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旨趣：在哲學

　　與實證科學之間

　　從思想自身的發展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并未明確說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科性質，但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歷史唯物主義迅速向實證科學方向發展。當然，這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既有文本的依據，也有相關思想的引導。如梅林在《保衛馬克思主義》中就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并不是一個封閉的、以最后真理為其終點的體系；它只是研究人類發展過程的科學方法。”（梅林，第25頁）他的思想奠定了第二國際理論的實證主義傾向。但在世紀初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突出了馬克思思想中的辯證法和人本主義意蘊：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柯爾施在《馬克思主義和哲學》中，都表達出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特質的承認及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中，也有兩種不同的理論在相互爭鋒，即對人本主義（哲學）的辯護和對實證主義（科學）的捍衛；而在結構主義先鋒阿爾都塞的思想中，則表現為早期意識形態（哲學）的馬克思思想與中后期科學（實證）的馬克思思想之間的斷裂。毋庸諱言，阿爾都塞的斷裂說是對馬克思思想旨趣的一個重要判斷：雖然這一觀點并未表明他正確理解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內在脈絡，但它成為近年來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學科爭論的重要引線。

　　問題的關鍵在于，從《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年手稿》）到《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再到《形態》，這三個重要文本中所體現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與轉變：正是在這三個文本的總體脈絡與思想傳承中，我們才能理解歷史唯物主義不是傳統意義上哲學或實證主義，而是處于哲學與實證科學之間，它是馬克思在對傳統哲學和唯心史觀批判的基礎上所創立的以人的問題為核心的真正的“實證科學”。

　　根據馬克思“人體解剖是猴體解剖的鑰匙”的理論，《形態》相對于《年手稿》和《提綱》而言，是較為成熟的“人體”：在《形態》中，不僅有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思路，而且后兩者的核心思想在其中也有對象性的表達。因此，在《形態》中能夠找到理解唯物史觀理論旨趣的鑰匙。

　　我們認為，《形態》中闡釋唯物史觀的鑰匙是兩個前提性的思想，即歷史唯物主義創立的“現實前提”與“邏輯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在《形態》中曾著重談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問題，如：“這種觀察方法并不是沒有前提的。它從現實的前提出發，而且一刻也不離開這種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種處在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描繪出這個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事實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的活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頁）從這段話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自身所創立的唯物史觀區別于傳統哲學的最大關節點就是這樣的“現實前提”——“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在此，他們實際上批判了三種不同類型的哲學，即以主體想象活動為核心的唯心主義，搜集僵死事實的抽象經驗論哲學，以及只知道直觀的人和“類”的費爾巴哈哲學。在批判這三種哲學的基礎上，他們從“現實個人”這個前提出發，引申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即：“我們遇到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所以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同上，第31-32頁）從第一個歷史活動——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到人自身的生產和社會關系的再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從黑格爾的意識主體、費爾巴哈的直觀“類”主體和實證主義的經驗主體進人到“生活世界”中的“現實個人”主體，并以此為核心創立了真正意義上的“實證科學”。

　　根據這一現實前提，說歷史唯物主義是“真正的實證科學”就有了理論性的根據，但也不能就此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只是實證主義意義上的實證科學，因為在現實前提之外，《形態》中還蘊含著一個重要的“邏輯前提”，即唯物史觀是唯物辯證法、實踐唯物主義和人本主義在歷史科學領域的融合與運用，這一特質表明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前提”是唯物辯證法和人本主義實踐觀，這是它從根本上不同并超越實證主義的先決條件。

　　如所周知，在《形態》之前，馬克思研究的重心是哲學：雖然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等文本中表達出哲學的揚棄和哲學的世界化等觀點，但哲學畢竟是馬克思自身的思想核心；正是在對黑格爾唯心主義、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等哲學的超越中，馬克思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根底。

　　在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提綱》中，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與實踐唯物主義思想巳經形成。因此，在《形態》中哲學巳經不是直接以自身的形式表達出來，而是在具體的歷史觀中蘊含并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前提”支配著“現實個人”、“生產”、“交往”、“分工”等具體概念和思想之間的關聯。也就是說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現實前提”的論述是以實證的方式研究并表達出來，但唯物史觀的靈魂依然是唯物辯證法和實踐唯物主義，沒有這個思想根底和“邏輯前提”，馬克思也就無法超越黑格爾與費爾巴哈及實證主義的歷史觀，建立唯物史觀的基本理念和原則。

