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重建科學抽象法

【提    要】

　　新時代的方法論需要在“中西學術對話”研究語境中予以鎖定。研究表明,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的方法論要求以“對象·研究對象·知識”整體工作鏈條揭示歷史生長和邏輯運動,最后給出“有機知識”的概念和定義。從學理上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時代重建是對“解構行動”的引領和超越。依據這一路徑的科學抽象法在工作內涵和表達形式上,必須努力跳出既有“教科書體系”束縛,在思維與語言上賦予鮮明的民族歷史特征和豐富的時代規定。

　　一是以中華思維學統領邏輯學和知識論,賦予“科學構圖”以歷史、實踐和文化的含義;二是強調研究和敘述的“體用合一”以及“抽象和具體合一”,在互為內容和形式的意義上運用“中華(辯證法)抽象力”與“馬克思(主義)抽象力”;三是堅持以“批判的邏輯學”工作拒絕資產階級“體系的解釋學”,立足“活的辯證法(規定)”實現對歷史規律的辯證表述與知識圖型化,如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論的科學抽象法”命名基本矛盾(矛盾規律的“抽象”)和主要矛盾(矛盾規律的“具體”)。

　　它內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規定),啟發這樣的機理路徑:中國經濟學(學科規范)→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規范和科學規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規范),使“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在于方法論進程中的每一環節,從而使具有原創內涵和實踐化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得以批判性地建立與考察。

一、對象·研究對象·知識

——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方法論的意義、道路和行動內涵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是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的方法論結晶,其具體化的工作產物就是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構建任務。按照這個思路,“學術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乃是著眼于“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本質規定、歷史方位和發展理念、發展戰略等方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脈絡,推動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構建。”[1]它的目標訴求是探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內涵和邏輯結構,以至于建立一個基于時代理論創造和實踐創新的科學化、學理化的較為完善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已經面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無一例外地把建構理論體系或者說建立一門新的學科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劃等號,比如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歸結為‘本質論’‘制度論’‘發展論’‘改革論’‘市場論’‘新常態論’‘四化同步論’‘開放論’‘民生論’‘扶貧論’等等,這顯然混淆了理論與實踐、理論與政策之間的關系,違背了建構理論體系的基本邏輯。”[2]本質規定如何來呢?這里顯然是將具體對抽象的關系形成以及抽象對具體的關系批判簡單化了,甚至平面化了,忽略了發生學是歷史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邏輯,忽略了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這些具體思維形式的對立統一,從而也根本忽略了總體思維形式對于具體思維形式的工作領導。

　　任何理論建構都總是為了實現其自身的邏輯目標,但同時必須認識到,理論建構的行動域既是“斷代史”,也是“通史”;因而我們能夠說,新中國70年社會主義的工作特質和邏輯內涵被大大簡化理解了,并用不適當的夸大化的甚至泛濫的“工作總結”話語和套路,替換了嚴謹的學術研究。可以毫不夸張地講,從研究方法上看,現有研究依然停留在政策術語層面,在文件語義解讀的層面兜圈子,由于缺乏本土化和科學的方法論工具,還沒有和無法用規范化的范疇和經濟思維話語進行理論研究活動,或提升到有馬克思主義工作品位的學術探究的高度。總之,“既往的研究尚未上升到基于邏輯和范疇的規范性研究,大多停留在用判斷代替嚴密的理論證明、用政治話語代替學術話語的層面,給人以千篇一律的重復感”[3]。

