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改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

　　郝貴生

　　2月19日，《新京報》為紀念鄧小平逝世20周年，發表了社論《戮力改革，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見附文)，其核心思想是強調繼續全力和深化改革，這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這一思想基本代表了主流媒體對當今改革和鄧小平理論的基本認識。

　　學過《形式邏輯》的人都知道人類邏輯思維一個基本規律就是概念的同一性原理。這個規律的基本內容就是要求人們思維過程中運用的概念必須具有確定性，必須保持自身的等同性，不得隨意變換概念質的基本內容和基本含義，也不能把不同的概念加以混淆。違反這一要求所犯的邏輯錯誤就叫“偷換概念”或“混淆概念”。但現實生活中不僅在普通群眾中，就是在相當一部分媒體、學者論文和領導講話中，違反“概念的同一律”，犯“偷換概念”的錯誤比比皆是。對“改革”和“社會主義”概念的不同使用就是違反概念同一律、“偷換概念”的典型表現之一。

　　鄧小平的改革理論涉及到兩個最基本概念：一個是“改革”，一個是“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關于關于“改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含義講到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毛澤東時代有關教材甚至近些年來出版的幾乎所有馬克思主義教材中都是這樣講“改革”的基本含義的。一是說，改革與社會革命不同。社會革命是社會進步階級推翻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而進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其標志是奪取政權的斗爭，其根源是社會基本矛盾的不適應和激化。其目的是根本改變原有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改革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在原有基礎上的自我調節和自我完善。其根源是在社會基本矛盾基本適應的前提下，也存在某些不適應的內容，改革就是改變這些不適應的內容，而非根本改變原有的基本的經濟和制度。其目的是進一步完善和鞏固原有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二是說社會主義的改革就是在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調整過程。其根源或者說改革的依據就是正視和承認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適應的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上層建筑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基礎，同時又承認二者之間也還存在不相適應的部分。社會主義改革就是改革這些不適應的部分，而非根本改掉社會主義的基本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我們今天進行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改革。那么“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么呢?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一產生，就在回答社會主義的本質。《共產黨宣言》馬克思還沒有把自己的學說稱之為“社會主義”，因為當時社會存在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學說即封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真正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等。這些“社會主義”的哲學依據都是唯心史觀。除“空想社會主義”之外，其它的“社會主義”本質上仍然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空想社會主義雖然主張公有制，但它們反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主張依靠少數人的實驗實現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這時候把自己的學說稱之為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的本質就是消滅私有制，建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就是實現同私有制決裂，同私有觀念決裂，同時依靠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達到這一目標。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強調共產主義實現是一個過程。其第一階段不可避免存在舊社會的痕跡，這個過渡時期也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實現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政治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于是就把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稱之為“社會主義”。但這里的“社會主義”絕不是《宣言》所批判的社會主義，而是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以唯物史觀為哲學依據的科學社會主義。恩格斯在其后的《反杜林論》又特別強調闡述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特征。之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在其所有著作都是在上述意義上使用“社會主義”概念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基本特征。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此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們再簡要概括一下，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按勞分配原則、計劃經濟體制。政治制度的本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改革”和“社會主義”本質的科學含義，“社會主義改革”其科學含義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原則、計劃經濟體制、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基礎上改革其與生產力和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部分，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自我調節和自我完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為基本經濟特征、無產階級專政為基本政治特征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而在鄧小平理論中，首先是偷換“社會主義”本質的含義。《新京報》社論再次把鄧小平那段最著名的所謂“社會主義本質”論的論述拿了出來，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一些人把這段話看做是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和發展，但在筆者看來，不僅不是創新和發展，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本質論的修正和篡改，用形式邏輯的語言表述就是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為什么呢?

