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個月，張雪峰對新聞傳媒專業的抨擊爆火，加上今年新聞口很配合，從誣陷偷拍到餓死東洋，為張雪峰提供源源不斷的論據，一些群眾憋了好久的話終于被嘴替、被驗證，另一些群眾也接受了理論實踐相結合的持續教育，成為了打破西化精英思想話語壟斷的典型。

　　筆者所在的財經領域也是西化精英壟斷的重災區，相比新聞行業，財經話語壟斷更直接地涉及每個人的財產利益。而且因為經濟現象天然具有復雜性，很多財經言論聽起來非常有道理、非常“為民請命”，實際上普通人被賣了還要幫忙數錢。

　　在資產負債表衰退、碧桂園與房地產等文章中，筆者批判了很多具有誤導性的財經言論，希望能幫助普通人正確認識自己的利益立場，以及什么樣的政策有助于增進自身的利益。今天我們追根溯源，來做一個發表這些言論的財經御用文人的合集。

　　“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因為不經過具體的生產過程，知識分子掌握的知識就不能轉化為社會產品，知識分子本身也取得不了回報。有些知識分子深刻領悟了其中道理，但發現相比與工農群眾結合，與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帶來的社會回報更加豐厚，各行業的御用文人應運而生。

　　經濟學家（包括金融、商科等的廣義經濟學）的知識和言論可以直接幫助雇主擴張社會資源支配權，是御用文人中待遇最好的一批。在旋轉門發達的美國，薩默斯等經濟學家學而優則仕，可以直接出任財政部長、美聯儲主席、總統經濟顧問委員等高官，控制全社會財經資源流向。

　　而中國經濟學家不能在政府體系內一步登天，“學者型官員”的著述范式也與學術方法論大有不同。最緊密依附體制的經濟學家來自非高校的公立研究機構，他們不能直接影響政策，對外發聲也以解讀政策為主，對普通人的經濟認知影響很弱，而且往往因為水平不佳引發眾怒。

　　依附于資本的財經御用文人則不同。由于近幾十年的經濟學教育，拿著西方主流經濟學錘子的經濟學家看我國經濟到處都是釘子，批判起來更加駕輕就熟。而且他們發言的靈活性更強，與市場媒體的綁定更深，總是能語出驚人，形成廣泛的社會傳播，久而久之塑造符合其背后金主利益的財經輿論環境和思維慣性。

　　不要低估市場言論對體制內的影響力，就拿最近幾年來說，大規模減稅降費、認房不認貸等政策都起于市場輿論，最終傳入體制內決策程序并落實為政策，對所有普通人的利益產生深刻影響。

　　所以，依附于資本的財經御用文人的言論，最值得我們普通人警惕、辨別和批判。筆者結合近幾年觀察財經媒體言論的經歷，扒一扒財經御用文人的七種眾生相。

　　狂熱宣教

　　這是財經御用文人的最早版本，可以說是經濟界的“河殤派”。彼時剛剛改開，新興的企業主階層亟需為他們的種種行為取得合法性背書，國內的經濟學知識分子立刻跪在了科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上帝面前，誰能更多地把新自由主義“圣經”翻譯到國內，誰就是優秀的、勇敢的大經濟學家。

　　那個時代的經濟學家自帶皈依者的宗教狂熱，所有的言論都充滿了極端盲信，批判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原罪”，贊美私人資本的神圣高效。張五常的經典言論“腐敗利于經濟發展”，理由是腐敗把公有資產和社會權力讓渡給了私人企業，只要私有化了，一切都會好起來，這點代價是可接受的。

　　和民國大師一樣，殤派御用文人受益于國內外經濟研究水平的巨大落差，只要出國夠早、會點基礎模型理論，甚至傍上某個外國經濟學家就可以成為“經濟大師”，其實他們的研究能力非常低下，只能靠念經過活。張五常言必稱自己和科斯關系鐵，張維迎只會那幾句新自由主義口號，許小年甚至要把復讀寫在標題里。

　　慶幸的是，中國政府沒有全盤接受他們的瘋話，于是他們不遺余力地打造自己的殉道形象，加強宗教傳播力。許小年特別愛立“說真話”被打壓的人設，卻從來不把自己說了什么、官員怎么批判他拿出來讓大眾品鑒品鑒，可能也是知道自己的“真話”其實只是“真經”而已吧。