　　可將“歷史唯物主義論的科學抽象法”確定為首要命題和基本命題,以中華思維學語言予以重新表述;如,首要命題:抽象和具體合一,以及兩個基本命題:具體對抽象的工作發生關系和抽象對具體的工作批判邏輯。這種表述突出一點:盡管“具體性研究的成分可能越來越多,但內在的關系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然則“一體兩重的構造,說明‘抽象—具體’是思維形式的基本構成。但構造的前提是‘一體’(即對象規定),必須將對象視為‘互系而矛盾的生成過程’。”[4]歸根到底,是需要重視對對象規定和研究對象形成中的歷史工作關系的考察,建立歷史唯物主義的“有機知識”概念。這是既有科學抽象研究面臨“重建”的內在根由。回顧我國科學抽象法的思想史研究進程,顧海良教授最早提出《資本論》體系性建構邏輯“對象結構——思維結構——知識體系構筑”的科學抽象方法主張,張旭教授則沿著這個思路探究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結構方法,將之確定為“范疇的方法”與“結構的方法”予以歸納解析1。如上指出,這一結構化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定制法的基本問題即在于對歷史行動以及研究對象結構生成的行動性探究不足,“客觀”在前提上被視為天然的既成的結構存在,并從未真正區分對象和研究對象。但70年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史恰好打破了具體和抽象的線性循環邏輯表達,并使對象思維形式貫穿始終,作為了歷史和邏輯的中介。70年是個工作整體,恰好體現了唯物史觀定義域的“對象規定”(社會主義生產或生產方式),以及“研究對象規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同時生產關系領導生產力),形成有機知識樣態:如辯證法知識意蘊的有機聯系的“四象工作結構”——主題、主義、主體、主張。“這就是對‘陰陽和合’(陰陽型矛盾)發展道路的文化求索——既是道亦是術,然則高度凸顯了道、法、術、技的一體化。”[5]

　　需要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所遵循的方法論就是中華思維學依據時代條件的“創造性轉化”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根據《資本論》和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原則的“創造性轉化”。中華辯證法道路是從陰陽開始的,但它與抽象和具體的辯證法是方法邏輯相合的,我們需要循著這個內在相合的路徑,采取“全面出擊”的行動,尋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一言以蔽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創造性發展,我們需要根據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探索具有中華文化形態的方法論概念;這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新形態,也藉以重新建立“主導性學科”領導之工作理念,就其實質而言,乃是強化了通史和斷代史研究規定的結合。然則世界觀和方法論,既是“合”,亦是“分”,而從“學科→科學”(規范體系)的全過程完成了“體用不二”意義的知識整合。

二、“科學抽象法”在何種意義上為各門社會科學所共有

　　自然科學的對象是物質過程,可以排開意識因素只研究自然規律,并且自然事物相對而言是純然客觀的(或者說能夠做到“非人格化”),不以意志為轉移,——自然科學的主觀性屬于時代所限。物理世界(對象)→物理實驗室→物理學理論或教科書知識,這是物理學研究的“知難行易”。但社會科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本質上是帶有立場的學科(即人們扮演的社會角色必然是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的“人格化”),所以在描述客觀的社會歷史規律的時候通常也會給出主觀的解決方法(即以階級意志為轉移),換言之,涉及社會領域的問題研究難以排開社會主觀性。例如對“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而論,除了沿“天人合一”(方法論是合)→“天人大戰”(主客二分的方法論)→“人天和諧”(人與自然和諧共生2)的知識下降路線,還要注意到概念體系或歷史思想體系的上升路線,即由人類本位的生產對象上升為對社會主義主導生產方式(立足于勞動過程文明規劃的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的探究,再上升為發展觀上的一場深刻革命,據之給出人類生態文明的可持續發展樣態的中國定義,而后者(即“知易行難”)實際又是系統化和學理化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和理論的形成基礎。

　　總而言之,經濟學不會是數學和物理學,不會局限于此,盡管常常直接用它們作為邏輯化的演示和實例說明,但經濟學原理終歸不會是數學原理和物理學原理。唯物史觀的研究必須全面涉及自然、人文、道德和社會的學科,并且只有人文社會科學全面涉及到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因而它必須采用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的路徑,研究如此,敘述亦如此,相應地,需要因應于“對象·研究對象·知識”體式。然則研究對象在這個工作鏈條當中,委實不僅僅是執行實證邏輯學,它的工作重心乃是“批判邏輯學”3。因此,如果問抽象方法和科學抽象法是同一個方法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但許多人仍然混淆二者。鑒于此,衛興華教授試圖區分方法論的兩個層次:第一,“《資本論》中所應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是總體性和根本性的方法”;第二,“馬克思還講到其他較具體的方法,如‘抽象力’方法,無論自然科學或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都需要應用抽象方法。”[6]抽象方法僅僅是和理論概括有關的一種具體思維形式,科學抽象法是方法規范和學科方法的統一,但許多學者要么是忽略了統一本身,要么在對“方法規范”的理解上公式化、空泛化、去內容化。為說明這個“區別”,我們使用下面的一個圖解:

