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列寧提出的“兩種民族文化”理論不僅是解決俄國民族問題的指導思想，而且對俄國資產階級文化遺產進入無產階級文化有著重要意義。列寧認為每種民族文化中都具有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兩種形態，他提倡將俄國古代資產階級優秀文化過渡到無產階級文化中，反對無產階級文化派全盤否定資產階級文化，要求保護俄國文化遺產，并從文化遺產中吸取經驗，創造無產階級新文化。列寧主張不以創造者的階級身份來劃分人類的文化財富和文化遺產，使俄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也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財富，更是推動了俄國古代優秀的文學遺產在無產階級文化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兩種民族文化”理論給予了資產階級文化向無產階級文化過渡的空間，為人民創造了無產階級文化發展的條件。

　　關鍵詞：兩種民族文化；無產階級；文化；文學

　　十月革命前，俄國工人階級因受資本主義壓迫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社會矛盾日益加深，無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的斗爭也隨著革命的斗爭愈演愈烈。資產階級文化已經在俄國根深蒂固，布爾什維克要從頭建立無產階級文化談何容易。列寧提出“兩種民族文化”理論，即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資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兩種成分存在。雖然“兩種民族文化”的提出始于列寧對崩得1分子“民族文化自治”的駁斥，但其背后引申出更廣闊的意義，即列寧沒有回避俄羅斯民族自古以來的資產階級文化歷史，也對除俄羅斯族之外的民族提出了文化自主性路徑——“民族自決權”，提出民族與民族之間應以無產階級為核心形成文化戰線。但實際情況是，當時俄國識字率低、各民族語言不統一、階級思想固化、民粹主義盛行等都是阻礙無產階級文化建設的因素，列寧的“兩種民族文化”理論在化解這些阻礙方面都有積極作用。

　　01

　　“兩種民族文化”在俄國的歷史源流

　　列寧在對文化的理解上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作為一個實際指導社會主義文化實踐的人，他真正把無產階級文化理論轉化成意識形態工作的斗爭經驗。正如《蘇聯史》中所述：“俄羅斯民族文化領域的保守和民主潮流并不能和諧共處，它們之間存在著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這種斗爭表現在文化的各個領域，特別是在文學領域。”21900年后，列寧關于“民族文化”的論述越來越頻繁，但“民族文化”在不同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首先代表“民族文化”的原始概念，第二代表大俄羅斯文化，第三代表除俄羅斯族外的民族文化。

　　列寧出生的時代是俄羅斯文化史上最繁榮的時代之一。19世紀的俄羅斯文化一方面受到法國、德國、英國等西歐文化的影響，資產階級文化在俄國尤為興盛；另一方面，覺醒早的知識分子開始反專制政權，埋下了革命文化的種子，走向了民主主義的道路。民主主義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從18世紀就開始進入“隱形斗爭”階段，普列漢諾夫曾寫道：“在18世紀后半期，在俄國優秀人物中間，隨地都可看到一些悲劇性的人物，他們認為他們的處境幾乎是或完全是絕望的。毫無疑問，當時這樣的人要比同一世紀的前半期多得多。”3而19世紀馬克思主義傳到俄國，民主主義文化轉變成為社會主義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之間的斗爭逐步加劇。

　　在俄國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型初期，文化轉型也隨之而來，俄國的“民族傳統文化”源于兩種形態——以宗教文化、貴族文化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文化和以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文化為代表的勞苦大眾人民文化——即社會主義文化的前身。這兩種文化構成了當時文化的基礎框架，列寧對兩種民族文化有著清晰的判斷：

　　我們要告訴一切民族的社會黨人：每一個現代民族中，都有兩個民族。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一種是普利什凱維奇、古契柯夫和司徒盧威之流的大俄羅斯文化，但是還有一種是以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漢諾夫的名字為代表的大俄羅斯文化。烏克蘭同德國、法國、英國和猶太人等等一樣，也有這樣兩種文化。4

　　這說明在19世紀的大俄羅斯文化中，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已經走向了對立。19世紀上半葉，俄羅斯文化精英加入民主主義的陣營，別林斯基、拉吉舍夫、赫爾岑、十二月黨人、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列漢諾夫等引領著民主主義革命思想，影響了大批具有覺醒意識的貴族和知識分子，他們用革命意識和唯物主義觀指導或參與反農奴制的斗爭。這個時期的革命文化傳統在蘇聯時期被繼承下來，構成后來蘇聯無產階級文化的基礎。而普利什凱維奇、古契柯夫和司徒盧威這種保守派和資產階級也在同一個大俄羅斯文化中。“在農奴制瓦解、岌岌可危的時期，在新資本主義關系深度成熟的時期，俄國民族文化從內部分化，一方面表現在沙皇培養和支持的貴族主導的保守趨勢中，另一方面表現在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和革命民主主義者滋養和啟發下的先進革命思想以及人民利益的民主趨勢中。”5“文化民主趨勢”與“文化保守趨勢”的對峙代表著兩個階級的斗爭在對立了一個多世紀后并沒有停息，反而愈演愈烈。正如列寧所說：“我們看到沙皇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蹂躪、壓迫和侮辱我們美好的祖國感到無比痛心。而使我們感到自豪的是，這些暴行在我們中間，在大俄羅斯人中間引起了反抗；在這些人中間產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黨人、70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大俄羅斯工人階級在1905年創立了一個強大的群眾性的革命政黨；同時，大俄羅斯農夫開始成為民主主義者，開始打倒神父和地主。”6

　　列寧深諳俄國兩種不能調和的文化形態特征，但他認為這并不是俄羅斯這一種民族文化特有的內部形態，而是每種民族文化的普遍特征，他寫道：

　　每個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即使是不發達的文化成分，因為每個民族都有被剝削勞動群眾，他們的生活條件必然會產生民主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大多數還是黑幫的和教權派的），而且這不僅表現為一些“成分”，而表現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因此，籠統說的“民族文化”就是地主、神父、資產階級的文化。7

