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唯物史觀 歷史合力論 歷史進步 復雜性　

　　葉澤雄

　　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一定性質的歷史進步論總是與它持有的特定歷史觀密切相關。唯物史觀堅守的歷史進步論，以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活動形成的規律為依據，既反對以往否定或懷疑歷史進步的歷史循環論和歷史倒退論，亦區別于一切將歷史進步的根源訴諸神意、抽象理性等神秘、思辨的唯心主義。作為唯物史觀重要內容的歷史合力論，進一步重申唯物史觀對歷史進步的把握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即歷史進程既是一個有規律制導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也是一個有人的不同目的、意志貫入其中并發揮其作用的“自覺活動過程”。正因為如此，“歷史合力”的生成即歷史結果究竟會以什么性質和樣態出現并不是預成或確定性的，而是非預成或非確定性的。恩格斯通過對歷史進程及其結果的“盲目性”“非預期性”“曲折性”等多種表現形式的細微剖析，深刻揭示出歷史進步在社會形態演進或更替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這種極端復雜性。

  一、歷史進程往往顯露出似自然狀態的“盲目性”

　　所謂盲目性亦即自發性，是相對自覺性而言的。在恩格斯歷史合力論的語境里，盲目或自覺更多的是與人們認知和利用規律這一問題聯系在一起的。比較而言，盡管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與自然界的演化過程不盡相同，但在“規律”的作用下卻顯露出極為相似的共同特點。在自然領域，一切事物和現象的存在與變化因其內部諸因素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和外部環境、條件的非確定性，導致其未來的演化趨向往往具有多種可能性。至于哪一種可能性能夠轉化為現實，并不取決于它的選擇，因為其本身并沒有內在的“目的”及指向，一切都是自發的、不自覺地進行與生成。自然界運動呈現出來的這種自然狀態下的“盲目性”在社會歷史領域亦有類似的情形發生。其深刻原因在于歷史離不開自然。馬克思的歷史觀不同于以往舊哲學的歷史觀，它從來不脫離人的歷史活動來討論純粹的自在自然，也不脫離自然去討論純粹的人類歷史。歷史與自然之間的內在相關性，決定著自然界演化過程表現出來的“盲目性”必然在歷史領域有所映現。這種相關性主要表現在歷史活動過程中形成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社會的關系不僅互為前提，而且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不和諧必然以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不合理為前提，反之亦然。相應地，自然界演化過程表現出來的“盲目性”在歷史領域主要映現在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雙重“關系”之中。

　　就人與自然的關系來說，人的生存和發展一刻也不能脫離自然界，恰恰是以承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進而認識和掌握自然界為前提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擁有越來越多的新知識和不斷積累起來的建設性力量，人們運用它們觀念地和實踐地掌握外部自然界，賦予自然物以新的存在樣態，使之產生合乎人的目的性的變化。顯然，這種變化不是自然界的自在變化，而是表征著人的本質力量和人類歷史進步程度的變化。然而，我們又不能陶醉于對大自然的勝利而忘乎所以。這是因為，廣袤無垠的自然界對于人類來說，始終保持著無法完全解開的未知性和神秘性，這就使人類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發揮自覺能動性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伴隨著一定程度的自發性和盲目性。尤其是人類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和利用招致自然對人類的無情懲罰和報復。事實上，恩格斯早在他那個時代就提醒過人們：“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1](P998)時代發展到今天，人類面對不斷惡化的生存與發展環境不得不冷靜下來，重新反思人與自然的應有關系。為此，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深切的憂患意識和人文關懷，站在人類整體生存與發展的制高點，鄭重指出：“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保護生態環境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和共同責任。”[2](P360)“當人類合理利用、友好保護自然時，自然的回報常常是慷慨的；當人類無序開發、粗暴掠奪自然時，自然的懲罰必然是無情的。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2](P360-361)這表明：如何減少或克服人類實踐活動的盲目性，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尋求更高層次的和諧與統一，已經成為當代人不得不關心和試圖解答的新課題。