　　他們的布道總體上還是成功的，給幾代人打上了思想鋼印。無論事實如何，無論是不是受益者，分了、私了、洋了就是好了、正確了，成為很多人甚至很多政策的思考起點。但他們的學術水平實在太爛，現在只好把他們供奉為思想旗幟，避免參與太多具體議題成為金主的“高級黑”。

　　操縱數據

　　在這個群眾越來越不好騙的時代，財經御用文人也得采取至少看起來更加可信的方式，增強言論的傳播力和說服力，才能達成維護增進金主利益的目的。

　　現在很多網民都有了“觀點需要論據佐證”的意識，但尚未擁有驗證論據可靠性的主動性和能力，很多御用文人鉆了這個空子，在文章中大量添加數據圖表騙取非專業讀者的信任，但實際對數據的引用和解讀完全偏頗。下面兩篇“雄文”就是這種伎倆的集大成者。

　　2023年春節前后，殷劍鋒連發兩文批評政府國企拿走了經濟總量的太多比重。《中國人為什么不消費》一文，殷劍鋒聲稱，居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對中國消費的抑制作用很小，因為中國的基尼系數只有0.385，收入很平等，然后放出了這張圖：

　　這是操縱數據中最蠢的一招，數據造假。圖中的數據是世界銀行的消費基尼系數，只能反映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不能反映收入差距。中國的廉價公共服務體系保障了居民消費的相對公平，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官方收入基尼系數已經達到了0.465，殷的論點根本經不住百度一下的打擊。

　　在《財政的“錢”去哪了》里，殷劍鋒又拋出神論：中國財政就是摳門鬼，福利支出比例比印度還低。

　　這是第二招：活用口徑。中國的福利支出只算了一個很小的財政科目，對公共教育和醫療等福利支出視而不見，而其他國家則采取了一個很寬泛的大口徑數據把中國比下去。如果中國的福利真的不如人均壽命比我們低11歲的印度，殷劍鋒為什么不潤過去？

　　回到不消費文，殷劍鋒還使用了最高明一招：貨不對板。他說，中國人的財產性收入只占總收入的4%，如果提高到美國水平的22%，中國人就敢消費啦！

　　這個計倆遮掩了數據背后的邏輯，缺乏專業知識的讀者很容易就被帶偏了。不妨想一想，美國人在股市里虛空生出的錢，為什么能轉化為購買力？因為中國人在努力工作生產廉價商品。那么14億中國人在股市里虛空生出的錢，又能找誰轉化為購買力而不是大通脹呢？

　　這兩篇文章的數據論證漏洞多如牛毛，卻依然在很多平臺贏得了不少點贊，可見操縱數據的簡單手法多么容易迷惑普通人。殷劍鋒是浙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鉆進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掛了個理事長銜，這兩篇“雄文”不僅發在社科院某下屬單位的公眾號上，又獲得了“自由XX電臺”的皇軍認證，腳踏三只船的功夫令人欽佩。

　　邏輯迷惑

　　經濟學理論中有很多反直覺的結論，背后有著一整套自圓其說的數學推導邏輯。包括筆者在內，很多人在剛接觸這些邏輯時會覺得非常新奇、非常嚴謹、非常深刻，立刻貶斥生活中的常識，投入“理性的科學”的懷抱。一些御用文人就是靠販賣經濟學101的新奇感和優越感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2020年國內疫情最嚴重的時候，著名經濟學101講師薛兆豐語出驚人：口罩不應該限價，應該贊美發國難財的人。因為根據價格調節機制，高價口罩可以吸引更多主體生產口罩，“幫助”處于國難中的其他人——這是最最經典的自由主義論調，自私行為可以自動利他。

　　鑒定為“典”，不算陰陽怪氣

　　筆者不再盲信此類邏輯的契機，在于發現精巧的模型得不到經濟現實的驗證。對于某些辦公室經濟學家，口罩仿佛能在提高價格的瞬間自動出現在貨架上，不需要復雜的工序和漫長的時間。而且事實證明，價格信號是口罩供給增加的不充分不必要條件，大發橫財的口罩倒爺沒有一個進入生產領域，口罩短缺最終靠國家組織的限價擴產解決；而在口罩自由漲價的大洋彼岸，直到躺平棄療也沒有建立起本土口罩產能。

　　當然也不能太冤枉經濟學，畢竟市場結構理論清楚指出，在非完全競爭市場下，廠商將使產量低于社會最優水平從而維持高價。只是薛兆豐知識基礎不牢靠，只認得完全競爭市場一撇一捺兩條線，“恰好有限”的知識讓他“恰好提出”了最有利于口罩倒爺的建議。