　　唯物辯證法在《形態》的重要論述中都得到了體現，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然后必須在國家生活的范圍內描述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來闡明各種不同的理論產物和意識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并在這個基礎上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做當然就能夠完整地描述全部過程（因而也就能夠描述這個過程的各個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頁）在此，馬克思恩格斯雖然用了“生產方式”、“交往形式”、“市民社會”、“國家”、“意識形式”等舊的概念，但這些概念卻是“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的，并且它們之間的內在關聯是以辯證法的形式加以表現的。

　　實踐唯物主義在《形態》中也以成熟的形式表達出來了：雖然實踐概念在《形態》中轉化為“生產”、“交往”、“分工”、“革命”等具體概念，但其基本的思路還是延續《年手稿》和《提綱》中對于實踐唯物主義的闡發。因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由此還可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也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同上，第43頁）在此可以明顯看出，實踐唯物主義是馬克斯恩格斯批判傳統哲學和唯心史觀并創立唯物史觀的思想地平線。

　　在唯物辯證法與實踐唯物主義對唯物史觀的含攝中，馬克思的思想真正成熟起來，超越了費爾巴哈的直觀人本主義，在“現實個人”與“社會”、“歷史”的解釋學循環中確立了馬克思人本主義的基本內涵，并將之運用于唯物史觀的基本理念與原則中，使歷史唯物主義從“天上回到人間”，真正關注現實的“生活世界”和現代人的歷史境通。馬克思的人本主義在唯物史觀中凸顯出人的“現實性”、“實踐性”、“社會性”、“生成性”等基本特質，如《形態》中所言：“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但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像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同上，第29頁）通過對人的現實性和實踐性的考察，馬克思發現了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即：“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僅僅局限于對這一世界的單純的直觀，另一方面僅僅局限于單純的感覺：費爾巴哈談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人自身’實際上是‘德國人’。在前一種情況下，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與他的意識和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破壞著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諧，特別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同上，第48頁）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唯物辯證法、實踐唯物主義和人本主義在《形態》中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哲學思想，它們以“邏輯前提”的方式支配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念和原則。歷史唯物主義從研究方法而言是實證科學，但從思想根底來說則是馬克思自身哲學體系的具體闡發與體現。

　　二、人本主義與實證科學的交融：

　　歷史唯物主義形成與發展的思想脈絡

　　根據“現實前提”與“邏輯前提”的雙重原則，我們可以從《形態》向前追溯歷史唯物主義形成與發展的思想脈絡。恩格斯曾經斷言《提綱》是包含新世界觀的第一個天才文件，因此，《提綱》也被看成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實際上，我們再往前追溯到《1844年手稿》，更能夠發現歷史唯物主義自身思想的端倪及其所蘊含的哲學與實證科學的雙重維度。

　　如所周知，在《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為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所籠罩，費爾巴哈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是這一手稿的核心概念。但這并不表明馬克思在該手稿中只是對費爾巴哈亦步亦趨，而無自身的創見。其實在很多核心思想上，馬克思已經超越了費爾巴哈直觀人本主義的束縛，而將實踐的觀點貫穿到對人及其現實境遇的考察之中，使自身的人本主義具有辯證法和實踐哲學的內涵，從而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雖然在《1844年手稿》中是人本主義思想占主導地位，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似乎只處于邊緣的位置，實證科學在其中也沒有形成獨立的概念體系，但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和對費爾巴哈的思想闡發中，卻有著相關性的表達。如他認為黑格爾的思辨哲學是非實證的，并非是從經驗事實出發，而是從思辨出發的虛假的實證主義和批判主義：“黑格爾的虛假的實證主義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義的根源就在于此，這也就是費爾巴哈所說的宗教或神學的設定、否定和恢復，然而這應當以更一般的形式來加以考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1-172頁）他還認為，費爾巴哈的偉大功績在于創立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和“現實的科學”。因為費爾巴哈不僅對國民經濟學進行了實證的批判，而且從費爾巴哈才開始了實證的人道主義和自然主義的批判。當然，馬克思此時的實證概念及相關思想并非是實證主義意義上的經驗判斷，而是現實性、經驗性、明確性與科學性的綜合表達。他主要是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傳統哲學的形而上學本質作出批判，希望能夠通過哲學思想的實證化而實現哲學自身的現實化與世界化。

