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43年6月28日，劉少奇起草了一封寫給著名愛國將領續范亭的信。毛澤東看了信稿之后，針對劉少奇關于人性的看法，寫下了批語（參：《毛主席在劉少奇給續范亭信稿上的批語》） 。毛澤東批語的看點，在于批評了劉少奇信稿中的歷史唯心主義以及人性二元論的觀點。看看唯心史觀以及人性二元論甚囂塵上的現實，毛澤東的批語對于正確認識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的人性論，無疑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有人說：“在人性問題上，毛劉有天壤之別”。誠哉斯言！那么，馬克思主義如何看待人性問題？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我將分集討論，這里是第一集：《人性論的前世今生》。

　　一、毛澤東給劉少奇的批語

　　劉少奇說：“關于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是中國過去哲學歷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也是二千余年來，歷代均有爭論，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的一個問題。”

　　——毛澤東批：“馬克思主義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只是缺乏通俗的宣傳，缺乏拿馬克思觀點分析中國歷史的工作，不能說還沒有解決。”

　　在“人性問題是否已經正確解決”的問題上，毛劉的觀點截然不同。劉少奇斷言“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而毛澤東批語是，“馬克思主義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

　　二、古代人性論

　　若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是如何解決人性問題的，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人性論的前世今生。

　　什么是“人性”？“人”好理解，不多說。人性中的“性”是什么意思呢？這個“性”，并不是特指男女兩性的“性”。

　　中國古代哲學家荀子給“性”下過如下定義：“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在荀子看來，“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也就是說，生來如此的事物，就是“性”。

　　按照通常的說法，所謂“人性”，就是人類“生來如此的特性”。

　　在西方古代哲學家那里，“人性”是善還是惡，一直是爭論不休的問題：

　　——柏拉圖主張人性“有善有惡論”。他認為，人有欲望、意志和理性，當理性能駕馭欲望和意志時，就能獲得善；反之，就是惡。

　　——亞里士多德也主張人性“有善有惡論”。他認為，人有理性和情欲，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節制情欲達到一個合理的狀態，即恰到好處，以獲得人生的幸福。

　　——古希臘斯多噶學派則主張“性善論”。他們認為，人雖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與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則進行協調，從而到達和諧。

　　——在基督教的《圣經》中，包含著大量關于人性“善惡”的內容。比如亞當和夏娃的故事，展示了在誘惑和欺騙的背后，古代西方文化對人性善惡的價值傾向。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人性“是善還是惡”也是先哲們關注的重大問題。比如，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世碩的“性有善有惡論”，告子的“性無善惡論”等等。篇幅所限，不展開了。

　　三、近現代人性論

　　在世界近代史尚未展開的前夜，商品經濟在十五世紀以后的歐洲得到了長足發展。理論是實踐的反映，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催生出新的人性論。隨著商人階級和市民階層的不斷發展壯大，以“自利”為基本特征的“經濟人”逐步走向歷史舞臺，成為人性論的主角。

　　據考證，最早明確提出“經濟人”這一理念的，是荷蘭經濟學家孟德維爾。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這本書里，孟德維爾寫到：在蜜蜂的社會里，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么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認為的）道德和簡樸，那么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

　　孟德維爾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正是這“卑鄙和可惡的本性”，成為每個人能夠適應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必要條件。

　　1796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在書中，斯密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論證了每個人（“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可以使全社會福利達到最大化。《國富論》中的下面一段話，至今仍被經濟學教材不斷引用，被經濟學教師和學生反復吟誦：

　　——“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和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對他們有好處”。

　　斯密以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西尼爾，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經濟人假設”。他說，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為數不多的幾條宇宙公理，宇宙公理用不著加以證明；從宇宙公理出發，才能推演出各種經濟學理論。西尼爾把這些公理歸納為四個，其中第一個是：每個人都企圖用盡可能少的犧牲，來追求最大限度的財富——即“經濟人假設”。

　　——順便八卦一下，西尼爾爆得大名，并非是因為他把“經濟人假設”奉為宇宙真理，而是因為他為資本家辯護提出的“節欲論”遭到了馬克思無情批判，其“庸俗經濟學家”的大名至今也翻不了案。

　　1844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約翰·穆勒發表了他的第一部經濟學論文集：《經濟學上若干未決問題》，正式總結出了“經濟人”這個術語（economic man）。

　　追尋著穆勒的足跡，那個以“帕累托最優”聞名于世的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十分夸張地把“經濟人”概念引入了經濟分析，還煞有介事地給“經濟人”穿上了華麗的學術外套，這件外套包括：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擁有完備的信息，能作出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選擇。

　　到了19世紀末，英國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猶如打了雞血，他將斤斤計較的“經濟人”規范成了遵循最優算法的“理性人”。馬歇爾以后的經濟學家，特別是新古典綜合派的薩繆爾森（他寫的《經濟學》教科書在中國曾經非常暢銷），嘿吃嘿吃地給“理性人”包裝了更加系統化的學術馬甲。

