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因素很早就伴隨著人類，在原始人的部落中，就存在民主因素。但民主作為一種思想被寫進著名典籍里流傳下來，則是大約兩千多年前的事。中華傳統文化里很早就記載著明顯的民主思維，比如，在孟子看來，國君如果干不好，就應該下臺，還有《旬子》里有“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高度民主思想。在這方面，中國很領先。當中國人在思考怎樣可以使“天下大同”的時候，當中國人以著書立說的形式宣揚民主思維的時候，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祖先還只是歐洲森林和原野中的蠻族。

　　當人類紛紛進入到帝王家族統治的歷史階段以后，中國人還在試圖實踐民主，而且還很早，只是這個實踐過程很坎坷。例如，人們擁戴王莽上臺，就是一次很早的重大民主實踐，但是這次民主實踐失敗了，慘痛的失敗。王莽一度很得人心，許多人都認為王莽是大賢能，當時，有參政條件的，能夠參與政治的人的多數都擁護王莽當最高執政者，那時人們不認為必須是劉邦的子孫才能當皇帝，而是誰行誰就上，這種意識有很強的民主色彩。起初，局面還算良好，西漢皇帝和平禪讓，權力和平交接，頗有民主色彩，許多人期待著“新”的開始所帶來的幸福。但是后來，王莽的執政導致了巨大的災難，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成為最高執政者后，王莽自負、愛慕虛榮的個性缺陷產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這是當時的人們做夢也沒想到的；二是，由于古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還很不發達，還很不夠，所以在執政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很多試錯的現象，甚至是嚴重的試錯，要么是這個人錯了，要么是那個人錯了。古人以自己所經歷的苦難，給今天的人們留下了很多經驗教訓。

　　王莽確實使用了權術手段，也確實存在人品、個性和執政理念上的缺陷，但是后世的一些人在總結王莽的教訓時，把王莽定義成了一開始就打算干大壞事的所謂“篡位者”，似乎讓某個王朝的皇帝的子孫永遠充當最高執政者就是對的、好的，這就浪費了一次總結關于民主的經驗教訓的寶貴機會。

　　古人出于民主意識曾經簡單地認為，推舉一位“賢能”登上最高執政的位置，一定能治理好天下，這種想法很天真，推舉王莽的失敗經歷說明，僅有民主是遠遠不夠的。當時，對人的復雜性的認識還很初級，對人類社會的復雜性認識還很不足。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表明，民主有時候也會失敗。

　　雖然經過這次失敗，但民主思維仍然中國在留傳，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認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集·自鑒錄》，他具有一定的民主思維和很強的工作能力，開創了貞觀之治，在歷史上留下佳話。

　　不過，民主雖然有民主的益處，但民主也會帶來相應問題，這種現象符合辯證法和矛盾論，舊的矛盾被解決或暫時解決，又會出現新的矛盾。在中國古代，民主意識的傳播，不僅對執政者產生制約，也產生了違背人們向往安寧的意愿的作用。

　　民主機制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競爭領導人職位（競爭方式有很多種，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戰爭的；可能是良性的競爭，也可能形成惡性的競爭），民主意識會使一些人不是持有對皇帝效忠到底的念頭。如果某個人，有了些權勢，就覺得皇位也不是高不可攀，就覺得自己也可以當一當最高執政者，再加上皇帝的執政也很有缺陷，使一些人心中不服，這樣一來，政局就不穩了，爭奪皇位的大戰就可能出現，出現大戰亂，導致人民受盡苦難，安史之亂就是個例子，客觀地說，對既有皇帝的不滿不服是古代歷史上多次戰亂的重要誘因。經歷太多的戰亂苦難，古代中國思想文化越來越向往安定，“寧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于是產生了這樣的解決方略：一方面加強對皇子的教育以增強執政能力，一方面大力倡導忠孝觀念以便加強人們對權力的服從意識，以期使皇位穩固、政權穩固、國家安定，避免“天下大亂”。清朝走的就是這個路子，但這條路子最終也沒走通，雖然清朝以為已經找到了永享太平的路子，但中國沿這條路子走到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走到了國弱民窮、科技大落后、官場空氣污濁、階級矛盾尖銳、國民普遍愚昧的地步，這是系統性的衰敗，是兩千多年的帝制和與帝制相適應的思想文化的系統性衰敗，這不是改幾項政策、換個皇帝或者換個總統就能解決的，后來產生了新文化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才扭轉了局面，盡管新文化運動并不完美，但這是扭轉局面的起點。

　　中華傳統文化曾被捧到天上，也曾被貶到地底。中國古代文化有很多燦爛的閃光點，但不能說完美無缺、不能說白璧無瑕、不能說沒有走過彎路。對中國古代思想的局限性不必過分苛責，因為那時候畢竟沒有現代科技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取得的大進步，但對古代思想文化要實事求是地批判。對待中華傳統文化，要用好辯證法，中華文化有悠久的辯證法思維，不過運用辯證法很難。

