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進行了開拓性探索。首先，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主要依據———以實踐為根本價值取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蘊涵了改變世界的方法論。其次，毛澤東首次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三個環節:其一，通過武裝斗爭的實踐，考察、歸納中國革命的特點;其二，從中國革命的特點中概括中國革命的規律;其三，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探尋中國革命的方法。再次，根據抽象程度的高低，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四個層次的方法:基本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和具體方法。重溫毛澤東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不但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關鍵詞：

　　毛澤東；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開拓性探索；基本方法；一般方法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貢獻之一就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的基礎上，將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以往，學術界在表達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時往往用“實踐哲學”“實踐唯物主義”表示，其實質就是實踐世界觀，以與舊唯物主義的物質世界觀相區別。實踐世界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世界觀。馬克思在1845年撰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以往的“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在馬克思看來，他創立的哲學不但注重解釋世界，更強調以實踐的方式改變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更是明確指出:“實際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實踐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使命就在于指導人們改變世界。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對自己創立的新哲學特征的揭示，這種世界觀可以稱之為實踐世界觀。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毛澤東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世界觀。毛澤東從事哲學研究，主要是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斗爭實踐服務的。他從事哲學研究的目的是探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規律，為武裝斗爭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以實現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正如日本學者新島淳良所指出的:“《實踐論》不是講‘思維與存在的關系’。過去的哲學全都如此，恩格斯也是如此。應該說，毛澤東的哲學是實踐一元論的哲學。”因此，毛澤東的哲學就是實踐哲學，世界觀就是實踐世界觀。毛澤東不但堅持、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世界觀，而且開拓性地將它轉化為指導革命和建設的方法論。本文擬從轉化的根據、轉化的環節、轉化的層次來考察毛澤東如何開拓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

　　/一、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根據

　　這個命題隱含著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不等于方法論，應當通過人們的主觀創造活動，將世界觀蘊涵的方法論揭示出來，轉化為方法論。

　　(一)哲學世界觀不等于哲學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哲學取得意識形態領域的支配地位以來，我國哲學界長期流行以下見解，即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世界觀、又是方法論，或者方法論是世界觀的運用。“人們的世界觀總是通過觀察和處理各種具體事物和具體問題時所持的態度和所采取的方法中表現出來的，因此，世界觀同時又是方法論。”“哲學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統一。哲學作為關于世界的根本觀點，是世界觀;運用這個根本觀點去認識、評價、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論。”哲學世界觀是由哲學概念(范疇)、命題、推理以及論證構成的理論體系;方法論是探討方法的元理論，既聚焦方法“是什么”，方法“怎么樣”、即方法包括哪些環節和怎樣操作的問題;還包括思維方式、思維方法問題。這就是說，必須經過主體的探究，才能將世界觀中蘊涵的方法及環節揭示出來，轉換成可操作的系統。因此，將世界觀蘊涵的方法論等同于世界觀就是方法論，顯然是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作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毛澤東一開始就沒有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簡單地等同于方法論，而是非常自覺地將它轉化方法論，以指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因此，重溫毛澤東自覺地將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不但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二)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轉化為方法論的理論依據

　　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主要依據就是以實踐為根本價值取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蘊涵了改變世界的方法論。

　　1．馬克思、恩格斯對他們所創立的新哲學蘊涵方法論的揭示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談到新哲學蘊涵了方法論。1873年1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申明:“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在這段話里揭示了《資本論》所體現的辯證法特征，而辯證法就是重要的方法論。

　　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二版序言中斷言“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唯一把自覺的辯證法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出來并運用于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人。”在這里，恩格斯明確指出了他和馬克思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特點。此后，恩格斯堅持和發展了這一觀點。1890年6月5日，他在給保爾·恩斯特的信中寫道:“至于您用唯物主義方法處理問題的嘗試，我首先必須說明: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在這段話里，恩格斯就強調應當將唯物主義當作研究問題的方法，而不是當作現成的公式去裁剪現實。1895年3月11日，恩格斯在寫給韋爾納．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恩格斯的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方法論性質。

