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主流經濟學不懂中國》里面，我們談了公有制主導的基建體系如何擠出超額利潤代表的無效率，通過活躍要素流通向全社會輸送巨大的經濟效益。今天我們繼續來分析公有制主導的另一大生產領域，也是長期被主流理論忽視的生產過程：勞動力的再生產。

　　理性人需要吃飯嗎？

　　人想要健康地活著，就必須吃喝、休息、睡覺、治療；人想要提升知識技能，就必須上學、讀書、接受培訓；人想要生育下一代，就必須孕育并承擔孩子的養與教——這些生活中再普通不過的常識，卻不是主流經濟學的常識。

　　相比對商品生產的詳盡研究，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勞動力生產的刻畫非常幼稚蒼白。在主流宏觀模型里，個人在工作帶來的消費效用和不工作帶來的休閑效用之間進行權衡，從而決定自己花多少時間工作，也就是供給多少勞動力。吃飯休息變成了錦上添花的效用來源，而不是不可或缺的生理過程，勞動力的供給者做到了字面意義上的“不食人間煙火”。

　　主流經濟學類比物質資本的概念，創造了“人力資本”，在學習、醫療、技能培訓等領域投入的金錢計為人力資本，認為這能讓勞動者創造更多產品、分得更多收入。相關文獻大多集中于人力資本的投資，不甚在意折舊；少數討論折舊的論文也主要考慮年齡增長和技能落伍，饑餓、疲勞等最日常的勞動力消耗反而很少討論，換句話說，人力資本的重點還在“資本”不在“人”，餓了三天的搬磚工和天天吃飽的搬磚工的人力資本在主流經濟學眼里沒什么區別。

　　物質決定意識，黑死病造成農奴短缺的記憶屬于封建地主，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大吃低人權紅利從來就沒斷過頓。美洲原住民奴工、黑奴、契約工、殖民地勞工、第三世界新城鎮化人口、難民移民，只要西方人肯付出暴力或者金錢的代價，就會有精壯廉價的勞動力像韭菜一樣冒出來，擠掉病弱多事的勞動力。

　　因此主流經濟學對基礎生理需求的天真漠視并不奇怪，因為他們只需考慮“人工成本”，也就是企業主購買工人勞動力的支出，而不是工人作為一個人恢復和生產勞動力的成本。

　　還好馬克思把工人當成人看，勞動力的再生產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勞動力是消耗性的，人只有滿足了吃住用度和休閑學習的需求，才能恢復在生產中消耗的體力或腦力，滿足這些需求的費用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成本。

　　模型的好壞不在于使用高大上的數學工具，而在于能否與經濟現實相吻合。主流經濟學用無數的模型和實證計量探討為什么人工成本隨著經濟發展而不可逆地上升、出生率則不可逆地下降，但只要現實中的工人還需要吃飯睡覺，他們的解釋就永遠不可能比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理論更有力。

　　根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資本家壓低工資，工人就減少工作時間（勞動力供給），在家躺著享受休閑的效用，從而迫使資本家重新提高工資，由此還衍生了很多“自愿簽合同不能叫剝削”的謬論。何不食肉糜，食利者把自己躺著看進賬的爽感嫁接到打工人身上，手停口停的打工人何來主動壓縮勞動力供給還能悠閑愉快不怕餓死的底氣？

　　馬克思指出，資本家壓低工資的理論下限面臨工人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約束，即使資本家可以對個體工人說“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如果不付出補償該崗位勞動力消耗的最低價格，勞動力群體也會因不可維生被迫停止供給——餓死或轉行。

　　從時間軸縱向看，社會總產品發展豐富的成果理應由全社會成員共享，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水漲船高。封建經濟下，農民只需口糧、蔽體衣物和簡陋住房就能完成再生產，工業革命開始后，產業工人的再生產需要攝入一定的蛋白、接受基礎教育、購買工業品，以及對抗城市疾病的醫療服務等等。到了今天，恢復腦力消耗和愉悅身心的物質精神消費也變成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當然組成。

