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破解世界性、人類文明整體性的巨大難題的（2）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兼院長

　　三、東方古老文明現代復興的邏輯，歷史悖論，機遇與可能

　　人類歷史上曾先后出現過三次現代化（所謂現代化就是在某個重大的歷史節點或歷史關頭，一種當世那個時代的文明體系形成了一種猛烈的國際傳播與擴散勢頭，引發了一種當時的社會文明轉型和較大規模的國際示范傳遞。而當下的以所謂現代經濟增長、當代發展理論和工業革命-城市化假說加以詮釋和解讀的所謂現代化，刻意掩蓋和塵封了人類文明上的幾度歷史輝煌）：第一次是以中國為首的東方化的現代化。在這個大的現代化過程中，亞歷山大的希臘帝國及其因他死亡而發生的帝國分裂與希臘化，實則依舊是東方化的現代化中的一部分。當時的西方文明，包括古希臘與古羅馬在內，對世界影響與貢獻是相對十分有限的；第二次是以印度、阿拉伯國家等南亞國家（所謂南亞引導）的南方化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印度洋-紅海的世界運動。這個印度洋-紅海的現代化運動，不只是佛教、伊斯蘭教的興起和傳播擴散，經貿往來或國際經濟與文化也很有勢頭。歷史的真實是，即令在這個南方化的現代化進程中，以大唐盛世、文宋強元（所謂黃禍的蒙古草原帝國的橫掃歐亞大陸）一直延續到大明及至清朝中葉，東方化的勢頭和影響力仍然蓋過南方化。而相形之下，那時的地中海和大西洋圈文明，在世界舞臺上依然可謂是野蠻之邦，蠻荒之地。據羅素的《西方的智慧》一書表明，近代西方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運動、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四大急流的共同沖擊下，才基本上完成了它的歷史性嬗變，開啟了西方文明的崛起與形成。這就是當下我們依然處于其中的西方化（西方文明主導）的現代化。

　　西方文明與西方現代化，無論是從哲學、科學、宗教、藝術，和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或者文化任何一個維度上看，都不但是屬于后起之秀，而且有著不俗的表現，甚至令人嫉妒（羨慕）的表現。其尤在技術、工程、產業，特別是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智能化等方面，更有卓爾不凡的表現。在短短一兩百年的時間里，從微觀世界、中觀世界，到宏觀世界、宇觀世界各個層級和方面，可以確切無疑地說，這個文明變更了人類社會文化的知識基礎、知識儲備、知識結構、知識體系、知識內容，以至于知識主體及其思維方式，亦即從世界觀到方法論，從心智到認識論，全面地提升了人類的認識水平與能力，干預和創造世界的方式和能力。但必須同時指出，這樣一種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文明成就，并不比之中國、西亞、印度、伊斯蘭、中東和阿茲特-瑪雅文明、南美土著文明或其它世界文明圈-帶曾經開創的包括神話、傳說、宗教、哲學、藝術、古典科學與技術，古典商貿與產業，更具有原創性并獲得了更大的成就。更為關鍵的是西方的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一切現代化的偉大歷史創造，都在豐厚的奠基和思想、精神等歷史資源上說，離不開偉大的東方遺產和人類古老文明遺產。

　　盡管西方文明系下的現代化成就斐然，然而，西方文明的本體論卻是基于弱肉強食的強權即真理，叢林法則的成王敗寇之強盜邏輯與國家主權這樣的政治哲學，工具理性的主人-奴仆（臣仆）思想體系——理性主義、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功利主義合成的現實主義、民族主義同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奇妙的組合（價值與精神取向的文明之怪胎）。馬克思的橫空出世，應該說，從大格局和根本上打破了西方文明上述的精神低階（文明低級水準）位勢。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直接和從根本上繼承的是康德的批判理性主義，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暗含的革命的辯證法和世界主義與歷史主義（當然統統被他們加以改造了），并把費爾巴哈和法國的機械唯物主義與一切空想社會主義，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加以系統化、有機化、科學化地處理，使其成為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的科學、系統、完備的強大的精神體系、理論建構和方法論-認識論原理與原則系統。