　　列寧從青年時期就開始閱讀車爾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革命民主主義作家的作品，對俄羅斯文化中的民主主義成分十分了解，但同時他對資本主義時期的文學也非常熟悉。列寧強調在俄國古代占統治地位的是資產階級文化，而社會主義革命是否意味著要全盤否定俄國資本主義時期的文化呢？首先，列寧對資本主義文化持絕對的批判態度，他在《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中無情地批判了資產階級文化和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文化鼓吹者：“資產階級的作家、畫家和女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8他強調，揭露資本主義文化的偽善是為了支持自由的、公開的同無產階級相聯系的寫作，以及反對偽裝成自由的、但事實是同資產階級相聯系的寫作。而一些維護資產階級“批評自由”的人，則是黨內轉向無產階級不徹底的人，他提出“我們將消化這些不徹底的人”。其次，列寧雖然反對資產階級文化，但并沒有否定俄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他認為這些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是世界的文化遺產。俄國在資本主義時期有農民階級、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文化，也有貴族階級、教權階級的文化。如果全盤否定資產階級文化，那么相當于是對整個民族文化的否定。對俄國古代文化的態度，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有所表述：

　　應當明確地認識到，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條條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還會通往無產階級文化，正如馬克思改造過的政治經濟學向我們指明人類社會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過渡到階級斗爭，過渡到開始無產階級革命。9

　　列寧一方面批判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文化鼓吹者，另一方面倡導無產階級文化建設者對所有人類發展過程中創造的優秀文化加以改造、轉化，為無產階級文化建設做準備。他認為，需要辯證看待“兩種民族文化”中資本主義的部分，“兩種民族文化”包含著整個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無產階級文化不能排斥人類文化發展的規律，要對資本主義時期地主官僚文化壓迫下的文化加以重視，把人類優秀的文化成果融入無產階級文化中。列寧在《論無產階級文化》中強調：“馬克思主義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贏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是因為它并沒有拋棄資產階級時代最寶貴的成就，相反卻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10

　　列寧重視俄國古代豐富的文化遺產，在社會主義時期，古代文化遺產中蘊含的文化價值觀需要用無產階級文化標準來重新定義。對古代文化遺產的繼承不代表繼續創造資產階級文化，列寧對一些意識形態模糊的知識分子進行批判，痛斥他們優柔寡斷的一面，但也對他們抱以和資產階級文化自覺了斷的期望，為無產階級文化建設鋪平道路。列寧強調需要對資本主義文化加以認識，并不代表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可以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共同發展，列寧的無產階級文化建設不僅包括加強無產階級文化意識形態、提高黨內隊伍的文化素質、培養無產階級文藝人才隊伍，更重要的是批駁資本主義文化的錯誤思潮。這是因為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初級階段，資本主義文化的殘余在文化的各個領域仍有顯現。

　　列寧一方面要求吸納資產階級優秀文化，一方面要求建立無產階級新文化，他對無產階級文化建設中的極左和唯心主義觀念都持批判態度。1922年9月27日的《真理報》刊登了由蘇聯文藝評論家В. Ф.普列特涅夫撰寫的《論意識形態戰線》，普列特涅夫在文章中表達了階級心理是由無產階級藝術家塑造，將無產階級生活看作是一種無產階級文化組織原則的觀點。在文化和藝術方面的觀點上，普列特涅夫受到A.波格丹諾夫的強烈影響，波格丹諾夫認為，藝術的主要功能是充當階級意識的工具，他從心理范式上理解文化，認為文化源于人的組織行為經驗。波格丹諾夫和普列特涅夫的觀點都屬于唯心主義范疇，列寧曾評價波格丹諾夫是“打著無產階級文化的幌子，追求資產階級反動的觀點”11。所以列寧對普列特涅夫對無產階級文化持有的模糊觀點大為惱火。

　　蘇聯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員、文藝理論家盧那察爾斯基曾回憶到，在列寧桌上的《真理報》上，這篇《論意識形態戰線》涂滿了勾畫記號并做了筆記。1922年10月24日一篇名為《論無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協會》12的文章出現在《真理報》上，作者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宣傳部副部長Я.雅科夫列夫，這篇文章其實是雅科夫列夫根據列寧那份《真理報》的筆記寫成的13，表達的觀點也是列寧的觀點：

　　如果我們愿意通過普列特涅夫所指出的“無產階級文化”的具體表現來判斷“文化”，那么文化就必須被簡化為科學、戲劇和藝術和其實質元素。進一步說：“在普列特涅夫那里，無產階級文化就像一種化學試劑，可以在一群選定之人的幫助下，從無產階級的蒸餾過程中獲得。新的無產階級文化元素從其無產階級工作室出來，就像古代女神曾經從大海的泡沫中出來一樣。”14

　　列寧并不是批判普列特涅夫個人，而是批判那些對無產階級文化與資產階級文化的意識形態斗爭認識不清，對艱苦的無產階級文化實踐抱以天真想法、持有模糊觀念的文化工作者。雅科夫列夫還進一步闡述了列寧的觀點：

　　我們生活在一個斗爭的時代，當然有必要將藝術視為一種主要社會力量。它有被稱為無產階級的自由，我們有權在這方面提出至少比對小劇院更大的需求。我們希望在無產階級戲劇中看到對我們革命藝術的認同、革命的活力和熱情的元素，看到團結勞動人民的決心和戰斗準備的元素，在工人觀眾和其階級成員之間創造一種聯系，最后，其實是把鮮活的群眾推到舞臺上。我們不支持“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因此，我們有權將我們的“無產階級藝術”標準應用于無產階級劇院。15

　　列寧給予了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在藝術領域（音樂、戲劇、造型藝術、文學）方面的工作自治權，但他強調“在對明顯的資產階級傾向作斗爭方面保持領導作用”16。列寧在給布哈林的信中，把普列特涅夫的文章定性為“偽造歷史唯物主義！玩弄歷史唯物主義！”17列寧對一切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實踐是絕不容忍的，他反對用極端、教條、唯心的方式來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所以要嚴厲糾正普列特涅夫的錯誤。

