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本色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是非觀”

　　——一名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群眾的認知（中）

　　田辰山

　　政治學博士、哲學碩士

　　原上海大學、山東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文教專家

　　十八、大是大非觀是決定共產黨人政治思想路線的靈魂

　　怎樣把握寸步不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原理的政治思想路線觀呢？那是要把握這一革命學說體系的根本結構框架。這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縱然有千頭萬緒，一個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怎樣有清醒的頭腦，怎樣才在各種以馬克思主義為名目的形形色色胡言亂語面前不被搞得暈頭轉向，是在于通過他心中領會了的馬列毛原理千頭萬緒的靈魂。這個靈魂不是被“蹩腳理論家們”口若懸河講得天花亂墜的東西，而是一個大字不識的工人和貧苦農民即刻便可懂的平白道理。若是讓這一靈魂進入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心扉，最簡單地，是聆聽《國際歌》的歌詞，讓世界工人階級無人不懂的萬眾一心靈魂道理與自己的平常心產生共鳴與會通。這樣的心靈共鳴與會通的馬列毛原理千頭萬緒的靈魂，早由無產階級領袖毛主席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毛主席這一句對馬克思主義靈魂的簡潔高度概括，才是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信奉者對自已一生交付給馬克思主義信仰的歸宿；你人生所想的、做的和說的必須只屬于這一歸宿，而不是任何別的歸宿。這本身即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更是這“科學是非觀”以大規模確鑿經驗的事實確認的真諦及其所對人的靈魂所安、所求的至正、至圣。這是在毛主席領導的革命與建設時代，千千萬萬共產黨人、革命先鋒至死不渝的初心與偉大實踐，已成為日月照鑒、驚天地泣鬼神的經驗史實。必須說，任何一個自命“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如果哪怕只是把這句話忘記了一分鐘，那就至少在那一分鐘里，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事實就是如此簡單和絕情；這是說，在一個人活著的生命之中意識清晰的每一分鐘，他都忘不掉他活的意義是在于與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命須臾不分地密聯系在一起。這才是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信奉者的、來自馬列毛原理千頭萬緒的靈魂及其根本結構框架——鮮明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是非觀”與立場。又進而言之，鮮明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是非觀”與立場，不是別的，只是對非社會主義、非共產主義——尤其以資產階級針對無產階級勞動大眾慘烈斗爭為典型事實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平白經驗事現實的敏銳辨識。

　　十九、共產黨人的本份——對資本主義慘烈事實的高度警醒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是非觀”在根本上是思想政治路線觀，這是一個簡單內在聯系的邏輯。思想政治路線觀根本上是把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一革命學說體系的根本結構框架。這個根本結構框架，尤其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言，是對以資產階級針對無產階級勞動大眾慘烈斗爭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平白經驗事實的敏銳辨識、高度警醒。這是基于整個人類世界存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存在及其對國際與國內階級壓迫的慘烈經驗事實并對社會主義社會必然產生歷史與現實影響的基本事實。

　　是出于這個道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唯物辯證“科學是非觀”在根本上作為思想政治路線觀，要不可避免地歸結到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質差別是否具有敏銳、鮮明根本大是大非的認知與區分上。若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差別上搞“不清楚論”、“抹煞差別論”或是搞“共存共榮融合論”混淆是非的“折衷論”，則是自此開始走向背離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科學是非觀”，是在生死攸關人類共生體實現優化還是蒙受災難的大是大非上走向反面；這一方向性錯誤是必然不可避免的。

　　十九、社會意識形態背離“是非觀”，勢必引發大面積是非曲直混亂

　　在走資本主義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根本大是大非問題上搞思想意識形態及其話語的模糊性，其效果必然是為向資本主義方向的道路的一個開始引誘的手段。必須承認，這也必是引發大規模、大面積地在許許多多大是大非、中是中非、小是小非上的界線混亂的開始，是引發大規模、大面積在許許多多大道理、中道理、小道理的是非曲直上界線混亂的開始，是引發大規模、大面積許許多多大范疇、中范疇、小范疇的是非曲直界線混亂的開始。

　　二十、“無我觀”公天下與“一己觀”自私自利的是非顛倒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本質的是非混淆顛倒，引發一個哲學文化大是大非問題的混淆顛倒，它即是優秀中華思想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無我人生觀”的公天下與資本主義“一己主義”自私自利之間的是非混淆非顛倒。此二者的是非混淆顛倒，本身也是將“萬物互系不分世界”的人類經驗事實與“一切為原子式個體的世界”假設虛構之間兩個天壤之別宇宙觀的“是”與“非”的混淆顛倒。

