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勞動和資本的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話題。在對分工協作和機器大工業的政治經濟學考察中，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產工人從“局部工人”向“總體工人”轉變的邏輯。“總體工人”是由片面的“局部工人”社會地結合而成的一個總體性存在，它是在協作之中生成的一種有機的生產關系，它順利地實現了生產活動在時間上的繼起和空間上的并存。“總體工人”的出場一方面充實了無產階級隊伍、擴大了剝削材料、延展了剝削范圍、構筑了嚴苛的勞動和工資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未能實質性地改變階級關系，“總體工人”依舊是自由的一無所有者、剩余價值的生產者或人格化的剩余勞動時間。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馬克思創造性地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不僅為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勞資關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參照，也為我們展望人類未來前景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方向指引。

　　關鍵詞：《資本論》及其手稿；總體工人；唯物史觀；勞動價值論

　　勞動和資本是“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1]（P362）圍繞勞動和資本這一核心話題，馬克思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聚焦于資本增殖的邏輯過程，馬克思創造性地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作為馬克思的經濟學發現，①“總體工人”存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并隨著分工協作的推進而逐漸出場。通過對“總體工人”的政治經濟學考察，馬克思確證了生產工人的生存境遇問題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奧秘。在此基礎上，馬克思“總體工人”概念的社會歷史意義也得以凸顯。

　　一、生產工人概念的擴大化：從

　　“局部工人”到“總體工人”　　

　　《資本論》是“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科學表述”，[2]生產工人是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借助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呈現了社會經濟范疇運演的軌跡和邏輯，還展示了現代社會中生產工人的生存境遇。可以說，《資本論》是馬克思的“資本之思”和“勞動之問”。在對資本歷史生成的理論考察中，馬克思指出了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也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3]198，資本才能夠產生。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對工人身份的界定主要可以歸結為兩條：一是工人作為自由人，能將自己所擁有的勞動能力當作商品一樣支配和售賣；二是他們作為一無所有的自由者，除了勞動能力外再無其他什么東西可以出賣。為了維持生計，這些一無所有的自由者只能接受資本家的雇傭而被置入生產鏈條之中，他們就從“自由人”變為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工人的勞動過程既是生產使用價值和形成價值的一般過程，也是生產剩余價值的特殊過程。生產工人的這種勞動是受資本家監督、管控的勞動，他們的勞動成果為資本家所占有。對此，恩格斯為《杜塞爾多夫日報》寫的《資本論》第一卷書評中就明確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工人并沒有得到他的勞動產品的全部價值作為報酬”，這一“原理”構成了貫穿馬克思經濟學的“紅線”。[1](P317)

　　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追蹤中，馬克思著重考察了生產工人概念的變遷，即生產工人逐漸從“局部工人”發展為“總體工人”。在工場手工業時期，“不同種的獨立手工業的工人在同一個資本家的指揮下聯合在一個工場里”，他們按照分工而被置于不同的生產環節協調有序地進行著生產。例如在簡單協作之下制作一輛馬車，就需要諸多獨立的手工業者(包括馬車匠、馬具匠、裁縫、鉗工、銅匠、旋工、飾絳匠、玻璃匠、彩畫匠、油漆匠和描金匠等)有序勞作來完成這一任務。然而，若是同時制作很多馬車的時候，這種順序性的協作就會被打亂。當一部分馬車還處于生產的較早階段時，另一部分馬車則可能開始了描金或組裝程序。[3](P390)如此便可達到他們“花費在這一操作上的時間，比順序地進行整個系列的操作的手工業者要少”[3](P393)的效果。原有的生產習慣、生產活動等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有的獨立生產者的“各種特殊的操作”都“固定為一個工人的專門職能”，并取得了“一種最適合于狹隘活動范圍的形式”。[3](P391)這些獨立的生產者就此成了“局部工人”，即“終生從事同一種簡單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個身體轉化為這種操作的自動的片面的器官”。[3](P393)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展開了對“局部工人”的辯證審視。一方面，“局部工人”是時代的產物。由于“局部工人”可以通過不斷地“經常重復做同一種有限的動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有限的動作上”，從而不斷磨煉勞動者的局部技術，不斷完善局部勞動方法，實現“消耗最少的力量達到預期的效果”。[3](P393－394)也就是說，“局部工人”通過精細化的分工和科學的協作，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生產出較多的東西，繼而提高勞動生產力。不僅如此，“局部工人”由于好幾代人都是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和共同交流，就方便他們能夠獲得“技術上的訣竅”，并將“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一代積累下來的特殊熟練”鞏固、積累下來。[3](P394－395)簡而言之，“局部工人”的勞作有助于技藝的傳承。另一方面，“局部工人”的勞動也會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局部工人”直接使職業固化，即“工場手工業把局部勞動轉化為一個人的終生職業，符合以前社會的如下傾向：使手工業變成世襲職業，使它固定為種姓，或當一定歷史條件產生與種姓制度相矛盾的個人變化時，使它硬化為行會”。[3](P394)由于固定的分工，工人的勞動力就轉化為終身從事一種“局部職能”的“器官”，并造成了“每一個工人都只適合于從事一種局部職能”[3](P393)的狀況。與精湛勞動技能相伴隨的恰恰是勞動能力的退化，他們終身被鎖定在某一項活動中，被捆縛在某一段生產環節中，除此之外別無他選。同時，“局部工人”的活動也加大了勞動強度，擠壓了人們生存的空間，抽空了人們的精神世界。由于“局部工人”之間的無縫銜接，原本順序勞動過程中會存在的勞動“縫隙”會被無限縮小，甚至會隨著“局部工人”操作變化的減小而“趨于消失”。[3](P395)如此，勞動力的非生產性消耗會大大減少，繼而提高了勞動強度。長期處于單一的勞作過程，不僅會“妨礙精力的振奮和煥發”，[3](P395)還會抽空精神世界，繼而消解勞動者的豐富性維度。大量“單面人”的出現背后透露的就是精神的空虛和單一化。