　　毛澤東青年時代所面對的世界背景，從中國國情和一切文明的集成性、社會化的思想資源，與知識社會學、國際傳播學和歷史境遇學的角度來看，應該包括下述這幾方面的基本內涵：

　?。?）上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是憑借著來自李大釗、陳獨秀等這些他的直接的良師益友及他們的文章，尤其是由同像蔡和森這樣的新民學會的志同道合的學友、戰友，而在理論上服膺和接受的。他不是未經比較，涉世不深和憑借一時頭腦發熱而一時性起，就貿然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是在先后經歷了他個人的唯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實業救國論（甚至于個人英雄主義，以及游俠-兵勇-秀才反叛）和教育救國、科技救國，或者說簡單的造反、變革，或者一般性反抗暴政和清除愚昧與落后，因此同時更是在不斷地追逐時代與世界新潮的反復比較和鑒別之后，才終于找到了一種一通百通，牽一發而動全身，從根本上滿足他之大本大源求知-認理精神訴求和知識獲得準則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持的。

　　不過，有了馬克思主義，有了列寧主義，有了俄國道路，并不自然而然地就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毛澤東用了畢生的精力與心血，同一切的形形色色的教條主義、機會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的，一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主義和思潮，進行了無情地毫不妥協的斗爭。網上有篇大作，深刻地指出這樣一點歷史事實：那就是當時中國諸多先進人士和社會名流都知曉調查研究的重要和其相應的方式方法，也都身體力行地進行調查研究，為什么卻只有毛澤東才找到了中國革命的道路？事實上，除了中國革命道路之外，毛澤東又在新中國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找到了中國建設的道路，更在晚年，以最大的勇氣和努力，試圖找到中國文化發展和徹底復興之路，找到中國革命與建設，文化禮樂教化如何防修反修，防止資本主義和一切封建愚昧和落后社會復辟倒退的道路，并在中國的外交和國際和平事業發展的大局勢中，為人類與世界人民，找到了一條當今時代的根本性的發展格局和應對危機的出路。

　　是毛澤東本人分別作出了三項指示。那么，他又為什么拒絕以三項指示為綱呢？他說“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已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他在文革中反復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力倡“抓革命促生產”，而這個時候又發出了“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號召，最后，在九大、十大社會政治大綱法則的理論性框架得以確立之后，把其全部的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真正的大藍圖，化作周恩來在全國四屆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出的“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成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設想比他在六十年代預計的中國超越美國大約要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趕上和超過世界最發達的美國），整整提前了將近半個世紀。當然，這里的現代化可以理解為基本發達態勢，尚達不到全面超越美國所有方面的水平。但應該注意到，毛周朱大藍圖中從來沒有簡單中性的富裕、溫飽、小康和窮與富的理念與設計，他們的擘畫從來是國家-民族與人民的富強和幸福-美好，而絕不可能是‘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的純粹富裕經的政策導向。當然他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也絕非是平等主義，一刀切和同步共同富裕的烏托邦。這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藍圖里的價值取向和操作手段體系，特別是國體-政體和經濟機制，尤其是其中的產權結構（含物權結構），成本結構，激勵結構和社會經濟生態是極為科學、偉大和宏偉的。

　　毛澤東的中國工業化、自動化、現代化夢想，是他一生的夢逐和追求。它是革命與建設之夢，從來和根本上都既不是空洞的空想的教條意義上的為革命而革命，為造反而造反，為改朝換代而改朝換代占夢。他壓根就不是什么山大王，更不是揭竿而起的草頭王，也自然不是頭腦簡單的農民起義領袖。他所要的甚至不是一個紅彤彤的新中國而是整個世界一片紅和人類盛世，亦即一個天下太平盛世的大統一的神州華夏與天下世界之文明共同體，是必然地絕對地讓所有的中國老百姓不單享有高度的政治民主與自由，而且擁有絕對真實的獲得感，物質利益實在好處或者說實實在在的物質豐裕與一切意義上的繁榮。

　　那么，他又為什么明確指出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呢？事實上，‘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劉少奇在八大后，經過毛主席反復指出八大文件所表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問題，在從反右到四清一系列社會真實的政治挑戰面前，大約在四清時期所明確提出來的。毛澤東在長沙養病時，同周恩來作了深夜長談，總理回京后作了完整的理論指示的傳達和相應的學習布置，而周恩來引用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信所明確指出的如下重大論斷：“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象海因岑這類不僅否認階級斗爭，甚至否認階級存在的無知的蠢才只不過證明：盡管他們發出一陣陣帶有血腥氣的和自以為十分人道的叫囂，他們還是認為資產階級賴以進行統治的社會條件是歷史的最后產物，是歷史的極限；他們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奴才。這些蠢才越不懂得資產階級制度本身的偉大和暫時存在的必然性，他們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嘔。“由馬克思的這個明確說法，才有了列寧后來更加確切指出的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同時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著名論斷。