　　中華傳統文化里既有“舍我其誰”的極致的自信，也有極致的奴性思維、自卑思維的內容，既有相當強烈的民主思維，甚至是極端民主化思維，也有高度專制的內容，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在兩個極端之上來回跳，比如在自負和自卑之上來回跳，再比如在專制主義和極端民主主義之上來回跳。

　　中華傳統文化既有高度的勤勞精神，但也有想當脫離勞動的人上人、專享清福，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才會干一些工作的這種適合剝削階級口味的內容，這種觀念對很多人形成了負面影響。傳統文化就像不同顏色的顏料在一個杯子里混合。既包含中國古人（包括一些統治者）向往美好和睦的愿望，但也摻雜了古代統治階級的私心和人的局限性所產生的認識偏差。

　　在中國思考民主問題，就不能不思辨傳統文化中的忠孝觀念，在中國帝制時代中后期，非常推崇忠孝，把忠孝作為最核心最重要的觀念。那么現代人應該怎么看待盡忠意識？盡忠這種觀念到底是精華還是糟粕？首先要看忠于誰，簡單地說，忠于正確的就是精華，忠于錯誤的就是糟粕；在歷史選擇關頭忠于進步力量，就是精華，忠于反動勢力，就是糟粕。第二要看怎樣盡忠？不機械不盲從地盡忠，既立足于自身實際，能向上反映實情，又有大局觀，不是僅從自己的局部考慮，從而提出有利于全局的主張，這樣的盡忠就是精華；相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報喜不報憂，或者多報喜少報憂，報憂的時候輕描淡寫，投上級所好，唯書唯上，奴才式盡忠，導致上層判斷不清什么矛盾是主要矛盾，這樣的盡忠就是糟粕。盡忠這種觀念是一體兩面，既有精華的一面，又有糟粕的一面。

　　精華式盡忠有光輝的范例，解放戰爭進行到1948年初時，粟裕將軍提出先在長江以北打大的殲滅戰的建議就是一例。本來毛澤東主席指示粟裕將軍先南渡長江，但粟裕將軍經認真分析考慮后認為先在江北打大的殲滅戰更為有利，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議。毛澤東主席有實行軍事民主的胸懷和水平（如果沒有足夠高的水平，就把握不住軍事民主的方向），粟裕將軍有大局觀和很高的軍事謀略水平，有誠懇溝通的意愿，立足于華野自身的實際情況，同時服務于大局。解放軍的統帥和將領經過反復溝通和探討，最終同意粟裕將軍的建議，定下大計，先在江北利用后方民眾踴躍支前等有利條件打大仗，這就有了淮海戰役的勝利，為以后解放江南廣大地區奠定了基礎。

　　如果上層沒有足夠的胸懷和水平，下級盡是打個人的小算盤，這樣的局面下，民主機制難以運行。

　　再來說孝道，孝道是很復雜的，其實《孝經》里并不是沒有民主的氣息，在《孝經》的第十五章《諫諍》里就有一些民主氣息，不過《孝經》并沒有論述探討怎么把握服從和諫諍之間的辯證關系，而這兩者間的辯證關系很重要，把握起來也很難。

　　“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里的這一段話對于古代統治階級來說是非常好的，普通百姓也很贊同這段話，贊同到了非常篤信的程度，之所以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人們怕亂，中國古代史上的戰亂太多了，古代統治者和普通百姓都認為孝道是維護穩定、培養好人的大法寶，所以極力推崇孝道，認為誰“犯上”，誰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以階級斗爭的角度看，這就是階級壓迫和欺騙，人類制度化地分化為階級社會，就出現了剝削制度，隨著剝削階級對自身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想要得到更多，也由于被剝削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有可能出現反抗，所以剝削階級就必須采用欺騙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地位，這是剝削階級的生存本能，把奴性說成是善良美德，把壓迫包裝成維持安定，把剝削階級的利益包裝成是整體利益，用“仁義道德”遮蓋百姓艱難的生存狀況，為鞏固統治，要求人們不僅在政治觀念上要服從統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培養服從統治的思維，普通百姓沒機會接觸皇家，那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向能接觸到的高等級的人表達恭順，從順從父母開始做起，進而順從剝削階級政權，通過把盡孝意識樹立成天經地義，強化民眾對剝削階級統治的屈從，對當時的統治秩序的絕對服從，永不“犯上”，只能逆來順受。

　　但最終，哪一個帝制王朝都沒有逃過歷史周期率。

　　中國古代的皇帝們如果復活，他們之中很多人會喊冤，說：他也想讓人間太平、也想青史流芳、也多多少少體恤了百姓，人總得克制自己，總得對人加以規范，總得需要政權、總得有秩序吧。