　　隨著勞動過程“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及其承擔者的概念外延也得以擴大。在純粹個人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為了個人生存目標而將自己占有的勞動能力等納入生產之中，并將原本分離開來的職能結合在一起，最終生產出適應個體生產者要求的產品。然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等都分離開來，并處于“敵對的對立狀態”。[3](P582)在此形勢之下，生產者“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他們鍛造的勞動產品就成了“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3](P582)這種“結合勞動”就是“總體勞動”，“結合勞動人員”就是“總體工人”。在對工場手工業的考察中，馬克思就已確證了“總體工人”是工場手工業“活機構”的一種“社會結合”。因此，“總體工人”實際上就是“社會結合工人”。[4]進而言之，這種“總體工人”是由諸多“片面的局部工人”[3](P393)社會地結合而成的生產工人，“局部工人”也只是“總體工人”的一個“肢體”而已。[3](P404－405)在這種生產方式中，生產工人都按照各自的專長、技能等“分開、分類和分組”，繼而不斷提升他們片面的技能并“最經濟地使用它們”。[3]404這里還需要特別指出兩點：一是這種“總體工人”不再單單是生產工人的肉體組合，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活機構”或“機器”的合成。有鑒于此，馬克思才特別指出了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機器就是“由許多局部工人結合成的總體工人本身”。[3](P404)二是“總體工人”的出場預示著生產領域、生產范圍的擴大。只有從事剩余價值生產的勞動者才是生產工人，因此，“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于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于生產勞動者的范圍。”[5]即便是與物質生產領域無關的“教員”，“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3](P582)，也可視為生產工人。