　　就人與社會的關系而言，人對自然界的依賴是與人對社會共同體的依賴緊密相連的。這里所說的“共同體”可大可小，但無論怎樣，生活在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不是離群索居的個體。不僅每個人的動機、目的、意志不盡相同，即使是在一個相對統一、穩定的共同體內部，每個個體亦因各自所處的地位、利益滿足欲望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或分歧，更不用說，不同性質的社會形態、制度之間，不同的國家或民族之間，以及不同的階級之間因利益紛爭產生的對抗與沖突更加難以調和。所以，恩格斯說，除原始社會外，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然而，縱觀人類的這部階級斗爭史，其實質就是不同的國家或民族之間、階級之間、個人之間圍繞著各自的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而展開的博弈。這種博弈的結局究竟如何，并非像人們事先預想的那樣如愿以償，而是呈現為既非這些人所企盼，又非那些人所期望的“一個總的平均數”。比較而言，恩格斯認為，自然界的運動完全是盲目進行的，沒有任何目的、意志的參與，也沒有明確的預期；人類歷史運動是在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實踐基礎上進行的，既有不同目的、意志的介入，又有事先確定好了的目標預期。盡管如此，歷史運動仍然具有與自然界運動極為相似的情形，那就是似自然狀態的“盲目性”。對此，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以下簡稱《費爾巴哈論》）中說：“無數的單個愿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3](P254)即“歷史合力”的形成及其結果是每個人的愿望有可能部分實現，但不可能完全實現，即個人活動目的的自覺性與確定性和歷史結果的盲目性與非確定性。在致約瑟夫·布洛赫、韋爾納·桑巴特、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等人的復信里，恩格斯表達了與之相同的思想。所以，恩格斯總結道：“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3](P605)這里的“到目前為止”，指的就是有史以來到現在（資本主義），人類社會的歷史還是盲目的，不自覺的發展過程，還類似于自然史，馬克思稱之為人類的“史前時期”。

　　然而，人類歷史有著不同于自然史的“自己構建自己”的特殊規律與道路。對此，恩格斯進一步指出：歷史是人們自己創造的，并且“人離開狹義的動物越遠，就越是有意識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未能預見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對這一歷史的影響就越小，歷史的結果和預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1](P859)恩格斯這一段話至少包含以下幾層意義：其一，歷史進程是人的活動不斷地從盲目性走向自覺性的過程。可以說，在生產力極為低下的原始社會，人們的生產活動及其他活動完全受大自然的鐵律支配和主宰，歷史運動表現出來的性質及其樣態可以認定是一種純自然狀態的盲目性。進入階級對抗的文明時代之后，隨著人的智力水平和實踐能力的提高，人們不僅對自己結成的社會關系有著較之以前的自覺認識，而且對自然的影響亦愈來愈“帶有經過事先思考的、有計劃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標為取向的行為的特征”。[1](P996)與之相適應，純自然狀態的盲目性開始向似自然狀態的盲目性過渡并延續“到目前為止”的歷史。其二，從盲目性走向自覺性有賴于人對規律的認知與運用。人類歷史直到今天仍表現為一種“似自然狀態”，原因在于恩格斯所說的那些“未能控制的力量”（主要指規律）在沒有被人們“認識和考慮”的時候，它就“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1](P667)因此，人的自由、自主、自覺的獲得不在于擺脫規律，而在于發現和認識規律，并使其“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1](P667)其三，盲目性的真正克服有賴于社會關系的深刻變革。既然我們深知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那么，當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在全球范圍內與大自然相抗衡的時候，它必須以社會內部的全球性合作和整體性協調為前提。然而，理論上的清醒認知并不必然導致實踐上的合理行為。“由于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3](P194)因此，到目前為止，人們是不可能按照共同的意志和計劃來創造自己的歷史。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只有“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1](P1000)結束人類的“史前時期”，進入共產主義，人類才能以真正社會結合的主人姿態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1](P815)