　　馬克思雖然在《1844年手稿》中沒有直接使用“實證科學”的概念，但他用“人的科學”這一概念來表達他對人本主義思想的實證性考量，如他在論述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系時說道：“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關于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科學。人是自然科學的直接對象；因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對人說來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這是同一個說法），直接地就是另一個對他說來感性地存在著的人；因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過另一個人，才對他本身說來是人的感性。”（同上，第128-129頁）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的視域中，實證科學并不是單純指不關注人生意義的自然科學，而是指包括探究人的現實生活及其意義的“人的科學”：這兩種科學雖然在某個時間段出現裂隙，但并非本質上的斷裂；在此意義上，以人的現實生存及其歷史意義為指歸的唯物史觀本身就屬于“人的科學”，當然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實證科學”。而且，“人的科學”將人本主義哲學融人實證科學的方法論之中，為馬克思從費爾巴哈人本主義走向《形態》的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中的“現實個人”奠定了思想的根基。

　　以人本主義哲學向實證科學的融入作為理論的視角，我們就能夠察覺從《1844年手稿》到《提綱》再到《形態》，馬克思的思想不是哲學與實證科學之間的斷裂與對抗，而是一種思想重心的轉換和方法論的位移。其根本的思想脈絡和理論旨趣是保持一致的，即在《1844年手稿》中以萌芽狀態出現的人本主義和實證科學的交融，在《提綱》中獲得提煉，到《形態》中則轉化為成熟的以“真正的實證科學”樣態表達出來的唯物史觀的基本理念和原則。

　　如《1844年手稿》中最核心的“異化勞動”概念，經過《提綱》中實踐觀的轉化，在《形態》中形成為體系化的“生產”概念，成為唯物史觀的基本前提。在《1844年手稿》中，馬克思描述了異化現象的四重規定，即人與勞動產品相異化、人與自身的勞動相異化、人與類本質相異化，最后是人與人相異化。這四重異化現象在“手稿”中似乎還是表現為人本主義的抽象概括，但到《形態》中便已引出歷史唯物主義的四個基本前提和人的歷史關系的最初四個要素，即生產資料的生產、生活需要的再生產、人自身的生產（生殖）和社會關系的生產。而這四個要素與異化的四重規定有著某種重合的關系。在《1844年手稿》中所描述的人和勞動產品、人和自身的勞動、人和自身的類本質、人與人之間的異化關系，在《形態》中是以正面的方式表達出來，即馬克思認為這四種關系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歷史要素，當然在特定歷史時期它們會以異化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1844年手稿》中的四重異化可以歸結為“物的異化”和“人的異化”兩個維度，《形態》中的四個要素也可以歸結為“物的生產”和“人的生產”兩個維度。當然，在前者中還有意識領域的異化表述，而在后者中也有相關的意識的生產和精神的生產，而且由此延伸出意識形態的批判。

　　在異化概念之外，《1844年手稿》中的另一個核心概念“實踐”，經過《提綱》對費爾巴哈思想的批判與轉化，在《形態》中形成了“生產”、“交往”等具有原創性的歷史唯物主義核心概念。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用到實踐概念，如“實踐感覺”、“感覺通過實踐直接成為理論家”等。這個概念可以說是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的思想根基。但《1844年手稿》中的實踐相對而言還是比較抽象籠統的，還只是馬克思自身區分于費爾巴哈的一種理論直覺。而到了《提綱》中，實踐概念便被凸顯出來，成為馬克思批判并超越費爾巴哈哲學的主題詞。他說道：“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現實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頁）