　　圖1 政治經濟學體系與方法“機理形成”關系示意

　　一個結論就是,作為關于范疇方法的科學哲學,科學抽象法的工作定位是思維學與邏輯學統一;而作為邏輯學裝置,科學抽象法是針對資產階級科學哲學的一個批判性的建構。只有這樣,它才有資格組裝范疇,駕馭知識論,換言之,它作為“認識的邏輯”,指示的是具有歷史內涵和批判工作邏輯的范疇的方法。這至少在大多數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研究者看來是如此,如有學者指出,“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從思維如何把握具體、如何建立理論體系的骨架的角度來表明馬克思的敘述方法,但這并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運用的敘述方法的全部原則。因此,我們應該從馬克思的敘述方法中挖掘出更多的理論寶藏,以指導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理論研究和敘述。”“縱觀《資本論》三卷,馬克思安排的商品——貨幣——資本——階級的范疇次序正是這種方法的具體運用。”[7]

　　一言以蔽之,抽象方法是各門科學共有的方法規定,科學抽象法則不是。但這并不妨礙它可以為“各門社會科學”所共有,條件是科學抽象法在規定性上執行“批判邏輯”。必須認識到,“批判的邏輯學”既是馬克思的“廣義敘述”,也是馬克思的“廣義研究”。然則,郎咸平教授在其新著《馬克思中觀經濟學》中強行剝離《資本論》的“哲學和歷史部分”,試圖“只關注經濟學的討論”,做法是不適當的。因為他關注“唯物主義的象”,而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象”;深一步看,因其對第一卷結構關注的較少,以致產生這樣的不理解:“馬克思有著極深的哲學歷史造詣,他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加入了很多哲學和歷史的討論,這么一來,這兩卷更是格外的艱澀難懂。”[8](P10-12)如果說“批判的邏輯學”在于工作拒絕“解釋的邏輯學”,在于顯露“象”的歷史規定性,而非純邏輯構圖,那么,它要求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結合,而不是一般地和唯物主義結合,執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規范,而不是“非批判的實證邏輯”規范。所以,反觀郎咸平教授之目標訴求,其試圖達到的理論分析效果必然是這樣的:“在我們一般所說的社會生產均衡中,實際上可以自上而下地分解為多個層面的均衡。如果各個層面均達到了穩定的均衡狀態,則社會經濟總體就達到了成分的均衡水平。當然各個層面的均衡也可能沒有全部達到。”于是,“最終社會經濟取得均衡狀態,需要所有產業均達到均衡,所有商品生產消費數量和價格均達到均衡,同時一般還涉及所有經濟參與體的總收支的平衡。我們注意到,僅僅中觀層面的均衡,不意味著微觀層面也達到了各自的均衡;而反過來,即使所有個體均達到各自的均衡,也并不意味著中觀層面就可以達到均衡。通常在更高一層的限制設定之后,微觀的均衡過程實際是一種自我適應自我調節過程。”[9](P35-36)