  二、歷史結果時常呈現為事與愿違的“非預期性”

　　在歷史合力論的視野里，所謂“非預期”是相對“預期”而言的。歷史“預期”指的是歷史主體以現實蘊含的可能與條件為依據，在觀念中形成的對歷史客體未來發展應然狀況（歷史結果）的超前預想與期望。這種超前預想與期望的實現是否可能，往往因為人的不同目的、意志的“介入”而變得異常復雜。這即是說，在歷史領域，任何歷史現象的生成及其變化的根由并不是唯一的，而是包含諸多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偶然因素和隨機變量。這樣一來，人的目的的設定和實現能否達到人們事先的“預期”，往往只是一種“應然”而非“必然”。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種歷史現象，“非預期”是人類自踏進文明門檻以來就與“預期”一起矛盾地存在于歷史的具體進程之中的。

　　晚年恩格斯在闡釋歷史合力論思想過程中將預期、非預期及其關系問題明確地提出來絕不是偶然的。回顧起來，巴黎公社失敗之后，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經濟繁榮時期。與這一“表象”相伴隨、相適應，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開始抬頭，并劍指無產階級斗爭理論武器的唯物史觀。一方面，一些資產階級學者將唯物史觀斥為“經濟唯物主義”，認為唯物史觀只承認經濟是決定整個社會生活的唯一“因素”，人及其自覺目的活動只不過是經濟必然性任意擺布的“棋子”。這種將唯物史觀加以歪曲和庸俗化的錯誤思潮在黨內的一些領導人、普通民眾以及青年學生心里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另一方面，這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之所以誣蔑我們是“經濟唯物主義”者，將經濟因素與其他因素尤其是人的因素對立起來，就其思維方式而言，是因為“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3](P614)這必然導致他們既看不到歷史與自然之間的相互聯系，亦看不到歷史領域相對于自然領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

　　恩格斯“預期與非預期”的矛盾問題正是在上述時代挑戰和理論困惑的雙重背景下提出來的。面對當時的復雜斗爭形勢，為了反擊資產階級和黨內機會主義者對唯物史觀的惡意攻擊和歪曲，解除廣大民眾和青年學生的思想困惑和疑難，捍衛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和完整性，恩格斯主要在《費爾巴哈論》和《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中以回應的方式解答了這一問題。

　　歷史進程為什么會出現“預期與非預期”之間的矛盾？通過人類史與自然史的差異比較，恩格斯向人們直接挑明了這一問題。自然界“全是沒有意識的、盲目的動力，這些動力彼此發生作用，而一般規律就表現在這些動力的相互作用中”，“沒有任何事情是作為預期的自覺的目的發生的。相反，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3](P253)由此可知，自然界是一種無人的、無意識的、自發的自在存在，它的演化既沒有某種目的設定也沒有明確的目的預期；歷史則是一種有人的、有意識的、自覺的自為存在，它的發展既有自覺的目的設定也有明確的目的預期。人類史區別于自然史的最根本之處就在于，人的“目的”以不可或缺的因素或環節貫穿于歷史總的進程的始終，進而既以積極或消極的雙重作用影響著規律的功能發揮和發揮的程度，亦以相互干擾或阻礙的方式影響著人的目的的實現和實現的程度。正是因為這種差異或不同特點，恩格斯指明，盡管“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3](P254)但由于每一個人各自懷有的動機、意愿和目的在大多數場合往往相互干擾、彼此沖突，從而造成“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并不是預期的”。[3](P254)為了解答當時一些青年學生在經濟因素與人的因素關系問題上存在的疑問，在致約瑟夫·布洛赫的復信里，恩格斯在解惑釋疑的同時再一次強調了這個問題。一方面，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離不開一定的前提和條件，但經濟前提和條件無疑在其中起著主要和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歷史結果盡管常常導致人們的意愿和期望未能如愿以償，但參與歷史活動的每一個人都會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對歷史合力的形成“有所貢獻”。[3](P606)

