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語】最近在線上給紅色網友講授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其中第四條是批判法國“環境決定論”中的英雄史觀思想，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群眾史觀在唯物史觀理論中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地位，筆者在多篇文章中指出，群眾史觀是唯物史觀理論中的兩大基本支柱之一。馬克思的群眾史觀理論究竟如何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實踐中形成的？群眾史觀理論與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其它理論究竟什么內在聯系？如何相輔相成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恩格斯為什么也能夠闡發群眾史觀理論？群眾史觀理論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有什么意義等等，筆者在以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中也有所探究，在公開刊物、媒體上也發表過多篇有關文章。

　　筆者近兩天重新翻閱起以往的研究成果，感覺這些成果不僅有助于深入理解掌握群眾史觀理論，而且也有助于理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其它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原著，理解掌握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對于批判當今社會極其嚴重的中國特色的英雄史觀和有關錯誤思潮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決定擇取部分研究成果陸續在紅色網站上發表，供各位紅色網友學習參考和批評指正！今首先發表刊載于2001年《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第6期上的《馬克思群眾史觀思想的的形成軌跡》一文。本次再發表時題目稍做修改為《馬克思究竟如何創立群眾史觀理論的？》，這篇文章有助于從史的角度理解《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四條的內容。

　　2023年5月11日

　　馬克思群眾史觀思想的形成軌跡初探

　　郝貴生

　　(天津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天津300073)

　　內容提要：群眾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中的兩大基本支拄之一。但這一理論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哲學界卻沒有就這一專題做過系統的研究。本文主要是揭示馬克思群眾史觀思想的形成軌跡和過程的四個階段，以及每個階段提出和闡發的群眾史觀思想的具體內容及不同的論證方法。本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熟知和了解馬克思群眾史觀怎樣從萌芽思想發展到成熟的思想過程以及與馬克思主義其它基本原理之間的內在聯系，有助于進一步加深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群眾史觀  實踐

　　群眾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中的兩大基本支柱之一。哲學理論界對群眾史觀的內容研究較多，而對這一思想的形成過程研究較少。本文這里著重研究馬克思的群眾史觀思想的形成過程，這對于我們繼續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的。

　　馬克思群眾史觀思想是伴隨著他的整個哲學思想的轉變過程而逐步形成的。我們可以把他的群眾史觀思想的形成軌跡劃分為四個階段。

　　一

　　第一個階段主要是他的中學和大學學習期間，特別是他開始系統接受黑格爾哲學思想到他的博士論文完成。

　　馬克思出身于一個律師家庭，其父極力推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馬克思就讀的中學校長和一些教師都積極參加了進步的政治活動，甚至他的鄰居后成為他的岳父的馮·威斯特華倫男爵也向往真理與進步。所有這些因素對馬克思的人生價值目標和政治方向都發生了直接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他的中學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他寫道：“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原則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人的天性本應如此：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和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勞動的職業，那么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他還特別強調，未來的職業應是“干預生活本身”，而不只是“從事抽象真理的研究”。雖然馬克思這時的世界觀還沒有完全定型，但他的思想深處已經明確地產生了高度自覺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為人類謀福利和“干預生活”已經成為他的人生坐標和遠大理想，也是他形成群眾史觀的最初的思想基礎和出發點。