　　納入階級因素，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更加復雜。中產階級會把“小資輕奢”的景觀符號算作自己的再生產成本，必須為吃穿住行附加更高的“裝逼價值”。這在勞動力的代際再生產中體現更加明顯，無論中產還是上流都大量投資后代的教育和符號塑造，保證下一代勞動力的生產也是本階級的再生產。

　　上面描述了勞動力再生產需要的社會產品和服務，資本主義通過價格機制把它們納入市場交易，然后勞動力再生產撞上了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

　　自由勞動力制度要求勞動者與資本家簽訂“自愿且平等的契約”，自己承擔勞動力再生產成本，“激勵”工人為了生活的重擔不停奔走勞作。美國經濟學家福格爾通過研究南北戰爭前奴隸莊園的賬本資料，發現南方黑奴的飲食、居住環境等部分生活質量指標優于北方工人，北方的低人權優勢甚至強到了奴隸主聞之自愧的地步。

　　他估算的具體數值在學術上尚存爭議，但資本主義的黑色邏輯展現無遺：被剝奪財產權的黑奴是屬于奴隸主的“生物性資本”，奴隸主愿意付錢抵消私人資本折舊；而資本家對自由人的勞動力不享有產權，自然他們對這種“非消耗性”經濟要素的再生產不負任何責任。

　　“當廠主對工人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小店主、當鋪老板等等向他們撲來。”工人必須到其他社會生產者手中付費實現勞動力再生產，利潤這個私有制市場的魔鬼開始發揮主要矛盾作用。

　　衣食住行等均屬生活必需品，勞動力再生產“原料”的價格彈性很低，商家很容易強迫消費者吃下抬價。房東抬高出租屋的利潤，工人的再生產成本變高，于是要求廠主支付更高的工資，廠主為了維持利潤上調工業品價格，使用工業品生產的農業主推高農產品價格，房東再次提高房租以購買等量的工農業產品……沿著勞動力再生產的鏈條，利潤發動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

　　生產成本高，產量就降低，這是任何經濟理論都承認的鐵律。勞動力再生產成本的不可逆提高，必然導致勞動力供給和出生率的不可逆降低。為了維持政治穩定、經濟運轉和社會延續，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采取手段把部分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分攤到社會，發展到今天的主要分攤手段有兩種：一是政府補貼服務供給者，再向低收入者提供相關服務，二是工會集體議價，掌握更多貨幣工資支付再生產成本。

　　這兩種方法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前者本質上是用納稅人的錢為企業利潤買單，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比如奧巴馬醫改搜刮中產養肥保險公司和醫院。后者只能讓工人更高效地加入到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公共交通、醫院等關鍵基礎設施的罷工更是加劇了底層互害的烈度。

　　體制與廉價社會再生產

　　鋪墊這么久，終于要說到正題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的“體制”掌握著大多數勞動力再生產的生產資料，既降低了再生產的貨幣成本，又把這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分攤到社會承擔，讓勞動者能以低廉的價格實現相對高質量的勞動力再生產。

　　“體制”是計劃經濟時代下城市福利系統的產物。城市阻斷農民的自然生產，充斥著饑餓、工傷、惡劣的居住條件和傳染病，從中世紀巴黎到圈地運動后的倫敦，再到當代馬尼拉貧民窟，沒有福利兜底的城市永遠是窮人的地獄，資本低人權優勢的狩獵場。前三十年，新中國采取有保障、有控制的城鎮化策略，把新城鎮化人口編入機關、事業單位和國企等“單位”，捆綁工作和福利保障，避免進城農民成為貧民窟中用完即扔的干電池。

　　國企改制后，企業辦社會成為歷史，政府和事業單位成為公共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形成了我們今天認知的“體制”。體制覆蓋了相當廣泛的勞動力再生產需求，包括治安、必需品價格管理、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醫療、養老乃至部分文化體育活動，是世界上最龐大最復雜的社會福利體系。