　　郎咸平教授提出“中觀均衡”及其重要性的考量,所取之“象”,一般而言即是馬克思有關于“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部門的劃分。這似乎是對《資本論》客觀知識的“再次發現”,而這樣的安排促使馬克思的理論處于尷尬的“應然”狀態。因為推展開來看,郎咸平教授運用的“象”恰好是缺乏了馬克思提到的“抽象力”的規定。并且,前者的象實際是“數學上的象”(所謂“中觀均衡”),后者才真正指示“歷史上的象”:以對象思維規定通過對經濟學范疇的批判,把握資產階級經濟社會的“客體存在”;其中的道理亦如郎咸平本人所言,“在馬克思的經濟研究中,始終堅持將社會生產分為兩個部門:一個是生產資料部門(資本品,偏向于重工業),另一個是生活資料部門(消費品,偏向于輕工業)。這一做法,在數學上沒有太大的意義,但是馬克思將生產部門與消費部門分開,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其背后也體現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8](P87)簡單而言,如果我們可以將抽象的總商品資本表示為I 系列“W:C+V+M”,那么II系列“W:Pm(生產資料)+Px(消費資料)”必然是對應于I 系列的“應然的狀況”。所謂的研究資本社會再生產的“兩個基本理論前提”地位是不對等的,第一前提顯然從根本上決定了第二前提。換言之,正是由于從社會系統的構造看,總商品資本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三個部分,才會根本導致社會總產品在具體形態上同時表現為“Pm+Px”兩部類的部門群對峙的局面。所謂的依托于價值補償的“實物補償”就其實質性規定而言,不過就是生產商品的剩余勞動的“兩大社會條件”的由物質過程向社會過程的轉換運動,而最終構造于社會總商品資本的價值實現。在過程和運動環節中,實物資料從對立中逐漸實現“對自身物質規定的消解”,充當了社會價值運動的實際的執行人和裁決者,從而使抽象規定“具體化”和“具象化”,從這種意義上說,它們實現再生產自身的社會過程的“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可以說,“就第二卷而言,其對‘規范性行動模式’的闡發,讓我們看到‘在質和量、內容和形式之間產生了能動實踐關系’;總之,社會行動的一步一步的衍生軌跡對把握‘社會主體’生成運動(例如陰陽互動中的‘社會身份’的生成)具有決定性的啟發作用。”[10]

　　以資本總公式為例,其在理論功能定位上實際承擔的是有關于“對象思維學”的一種建構(某種意義上的總體思維形式的載體),從而,“作為對象思維的合成,從中內生客觀知識‘W=c+v+m’。”[11]這樣在第一卷,總公式的任務是依托“生產一般”(母子關系工作規定)引出“資本一般”(父子關系工作規定),所結合的公式知識還僅限于W=c+v+m的本身,工作重心在于說明和公式本身相關的“資本的歷史發展規定”;而在第二卷,任務上升為對“資本的系統運行規定”進行說明,范圍也從全體歷史域內商品社會的過程到相對限制在對社會運動過程和構造的解析,以“父子關系規定”為切入,把握系統的運動總象,產生“兩部類”(I+II)體系的與系統運行與構造機理有關的W=c+v+m公式知識4。這樣的構圖正是思維學領導下的對唯物主義抽象法實施“反思”研究行動的產物,可見在學科工作定位上,科學抽象法是旨在實現思維學與邏輯學的批判導向的有機結合,推動“規律方法”和“范疇方法”的統一,可謂是辯證邏輯與歷史知識結構形成的工作典范。然則,它啟動了實踐議題。這幫助我們進一步通過圖2,從郎咸平教授所關心的角度來展示“中國共同體經濟”的一個全息化的歷史發展與運行圖景。

　　圖2 中國生產對象的機理:產業“歷史象變”思維形式示意5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行動觀,科學抽象法決不是純粹理論生產方式意義的“科學辯證法”,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領導下的“歷史取象法”。因而所謂取“象”法,對應的其實就是抽象力的研究方法規定,即和規律的方法對應的范疇的方法6。這涉及到如何正確運用“對象思維(規定)”。從思想發生史看,康德首先使形式邏輯和知識論牢牢結合;黑格爾其次通過邏輯學研究,使自身成為辯證邏輯開拓者;馬克思從唯物主義批判和歷史辯證法的結合方面重新發掘了辯證邏輯的規定,這樣,通過批判使政治經濟學工作提升為“批判的邏輯學”。因為確實存有這樣的工作性批評:“《資本論》的敘述方法,即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是整個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表述和建構原則,它雖然經常和歷史相結合,但在根本上不是歷史的方法,不管這一歷史被理解為歷史現象,還是撇開現象而得到的歷史趨勢。”也因此,“對邏輯和歷史相一致這一教條的批判性反思,已然成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先決條件。”[12]然則,科學抽象法重建的工作目的首先是從敘述層面提升“歷史的思維學”規定,期盼以此全面展示“規律的方法”工作內涵,達成對“邏輯學”的有效規范與限制。

