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吳剛梁在公眾號“大勢看經濟”發布《發展壯大民營經濟需要破除三大障礙》一文，認為“剩余價值理論、所有制歧視、把民營企業家排除在體制之外”始終是擺在民營經濟發展道路上的“三大障礙”，并且提出“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為民營企業家正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模糊企業所有制邊界”、“完善政治吸納機制，提高民營企業家地位”等三大建議。

　　吳剛梁披著“國企改革專家”的外衣，卻完全無視我國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由2000多萬為國犧牲的先烈鑄就，完全無視《憲法》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全無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公然提出否定和拋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公然違背習近平總書記力挽狂瀾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要求，公然代表資本利益集團向黨和人民要權。為此，必須予以嚴正批判！

　　一、對“剩余價值障礙論”的嚴正批判

　　吳剛梁錯誤地認為“剩余價值理論”是擺在民營經濟發展道路上的“第一大障礙”。由此，提出“進行重大理論創新，為民營企業家正名”的建議。具體錯誤觀點和對錯誤觀點的嚴正批判如下：

　　錯誤觀點之一：

　　民營企業家作為 “私營企業主”，其身份是與“資本家”密切聯系的。

　　嚴正批判：

　　1. 需要厘清“民營企業家”與“私營企業主（資本家）”兩個概念的區別。“民營企業”是相對于官營（主要是國有）企業而言的一切企業形式。其中，只有私營企業屬于生產資料私人所有、以雇傭勞動為基礎、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成分；除此以外，還存在個體工商戶、兩人或兩人以上合伙經營共同勞動的合伙制企業、八人以下的微型企業，這都不屬于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私營企業”；更為重要的是，民營企業中還包括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企業，這屬于《憲法》第6條“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所確定的公有制企業范疇。所以，“民營企業家”與“私營企業主（資本家）”不是等同的概念，必須具體區別其企業的性質。（參見懋仁 弘毅《“民營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是一個概念嗎？》，昆侖策網 2023-01-31）

　　2. 優秀“民營企業家”應成為“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推動者。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2013年11月9日）。優秀“民營企業家”任正非，作為華為創始人僅占華為股份的0.73%，而99%以上的企業股份由員工持有，推動華為成為實行“員工持股制度”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成為民營經濟的“公有制”實現典范，破解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課題”！！（參見弘毅《大道華為：民營經濟的“公有制”實現典范》，昆侖策研究院 2023-09-13）

　　3. 以利潤占有為導向的“私營企業主”就是“資本家”。不可否認，我國目前的民營企業中的私營企業是大量存在的。從私營企業概念分析，私營企業“指以生產資料私有和雇工勞動為基礎，并以盈利為目的和按資分配為主的營利性經濟組織”。從私營企業特征分析：一是生產資料完全由企業主私人所有和支配，雇工不占有生產資料；二是依靠雇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三是獲取剩余價值、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為目的；四是勞動所得投資分配或以按資分配為主（見百度百科“私營經濟”）。而“資本家”是指占有生產要素，依靠經營企業、雇傭勞動者來獲得利潤的人。無需置疑，以資本主義“利潤占有”為價值導向、而非以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為價值導向的“私營企業主”，確實就是“資本家”！

　　錯誤觀點之二：

　　剝削理論將民營企業家置于“原罪”狀態，使他們缺乏安全感。

　　嚴正批判：

　　1. “剝削理論”并沒有將“民營企業家”置于“原罪”狀態。“剝削”是指一些人或集團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或壟斷，無償地占有那些沒有或者缺少生產資料的人或集團的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剝削理論”就是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否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拋棄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就是拋棄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中，對資本主義剝削是有質與量的科學規定的。如前所述的民營企業中的個體工商戶、兩人或兩人以上合伙經營共同勞動的合伙制企業、八人以下的微型企業，都不存在資本主義剝削，集體企業就更不存在剝削。像華為任正非為代表的“優秀民營企業家”，通過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全體員工持股制度，創造了民營經濟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他獲得作為企業家的管理勞動報酬和僅占華為0.73%的股份收入，這與企業員工的分配方式是一樣的；他為中國做出了在“世界500強”華為排名第44位、在上榜中國高新科技企業華為第一的貢獻，但他個人財富僅位列世界排名第2378位。對這樣的民營企業家，豈有“原罪”之說，又豈有“原罪”之憂？