　　憑借國企主導的基本商品產銷和發達的基層管理，我國勞動力再生產基礎保障的縝密程度獨步全球。面對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引發民眾恐慌的“天賜良機”，中鹽非但沒有借機漲價，還發文抑制自己產品的需求，每一個舉動都寫滿了“違反市場規律”。而某前自由派媒體人餓死在發達國家的新聞，對于適應了高人權最低保障的我們來說過于不可思議，以至于第一時間愿意善意地相信她死于厭食癥的折磨。

　　治安是一切人身財產權利的基石，教育是提高未來收入的必需，醫療服務買賣雙方具有極強的信息不對稱，這三大服務業特別容易占據壟斷地位牟取暴利。在《主流經濟學不懂中國》里我們詳細論證過，公有制廠商不追求利潤，擠干了價格中的利潤水分，使勞動力再生產體系“寓福利于價”。

　　三大基本服務要么不收費（治安），要么幾乎完全處于價格管制之下（教育醫療），至少單位整體賬面上保持負利潤，依賴財政補貼運行，讓勞動者只需付出接近甚至低于成本的貨幣就能實現再生產，從而達成再生產資源的高效配置。

　　筆者在海外學習期間，一位研究勞動經濟學的諾獎得主曾在講座上提出疑惑：研發是一個人才密集的行業，中國大學研發支出中人員費用占比遠低于國際平均，為什么還能取得如此快速的科技進步？

　　如果讓筆者來回答這個問題，答案會是低廉的學費，聊勝于無的宿舍租金，財政補貼的食堂，這些費用投入壓制了大學勞動力的成本，也沒有計入人員經費科目。而外國大學雇傭博士生，至少要在工資中支付商業化的食宿價格，往往還得涵蓋動輒10%以上的學生貸款利息，顯然吃睡收租的高額支出是高質量科研產出的不充分不必要條件。

　　體制不僅在自身內部擰干水分，還能背靠14億人的統一大市場改變外部供應商的壟斷盈利邏輯。這幾年醫保局“靈魂砍價”的新聞屢上熱搜，供藥商以往的定價策略是依托專利形成的壟斷地位和患者對健康的迫切需求，認為制造稀缺賺取暴利，醫保談判則要求他們將供給擴大到社會最優數量，薄利多銷取得合理利潤，不必像奧巴馬一樣反其道而行之，讓國家支付壟斷賣方的吸血賬單。

　　由于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邏輯不同，用GDP、財政支出等“過程”統計量比較各國人權優勢毫無合理性。有太多專家或自媒體拿我國醫療、教育、社會救濟等支出占GDP或者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很低當論據，攻擊我國民生保障差、福利待遇差。但他們沒發現按自己的邏輯，阿富汗的福利待遇全球領先，一定是比法、德、比、日等發達國家更高級的潤人歸宿吧。

　　實物工作量是檢驗經濟績效的唯一標準，我們既不嘲笑發展坎坷的第三世界國家，也不繼續鞭尸某些臭名昭著的低人權優勢發達國家，比好不比爛。西歐北歐福利國家的醫療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維持在10%-12%，人均預期壽命則維持在83歲左右的人類科技極限，疫情期間略有下降。

　　我國疫情前醫療支出占比為5.4%，21年防疫期間升到6.5%，人均預期壽命升至78.2歲。到了高齡區間，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我國正在用不約一半的社會總資源占用穩步追趕福利國家的上限。也正是因為以擠出利潤的少量貨幣投入完成同等甚至更多的實物工作量，在使用購買力評價法計算GDP時，我國的經濟表現都會較增加值法（利潤）計算時出現大幅度提升。

　　還有些事情完全超越了GDP的衡量。相比商品的再生產，勞動力再生產涉及更為廣泛的社會道德因素，只有排除了盈利追求，再生產的提供者才有“閑心”實現背后的社會價值。教培講師可以教會學生做題應試，但學校老師育人育德的責任意識絕不可替代；西方乃至香港的私立醫院醫護在疫情最嚴重時大量辭職或罷工，我國的醫護人員卻逆行而上。

