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同志的文章《為了在中國更好堅持馬克思主義——答胡德平先生十問》（以下簡稱《紫文》）在“昆侖策”網站刊出后，迅速得到了胡方以黃髥為筆名的網文的回應。稍有遺憾的是，該文本輪的商榷（以下簡稱《黃文》），并沒有逐一回答《紫文》上次所提出的具體問題，而只是提出一個抽象的命題：“墨守陳規教條，拒絕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才是一條絕路”，以及其他若干論點。本著有來有往的精神，現僅就《黃文》這次所提出的問題，做一簡要的回答。

　　一、何謂“拒絕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

　　《黃文》這次一改上次《十問》的方式，一開始就給出一個高度抽象的命題：“墨守陳規教條，拒絕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才是一條絕路”。命題乍看很正確，然而由于多出了一個“才”字，就變得很片面，很簡單化，因而很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問題在于，真正“拒絕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的極端表現有兩種：一曰真正的教條主義（這種形式的教條主義，其實也一種修正主義，因為它割裂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些零碎的教條）；二曰公開露骨的修正主義。

　　正如毛澤東主席所說過的：

　　“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

　　這是從認識論或認識根源方面來講的。

　　還說：

　　“我們在批判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

　　這是從修正主義的階級根源和特征方面來講的。

　　可是怎么到了您這里，就只剩下了“墨守陳規教條”這一個方面了呢？

　　難道拒絕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也可以叫做“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拒絕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

　　至于什么才是《黃文》所說的“墨守陳規教條”？不妨讓我們來看看《黃文》自己是怎么說的。

　　二、是“基本原理”，還是“陳規教條”？

　　《黃文》說，

　　“紫虬先生在昆侖策公眾號發文，反對與時俱進看待民營經濟，仍然堅守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對私有制的定性，認為這是一條通往剝削和奴役的道路；反對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完整地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學說，只認為符合蘇聯模式教條的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而介紹馬克思的其他論述都是在搞意識形態和平演變。這種觀點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頗具代表性，也是頗有市場的，這種對待民營經濟這個社會主義重要經濟成分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才是一條危險的路徑。”

　　關于什么才是“反對與時俱進看待民營經濟”的問題，本文后面也會有所涉及。這里僅從理論的角度，來對《黃文》做出一些答復。

　　（一）《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消滅私有制”，是“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對私有制的定性”嗎？

　　《黃文》在這里采取了以攻為守的手法。他一方面反對“消滅私有制”中的“消滅”這個中譯文，認為對私有制只應當“揚棄”（包括保存和發揚）而不應當“消滅”；另一方面又把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與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對立起來，把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特殊的歷史階段下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措施，當做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論據，并把這稱作“與時俱進地看待民營經濟”。但是，《黃文》的這種說法和做法是不對的。因為在任何時候都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既不能用錯誤的理論去反對正確的實踐，也不能錯誤的實踐去反對正確的理論。

　　正如毛澤東主席《實踐論》中引用斯大林的話所說的：

　　“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

　　也正如他在《矛盾論》中引用列寧的話時所說的：

　　“當著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

　　還正如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所說的：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黃文》是如何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的。

　　第一，《黃文》說，反對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誤讀、誤解和誤導，就是“仍然堅守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對私有制的定性”。

　　這里我要問的是：您所說的“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指的究竟是什么？是正在走向破產的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還是資產階級的庸俗政治經濟學？——可是，所謂“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主要就是上述這兩種“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

　　然而它們對私有制是怎樣“定性”的？它們“認為這是一條通往剝削和奴役的道路”過嗎？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的卻是：

　　“1830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

　　“資產階級在法國和英國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

　　很明顯，您實際上想說的“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并不是指馬克思所說的這些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或者指您所謂的“20世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中的某些個別錯誤解釋或說法”，或者干脆就在影射《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身！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后者，迄今為止，我們仍然不愿意相信這是真的。但是它的客觀效果就是如此！

　　因此，您的這一看似不經意的說法實際上卻出賣了您，把您逼到了一個死角：您所說的“19世紀早期政治經濟學”究竟指的是什么？

　　然而《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可都是中央組織部明文規定的黨員領導干部的必讀書吧？但凡您稍微認真讀過一些這兩部著作的話，也不會出現如此低級的錯誤！您這樣做和這樣說，如何讓人相信您是在“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

　　第二，《黃文》批評我們“反對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完整地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學說，只認為符合蘇聯模式教條的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而介紹馬克思的其他論述都是在搞意識形態和平演變。”

　　問題在于：您這完全都是在“扣帽子”，沒有一句是實事求是的、以理服人的和有真憑實據的。我們在上一篇反駁您的“十問”的文章中，您能找出哪一個段落和哪一句話是能支持您的論點嗎？

　　反過來，您說我們反對您“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完整地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學說”。但是您在哪一點上“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了？您又在什么時候“完整地介紹”過“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學說”了？

　　難道說，您真的認為您自己的這些誤讀、誤解和誤導，就是您說的“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完整地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學說”嗎？

　　我們又在是什么時候、哪句話中說過“只認為符合蘇聯模式教條的才是真正馬克思主義，而介紹馬克思的其他論述都是在搞意識形態和平演變”的？

　　最后您還說，“這種觀點也不是孤立的，而是頗具代表性，也是頗有市場的，這種對待民營經濟這個社會主義重要經濟成分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才是一條危險的路徑。”但是我們認為：

　　您這句話前半段，也就是說，反對您的做法和說法的觀點“不是孤立的，而是頗具代表性，也是頗有市場的”，這完全是一件大好事。它正好說明了：在我們紅色中國這個社會主義的國度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是生了根的；正好說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能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不能是別的什么主義；還正好說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

　　至于您這句話的后半句，則是萬萬不敢茍同的。因為您不僅用“民營經濟”偷換了“私有制”的概念，而且就連科學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主義”這個基本概念也被您歪曲和篡改了！

　　請問：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從什么時候開始把“私有制”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您難道會以為，只要您發明出任何一個“新詞”來，就算是給“私有制”戴上了隱身帽，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指鹿為馬了？

　　更何況，您所說的這幾個“新詞”，連半點新意都沒有！

　　例如，與您差不多同時，或者比您更早一點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等等的所謂“民營經濟”概念的“創始人”之一高尚全同志，他的這三個自以為是“與時俱進”的“新詞”，就是從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的演說中，以及從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中抄來的！而你在上一篇《十問》中，就也曾這樣使用過。