　　在對資本主義分工協作的細致考究中，馬克思對“總體工人”展開了歷史性批判。一方面，“總體工人”作為“局部工人”之間的一種有機結合關系，[3](P401)構筑了一種有機的生產關聯。分工協作“不僅使社會總體工人的不同質的器官簡單化和多樣化，而且也為這些器官的數量大小，即為從事每種專門職能的工人小組的相對人數或相對量，創立了數學上固定的比例。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在發展社會勞動過程的質的組成的同時，也發展了它的量的規則和比例性”。[3](P401)同時，由于分工協作而誕生的“總體工人”的出現，既讓生產過程得以在空間層面切分開來，又使生產活動在時間層面得以銜接有序。馬克思借用斯圖亞特所列舉的制針手工工場的活動生動地說明了這點。由許多“局部工人”結合而成的“總體工人”可以用他的“許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來拉針條，同時用“另一些手和工具”將針條拉直、切斷、磨尖等，由此不同階段的生產過程不僅呈現前后相繼(時間維度)和同時并存(空間維度)的特點，又可在生產中完成時間和空間上的轉化。因此，“總體工人”的出現“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3](P399)另一方面，“總體工人”的出現也造成了社會普遍緊張的狀況。在對生產工人的綜合考察中，馬克思就已指出，“生產工人的概念決不只包含活動和效果之間的關系，工人和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包含一種特殊社會的、歷史地產生的生產關系。”[3](P582)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性的生產關系就是一種剝削關系。“總體工人”作為生產工人的一個特例和重要組成部分，他反映的自然也是一種剝削、壓迫關系。“總體工人”是服務于資本的，他們所失去的東西“都集中在和他們對立的資本上面了”。[3](P418)資本家的富有和“總體工人”的窮困、“總體工人”的相對富裕和單個工人的絕對貧困都是資本運轉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工場手工業中，總體工人從而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為條件的。”[3](P418)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生產工人概念的擴大表現為從“局部工人”到“總體工人”的演進，將一切從事增殖活動的工人都納入“總體工人”的范疇之中。究其實質，這是剝削材料的擴大、剝削強度的增加和剝削范圍的延展，是“資本統治”的穩固和“資本專制”的加劇。

　　二、“總體工人”的經濟—政治意義：

　　實質與發展

　　在資本主義社會，“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6](P32)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由于“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6](P604)聚焦于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研究就必須要直面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中，人都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或“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3](P10)據此，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他們都不過是一定社會經濟關系的“人格化”而已，即他們都是資本關系的“人格化”。“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產生，是資本價值增殖過程的主要產物。……在資本的概念中包含著這樣一點：勞動的客觀條件(而這種客觀條件是勞動本身的產物)對勞動來說人格化了，或者同樣可以說，客觀條件表現為對工人來說是異己的人格的財產。”[7](P508)更為直接地說，資產階級就是“人格化的資本”，[3](P269)無產階級則是“勞動能力的單純的人格化”。[8]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展開了對階級問題的理論闡釋和現實省察。隨著“總體工人”的出場，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論題得以不斷擴展和豐富。

　　首先，“總體工人”的出現在“量”的層面上改變了階級關系。直觀地看，“總體工人”是相對于單個工人或者“局部工人”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直截了當地表明了生產工人群體的擴大。除了原來那些從事直接生產活動的工人外，一些為資本增殖服務的腦力勞動者及部分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協調人員、經紀人和工程師等都被納入“總體工人”的范疇之中。生產工人人數在“量”上的增長是完全符合資本邏輯要求的。具體而言，這種“量”的增長關系主要通過以下兩個方面呈現出來：一是增加了剝削材料和延展了剝削范圍。“總體工人”是在分工協作和機器大生產的過程中得以出場的。由于協作的推進和機器的采用，生產工人的人身材料和機器完成了“融合”，生產工人逐漸從生產的“主角”變為機器的“配角”。分工協作和機器的采用可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人力的缺陷。比如，分工協作不僅可以提高“個人生產力”，還能創造一種新的“集體力”；[3](P378)機器的采用不僅可以造成“使用沒有肌肉力或身體發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較靈活的工人的手段”，[3](P453)還能不停歇地運轉以打破人力的生理的界限。如此，原本備受青睞的成年健壯男勞動力不再是資本的唯一選擇，很多時候都不再是最佳選擇。婦女勞動力和兒童勞動力因其價格便宜，且能有效地協作和配合機器完成生產任務，而成為勞動力商品市場上的“香餑餑”。“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第一個口號是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3](P453)婦女和孩童受雇傭而成為工人并“掙錢養活全家”，成年男人卻“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掃屋子，做飯”。[9]由于“工人家庭全體成員不分男女老少”[3](P454)都統統納入資本洪流之中，可供資本剝削的人身材料迅速增加。同時，由于資本生產鏈條的不斷運轉，它要求生產工人既要實現時間上的繼起，又要達到空間上的并存狀況。“總體工人”恰好就能在時間和空間上完成緊密銜接。這種銜接的緊密程度直接關乎“總體工人”的生產狀況，銜接得越緊密，生產工人的喘息之機就越少。由于機器的普遍采用，可以直接延長勞動時間。即便是面臨“工作日”的法律規定，換班制度的實行也在一定意義上不斷地驅使工人夜以繼日地進行剩余價值的生產。如此，生產工人的勞動時間延長、勞動強度增大都屬于客觀事實了。二是構筑了一種嚴苛的“勞動等級制度”和“工資等級制度”。“總體工人”是一個復雜的群體，囊括了一切從事剩余價值生產的工人。在這些生產工人之間，存在職能地位、重要程度、稀缺程度和勞動能力等差異。作為“勞動力商品”，他們雖然都是勞動力商品市場上平等的商品持有者，但在實際生產中他們的價值卻是不一樣的。“因為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所以他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極不相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極不相同的價值。”[3](P405)可見，“總體工人”也不是地位一致、工資均等和權利共享的一個整體，他們之間也還存在較大差異。按照他們各自在生產中的地位和創造價值的大小，逐漸形成了“一種勞動力的等級制度”和與之相對應的“工資的等級制度”。[3](P405)這種等級制度與前資本主義社會中以血緣關系、財產政治關系等劃分的等級集團不同，它是依照工人的勞動能力來對其進行差異化管理，繼而在工人內部鑄就一套合理有序的工資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等級制度。它隨著生產的擴大和資本的積累而逐漸穩固，并深植于人們的意識之中，成為對人們行為活動的一種規制。這種等級制度實際上是符合資本增殖邏輯的，它會造成社會的尖銳對立。