　　2．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根據

　　從理論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能轉化為方法論，是由其哲學體系的特點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邏輯學三者是一致的。就三者所反映的內容來看，統一的基礎是客觀辯證法，即客觀對象由于內在矛盾的對立統一推動其發展;就三者為何可以一致來說，一致的基礎是人們的實踐活動。三者一致的原則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為人們揭示獲得規律性認識即真理性認識的一般道路，提供了運用規律性認識開展實踐活動的方法。

　　當代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馮契認為，所有科學的規律、理論、范疇、概念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在他看來，“作為主客觀之間中介的方法實際上就是客觀對象內在的原則，就是說，方法不僅是主觀方面的工具，不僅是主觀思維中的范疇、概念，而且它就是客觀現實固有的本質。方法之所以能成為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的工具或手段，正是由于方法本身就是客觀對象內在的原則，方法無非就是即以客觀現實之道還治客觀現實之身。”馮契的上述見解表明包括世界觀在內的理論可以轉化為方法的科學性。

　　那么，人們把握了客觀對象的本質和規律后，為什么可以找到行動的方法呢?毛澤東認為，主體把握了客觀事物的內在本質、規律和發展趨勢后，就可以從中找到實踐的手段、方式、途徑，理論就轉化為方法。毛澤東認為，客觀事物由于內在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定了其本質、規律，主體根據本質、規律能夠制定合適的變革方法。在他看來，事物的規律就是由事物內在矛盾所規定的事物的性質以及與它以外的事物的關聯、制約所決定的發展趨勢。而“方法”就是主體根據對客觀事物本質、規律的認識去變革客觀事物，將實踐的目標物化，也就是將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

　　3．毛澤東對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系統性闡發

　　毛澤東不但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蘊涵了方法論的立場，而且做了系統性的闡發。

　　首先，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在毛澤東看來:“辯證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同時又是無產階級認識周圍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動的方法。它是宇宙觀和方法論的一致體。”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宇宙觀和方法論一致的基礎上，毛澤東的創新性貢獻是將其中蘊涵的方法揭示出來，以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秾嵺`論》以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于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夠解釋世界，而在于拿了這種對于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動地改造世界。”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方法論?！睹苷摗氛J為:“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于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并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即世界觀就是方法論。因此，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宇宙觀、認識論、方法論是一致的。

　　其次，方法就是對客觀事物規律的運用。要能動地改造世界，必須憑借特定的方法。那么，什么是方法呢?毛澤東精辟地指出:方法“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并且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動。”指導戰爭的方法是由敵我雙方行為規律決定的，從事其他方面的實踐活動的方法也應當是由實踐活動的對象的本質和發展規律決定的。他斷言，“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他在《實踐論》中確信，部分人因為沒有把握而不能大膽地接受工作任務，而沒有把握的原因在于:“他對于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這就是說，是否把握了客觀事物的規律決定了變革它的實踐是否成功。

　　正因為規律可以轉化為變革對象的方法，毛澤東十分強調按規律辦事。他指出“領導要能夠適合客觀發展的規律。如果領導得好一些，適合客觀規律好一些，缺點錯誤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領導得差一些，適合客觀規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這就是說，領導開展工作取得的成效與遵循客觀規律成正比。

　　再次，客觀事物的規律是能夠被認識的。在毛澤東看來，客觀事物的規律是能夠被人們認識的。“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規律只有能夠被認識，才談得上從其中找出變革它所體現對象的手段、程序。

　　“大躍進”運動遭受的挫折，使毛澤東認識到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認識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艱難的探索過程。1960年6月18日，他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寫的《十年總結》中提出:“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這里表達了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探索需要經歷一個過程的思想。1962年1月，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涉及了怎樣認識客觀世界方面的內容。他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經過勝利、失敗，再勝利、再失敗，兩次比較，我們才認識了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才認識了中國革命的規律。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規律是如此，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需要經歷的過程更長更艱難。