　　進一步看，歷史進程之所以會出現“非預期”及其與“預期”之間的矛盾，更深的根由是人的“目的”與歷史“規律”之間的矛盾。從歷史規律對人的目的的關系看，與自然規律明顯不同，歷史規律的生成并不是“自發”而是“自覺”的，滲透著人的目的、意志和價值取向與追求。在階級社會里，它主要體現的是少數階級尤其是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的意志和意愿。與之相適應，歷史規律的作用性質并非對所有階級、個人一視同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為某個特定階級服務的“價值非中立性”。對此，恩格斯以資本主義的興起為例說明了這一問題。他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從一開始就潛藏著與生產力不相匹配的“對抗”性質。資產階級之所以這么做，原因很簡單，那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了資產階級為了維護少數剝削者的利益，不得不做出違背規律要求、遭受規律懲罰的事情。反過來，從人的目的對歷史規律的關系來看，人的自覺、有目的的活動并非完全被動、消極地去適應或遵從規律。從積極方面看，人既然有意識、有目的地“造就”了自己歷史活動遵循的規律，那么，它理應具備為實現人的合目的性的訴求起著積極的確證意義和服務功能。否則，這種“規律”必將喪失其繼續存在的理由而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對此，馬克思說得非常清楚：“為了不致喪失已經取得的成果，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實，人們在他們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時，就不得不改變他們繼承下來的一切社會形式。”[3](P409)恩格斯也強調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對抗”性質，使“預定的目的和達到的結果之間還總是存在著極大的出入”。[1](P859)只有順應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要求，推翻資本主義，邁向社會主義，才能使歷史結果和預定目的之間愈來愈趨近符合與一致。

　　在社會歷史領域，既然歷史“非預期”現象的生成難以避免，那么，如何認知與評價它就顯得尤為重要。與以往一些思想家僅僅從完美的理想角度譴責和鞭撻它不同，恩格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理論魄力和寬闊胸懷，既以歷史觀與價值觀相統一的辯證眼光，將其納入人類歷史總的進程的特定時期或具體階段去看待它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又以空間觀與時間觀相統一的雙重視野，將其納入人類歷史的長河之中去把握它存在的局限性與非合理性。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對“預期”與“非預期”之間關系的把握，只有立足于歷史辯證法才能予以合理的解釋與說明。恩格斯多次強調，對于預期與非預期關系的理解猶如必然與偶然的關系一樣。毫無疑問，歷史“必然”只有通過“偶然”表現出來并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偶然并不是可有可無或者可以擺脫必然而獨立自在，而是歷史必然鏈條上不可或缺的環節。不僅離開必然的偶然本身并不具有自滿自足的獨立意義，而且任何的偶然都是因為必然的制約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3](P605)同樣道理，對于歷史“預期”與“非預期”的關系亦應如是觀之。歷史“非預期”不僅是歷史“預期”鏈條上不可或缺的環節，而且歷史“預期”也只有通過各種“非預期”才能表現出來并為自己開辟道路。

 三、歷史進步始終伴隨著代價付出的“曲折性”

　　唯物史觀的歷史進步論不僅反對各種不同樣態的歷史循環論和歷史倒退論，而且在如何看待歷史進步問題上也與以前的歷史進步論存在著本質區別。馬克思以前的一些思想家不乏有相信歷史是進步的，但往往將歷史進步的原因歸功于上帝的杰作或救贖，或者歸結為受實踐理性支配的倫理目的；而當歷史進程出現倒退或逆轉現象時，他們往往又束手無策，要么訴諸上帝、要么訴諸德性，從而使他們的歷史進步思想帶有難以抹去的神秘性和不徹底性。在唯物史觀的視野里，歷史進步的根源歸根到底是生產力的發展。然而，建立在生產力基礎之上的生產關系以及為之服務的政治的或觀念的上層建筑等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有可能促進歷史進步，也有可能阻礙歷史進步。因此，映入人們眼簾的現實歷史常常是一個文明與野蠻交織、前進與倒退交替的、充滿著諸多不確定性的曲折過程。

