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既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文學家、宣傳家，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的學術視野涵蓋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世界民族解放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國近代史、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文化史等，創造了多個“第一”，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闡揚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

　　瞿秋白自述出身于敗落“仕宦之家”，父親“習黃老學”，母親“通曉史書”，就讀的冠英小學堂校長是同盟會會員，早年的成長環境給予其史學啟蒙。1917年，瞿秋白來到北京，參加李大釗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參與五四運動。1920年，瞿秋白以記者身份赴蘇俄考察，深入廠礦、農村，采訪了很多人，見證了蘇俄革命和建設的火熱局面，認識到“俄國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參考書”。他參加了俄共（布）十大，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一大，共產國際三大、四大，并兩次拜訪列寧，認真研讀了列寧的著作。他在東方大學中國班任教（學生包括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柯慶施、蕭勁光等），主要講授俄文，并擔任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等政治理論課的翻譯，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接受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觀察和研究社會。

　　1923年，瞿秋白歸國領導革命運動，同時潛心理論研究，運用唯物史觀系統論述中國革命的任務、性質、前途、動力、領導權、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形成250余萬字的理論成果。

　　瞿秋白（1899—1935） 中國近代影像資料庫/供圖

　　20世紀30年代，瞿秋白先后出版專著《社會哲學概括》《現代社會學》《社會科學概論》，出版《馬克思主義概說》等譯著，發表《列寧與社會主義》等論文。瞿秋白充分論證和發揮了列寧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塊整鋼”的思想。他認為，一部完整的哲學，是“對于宇宙及社會的解釋”的“總宇宙觀及社會觀”，是“現代的社會之綜觀及將來的社會之推究”，其內容包括：宇宙根本問題，即“唯物主義的互辯律的哲學”；社會現象的秘密，即唯物史觀關于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和社會變遷之規律；社會主義，即無產階級通過階級戰爭和革命專政，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瞿秋白不僅最早在中國闡揚辯證唯物論，而且指明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相互依存，不可偏廢。這些著作為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

　　瞿秋白所闡揚的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內涵豐富而嚴密。第一，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既是歷史科學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之一，又是一種重要的歷史研究方法。第二，強調生產力是原動力的社會發展動因論，在中國首次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構成要素的論斷，高度評價了科學技術征服“天行”造福社會的作用和“顛覆”舊社會的革命作用。第三，強調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社會結構論，把社會劃分成生產力之狀態、由生產力狀態而成就的經濟關系、由經濟關系而形成的社會政治組織、由經濟及社會政治組織而定的社會心理四大基本層次，深刻闡明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及其所構成的矛盾運動。第四，強調以消滅剝削制度和消滅階級為宗旨的社會革命論，揭示了作為社會基本矛盾集中表現的階級、國家和革命的本質及其歷史邏輯。第五，提出了“偉人是歷史的工具”的嶄新命題，獨到而精辟地說明了客體與主體、時勢與動機、群眾與英雄的辯證關系，提出評價歷史人物的若干原則。

　　運用唯物史觀拓展新領域

　　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全面闡揚和實際應用，還表現在對唯心史觀的批判和對無產階級文化的宣傳，以及對中共黨史、世界民族解放史和國際共運史的研究。

　　五四運動后，各種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與中國傳統文化交匯激蕩，引發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文化論戰。其中，很多思潮反映出明顯的唯心主義傾向。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瞿秋白對胡適的觀點進行學理性批評，認為革命哲學只能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觀。在1923年春夏“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張君勱、梁啟超宣揚“意志自由論”，丁文江、胡適鼓吹所謂“科學規律”，瞿秋白發表一系列文章，運用唯物史觀有力批駁了“意志自由論”、“科學規律”等唯心觀點。在中西方文化論戰中，瞿秋白既反對以梁啟超、梁漱溟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也反對以胡適、陳序經、張東蓀、吳稚暉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把文化論爭提到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和境界，鮮明闡發了中國文化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派”的觀點。在與戴季陶的“孔孫道統論”的論戰中，瞿秋白認為，戴季陶主義是國民黨新右派打出的一面旗幟，其根本是唯心主義道統說，應該堅持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理論對國民大革命的指導作用。