　　再如，您的“人民經濟”的提法，不也是從俄國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綱領》中抄來的、甚或是捕風捉影地“撲捉”而來的嗎？

　　您這究竟是“與時俱進”呢，還是“與時俱退”呢？

　　您這一“進”（或者不如說一“退”）“進”得可是夠遠啊，竟然從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到了100多年前資本主義的美利堅合眾國，從共產黨的主義“進”到了國民黨的主義，從馬克思主義“進”到小資產階級的民粹主義那里去了！

　　（二）“消滅私有制”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結論嗎？

　　《黃文》還說，

　　“馬克思主義毫無疑問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思想指南，但是這里有一個前提是完整地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某一節點的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從前從蘇聯轉手進口而來的、經過刪改的馬克思主義。”

　　我們認為，這里的問題有：

　　第一，“共產黨人的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是“某一節點的馬克思主義”嗎？

　　當然不是！因為：

　　首先，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話說到這個份上了，都把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了，您竟然還可以說這是“某一節點的馬克思主義”？

　　其次，按照您的說法和做法，也就是如果按照您的邏輯，馬克思主義豈不變成了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是如列寧所說的“一整塊鋼”，而是如您所說，好像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有多少個“節點”就有多少個不同的“馬克思主義”了？

　　您想過沒有，這樣說和這樣做，那豈不就是在理論上和邏輯上把馬克思主義“肢解”了，甚至“凌遲”了、“碎尸”了？

　　怪不得張五常說，“在中國，馬克思實際上已成為過去。殺一個人很困難，但要人早死卻很容易，我做的就是這容易做的事情。”

　　我們當然不愿意您會成為張五常那樣的人！

　　第二，“共產黨人的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是“從前從蘇聯轉手進口而來的”嗎？

　　當然也不是。因為：

　　首先，不要說《共產黨宣言》是發表于1848年，而且就連陳望道先生開始翻譯《共產黨宣言》的1919年，那時候蘇聯還沒有建立。馬克思和恩格斯怎么竟然能夠如此穿越，在世界上還沒有蘇聯的時候就把這句話預先發送給了蘇聯，以便讓中國從蘇聯“轉口而來”？

　　其次，《共產黨宣言》除了博古翻譯的版本以外，還有很多其他的中譯本（至少不下十數種）。您憑什么說我國的《共產黨宣言》，就只是“從蘇聯轉口而來”的？除了陳望道先生的“味道有點甜”，您是否還聽說過成仿吾先生為了翻譯《共產黨宣言》而學德語、背詞典，“背一頁撕一頁”的故事？如果只準“從蘇聯轉口而來”的話，還需要這位從中央蘇區出發、經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并且擔任過陜北公學校長的老紅軍、老專家去如此刻苦地學習德語嗎？

　　更何況，問題并不在于這段譯文，而在于：即使翻譯作“廢除”和“揚棄”，也都并不改變“消滅”的實質！此點，后面再與您作進一步的討論。

　　第三，“共產黨人的理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是“經過刪改的馬克思主義”嗎？

　　當然更不是。因為您找不出任何一條根據或證據。沒有證據的說法，就是無稽之談。因此，在這一點上也就沒有什么可以與您討論的了。不過，您在這個標題下，卻談到了另外一個大問題。

　　三、馬恩說過他們“消滅私有制”的主張“錯了”和“只是一個幻想”嗎？

　　《黃文》說：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0年前后就投身社會主義運動，至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他們的觀察思考寫作長達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中全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即便是對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的態度變化非常大，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坦率說的那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

　　這里的問題有以下幾個：

　　（一）19世紀下半葉，這“半個世紀中全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了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問一下：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怎樣才叫“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不是至少也應具備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從生產力方面看，至少是應該發生了質的飛躍即“質變”吧？那么，馬恩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那種包括分工、機器和大工業（以自動化生產為標志）、世界市場、經濟的全球化等等在內的，以“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自覺應用”為特征的生產力發生了根本性的質的變化了嗎？

　　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這些論述：

　　1.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

　　2.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

　　3.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

　　4.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5.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

　　6.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請問：資本主義社會“仿佛用法術創造”出來的“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一個像魔法師“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那樣的“生產力”，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了嗎？如果是那樣的話，資產階級豈不真的“連一天也統治不下去了”？

　　第二，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應該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也果然已經真的被全部推翻了，一個全球范圍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世界已經完全建立起來了吧？否則，怎么可以算作“翻天覆地的變化”呢？

　　如果按照這樣的標準來判斷，那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事共產主義革命活動的19世紀下半葉這“半個世紀中”，全球生產關系真的也“發生了翻天地覆的變化”了嗎？

　　如果真的那樣的話，那么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豈不已經徹底勝利，私有制也都已經徹底消滅了？或者，退一步按照您的意見來說，豈不都已經徹底被“揚棄”了，或者被“廢除”了？

　　那樣的話，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要繼續領導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干什么？

　　不僅如此，我們認為，不僅19世紀下半葉，而且就連整個20世紀在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才不過剛剛取得初步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又怎么可以說在19世紀的下半葉，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了呢？

　　正如毛澤東主席在《矛盾論》中所說的：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人怎么可以放棄“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一偉大的理論呢？

　　（二）在這個時期內，馬克思恩格斯對待私有制“態度”變化了嗎？

　　當然也不是。不妨看看如下幾個事實：

　　第一，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共產黨宣言》各種版本的出版情況來看。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版本是在1848年出版的德文版，而馬克思生前所看到并且與恩格斯共同為之作序的最后一個版本則是在1882年出版的俄文第二版。此時，距離《宣言》的第一個德文版的出版已經過去了36年，距馬克思逝世已不足半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私有制的看法“改變”了嗎？沒有。

　　在這個馬克思生前所看到并且為之作序的最后一個版本中，把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還是“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還是“消滅私有制”。只不過是把德文“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翻譯成了俄文“уничтожение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而已。而這里的俄文“уничтожение”就是“銷毀”或“消滅”；“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就是“私有財產”或者“私有制”！

　　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該版《序言》中所談到的“俄國公社，這一固然已經大遭破壞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我們上次基本上也指出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這里所提出的問題是：它“是能夠直接過渡到高級的共產主義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還必須先經歷西方的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那個瓦解過程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回答是：“對于這個問題，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復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