　　馬克思在柏林大學法律系學習期間，不甘于只是掌握法律的具體條文，他要深究法律條文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法律本身不能解決。于是他轉向哲學，廣泛研讀康德、費希特、盧梭等人著作，特別是他極其認真而又系統地讀了黑格爾許多著作，參加了鮑威爾等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組成的“博士俱樂部”的組織和活動。黑格爾哲學中的豐富的辯證法思想給馬克思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但馬克思這時的唯心主義已經不完全是黑格爾的那種客觀的“絕對精神”，而是更突出黑格爾哲學中的也是鮑威爾等人所主張的“自我意識”哲學。但隨著馬克思思想的發展，他同鮑威爾等人也開始有所不同。鮑威爾逐漸倒退到費希特的把意識同現實割裂開來的“自我意識”哲學，而馬克思則吸取了黑格爾哲學中理想和現實、應有和現有之間的辨證統一的思想，強調自我意識應作用于現實和向現實轉化。盡管這種分歧當時還比較模糊和處在萌芽狀態，但卻是他們最終走向不同的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馬克思在他的博士論文中選擇和研究伊壁鳩魯哲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是一篇探討古代哲學的學術性很強的論文，但不是與現實無關的純哲學研究。其最重要的內容就是研究哲學如何和現實發生關系。馬克思詳細論證了伊壁鳩魯哲學與德漠克里特哲學的區別，突出伊壁鳩魯關于原子自動偏斜說的深刻意義，是為了說明人的自由和自我意識的能動作用，實際上也是從哲學的角度間接地表明馬克思個人的人生價值取向和奮斗目標。他在博士論文的《序言》中用震撼人心的語言謳歌古希臘神話中為造福人類而獻身的英雄普羅米修斯，實際上是表明他自己要做一個現實人間的普羅米修斯。他闡明自我意識的能動作用的發揮，不是那種與外界隔絕的、純粹內心的、不與任何人發生交往的所謂“自由”，而是與外界發生聯系的、人與人之間全面交往的“自由”。作為自我意識的哲學不能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體系中，自我意識一定要和現實相互作用，哲學一定要“干預生活”，要轉向世界，要把自己“內在之光的東西”“成為轉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并提出“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自我意識就是世界哲學化或哲學世界化的其中的環節等極其重要的思想。從這篇博士論文中可以看出，馬克思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已經有向唯物主義方向、向物質力量轉化的傾向和苗頭。這種傾向性和苗頭是馬克思最終形成和發現群眾史觀思想的整個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和階段。

　　二

　　馬克思群眾史觀形成軌跡的第二個階段是馬克思大學畢業以后，主要是他在《萊茵報》做編輯和主編時期，也是馬克思真正深入生活和社會實踐的時期。

　　馬克思大學畢業后，按照他的“世界哲學化”和“哲學世界化”的方向直接卷入了社會政治斗爭的旋渦。社會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觸到大量的政治、經濟、思想等諸方面的矛盾和問題，迫使馬克思對這些現實的社會現象、問題必須進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迅速做出立場堅定和觀點鮮明的反映。當時社會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封建專制的普魯士政府與以農民為代表的廣大人民和民主主義者的矛盾。馬克思對這些矛盾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使他在群眾史觀的形成中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提出要用物質的“矛頭”和“斧子”為自由而戰。馬克思針對政府的書報檢查令和萊茵省議會辯論，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等文中闡明人民有出版和發表言論的自由權利，“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體現，自由的體現”，“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家和整個世界聯系起來的有聲紐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4頁）他這里雖然還是從人類的精神本性出發，但在某些地方已經開始站到被壓迫的勞動人民一邊。他高度贊揚農民代表的發言是“絕妙的演講”，是同專制政府“背道而馳的”。為了實現人民的出版自由，馬克思借用斯巴達人回答波斯總督的話闡明人們要嘗到自由的滋味，“不僅用矛頭而且要用斧子去為它戰斗了。”（同上，第96頁）

　　第二，闡明哲學一定要和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馬克思針對反動政論家海爾梅斯所說的“通過報紙傳播哲學”“是不能容忍的”的謬論進行了嚴厲駁斥，深刻揭露了舊哲學的要害是脫離現實。馬克思認為，哲學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它同現實、同人民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一方面它根源于現實，根源于人民。哲學在用雙腳站地時，“人類的其它許多活動領域早已雙腳立地，并用雙手攀摘大地的果實”，哲學家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學思想里。那種用工人的雙手建筑起鐵路的精神，現在在哲學家的頭腦中樹立哲學體系。”（同上）馬克思由此做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結論：“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另一方面哲學也必須作用于現實。正因為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此哲學必須“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哲學正在“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世界也成為哲學的世界”，哲學“已浸入沙龍、神甫的家、報紙的編輯部和國王的接待室，浸進同時代人的靈魂，也就是浸進使他們激動的愛與憎的感情里。”哲學思想要“以世界公民的姿態出現在世界上”（同上，121頁）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在哲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上，他比博士論文中的思想大大前進了一步，并由此導致和形成了更為可貴的思想，即馬克思已經開始意識到“工人的雙手建筑起鐵路”和人類“雙手攀摘果實”的活動在哲學形成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這正是人民群眾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的最初的萌芽思想。