　　毛澤東還闡明了怎樣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實踐論》認為，“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這就是說，對于調查研究獲得的感性材料，必須進行科學的抽象，以發現其本質和規律。《矛盾論》強調，要抓住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這是因為事物的性質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

　　/二、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環節

　　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應探索、解答時代問題。近代以來的絕大部分思想家從事哲學研究并不是出于對理論的偏好，而是為解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時代問題提供方法論的指導。經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世界觀作為自己的哲學理論，并將它轉化為改造舊中國的方法論。但早期黨的領導人不懂得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已是蘇俄化的，將它作為中國革命必須遵循的普遍性原則，結果遭受了挫折、失敗。毛澤東從秋收起義瀕臨失敗的殘酷現實中意識到，蘇俄化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既有必須遵循的普遍性原則，也有只適合蘇俄國情而不適合中國國情的特殊對策。必須遵循的普遍原則為:各個共產黨人必須通過武裝斗爭的形式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工農聯盟的國家。而帶有蘇俄國情是先占領城市后奪取鄉村的革命道路，這是不必遵循的特殊對策。因此，毛澤東在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過程中，首要的環節是通過武裝斗爭的實踐，考察、歸納中國革命的特點，為揭示中國革命的規律提供基礎。

　　(一)在武裝斗爭的實踐中考察、歸納中國革命的特點

　　作為一位哲人，毛澤東從帶領秋收起義余部開進井岡山地區開始，就注意從反擊國民黨軍隊的“進剿”“會剿”戰役、戰斗中研究、總結以農村為根據地的武裝割據斗爭的規律。在調查研究，總結軍事斗爭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則，又找到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

　　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后，便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作為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積極追隨者，博古等人沒有認識到戰爭及其規律是發展變化的，不知道從一般與特殊的相互聯結中去探索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性，一味機械地照搬蘇聯革命戰爭的經驗，幾乎葬送了中國革命。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于1936年12月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在他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也就是說，時間、地域、性質等戰爭的特殊情形決定戰爭的指導規律不同。為此，毛澤東概括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四個特點:(1)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且經過了1924—1927年的大革命。(2)敵人的強大。(3)紅軍弱小。(4)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不難看出，該文既是對井岡山斗爭時期武裝斗爭、農村包圍城市革命斗爭經驗的進一步總結，更是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及長征前期失利的反思。這些特點的探尋，為毛澤東探索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規律提供了素材。

　　1938年5月，當全面抗戰爆發10個月之際，毛澤東在分析、探索中日雙方特點的基礎上，撰寫了《論持久戰》一文。經過全面比較，辯證地分析和綜合，概括了中日雙方四個相互矛盾的因素:(1)日本是一個強國，中國是一個弱國。(2)日本侵略戰爭是非正義、退步的，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進步的。(3)日本是一個小國，國土面積小、物產不豐富、人少、兵少，無法支撐長期的戰爭;中國是一個大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夠支撐長期的戰爭。(4)日本失道寡助，中國得道多助。中日戰爭除了發生在相互矛盾對立的四大因素之上，還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說，這場戰爭發生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團結起來共同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時代，是正義力量上升的時代。這些特點的總結、概括為毛澤東揭示抗日戰爭的規律提供了材料。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內的階級矛盾迅速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國民黨政權始終將鏟除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作為主要任務，內戰不可避免。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不同，毛澤東在解放戰爭開始前后沒有撰寫專門的文章考察國共雙方在戰爭力量對比方面的特點。他對國共雙方力量對比方面的特點分析散見于《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蔣介石在挑動內戰》《關于重慶談判》《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等多篇相關文獻中。從這些分析看，全面內戰爆發時，國共雙方呈現以下特點，(1)國民黨反動力量的強大，并且得到美國的大量援助，必然實施獨裁、內戰、賣國的政策，會處心積慮挑動內戰。(2)共產黨力量的相對弱小，但有了三次革命的豐富經驗，能為應付內戰作好準備。(3)共產黨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他們的擁護。(4)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為中國革命帶來了光明的前途。