　　這就是說，如果上述條件具備了的話，它就可以成為從已經遭到破壞了的原始土地共有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起點；反之，就可能走上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道路，被資本主義所消滅。

　　但是，無論如何，對于俄國農村公社中已經產生的那種與農村公社并存的私有制成分來說，或者是通過向共產主義的過渡而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公有制所“消滅”，或者是被資本的原始積累所“消滅”，不都還是注定要被“消滅”嗎？

　　不僅如此，在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又進一步分別為之作序而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1888年英文版、1890年德文版、1892年波蘭文版和1893年意大利文版。其中“消滅私有制”這句話絲毫也沒有被“改變”。怎么可以說，“即便是對待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的態度變化非常大”了呢？

　　第二，從《資本論》第一卷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出版情況來看。馬克思“晚年”不僅指導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俄文版和法文版，修訂出版了它的德文第二版，而且還為原打算在美國出版的英文版寫下了比較詳細的修改意見。而在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則克服重重困難，不僅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德文第三、四版（1883、1890年）和英文版（1884年），而且還花費11年的時間，編輯、出版了《資本論》的第二、三卷（1885、1894年）。而在所有這些版本中，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涉及“否定的否定”和“重建個人所有制”的那個地方，都保留了馬克思在法文版中加上的那句話，即“這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法文“Elle rétablitnon la propriété privée”和德文“Diese stellt nicht das Privateigentum wieder her”）！

　　第三，再從《黃文》所引述的恩格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來看。《黃文》說，“正像恩格斯1895年3月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中坦率說的那樣：‘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1848年的斗爭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里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

　　其實，關于這個問題，南京大學的奚兆永教授有一篇全面批駁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見解的文章，駁得和解釋得都非常到位。凡是真正愿意認真領會恩格斯的本意的人，讀了這篇文章后，即使原來存有誤解的，這些誤解也都可以煙消云散。但是看來您并沒有讀過，或者雖然讀了但卻聽不進去。現在我們不得不從另外一個稍微不同的角度，進一步談談您的誤解究竟在哪里。大體說來就是：

　　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這段話中所說的“錯了”的地方和“幻想”，并不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消滅私有制”的主張。恰恰相反，恩格斯認為使《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從而也就是“使生產資料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

　　這里有一個最顯而易見、最普通的事實和道理：因為恩格斯的這篇《導言》是用短橫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是用星號）分成上下兩個相對獨立的部分來寫的。橫線以上的部分是介紹和肯定馬克思《法蘭西階級斗爭》的成就和意義；橫線以下的部分才是說明該書所包含的可能的局限或不足。這本來就應該是任何一位多少有點讀書常識的讀者都應該知道的一種慣常的做法，同時也是任何一篇《序言》或《導言》都不可或缺的兩個理論部分（無論是不是用橫線分開）。而在該《導言》橫線以上的肯定的評價中就包括：

　　“使這部著作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是，在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在第二章中，講到那里稱作‘初次概括無產階級各種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勞動權’時說道：‘但是勞動權實際上是表示控制資本，而控制資本又是表示占有生產資料，使生產資料受聯合的工人階級支配，從而消滅雇傭勞動、資本及其相互間的關系。’這樣，這里就第一次表述了一個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形形色色封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和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財產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

　　請問：您見過在同一篇對同一部著作進行評價的《導言》中，在前一部分對該書的歷史意義作了如此充分的肯定之后，緊接著在后邊就又對此作出全盤否定，說什么“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的嗎？

　　為什么您只是望眼欲穿地盯著恩格斯所說的“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這句話，而不去首先看看上面肯定的評價？為什么您還那樣巴不得進一步把它強加到馬恩“關于私有制的看法”上，而不去仔細領會一下恩格斯所指出的“使這部著作具有特別重大意義的”那個“公式”，即“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呢？

　　這難道就是您說的“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嗎？

　　至于恩格斯在《導言》下半部分中所說的“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指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在您所摘引的后面的話中實際上差不多也已經說清楚了。不過，由于這多少有點超出了我們本次討論的范圍，同時也為了便于您自己“完整地貫徹馬克思主義”，所以這里就不多做解釋了。真心希望您不僅這樣說，也要去這樣做，而且就連在閱讀恩格斯的這篇《導言》時也去“貫徹”一下。那時，您“或許”就不僅會知道恩格斯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即社會革命到來的時機的估計、工人階級斗爭條件和方式方法的變化等），而且或許也將會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發表這篇《導言》時做了哪些刪節，以及伯恩施坦為什么要把能夠顯示這些被刪節的內容的恩格斯的原稿深藏在自己那里，不愿意公布。

　　（三）關于《黃文》所說的“早期論述”與“晚期論述”

　　《黃文》說到，

　　“所以，我們談起對資本主義、對私有制，不能僅僅去引用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一些論述，更要看他們晚期論述，這些思考更成熟，也跟當下的生產關系更接近。”

　　但是，

　　首先，你所說的“早期”和“晚期”指的是哪里和哪里？188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之作序的《共產黨宣言》的俄文版，以及恩格斯晚年為之作序的《共產黨宣言》的其他多種文本中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論述，是屬于他們“早期”的還是“晚期”的？

　　其次，你所說的“當下的生產關系”是什么意思？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全世界“當下”的“生產關系”統一了嗎？另外，附帶并弱弱地問您一句：您知道“當下”在佛家語言中是多么長的一個時間段嗎？

　　不過，因為有了上面的論述，所以這里也就不再過多地與您討論了。因為您所說的這種“早期”與“晚期”論述的對立，本身就只是一廂情愿的、但又查無實據的幻想和錯覺。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我覺得您同樣也誤解得太深，而且也太重要了，所以也想再次給你解釋一下。這就是我們上一次已經給您解釋過的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批判》中所說的“私人生產”和“社會生產”的問題。

　　那么，恩格斯的這段論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對此就先要了解一下恩格斯寫這篇《批判》是要干什么用的。

　　毫無疑問，是為了幫助德國社會民主黨修改他們自己起草的《綱領》草案中的錯誤的。“愛之深、教之嚴”。把這句話用到恩格斯與當時的社會民主黨領導層的關系上，應該說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那么，恩格斯對這個“草案”的最大的不滿意是什么呢？