　　對中國20世紀20年代文化問題的論爭，瞿秋白進行了科學總結和概括。他提出用“歷史唯物論”研究人類文化、正確對待文化遺產，提倡無產階級的“大眾文藝”觀和社會主義“藝術的技術文明”，“以擴充科學的范圍為起點，而進入藝術的人生集合的和諧的發展”，指明了中國文化發展方向。正因如此，瞿秋白被公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開拓者和無產階級文藝首倡者。

　　瞿秋白對唯物史觀的運用還體現在中共黨史研究中。1921年6月，他發表《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情況，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瞿秋白將其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社會階級分化性質、階級斗爭形勢、階級斗爭和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運動關系等方面的思考灌注到黨史研究中，不斷拓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1929年至1930年，瞿秋白進一步修改了他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和中國勞動大學的中共黨史講義以及1928年撰寫的《中國革命與共產黨》，推出系統研究中共黨史的代表作《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這部著作較之蔡和森的《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更加系統性和體系化。瞿秋白的黨史研究，具有較為鮮明的問題指向和現實關懷，通過黨史研究與教育，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力求不斷提升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實現黨的無產階級化。他的研究還有一個鮮明特點，即重視域外革命問題研究。他撰寫《少年共產國際》《世界社會運動中共產主義派之發展》《世界各國革命及其無產階級運動》《國際無產階級之社會革命運動》《世界的農民政黨及農民協會》等，以及有關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平民暴動，中世紀農奴暴動及農民戰爭，17世紀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及法國、德國、瑞典的共產主義運動等方面的大量歷史論著，以唯物史觀分析世界民族解放史和國際共運史上的重要事件，不僅充實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譜系，而且為中國革命提供了豐富的域外思想資源。

　　“應用革命理論于革命實踐”

　　瞿秋白強調，“革命的理論必須和革命實踐相密切聯系起來，否則理論便為空談”；“應用革命理論于革命實踐”，“應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

　　關于中國民主革命的性質和社會主義前途，瞿秋白較早進行了論述。1923年9月，他認為，中國推翻軍閥的民權革命及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始終是不可避免的，這都是由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決定的，隨著國民革命的發展，很可能與世界革命趨勢合流而直達社會主義。1926年至1927年上半年，經過大革命的實踐和理論的探索，瞿秋白對民主革命的發展前途有了進一步體認。他認為，現在中國革命有兩個可能的前途，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如果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有正確的戰術、策略，那么，第二個前途是可以實現的。

　　關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狀況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角色問題，瞿秋白發表《政治運動與智識階級》《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買辦階級之統治——1923至1924年之時論》等文章展開探討。他把中國社會分為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官僚買辦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小商人小手工業者等組成的小資產階級，并對各階級的狀況和政治態度進行分析，指出應該反對誰、聯合誰，強調“中國革命即使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也非由無產階級取得領袖權不能勝利”。

　　關于農民參加革命的重要性，瞿秋白在旅俄期間就認識到，無產階級沒有農民的輔助，不能有尺寸的功效。在起草黨的三大黨綱時，他提出中國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必須“喚醒農民，與之聯合”。瞿秋白以滿腔熱情支持毛澤東和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瞿秋白1927年4月在武漢看到此文，非常贊賞，立即為之作序，以《湖南農民革命》的書名交中央宣傳部主辦的長江書局印制單行本，并號召“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陸豐農民運動》一樣”。

　　關于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瞿秋白在文章中和起草黨的三大黨綱時都明確提出這一問題。1923年，他發表文章，認為解決中國問題既需要“武裝斗爭”，又需要“群眾運動”，應當把它們結合起來，“同時并進相互為用”。1926年，他在總結五卅運動經驗教訓時，再次強調這一思想。瞿秋白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要在黨的領導之下，爭取革命的領導權。革命戰爭如果沒有革命黨的指導，始終難以取勝。要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鞏固和發展，必須與廣大農民“攜手”。歸結起來，黨對革命的領導，一要掌握軍隊領導權，二要建立工農聯盟。由于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未能建立獨立領導的武裝力量。在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時，黨不能組織有效抵抗。血的教訓使黨認識到革命軍隊的重要作用。正是在瞿秋白主持的“八七會議”前后，武裝斗爭思想開始成為黨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地去抓槍桿子，并很快發動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瞿秋白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是在中國革命中形成并發展而來的。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大背景和瞿秋白早期思想變化來看，瞿秋白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投身中國革命，并努力將唯物史觀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并非偶然。正如他所說，“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這是一種歷史的際遇和重任，更是一種歷史的擔當。

　　作者單位：聊城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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