　　其次，“總體工人”的出現并未在“質”的層面上改變無產階級的地位。換言之，“總體工人”的出場并未造成階級關系的實質性改變，無產階級的性質、地位和生存境遇都未有絲毫改變。如果說有所改變的話，只能是隨著“總體工人”的出現和資本邏輯的強化，使無產階級的生存境況和生活狀況變得更加糟糕。一方面，“總體工人”依舊是自由的一無所有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順利展開的前提是資本的持有者要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勞動力商品的占有者，并購買他們的這種特殊商品。這就要求工人“本身既不像奴隸、農奴等等那樣，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也不像自耕農等等那樣，有生產資料屬于他們，相反地，他們脫離生產資料而自由了，同生產資料分離了，失去了生產資料”。[3](P821)生產工人是喪失一切生產資料并擺脫了一切束縛的自由人，這種自由具有“雙重意義”，即工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并“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3](P197)無論“總體工人”囊括了多少“局部工人”，也不管“總體工人”中存在何種等級，他們都是喪失了生產資料而必須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無產者”。另一方面，“總體工人”依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者，依舊是人格化的剩余勞動時間。在論及“總體工人”的時候，馬克思的觀點很明確：并不是所有勞動者都可稱為生產工人，只有為資本生產的勞動者才堪稱生產工人。“總體工人”作為生產工人概念的擴大化，也是服從于資本增殖邏輯，以自己的剩余勞動時間內創造的價值養活資本家的。“總體工人”的出現使剩余價值生產的方式和范圍都得以擴大，使資本增殖機制得以鞏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總體工人”依舊是資本的“傀儡”和機器的“附庸”。無論何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資本總是“獵取他人勞動的一種工具”，[10]“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剩余勞動的吮吸——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于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正常的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于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過早死亡。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3](P307)正因如此，“總體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命運依舊不會有任何絲毫的改變，他們不得不從事極度損耗神經系統、壓抑肌肉運動、抽空精神世界的雇傭勞動。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或資本關系)將“總體工人”也變為了資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再次重復了在《巴黎手稿》中就已表達過的論斷：“成為生產工人不是一種幸福，而是一種不幸。”[3](P582)“總體工人”使資本邏輯更加強化，隨之而來的是生產工人們被牢牢釘在資本之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3](P743)總之，“總體工人”并未在實質層面改變階級關系，其根源還在于勞動和資本的分離。勞動和資本的分離決定了“總體工人”的地位和性質。“總體工人”依舊是喪失生產資料繼而喪失一切社會經濟權利的一方，依舊是與資本家存在經濟利益根本沖突的一方。