　　二十一、“人民民主”與一己主義“蒂莫克拉西”（抽象“民主”）的是非顛倒

　　中華文化及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無我人生觀”與資產階級“一己主義”自私自利之間是非的混淆顛倒，引發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民主與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壓迫人民的“迪莫克拉西”（被譯為漢字“民主”）之間是非的混淆顛倒。不僅如此，它還引發人民打倒壓迫者爭取“自由”與資產階級個人追求一己私利不擇手段的“自由”二者不同本質是非的混淆顛倒；也引發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實現按勞分配、保障生活資料與共同利益的“權利”同資產階級個人至上追求無限積累私有財富、帶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合法“權利”根本不同本質的混淆顛倒。這一馬克思主義“科學是非觀”在“民主”問題上產生混淆顛倒的來龍去脈是我們已首先把資本主義視為“無害”的、甚至是“先進發達”的，是我們效仿的榜樣，然后把它的“蒂莫克拉西”當成“民主”兩字去理解了，接著我們就宣示“不搞意識形態”斗爭，也把我們“人民民主”的“人民”去掉了；最后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也就變成去掉“人民”的“民主”了。這個來龍去脈即是混淆顛倒逐步演變過程；清楚顯明的是，我們首先改變了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早已作出的“非”的辨識，然后在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一本質是非的混淆“理論”話語中，閹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理千頭萬緒的“造反有理”點睛一筆的靈魂，進而用去掉“人民”二字一法，改變“科學是非觀”對“人民民主”作出的“是”的結論，這也隨即是在根本上思想政治路線觀上發生的偏離。

　　二十二、“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社會主義”為什么“行”？

　　當今社會一時流行一種“共產黨行”、“社會主義行”和“馬克思主義行”的說法，可以說這是一種隸屬“根本大是大非”之下的“中是中非”觀問題，也即它們如何起到“喚起、組織”民眾和“達到成功”的作用。但是徹底講清楚“為什么行”的理由，揭示“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社會主義為什么行、共產黨為什么行”，則必須追溯它取決于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的統帥層次上去。這就在于“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都不是虛構性假設概念邏輯，而是屬于從人類經驗事實出發的“貴生、利生、惠生和護生是非觀”。這一“科學是非觀”，不是一般“科學”的所謂“價值中立客觀”或者“無是非”可言。恰是相反，“共產黨”、“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正是由于它們是反對、批判、并與形形色色形而上學虛構假設胡言亂語的所謂“價值中立客觀”、“不論是非觀”針鋒相對的、符合優化共生體系的“是非觀”。

　　二十三、必須反對違背辯證唯物論的“不論是非”的“科學主義”

　　在以上較為第二層次的是非混淆顛倒情況下，引發出來一個很重要的科學是否獨立于“是非觀”的問題。它實際也可歸于一個關于科學技術的大是大非問題。那就是，社會被脫離政治是非觀念、單純重視“科技”氣氛籠罩，將“科技”視為“價值觀獨立”的不存在是非的純工具問題。這其實恰恰表現出，是墮入抹煞“科技”自產生之日起即始終離不開受政治統領和驅動的大是大非經驗事實；也即，科技是用來服務于尊重生命、有利于生命、以人類生存生活福祉為目的，還是作為賤生、害生、滅生工具服務于私有資本利益的大是大非。“科學”其實甚至不是破除迷信，而是一開始即服務于教會證明“上帝存在”政教合一的政治，到了所謂“啟蒙”運動后則是一直服務于擴大私有資本利潤和私人資本集團發動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戰爭、實行在世界到處掠奪行徑的軍事工具。這一大是大非的人類經驗事實被一時鼓噪“科技進步”、“生產力發展”的扭曲話語的抽象概念化遮蓋了，被混淆顛倒為科技正確論，甚至變成了名不副實的“社會文明”代名詞，走上“唯科學主義”邪路，完全顛倒“科技越進步、文明越野蠻”的從人類經驗事實得出的唯物辯證“是非觀”。