　　列寧的觀點不僅通過雅科夫列夫進行表達，早在1922年10月8日的《真理報》上便登出了列寧夫人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的一篇文章《論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和無產階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列寧的觀點，她在文章中強調了四點：（一）無產階級藝術工作者應該從資產階級藝術中認清該汲取和該舍棄的部分，需要理解資產階級這種沒落時期的藝術的最新形式，去譴責資本主義藝術這種內容空虛、人為造作、弄虛作假、大肆宣揚的藝術形式，應對現代資產階級藝術進行批判；（二）一件藝術品是無產階級的，不是因為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的，而是因為它充滿了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三）不能人為地去創造無產階級藝術，只能為創造無產階級藝術創造條件、掃清道路；（四）無產階級盡最大可能對社會上的所有階層加強自己的影響，應該和一切無產階級以外的文化劃分界限，建立起純潔無瑕、不摻雜任何非無產階級因素的無產階級文化。18這篇文章完全體現了列寧的主要觀點：吸收人類藝術在資產階級階段的優秀文化遺產，舍棄和批判資產階級文化虛無主義的部分；無產階級文化工作者創造的藝術品需要展現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不能強制創造無產階級文化，而是為創造無產階級文化提供條件；無產階級文化隊伍中還有資產階級的影子，堅守無產階級文化的意識形態底線是不可動搖的前提。

　　列寧的“兩種民族文化”理論在無產階級建設中起到重要作用。用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去建立新文化，但同時把俄國之前在資產階級階段發展出的優秀文化轉入無產階級文化，因為文化的創造者有階級，但資產階級的創造者創造了很多展現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作品，這些文化不是階級的遺產，而是全人類的遺產。列寧強調：“必須取得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全部文化，用它來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取得全部科學、技術、知識和藝術。沒有這些，我們就不能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生活。而這些科學、技術、藝術卻在專家們的手中，在他們的頭腦里。”19列寧反對極左主義在無產階級文化中的激進態度，證明了列寧的“兩種民族文化”不僅是對俄國各民族的文化政策，更是資產階級文化向無產階級文化過渡的合理規劃。事實證明，列寧“兩種民族文化”理論是辯證唯物主義的，為資產階級文化向無產階級過渡提供了條件。

　　02

　　“兩種民族文化”背后的難題

　　列寧提出“兩種民族文化”理論的初衷是為了對崩得成員弗·李普曼的“民族文化”理論進行駁斥。列寧從革命初期便開始關注民族問題，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1894）、《我們拒絕什么遺產》（1897）、《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1903）等文章中都展現出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綱領解決“民族問題”的決心。他在《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中提出：“我們應當永遠無條件地努力使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最緊密地聯合起來。”20他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不是促進民族自決，而是促進每個民族中的無產階級自決。這種解決民族問題的基礎決定了他對“民族文化”的態度。十月革命前后，資產階級文化在俄國通過“民族文化”進行隱秘發展，涉及的范疇包括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沙文主義等，資產階級文化容易占領的地域主要在大俄羅斯族外的民族區域以及他們的文化、語言、教育等領域。

　　崩得向布爾什維克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他們的立場在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是從各個民族具體的“民族文化”發展而來，不應該以“非民族文化”（指階級）為根基，各民族的工人階級只有通過民族文化才能認識民主主義和全世界工人運動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工人階級應該積極主動關心自己所屬的“民族文化”的發展并參與其中，甚至把“民族文化自治”上升到民族主義的階段。但布爾什維克堅決反對“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提出“民族文化自決”的方案。列寧尖銳地指出李普曼發展“民族文化”言論背后的“野心”，即“反對揭露和闡明階級鴻溝，把階級鴻溝掩蓋起來，使讀者看不清楚。實際上，崩得分子和資產者的表現一樣，因為資產者的整個利益要求散布對超階級的民族文化的信仰”21。

　　列寧反對崩得“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是因為俄國擁有復雜的民族歷史，雖然列寧強調“大俄羅斯文化”有兩種來源，但“大俄羅斯文化”的締造者除了俄羅斯族的人民，還有一百多個民族的人民。1914年，大俄羅斯族以外的民族人口占到俄國總人口的57%，他們多數生活在俄國邊疆地區，有些相同民族的人生活在地理不通的兩個邊境地區，而且因邊疆地區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程度不一，文化水平也參差不齊，中部地區的文化水平往往高于邊疆地區。所以列寧在論述“兩種民族文化”時指出——“每個民族也都有資產階級的文化”，他既是面對世界各個民族而言，更是面對大俄羅斯之外諸多民族而言。各民族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而這種文化發展過程是大俄羅斯文化和其各自民族文化的“合流”。俄國邊疆地區民族受資產階級文化影響更深入，這意味著無產階級文化建設的難度更大，即使無產階級文化的建設者以大俄羅斯族為主，總人口占優勢的邊疆群居民族還可能繼續維持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文化來對抗無產階級文化。列寧對民族內部資產階級的腐蝕性有深刻認識：“尤其危險的是，資產階級的（以及資產階級-農奴主的）趨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號作掩護的。黑幫和教權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資產者，都在大俄羅斯的、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動骯臟的勾當。”22

　　列寧對李普曼“民族文化自治”的否定揭開了崩得倡導“民族文化”背后的目的——以發展“民族文化”作為幌子，企圖消滅“民族文化”中的無產階級屬性，反而讓資產階級的“民族文化”得到宣揚。列寧提出的“兩種民族文化”正是對李普曼試圖用沙俄時期的資產階級“民族文化”來麻痹工人階級的一種揭露，正是因為列寧對整個民族局勢與文化意識形態的清晰認識，他才對崩得分子“民族文化”言論背后的隱患更為重視。列寧甚至提出，擁護“民族文化”口號的人是不能進入馬克思主義者革命隊伍的：“誰擁護民族文化的口號，誰就只能與民族主義市儈為伍，而不能與馬克思主義者為伍。”23