　　是思想糊涂、理論錯誤。

　　因此恩格斯才不得不對該“草案”，從“緒言”部分開始，逐段逐段地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德文Kritik，與“批評”是同一個詞。所以，孫冶方說，批判就是批評，就是一分為二，就是又批又評）。

　　然后，具體到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這段話，恩格斯批評的是“草案”的什么地方和什么錯誤呢？

　　是“第四段”，即《綱領》草案中的這句話：

　　“根源于資本主義私人生產的本質的無計劃性”。

　　再然后，那么，這句話錯在哪里了呢？

　　主要就是把“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德文kapitalistische PrivatProduktion）這個非本質層面上的“現象”（德文Erscheinung，更準確一點應該是“外觀”或“外表”），錯誤地看作了“資本主義生產”（德文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的“本質”（德文Wesen）。

　　下面就是您所引用的恩格斯的這段話，即：

　　“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據我所知，資本主義生產（德文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是一種社會形式，是一個經濟階段，而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德文kapitalistische PrivatProduktion）則是在這個階段內這樣或那樣表現出來的（德文vorkommende，此處應為“隨之而來的”）現象（德文Erscheinung）。但是究竟什么是資本主義私人生產呢？那是由單個企業家所經營的生產；可是這種生產已經愈來愈成為一種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刪掉‘私人’這兩個字，這個論點還勉強能過得去。”

　　可見，在恩格斯看來，不論是“資本主義私人生產”，還是在概念上與它處在同一邏輯層次上的“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都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而是“資本主義生產”自身的一些“外表”。所以，都不應當寫進《黨綱》！

　　已經把“資本主義私人生產”錯誤地當做“資本主義生產”寫進“草案”里去了，怎么辦？那就應當“刪掉‘私人’這兩個字”（實際在德文中只是一個單詞，并且在這里實際上只是半個詞）！

　　不僅如此，就連“無計劃性”也是這樣。

　　所以恩格斯才說，即使“刪掉”了“私人”，“草案”中的這句話也才僅僅是“勉強能過得去”。

　　但是您所強調的，究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呢，還是恩格斯要求從“草案”中“刪掉”的那種“外表”呢？

　　您是不是誤解了恩格斯這個“節點”上的這句話，把恩格斯這里所說的“資本主義私人生產”誤以為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從而誤以為恩格斯對于“私有制”的看法好像也“改變”了呢？

　　四、一段被扭曲了的馬克思主義“引入”史

　　《黃文》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還提出了一段馬克思主義著作在我國的傳播史。《黃文》的論點有三個：

　　（一）《黃文》說，我國在“改革開放前，尤其是革命戰爭和建國初，對馬克思主義的引進主要是通過蘇聯這個二傳手，即將俄文版馬恩著作再轉譯成中文，而從馬恩德文、英文原著中直接翻譯的文章很少。”

　　然而問題是：

　　第一，《黃文》這里沒有提到馬克思的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資本論》在我國的翻譯史。即使撇開《資本論》的各種不完整的中譯本和分冊不談，單就《資本論》第1-3卷的最早的中文全譯本，以及由考茨基編輯出版的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的1-3冊的中文全譯本來說，就不是按照俄文版、而是由郭大力和王亞南兩位老前輩直接根據德文版，并且參考英、俄文版翻譯而來的。而這也是直到改革開放以前的1975年，在我國唯一通行的全譯本。

　　在我國，談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史，而撇開郭王譯本的《資本論》和《剩余價值學說史》，甚至像有的“專家”也做過的那樣，輕率地把它們也說成“按照俄文版翻譯的”，這是極不負責、極不妥當的。

　　第二，這里還基本抹殺了我國其他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例如陳望道、郭沫若、成仿吾、華崗、侯外廬、王思華、陳公豹、李季等，在黨的領導或影響下獨立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歷史和功績。您是否認為，他們的工作也都“主要是通過蘇聯這個二傳手，即將俄文版馬恩著作在轉譯成中文”的？

　　第三，《黃文》還完全抹殺了我國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學者改革開放以前獨立進行的馬克思主義的文本考證和研究。例如，孫冶方同志在他的許多研究工作和論文中，在這方面就進行過一些有益的考證和辨析，例如俄文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和德文Eeigentum等。另外，現在互聯網這樣發達，您只要到網上去查一查，就不難發現，我國這方面的文章究竟是不是真的“很少”。

　　第四，您根據什么只說“從馬恩德文、英文原著中直接翻譯的文章”，而把其他語種的馬恩“原著”排斥在外？憑什么您認為其他語種的“原著”就不是“原著”，英文版的“原著”就一定都是真正的“原著”？馬克思親自校訂和修改過的法文版《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用法文撰寫的《哲學的貧困》和若干書信等，也一定只有翻譯為德文或英文以后才算是“原著”嗎？在馬克思親自指導下翻譯成的《資本論》第一卷的俄文版，以及馬恩親自為其作序的《共產黨宣言》的俄文版算不算“原著”？

　　您是不是在這個問題上也受到了某種“現代化”就等于“西化”、西化就等于“英美化”的西化思潮的影響了呢？

　　如果有人把法文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和《哲學的貧困》不經過“英文”這個“二傳手”，直接翻譯為中文，允許不允許呢？難道這也算是“通過蘇聯這個二傳手，即將俄文版馬恩著作再轉譯成中文”嗎？

　　另外，在“馬恩著作的英文版”中，不也有很多都是在未經作者授權的情況下從馬恩原著的德文或法文版“翻譯過來”的嗎？

　　第五，最后，您還完全無視了我國馬克思主義著作編譯者們的共產主義覺悟、組織紀律性和黨性。您認為，作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中央編譯局，是服從蘇共中央的領導，還是服從中共中央的領導？

　　當然，以上所說，對我們討論的焦點似乎有點遠了。但是，這一爭論是您挑起的。并且，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的態度就要實事求是，不應該自以為是和強不知以為知。這個要求對我們大家來說都是并不過分的！

　　（二）《黃文》說，“這其中原因當然是受制于蘇聯，蘇聯為了推廣其政治經濟模式需要，也壟斷了國際共運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各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習必須以蘇聯官定版本為圭臬，其他來源都視為修正主義。”