　　在《提綱》中，馬克思確立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到《形態》中，實踐唯物主義則以生產、交往、分工等具體形式和概念表達出來，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具有了實證科學的內涵。在此意義上，馬克思才會說：“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關于意識的空話將銷聲匿跡，它們一定為真正的知識所代替。對現實的描述會使獨立的哲學失去生存環境，能夠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觀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綜合。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間的連貫性。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同上，第30-31頁）馬克思恩格斯在此突出了實證科學與哲學的對立，但這并非表明他們將自身的哲學觀念和“真正的實證科學”對立起來，而是運用具有實證科學效度的新世界觀來批判傳統的思辨哲學和唯心史觀。在這里，哲學并沒有被消滅，而是融入到實證科學的方法論之中，以邏輯前提的方式，從現實個人、社會實存、歷史境遇、生產、分工與交往等各個層面，來具體闡釋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主義思想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念。

　　三、回歸“生活世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

　　關注現代人生存的感性現象學

　　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在哲學與實證科學之間徘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馬克思是要將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再從地上上升到天上，①對現實的“生活世界”作出實證性的思想表達。“生活世界”這一隱性的哲學概念，雖然在馬克思的文本中并無太多表述，但它的確是歷史唯物主義超越傳統思辨哲學和唯心史觀的主題詞，也是連接哲學與實證科學的關鍵環節。馬克思將人本主義融人實證科學的思想也可以在“生活世界”的理論中得到恰當的解釋。在一定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向“生活世界”回歸，既是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旨趣，也是現代性語境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思想皈依。

　　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唯心主義的過程中發現了“生活世界”這一思想的地平線，正是在這一地平線上，馬克思將唯心主義趕出了在歷史觀中的最后避難所。當然，“生活世界”概念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過程中并不是直接出場的，而是以“實際生活過程”、“生活的歷史過程”、“現實生活”等方式表達出來，如在《形態》中，馬克思就說道：“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像機中一樣是倒現著的，那末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物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頁）

　　馬克思在此所要做的就是從現實生活中尋找意識形態的真正根源，將其從幻想的世界中拯救出來，使之重新回歸“生活世界”。甚而可以說，馬克思建立唯物史觀的基本前提就是在以往哲學家所遺忘和顛倒的地方發現現實的個人及其“生活世界”，發現“生活世界”與社會歷史之間的真正關聯。在此前提下，馬克思才會斷言：“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揭示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的發展。......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同上，第30頁）

　　在這一點上，由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提出并成為現代西方哲學主題詞的“生活世界”理論給我們帶來如下啟示：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只有回歸“生活世界，并與現代西方哲學相互對話，才可能在現代性的語境中返本開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時代精神的精華。

　　與馬克思所處的19世紀不同，胡塞爾所面對的是科技理性和實證主義已經擴張到文化、政治等領域的世紀初期，他更關注的是現代人如何在科技的喧囂與異化中保留一處寧靜的心靈棲息之地。由于對現代科學與哲學危機的深切關懷，胡塞爾在科學的虛幻光環背后發現了被人所遺忘的“生活世界”。當然，他所說的“生活世界”是與科學世界相對待的，是一個非課題化、非客觀化、直觀的原初世界，即：“生活世界是永遠事先給予的，永遠事先存在的世界。人們確認它的存在，并不因為某種意圖、某種主題，也并不因為某種普遍的目標。一切目標以它為前提，即使那在科學的真理中所被認知的普遍的目標也以它為前提，并且巳經和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再以它為前提，它們以自己的方式設定它的存在，并立足在它的存在上。”（《胡塞爾選集》下卷，第1087頁）