　　提出解決“民族問題”的還有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奧·鮑威爾和卡·倫納，他們制定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解決問題的綱領；孟什維克取消派也提出過“民族文化自治”的要求，但都被列寧駁回了，列寧對此進行了激烈批判。因為“民族文化自治”涉及文化、語言、教育等各個領域，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俄國學校處在教權主義和資產階級雙方的影響之下，學校離不開經濟、政治生活，不可能把學校教育從經濟、政治生活中剝離出來單獨發展，“民族文化自治”相當于用“學校教育”來滋養教權主義和資本主義。崩得分子的“民族文化自治”要求還涉及“以民族劃線分割教育事業，即分民族辦教育事業”，24列寧指出，把教育從經濟、政治領域分出來辦“這是一種荒謬的空想”25。列寧還以20世紀初的美國為例來駁斥“分民族辦教育事業”的弊端，以自由傳統為主導的北方各州和奴隸占有制傳統為主的南方各州實施了不同的教育制度，南方各州經濟上壓制黑人、文化上歧視黑人，在教育上設有專門的“黑人學校”，而北方各州則是黑人、白人共同在一個課堂上課。如果按照崩得分子的要求在教育上進行“民族文化自治”，那么教權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也必然進入課堂，這種情況無疑對爭取民族平等、消滅民族差別是不利的。列寧認為，“民族文化自治”是“圈地為牢”，因為但凡要維護某一種民族文化就要損害另外一種民族文化，“各民族之間卻‘確定地’要發生一種‘民族文化’反對另一種‘民族文化’的永無休止的糾紛”26，而無產階級事業則是為了解決和消滅這些民族糾紛的。

　　無產階級文化建設的另一大難題是文盲問題，這是資產階級遺留下來的問題。列寧說：“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是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說來，都是異常困難的。”27列寧把文盲看作社會主義的敵人，文盲是阻礙一切政治、經濟政策實施的因素，所以列寧倡導無產階級一定要提高文化水平，這樣才能創造與建設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列寧所謂“我們是文盲”并不是對古代俄羅斯文化遺產的否定，而是基于蘇聯當時的實際文化水平而言。1897年全俄第一次人口普查，全民識字率僅有24%（9歲以上人群），男性識字率為35.8%，女性識字率僅為12.4%。28普遍落后于歐洲國家的超低識字率讓列寧疾呼“文盲是處在政治之外的”，所以列寧把“消滅文盲”當作文化建設的重要一環。1917年，盧那察爾斯基首先響應這一政策而提出：“在一個文盲和無知盛行的國家，任何在教育領域的真正民主力量都應該把和這種黑暗做斗爭定為目標。”29同年12月，蘇聯成立了一個專門致力于掃盲的部門，由娜杰日達·克魯普斯卡婭領導。所以“掃盲”是列寧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建設最基礎的工作，他表示：“不做到人人識字，沒有足夠的見識，沒有充分教會居民讀書看報，沒有做到這一點的物質基礎……我們就達不到自己的目的。”30

　　“語言文化”在無產階級文化形成過程中也非常重要。列寧曾提到過有些民族“反對非俄羅斯民族俄羅斯化”，不愿意使用俄語。在列寧看來，“經濟流轉的需要本身自然會確定一個國家的哪種語言使用起來對多數人的貿易往來有好處”31。列寧基于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建設的現實，認為在這一階段，讓各民族保留其民族語言更有利于無產階級文化的迅速傳播。“列寧的語言多元化思想用兩種基本原則進行了具體而實際地表達：政治原則，即‘不設立強制性的國家語言’；文化和教育原則，即‘全部用當地的語言’教學。”32直至20世紀30年代初，斯大林都保持著列寧對各民族語言的政策。“斯大林那時考慮到各個聯盟人民語言發展是文化革命不可或缺的條件：‘千百萬人只有用他們的民族語言才能在文化、政治和經濟發展方面獲得成功。’”33在當時，這樣更有利于無產階級文化在各民族中迅速發展，也有利于各民族繼承資產階級“民族文化”中的優秀文化，正如列寧強調的：“大俄羅斯無產階級這一由資本主義造就的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的社會主義作用將更加巨大。”34直到1938年，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頒布《關于在蘇聯民族自治共和國和地區學校強制學習俄語的決議》，蘇共黨內漫長的論戰終于在俄語確立為教育標準語言中結束。這與斯大林對資產階級文化與無產階級文化的認識有關，他認為資產階級文化與無產階級文化是完全沒有共存空間的，他說：“在資本主義的最初階段，還可以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共同性’。然而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和階級斗爭的尖銳化，這種‘共同性’開始消失了。在同一民族的雇主和工人再不能互相了解的時候，根本就談不到民族的‘文化共同性’。”35

　　影響無產階級“民族文化”的因素還有民粹主義，民粹主義是在19世紀中后期形成的俄國民族激進主義力量，因尼古拉一世的高壓統治，知識分子率先掀起了一陣反對專制壓迫、同情農民、鼓勵革命的民粹主義風潮，這種風潮也屬于民主主義的一部分。民粹派主張以公社的形式分散社會、采用合作所有制和合作勞動、爭取民族獨立、婦女平等等。民粹主義可以定義為：“對普通民眾的獻身（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但同時鼓勵他們參與革命），反對資本主義，相信俄國因為農民公社的力量而擁有特殊的歷史機會來擺脫資本主義的邪惡，并且堅信社會革命比政治變革更為重要。”36民粹主義里包含著民主主義的先進成分，為何它也是影響無產階級文化建設的因素呢？