　　人類在“科技是非觀”上行為的一個最大敗筆，即是在將“科技”抽象化、概念化和無害化之中，背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是非觀”。這也是說，馬克思主義立場和觀點的“科學”，不是“唯科學主義”無害“工具論”，而是基于確鑿地從人類經驗事實概括總結的世界觀、方法論和“是非觀”。是從這一出發點，馬克思看待的“科學”，是世界本身與人的認識及實踐必然統一的“唯物辯證”的“是”，而凡“科學”不是在這一意義上的，都是出自虛構和違反經驗事實的“非”的范疇。所以迄今為止過分流行的關于“科學”的話語，大體上是混淆顛倒“科學是非觀”的、引導人類走向邪路的社會認知、話語與行為。

　　二十四、必須反對違背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經濟主義”

　　背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科學是非觀”，導致取消“科學是非觀”并在這條道上，同樣性質地引發混淆、取消和顛倒“經濟是非觀”。“發展經濟”墮落為一種不問是非的“絕對真理”，回避批判“經濟”是資本主義私人資本攫取利潤最大化這一本質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是非觀”。不可忘記馬克思主義原理所揭示的歷史基本事實，是只有搞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才發明“政治經濟學”，建構“經濟”抽象化、概念化、無害化，借抽掉其本質以空洞宣傳“一切為經濟”的經濟主義說教。這本是一種十分粗暴、不顧唯物辯證論科學事實地取消、混淆、顛倒“經濟”的“是”與“非”。抽象虛構的“經濟”本身不是“是”，而是“非”。其確鑿的、根本決定性的理由，是所謂“經濟”與“經濟學”，它的完全建筑在虛構“原子式個體人”的抽象假設前提下、脫離經驗事實的形而上學哲學謬誤的“一己主義”世界觀、認知觀和價值觀之上，是一個根本的“非也”認識觀。

　　二十五、“白貓黑貓論”的“國以利為利”違背馬克思主義“科學是非觀”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是給“白貓黑貓論”留不下任何立錐之地的。這本是十分淺顯易懂、毋庸置疑的道理；也即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問題意識，是屬于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范疇的經驗事實，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制度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的事實，是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反抗斗爭的事實。在這一唯物辯證論視野的建立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大是大非觀范疇之內，鼓噪一種不管白貓黑貓不擇手段地追求個人發財致富，是在理論事實上明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是非觀”的實行否定，掩蓋人們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同本質認知的“大是非觀”，從而引發對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不動聲色和不知不覺。社會主義社會不屬于“個人發財致富”的問題意識范疇，而恰恰是對“私有制”與“私有制觀念”，也即對“個人發財致富”實行決裂的“大是非觀”。“不管白貓黑貓”，在貓抓耗子這一十分微小問題意識范疇上是老百姓經驗事實的無人懷疑的“是”，但是拿來作為“不擇手段個人發財致富”的社會問題意識范疇，不僅是不折不扣的“非”，而且是將社會帶上邪路必然性的“非”。

　　二十六、必須清理“實用主義理論”的謬說

　　不少西方學者將中國改革開放“理論”稱為“pragmatism”（被譯為“實用主義”）。這一詞匯傳入中國是出自美國哲學派杜威、由中國一己主義自由派學者胡適將“實用主義”闡釋介紹為“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其實這本是對杜威思想的誤導介紹。只關心“問題”而少談主義這一誤導，一下子將一些中國人帶到“只講手段不講是非”的謬誤上去，被說成是不講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只講“手段進步”（科技物質）。胡適其實本應很尷尬，因為作為杜威學生他卻表現得不太曉得他老師的思想并不屬于“個人自由主義”，不曉得杜威并不是不論是非地只推崇手段。而是相反，杜威的“pragmatism”是在于反對虛構抽象的謬誤哲學，是主張人類經驗事實的合理性，是很大意義的批判個人自由主義謬誤哲學。那些西方學者把中國改革開放“理論”當成“pragmatism”理解，已然是在誤讀杜威思想基礎上又疊加對“白貓黑貓論”的誤讀。只要想一想，即可知道“白貓黑貓論”不可能出自于杜威那種西方反形而上學的哲學意識；另一方面在漢語文化語義環境，“白貓黑貓論”無論如何談不上是什么思想理論，而只是一種很簡單與實用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毛主席早已評判了它的是非。“貓抓耗子”的不予計較黑白的道理，怎么會成為不管白貓黑貓硬性地實行在人類歷史社會發展大是非走向的問題意識范疇中呢？這很像同樣一種錯誤，“人家談前門樓子，他談胯骨軸子”，也即，你把胯骨軸子道理粗暴地講在前門樓子的道理之中，是根本離譜的謬誤。