　　(二)從中國革命的特點中概括中國革命的規律

　　中國革命的規律是從中國革命的特點中概括而成的。如前所述，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撰寫的三篇文章從斗爭實踐中意識到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的基本原則，又要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所總結的中國土地革命戰爭呈現四大特點的基礎上，揭示了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規律。在毛澤東看來，“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由于毛澤東關于土地革命戰爭的規律是從土地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中總結、概括而成，因而非常準確。

　　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根據中日雙方相互矛盾的四個方面的國情和當時的國際形勢，概括了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的勝利屬于中國的戰爭展開規律。為什么中國方面擁有三個長處、一個短處不能迅速戰勝僅有一個長處、卻有三個短處的日本侵略者，還會是持久戰呢?毛澤東以為，對這個問題，“只有依據全部敵我對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確的回答。”在他看來，敵強我弱這一矛盾因素決定戰爭的不可避免和中國不能速勝。假如只看到敵強我弱，就有陷入亡國論的危險。僅僅看到大小、退步進步、多助寡助也得不出持久對抗的結論。然而日本有其他三方面的不足特別有小國這一不足，中國有三方面的優點特別有大國這一優點，可以抵消日本是強國這一優勢。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戰爭力將被逐漸削弱，最后支撐不了戰爭。因而，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屬于中國。雖然毛澤東關于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屬于中國這一規律是預測性的，但由于是在辯證地分析和綜合了中日雙方的矛盾對立因素及其展開的基礎上概括而成的，因而也非常精確。戰爭的進程證明，抗日戰爭是持久戰，中國取得了最后勝利。

　　由于毛澤東沒有撰寫專文探討解放戰爭爆發前后國共雙方的特點，因而也就沒有撰寫專文揭示解放戰爭的規律。這樣，筆者只能從《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于重慶談判》《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等文中梳理出以下規律。

　　1．敵強我弱，但我方憑借積小勝為大勝可以戰勝敵人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時，國共雙方在兵力、所控制的國土面積，所擁有的人口，經濟實力等方面都對比懸殊，國民黨方面占絕對優勢。正因為如此，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叫囂三至六個月內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毛澤東看來，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能夠戰勝紙老虎的蔣介石集團及其主子美帝國主義。而規律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積小勝為大勝。戰爭的第一個年頭內，人民解放軍打退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1947年7—9月間，人民解放軍便轉入了全國規模的進攻;而從1948年9月起，人民解放軍與國民黨軍隊展開了戰略決戰，只用了一年多時間就基本消滅了大陸的國民黨軍隊，推翻了國民黨政權。

　　2．贏得了民心就會贏得戰爭的勝利

　　1945年11月，毛澤東在《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中指出:“告訴黨員堅決同人民一道，關心人民的經濟困難，而以實行減租和發展生產兩件大事作為幫助人民解決困難的重要關鍵，我們就會獲得人民的真心擁護，任何反動派的進攻是能夠戰勝的。”這段話表達了贏得民心就會取得戰爭勝利的思想。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認為:“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占著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中外軍事斗爭史表明，民心的向背制約戰爭的勝負，解放戰爭也是如此。

　　3．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是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保證

　　1946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作了《要勝利就要搞好統一戰線》的講話。“統一戰線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無論如何要團結最大多數的人。只要我們不搞關門主義，蔣介石要孤立我們是不可能的?？纯粗忻郎碳s第二條，蔣介石怎么能不孤立呢?孤立了他，我們就勝利了。”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指出:“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這個統一戰線還必須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是贏得解放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

　　(三)從中國革命的規律中找到中國革命的方法

　　規律是對客觀事物本質及發展趨勢的理論把握，而中國革命的規律是對中國革命的本質及其發展趨勢的理論把握。如前所述，以概念、判斷、推理組成的理論系統都蘊涵著方法，因而中國革命的規律中自然而然蘊涵著中國革命的方法。