　　這就不僅涉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我國的編譯史和傳播史，而且也涉及整個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了。就此，也想問您幾個問題：

　　第一，您真的認為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其中也包括一我們黨的全部革命活動（因為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編譯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都是“受制于蘇聯”的嗎？如果不是，您前面為什么那樣說？如果您認為是，那么請問：我們黨反對陳獨秀和王明路線的斗爭、我們的農村土地革命和井岡山道路、我們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我們的“百萬雄師過大江”、1950年“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簽訂、我國農村的土地改革、我國的抗美援朝、我國的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我國的“通過多發展一些農業和輕工業來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我們黨領導的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我們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勤儉建國”、我國的“鞍鋼憲法”，以及我國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等等，總之一句話，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的全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都是“受制于蘇聯”的嗎？

　　第二，您真的認為，“國際共運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是誰想“壟斷”就可以“壟斷”得了的？要知道，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乃至全人類的共同的思想財富，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反映，是無產階級領導全體勞動人民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強大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各國共產黨人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國情和具體環境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國際共運”本身就是由各國共產主義運動共同組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人想“壟斷”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也未必會像“資本”和“私有財產”那樣，想“壟斷”就可以“壟斷”得了的吧？還有，您難道真的不知道：以毛澤東主席為代表的我國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正是由于克服了來自國內外的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的干擾，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偉大飛躍？這難道不也包含著我們黨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

　　第三，您所說的這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在時間上也不對。因為，在真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是先有了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才有了對他們的斗爭和批判！而當時，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手稿就都掌握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特別是在一段時期內很大一部分還是掌握在伯恩施坦的手中。難道僅僅伯恩施坦曾經掌握過一部分馬克思恩格斯的譯稿，他作為這部分手稿的“來源”之一，就不是修正主義者了嗎？因此，對您說的這個包括當代西方“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內“其它來源”，也應做具體的分析。是修正主義就是修正主義，不是就不是。這與可不可以從他們手中獲取（甚至包括花巨資購買）資料或材料，根本不是一回事。您什么時候聽說過，從他們那里獲取的第一手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或手稿的原件或者復制件，或者獲取這些原件的做法，被“視為修正主義”的？

　　第四，回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編譯史上來。您是否知道，即使在MEGA1的編輯和出版問題上，也正是由于第二國際的老修正主義者伯恩施坦等人，憑借對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的“壟斷”，出爾反爾，甚至連曾經與蘇共達成的合作協議也撕毀，才為MEGA1的編輯和出版造成了許多障礙的？

　　總之，您的所謂“各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學習必須以蘇聯官定版本為圭臬，其他來源都視為修正主義”的說法，也是似是而非、以偏概全和子虛烏有的，因而也是并不符合實際的。

　　五、一段需要“兼聽則明”的編譯史

　　《黃文》為了論證我國原有馬恩著作的不可靠，還偏聽偏信地提供了一段帶有明顯意識形態偏向的馬恩著作的“編譯史”。

　　《黃文》寫道：“而蘇聯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是怎么來的呢？紫虬先生，以及眾多言必稱馬克思主義的先生們或許不知，早年編輯馬恩全集的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偉大理論研究者們的厄運。研究院院長梁贊諾夫這個和列寧一樣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于1938年被槍決；研究院的250名研究人員中，124人在肅反中遭到慘重迫害。”

　　這里的問題有如下幾個大的方面：

　　（一）關于“蘇聯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是怎么來的”

　　這里的問題是：

　　第一，“蘇聯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是怎么來的”，這與我們爭論的問題，以及與“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本身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有直接的關系嗎？難道就連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收入的《共產黨宣言》，僅僅因為它是“來源”于“俄文版”，就認為其中“уничтожение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這個俄譯文及其中譯文“消滅私有制”，就必然是“錯了”？

　　第二，您真的“兼聽則明”地全面了解過“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是怎么來的”這段編譯史嗎？您是否知道下述意見，即在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原文版”（即“歷史考證版”或者“國際版”，亦即MEGA1）前，首先編輯和出版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最先其實也是梁贊諾夫的想法嗎？

　　第三，您是否知道，無論是MEGA1，還是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它們的第一卷都是在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梁贊諾夫本人事業的巔峰期，即在1928年，同樣經梁贊諾夫的手而同時出版的？

　　第四，您是否還知道，不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且就連《資本論》，也有“學習版”（即“普及版”）和“學術版”（即“研究版”）的區別？您是否知道，兩者的區別主要不是在供“廣大讀者”學習之用正文和書信與“供研究者”研究之用正文和書信之間，而是在是否收入手稿、筆記、異本（在同一著作多次出版的情況下）和其他學術資料方面？另外，您是否知道，梁贊諾夫最初之所以準備首先出版“普及版”的俄文版，并不是因為“蘇聯”對他施加了什么壓力，而是因為他覺得當時蘇聯（具體執行者就是梁贊諾夫本人和他領導的研究院）對“原文”（包括書籍、手稿和筆記等）收集的還不夠，并且是一項更加費時費力的工作，而作為普及版的俄文版在這方面的顧慮可以更少一些？

　　第五，您是否知道，早在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之前，伯恩施坦、考茨基、梅林和梁贊諾夫等人就已經率先出版過經過大量“刪節”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考茨基也已經編輯出版過經過他的編輯、整理和改動了《手稿》次序和書名的《剩余價值學說史》；而梁贊諾夫和考茨基也共同商討、并由考茨基具體實施，編輯出版過《資本論》的普及版？為什么他們編輯出版普及版就是正確的，而蘇聯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學習版”就是錯誤的？更何況，不僅直到1931年梁贊諾夫被撤職和開除黨籍之前俄文版的編譯和出版工作就是由梁贊諾夫領導和主持的，而且就是在1931年至1937年之間，無論是“原文版”（即MEGA1）還是俄文版，都還仍然在繼續同步出版著。而這些后續工作的前期準備和基礎仍然在梁贊諾夫時期奠定的。

　　誠然，在當時的“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級”與俄共、蘇共和“共產國際”交惡的情況下，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即使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編譯出版中，也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宣傳和論戰，對雙方來說，都主要是體現在由編者自己所寫的“前言”和“注釋”等等一類的文字中。而在雙方都宣稱只有自己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好學生的情況下，有哪一方竟然去做這樣的蠢事，即在原著文字的翻譯上去做手腳，以至于給對方留下可資攻擊的把柄和口實？