　　當然不能說中國皇帝們的出發點百分之百的都是惡意，但他們的能力有限。中國人向往太平美滿，但人世間有許多苦難，是皇帝根本就消除不了的，但皇權往往不愿意承認自己的能力不足，還是要維持“真龍天子”的架子，還是把維持自身統治地位放在首位，孝道所規定的高度順從，是皇權非常需要的，是期望和訓導人們即使遭受再大的苦難和委曲，也不能“犯上作亂”。這種模式是有問題的，但在當時，不這樣又能怎么辦呢？一旦天下大亂，民眾也要深受其苦，就算推翻舊王朝，新王朝就能不出問題嗎？不過還是有人要反抗，中國古代史上的農民起義次數遠多于歐洲中世紀，具有“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斗爭勇氣，但是舊時代的農民起義不能使中國擺脫帝制，也不能使中國擺脫帝制文化，最終也消除不了人世間的大量苦難，還是沒有真正找到出路。

　　古代歷史是復雜的，不是單色調的，不正確的和正確的、自私和公心常混雜在一起，不能下一個簡單結論。

　　在孝道對父母和子女關系的設定里，重視對子女的教訓而輕視與子女的交流，雖不能說古代父母和子女之間就沒有交流，但交流被輕視，如果哪位古代父母重視與子女的交流互動，那是他的個人選擇，而不是古代孝道理論的要求。至于現代人認為的父母和子女人格平等的觀念，在古代的孝道里更是沒有，古時候講究的就是尊卑有別，即使是進諫言，那也是卑者對尊者的效勞，民主氣息已經氣若游絲。可是人與人之間平等地交流互動，對民主機制的運行非常重要，家庭是學會與他人進行人格平等地交流互動的重要場合，新社會需要人們適應人格平等的模式，在人格平等的條件下，參與國家管理，提高參政水平，也需要權力和義務的辯證統一，與古代那種管理者高貴，被管理者卑下的模式很不同。在中國實踐民主時，孝道問題是個大難題，繞不開的大難題。人海茫茫，各種人都有，什么樣的父母都有，可以說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光怪陸離，要求所有人對父母完全順從，宣揚“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讓人們不提是非對錯，只知服從，以此來穩固統治，這就太糊涂了，這就造成了是非對錯判斷的混亂。

　　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帝制，與帝制相適應的思想文化大力灌輸忠孝觀念，強化了民眾的服從、忍耐意識，帝制雖然終結，但服從和忍耐意識卻遺留下來，這產生了兩種作用。

　　第一，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極為艱難困苦，但廣大革命者有高度的忠誠、服從和忍耐意識，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最終成功，如果沒有這么高度的忠誠、服從和忍耐，中國革命就不能成功。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革舊模式的命，但帝制時期留下的高度服從和忍耐意識卻為革命者所用，成就了革命。

　　第二，帝制時期留下的高度服從和忍耐意識也給新民主主義革命制造了重大障礙。帝制時期長期向民眾灌輸服從政權的意識，所以民眾普遍對剝削階級政權的統治服從甚至是屈從，所以少數忠于反動勢力的反動骨干就能夠驅使大批服從剝削階級的士兵（這些士兵大多出身貧苦），導致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不得人心的反動勢力所掌握的力量遠遠大于革命力量，形成大山一樣壓在中國人頭上的白色恐怖。幸虧毛委員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經過長期艱苦奮斗，革命的力量才終于超過了反動勢力。如果當時中國民眾對剝削階級政權沒有那么強的服從屈從、忍耐意識，那么反動勢力所掌握的力量就不會那樣龐大，反動統治就沒法那么猖狂，中國革命就沒那么艱難。

　　古代文化所產生的作用是復雜的，受古代文化影響的人各走各的道路。

　　科舉制包含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到了明清時期，絕大部分文官都是科舉制選拔出來的熟讀四書五經的佼佼者，雖然其中有些人清廉為民，但當時的官場卻大面積貪腐，可見，在利益的巨大吸引力面前，熟讀同樣的“圣賢書”的人群也會產生分化。僅靠讀古人的“圣賢書”是不夠的。

　　同樣是讀過“圣賢書”，有的人對待人民群眾就是“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的情懷；而有的人，對待廣大想保住自己的勞動果實的人民群眾，則是“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殺氣騰騰，讀“圣賢書”就讀出這么個結果。

　　民主也不是必然使人們走上一致的道路，不同的人對民主思維有各自的理解和運用，例如，有的人就認準了西方樣式的民主，有的人則想探索出另外的民主之路，可以說是分道揚鑣了。總的來說，實踐民主是件很復雜的事，不能想得太簡單，還是要用好辯證法。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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