　　2. “資本家”的剝削“原罪”是歷史客觀，并非“剝削理論”強加于他們的。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不過是把資本剝削的歷史、現實、實質及其規律客觀描述和揭示出來了，難道你不講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剝削就突然消失了？資本家就不是資本的化身，不占有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了？資本家的剝削采取了占有剩余價值的形式，包括通過絕對延長時間的“絕對剩余價值剝削”與通過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剩余價值剝削”。僅從絕對剩余價值剝削角度，“私營企業主”推行“996”“007”工作制，遭到“996.ICU”揭露，一周之內，阿里巴巴、螞蟻金服、京東、58同城、蘇寧、拼多多……均被寫在“996公司名單”中。反思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前100位，中國高達26位，中國內地21位，甚至創業僅6年的拼多多黃錚以身價553億美元世界排名第26位，是否存在剝削？是否需要被質疑？是否需要置于“原罪”狀態？而不具有剝削性的勞動群眾集體公有制“民營企業家”任正非世界排名第2378位，是否反襯其他私營企業“剝削”的客觀存在？（見表1）

　　【表1 任正非與中國內地21位進入2021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100的財富比】

　　3. 是否“缺乏安全感”，取決于你是否順應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大勢。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但是，當前出現2023年中金公司報告呈現的“最富裕人群140萬戶460萬人，總資產為290萬億，人口占比為0.33%，占有私人財富的67.4%；中產階層3100萬戶9900萬人，總資產為110萬億，人口占比6.9%，占有私人財富的25.6%；非富裕非中產人群13.22億人，總資產為30萬億，人口占比92.77%，僅占私人財富的7%（見圖1，2023年中金公司報告）。

　　【圖1 中金公司財富占比與階層人數占比數據情況】

　　面對“0.33%富人占有67.4%的私人財富，92.7%的13.22億人僅占7%的私人財富”的“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如果你能夠像中國第一企業家任正非一樣問心無愧，那么，就永遠不會“缺乏安全感”。因為，他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人民把他舉得很高很高；因為，面對美國舉國打壓，他引領中國高科技企業挺起了中國人民不屈的脊梁！

　　如果不能，那么“缺乏安全感”也就不奇怪了。倘若良心尚未泯滅，希望你認真思考：該怎樣履行改革開放之初簽訂的“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國家契約？認真思考：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如何履行“報效國家、服務社會、造福人民”的企業經營倫理？

　　錯誤觀點之三：

　　進行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理論創新與突破：應該從理論上承認企業家的勞動也創造價值；承認企業家才能是一種生產要素，而且是最活躍、最主動的生產要素；承認企業家賺取利潤和積累財富具有正當性。

　　嚴正批判：

　　1. 政治經濟學早已從理論上“承認企業家的勞動創造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程恩富教授，早在2001年便提出：“凡是直接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物質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直接為勞動力商品的生產和再生產服務的勞動，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實體的內部管理勞動和科技勞動，都屬于創造價值的勞動或生產勞動”（程恩富、顧鈺民《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勞動價值理論的當代拓展》，《當代經濟研究》2001年第11期），明確承認“生產性企業私營業主的經營管理活動是創造價值的勞動”。

　　2. 企業家才能是與其他勞動同樣活躍、主動的生產要素。生產要素指進行物質生產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環境條件，包括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人的要素主要指創造價值的勞動要素。程恩富教授將勞動分為五種類型：“生產物質商品的勞動、關于有形和無形商品場所變更的勞動、生產有形和無形精神商品的勞動、進行勞動力商品生產的服務勞動、生產性企業私營業主的經營管理活動”都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參見程恩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創新》，《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2年第2期）。如上五類勞動代表五類職業，是同樣活躍、同樣主動的。如果將企業家勞動才能凌駕于其他勞動才能之上，不僅束縛各類勞動潛能充分發揮，而且違背社會主義勞動平等價值觀，違背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勞動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任何一份職業都很光榮”（習近平《在知識分子、勞動模范、青年代表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年4月26日）。