　　同樣的邏輯迷惑不勝枚舉，比如曼昆在《經濟學原理》中聲稱，毒品的需求彈性太低，禁毒不利于減少與毒品有關犯罪——這混淆了個體癮君子的吸毒需求彈性很低，但全社會癮君子數量相對禁毒力度的彈性很高，一旦松開禁毒，會大幅增加毒品受害者人數。

　　再比如茅于軾經濟適用房不修廁所、和珅往賑濟粥里撒沙子——禮不下無過錯的窮人，刑不上有過錯的富人，顛倒獎優懲劣的激勵體系，終將導致社會生產積極性的全面萎縮。

　　面對御用文人邏輯迷惑的言論，最好的防御就是“多想幾步”。比較一下他們邏輯下事件的發展軌跡和真實世界的走向是否一致，如果歷史上或者國外類似的事件沒有按照他們的邏輯發展，那么他們所宣稱的結果很大概率只是一張大餅。

　　另外，不要放棄自己的社會價值判斷，御用文人擅長用看似“客觀”的理論邏輯掩蓋自己的價值立場，反而要求對方放棄自己的價值站位。比如大量的模型和實證研究反對政府設置最低工資，因為這將促使企業減少雇傭、損害勞動者利益。

　　作為勞動者不妨提問：勞資雙方的生存壓力與合同談判能力是否對等？靠無限降低工資才能盈利的企業對提高社會生產力是否有益？如果兩個答案都是否，那么“最低工資損害勞動者權益”的責任，應當歸屬政府還是應該被淘汰的低效企業？

　　歲月史書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御用文人們再清楚不過歷史解釋權的重要性。阿西莫格魯等經濟學家運用很多量化歷史方法，論證發達國家之所以富，是因為保護產權的制度好，前殖民地國家之所以窮，不是因為宗主國的剝削，而是因為他們的制度不好。什么制度才是好制度呢？當然是越像西方的制度越好！

　　阿西莫格魯的經濟史研究結集就是制度決定論的一代圣經《為什么國家會失敗》。它不僅為西方遮蓋血腥原始積累、推廣私有化自由化提供了“理性客觀”的學術依據，還成為了經濟史研究的萬能模板：通過歷史故事把一個新奇變量和保護私有產權聯系起來，然后用計量模型證明，制度越好，經濟越好。

　　國內因襲這個模板的濫觴講了這么一個故事：中國基督教小學教育越發達的地方，西化程度越高，產權保護越好，所以現在經濟越發達。陳志武等一派學者在香港做的所謂量化中國經濟史研究，也都是相同的套路、固定的結論。

　　御用文人們也沒忽視通俗渠道，在國內的代表當屬“精英主義”吳曉波。4個字足以概括他所有經濟史作品的主旨：國退民進。在《歷代經濟變革得失》里，吳曉波把重商主義、凱恩斯主義、自由市場等近現代經濟概念生搬硬套回古代，根本目的意在影射當代經濟制度。

　　最典型的莫過于猛烈批評王安石扼殺工商自由，拋出“經濟集權亡國”論，至于借變法中飽私囊的豪紳階層，怎么能影射批評自己的金主呢？

　　《激蕩四十年》則有著典型的“黃金八十年代”史觀，雖然不及“腐敗有利論”露骨，市場化、民營企業是不容質疑的政治正確。在為馬云、柳傳志等企業家獻上謳歌與共情的同時，社會秩序的混亂、改制帶來的激勵導向崩潰、被當成包袱甩在地上的下崗工人，時代的野蠻和普通人的痛苦都被輕描淡寫了。

　　80年代是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最慢的10年

　　無論學術論文還是通俗讀物，大量經濟史文獻不過命題作文爾爾。只要多一些歷史宏觀視野，它們或機巧或粗糙的論證都會露餡：只要了解美西方在戰后對前殖民地國家的干涉、封鎖和顛覆，就不會相信“經濟不好是因為制度不好”的暴論；而熟悉中國豪民歷史變遷的讀者，也自然不會認為所謂“國退民進”的“民”會輪到平民老百姓。

　　左右逢源

　　互聯網大眾傳媒時代，普通人的評價對專家的名聲和傳播力至關重要。一些經濟學家抓住風口在社交媒體上“為民請命”提高傳播度，再到另一邊兌現工資，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左手名右手利，豈不美哉。