　　我們再來看郎咸平教授的“研究規定”。其主要受啟發于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中的“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由此觀察到了這樣一個規律性的總體現象:“只有第一部門實施計劃經濟,經濟才能實現穩定增長。如果第二部門也實行計劃經濟,經濟就會衰退;如果第一部門實行市場經濟,就會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9](P34)由于拘泥了社會現象觀察,所以在成功取“象”之后,主要采用邏輯思維描述;為此,郎咸平教授認為,“如果不借助數學,第三卷是不可能得出這些清楚的結論的。為了幫助讀者了解價值的特性,我們必須借助《資本論》第二卷的‘簡單再生產’的重工業和輕工業兩個部門的例子,用數字案例和數學幫助讀者理解《資本論》第三卷的價格和價值在重工業和輕工業兩個部門生產過程中的轉換關系。”[8](P12)但是,其忽略了什么呢?那就是關于剩余價值生產及其所依附的工業系統的歷史發展軌跡的考察。然則根據圖2,可做幾點歸納:(1)郎咸平所說的“計劃”在規定性上主要指產業“自生力”,如游牧業以“交換中介的發展”為產業自生、定居農業以“手工制造中介的發展”為產業自生等等,而“市場”在規定性上則指示工商結合的“產業再生產力”;(2)高級經濟形態和初級經濟形態的生產能力分別在于“工業1”和“工業2”,但產業再生產力的社會機制是相同的,即都是“工——商——工”,市場成為工商結合的社會紐結規定;(3)馬克思和郎咸平不同之處在于,以“價值規律”和“剩余規律”的比較和歷史繼承為切入,系統解剖了資本主義工業系統的“再生產力”,從中揭示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規定,簡言之,這是有關于“工業2”資本主義歷史定位的研究;(4)中華生產方式所突出者乃“共同體經濟”規定也,并且預示“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歷史啟航處恰恰是“工業2”,據此也顯示資本主義和現代社會主義大致擁有相同的“生產力基礎”。

　　這也說明為了使“唯物主義的抽象法”一般推進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抽象法”,必須建立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主導的客觀思維形式的工作模式,從客觀對象中正確取“象”,以獲得思維與存在的一致性規定。這是馬克思關于“生產一般”和“資本一般”的系統性研究給予我們的極其寶貴的工作啟發。然而在郎咸平教授的推導中,似乎恰恰是丟掉了這些寶貴的東西——尤其是嚴重忽略了對象思維形式的機理研究,從而不可避免會得出膚淺甚至是錯誤的結論。為了免除錯誤的發生,科學抽象法從而必須得到充分的“時代重建”,“重建了的科學抽象法”具有鮮明的時代內涵特征,將實現馬克思的文本與中國歷史和時代化要求的意義連通。

三、馬克思主義科學抽象法重建的一般機理

——辯證法道路域內的理解

　　對于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來說,詢問《資本論》究竟提供了什么,乃是建立對“辯證法道路”的一種工作解析。從體用合一看,敘述是反面的研究。如此,“在方法論規定上,研究過程是‘實踐邏輯啟動批判邏輯’,而接下來的敘述過程則是‘批判邏輯內在地啟動理論敘述’。”[11]因此,這種規定意味著“辯證法道路”是反思、解構和重建意義的歷史化行動。既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是《資本論》和中國政治經濟學,讓我們仍舊由《資本論》的解析說起,蓋因《資本論》系統提供了這一道路的工作內涵,闡明了它的方法論實質,指示了政治經濟學時代重建之路。