　　第三，從研究階級斗爭的客觀事實出發，進一步堅定為貧苦群眾而奮斗的信念，并初步闡明人民群眾創造物質財富的思想。恩格斯在在《費爾巴哈論》中談到研究歷史發展的動因時指出，應透過人們動機背后尋找物質的原因，而研究人物，與其是個別人物，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行動起來的動機。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的實踐活動，正是遵循的這一思維方式。面臨著農民對林木盜竊法的反抗斗爭和英、法等國爆發的工人階級的斗爭，馬克思一是沒有回避。他說：“現在一無所有的等級要求占有中等階級的一部分財產，這是事實，即使沒有斯特拉斯堡的演說，也不論奧格斯堡如何保持沉默，它仍舊是曼徹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實。”（同上，131頁）而且“應該把它當做目前的重要問題”（同上，130頁）二是堅決支持并親身投入進去，用哲學和報刊為這個斗爭服務，并試圖揭示斗爭背后的物質原因。馬克思運用他當時所具有的哲學、法律等知識在《萊茵報》上發表了許多文章，嚴厲抨擊林木盜竊法和普魯士的國家、議會，憤怒斥責議會對付窮人的殘酷態度和統治者的特權，努力捍衛勞動人民的利益。他說：“我們這些不實際的人卻要為政治上和社會上備受壓迫的貧苦群眾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節唯命是聽的所謂歷史學家們所捏造出來的東西，他們把這種東西當做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骯臟的欲求點成法之純金。我們為窮人要求習慣權利，但并不是限于某個地方的習慣權利，而是一切國家的窮人所固有的習慣權利。我們還要進一步說明，習慣權利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一最低下的、備受壓迫的、無組織的群眾的權利。”（同上，141—142頁）這些精彩論述形象地表明了馬克思當時的感情、立足點和人生價值觀已經完全傾斜和站到貧苦階級方面了，也是他中學作文中所表達的人生價值觀的延續和深化。馬克思還從農民反對林木盜竊法的斗爭實踐中隱隱約約感覺到，社會生活中存在著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的客觀本性，……這些關系決定私人和個別政權代表者的行動，而且就象呼吸一樣不以他們為轉移。”（同上，216頁）這種關系就是貴族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封建統治者就如同自然界中食肉的猛獸，專門依靠吞噬窮人來養肥自己，“一種人靠另一種人為生，后者就象水螅一樣附在地上，他只有許多只手，為上種人攀摘果實，而自身卻靠塵土為生。”（同上，143頁）馬克思這里不僅指出了階級斗爭的客觀普遍性，而且已經鮮明地提出了農民養活貴族的論點，這不正是人民群眾創造物質財富的萌芽思想嗎？

　　三

　　1843年馬克思離開《萊茵報》到1844年馬恩合寫《神圣家族》，是馬克思群眾史觀思想形成軌跡發展的第三個階段。這一時期，馬克思雖然仍繼續參加工人的集會和斗爭，但主要是對《萊茵報》時期所遇到的大量感性事實和苦惱問題進行理性的研究和升華，探討和創立新的世界觀體系和社會主義理論。這一時期，也是他的群眾史觀形成過程中有更多的質的飛躍和閃光思想的階段。