　　北大國發院長姚洋大概是國內高位經濟學家中最有網紅氣質的，經常就熱點經濟話題發表媒體評論。從言論整體風向來看，他試圖塑造和普通人共情形象、規避何不食肉糜的常見雷區，反對高中職業分流等觀點收獲了廣泛好評（雖然筆者想吐槽，姚院長就不想建言解決藍領工人被鎖定為低收入者的根本問題嗎？），但也不乏“年輕人別把自己鎖死在房子上”的翻車場景。

　　呼吁年輕人別把自己鎖死在房子上的姚洋，似乎又不愿意看到房地產企業吃虧。在國內的采訪中，他謹慎地批評政策，將遏制房地產債務膨脹的調控歸為“教訓”，主張容忍5%通脹的過熱。到了某境外媒體，他的口徑變成了急切敦促取消三條紅線，用社會儲蓄為房企的不理智擴張買單。而認房不認貸后商品房立刻漲價的行為充分證明，“降價自救”是幌子，重點在于其他保證房企毋需降價也可續命的政策。

　　作為國發院長，姚洋經常在國內期刊發表主旋律文章，受邀在官媒上正面評價中國經濟。可在經濟學國際最頂刊AER的署名論文《中國地方選舉的興衰》中，姚洋畫風大變：中國“專制政府”通過2003年加強農村財政支出管理的改革壓制了農村民主自治。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讀者對基層曾經的混亂野蠻有所耳聞身歷，但在姚洋的論文卻把整治亂象的政策講成了這么一個西方喜歡的故事。

　　論文標題：The Rise and Fall of Local Elections in China

　　當然可以辯解說，發在AER上的涉華論文都是這種調性，姚洋對論文的主要貢獻是提供數據云云。但面對最頂刊AER署名的誘惑，姚院長就是失去了在國內官媒上講話的正能量。在國外頂刊和國內官媒上熟練掌握兩套敘事的中國經濟學家相當之多，誰又能知道哪一套話術是真心，哪一套話術是逢場作戲呢？

　　反串雙簧

　　2018年，所謂“著名經濟學家”吳小平發表神論：到了民營經濟逐漸離場的時候。其實周雪城等老派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長期在媒體上堅持“終極理想是消滅私有制”立場，每次都引發御用文人的驚詫圍攻。

　　但吳小平的頭銜是：“中金公司CICC零售業務以及財富管理業務創建者、金融評論家、商業觀察家、網絡金融界人士”，且不論他怎么變成的“知名經濟學家”，這種根本不可能信仰馬克思的資本市場贏家，怎么突然開始吃飯砸鍋了？

　　這是一次再明顯不過的反串黑公關：國內所有媒體專家一擁而上，民營企業的功績如數家珍、民營企業的不容易哭天抹淚，境外媒體更是吐出了很多摻雜意識形態抹黑的臟水，內外聯動仿佛民營企業馬上就要被卸磨殺驢了。直到現在，上至最高領導人的官方都要不斷出面否定“離場論”，并接連出臺讓利政策安撫民營企業自證清白，反串黑策略大成功。

　　即使沒有拋頭露面的誘餌，財經御用文人也會抓住所有批評言論加以扭曲夸大，把握有強大輿論資源的金主塑造成楚楚可憐的羔羊，爭取不被批評的特權。

　　2020年以來，國家對房地產、教培、螞蟻金服、滴滴等行業企業抬高社會成本風險甚至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進行了整治，越來越多的網民能夠辯證認識民企的優點缺點，并對不道德不合法的經營行為表達批評。但這些合理批評到了某些專家嘴里，部分青紅皂白都變成了“極左言論”、“污蔑誹謗”、“打擊民營企業家信心”。

　　“批評不自由則贊美無意義”，御用文人常對體制如是喊話，可對于批評民企的聲音，他們卻迫不及待地“磨刀亮劍”！所謂的不友好，簡直是蘇聯笑話的翻版：他誹謗民營企業家！他都說什么了？他把某某企業家干過的事說了一遍！

　　實際上，被輿論批評的企業擁有雄厚的法務公關鈔能力，壓熱搜、水軍控評和南山必勝客等手段花樣繁多，沒有組織的個體網民才是輿論上的弱勢一方。但現在，一個膀大腰圓的小孩天天跑到老師面前哭訴告狀，說瘦瘦小小的同學天天罵他，老師不勝其煩，不辨真假地要求后者認錯改正。這樣不能饜足企業家的信心，但必然傷透了消費者和勞動者的信心。

　　百轉歸一

　　前面我們列舉了6種財經御用文人的文風技法浮生相，但最后一種御用文人很難用單一的方法論概括，因為他們一言一句都是業務，技法名器存乎一心隨取隨用，本身就是行走的行業榜樣。