　　第一，鄧小平認為，他自己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沒有搞清楚。他1985年就說過：“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7頁)“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蘇聯搞了那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同上，第139頁)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再次提到他沒有搞清楚社會主義的本質。他說：“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我看除了實事求是這一條外，我今天還不能講得很清楚。我看也沒有幾個人說得清楚。說不清楚就不要去爭論，成天去爭論姓資還是姓社就是浪費時間。所以，我說，要把不爭論作為一條原則定下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呀!”也許這段話太赤裸裸地表現鄧小平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無知。所以《鄧小平文選》第3卷中刊載的南巡講話中刪去了這段話。鄧小平自己沒有搞清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不等于所有的人都沒有搞清楚。你既然沒有真正搞清楚，又聲稱自己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那么就老老實實讀讀馬列和毛主席著作，與他人溝通學習討論，真正搞清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本質不就得了。鄧小平這里借口自己沒有搞清楚，實際是說所有的人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有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他又反對別人去搞清楚，不要去爭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既然你沒有搞清楚，但又要宣稱自己在搞“社會主義”。怎么辦呢?于是就主觀武斷地自己給“社會主義”本質下了這樣一個定義。

　　第二，這個定義的要害就是不講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的目的如“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當做社會主義的本質。稍微懂得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社會主義首先是區別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經濟和制度，這種經濟制度的本質必須從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予以解讀，而不能從生產力發展角度解讀。因為任何新社會制度的產生都是對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但絕對不能從是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界定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確立后促進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和解放，而不是生產力的發展和解放決定社會主義的本質。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同樣“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導致的結果。離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單純發展生產力也絕對做不到“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因此這個定義的要害就是典型的”偷換概念“的錯誤。偷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概念的本質含義，難道不是修正和篡改馬克思主義嗎?

　　第三，鄧小平的這一論述是建立在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偉大成就基礎上講的。鄧小平之所以闡述所謂“社會主義本質”定義一個極其重要原因就是指責毛澤東不重視生產力發展，而且毛澤東時代生產力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特別是文革期間，國民經濟達到崩潰邊緣。如他說：“如果說我們建國以后有缺點，那就是對發展生產力有某種忽略。”(《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3頁)“我們在一個長時期里忽視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從1957年起，我們生產力的發展非常緩慢。拿農村來說，農民的收入沒有增長多少。”(同上，第137—138頁)“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工農業減產，市場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眾吃不飽飯，積極性受到嚴重挫折。”(第136頁)客觀說，毛澤東時代人民生活水平與今日相比，確實相差很多。但由此推論黨中央和毛主席不重視生產力發展的結論是絕對錯誤的。毛澤東關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論述比比皆是。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文革期間提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大慶、大寨兩個先進典型的樹立，衛星上天、原子彈爆炸本身就是高度重視和發展生產力的具體表現。同時，毛澤東時代我們國家的工業、農業、國防以及科學技術方面取得極其突出和偉大的成績，相當多的文章已經詳細列舉和論述過，本文不再贅述。那種指責“國民經濟達到崩潰邊緣”的論述完全是對客觀事實的歪曲和否定。鄧小平正是借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對緩慢的事實主觀制造兩個“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不重視生產力發展”和所謂“經濟崩潰邊緣”的荒謬“事實”，并以此推論其理論根源是馬恩列毛都沒有搞清楚“社會主義的本質”，并捏造“社會主義就等于貧窮”的謬論強加給毛澤東和社會主義。于是他就大講特講他的“創新”思想即“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第225頁)”“社會主義本質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大講特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第四，鄧小平把自己對“社會主義本質”的錯誤結論特別是南巡講話之后強加給全黨和全國人民。正是因為把“社會主義本質”界定為“解放發展生產力”，所以他認為一切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力本身就是堅持社會主義，而馬恩列毛所謂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等等都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桎梏和阻礙。因此他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革”，就是改掉“公有制”，改掉“按勞分配”，改掉“計劃經濟”。他大講特講發展私有經濟、引進外資，改國有和集體經濟為私營經濟。他大講特講打破所謂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思想，實質是打破社會主義國營和集體經濟的平等思想，鼓吹按資分配和剝削行為。他大講特講“計劃經濟”對生產力的束縛和破壞，竭力鼓吹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他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不是社會主義集體觀念和馬克思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而是打著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物質利益原則，實質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私有觀念。他“改革”的哲學依據就是“發展論”、“摸著石頭過河論”、“貓論”、“不爭論”、“先富論”、“人性自私論”等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就是鄧小平“社會主義改革”的全部內容。鄧小平掌權包括他退休之后歷屆黨的代表大會和中央全會通過的有關改革決議中，幾乎都體現了他的這一思想。

