫珀認為20世紀70年代美國放松對銀行和金融業的管制，加上高流動性的股票市場和養老金證券化不斷增加的傾向，導致了可用于投資新興且高風險的生物技術企業的資金大幅度增加。為了確保后工業時代經濟的高速發展，美國政府向生命科學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科學研究的聯邦預算比世界上任何一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都多。2003年，生物技術領域的前景跌至歷史最低點。此時，美國政府制定了一項龐大的計劃出手相救，為未來10年的“生物防御”研究提供資金。該計劃對藥物開發進行慷慨資助的同時，通過生物防御立法確保了任何“國家衛生緊急情況”都將成為推出未經臨床試驗的藥物的絕佳機會，而這只是西方國家利用資本與權力的力量對生命科學大量投資的一個縮影。

　　2.資本與權力方憑借對生命科學的大量投資，使生命科學不斷發展所帶來的高科技產出成為資本剝削獲利的工具。拉詹在調查美國1980年通過的《貝多法案》和美國最高法院在“戴爾蒙德訴查克拉巴蒂案”的裁決中發現，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往往存在著非常復雜的關系，這種關系的表現之一就是私營部門能夠在公共部門所資助的項目中獲得巨額利潤。以冰島為例，冰島存在著可追溯到20世紀初的優秀國家醫療記錄和豐富準確的家譜信息，所以其憑借著所謂的基因同質性，成為了人口基因組學實驗的理想場所。拉詹經過調查發現，冰島議會授予了一家名為“解碼”的基因組研究公司一項特有權利，允許該公司通過收集DNA樣本并闡明基因序列，并進一步將基因型信息與國家保存的人口健康記錄相結合，建立冰島人口的基因組數據庫。這個被稱為“健康部數據庫”的項目宣稱其得到了冰島人的同意，但實際上該公司并沒有獲得數據庫中每個潛在參與者的知情同意，而只是允許個人選擇退出。除非冰島人主動選擇退出數據庫，否則其醫療信息都將成為數據庫的一部分，而該公司最終將憑借這些數據進行獲利。因此，基因組數據庫既成了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追求共同利益而交錯融合的產物，也成了生物資本主義工具性的具體展現。

　　（二）在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的合謀下，生命科學天生所具有的“拯救”性不斷深化發展成為生物資本主義的救贖性，為剩余價值的剝削探尋合理性。

　　1.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的交融有效放大了生命科學本身所具有的“拯救”特性，使之進一步發展為生物資本主義的救贖性。皮爾斯認為，在生物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正在形成一種越來越強烈的信念：即資本方與權力方都越來越相信生物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最終將使本國取得全球經濟強國地位，因而不斷利用市場規則與政府的公共權力發展生物資本主義以期在高度競爭的全球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拉詹在經過長時間的實踐考察后發現，這些依賴于期貨投資和資本運作的生物技術公司越來越傾向于保持一種將生命科學技術研究的成功與拯救國家聯系在一起的“偽宗教意識形態”。具體而言，這種“偽宗教意識形態”構建在生命科學研究與國家安全保障的交叉點，并給科學蒙上了一層模糊不清的政治面紗。在這層面紗下，生物資本主義以技術救世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話語體系為基礎，讓其對生物資源的開發植根于生命科學所特有的充滿救贖性的救世故事中。這種“偽宗教意識形態”還試圖使生物技術從業人員與本國普通公民都相信，隨著生物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國家經濟發展會得到一個強有力的新引擎，而且還會“帶來安全、領土霸權和公民權等充滿著強有力民族主義話語感的產物”，共同支撐起生物資本主義的救贖性。