　　列寧把“民粹主義”看作“兩種烏托邦”之一，他指的“兩種烏托邦”是自由派和民粹派，自由派支持不采用任何方式、不得罪任何人獲得民主的勝利，民粹派期望用公平的分土地的方式來消除資本的權力與統治，列寧把這兩種烏托邦稱之為“軟弱性的產物”37。他批判民粹派是處于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小業主心態，幻想不通過階級斗爭消滅雇傭奴隸制，當遇到經濟、政治問題時，民粹派的危害性不亞于自由派。但列寧也看到民粹派的優勢和特殊的歷史作用，即民粹派試探了人民群眾對革命的態度與情緒，重新分配土地的幻想讓人口占大多數的俄國農民情緒高漲，民主主義的意愿急劇上升，民粹派的力量成為革命準備工作的試金石。所以列寧評價民粹派的民主主義“在經濟學的形式上是錯誤的，而在歷史上卻是正確的”，“作為農民群眾的特殊的、有歷史局限性的民主主義斗爭的表現，卻是正確的，因為這種斗爭是資產階級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時是這一改革獲得全勝的條件”。38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列寧對民粹派作家赫爾岑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有著積極的看法。在《紀念赫爾岑》一文中，列寧這樣評價赫爾岑：在知識分子還沉迷于黑格爾的19世紀40年代，赫爾岑就已經在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中蘇醒，十二月黨人同時喚醒了赫爾岑，他投身革命，目睹了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和付出的巨大代價。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這樣描述1848年歐洲革命的場景：“6月26日晚上，《國民報》戰勝巴黎以后，我們聽到，每隔不多時間便會響起一排槍聲……我們面面相覷，大家臉上沒有一點血色……‘這是在槍斃俘虜。’我們異口同聲地說，互相避開了眼睛。我把額頭貼在窗玻璃上。為了這些時刻，人們可以憎恨十年，一輩子忘不了報仇。誰寬恕這幾分鐘，誰便應該受到詛咒。”39赫爾岑回憶起那段經歷，表示已經對革命失去了信心，他寫道：“一半的希望，一半的信仰都給埋葬了，否定和絕望的思想在人們頭腦中蠢動，生根。不可能想象，經過這么一場慘禍之后，受到現代懷疑精神深刻熏陶的我們的心靈，還剩下多少沒受到這場浩劫的摧殘。”40列寧認為1848年的歐洲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和未成熟的無產階級的善良愿望，革命沒有成功是時機問題，而不是革命本質問題，赫爾岑對革命抱以幻想又破滅，是因為赫爾岑發揮了民粹派的屬性——“烏托邦”與“懷疑論”共存。當然，正如列寧高度評價民粹派探究人民大眾的革命愿望一樣，他號召無產階級以赫爾岑為榜樣，對人民進行革命的宣傳。列寧寫道：“他進行斗爭是為了使人民戰勝沙皇制度，而不是為了使自由派資產階級去勾結地主沙皇。他舉起了革命的旗幟。”41列寧清晰地揭示了這位民粹派作家痛苦、曲折的思想道路及其在俄國革命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這也反過來顯示了列寧在對待民粹主義問題上充滿辯證精神的智慧。

　　03

　　文學遺產的過渡與傳承

　　十月革命后，列寧面對的是無產階級文化的全面建設與推進。“無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曾在俄國革命期間共存的形式也發生了改變，但這種改變并不代表把資產階級的全部文化都清除出去。

　　在無產階級文化建設方面，列寧尤其強調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設。從俄國革命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列寧重點探討了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農民問題、民族問題，唯獨對文化問題討論得最少。在十月革命前，列寧探討文化問題較少不是他不重視文化，而是因為他把文化建設看作是社會主義建設最終的一環，也是最關鍵的一環。他在1923年的《論合作社》中寫道：“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42列寧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才開始對文化事業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因為他知道比起政治、經濟建設等，文化建設遠比前者要花費更多的精力與時間，成效來得要慢。

　　工人階級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是一切文化建設的前提。列寧認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也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必要前提，列寧駁斥一些機會主義者的觀點，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先達到一定文化水平再奪取政權，而列寧認為奪取政權是第一步，當工人階級成為國家合法的領導階級再談加強文化建設也不遲。據高爾基回憶，1911年他曾在巴黎和列寧會面，向列寧提出了一個文化建議，高爾基曾計劃寫一些西方文學史、俄羅斯文學以及文化史方面的書，用于工人自修和豐富宣傳資料。但這一計劃遭到列寧的否定，列寧指出，首先當時有檢查制度的存在，組織出版會有困難；其次大多數同志忙于實際工作，沒有時間寫作；最后除了知識分子外，沒有人能啃大部頭的書，而走向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是不能用幾本書讓他們回頭的。所以列寧向高爾基提出，革命前的文化傳播途徑最好是印刷小冊子、報紙，向群眾散發傳單，但這些舉措因檢查制度、運輸等問題也不可行。所以列寧最終勸高爾基：“等到時機好轉，我們再來談出版社吧。”43這充分說明列寧重視文化，而且非常注重文化建設的時機，十月革命的勝利為無產階級文化的迅速傳播創造了必要條件，列寧不斷呼吁蘇聯人民提高文化水平，發展新的社會主義文化。他認為，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向勞動人民全面介紹過去所有的文化成就，并形成蘇聯新的社會主義文化。他不斷向蘇聯人民指出文化建設領域的任務，這些任務是由蘇聯國民經濟要求決定的。

　　在建設無產階級文化過程中，列寧還是會遇到“兩種民族文化”矛盾性，而這種矛盾性恰恰存在于俄國最偉大的作家——列夫·托爾斯泰身上。列寧把作家作品對人類文化貢獻的價值標準當作作家能否為無產階級文化服務的條件，在此方面，列寧對列夫·托爾斯泰的態度就可以說明，列寧對擁有資產階級身份的作家持積極辯證的態度。