　　二十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不相符合

　　忽視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不識“科學是非觀 ”，在這一路向滑坡下去，必然引發在一切是非問題上的混淆顛倒“是非觀”、明顯折衷主義特征思想話語的大行其道。我們不妨歷數一下數十年來在中國流行的“創新”語匯、概念和話語，很容易發現，除了有的是沿用一些所謂“舊”語匯、概念和話語，恐怕基本上都是極具折衷主義抽象概念色彩的。恐怕最屬于在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科學是非觀”上突顯折衷主義特征的新概念是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莫屬。

　　“社會主義”是具有鮮明“是非觀”的，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本身不可作出任何理論與實踐妥協的“大是”或曰大仁大義觀念。同樣，非“資本主義”范疇邏輯莫屬的“市場經濟”本也是一個在馬克思主義“是非觀”上不可妥協地加以反對和斗爭的“大非”或曰不仁不義觀念。這二者為毋庸置疑于理論范疇邏輯是不可調和矛盾、對立、沖突的。雖然在現實運作中并非絕對完全沒有任何可操作余地，而且是在一定條件下和特定外因作用下，是可以取得局部相對性成功的；但將“市場經濟”搭配上起修飾作用的“社會主義”這一限定形容詞，這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了一個帶有絕對性、可具普遍實踐效果的抽象“理論”概念，則將既在理論上是站不住的，也在實踐上是必然會走向反面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被人為地從人類社會歷史經驗事實抽象而出，被硬強加為“共存”在一個被創造的語匯中，除了是唯心主義折衷論，則不是別的。聽起來使人似乎感覺“社會主義”還保留“大是”的本質在，“市場經濟”卻被臆想地脫離開它“大非”的本質，變成“無論白貓黑貓”的工具性，這樣似乎即可不存在矛盾、不存在沖突地被用來為社會主義的“大是”目的服務了。而實際大量經驗事實中發生的情況表明，恰恰是“社會主義”被取消了它本來的“大是”本質，被私有資本者變成用來掩蓋“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大非”本質的遮羞布。這種大量發生的社會運行矛盾沖突事實已經驗證了的問題，不能不值得我們實行深刻的反思。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折衷主義，還有與之重疊的“特色+社會主義”語匯，更強化二元主義折衷論的主觀性意義。“特色”預示區別于“社會主義”的“大是”本質、具有“市場經濟的特點”。如此一“折中”，“社會主義”本質被削弱了，“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本質被加進來，在折中辭令手法產生的模糊性之中，加上以新自由主義庸俗經濟學占據對社會經濟運行的主導地位，事實上的從社會主義滑向資本主義則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而事實上對“經濟發展”起到積極因素作用的，是始終影響中國現實運作、產生效果的源自傳統的因素，亦即被稱“北京共識”的傳統黨和政府作用；而大量引發消極的社會分裂與矛盾沖突的，恰是源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身的“大非”本質所必然制造矛盾對立的效果。

　　二十八、沒有“獨立于是非觀”的“工匠精神”

　　應該是由于長期以來在國家和社會思想意識的大層面，一直不再像曾經大講“突出政治”、“政治掛帥”、“又紅又專”、“既要低頭拉車也要抬頭看路”那樣，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科學是非觀”，所以變得“姓社姓資”的“是非觀”淡漠，“意識形態”的“是非觀”不講了，“經濟”的“是非觀”不講了，“科學”的“是非觀”不講了，“生產力”的“是非觀”不講了，等等等等。在這一路向下滑坡勢頭之中，出現了以明顯折衷主義對一切“是非觀”的混淆與顛倒。所謂“工匠精神”是其中之一。其實一點不難理解，“工匠精神”是對技術、專業、工藝的精益求精精神。但是“工匠精神”從不離開一定目的，也即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為什么服務的？是為胸懷著的一個社會主義大道正業還是為狹隘個人的追逐名利或發財致富？也即以求“是”為出發點的“工匠精神”還是不以“是非”為出發點的“工匠精神”。如果社會意識宣揚“不論是與非”的“工匠精神”，或者宣揚為了抽象“成功”目的的“工匠精神”，其實是“折衷論”的否認或混淆“工匠精神”的是與非，勢必導致自古以來中華文化所不屑的在“道器”或“道術”上“是非觀”的混亂。古代出現過的不強調“道”于今天則是相仿于不強調“社會主義”的“公心”而滑向“資本主義”的自私自利之心，勢必帶來社會人心渙散、四分五裂，亂象叢生，怨聲載道。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表明，社會主義“工匠精神”離不開對與資本主義“工匠精神”的不同本質是非加以區分。