　　江青對此的反應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她高度贊揚總理的理論水平很高。毛澤東對周恩來這時的作為是十分或完全滿意的。他在周恩來悼詞中專門加上了一個最字，稱恩來為自己最親密的戰友。他同毛遠新談話表明了他對建國后總理的貢獻作了極為高度的評價（“總理貢獻最大”）。毛周朱鐵三角在這個歷史時期，達到了政治上、精神上、理論與思想上等諸多方面高度的和諧統一，顯示出他們心心相印的戰友情誼和偉大共產主義者的領袖氣質和精神追求。而此前在中美關系趨好的時候，在72年以后的一段時期，他發現了總理的事務主義和軟弱退讓乃至調和主義的危險。于是才有了政治局的生活會。但這被正反向的后來影射史學和陰謀論乃至巫毒學錯誤和歪曲地加以解讀，造成了巨大的歷史誤會和歷史發展的莫大傷害。

　　對鄧小平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和整頓論，他最后作出了明確的否定，他的明確結論是，“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問社會主義還是帝國主義。他這個人歷來不抓階級斗爭。”其實這不準確，鄧在抓階級斗爭時，同少奇一樣，更為霹靂和極端，但問題是左右搖擺很厲害。呂彥夫的三大篇系統文章和諸多相關的著述，甚至就是各種年譜、傳記等都能證明這一論點。

　　毛澤東有關經濟基礎變動和社會主義政策導向與轉軌的大體思路的一個最為完整的評述是對張平化這樣說的：“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這是當時說的一大段談話。這個談話的理論含義、政局社情判斷，可謂是絕世高手之斷，千古大師之作。其中所包含的哲思與匠運，堪稱完美與經典。蘇聯解體，東歐翻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所有這一切為毛主席的這個神預測作了絕世的歷史印證和活靈活現的最逼真的歷史解讀和具體詮釋。

　　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條線索之外，還有諸多其它的思想資源、歷史傳承、集體表象、集體無意識等問題相互糾纏在一起：

　　首先到了五四運動時期，白話文運動和中國思想與理論界主流話語，早已形成了打倒孔家店的排山倒海之勢。這個認識絕非僅僅是針對孔孟之道，或儒家和新儒家的問題，而是關乎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古典精華，中國一切的歷史與傳承，中國人在近代西方化的現代化面前，從‘技不如人’，‘制不如人’到‘文（化）不如人’，‘（歷）史不如人’，從而中國是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與立國，還是像印度等一大批古老和現代國家那樣，死抱著誤識的所謂傳統與風俗不放，在沉淪中茍延殘喘？抑或還存在著其他種的判斷與可能？

　　其次再從自然科學、社會-人文科學、精神與心理看，尤其是不得不面對的基礎設施、工業化與產業集群、經濟物質基礎全面落后，而且甚至出現了徹底的缺位、完全的斷代這樣的根本瓶頸時，應不應該，要不要，又當如何進行系統性的全面性的徹底的引進？從洋務運動、北洋軍閥統治到蔣介石民國統治，中國雖然不乏像洪秀全、林則徐、張之洞、嚴復、鄭觀應、王韜等一批科學、經貿大戰略家，更有孫中山這樣的集領袖、戰略家和思想家與社會活動家于一身的大人物，但從實業到經貿，從政治到軍事，從科技到文化（包括科舉、教育和辦學），中國始終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框架下，時而趕超時髦，做做樣子，每每投機取巧，又總是各謀私利，甚至多半是為李鴻章似人物所把持，他們從中大肆漁利，做大做強個人與家族之軍隊和財富，而置國家、民族與百姓死活于不顧。

　　毛澤東治下，其所有的新政統帥人物，以人類史上空前絕后的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大戰略家、大實業家之氣魄與膽略，一方面，絕對信賴，充分放手，甚至是‘言聽計從’地把數以千萬計的當時海內外的大科學家、大學者，真正一流超一流的大家與大師，整體地吸引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上來，在短短的幾十年的時間里，完整、系統、全面地將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全面引進中國。與此同時，毛澤東又以大理論家與戰略家的洞見，強化了哲學、邏輯、歷史、考古、地質、土壤、氣象、勘探、醫學等各個前沿學科的演化和發展，和他心目中的硬科學-硬科技或者高科技的絕對優先、超常發展。當然，他仰仗像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華羅庚、竺可楨、周培源等等諸多一流大科學家，和周恩來、聶榮臻、錢三強、劉杰等行政科技統帥，全面規劃新中國的科技發展藍圖，做到了新中國的一切領域，包括像計算機、大規模集成電路、光刻機、反彈道導彈、核武器（包括核潛艇在內）等所有領域的直接的大躍進。