　　除了要在階級關系的“變”與“不變”中把握“總體工人”外，還要在對“總體工人”的把握中去深刻理解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社會階級論題的判定。“總體工人”的出場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共產黨宣言》中的兩個重要論述。一是資本主義社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6](P32)。資本主義社會將整個社會按照經濟利益根本對立的集團二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掌握資本的一方是資產階級，為資本生產的一方是無產階級。在傳統的認知中，那些參與直接生產活動的人被自然而然地判定為無產階級，但一些從事復雜活動的腦力工作者、技術人員和經紀人等的身份卻難以給出合適的定位。一時間，“中間階級”也被創造出來用以詮釋一些介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群體。事實上，所謂“中間階級”是一種“調和”，諸多的中間群體也只是“總體工人”而已。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只要為資本而生產(或為資本增殖服務)的勞動者都是生產工人，都是無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依然是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直接對立的階級構成的，階級關系并未因為“總體工人”的出現變得更加復雜。二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6](P66)。聯合斗爭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策略，這一策略既是資本邏輯使然，又是無產者的階級意識不斷提升所致。[11]作為“集體的產物”的資本，它“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6](P46)方能運轉起來。“聯合為階級”[6](P53)的工人也逐漸意識到“工人運動的成功只能靠團結和聯合的力量來保證”，[12]并逐步在斗爭中形成了一股革命和戰斗的合力，以助推革命任務的順利完成。這種革命的聯合“意味著一種社會連結的發展”，這種行動“既改變了現實，也改變了工人自身”，同時也窺見了“未來社會”。[13]“總體工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它既適應了資本生產的基本規律與邏輯，也使三六九等的生產工人逐漸合并為一個群體。分散的生產工人力量合而為一，成為一個總體性的存在并反抗資本專制，竭力消除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他們造成的“毀滅性的后果”。[3](P737)總之，“總體工人”的概念為我們深刻理解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社會階級論題提供了基本思路，也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斗爭提供了具體方案。

　　三、“總體工人”的當代省思：回到

　　政治經濟學批判

　　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系出現了諸多新的變化，原有堅固的勞資關系不再適應社會發展要求而出現了些許松動，比如資本占有主體多元化、雇傭工人福利待遇不斷升級、資本牟利渠道多樣化等。尤其是數字時代的到來，生產組織方式、經濟運行機制和利潤增長空間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時間，原本處于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得以大大緩和，甚至一度出現了消解革命、無產階級消亡的聲音，如C．萊特·米爾斯的“新中產階級”(或“白領階層”)、A．高茲的“告別工人階級”、尤瓦爾·赫拉利的“無用階級”、埃里克·歐林·賴特的“中間階級”和瓦內格姆的“新無產階級”等。這些理論雖然都和馬克思主義有著些許關聯，但它們的“發明者”并不是馬克思真正的“繼承人”。這些分析固然是針對當下資本主義的新情況、新變化而提出的“治療方案”，但其操作策略依舊是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之內展開對某些具體權利與問題的抗爭。雖不能說這種抗爭是無效的，但其作用一定是有限的。究其根本，這些針對資本主義新變化而作出的新論斷，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貫徹，而是適應新自由主義的一種策略轉向。必須明確的是，無論資本主義在適應時代變化時發生什么樣的轉型，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也好，壟斷資本主義和信息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或平臺資本主義)也罷，它們始終都是資本主義，均是以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和前提的，勞動和資本的關系依舊是它們的核心軸線。有鑒于此，必須回到政治經濟學批判以“使公眾認清事物的實質”。[14]

　　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的循環更加迅猛，資本延伸的范圍更加寬廣，成為滲透方方面面“普照的光”[7](P48)。與之伴隨的是，內蘊于資本之中的矛盾也逐漸放大，“總體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也更加尖銳。