(一)政治經濟學方法的特質性:

　　歷史科學和思維科學的工作規定合一。現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確實苦于不能清晰說明自己學科方法的“知識論意義”是什么,包括形成它的體系的工作邏輯以及究竟采用何種表達方式,各種意見的分歧很大,解說的方案甚至可以講是“眾說紛紜”。一言以蔽之,“在已有的工作困境中,‘思維科學’始終是‘教科書體系’難以逾越的學科領域。”[11]這迫使我們從頭思索“馬克思幽靈”的工作價值。“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在三卷《資本論》的大部分中使用的是源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淺顯的三段論’式的理論框架,而且把研究限制在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性層面上……馬克思忽視和經常排除了關于普遍性(與自然的關系)、特殊性(交換關系和分配)和個別性(消費和消費主義)的問題,即便他在很多研究計劃(比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承認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比如關于競爭、國家和世界市場——來完成他的計劃。”[13](P34)“那么,在自己已經有了辯證的、關系的和有機的方法去理解資本如何發揮作用的情況下,馬克思為什么還要如此嚴格地堅持資產階級的知識結構呢?”也許,“最好的假設是,馬克思的根本意圖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古典政治經濟學自己的術語批判它本身。”[13](P20)因此,為了徹底澄清這些,需要基于“《導言》革命”意義域看待“思維統一性”理論形成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實踐形成,以全方位地了解這個方法論進程。它的基本線索是“兩維”——辯證認識論和批判的知識理論。前一維表現為“社會發展理論”(唯物史觀的經濟學),后一維表現為“社會機制理論”(系統論意義的經濟學)。然則“所謂的‘科學抽象法’,所關切者正是思維科學領域內的如何正確‘取象’問題;這就是為什么《〈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由歷史科學的工作規定說起,到‘第三節’必須要轉入對‘思維科學’(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的正面探討了,在那里,馬克思不單單是強調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思維方法和規律,更加強調的是抽象和具體在實在關系中的統一性,強調的是對‘具體本身的產生過程’進行全方位和系統的歷史研究。”[14]

　　工作成果是“五篇計劃”。這個計劃是綱領性的,體現的是資本作為“對象的思維形式”的方法。這里,馬克思認識到,“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必須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來說明。分別考察了兩者之后,必須考察它們的相互關系。”[15](P25)所以,“不應當否認這一事實:《資本論》邏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的工作地基上始獲成功”,“究其原因,《資本論》結構的藝術高度是‘社會客觀批判’,這個結構在思維上的形成本身是一個自然過程。”一言以蔽之,以資本為“思維”,以資本為“方法”,由《導言》革命揭露出來的這一實質規定揭示了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深度結合性。“這種非凡的定格是馬克思不斷地把‘外部世界’移入大腦,進行精心改造,使之成為思維上的然而同樣是‘物質的東西’的結果。”[16]唯如此,才能揭示出完整的對象進發到研究對象的工作路線圖,也才能真正體現馬克思的思維科學建設旨趣:“《資本論》不是什么知識論意義的‘資本理論’,而是‘論資本’;資本是馬克思確立的一個大寫字母的工作規定:既是‘對象’,也是社會主體性規定;既是‘范疇’,也是工作邏輯和背后的‘方法(規定)’。至為重要的一點:它們首先作為‘歷史’的規定性加以考察。”[17]

　　科學抽象法作為取象法,是完成研究對敘述的工作轉換,從而是過程的聯系中介并作為敘述基礎。但這不是方法的全部。要知道是由“規律的方法”引出范疇,而不是相反7。“這樣,第一節的分析中有一個重要結論:生產一般本質上是‘世界歷史’和‘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兩重規定的統一。”并且,“如果把《導言》第二節內容和《資本論》第二卷進行對照則可發現,構成生產一般總體性的思維規定恰恰就是‘社會再生產’,而在商品社會中,實際上唯有資本一般能勝任這一角色。”[11]從而結構規定必須和歷史結合,關鍵在于把握什么是思維結構。“對于辯證法需要認識到,其確實是一個全體方法的規定。也是因為對這個工作規定的肯定,馬克思堅持把《資本論》視為辯證法在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成功的運用。”思維科學是從辯證法中生發出來的規定,但不限于辯證法的本體,是從思維形式的運動和構造方面引領正確的知識生產,——這是它的方法論學科內涵的準確定位。亦即可以說,“馬克思堅持了從‘對象思維’出發進行科學研究這一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工作立場,堅持把科學抽象法作為‘思維原則’的規定,而不是邏輯推理的手段,主張在‘思維學’下闡述范疇的邏輯學、知識論。”[11]