　　因此，鄧小平不僅偷換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偷換了“改革”的思想，更是偷換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而這種“改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改革”思想已經相差十萬八千里。在這種“改革”理論和思想指導下的“改革”實踐導致極其嚴重的后果：一是許多改革過程、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如政府出賣國有土地、土地私有化、解散農村集體經濟，把國有資產低價轉讓給私有者，銀行為私有者提供種種便利條件，直接間接把國家和人民的資金大量轉化為私人資本。二是毛澤東時代辛辛苦建立的社會主義全民和集體所有制、按勞分配原則、計劃經濟體制、自力更生原則及其形成的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遭到徹底的破壞。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完全取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三是不僅私營企業中，即使目前還存在的國有企業中，勞動者主人公地位完全喪失。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完全被打破，大批國營企業工人下崗。農民離開土地到城市打工，實際淪為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描述的雇傭工人地位。四是整個社會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在短短的30多年中，涌現出數十萬、上百萬個數億、數十億、數百億的億萬富翁。中國的基尼系數早超過聯合國規定的警戒線，且超過了一般資本主義國家。而普通工人特別是下崗工人，普通農民特別是邊遠、山區農民收入極其可憐。習近平2012年到離北京僅200多里地的老革命根據地河北阜平縣的一家普通農民家中得知其年收入僅僅二千多元。而中國的暴富群體沒有依靠勞動致富的，基本都是依靠資本、權力、依靠手中掌握的國家生產資料、依靠坑蒙拐騙、依靠權錢交易等等違法手段實現的。五是社會腐敗特別是官場腐敗極其嚴重，僅十八大以后揭露出來的省部級以上的官員就有一百多位甚至中央紀委內部都出現擁有數千萬甚至上億財產的腐敗官員。六是以私有觀念為核心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糟粕性文化和觀念嚴重泛濫，達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時期。這些觀念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特別是對官員、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嚴重腐蝕，甚至有以儒家文化和西方普世價值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地位的嚴重取向。同時整個社會風氣惡化，倫理道德淪喪，社會矛盾激化，黃賭毒泛濫，環境污染嚴重，一些腐敗官員和暴富者生活花天酒地、奢侈糜爛、揮金如土、一擲千金。七是把社會主義最大優越性體現的住房、教育、醫療免費制度廢除掉，完全推向市場。由此導致普通百姓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學。八是導致物價上漲、貨幣嚴重貶值。僅最近十幾年，房價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就增長十倍數十倍。九是整個社會工人、農民不僅經濟地位下降、政治地位也急劇下降。黨章、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不同程度甚至完全被剝奪、鎮壓。普通工人、農民在各級黨代會、人代會的比例極少，與毛澤東時代根本無法相比。十是相當多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權力變質變色，建國初期毛澤東確定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警察、人民銀行等“人民性”逐步甚至完全喪失。

　　鄧小平的“改革”思想特別是“先富論”思想可能意識到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后，貧富差距會進一步加劇。他給出的靈丹妙藥就是先富幫后富。這可能嗎?稍微懂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當今社會迅猛暴富者幾乎都是依靠資本、權力侵占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和財富基礎上形成的，其世界觀已經徹頭徹尾剝削階級化了，而他們本身對勞動者的剝奪就是貧窮者貧窮的根本原因。企圖依靠這些人發善心，轉變為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人幫助窮人致富，這不是天方夜譚嗎?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思想中也包含“消滅剝削、消滅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思想”，他也多次說過，如果他的“改革”實踐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那么這種“改革”就失敗了。而現實確實出現了極其嚴重的兩極分化，甚至比一般資本主義國家還嚴重，且伴隨兩極分化的同時，也產生了官員腐敗、道德淪喪、剝削階級觀念嚴重泛濫等多方面的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改革開放初，就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開始的，那么這種“改革”理論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改革”實踐究竟是失敗還是成功了呢?經這種實踐檢驗的這種“改革理論”究竟是真理還是謬誤呢?我想任何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不難做出正確的回答。