　　在胡塞爾的思想中，“生活世界”具有雙重維度的存在，即作為基底的原初生活世界和當下實存的周圍日常生活世界。他的這一思想能夠和馬克思的理論形成交集。在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中，有一個“實存”的當下生活世界和“應然”的理想生活世界相互交織：在理想維度的支撐下，馬克思才能夠對現實的“生活世界”作出描述和批判。在此意義上，胡塞爾與馬克思思想的共通之處在于都認為“生活世界”是社會實踐和科學理論的前提，是一個實存的、自明的、具有內在意義的世界。而二人的分歧之處在于，馬克思注重日常的現實生活與“生活世界”的超越性維度，胡塞爾則關注周圍世界與原初“生活世界”的先驗性維度；馬克思思想中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感性、現實、實存、實踐的當下世界，它表現為人的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由其所構成的一切社會關系，胡塞爾的日常“生活世界”則是非課題化、非客觀化、直觀化的世界；馬克思所追求的超越性的“生活世界”是人作為一個總體性的存在物，通過不斷地對象化與自我確證，經過物化的揚棄而向自由人的聯合體的生成與超越的過程；胡塞爾所追求的原初“生活世界”則是奠基性的基底世界，是一切日常世界和科學世界的意義源泉，是通過自我意識的不斷還原才能領悟的先驗世界。

　　雖然胡塞爾和馬克思對于“生活世界”有著不同的理解，而且胡塞爾也沒有將“生活世界”概念運用于唯物史觀的分析，但對于現代人生存處境的關注，對于科學時代人自身生命意義的彰顯，卻使現象學的思想能夠給唯物史觀的當代發展予以諸多啟發。因此，有學者將歷史唯物主義稱之為“社會現象學”或“歷史現象學”，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們看來，歷史唯物主義可謂關注現代人生存與生活世界的“感性現象學”。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旨趣而言，馬克思將對現代人生存的關注融人到對社會歷史規律的探究之中。如果沒有“生活世界”的基本境域，歷史唯物主義就只是一個知識論意義上的理論框架，而缺乏真正的生命內涵與實踐效度。因此，對于當下日常“生活世界”的實證性研究，以及對于理想的“生活世界”境域的追求，正是馬克思在“實存”和“應然”兩重世界中批判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建構理想社會存在的思想原動力。

　　對于當下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馬克思以現實個人、生產和社會交往等感性現象為出發點，來闡明唯物史觀的“現實前提”和具體內容，在此，歷史唯物主義具有實證科學的特質。而對于理想“生活世界”境域的展望，馬克思則以日常“生活世界”為地平線，根據社會歷史規律的辯證發展，將人本主義的實踐哲學思想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前提”，如此才能夠使唯物史觀超越一般歷史科學的局限和唯心史觀的思辨，將“人是一個小寫的社會，社會是一個大寫的人”的哲學理念以“真正的實證科學”的方式表達出來，奠定歷史唯物主義向“生活世界”回歸的基本指向。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哈貝馬斯也正是在胡塞爾和馬克思的關聯中用“生活世界”概念來反思歷史唯物主義。他認為：“現象學誘發了一種從認識論那里借用過來的建構世界的概念，不過，這個概念不能隨意用到社會學當中。為了避免社會現象學的困境，社會理論必須擺脫關于認識的建構理論，退而采用語用學的立場，因為，語用學究其本質而言是涉及到以語言為中介的互動的。因此，我們應當引人‘生活世界’概念，把它當作交往行為的互補概念。”（哈貝馬斯，第74-75頁）他將現象學的“生活世界”轉化為“文化、社會和個人”三個相關要素，并以之為基礎形成體系化的“交往行動”概念，史唯物主義作建設性的思想拓展。哈貝馬斯其實是將現象學的方法含攝到馬克思的實踐哲學與唯物史觀之中，通過對“生活世界”背景中文化的傳承與更新、社會整合與個人社會化的相互轉化和融合，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前提”與“現實前提”作出自己的解釋。

　　總體而言，哈貝馬斯雖然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當代發展提供了新的思維路向，但他更多的是運用社會學方法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一種實證研究，這導致他對“生活世界”的理解缺乏馬克思所注重的“應然”理想維度，而是在現代性語境下對“實然”的日常“生活世界”作了深人細致的分析。據此，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建立在邏輯預設的基礎上，而這樣用哲學的邏輯來推演歷史發展趨勢是有問題的。但實際上，唯物史觀的意義正在于，它能夠以自身的邏輯前提統攝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以應然的理想“生活世界”作為燈塔來批判、提升現實的日常“生活世界”。在這一點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關注現代人生存和“生活世界”的感性現象學，具有更加深沉的思想內涵和時代意義。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