　　2.“資本”與“權力”利用生物資本主義的救贖性并將之打上“國家利益”與愛國主義的標簽，為生物資本主義的剝削與擴張尋求普遍的合理性。伴隨著生物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將取得生命科學進步的目標囊括進國家安全戰略之中。這一轉變不但大大增強了生物技術研究的主觀能動性，還使其在獲得了國家層面發展合理性的同時，催生了一種“救世主義”思想，其典型表現多存在于生物資本主義的生產基地中，如生物醫學研究實驗室。拉詹在分析印度的生物技術實驗室時發現，這些實驗室普遍將“個人動機、國家召喚和人類利益的高度個性化故事與市場、科學或國家固有的結構性救世主義”結合在一起，這一結合將“拯救生命的責任融入公司利益中，就印度而言，使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一躍成為‘全球玩家’”。生物資本主義中所暗含的權力邏輯在相當程度上使生物技術的科研工作、生物科學產品市場的不斷發展都打上了“國家利益”“國家榮耀”的標簽，并通過資本邏輯即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優越主義的信仰體系重塑了公民的價值觀念。借助類似于印度價值觀念重塑的手段，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進一步提高對生物技術的政治性發展投資，來避免其在國際間激烈的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在資本邏輯與權力邏輯的相互作用中使生物資本主義不斷發展。

　　03

　　新自由主義與新帝國主義的生物化演繹

　　生物資本主義需要承擔起資本主義權力擴張與資本增長的雙重任務。皮爾斯指出，生物資本主義的誕生與“通過政府、軍事和企業干預來消除市場和勞動力方面的限制性壁壘”有關，其“源于科學技術研究與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實踐之間存在的一系列復雜關系”?？梢钥闯觯镔Y本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國家向新自由主義政策轉向的過程中，并隨之蓬勃發展。其在為資本主義的存續找到新空間的同時，也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而造成了更大的剝削性與發展不平衡性。另一方面，由于生物技術壟斷性不斷增強，與權力部門之間結合日趨緊密，已經產生了諸如生物帝國主義和生物殖民主義等新帝國主義形式。

　　（一）生物資本主義的發展遵循著資本的固有邏輯，并且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資本為了榨取更多剩余價值而將觸手伸到人類和自然生命領域，造成了全球新的剝削與不平衡發展。

　　隨著生物技術的不斷發展和人類對自身壽命與健康關注度的不斷提高，生物技術相關領域成了各路資本最為期待的下一個投資熱點。由于生物技術領域所特有的高投入、高門檻的“先天壟斷性”，使得資本對其投資時往往可以取得“一石二鳥”的效果：不但使生物經濟得以飛速發展從而取得巨量的投資回報，還可進一步將相關企業培養成生物資本主義的資本提供方之一，使其不斷擴大自身的生物技術優勢，從而進一步強化生物資本的壟斷性。例如，在生物資本主義時代來臨前，西方社會的各主要化學與生物制藥公司都能在各自領域占據一定的主導地位。但隨著20世紀80年代初期大量資本涌入生物技術部門，如今全球只剩下少數的幾家跨國公司“有效地控制世界糧食和制藥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隨著壟斷性的不斷提高，生物資本主義這一資本與權力的共同體也如先前的各種壟斷資本主義形態一樣提高了對人的剝削，加大了社會的發展不平衡性。約瑟夫•杜米特在探討個人健康與風險之間的關系時追溯了制藥公司“風險概念”的形成。他發現，這些公司不再像以前一樣將自己定義為傳統醫藥公司，而選擇把自己定義為“金融公司”。杜米特認為，發生這種轉變的部分原因是這些公司對于“健康”的理解被新自由主義化的個人“風險”概念所影響：要將人的身體始終定義為一個總是需要得到加強或改善的內在病態的身體，而不是定義為一個內在健康的身體，從而使人形成始終“處于危險之中”的感覺。與制藥公司觀念上的“資本化”轉變相似，隨著被資本掌握話語權的生物技術不斷發展，這種科技將越來越展現出其剝削性與不公性的一面。拉詹在調查印度孟買一家研究醫院時發現，這家私人公司在為西方制藥公司進行藥物基因組學研究，但大多數參與研究的對象都是窮苦人士或失業人員。他們不惜將自己的身體作為生物技術研究的試驗田，以換得微薄的報酬，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這些研究對象中的大多數將不會從任何新開發的療法中受益，因為這些研究對象并不能負擔得起高昂的治療費用。如果放任生物資本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下不斷野蠻發展，剝削與不公的情況勢必將愈演愈烈。