　　第一，闡明人民主權論的思想。馬克思在對《萊茵報》期間遇到的苦惱問題研究的第一篇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闡發市民社會決定國家、法的觀點的同時，還指出：“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如果說，國王可以主宰一切，只是因為他代表了人民的統一性，那他本人就只是人民主權的代表和象征。人民的主權不是從國王的主權中派生出來的，相反地，國王的主權倒是以人民的主權為基礎的。”（同上，第281、279頁）馬克思這里所闡發的人民主權決定國王主權的思想恰恰就是一種具體的群眾史觀思想。

　　第二，闡明理論斗爭必須和群眾的實際斗爭緊密結合起來。馬克思離開了《萊茵報》后，準備創辦《德法年鑒》。他這時已經接受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觀點，而且能夠自覺地把這種觀點內化為觀察認識社會歷史問題的一種方法。所以在關于《德法年鑒》的辦刊宗旨的通信中，針對青年黑格爾派把理論批判看作是為群眾提供現成的“一切謎語的答案”的唯心主義觀點時馬克思說，什么也阻礙不了把我們的批判和政治批判結合起來，和群眾的政治立場結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不是以空論家的姿態，手中拿了一套現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這里，向它跪拜吧！我們是從世界本身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新原理。我們并不向世界說：‘停止斗爭吧，你的全部斗爭都是無謂之舉，’而是給它一個真正的斗爭的口號。”“我們雜志的方針：對當代的斗爭和愿望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同上，418頁）馬克思這里闡明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即理論批判不能代替群眾的斗爭，更不能反對群眾的斗爭，而是為群眾的實際斗爭做出科學的說明、解釋，是為群眾的實際斗爭服務；不是理論斗爭高于群眾斗爭，而是群眾斗爭高于理論斗爭。

　　第三，闡明人類解放的物質力量。馬克思在《德法年鑒》上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實際上是“對當代的斗爭和愿望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的體現。馬克思批判了鮑威爾等人的所謂政治解放的觀點，提出推翻和徹底消滅私有關系的人類解放的觀點，而實現人類解放的力量只能是物質力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同上，第460頁），這種物質力量就是無產階級。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宣告現存世界制度的解體”，人的解放的“心臟是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的這種歷史使命不是自發的，它必須有科學的理論特別是哲學的指導，而哲學也必須同無產階級的斗爭和歷史使命結合起來，“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哲學把無產階級當做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同上，460、467頁）馬克思的這一思想顯然比博士論文和《萊茵報》發表的論文前進了一大步。

　　第四，闡明世界史是人的勞動史的思想。1844年初，馬克思從對政治、法律的批判轉入對經濟的批判，而對經濟的批判也離不開作為思維方式的哲學。這些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書中。書中一個極其重要內容就是異化勞動思想。馬克思改造了黑格爾哲學中的“勞動”范疇，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從人的勞動異化說明人類的社會發展。這一思想雖帶有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和唯心主義思辯方法的痕跡，但它已經包含了勞動者的生產活動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作用的思想。如馬克思說，社會財富是“工人生產”的、勞動者“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人的本質力量的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96、131、127頁）從勞動是人的本質角度論證勞動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這本書區別于馬克思以往著作中的論證方式的一個顯著特點。

　　第五，闡明“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思想。馬克思理論和實踐活動的深入，受到了青年黑格爾派的極力反對和惡意攻擊，迫使馬克思不得不對青年黑格爾派進行徹底的清算。他和恩格斯合寫的《神圣家族》就是這種批判的產物，特別是批判了其英雄史觀思想。鮑威爾等人認為精神與群眾是絕對對立的，精神是歷史進步的唯一積極因素，群眾是“精神的真正的敵人”， “工人什么都沒有創造”。恩格斯說：“‘工人什么都沒有創造’要是撇開單個工人不能生產任何完整的東西這一事實不談的話，這種論點簡直就是瘋話。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沒有創造，工人才創造一切，甚至就以他們的精神創造來說，也會使得整個批判感到羞愧。英國和法國的工人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工人甚至創造了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2頁）馬克思非常贊同恩格斯的論述，也可以說這是他們的共同思想。馬克思認為，思想、精神是物質因素所決定的，思想本身什么都不能實現，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物質性的實踐力量的人。思想要掌握群眾，就必須反映群眾的利益。“‘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以往歷史上的有些活動的不成功，決不是因為引起了群眾的關懷和熱情，而是背離了群眾的根本利益。思想對物質的依賴就是精神對作為物質因素的群眾的依賴，只有反映群眾利益的活動，才能推動歷史的發展。所以馬克思說：“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同上，103、104頁）