　　第六，您是否知道，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有第一版和第二版兩個版本？其中第一版是在梁贊諾夫擔任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時期，由梁贊諾夫開始組織編譯（在梁未出事之前已經出版了10卷）、并且是從1928年起與MEGA1同步出版的？

　　第七，您是否知道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1955-1982）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1955年才開始出版的？那時候，斯大林都快要被赫魯曉夫“焚尸揚灰”了，他還能對俄文版的編譯和出版施加影響嗎？

　　第八，您是否知道，我國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1956-1985），也是在上一世紀50年代斯大林逝世以后才開始編譯出版的（第一卷的出版年份是1956年）？對于由我們自己翻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赫魯曉夫有那個本事和膽量來指手畫腳、施加影響嗎？他敢嗎？

　　第九，您是否知道，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除了根據俄文第二版以外，在譯校過程中還“參考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難道您以為這些“原著文字”也都是來自《全集》俄文版？難道您以為，“參考了”云云都只不過是說說，而實際上卻是“得來全不費工夫”？或者說，難道您認為不是必須花費大量辛勤勞動的汗水（說“嘔心瀝血”也不為過），逐字逐句地去翻譯和校訂嗎？

　　第十，您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版和中文第一版如此不實事求是，如此苛刻，如此歪曲，如此鄙薄而以為不足道，這能夠對得起中蘇兩黨兩國這些普通的社會主義勞動者，這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翻譯家和戰士，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前輩、戰友和同志嗎？

　　第十一，您繞了那么大的“圈子”，打了那么多假想的“外圍”，布置了那么大的“陣仗”，對于論證您的到底會起到多大作用呢？最后不還得回到本題、本句、本詞的翻譯上來？

　　六、關于梁贊諾夫的歷史悲劇

　　這里的問題有：

　　（一）梁贊諾夫究竟是一位“和列寧一樣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還是“老資格的孟什維克”？事實是：梁贊諾夫盡管在搜集、整理和編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同時也是老資格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和革命者，但在政治思想上的確是一位“老資格的孟什維克”，而不是“布爾什維克”。

　　因為“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原本并不是兩個不同的政黨，而是同一個早期俄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兩個不同的派別。歷史上也并沒有一個自稱為“孟什維克”的黨。正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的代表大會上，由于在《黨綱》問題上，特別是在要不要把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寫入《黨綱》，以及要不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工人階級的政黨、而不是一個松散的社團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在表決時才出現了“布爾什維克”這個“多數派”（俄文Большевик）與“孟什維克”這個“少數派”（俄文Меньшевик）的分化。而梁贊諾夫恰恰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站在了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的對立面。（參見［德］羅爾夫·黑克爾：《〈馬恩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第一版在列寧時期的興盛和斯大林時期的衰敗》，載《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2期）

　　以上所說，并不意味著我們認為斯大林和蘇共當年對梁贊諾夫的處理就是正確的。而只是想說明：在對待歷史問題上，也應當實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應該因為梁贊諾夫在學術上的貢獻和在政治上的蒙冤，就倒過來，把他說成是“和列寧一樣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

　　（二）梁贊諾夫是“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的嗎？

　　不是。因為他是既主張“按照原貌、全部“編輯”出版馬恩著作”的“原文版”、同時也主張根據實際需要和可能“編譯”出版《全集》的俄文版即“普及版”或“學習版”的。雖然“編輯”“編譯”和“翻譯”在字面上差別不是太大。但在事實上和學術上，顧名思義就是幾件不同的事。而對于加上了限定的“罪名”（無論對梁贊諾夫還是對斯大林）來說，特別是對于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也就是“揚棄”還是“消滅”的問題來說，就有一個是非問題和要不要實事求是的問題了。因為我們跟《黃文》一樣，都不是這方面的專家，目的也都不是在這來爭論這個冤案的。之所以涉及這個問題，是因為《黃文》試圖以他在這方面的提法為根據，借以否定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可靠性，從而間接證明他的見解是正確的。然而《黃文》的這一做法是不對的，因此才不得不設法查閱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事實證明了：不可靠的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版和中文版（包括2009年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而是《黃文》。

　　更何況，梁贊諾夫的這些想法做法都是得到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批準和認可的。也就是說，他的這些想法和做法，與黨中央和共產國際對他和研究院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不是相違的。

　　（三）從列寧對待《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科學態度看梁贊諾夫的表現。

　　事實上，對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和出版，梁贊諾夫并非只是從1917年結束流亡生活回國后才開始的。而是在此之前，他就已經是第二國際的主要成員——“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這方面的權威專家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他才與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等人關系密切，并且參與了由倍倍爾和伯恩施坦負責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編輯和出版的工作。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在對于要不要完整地發表馬恩的書信這一問題上，梁贊諾夫未能支持考茨基，而是站在了伯恩施坦一邊。因為考茨基“在他還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是反對對馬恩的書信進行大量刪減的。而伯恩施坦則堅決主張要刪減，或者至少也要無限期地推遲發表。其原因是：馬恩在書信中有不少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成員的批評，甚至是挖苦和諷刺。而在準備出版這個《通信集》的時候，被批評的一些成員還健在。所以伯恩施坦認為如不刪減就會不利于黨內的“團結”。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梁贊諾夫卻支持了伯恩施坦的意見，并在伯恩施坦的主持下，親自實施了這種刪減和編輯。只是在事后，他才對伯恩施坦發表了批評性的意見（參見同上羅爾夫·黑克爾的文章）。

　　對于伯恩施坦的這些刪減，列寧在當時或許并不知情。但他卻從另外的角度，在其“《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對于伯恩施坦進行過嚴厲的批判，指出：

　　“編輯工作，也就是為各個時期的通信寫前言的工作，是由愛德·伯恩施坦擔任的。這個工作無論在技術方面還是在思想方面，都做得不能令人滿意，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施坦既已完成向極端機會主義觀點的臭名昭著的‘演進’,本來也就不能擔任這些充滿革命精神的書信的編輯。伯恩施坦寫的前言，一部分空洞無物，一部分簡直錯誤百出，例如關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露的拉薩爾和施韋澤的機會主義錯誤，沒有確切、明白、直接的說明，而只有一些折中主義的語句和攻擊，如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拉薩爾并不全對’（第3卷第ⅩⅧ頁），又如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策略問題上與其說同李卜克內西‘接近’，不如說同施韋澤更為‘接近’（第4卷第Ⅹ頁）。這些攻擊除了掩蓋和粉飾機會主義外，再沒有什么別的內容。遺憾的是，在現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對馬克思同他的許多論敵所作的思想斗爭持折中主義態度的人愈來愈多了。”