　　首先，列寧對列夫·托爾斯泰的認可是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的，他認為列夫·托爾斯泰“在世界文學中占了一個第一流的位子”44，列夫·托爾斯泰的偉大之處在于為全人類藝術發展向前跨進一步，其作品談的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為人去建立自己的生活條件發揮了積極作用。其次，列寧從階級的角度來評價列夫·托爾斯泰，列寧倡導：“為了使他的偉大作品真正為全體人民所共有，必須進行斗爭。”45列寧高度贊揚列夫·托爾斯泰批判了農民資產階級，但又指出他身上具有不抵抗不革命的軟弱性，列寧在《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中分析了列夫·托爾斯泰游蕩于“兩種民族文化”之間的特征：既是創作世界一流文學的藝術家，又是篤信基督教的地主；既敢對社會上的謊言提出抗議，又是一個不夠堅定的軟弱知識分子；既揭露資本主義的險惡，又一味吹噓不以暴力抗惡；既能看清和表現現實主義，又鼓吹宗教和神秘主義。列夫·托爾斯泰的這些矛盾特征恰恰證明了“兩種民族文化”不僅體現在同一時期的民族中，還可能體現在同一位作家，甚至同一部作品中，列寧對列夫·托爾斯泰所表現出的矛盾表示理解：“托爾斯泰的觀點和學說中的矛盾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十九世紀最后三十幾年俄國實際生活所處的矛盾條件的表現。”46他把列夫·托爾斯泰的矛盾性看作整個俄國革命體現的矛盾性，列夫·托爾斯泰的“鏡子”照出了俄國革命狀態，這種矛盾反映出俄國革命時期各個階級的矛盾心理。

　　列夫·托爾斯泰的“矛盾”位置并沒有讓列寧放棄將他納入無產階級學習的對象，列夫·托爾斯泰對資產階級文化有比較復雜的看法，他的作品中充滿了對宗教的闡釋，但同時他又因為揭露教會的霸權曾被教會開除過教籍。東正教文化在俄國發展了近千年，已演變成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因，列夫·托爾斯泰在作品中宣揚東正教文化，但卻對資產階級制度下的教會教權心生不滿，這也是他對宗教的復雜態度。列夫·托爾斯泰對自由派的思想持痛斥的態度，認為自由派空洞而虛偽，他們高呼“文明人類的呼聲”等口號，卻未訴諸行動。但自由派反過來為之，他們維護列夫·托爾斯泰，稱他為“偉大的良心”，但沒能改變列夫·托爾斯泰對他們批判的態度。列寧因此對列夫·托爾斯泰做出了高度評價：“這是因為托爾斯泰無畏地、公開地、尖銳無情地提出我們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和最難解決的問題，而給予我國自由派（以及自由主義民粹派）政論中的千篇一律的空話、陳腐的謬論以及閃爍其詞的‘文明的’謊言以迎頭痛擊。”47

　　列寧對列夫·托爾斯泰的成就持兩種態度，正如他對待“民族文化”二元論一樣，他既為俄羅斯民族擁有列夫·托爾斯泰這樣的優秀文化創造者而感到自豪，但又對他作品中充滿了宗教的身影而感到遺憾；他既為列夫·托爾斯泰對農民資產階級描述的現實性而嘆為觀止，又為他政治上的天真和冷漠而感到失望；他既對列夫·托爾斯泰傳遞給工人階級的信念、理想、力量充滿敬意，又對他“不以暴力抗惡”的看法充滿憤怒。列寧把“兩種民族文化”的思想轉嫁到列夫·托爾斯泰身上，他主張俄國人民要善于發現列夫·托爾斯泰身上無產階級的部分，向他學習如何追求美好生活，了解他批判教會、土地私有制等資產階級文化的原因；同時列寧又號召俄國人民分析托爾斯泰學說的弱點，了解他不能把革命進行到底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把列夫·托爾斯泰的藝術當作俄國民族藝術遺產繼承下來，把他的藝術不假思索地寫進無產階級文化中去。列寧說道：“托爾斯泰去世了，革命前的俄國也成了過去，——它的弱點和無力曾經被這位天才藝術家表現在他的哲學里和描繪在他的作品里。但是在他的遺產里，卻有著沒有成為過去而是屬于未來的東西。俄國無產階級要接受這份遺產，要研究這份遺產。”48列寧明確表示，托爾斯泰的藝術是俄國民族文學的遺產，俄國無產階級要將這份遺產保留下來并傳遞下去，列夫·托爾斯泰對資產階級的批判和對人性啟迪的普遍意義是他的作品被列寧重視的原因，盧那察爾斯基曾寫道：

　　這就是為什么托爾斯泰作為一個藝術家是具有普遍價值的，當然，他作為一個藝術家還具有階級主義的特征，即他是一個拒絕那個時代整個資產階級文化（幾乎是整個文化）的男爵，并將他高貴的抗議隱藏在農民真理的背后。盡管如此，在這種階級外殼下，托爾斯泰描繪了如此豐富而深刻的畫面，以至于列寧毫不猶豫地宣布托爾斯泰的作品對所有人的重要性，即便是在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下。49

　　列寧把托爾斯泰小說作為文學遺產放入無產階級文化中還有著發揚民族文化方面的特殊意義。18世紀時，法國的啟蒙主義對俄國產生了重要影響，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不僅是法國啟蒙主義的追隨者，還不遺余力地將啟蒙主義引入俄國，俄國貴族形成了用法語書寫和交談的潮流；到19世紀初，德國古典哲學開始在俄國盛行，俄國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投入到研讀康德、黑格爾的隊伍中，直到馬克思主義出現，俄國知識分子開始對馬克思主義產生興趣，但無論如何，18—19世紀的俄國在文化方面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歐洲文化追隨者。唯有19世紀開始的俄國文學作品讓俄國文化屹立于歐洲文化之林，普希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萊蒙托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訶夫等，如果列舉俄羅斯民族創造出的對世界最有價值的文化，19世紀的文學藝術一定在此范疇之內。列寧深知19世紀俄國文學對民族文化的價值，如果無產階級文化建設割裂了19世紀俄國文學，就等于否定了俄羅斯民族文化對全人類作出的貢獻。蘇聯美學家米·利夫希茨曾寫道：

　　列寧是俄羅斯文學的杰出詮釋者，他寫下的關于俄羅斯文學的“普遍意義”（《怎么辦？》）不是沒有價值的。在俄羅斯，從沒有這樣的哲學傳統，在法國，哲學傳統與百科全書編纂家的名字關聯在一起，在德國，哲學傳統與十九世紀初的古典哲學關聯在一起。而在我國，小說是讓先進的人民在過去最能夠感受到自由自在的一種領域，也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問題以藝術形式呈現的領域。目前廣大群眾對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產生了巨大的興趣，這不足為奇。在這種文學作品中最好的、最有深度的和最藝術的部分都與布爾什維主義的革命傳統之間有著一定的聯系。50