　　四

　　馬克思群眾史觀思想形成軌跡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是從1845年春天所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開始，直至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的發表。這一時期是群眾史觀完全形成和成熟時期。

　　第一，從科學的實踐觀出發，闡述人民群眾在改造環境中的決定作用。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針對舊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陷提出和闡發了科學的實踐觀，然后運用科學的實踐觀全面批判了費爾巴哈歷史觀方面的唯心主義，闡述了唯物史觀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馬克思認為，人與自然客體的本質關系是實踐關系，同樣，人與社會客體的本質關系也是實踐關系。所以馬克思在批判法國唯物主義的“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的觀點時指出：“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會之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頁）馬克思這里其一是說，群眾不僅受社會環境制約，而且也能夠改變環境；教育者一方面要教育群眾，同時也受群眾的教育。而且群眾改變環境和對教育者的教育則最終起決定性作用。其二是說，這種學說的實質實際上是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馬克思這里運用實踐觀論證人民群眾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的思想顯然要比他以前的論證方法更為科學和深刻。

　　第二，從社會基本矛盾論證社會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第一次提出和闡發了唯物史觀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交往形式及其辨證關系的原理，而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之所以會發生社會革命，原因就在于社會內在的這種矛盾。“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頁）。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生尖銳沖突后，“生產力和交往方式在現存關系下只能帶來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階級，它必須承擔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會之外，因而與其余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這個階級是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根本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同上，第77—78頁）《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也進一步闡述了這種思想。

　　第三，從目的與手段的統一，闡發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質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康德曾提出“人不僅是手段也是目的”的著名哲學論斷，但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們并沒有真正做到。他們所發動的運動雖然口頭上也聲稱是為整個人類的，實際上完全是為占人口少數的資產階級服務的，他們有時也在發動群眾，但把群眾只是看作實現他們自己階級利益的手段，而多數情況下，他們是不敢或不愿發動群眾的，他們只相信和依靠自己。所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概括了這種運動的特點：“過去的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這時的馬克思已經不再是抽象的人道主義者，他已經把人看作是歷史的具體的人，他所關注的是群眾，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就把“人是目的和手段的統一”的思想真正予以落實。所以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2頁）“絕大多數人的”實際上是指占人口多數的被統治者看不起的普通群眾。群眾是人類實踐活動的主體，因此在推翻私有制度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也一定是主體，“群眾”確實是“手段”。“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實際上是指這個運動的最終目的仍然是普通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群眾”也是“目的”。群眾是目的和手段的統一。理論從屬于實踐活動，馬克思主義的一切理論活動也是根源于群眾的實踐活動并為群眾的實踐活動和根本利益服務的。

　　馬克思的這一論述非常深刻，它是馬克思在實踐中逐步形成并經一系列的理論論證的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思想的集中概括和精華。馬克思正是以這一思想批判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指出：“他們也意識到，他們的計劃主要是代表工人階級這一受苦最深的階級的利益。在他們的心目中，無產階級只是一個受苦最深的階級。”“但是，他們看不到無產階級方面的任何歷史主動性”，“他們激烈地反對工人的一切政治運動”（同上，282、284頁）這顯然是把目的和手段割裂開來的典型的英雄史觀思想。馬克思也是以這一思想界定了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他說，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同時也確定了共產黨人任何時候也不能動搖的依靠力量。共產黨人要“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變革”，“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同上，第285頁）《共產黨宣言》中的最后一句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更是典型地體現了共產黨人的群眾史觀思想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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