　　2012年前，警察、老師、醫生曾因行業的混亂尋租被百姓稱為“三大黑”，假設社會只把他們當做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市場化服務賣方，也不會對這些職業產生如此之高的道德期許。

　　提供公共服務的人員本身也需要再生產勞動力，如果他們再生產的成本本身已經很高，僅僅擠出利潤還不足以保證公共服務的廉價。英國NHS健保體系雖然由政府運營并免費提供，醫護人員的培養和日常再生產都在含利潤的市場環境中進行，動輒罷工要求提高貨幣工資，醫療服務的“起步價”越來越高，最終政府不堪重負。

　　我國體制內人員往往享有一定特權，可以在餐飲、醫療、教育、住房等領域優先接入體制，比如單位廉價食堂，教師子女上學照顧等，代價是貨幣工資低于與自己同等學歷能力的市場就業者，獲取市場供給產品的能力比較低。這是計劃時代高福利低工資的孑遺，客觀上把他們的再生產過程留在低成本的體制內循環，壓低了他們對體制支付貨幣工資的要求，從而使其對外部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進一步降低。

　　體制搭臺，個人和企業唱戲

　　我們普通人從這套再生產體系中獲取的益處不僅是價格性的，還有機會性的。這里又要插入一些枯燥的名詞解釋：經濟學定義中的“需求”，和我們日常的語義大有不同。我們餓了渴了，就會產生吃飯喝水的需求，孩子到了上學年紀，就會產生受教育的需求。但在經濟學中，只有在某一價格下獲得市場承認（簡單說就是付得起錢）的索取欲望才是“需求”。所以食品價格上升食品需求下降，不是人們攝入營養的需求被“調節”了，而是窮人的吃飯權被“調節”了。

　　諾獎經濟學家的異類、新自由主義的鮮明反對者斯蒂格雷茨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很多短缺現象本質上來源于價格被控制在較低區間，無法消滅“理應被消滅”的需求，導致在資本主義國家被掩蓋的真實需求被表達了出來。蘇聯末期家庭主婦排隊買面包的場景不會出現在美國，因為餓著肚子的美國窮人知道，排隊也買不起面包。

　　回到國內，公共服務質量終究有高有低，但不能用支付能力抹殺人民對于高質量再生產的需求。治安消防等最最基本的公共服務還能均勻分布在城市內，其他類型的公共服務則需要依照非貨幣標準進行排序分配，包括戶籍、考試成績、排隊等等。

　　家境一般的筆者讀書期間，小升初、中考、高考成績還是分配下一階段教育資源的唯一標準，保障了筆者這個小鎮做題家還有干部子弟、書香門第競爭一下的權利。而排上隊、掛上號就能看三甲的醫療模式，相較分級轉診的免費醫療或按價分診的美式醫療，能在最大程度上滿足群眾迫切的看病需求。

　　非貨幣標準篩選當然不可能做到絕對公平，但在較長時期、較大范圍內相對公平普惠地分配公共服務資源，也確實沒有比“體制”做得更好的答案。何況公家出錢的再生產成本社會分攤模式，本身也要求使用與私人財富脫鉤的分配方式，否則必然陷入成本社會化、收益私人化的丑陋境地。

　　和廉價的公有制基建系統一樣，體制主導的勞動力再生產持續向商品生產領域輸出利好。僅僅人口基數的龐大決不足以構成“人口紅利”（雖然筆者非常非常反感這個詞），改開初期，中國人均GDP只有印度的75%，但成立三十年的新中國就已經戰勝了血吸蟲等公衛頑疾，普及了赤腳醫生，推廣了鄉村教育，人均預期壽命比印度高11歲，成年識字率比印度高25個百分點，嬰兒夭折率是印度的一半還低。這支用30年培養的年輕健康、男女參與、有基礎文化和紀律意識的勞動大軍，成為了我們國家工業化城鎮化騰飛的最強動力。