　　3. 企業家賺取經營管理勞動報酬具有正當性，但占有利潤待疑。程恩富教授認為“生產性企業私營業主的經營管理活動是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這種管理活動具有兩重性：一是從社會勞動協作的必要管理中而產生的勞動職能，客觀上會創造商品的新價值；二是從財產所有權獲利的必要管理中而產生的剝削職能，客觀上又會無償占有他人的剩余勞動（程恩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創新》，《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2年第2期）。為此，企業家通過經營管理勞動獲得勞動報酬必然是合理正當的。但是，通過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而獨自占有他人剩余價值，而不是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共同獲得剩余利潤，必然屬于非正當性的剝削。

　　二、對“所有制歧視障礙論”的嚴正批判

　　吳剛梁錯誤地認為“所有制歧視”是擺在民營經濟發展道路上的“第二大障礙”。由此，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模糊企業所有制邊界”的建議。具體錯誤觀點和對錯誤觀點的批判如下：

　　錯誤觀點之一：

　　不再按照所有制劃分企業類型，改為按規模、行業、技術類型等特性劃分企業類型和制定相關政策。

　　嚴正批判：

　　1. 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性質和職能并非完全相同，豈能“模糊所有制”？新中國成立至今70多年來，國有企業經歷了由弱到強，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力量。國有企業相對于民營企業，不僅具有商業性職能，而且具有公益性職能，其商業性體現為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其公益性體現為替代并補充政府的部分職能，發揮協調國民經濟各個方面協調發展的作用。模糊所有制劃分，國有企業公益性職能如何發揮？

　　2. 國有企業作為國家創新意志的政策工具，發揮著三種使命作用：“作為打破既得利益集團和傳統思維支配性影響的有力工具，推動國家創新體系的變革；在應對能源轉型、氣候變化、公共衛生、收入不平等和人口老齡化等重大社會挑戰和全球挑戰中發揮主力軍作用；在后發國家特別是我國的技術趕超中發揮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賈根良《國有企業的新使命：國家創新意志的政策工具》，《教學與研究》2023年第3期）。

　　3. 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上，國有企業“兩核作用”尤需發揮。國有企業不僅追求企業利潤和效益，同時承擔著國家發展戰略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更高責任，有效發揮著新舊動能轉換“主力軍”“排頭兵”、經濟運行“壓艙石”“穩定器”作用。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必然需要著力強化“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導向，“以提高核心競爭力和增強核心功能”為重點，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切實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4. 沒有了國有企業，國際壟斷資本就會對民營企業進行碾壓式沖擊。如果沒有了國有企業，不僅我們國家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就會崩潰，國際壟斷資本就會對我們的民營企業進行碾壓式沖擊。……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國外壟斷資本具有資本的、技術的、市場的、經驗的優勢，我們單個民營企業無法同其抗衡，所以就容易被人家大魚吃小魚，各個擊破，高度組織化的國有企業，能夠發揮協同的系統的力量，抵御國際壟斷資本的沖擊”（祁金利《談談所有制問題》，思想火炬2022-04-24）。

　　錯誤觀點之二：

　　國有資本最好保持相對控股地位或者實行無實際控制人模式。

　　嚴正批判：

　　1. 革命先輩用生命換來的國有資產，怎么可以無實際控制人？國有資產，是指屬于國家所有的一切財產和財產權利的總稱，是國家所有權的客體，為國家所有并能為國家提供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各種經濟資源的總和。國有資產的積累和形成具有漫長的歷史性特征，是由2000多萬革命先烈的鮮血和生命鑄就，屬于全體人民的共同財產，必然由國資委代表全體人民。如果實行“無實際控制人模式”，全體人民的共同財產國有資產將流向何處？

　　2. 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必須“保管好、使用好、發展好”。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積累了大量財富，這是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必須保管好、使用好、發展好，讓其不斷保值升值，決不能讓大量國有資產閑置了、流失了、浪費了。我們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監管、懲治國有資產領域發生的腐敗現象，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8-11-01）。