　　對于“代價”一詞，人們可以從不同的領域或學科角度給予不同的解釋。在社會歷史領域，所謂“進步”，顯然是一個與人的需要、目的、愿望相關聯的價值非中立性概念。在這個意義上，一切與人的目的、意愿或價值取向相悖的消極后果無疑是歷史代價的基本內涵。

　　不言而喻，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所作的一切努力和收獲都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可以說，代價是人類歷史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現象。從橫向看，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人，都會以一定的社會角色分屬于不同的利益群體。當不同層次的利益主體的價值取向和理想追求在現實活動中發生碰撞、產生矛盾、形成沖突時就會引發和帶來我們所說的代價問題：或者造成一方獲益而另一方受損；或者一定價值目標的確立和實現不得不以舍棄其他合理價值目標為代價。從縱向看，人類才能的全面發展，人類歷史的整體進步不得不以犧牲多數的個人，甚至犧牲整個階級利益的歷史過程為代價。因此，在代價付出問題上，只有程度、大小之分，沒有有無之別。問題只在于我們應如何看待代價，并盡可能地減少或避免不必要付出的代價。

　　進步與代價之間的這種內在相關性預示著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只能在曲折中前行。對于這種“曲折性”，人們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分析。為說明問題，這里主要就學界頗具爭議的必然代價與人為代價這對范疇展開討論。

　　對于必然代價，人們的理解似乎沒有什么分歧和異議。而對于“人為代價”，人們通常認為，那是由于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或主觀失誤造成的，因而經過人的主觀努力是可以克服或避免的。然而無論是必然代價還是人為代價都是人類歷史進程中存在的必然現象。深刻原因在于：其一，人為代價之所以成為歷史進程中存在的一種必然現象，就在于歷史領域活動著的全都是意志相互交錯、目的預期各不相同的人。盡管歷史活動生成的“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1](P815)總會不斷地去規范、修正或改變人的目的，但人及其目的活動并不會消極、被動地去盲從規律，反而會以不同的方式對規律的功能發揮實施不同程度的干擾和影響。這樣一來，人為代價的產生在其性質上到底是“必然”所致，還是“主觀”所為，一時難以分辨，只有放在一定的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才能厘定。事實上，人類為實現進步付出的代價不僅“人為”的比比皆是，而且在許多場景下往往顯現出“必然”和“人為”的雙重性質。僅以生產力作為衡量歷史進步的尺度來說，馬克思始終把生產力發展與人的發展看作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人類為了生存與發展必須以一定的社會結合方式與外界自然展開物質的、能量的和信息的變換。生產力正是在這種多重變換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另一方面，發展生產力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了“發展人類的生產力，也就是發展人類天性的財富這種目的本身”。[4](P127)然而，歷史地看，生產力的發展并不總是與人自身的發展并肩前行。文明時代開啟以來，人類為了發展生產力往往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馬克思、恩格斯當年曾尖銳地批判資本主義的野蠻、殘忍和非人道行徑，憤怒控訴資產階級以物的增殖與人的貶值為代價來換取生產力的片面發展。現實地看，發展生產力固然具有必然性，但并不是毫無顧忌、無須規范的。這是因為，生產力發展本身就包含著必然性和合理性這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過于強調一方面而漠視另一方面是對唯物史觀的嚴重背離。直面當前人與自然關系嚴重破缺和失衡問題，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無疑包含著極為深刻的警示意義：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維護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是世界各國肩負的共同責任。當前我們面臨的全球生態危機，實際上是以“天災”形式表現出來的“人災”，是人類毫無顧忌地無視自然、掠奪自然所付出的慘重代價。習近平指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類活動不斷觸及自然生態的邊界和底線”。[5](P356)“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6](P394)因此，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和美好未來，世界各國各民族只有擺脫自己狹隘的國家或民族利益，攜起手來，同舟共濟，共同應對，才能使人類走出生存與發展的“困境”。其二，超越人的認知能力局限，克服或避免人的主觀失誤是一個艱辛的漸進過程。人既是現實的又是歷史的。相應地，人的認識也是現實的、歷史的，總會受到個體自身肉體因素和精神因素以及外界諸多客觀條件的制約。正如恩格斯所說，人的思維的非至上性規約著“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么程度，我們就認識到什么程度”。[1](P933)人的認識是主觀反映客觀的過程。當主觀與客觀相分離或不相符合的時候，就會導致這樣或那樣的主觀主義錯誤的發生。列寧在總結從采取戰時共產主義到實施新經濟政策這段時期的教訓時說，我們原打算采取國家直接下命令的方式在一個小農國家按共產主義原則實行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為了作好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準備（通過多年的工作來準備），需要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些過渡階段。”[7](P570)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反反復復的幾次“左”或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導致中國革命在尋得正確道路之前走了不少彎路。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我們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的經驗不多，黨的領導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有主觀主義的偏差”，[8](P187)導致在合理定位中國“社會主義還處在它的初級階段”之前，我們的建設在一個很長的時段里仍然是摸索前行。很顯然，作為一種歷史性、過程性的存在，人要想完全克服認知局限，避免主觀失誤顯然是做不到的。然而，隨著人的自我革命、反思、糾錯意識能力的不斷增強，把握規律自覺性能力的不斷提高，盡可能減少主觀失誤、預防或限制人為代價的產生或負面效應，從而“以最小代價換取最大發展”則是可以做到的。