　　1．從土地革命戰爭的規律中引申出土地革命戰爭的方法

　　土地革命戰爭時武裝斗爭的方法、原則就是從土地革命戰爭的規律中引申出來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是從事指導戰爭的人們必須遵循的理論，但達到這一目標采取的途徑或方法與所屬部隊的強弱密切相關。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余下的部隊到達井岡山建立根據地，即遭到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的不斷進犯。當時的形勢是敵強我弱，為了實現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毛澤東通過對若干次反擊國民黨軍隊戰斗實踐經驗的反思，于1928年上半年歸納形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的紅軍游擊戰術。當強敵進犯時，弱小的紅軍只有采取誘敵深入的盤旋式打圈子辦法以避敵鋒芒。然后尋機擾敵、攻敵、殲敵。因此，十六字訣這一反擊國民黨軍隊進犯的方法、途徑是由敵強我弱的規律即理論決定的。在這里，理論蘊涵了由四個環節、步驟構成的方法論。

　　2．從抗日戰爭的規律探尋抗日戰爭的方法

　　抗日戰爭時期軍事斗爭的方法、原則也是從抗日戰爭規律中引申出來的。在毛澤東看來，根據敵強我弱這一特點，為實現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實現持久抗戰的目的，必須采取以下戰略原則和戰術方針。(1)抗日武裝應堅持防御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線中的外線。為了開展持久戰，毛澤東主張戰略上的防御應當和戰術上的進攻相結合，戰略上的持久應當和戰術上的速決相結合，戰略上的內線應當和戰術上的外線相結合。(2)應處理好運動戰、游擊戰、陣地戰三者之間的關系。在開展抗日持久戰的過程中，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次要的，陣地戰則是更次要的。毛澤東認為，作為戰爭內容的戰略內線、戰略持久、戰略防御中的戰役和戰斗上的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在戰爭形式上就表現為運動戰。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戰略地位，僅次于運動戰。(3)正確理解抗日持久戰既是殲滅戰、又是消耗戰。在毛澤東看來，一方面，抗日戰爭從戰略上著眼是消耗戰，從戰役戰斗上著眼是殲滅戰。這是因為敵強我弱的局面將長期存在，我方只能采取戰役戰斗的殲滅戰，一點一滴地殲滅日軍的有生力量，達到戰略消耗敵人、削弱敵人，最后化強敵為弱敵的目的。另一面，戰役的消耗戰是實現戰略上消耗日軍的條件。毛澤東確信，一般情況下，運動戰是執行殲滅任務的，陣地戰是執行消耗任務的，游擊戰則二者兼而有之。

　　3．從解放戰爭的規律中發掘解放戰爭的方法

　　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土地改革、切實保障廣大農民利益就是根據贏得民心才能贏得解放戰爭的規律決定的。而在中國，贏得民心主要是贏得廣大農民群眾的認可。而實行土地制度改革，讓廣大農民有地可耕，是贏得農民群眾認可的主要途徑。1946年7月20日，毛澤東在《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中強調，為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必須和人民群眾親密合作，必須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對于農村而言，一方面要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實行土地改革以解決土地問題;另一方面在解決土地問題時，對一般富農、中小地主要實行較寬松的政策。實行這樣的土地改革政策，目的是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民眾。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毛澤東將開展土地制度的徹底改革作為贏得民心，進而贏得解放戰爭的重要途徑。

　　/三、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層次

　　根據抽象程度的高低，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成了四個層次的方法:即基本方法、一般方法、特殊方法和具體方法。前文闡述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過程中，聚焦的是轉化為可操作的具體方法。譬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根據敵強我弱的規律，引申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就是具體的方法;解放戰爭時期根據贏得民心才能贏得戰爭的規律，采取了土地改革以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利益訴求的方法。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雖然注重將實踐世界觀轉化為具體方法，但在引申出具體方法的過程中，既離不開實事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法等基本方法的指導，也離不開分析和綜合相結合、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等一般方法的制約，也因與特殊的革命實踐密不可分而帶有特殊性。