　　另外簡要提一句，總有人試圖把“體制”代表的再生產體系描述為城市工人和干部建立在剪刀差剝削農民之上的特權。實際上，前三十年工業向農業人口再生產的反哺是相當積極高流動性的，包括拖拉機、水泥等工業品的平價下鄉，赤腳醫生代表的現代技術向農村的滲入，知情下鄉客觀上實現的“能上能下”福利流動等等。

　　而“工貴”印象的產生，恰恰來自于80-00年代再生產體系的激進私有化，把工業和服務業成果越來越多固定在貨幣支付能力更強的城市，轉而通過掏空六個錢包的新型剪刀差，要求農民購買有保障城鎮化的機會。

　　40多年來，勞動力再生產體系整體保持了公有制，壓低了居民貨幣工資需求的下限，甚至部分遮蔽了經濟成果分配、勞動權利保護的缺陷，民企可以以很低的價格雇傭到高質量的勞動力，是中國制造最主要的競爭優勢來源之一。這是又一個“體制打牢基礎、民企錦上添花”的基本模型，大量輸入中國制成品的發達國家當然也是中國體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沒資格對我們的公有制模式指手畫腳。

　　中國的新城鎮化人口如此充沛，廉價再生產體制覆蓋如此廣泛，以至于國內外很多方面產生了優質廉價勞動力供給無限的錯覺。他們像習慣空氣一樣無視了高性價比勞動力背后的生產機制，還試圖逐步蠶食公有制的再生產體系，轉化為口袋中的利潤和GDP，反過來長吁短嘆大呼小叫“中國正在逐步喪失人口紅利！”“人工成本太高企業就要跑了！”仿佛勞動者對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一種經濟犯罪。

　　于是他們潤去到低關稅或低人力成本的洼地，才發現素質扎實、勤勞服從還價格低廉的勞動力供給不是理所當然。曹德旺到美國建廠，給工人開出6萬美元的年薪，還要用“激勵管理”好生關照工人情緒（在國內他們連社保都不情愿交），可美國工人還是會在午飯時間一哄而散，沒人在乎資本家的商品生產。

　　而搬到東南亞的工廠不僅面臨熟練工比例低、生產效率和良品率不高的難題，光是嚴肅工作紀律和鼓舞內卷精神頭就夠老板們頭疼的了。比中國勞動力質量高的國家再生產成本“起步價”高，比中國“起步價”低的國家勞動力質量不行，只有公有制再生產的中國擁有最高性價比的勞動力要素供給。

　　筆者承認，全文的論述略偏相對理想化，還是那句話，任何體系都不能避免摩擦。無須諱言，當前體制中行政權力分配公共服務資源的過程不夠透明、監管困難，滋生了巨額的資源浪費。周公子們肆意繞過前門鉆進體制內低價體系，但他們的勞動力可沒有用于提供公共服務。還有同時來自體制內外的、將再生產資源尋租變現的沖動，產生了大量灰色的、沒有被統計數據捕捉到的再生產成本。

　　多少有些諷刺意味的是，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即使存在如此大量的摩擦，我國的勞動力再生產體系仍然擁有全世界最高的性價比。但如同海浪沖擊礁石，從房地產的大塊切割，到醫療、教育等行業的緩步溶蝕，勞動力再生產成本中注入了越來越多的牟利水分，公有制再生產模式的礁石被搬走一塊，壓在群眾身上的大山就多一座。到了近幾年，新三座大山已經開始在經濟中造成質變。

　　而這些，正是主流經濟學和企業利益辯護士始終大力驅動的，從鼓吹醫療教育私有化到頻繁攻擊社保制度、要求取消企業繳費負擔，本質上都是要把社會買單的勞動力再生產轉嫁到個人的錢包。

　　再生產成本在上升，而我國在勞動權利保護等方面的諸多不足毋需為諱，勞動者很難通過議價等手段提高手握的購買力（哪怕只是暫時的、終將互相傷害的），不遏止這種對公有制再生產模式的侵蝕，社會就會越來越難以支付再生產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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