　　一方面，當代勞資關系的“緩和表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卻難掩其變本加厲的剝削本質。在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和壓榨從表面看不再像馬克思生活的時代那么“赤裸裸”。部分工人能夠依憑能力、機遇和政策等，從徹底的一無所有者變為“白領”“粉領”和“金領”，生產工人還可參與到事關企業重大問題的決策中，甚至部分工人還可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從表面看，生產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勢同水火的關系已經發生改變，工人不再“無產”，資本家不再“獨裁”。但其實，資本家采取的一系列緩和勞資關系的舉措并不是出于自愿或良心發現。資本家的本能并不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絲毫更改，對于剩余價值的嗜血追逐是其不滅的本性。當代生產工人能夠得到更好的福利和待遇，一是因為資本家需要他們提供源源不斷的生產力，二是因為他們創造了更多的剩余價值。歸根結底，當代資本主義所出現的一系列緩和矛盾的措施，依舊是以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為終極目的的。在此狀況之下，生產工人作為一個“總體”，依然是生活于社會底層的受壓榨者。只要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無論勞動形式怎么變化，它們都是“總體工人”所提供的勞動；無論勞動者的狀況得到怎樣的改變，他們受剝削、受壓榨的事實始終不會改變。面對當代“總體工人”的現實狀況，需要認識到的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3](P714)也就是說，勞資關系的緩和只是暫時現象，勞資關系的根本對立貫穿于資本主義發展始終。資本主義制度是建基于階級對立之上的，[15]利潤法則是資本運行的基本規則。只要資本還存在，其增殖本性就不會泯滅，其增殖的核心要領就不會更改。資本增殖的根本還在于勞動力這一特殊的商品，資本家作為勞動力商品的購買者就必須時刻高揚“買者的權利”，即只要勞動力商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16]資本家就不會善罷甘休。只有明白這一點，才能透過當代勞資關系的新變化看到其實質。比如隨著數字時代而誕生的數字勞工，他們可以有更寬敞的辦公環境，可以有更自由的辦公氛圍，可以有更高的工資待遇，也可以有更靈活的工作程序，甚至使邊“玩”(play)邊工作成為現實。[17]然而，這一切背后都是以變相延長數字工人勞動時間、模糊工作界限、增加勞動強度，以獲得更為豐厚的剩余價值為目的的。國際勞工組織的調研顯示，抑郁、焦躁、體力透支、精神失調、睡眠不足等一直是縈繞在廣大勞動者身邊的夢魘。不僅如此，廣大勞工還時刻面臨著失業風險。

　　另一方面，當代資本生產的“繁盛”表象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諸多社會問題，但難以抑制這種制度本身帶有的各種危機。無疑，資本主義在物質財富的創造與積累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確證了資本主義就像魔法師一樣，“用法術創造了”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6](P37)隨著電力革命、信息革命時代的到來，資本與技術的“共謀”更加深入，資本主義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每每提及資本，人們頭腦中閃現的都是高樓聳立、車水馬龍、機器轟鳴和紙醉金迷等。“繁榮”已在一定意義上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標簽，并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諸多問題。繁榮和衰退、危機往往都是辯證存在的，繁盛并不能消隱、革除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作為一個“活生生的矛盾”，[7](P405)豎立在資本之上的制度也必然矛盾叢生、危機四伏。在所有危機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日漸顯性化的系統性經濟危機。②自1825年英國爆發第一次全國性經濟危機以來，經濟危機就沒有停止過。究其根源，經濟危機是肇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必然現象。經濟危機對生產工人的影響是直接的，與生產過剩相對應的是工人購買力的嚴重不足，與資本積累機制相隨的是過剩人口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機制在不斷地使這個人數適應資本增殖的需要。這種適應的開頭是創造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結尾是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大的各階層的貧困和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死荷重。”[3](P742-743)在當代，“工人人口總是比資本的增殖需要增長得快”[3](P743)這一判定依然是有效的。隨著資本積累的不斷進行，廣大的“總體工人”群體也逐漸增大。不僅參與生產性勞動的勞工逐漸加入“總體工人”群體之中，那些從事服務性勞動的勞工也紛紛加入。尤其是在信息時代，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重大改變，大批隱性勞動者和免費勞動力出現，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成了“總體工人”的一分子。由此，工人人口過剩就成了資本積累的“必然產物”，[3](P728)他們游離在生產之外而一無所獲，必將成為各種社會危機的導火索。“99%和1%的斗爭”絕不會消除，而只會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變得更加頻繁和劇烈，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罷工所凸顯的不僅是涉及工資待遇的經濟問題，更是復雜的社會政治問題。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馬克思創造性地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它不僅為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勞資關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參照，也為我們展望人類未來前景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方向指引。在勞資關系的新變化中，無產階級不僅要認清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還要勇于承擔自己的歷史使命、引領人類社會發展的潮流。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在“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的同時，也就宣告了“迄今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體”。[18]正因為無產階級受到的剝削和壓榨這一“存在的秘密”，無產階級就要致力于“消滅私有制”[6](P45)或“剝奪剝奪者”的事業，要同傳統所有制關系和傳統觀念實行最為徹底的“決裂”。[6](P52)要完成這些目標就必須依靠聯合的生產工人(或無產階級)——“總體工人”，他們是推翻私有制并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的強大合力。就此而論，馬克思對“總體工人”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有其深遠社會歷史意義的。

　　文章來源：《經濟縱橫》2022年第1期

　　作者單位：付文軍，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盧江，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