　　(一)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是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立場的方法，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最高層次的方法。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實事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法、階級分析法、群眾路線的方法等。限于篇幅，本文只簡要考察實事求是方法。實事求是方法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環節中的重要方法，是批判教條主義的思想武器。實事求是方法是指毛澤東在運用蘇俄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革命實踐時，不是全盤照搬照抄，而是從實際出發，結合中國革命的特殊情況有取舍地遵循。這里不妨以毛澤東在秋收起義瀕臨失敗之際力主余部向湘贛邊界的農村地區轉移，最后向井岡山進軍，開辟了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來說明。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后猛然醒悟到應走俄國革命的道路，通過武裝斗爭推翻代表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利益的國民黨政權。中國共產黨人掌握的武裝力量先后舉行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但都因敵我力量對比懸殊而失敗了。通過武裝斗爭推翻國民黨政權的反動統治，建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國家，符合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無產階級只有通過武裝斗爭這一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這是普遍性的原理。中國共產黨人要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也必須采取武裝斗爭這一階級斗爭的最高形式。但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指出各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是應先奪取城市還是先占領農村。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強調以俄為師，將先奪取城市后占領農村這一符合俄國國情具有特殊性的革命道路理解為適合各國革命的普遍性道路。正是受這一思維方式的左右，當時黨的領導人都將奪取大城市作為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目標。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失敗后，起義部隊的領導人仍然指望憑借余部奪取城市，結果滑向更徹底的失敗。唯獨秋收起義瀕臨失敗時，作為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在瀏陽文家市召開前敵委員會議，通過耐心的勸說工作，做出了向湘贛邊界農村地區轉兵的歷史性決策，向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從思維方式看，毛澤東在秋收起義面臨失敗時，就質疑了蘇俄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性原則的屬性，將它當成了不一定要遵循的特殊性的革命道路，為帶領余下的起義部隊向湘贛邊境農村地區進軍提供了理論指導。從方法論上說，毛澤東堅持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方法論。隨著思維方法的改變，武裝斗爭的途徑隨之變化。這意味著，理論還不是方法，但它蘊涵著方法。毛澤東之所以能做出這一決策，是因為失敗的教訓使他意識到在中國先奪取城市的武裝斗爭道路走不通，只能先占領農村。從思維方法看，毛澤東沒有將蘇俄先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當成各國無產階級必須遵循的革命道路，而是理解為特殊性的道路。

　　實事求是方法實質上是分析實踐對象的內在矛盾，探尋其本質和規律，進而從規律中引申出方法。因此，實事求是方法實質上是矛盾分析法的運用，是對立統一這一唯物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對思維活動的要求。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撰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闡明的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國何以可能的理論依據就是實事求是方法的運用。

　　(二)一般方法

　　一般方法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實踐方法論時采取的辯證邏輯方法，主要包括分析與綜合相結合的方法、邏輯與歷史一致的方法、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歸納與演繹相結合的方法。