　　而《新京報》置中國當今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于不顧，還在繼續吹捧和褒揚鄧的這種“改革”理論，鼓吹繼續這種“改革”實踐。把他的這種“改革”理論與實踐看做鄧留給后人的最大的思想遺產。正如文中所說：“‘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偉人雖逝，哲人不萎。繼承鄧小平的思想遺產，戮力改革，敢于擔當，這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新京報》社論的這種論調可以說代表了中國當今相當多的主流媒體及官員的認識。其典型表現了媒體人員及官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素養和水平的低下，表現了其典型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特別是實用主義的思維方式。表現了其邏輯思維的極其混亂，表現了其立場的根本錯誤。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要求全黨同志“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學會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特別是要聚焦現實問題，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筆者非常贊賞這段話。當今全黨同志特別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媒體人員及學者確實應該認真和老老實實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基本立場、觀點、方法，認識、總結、反思近四十年“改革”實踐的正反得失。真正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改革”的本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果我們的各級官員、黨校教員和媒體從業人員本身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稀里糊涂，站錯了立場，用錯了理論。對社會現實做出如此錯誤的結論，又怎么引導社會前進和發展呢?又怎么不忘初心，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呢?其實鄧小平也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特別是其晚年，也有許多理論和實踐的錯誤。《新京報》社論枉顧事實，無限拔高神話鄧小平，對鄧小平采取“兩個凡是”的態度是極端錯誤的。當今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就是真正實事求是評價其晚年的一系列理論特別是“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真正堅持其思想內容中真理的部分，批判和糾正其錯誤的成分。

　　附文：

　　戮力改革，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

　　2017-02-19 09:38:20

　　來源：新京報

　　社論

　　鄧小平時代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啟動與加速，就是人的解放和生產力解放的互相作用，即便在今天也不無啟迪意義。

　　20年前的2月19日，一代偉人鄧小平逝世。

　　作為20世紀最杰出的歷史人物之一，鄧小平改變中國和世界進程的歷史功績，敢于革故鼎新的政治勇氣和敏銳的戰略眼光，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和由此形成的人格力量，早已為世人熟知。即便是在今天，人們仍然能感知到鄧小平時代留下的豐厚遺產。

　　其中，最值得紀念和承繼的，是鄧小平和他那個時代的無數改革者，篳路藍縷，戮力開拓，留給后人的思想遺產。

　　鄧小平思想遺產的形成，基于對“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發展落后，對國際形勢的深刻反思。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曾總結說，鄧小平改革思想就是在這三個深刻反思中萌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改革思想和具體步驟，不會憑空生出，有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深刻省視，對現實情境的清醒體認，對政治和文化慣性的透徹了解，才有可能達成共識，凝聚力量。

　　從深刻反思到思想解放浪潮再到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鄧小平時代中國現代性進程的全面啟動和加速，就是人的解放和生產力解放互相作用的過程，這一歷史經驗在今天也不無啟迪意義。

　　鄧小平思想遺產的核心之一，是關于改革的一系列論述。“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應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講全”，“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等，這些關于改革性質、范圍、方法的表述，對于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仍具有指導作用。

　　鄧小平還特別強調改革的緊迫性。他曾囑托全黨：“從現在起到下世紀中葉，將是很要緊的時期，我們要埋頭苦干。我們肩膀上的擔子重，責任大啊!”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時一再強調：“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些論述，迄今仍然振聾發聵。

　　誰領導、誰參與、誰分享改革成果，是改革進程中不容回避的問題。對此，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些論述提醒人們：從實際出發、從世界大勢出發、從國情出發，增進人民福祉，改革共識才有可能維護，思想交鋒才可能消弭，改革紅利才可能全面釋放。

　　與鄧小平時代相比，今天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國家治理方式、外部環境、人民訴求等方面都已有了很大不同。

　　但是，改革的命題并未消失。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環境資源的嚴重透支，舊的經濟發展模式失效，社會治理矛盾突出，改革訴求趨于多元等問題，無不警示持續和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改革是發展的強大動力，是決定中國當代命運的關鍵一招”，這一時代命題沒有變。雖然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體框架已基本確立，但也要看到，改革已進入深水區，要面對的都是“難啃的骨頭”。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去除改革進程中的惰性，以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為改革目標，還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偉人雖逝，哲人不萎。繼承鄧小平的思想遺產，戮力改革，敢于擔當，這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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