　　列寧不僅對托爾斯泰的藝術懷有崇敬的態度，他對很多古典作家都非常熟悉。克魯普斯卡婭回憶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只是讀了、而且還多次地讀了屠格涅夫、列甫·托爾斯泰的作品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偠灾欠浅Ｊ煜す诺渥骷?，并且熱愛他們。”51列寧曾將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左拉的相片和自己親人的照片放在一本相冊中。盧那察爾斯基也曾回憶道：“他喜歡俄國的古典作家，喜歡文學、繪畫等方面的現實主義。”52瑪·莫·埃森曾回憶道：列寧喜愛作家謝德林、涅克拉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尤其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列寧曾說：“一個夏天就把《怎么辦？》這部小說讀了約五遍，而且每讀一遍都從中發現發人深省的新思想……幾乎背得出涅克拉索夫的所有作品。”53

　　在積極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的時期，列寧指示國家出版局出版古典作家作品的普及本，這份出版的名單包括58位作家、詩人、散文家：有阿克薩科夫、別林斯基、岡察洛夫、果戈理、弗·達爾、杜勃羅留波夫、茹科夫斯基、柯爾卓夫、克雷洛夫、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伊·尼基京、奧加列夫、奧斯特洛夫斯基、普希金、波米亞洛夫斯基、皮薩列夫、拉吉舍夫、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烏斯賓斯基、馮維津、契訶夫、車爾尼雪夫斯基、費特等。54這些以人民的立場為核心創作的作品都被納入出版計劃，為了普及給人民，出版定價低廉。十月革命后，人們對圖書和知識如饑似渴，這些俄羅斯文化中最杰出的遺產正迎合了廣大人民群眾對文化的期待，經典的文學也在歷史變革中被傳承下來。列寧為了實施出版計劃要求更多的學者和作家加入行動，作家勃洛克、勃留索夫、魏列薩耶夫、楚科夫斯基和出版家西廷都加入了這項計劃。蘇聯文藝評論家奧塞特羅夫考察道：“列寧當時說，令布爾什維克感到自豪的是，在一個巨大的國家里第一次開創了不依賴少數富人的出版事業。”55

　　除此之外，列寧還重視對作家物質文化的保護與傳承。1918年3月，托爾斯泰的遺孀索菲亞·安德烈也夫娜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發放養老金用于修護托爾斯泰遺留下來的波利亞納莊園，列寧立即簽署法令同意了她的請求，指示當地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保存偉大作家的莊園。56列寧還特別關心修復被炮彈損壞的克里姆林宮鐘樓上的自鳴鐘，還曾簽署法令將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收為國有，進行畫作保護。蘇聯文藝評論家奧塞特羅夫寫道：“曾經有一位法國著名學者對列寧格勒的檔案保存感到驚訝，他拋出了這樣一句話：‘你們的革命比我們的革命聰明多了。’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屬于反對革命勢力方面的檔案被燒毀，而我們（蘇聯）反叛力量的人民卻將類似檔案保存下來。即使在莫斯科，這種反革命斗爭最為激烈的地方，克里姆林宮的藝術和文獻寶藏仍然完好無損。”57

　　列寧還把精神文化遺產以物質的方式表現出來加強宣傳。列寧曾表示，藝術史是一門非常有趣的學問。但因為工作繁重，他沒有時間去研究藝術，于是提倡“紀念碑宣傳計劃”并讓盧那察爾斯基去實施。該計劃是將從前的沙皇紀念碑改造成革命思想家紀念碑，再建立更多的革命志士和公眾人物紀念碑。列寧向盧那察爾斯基提出了修建的要求，一是要在廣場等顯著的地方設立，配以富有表現力的碑文，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與宣傳口號；二是建議做半身像、整個人物像或者浮雕；三是整理出一份社會主義理論家先驅志士的名單，以及在哲學思想、科學、藝術等方面的杰出人物。列寧指出，雖然他們與社會主義沒有直接關系，但卻是真正的文化英雄。58于是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陸續樹立起了馬克思、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杜勃羅留波夫、謝夫琴科、拉薩爾、尼基京等雕像。這不僅體現了列寧對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文化所做出的努力，還體現出列寧對參與無產階級革命的作家、藝術家的崇尚與肯定——不僅要將他們的革命文化遺產留下來，還要通過人民藝術的方式進行廣泛宣傳。

　　列寧對文學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和建設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沖突，他強調：“不是臆造新的無產階級文化，而是根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無產階級在其專政時代的生活與斗爭條件的觀點，發揚現有文化的優秀的典范、傳統和成果。”59在俄國古典文學中，在曾經的農民資產階級社會中，不僅有“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也有“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這些作家、思想家在“兩種民族文化”中起了積極作用。列寧提出“兩種民族文化”，正是要保護俄國在資本主義時期創造出的人類文化財富——對于優秀文化的判斷，不是取決于它出現在哪個時期，不取決于創造者身份，而取決于它是否屬于整個人類的精神遺產。

　　結語

　　列寧承認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種形態的文化存在，并不是給予兩種文化共同發展的機會，而是接納資產階級的優秀文化，并使之順利過渡到無產階級文化建設階段，不以創造者的階級身份來劃分人類的文化財富和文學遺產，使俄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也成為無產階級的文化財富，尤其是俄國在世界上最引以為傲的文學遺產，更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建設無產階級文化的過程中，列寧沒有將勞苦大眾當作被教育的對象，而是讓無產階級人民發揮自己的歷史創造力和主動性，讓一切有益于人民的優秀文化遺產啟迪人民，為人民的文化創造提供條件。蔡特金回憶，列寧曾說：“藝術屬于人民。它必須深深地扎根于廣大勞動群眾中間。它必須為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從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們團結起來并使他們得到提高。它必須喚醒群眾中的藝術家并使之發展。”60“兩種民族文化”的提出正是讓人民明確文化的兩種意識形態屬性，吸納部分資產階級優秀文化遺產，建設無產階級新文化。“兩種民族文化”給予了俄國資產階級文化向蘇聯無產階級文化過渡的空間，為人民創造了發展無產階級文化的條件。