　　考慮到篇幅，本文只考察毛澤東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一般方法。抽象即抽象概念，是客觀事物某一方面本質屬性在人們思維中的反映;具體即具體概念，是客觀事物各方面本質屬性在人們思維中的反映。科學的認識不但要求將感性的具體對象作為抽象的根據，從感性具體到思維中的抽象;而且要求將思維中的抽象上升為理性的具體，也就是將思維中的抽象綜合起來，達到多方面規定的統一，以便從整體上把握客觀對象。作為中國共產黨人的代表，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中，很善于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一般方法?！秾嵺`論》中的“實踐”概念、《矛盾論》中的“矛盾”概念、《論持久戰》中的“持久戰”概念、《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新民主主義”概念等都有一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實現了由抽象概念到具體概念的飛躍。筆者只擬就考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怎樣將“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從抽象上升為具體的。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新民主主義”這一概念由抽象上升為具體經歷了三個環節。其一，從實際情況出發，全面了解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狀，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根據。文章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的結合去考察中國社會的性質，斷言自周秦以來中國是封建社會;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近代中國社會又逐漸地滋生了資本主義因素，逐漸淪陷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規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不過，從五四運動開始，當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已經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是中國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了。其二，全面探討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指出最有現實可能性的發展趨勢?！缎旅裰髦髁x論》分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三種可能的前途，一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二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三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帶有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毛澤東看來，帝國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中國的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都不贊成將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作為當時革命的前途。因而，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沒有現實根據和條件，是不可能實現的抽象的可能性。毛澤東指出，當時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在這一任務完成以前，是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換言之，將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當作當時革命的前途，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抽象的可能性。因此，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是當時革命最有現實可能性的發展趨勢。其三，指出怎樣創造條件促使現實的可能性變為現實，以便達到革命的目的?，F實可能性轉變為現實也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而不是自動實現的。為了使新民主主義國家名副其實，毛澤東為它制定了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政治綱領是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經濟綱領是沒收官僚資本主義歸人民共和國所有，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農民所有，容許民族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實行“節制資本”。文化綱領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科學的大眾的新文化。

　　經過上述三個環節的展開，“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由單一的抽象的規定上升為多方面規定的統一，也就是由思維中的抽象上升為思維中的具體。馮契認為，具體概念是有理想形態的概念，承載了主體的信念、意愿、情感和價值追求，是鼓舞人們前進的動力。因此，概念由抽象上升為具體這種一般方法是人們實現理想、價值的重要環節。

　　(三)特殊方法

　　特殊方法是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適用某一特殊領域的方法。在軍事斗爭領域，毛澤東概括了十大軍事原則。這里只敘述十大軍事原則的前四條原則:(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敵，后打集中和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后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往往需要反復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奪取之。(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對于這些軍事原則，我們可以做出兩方面的判斷:其一，這些軍事原則是毛澤東根據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敵強我弱這一常態，總結軍事斗爭的經驗和教訓而形成的，是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的體現。其二，這些軍事原則只適用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軍事斗爭這一特殊領域，還不是可操作的具體方法。要將這些軍事原則運用于軍事斗爭實踐，還必須轉化為可操作的具體方法。又如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的處理經濟建設領域中矛盾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方針;解決思想文化建設領域中論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處理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相互關系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都是適用于某一特殊領域的方法，都還不是可操作的具體方法。

　　(四)具體方法

　　具體方法是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適用某一具體領域的工作方法。為了使紅軍成為工農大眾歡迎的軍隊，1928年4月3日，毛澤東在湖南桂東沙田宣布并解釋了這支軍隊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這些是融洽軍民關系的可操作的具體方法。1929年4月，毛澤東以紅軍第四軍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共中央去信中就提出了敵強我弱情形下紅軍如何生存、發展的具體方法。這些具體方法包括“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這些就是可以操作的對敵斗爭的具體方法。又如，毛澤東提到的“抓兩頭帶中間”“彈鋼琴”“典型引路”“胸中有數”“分清主流和支流”等方法，調查研究中的“走馬看花”和“下馬看花”，以及“解剖麻雀”等方法都是具體的領導工作方法。

　　在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四個層次中，基本方法是世界觀意義的最高層次的方法，特殊方法是基本方法在特定領域實踐中的應用，而具體方法是基本方法的具體運用，是可以操作的最低層次的方法;一般方法是毛澤東在將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基本方法、特殊方法、具體方法時所運用的辯證邏輯工具。

　　綜上，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實踐世界觀轉化為方法論的考察不但探討糾正了學術界將哲學世界觀等同于哲學方法論的誤解;而且對實踐世界觀如何轉化為方法論做了深入、系統、獨創性的突破性探討。這種探討不僅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也具有重大的現實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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