　　毛澤東根本不屑于什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類似似而非和不著邊際的說辭，他的真理觀、價值觀是絕對現代性的、超現代性的。與此同時他還徹底消除像蘇聯，甚至德國所出現的荒唐的什么馬克思主義遺傳學和德國物理學之類的偽科學。在他的眼里，科學就是科學，真理無國界，無國別，科學是真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中國落后就是落后，國民心志不開，充滿愚昧迷信，對此就是要老老實實地承認，對此不能有任何地遮掩和馬虎。對于真科學，硬科技，對于社會科學與人文藝術中的好的優良的，無論其來自于哪里，為什么人與國家所發現的，都要積極地、認真地，并且全面地、系統地學，甚至不惜直接模仿，他把這比作是臨帖書法，臨摹丹青。

　　新中國的科學大躍進，教育大躍進，工業大推進，社會大革命和大變革，哲學與歷史的大飛躍，是遠遠超出了人類史上包括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的俄羅斯，腓特烈大帝的普魯士或德國，拿破侖大帝的法國或歐洲大陸的改良或歐洲革命，日本的明治維新和舊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歷史大事變，也毫無疑問超過了俄國十月革命后的蘇聯偉大成功的歷史性經驗和發展。蘇聯，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雖有個別的高爾基等人物真心支持，但舊俄羅斯的舊有貴族和勢力，總體來說，對蘇聯革命體系建設是抵制的反對的，甚至同國際勢力一道，對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圍剿。而新中國的勝利，在其后的建設過程中，國家統一，民族團結，趕走了帝國主義列強，贏得了中國人民的自主與尊嚴，這樣的輝煌勝出和卓越建構贏得了一切中國人的由衷贊許和熱切投入。

　　新中國的科學大躍進，盡管其學術源頭卻要是在近代中國幾百年的時間里尋找，起碼是從徐光啟同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那個時候開啟，不斷地由成百成千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前赴后繼，將先進的西學引進來加以吸收消化，在此基礎之上逐步發展起來的。其中或許還包括了康熙當時聘請洋人為其數學和兵器教授，及其其他學科等事項與舉措基礎之上得來的。但新中國的科學技術與產業乃至工業化的大躍進和大推進，從知識系統、知識結構、思想內容與方式上看，卻是真正中國現代思想興起和思想轉型的最偉大而系統的堅實可靠之巨大整體性變革之結果。

　　在這個偉大的變革和大躍進的過程中，分別實現了：

　　第一把近現代最高階和強有力的思想和精神武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變為中國社會和人們的一種帶有世界觀、方法論和學識、真理和與學問的根本性的學理基礎和精神武器。由于這個思想學理體系的從自然到社會到人文到藝術的完備性、科學性、系統性、開放性（特別是其科學兼容性），由于其詮釋學、義理學、哲理學和歷史觀、實踐取向等特點，使得由此立基的意識形態和社會整合精神建構，在革命性、大眾性、科學性、人民性、先進性和發展性上獲得了以往幾千年中國歷史上，包括除唐虞（堯舜禹）之道以外的一切其他的如三代之治，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孔孟之道，秦漢禮樂（包括石渠閣會議、白虎通義所形成的官方經義），三國魏晉時代的玄學，隋唐佛學，宋元明清的理學，大青漢學-樸學-考據學等，都難以望其項背的思想體系和學說論道支撐。

　　其次，就近一千年，特別是近五百年以來，全世界的一般性的知識系統的學說體系而言，這次科學大躍進，是以全面地掃盲和科普，以及現代性的大規模的科班三級教育體系為基礎的。其全然不同于中國傳統的私塾養序，太學與國子監和其他科舉-貢舉甚至漢朝以降的察舉等學制教育和唐宋以來的書院教育體制。整個的教育體系、課程設置和科學研究方式方法，不再是以如何發掘和挑揀勝任維護既定社會的貴族制、世卿世祿制、皇權帝制的統治幫兇和士子們為目標，而是以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人、建設者為目的的。

　　如果說，漢朝的察舉、選舉，曹操的唯才是舉，隋唐以降到明朝的科舉、貢舉在全球是先進的文官武舉培養選拔的優良制度，這期間的中國的哲學科學是全球最為合理和領先的知識體系，那么，從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發表前后，相應的伽利略、哥白尼以降的全部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中國則除了像沈括的《夢溪筆談》、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項而外，中國的整個自然科學系統和體系，包括研究方法與手段，呈現出全面的陳舊、保守和落后。