　　而在我們看來，梁贊諾夫在這個問題上，就屬于這類“持折中主義態度的人”。

　　請問：伯恩施坦的這些做法有沒有“意識形態”呢？

　　除此之外，列寧還在編輯的技術方面，提出了若干細節上的批評。

　　但是，盡管如此，列寧還是把對該《通信集》評論的重點，放在了學習、研究、推介該書所收入的這些通信本身的內容和意義上，絲毫也沒因為它們是由伯恩施坦主持編輯的，就懷疑這些通信本身的內容和文字。我們認為，列寧的這種做法才是科學的和實事求是的。

　　以上所說只不過意味著，在我們看來，即使是在對梁贊諾夫的編輯工作的評價上，也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一是一、二是二，不應該隨意篡改歷史。不應當僅僅因為梁贊諾夫在馬恩著作編撰上的卓越貢獻，就倒過來，連他在政治上的蒙冤也說成是“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

　　（四）再從列寧和斯大林對于梁贊諾夫工作的支持和信任上來看。

　　第一，列寧當初究竟因為梁贊諾夫是一位“和列寧一樣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而請他出來主持MEGA1的編輯工作的，還是出于對于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高度重視，以及對于梁贊諾夫的尊重和珍惜，才請他出山來主持研究院的這項工作的？

　　如果不是后者，您又如何解釋列寧以尊敬和商量的口氣寫給梁贊諾夫的下面這兩封信？

　　書信一：

　　“梁贊諾夫同志：你們圖書館里有沒有從各種報紙和某些雜志上搜集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書信？

　　例如，1894年，《萊比錫人民報》上關于唯物主義的書信？

　　《前進報》上談Beesley的？（可能不完全是這樣拼寫？這是位英國教授，孔德的信徒，馬克思的熟人）

　　以及諸如此類。

　　有沒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書信的目錄？

　　它，即那個目錄能不能給我看一個星期？

　　您的列寧”

　　書信二：

　　“梁贊諾夫同志：

　　務請：把書還回來。

　　（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書信里畫了著重線的那些地方是從哪里摘引來的？

　　（2）這些書信是否全文刊登過？登在什么地方？

　　（3）如果刊登過，能否找到并弄到手？

　　（4）我們能否向謝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要知道他們是一群見錢眼開的家伙）購買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或者是書信的照片？

　　（5）我們有沒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過的全部材料？

　　（6）在這里已經收集到的材料有沒有目錄？

　　（7）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或復制件）由我們來收集，此議是否可行？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列寧”

　　如此等等。

　　因此可以看出，在一定意義上說，沒有了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沒有黨和列寧對梁贊諾夫等人求賢如渴般的保護、尊重和支持，梁贊諾夫主持的MEGA1的工作是根本不能順利開展起來的。

　　第二，斯大林反對過“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嗎？

　　顯然也沒有。因為：

　　1. 從斯大林對于梁贊諾夫工作的支持上來看。上面我們已經說過，事實上，無論是編輯和出版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還是編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原文版”（即MEGA1），最先都是梁贊諾夫的意見和建議。其中包括俄文版的篇幅不同于MEGA1，亦即應當進行大大的壓縮（主要是不包括馬恩的《手稿》和《筆記》）。梁贊諾夫的這些想法全都得到了俄共（布）和蘇共中央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

　　（1）1920年12月7日，俄共(布)中央通過了創辦馬克思主義博物館的決議，責成梁贊諾夫負責籌備。僅僅一個月以后，即1921年1月11日，這項決議被修改，博物館的名稱改為社會主義科學院所屬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而斯大林是在1921年4月當選為黨的總書記的。這說明：在斯大林就任黨的總書記之前，對梁贊諾夫的工作也是支持的。

　　（2）1922年7月，中央又進行了一次組織調整，將現有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為直屬俄羅斯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研究院，并任命梁贊諾夫為院長。

　　（3）1923年6月1日，黨中央組織部作出決定，由馬恩研究院負責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4）1924年5月，在由斯大林主持下舉行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出版《全集》的專門決議：“委托中央委員會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協商，采取一切辦法來盡快地出版俄文版和其他文字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5）1924年7月7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根據蘇共中央的建議而通過決議，編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和普及版。同時呼吁各國共產黨協助“搜集有關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和活動的材料”。

　　（6）與此有關的是，不久以后國家作出決定，搜集蘇聯境內所存有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文獻并存檔。這項規定甚至直到在蘇聯1991年解體以前一直有效。

　　蘇聯的黨和政府對于這項工作支持的力度究竟有多大，甚至在今天看來幾乎都是有些難以想象的。其中，單就文獻資料的收集來說，除了梁贊諾夫及其領導的研究院憑借梁贊諾夫的個人關系和努力，再加上蘇共中央和蘇聯以及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人的支持，通過獲贈、拍照、拍買、購買等途徑得來之外，有許多甚至都是把整座圖書館全部買過來！例如：

　　（a）1920年研究院收購了維也納著名的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文獻收藏家狄奧多·毛特內爾和威廉·帕朋海姆的圖書館（藏書2萬余冊）。

　　（b）同年收購了卡爾·格律恩伯格教授的圖書館（藏書1萬余冊）。

　　（c）1921年收購了威廉·文德爾班教授的費希特圖書館。

　　（d）1923年收購了1920年在維也納去世的俄羅斯移民S·克里亞琴科的圖書館。

　　（e）1925年收購了約翰·亨利·麥凱的施蒂納收藏室，內含這位收藏愛好者用30年時間收藏的1100冊圖書和300份手稿。

　　（f）1926年研究院收購了著名國民經濟學家阿道夫·索特伯爾的圖書館（4500冊關于貨幣和銀行業歷史的圖書）和維也納教授威廉·諾伊哈特的圖書館（1000冊圖書），并從法國革命歷史編纂學家查理·韋利那里購買了羅伯斯庇爾和圣茹斯特著作集（包括與他們有關的文獻）。