　　其中翹楚當屬任澤平，他是財經專業人士中最懂運用網絡傳播的，網紅大V中最懂財經論證的。2017年以千萬年薪入職恒大，為他奠定了超越財經專業的全社會關注度，此后他用心經營公眾號等社交平臺，打造“實戰經濟學”、“良心經濟學家”人設，擁有極多的網絡擁躉，操控了很多人對當下財經熱點問題的看法。

　　在《誰在為碧桂園喊冤》一文中，我們詳細分析了任澤平“政府拿走了房價的70%”暴論是怎么操縱數據，把房價高企的鍋從地產商甩到政府身上的。2016年此論一發，廣大網民破獲真兇義憤填膺，直到現在，“政府是房價的罪魁禍首”的謠言仍然統治著房地產話題下的輿論。

　　憑借長期深耕和不世之功，2017年任澤平高薪入職恒大，任澤平的御用文人天賦也確實不愧如此高薪，入職后的一切言論總結起來只有四個字：賣房、降息。

　　其他觀點不論，任澤平“房地產長期看人口”的論斷是正確的，所以他的賣房策略切中根本，直接催生。任澤平團隊每年都要發布若干次人口研究報告，強烈呼吁放開生育限制、提高生育福利（當然絕口不提降房價），獲得大量的“良心”稱贊。高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避孕藥廠商成了生育英雄，這個笑話太過黑色以至有點地獄。

　　受害者表示已諒解加害人，并愿意讓下一代繼續受害

　　筆者最早意識到恒大的債務可能存在問題，來自19年任澤平開始不擇手段瘋狂呼吁降息降準。要求降低資金成本是所有資本市場喉舌的必修課、口頭禪，但彼時任澤平窮盡一切論證手段，超高頻、極露骨、無下限呼吁放水，不得不令人懷疑他的甲方已經付不起利息了。

　　字里行間只有兩個字：放水！

　　那一年在豬肉價格帶動下，我國通脹創8年來最高水平，下半年通脹最高達到4.5%。任澤平堅稱“刨去豬肉全是通縮，不能為了一頭豬犧牲國民經濟”，應對策略只有三件事：降息、降息，還是降息。事實上，當時排除食品能源的核心通脹是1.4%，任澤平重新定義通縮。他的招牌“金句”的潛臺詞無非是：不能為了窮人吃肉犧牲房地產商的債務擴張。

　　2020年，任澤平力推新基建而不是刺激消費，畢竟只有繼續依賴投資才能推高房價、擴大舉債空間，這是他最后的輝煌了。雖然苦心孤詣呼吁放水為集團債務續命，終究兜不住許老板的作死行為，任澤平在21年6月恒大爆雷前成功跳車，后來還發文自訴“忠而見疑”，全然忘了當年呼吁降息時的撒潑打滾。

　　作為意見領袖的翻車時刻也很快到來，2022年1月，任澤平建議“每年印錢2萬億，十年多生5000萬”，終于暴露了他的荒誕無憑和嘩眾取寵。這場翻車的諷刺之處在于，正是因為財經御用文人十幾年如一日地污名化“四萬億”計劃，印錢放水有害經濟的觀念深入人心，等他們真的需要呼吁放海救金主的時候，才發現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現在，賣不出觀點轉賣洗發水的任澤平躺平了，偶爾發發“房價不能漲不能降，不能不漲不降”的陰陽怪氣。其實普通人不介意告訴任澤平怎么拿這個諾獎：別惦記百姓的錢兜底，你們和金主們吐出不正當得利自己收拾爛攤子。

　　最后，筆者想說明，本文既沒有覆蓋完整所有財經御用文人的嘴臉，也無意把批判對象擴大到整個經濟學學術界。在象牙塔里，主流經濟學起碼還講體面，不少理論或實證研究批判了市場扭曲和企業的不當行為。問題在于，御用文人的個體逐利自覺構成了經濟學界的集體不自覺，更多把偏袒資本利益的經濟話語輸出到了社會上和決策過程中。

　　體制存在的巨大弊病不容否認，但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們的貢獻；資本和民營企業的積極作用不可替代，但不容無腦美化包庇。筆者反對的不是某種所有制或者特定的專家，而是以普通人利益為代價，罔顧事實和邏輯的輿論操控和政策游說。希望幫助非專業人士在輿論場上保持清醒，這就是筆者把財經知識和工農群眾結合起來的方式。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