　　3. 國有資本只有相對控股，沒有絕對控股，那在國民經濟命脈和關鍵領域如何確保國家安全和民生底線？1949年9月25日，《共同綱領》規定“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計民生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在國企混改中，哪些企業需要國資絕對控股，哪些需要相對控股，哪些只需要參股，是根據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來掌握的。根據2015年12月29日《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對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在混改中國有資本可以采取絕對控股、相對控股或參股的不同形式；對主業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必須保持國有資本控股地位，支持非國有資本參股；對于處于自然壟斷行業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和公益類國有企業，可以采取國有獨資形式。其中，國家命脈行業，包括軍工國防科技、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金融、文化等9個行業；關鍵領域，包括重大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9個領域。國有資本對這些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那是天經地義的。否則你想干什么？是想毀了我們國家的命脈和根基？

　　錯誤觀點之三：

　　國有企業經過混改之后，今后數量將極大減少甚至退出歷史舞臺。

　　嚴正批判：

　　1. 請吳剛梁先生認真研讀，并思考是否完全違背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如果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我們一定要想清楚，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想清楚，國有企業廣大黨員、干部、職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16-10-12）

　　2. 請吳剛梁先生繼續認真研讀，并以習近平總書記的教誨而警醒悔悟：“各種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重點拿國有企業說事，惡意攻擊、抹黑國有企業，宣揚‘國企不破，中國不立'，聲稱‘肢解'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些人很清楚國有企業對我們黨執政、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亂人心、釜底抽薪”（《習近平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6年10月）。

　　3. 請吳剛梁先生還要認真研讀，并以習近平總書記的教誨而深刻反思：“一些人就是利用新舊制度轉換的落差和時差來牟取私利、中飽私囊的。價格雙軌制，肥了多少人？國有企業改制，又肥了多少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習近平《在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網2014-01-14）“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習近平參加安徽團審議》，中國政府網2014-03-09）。

　　三、對“民營企業家排出體制外障礙論”的嚴正批判

　　吳剛梁錯誤地認為“民營企業家排出體制外”是擺在民營經濟發展道路上的“第三大障礙”。由此，提出“完善政治吸納機制，提高民營企業家地位”。具體錯誤觀點和對錯誤觀點的批判如下：

　　錯誤觀點之一：

　　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仍然難以得到依法保護。部分民營企業家動輒身陷囹圄，企業財產被隨意處置。

　　嚴正批判：

　　1. 合法的民營企業家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完全可以得到國家法制的明確保護。《憲法》第13條“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民法典》第207條“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平等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第267條“私人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侵占、哄搶、破壞”；第269條“營利法人對其不動產和動產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等，對“民營企業家產權和企業家權益”做出保護，只要是“合法的私有財產”均不受侵犯。

　　2. 如果“遵紀守法”但難以得到依法保護需要依法維權，這與體制內外無關。近幾年民營企業刑事犯罪的狀況：串通投標罪、非法經營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詐騙罪、集資詐騙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逃稅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行賄罪、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民營企業十二種常見刑事罪名及立案標準（2022年）》，澎湃，2022-08-12），并且均以《刑法》具體法條、《最高人民法院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及《立案追訴標準規定》予以嚴格確定。如果是“遵紀守法”的，卻被“動輒身陷囹圄，企業財產被隨意處置”，則必須走依法維權的法治程序，但并不存在體制內外在“遵紀守法”和“依法維權”上有什么不同標準。

　　3. 如果“違法經營”必須依法追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概莫能外。《憲法》第5條“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33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法》第三章從“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詐騙罪”“危害稅收征管罪”“侵犯知識產權罪”“擾亂市場秩序罪”等八節內容，對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做出清晰法制規定，需要人人遵守、概莫能外。目前有些地區和司法部門，對民營企業主違法網開一面，甚至出臺執法不平等條規，已經引起人民群眾極大不滿。相比起來，對體制內人員用黨紀國法查處，那可是要嚴厲得多。不知這位貌似為民營企業家說話的人是這么想的？