　　二十九、“頂層設計”一詞蘊含的二元論

　　一些年來流行一個“頂層設計”的新名詞，原是系統工程學概念，后作為中國新的政治名詞。該詞本義是統籌考慮項目各層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統攬全局，在最高層次上尋求問題的解決之道。提出這一新概念是突出總體規劃具體化，意在解決如果總體規劃缺乏具體實現手段，很可能發生各自為政、分兵把口局面的資源難以共享和信息難以互聯互通。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西方國家廣泛應用于軍事與社會管理領域的工程學概念，是政府統籌內外政策和制定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思維方法。然而，由此得出的“頂層設計”這一新詞是一個被置身“是非觀”之外的詞匯，是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政治戰略思維方法，一下變成今天“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政府政治的新詞。“頂層設計”是沒有是非的、無論什么目的皆可使用的工具性詞匯嗎？其實很簡單，如果秉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頂層設計”都絕不適合拿來運用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政府政治中來。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是首先劃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不同的“是”與“非”，這樣“頂層設計”則并非因為是一個抽象概念、即可不論“是”與“非”地普遍正確。不能不清楚，“頂層設計”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是一個特定技術性（或曰器術性）詞匯，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是一個明確的方向路線的“是非觀”（或曰“道義”性）詞匯。社會主義條件下沒有抽象的同老百姓之心、人民利益相脫離的“頂層設計”，任何“上層設計”必須以“從群眾來到群眾去”為前提、為過程、為結果。二元論的以抽象、獨立含義存在的“頂層設計”，明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和唯物辯證論“科學是非觀”以及社會主義性質社會大是大非的、應采用的詞匯。

　　三十、沒有“客觀于”唯物辯證論“是非觀”的所謂“發展”

　　如果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會發現“發展是硬道理”是一句什么話呢？第一，“發展”是有“是”和“非”的。在社會發展的問題范疇內，符合社會共生體系和生生健康過程的發展才稱“是”，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是非上說，“社會主義”才是“是”，否則“非”也。資本主義是不符合社會大生命體和它的健康發展過程的。由于它的追求私人財富絕對性與一己主義對社會的碎片化與分裂性，它是導致病患乃至死亡的。私有資本驅動的一切科學技術，無不是在這一路向上奔跑，它的“發展”鐵定只是“非”。在脫離這一鐵定的“大是大非”意義之上的所謂“發展”，作為人類的經驗事實而言，是不存在的。接下來也一樣，“硬道理”與“軟道理”是相對而言，所謂“硬”，對于說話人而言是“真實”，所謂“軟”對他而言是“虛、假、大、空”。但在唯物辯證論的“科學是非觀”上看，這是建構了一個二元對立形而上學結構，虛構“硬”和“軟”之間或“真實”同“虛、假、大、空”之間的截然對立。但是經驗的、在任何人們要辦事務的從無到有過程中，并不存在這樣的二元對立，而實際是相輔相成的。社會主義思想意識與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之間不僅不是二元分叉的，反而是相系不分貫穿始終的同一過程。資本主義思想意識與資本主義一己私利的事實成就也同樣是渾然不分貫穿始終的同一過程。這樣的過程根本不存在“真實”與“虛、假、大、空”、需要人為進行二選一的事實。但是這里卻存在人必須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二選一的事實，那就是構成“是”與“非”的關鍵，要么是選社會主義之“是”，要么選資本主義這個“非”。回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是非”，把“發展”虛構抽象出臆想一個假設的經驗事實，這本身恰恰是具有“以假亂真”性質。這即是以“社會主義”為“假說”，閉口不提或無需提及，而以貌似“價值獨立”或“不論是非觀”的“發展”的“硬道理”，緊密地與資本主義科技發展和實現個人發財致富“軟硬”不分或說“兼施”一切思想和“實踐”，相提并論；這恰恰是把“道理”“硬到”資本主義的“非”那里去了。在這一“發展是硬道理”話語的道出與付諸“實踐”中，所能發現的，不過是“社會主義”只作為一個“口是”，“資本主義”作為了一個“心非”的折衷論兩面性語言技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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