　　（g）1927年，研究院收購了維也納著名的海爾菲特收藏館（5000冊書籍、1萬多份傳單以及330份報紙等）。

　　（h）此外，研究院還收購了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期出版發行的全套《泰晤士報》和《紐約每日論壇報》。通過大量收購這些專業收藏，并不斷充實新的出版物，研究院擁有了該領域舉世公認的最好的圖書館。

　　以上這些投入，除了少部分是在列寧時期購買的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在斯大林擔任黨的總書記以后，由國家財政全額撥款支持購買的。

　　（7）1930年，在梁贊諾夫在60周歲壽辰之際，即在梁贊諾夫在政治上遭受厄運的前一年，黨和政府還授予梁贊諾夫“紅旗勞動勛章”。該勛章是在1928年9月7日才由蘇共中央和蘇聯人民委員會決定設立的，是為了表彰在共產主義建設中取得杰出勞動成就的勞動英雄。

　　以上可以看出，從1922年7月任命梁贊諾夫為直屬中央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起，直至1930年授予梁贊諾夫“勞動勛章”，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發生的。在這些決定中，既包括編輯出版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包括編輯出版它的原文版即MEGA1。梁贊諾夫的計劃，也是到1933年3月，即馬克思逝世50周年的時候，完成第1版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15卷的德文普及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基本完成第1版原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部分相關卷次的出版。

　　請問：如果真的如您所說梁贊諾夫是“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的，那么斯大林及其領導下的蘇共和蘇聯為什么還要花費如此巨大的財力和物力來支持梁贊諾夫和研究院的工作呢？

　　（五）從梁贊諾夫在遭受厄運之前對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這兩個版本的編輯和翻譯出版實際情況來看。

　　在事實上，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的第一卷，與MEGA1的第一卷，的確也是經梁贊諾夫之手，在1928年同步出版的。而且直到梁贊諾夫被開除黨籍和被捕之前，俄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已經出版了其中的10卷，而MEGA1則才剛剛出版了其中的7卷。

　　這怎么可以說梁贊諾夫“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的？

　　更何況，“編輯出版”和“翻譯”，這是根本不同的兩碼事，而梁贊諾夫從來也沒有主張過俄文版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

　　（六）從梁贊諾夫對于其他國家、其他語種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選集》的態度上看。

　　事實是：梁贊諾夫不僅在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譯和出版上與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認識和態度基本一致，而且就連梁贊諾夫計劃編輯出版的其他語種的“普及版”方面，其基本精神與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主張也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包括，例如：

　　A.計劃編譯出版的18-20卷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德文版；

　　B.計劃從1931年開始出版的英文版；

　　C.以及意大利文版和烏克蘭文版等。

　　以上各種計劃，無一不是所謂的“普及版”。

　　請問：如果真的如您所說梁贊諾夫是“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的，那么為什么他還會從外國黨那里接受并安排如此多的“普及版”的任務和計劃？難道這些也都是斯大林蘇共中央強加于他和研究院的嗎？

　　（七）再從梁贊諾夫被撤職、開除黨籍乃至被捕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這兩個版本的繼續出版上來看。

　　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即使在梁贊諾夫在政治上被撤職和開除黨籍，莫斯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與原來的列寧主義研究院合并，被改組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以后，在繼任院長弗·阿多拉茨基領導下，對于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版”（即MEGA1）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仍在繼續進行。其中僅在1932年至1935年之間，MEGA1就繼續出版了第1部分的第3、4、6卷，第1部分的第5、7卷，以及第3部分的第4卷。所以，現在保存下來的MEGA1共有13卷，其中梁贊諾夫主持出版的是7卷，梁贊諾夫遭遇不幸后繼續出版的是6卷。此外，改組后的研究院還繼續出版了按其實質來說也應當屬于MEGA1的續卷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證法》的合卷（封面上印有MEGA的字樣）、《馬克思生平細目年表卷》、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即馬克思《1957-1958年經濟學手稿》）第1分冊和第2分冊等。

　　另一方面，在梁贊諾夫時期就已經出版了10卷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的出版也明顯加快了，這也是事實。但是兩者最終都還是中斷了。究其原因，最直接的，當然首先應該說是因為梁贊諾夫的冤案和錯案，從而導致人才缺失殆盡。以至于即便阿多拉茨基和蘇聯想把梁贊諾夫開創的這兩項偉大工程繼續下去，也已經難以為繼了。再加上隨之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才導致不僅MEGA1的出版工作沒有繼續下去，而且就連俄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的出版工作也沒有完成。但這與梁贊諾夫是因為“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畢竟是兩件不同的事。

　　這怎么可以說，梁贊諾夫的遭受厄運，是“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的呢！

　　至于梁贊諾夫的冤案，這肯定是國際共運史和馬克思主義史上一個悲劇。同時又有一系列復雜的原因。據我們初步看到的一些材料，持您這類主張的也有，但主要是從政治上和斯大林的整個“大清洗”錯誤的角度來說的。但像您這樣完全歸結為梁贊諾夫是“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的，似乎并不多見。至于梁贊諾夫冤案的“冤”也有學者認為，主要是“冤”在像莫須有的“布爾什維克中央”案上，同時也有斯大林與梁贊諾夫的個人政治不合和性格不合等等有關。至于從梁贊諾夫個人主觀方面來看，也有人認為，與他一貫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有關。例如在他被分配去做研究院工作以前，在工會工作期間，曾經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呼應，在黨和工會的關系上主張工會獨立，從而導致很大爭論，直至列寧最后出面調解，并且專門寫了兩篇文章才將這一爭論平息下來。黨中央在組織上并且做出決定，將他調離工會工作，專門去從事他擅長和當更需要他的研究院去工作等。另外，他的這些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思想，也表現在他在黨的數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最后，則是與他以“持不同政見者”的姿態示人等等也是有關的。但對于這些意見的孰對孰錯，我們不做具體的結論。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梁贊諾夫絕不僅僅是“因為堅持按照原貌、全部翻譯馬恩著作被斯大林斥為孟什維克內奸”的。因此更不應把這當作懷疑和攻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根據。

　　由于篇幅問題，與您的這次討論暫時就到這里。遺憾的是，暫時也還沒有討論到我們爭論的那個“揚棄”問題。下一次，我們將繼續與您討論。

　　順頌研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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