　　面對如此的世界性的知識與學理思想上巨大的挑戰，新中國的領袖集團和整個興起的社會氛圍是以異乎尋常的冷靜、理智、向上和奮發，一掃近代百年的猶豫彷徨，一改那種畏首畏尾，左顧右盼，拈輕怕重，瞻前顧后，相反，是以罕見的大智慧、大手筆，加上超級生活低成本、超級國家動員力、國家統籌兼顧的全民大辦教育，全黨、全軍、全國大辦教育，并系統、規范和理性地展開了向自然科學進軍，和適當選擇性地社會科學的系統全面的引進與發展。

　　科學意識成為神圣的話語體系，科學戰勝了迷信，科學打破和糾正了一切的陳規陋習，成為移風易俗、改造社會和人們精神的強大的思想武器和工具。

　　毛澤東根本就沒有理睬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中國所謂學界的那場科玄大戰的無聊清談和紙上談兵式的論辯。他在推進新中國的科學化時，如同推進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化時一樣，義無反顧，徹底、堅決和干脆。

　　第三新中國哲學、科學的歷史性巨變，是同工業化、自動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同世界科技革命、教育革命、社會革命、軍事革命、信息革命和思想革命一同發展的。這種多域協合下的同頻共振效應，在一個古老文明的東方大國的發生，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沖擊力、示范效應和自然的正反饋馬太效應。

　　伴隨著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生命預期雙倍增的毛澤東階躍，新中國的這個科學大躍進、教育大解放、思想大革命，終于在新中國的另一個三-四十年，由人口與人力資源大紅利的超級釋放，而在經濟上獲得了財富和產業的巨大升值，實現了人類經濟史上的絕無僅有的偉大綻放。

　　在近代世界歷史上，像明治維新的日本和戰后黃金時代的日本，像近代俾斯麥一降的德國，像列寧-斯大林治下的蘇聯，都是教育和科學大躍進的典范，但所有這些國家的歷史機遇、經濟環境和約束條件，都要遠遠好于毛澤東時代的新中國。至于美國、英國、法國和所有的其他發達國家的近代科技與教育的供給條件，都統統要相對新中國的優越得不得了。

　　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所謂參與約束和激勵兼容委托-代理理論模型來說，像精英、資本方、優勢資源與信息方，沒有參與約束與激勵兼容這樣的優惠讓利、給定相當的好處條件，他們是不可能參與經濟社會游戲其中的。按照所有的西方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一般均衡、壟斷寡頭博弈模型，任何的工業組織、規制調節模型和理論，或者所謂的非民主、獨裁與專制的低效率理論與學說，新中國的科學大躍進，教育大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后，產生了一批人類史上鮮見的民族英雄，大的歷史人物和社會政治巨人或強人，他們不只是參與了歷史，也深深地影響了歷史，也改寫了歷史。不只是當時的三巨頭，后來的毛澤東影響之廣大和深遠，更應被視作“驚為天人”。這當然同毛澤東的主客觀條件相匹配。如果沒有古老文明五千年（上和下至少一萬年）的歷史輝煌，亦即上萬年的文化與精神，物質與歷史積累和沉淀，沒有中國這樣的同時兼有地理、氣候、物質、文化形態的異乎尋常的多樣性，自身就構成了一個‘小世界’，‘小宇宙’，又發展出了天下政治、天道人論、天下情懷，并同時構成地域領土上、人口規模與人力資源上、文化文明資本和世界發展空間上獨一無二的歷史稟賦和先決條件，那么，作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落后文明共同體的大人物，毛澤東也只能成為格瓦拉、胡志明、鐵托、金日成、李光耀、恩格魯馬、曼德拉、甘地等那樣的英雄人物，或者僅僅是像美國的羅斯福，蘇聯的斯大林那樣，成為世界舞臺上的大國領袖，左右世界的風云歷史人物，而不會成為集世界領袖、人類導師、新中國象征與國父，且同時是天下政治與人類文化的歷史永恒巨人。至于毛主席本人的天賦異稟，則逄先知、陳晉、李捷、沙健孫、梁柱、呂彥夫、王立華、司馬南、孔慶東、韓毓海、張勤德、李羚、江宇、范景剛、郭松民、丑牛、數學（網名）、張捷、李偉等等等等無數的體制內外的人士，更不必說難以計數的天下中外各界人士，都提供了無數的范例。這一點連他的敵人都不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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