　　代價作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鏈條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始終與進步在歷史進程中相伴而生，如影隨形。它們之間的這種“共生”關系決定著代價的存在絕非可有可無，其表現亦非只具有消極的負面功能。對此，恩格斯指出，數千年的文明制度的建立，是以原始平等的喪失和純樸道德的失落為代價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9](P665)馬克思、恩格斯堅持以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辯證統一的眼光來審視和評價奴隸制取代原始公社制、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的歷史進程，既批判它給人類帶來的不愿付出和承受的歷史代價，又肯定其在推進歷史進步過程中的積極作用。當然，任何代價在其實質上都是對人的價值的貶損和否定，都是人們不愿意看到和經歷、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代價的性質及其與進步的相互關系，盡可能地使代價的“失”有所“代”，“失”有所“得”，“失”有所“償”，從而實現以最小的歷史代價換取人類所期望的最大的歷史進步。

 結語

　　綜上，可以看到：其一，人的目的與歷史規律之間的矛盾是歷史進步復雜性形成的深層根源。人類歷史的具體進程為何會呈現其復雜性，并以“盲目性”“非預期性”“曲折性”等形式表現出來，其深層原因在于人的目的與歷史規律之間存在著矛盾。所謂盲目與自覺、非預期與預期、曲折與前進之間的矛盾都不過是這一深層矛盾的現實表現。其二，人的目的與歷史規律之間矛盾的消解，有賴于一改傳統的、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從“從屬關系論”走向“契合論”。這是因為，歷史規律既然是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造就”的，那么，它與人的自覺的、有目的的活動之間就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制約”與“執行”的從屬關系，而只能是一種各自向對方趨近、靠攏的契合關系。其三，我們所說的“歷史進步”總是歷史的、相對的。即使進入共產主義，上述的諸多矛盾也仍舊存在，并未頃刻消失或消解，只是不具有“對抗”的性質而已。并且，對它的解決有可能愈來愈趨近和符合人的意志和愿望，但不可能終止于歷史進程的某一時刻。因為“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3](P223)相應地，人類的歷史進步始終是一個向著未來延伸的開放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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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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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7]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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