　?。郾疚南祰疑鐣茖W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關鍵詞及當代意義研究”（編號：18ZDA275）階段性成果］

　　1  崩得，即立陶宛、波蘭、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的簡稱，是1897年9月在立陶宛維爾紐斯成立的猶太社會民主團體，其成員是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的支持者，抱有機會主義的態度。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加入孟什維克，支持反革命臨時政府，反對布爾什維克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的政策。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員加入俄共（布）。

　　2       И. В. Кузнецов,В.И.Лебедев.История СССРXVIII - серединаXIX в.: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я.Москва:Учпедгиз. 1958. C. 399.

　　3       戈·瓦·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孫靜工譯，郭從周校，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84頁。

　　4       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年10—12月）》，《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345頁。

　　5       И. В. Кузнецов,В.И.Лебедев.История СССРXVIII - серединаXIX в.:пособие для учителя. C. 397.

　　6       列寧：《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列寧選集》第2卷，第450頁。

　　7       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年10—12月）》，同上書，第336頁。

　　8       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1905年11月13日[26日]）》，《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6頁。

　　9       列寧：《青年團的任務（在俄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85頁。

　　10     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文化（1920年10月）》，同上書，第299頁。

　　11     Гл. ред.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В11 т.Т. 8. Москва:ОГИЗ

　　РСФСР,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ловарно-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34. СС.691—692.

　　12     Я. Яковлев.О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и Пролеткульте.«Правда»,№240, 24 октября1922.

　　13     И.С. Смирнов.О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ленинских «Заметок» на статье В.Плетнева «Н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фронте».«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4, 1975.

　　14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Ленин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е»,Человек нового мира.Москва:Агентство Печати «Новости»(АПН). 1980. С. 198.

　　15     此段為盧那察爾斯基的轉述，與原文有區別。

　　16     列寧：《俄共（布）中央全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決定草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列寧論文學與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22頁。

　　17     列寧：《給布哈林的便條》，《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7頁。

　　18     參見Н. К. Крупская.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и Пролеткульт.«Правда»,№227, 8 октября1922。

　　19     列寧：《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摘錄）》，《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92頁。

　　20     列寧：《我們綱領中的民族問題（1903年7月15日[28日]）》，《列寧選集》第1卷，第459頁。

　　21     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年10—12月）》，《列寧選集》第2卷，第337頁。

　　22     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年10—12月）》，《列寧選集》第2卷，第335頁。

　　23     同上，第337頁。

　　24     同上，第349頁。

　　25     同上。

　　26     同上，第350頁。

　　27     列寧：《論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774頁。

　　28     Д. Ю. Элькина.На культурном фронте.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1959. С. 5.

　　29     Д. Окунев.«Борьба против мрака»:как Крупская насаждала ликбез.«Газета.ru», 26 декабря2019.

　　30     列寧：《論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770頁。

　　31     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年10—12月）》，《列寧選集》第2卷，第333頁。

　　32    М. А. Арутюнова.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стат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ССР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ия25.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1, 2012. С.157.蘇維埃政權最初建立的20世紀20年代，蘇聯對國家語言問題的態度一直維持語言教育自由原則，1924年在蘇聯第一部憲法中，把俄語、烏克蘭語、白俄羅斯語、格魯吉亞語、亞美尼亞語、阿塞拜疆語定為官方常用語言，1931年對蘇聯憲法進行了修訂，加入了烏茲別克語、土庫曼語和塔吉克語。

　　33     Там же. С. 159.

　　34     列寧：《論大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1914年11月29日[12月12日]）》，《列寧選集》第2卷，第452頁。

　　35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頁。

　　36     尼古拉·梁贊諾夫斯基、馬克·斯坦伯格：《俄羅斯史（第八版）》，楊燁、卿文輝、王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7頁。

　　37     列寧：《兩種烏托邦（1912年10月5日[18日]以前）》，《列寧選集》第2卷，第298頁。

　　38     同上，第300頁。

　　39     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冊，項星耀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70頁。

　　40     同上，第572頁。

　　41     列寧：《紀念赫爾岑（1912年4月25日[5月8日]）》，《列寧選集》第2卷，第289頁。

　　42     列寧：《論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773頁。

　　43     阿·馬·高爾基：《弗·伊·列寧》，《回憶列寧》第2卷，上海外國語學院列寧著作翻譯研究室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0頁。

　　44     列寧：《列·尼·托爾斯泰》，《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210頁。

　　45     同上。

　　46     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同上書，第203頁。

　　47     列寧：《列·尼·托爾斯泰》，《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214頁。

　　48     同上。

　　49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О значении юбилея Льва Толстого.«Красная Нива»,№37, 9 сентября1928.

　　50     М. А. Лифшиц.Вопросы искусства и философии.Москва: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35. СС. 310-311.

　　51     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列寧回憶錄》，楊樹人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29頁。

　　52     盧那察爾斯基：《列寧和藝術（摘錄）》，《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422頁。

　　53     瑪·莫·埃森：《同列寧的會見》，《回憶列寧》第2卷，第136頁。

　　54     Е. Осетров.Ленин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Вопроы Литературы»,№10, 1961.

　　55     Там же.

　　56     參見尼·德·維諾格拉多夫：《同領袖的幾次會見》，《回憶列寧》第3卷，南京大學外語系俄羅斯語言文學教研室《回憶列寧》翻譯組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頁。

　　57     Е. Осетров.Ленин и 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58     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Ленин о монументаль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4–5, 29 января1933.

　　59     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文化的決議的草稿（1920年10月9日）》，《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121頁。

　　60     蔡特金：《列寧印象記（摘錄）》，同上書，第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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