　　錯誤觀點之二：

　　“商而優則仕”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慣例。

　　嚴正批判：

　　1. 美國“旋轉門”是“商而優則仕”國際慣例典型。卸任官員、落選議員進入游說公司、智庫等私營部門，另一方面，游說公司、智庫的專家、政客重新進入政府、國會，成為官員。這種雙向流動，就是美國政治中著名的“旋轉門”現象。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中將這些進出“旋轉門”的人稱為美國的“權力精英”，操縱著國家機器并擁有各種特權，占據社會結構的關鍵位置，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緊密聯系、掌握決策。折射出金錢與權力的相互勾連，隱藏著巨大利益驅動，造成嚴重的政治腐敗，損害著美國人民的公共利益。

　　2. 烏克蘭的高層政商“旋轉門”完全是“竊國者侯”。烏克蘭通過高層政商“旋轉門”的“竊國者侯”形成的財閥寡頭統治，不僅是富可敵國的商人，而且還是政黨的組織者、領導者，烏克蘭議會議員，政府要員。商業資本與政治權力已經緊密結合在一起，主宰國家金融、經濟和政治的工具牢牢控制在手中，影響著國家對外戰略的制定和執行。由此，導致的俄烏戰爭，使60萬烏克蘭人民失去了生命，使烏克蘭所有國有企業、國有資產被美國搶劫一空，僅美國貝萊德一家公司便掙得60億美元。

　　3. 美烏“旋轉門”嚴重損害著美烏和世界人民利益。“旋轉門”不僅開創了一種腐敗文化，而且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的腐敗行徑披上了合法外衣，使美烏政壇變成了最腐敗的土壤，使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直接交換成為最腐敗的路徑，不僅直接損害著美烏人民的公共利益，而且嚴重損害著世界人民的公共利益。通過“既包括美元貶值、貨幣放水形成的熱環流，也包括美元升值、美債縮表形成的冷環流”的美元回流機制，使新興市場經濟體若稍有應對不當，將直接導致匯率危機、外債危機、金融危機，嚴重損害著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

　　錯誤觀點之三：

　　持續吸納優秀民營企業家到各級黨政機關特別是經濟管理部門擔任領導職務。

　　嚴正批判：

　　1. 民營企業家任職黨政機關和經濟管理部門領導屬于資本奪權的典型“旋轉門”。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當官發財兩條道，當官就不要發財，發財就不要當官。”這為正確處理政商關系、權錢關系指明了方向，劃定了紅線，提供了基本遵循。吳剛梁先生不是不懂最基本的政治規矩，不是不懂黨政部門和國家經濟部門領導都必須是“為國理政、為國理財”的毫無私利者，也不是不懂政商“旋轉門”腐敗的內在規律，不是不懂“旋轉門”實際上是官商一體化的機制，本質是金錢主宰權力，權力為金錢服務，使國家公權淪為私有工具。他極端荒唐地提出所謂的“持續吸納優秀民營企業家到各級黨政機關特別是經濟管理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其實質就是代表資本利益集團，向黨和人民要權，要黨權、要政權，就是要讓我們的黨和政府變成資本的權力機關，變成資本統治人民的工具。這還意味著要通過“旋轉門”打通政府部門和私人商業部門的通道，使權錢交易暢通無阻，將使國家陷入像美國、像烏克蘭一樣“君子協定、延期付款”的最極端腐敗狀況。

　　2. 任何部門權力“只能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會上講話》，2015年1月12日）。當官莫發財，發財莫當官，官與商自古以來就是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如果民營企業家立志“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那么理應像建國之初榮毅仁、盛丕華、胡厥文等民族資本家將個人財產全部上繳國家，成為真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公仆。

　　3. 深刻認識、堅定杜絕政商“旋轉門”在中國出現。必須深刻認識政商“旋轉門”的實質，就是某些精英通過某種渠道進入政府部門，任職期滿之后或中途離職再投身于私營企業，利用獲得的政治信息和政治人脈為私企謀私利。民營企業家任職經濟管理部門領導，將直接性造成政商“旋轉門”，必然異化為通向政商勾結和權錢交易的“腐敗之門”。必須深刻吸取美國、烏克蘭政商“旋轉門”對美烏人民、對世界人民造成的嚴重傷害，堅定不移杜絕政商“旋轉門”在中國出現，堅定不移捍衛習總書記所強調的“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干事、為民謀利”！！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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