　　從此以后，自私自利且精于算計的“經濟人”，便成為現代經濟學不言自明的人性假設，并被欽定為不容任何人質疑的宇宙真理。

　　四、當代人性論

　　20世紀以來，奉“經濟人假設”為宇宙真理的經濟學越來越僵化。現實經濟生活的反差，使得人們對愚蠢而又自負的“黑板經濟學”越來越不滿。在這種背景下，“經濟人假設”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

　　——20世紀30年代，根據著名的霍桑實驗，美國管理學家梅奧提出了“社會人”假設的理論。這不僅標志著“行為科學”的崛起，也標志著“經濟人假設”這個宇宙真理從此不再那么硬核。

　　——20世紀40年代，著名心理學家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管理人”概念。他認為，現實生活中的管理者或決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價值取向和目標是多元的，不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而且處于變動之中甚至彼此矛盾；“管理人”的知識、信息、經驗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也不企望達到絕對的“最優解”，而只以找到次優的“滿意解”。

　　——之后，長期被主流經濟學邊緣化的“新制度經濟學”也不甘寂寞，將機會主義、不完全理性、交易成本引入經濟分析，試圖為“經濟人假設”的漏洞打上補丁。在經濟現實倒逼的背景下，打了補丁的“經濟人”不得不加入了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

　　——屋漏偏逢連夜雨，實驗經濟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異軍突起，開始悄然沖擊著“經濟人假設”的牌位。行為經濟學的領軍人物丹尼爾·卡尼曼和“實驗經濟學之父”弗農·史密斯，這兩位老兄由于在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開拓性貢獻，共享了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運用實驗經濟學的方法，行為經濟學發現人類行為和決策具有不確定性，其研究結果對“經濟人假設”提出了實實在在的不利證據——比如“理性反常”（ 參：趙磊《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危機》，《經濟學動態》2004年第7期）。

　　好了，在簡要介紹了人性論的前世今生之后，現在我小結一下：

　　不論是古代的“人性論”還是近代以后的“經濟人假設”，不論是西蒙的“有限理性”還是行為經濟學的“反常理性”，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邏輯中，人性究竟“是善還是惡”、“理性還是不理性”、“利己還是利他”？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一筆糊涂賬。

　　就此看來，劉少奇說，人性是“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的一個問題”，似乎沒錯。

　　五、馬克思的人性論

　　人性問題真的沒有得到解決嗎？

　　對此，毛澤東給予了否定回答：“馬克思主義早已解決了這些問題”。

　　遺憾的是，由于“缺乏通俗的宣傳”，馬克思的人性論一直處于失聲的狀態（甚至處于被屏蔽狀態），以至于連劉少奇這樣的資深共產黨人也認為，人性是“直到現在仍沒有正確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么，馬克思是怎么解決人性問題的呢？

　　在人性問題上，馬克思顯然要比那些在“性惡或性善”中的苦苦掙扎的飽學之士要高明得多。

　　在馬克思看來，糾纏于“人性善”還是“人性惡”的人性論，掙扎在“利己”或“利他”中的人性論，實在是一種膚淺的人性論。因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利己”或“利他”的現象背后，有著更為本質的東西——既定的社會關系，用馬克思的話說：“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有不少人認為，馬克思對人性的假定是“利他論”。

　　把馬克思的人性論定義為“利他論”，這是對馬克思人性論的嚴重誤讀！馬克思在談到“人性”時，從不去糾纏什么“利己”還是“利他”、“性善”抑或“性惡”。在馬克思看來，不論是用“利己”（性惡）還是用“利他”（性善）來框定人性，都是膚淺的、皮相的。

　　在馬克思的視野里，“利己”和“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現，而不是人性的本質內容（根本特征）。因為，還有比“利己”和“利他”更為根本、更為本源的東西。這個本源的東西是什么？就是“社會關系”——也就是毛澤東在批語中反復強調的人的“社會性”！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差距在哪里？就在這里。

　　馬克思的人性論，顯然比那些“利己”和“利他”、“性善”與“性惡”、“理性”與“非理性”之類的人性假定，其內涵要深刻得多，其境界也要高出許多。

　　六、三個燒腦的問題

　　末了，我列出三個問題，供有志于繼續燒腦的讀者思考（不想鉆牛角尖的讀者可以跳過不看）：

　　第一個問題，學界認為，馬克思有關人性的思想有兩種表述。一種表述是：“在現實性上”，人性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另一種表述是：在“類本質上，人性是‘自由自覺的活動’”，即“社會實踐”。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馬克思的這兩種表述？

　　第二個問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馬克思、恩格斯從“人的生存”出發，強調人的物質生產活動（即人類最基本的社會實踐），是人類社會的基礎或本源。 在很多馬克思主義學者看來，如果說還有比“社會關系”更本源的東西，那就是“實踐”。所以，社會實踐就是社會的本體所在。然而有人認為，“馬克思從未用過本體論這個詞，馬克思既沒有本體論，也反對本體論”。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馬克思究竟有沒有本體論？

　　第三個問題，陳新夏教授認為，應該區分馬克思有關“人性”與“人的本質”這兩個概念。他的結論是：“人性”，是人作為“類”的“規定性”；而“人的本質”，則是人的現實規定性。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人性與人的本質有沒有區別，有什么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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