　　（二）生物資本主義階段的競爭已超出公司或部門維度的科技競爭，變成國與國之間進行對抗的生物霸權競爭，形成了對人類和自然生命領域進行殖民與掠奪的生物帝國主義。

　　生物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生物技術可以“拯救國家”并帶來“國家榮耀”的意識形態植入更加深入。為了捍衛所謂國家利益，生物帝國在大力發展本國生物技術的同時，積極擴展其全球生物資源產業鏈，加大全球范圍內的生物資源掠奪，并在全球范圍內大肆收割生物勞工生產的剩余價值。例如，人類基因組計劃就被某些學者稱為一種生物殖民主義：在巴拿馬土著人種瓜伊米人的案例中，一名26歲的瓜伊米女性被人類基因組計劃的遺傳抽樣程序從她的臉頰部位取得了一些細胞。經過檢測后發現，這些細胞攜帶了一種病毒，該病毒能刺激抗體的產生，在治療白血病和艾滋病方面可能會有商業利潤。隨后，一家大型生物企業為了一己私利，將該女性的身體細胞私有化并申請了專利，但產生的利潤并沒有返還給這些提供原始資源的人，而是流入了該公司自己的口袋中。如果說上面的案例不足以看出生物帝國主義對人類生命剝削的殘忍之處，那么下面這個被稱作“生物海盜”的例子將會給予充分且血腥的證明。在這個跨國運作的交易鏈條中，以色列的企業家和南非的醫生與巴西、土耳其或菲律賓的捐贈者被串連了起來。鏈條的一端是這些器官捐贈者，他們獻出自己的腎臟以換取1000至1萬美元不等的報酬，鏈條的另一端是等待腎臟移植的北美病人，他們將會為這顆腎臟支付高達20萬美元的費用。各種各樣的有組織犯罪如人口和器官販賣、賣淫、偷運移民、奴役勞工等將金融資本與最高端的生物技術、世界性的貧困問題以及全球市場范圍內的生物商品化聯系在一起。生物帝國主義通過全球化的洗錢網絡實現了以上所有的犯罪形式并獲得了數10億美元的利潤，卻造就了數百萬生活在這種“生物奴隸制”下的人，其中超過七成是婦女和女孩。生物帝國主義在這種對生命殘酷且血腥的剝削中不斷發展、提高著自身的壟斷屬性，并憑借著這種壟斷地位繼續榨取全球范圍內生物勞工的剩余價值，如此循環往復，構成了生物帝國主義的運行邏輯。

　　04

　　余論

　　基于理論邏輯觀之，國外左翼學者關于生物資本主義的批判性研究使我們得以實現對生物資本主義的立體描繪，并洞悉其隱匿的剝削形式和殘酷的掠奪實質。整體來看，生物資本主義的緣起并非單純是生物科技在社會生產中的應用，更是資本向生物科技不斷尋租的結果，二者的結合產生了對社會實踐和社會關系的變革效應，既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中的先進形式，亦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高級階段。生物資本主義帶來的諸多現代性矛盾和問題，根本癥結在于資本邏輯及其所操縱的權力邏輯對生物科技進行了裹挾和控制，導致生物科技服務于資本增殖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進而成為少數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的牟利手段。但綜觀現有研究成果，多數國外左翼學者囿于立場偏向和理論局限，對于生物資本主義的批判尚且停留在現象層面，并未追問隱藏在現象背后的深層次社會結構問題，相應地解決方案也必然陷入“改良主義”的桎梏和“烏托邦式”的幻境。事實上，沿著國外左翼學者開辟的批判進路，我們不難發現，生物資本主義生成和發展的整個過程都沒有超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因此，對于生物資本主義的深層次研究理應具有馬克思主義在場的理論自覺，唯有真正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這把銳利的“手術刀”，方能觸及生物資本主義的內里，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科學的解決方案和應對策略。

　　在實踐邏輯視域中，由于生物資本主義的影響和形塑，世界已步入生物威脅日益復雜化、多樣化的時代，生物技術領域也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賽場。我國正處于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全面準確把握先發現代化國家生物科技發展的過程、表征和實質，推動我國生物科技發展，確保國家生物安全，其重要性和急迫性已然凸顯。面向未來，生物資本主義作為影響全球生物科技和生物治理體系發展的重要力量，其將對全球生物安全產生何種影響？是否會隨著逆全球化浪潮的不斷推進而產生新的發展方向？最終能否向生物社會主義發起轉變？對于這些現實問題的回答尚有賴于國內外專家學者對生物資本主義相關問題進行持續關注與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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