　　然則“抽象和具體”既是對存在的規定,也是對范疇的規定;一般而論,前者強調物質聯系的客觀性,后者強調行動的批判性。但黑格爾以“思維”為邏輯,“把概念、范疇看成是絕對觀念自身運動的不同形式,都是以它的發展作為自身的內容的。歸根到底,一句話,黑格爾認為,歷史應當符合于邏輯。”[18](P22-23)與此同時,思維派系主義之強調“方法的統一性”,是以“知識本體論”對抗“邏輯本體論”的工作形態完成的。它遠未涉及科學取“象”的問題。如波普爾宣稱:“演繹方法是廣泛采用的和重要的……我要提出關于方法的統一性學說;這就是說,理論的或概括性的科學都采用這個方法,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如此。”蓋因“這些方法總是存在于提供演繹的因果解釋和通過預測的辦法進行檢驗中。它有時被稱為假設的演繹法,或者經常地被稱為假設法,因為它并不獲得可以驗證任何科學命題的絕對確實性,這些命題總是保持試驗性假說的性質,盡管它們的試驗性質在經受了大量嚴格檢驗之后可能不明顯。”[19](P170-171)對思維方法上的單邊主義,黑格爾指出:“用知性的方式去了解理念,就會陷于雙重的誤會。第一,它不是把理念的兩極端……正當地了解為具體的統一,而是把它們了解為統一以外的抽象的東西……譬如,知性甚至忽視了判斷中的聯系詞的性質,這聯系詞表明個體即是主體,又同樣不是個體,而是共體。但是,第二,知性總以為它的反思……僅是一外在的反思,而不包含在理念自身之內。”歸根結底,這種知性的觀點沒有認識到“理念本質上是一個過程”,以及不能判別“理念的運動過程是這樣的:即概念作為普遍性,而這普遍性也是個體性特殊化其自己為客觀性,并和普遍性相對立,而這種以概念為其實體的外在性通過其自身內在的辯證法返回到主觀性。”[20](P401-403)

(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抽象法”重建行動:

　　馬克思的定義域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到《資本論》”。然則《大綱》與《資本論》最大共同點聚焦于資本主義的取象行動,處理方式基本相同。但工作進展不同:一者總體處于取象的進程中,一者則可以說是獲得了取“象”的成功。這些關系或認識聯系可對照如下:

　　I. 具體(運動)→抽象(構造)——抽象和具體的思維合一(象的思維結構)——抽象(客觀知識:范疇)→具體(具體知識:概念)

　　II. 歷史形式(對象的存在運動:存在批判)→對象思維形式(“概念為真”的前提批判:本質批判)——對象思維形式總體(研究對象的具象系統:“概念為真”的范疇生產)——邏輯形式→概念形式→知識形式(整體的概念運動:概念批判和認識批判)

　　系列I確定“研究對象系統”工作性質:“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物。”但這個系統又是“道態系統”和“德態系統”的相統一,因為它強調:“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15](P19)系列II考察批判邏輯的運動規定或者說“批判邏輯的發生學”。以此觀之,取“象”行動是知識邏輯的發生前提8。具體思維形式——在知識形式生產階段——將知識降格為“邏輯知識”,是契合了“物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研究形態是“事的科學”,是強調合邏輯性和合歷史行動性統一的知識規定。一言以蔽之,唯物主義的解釋要被批判的發生過程所替代,故而《資本論》的“知識形態”要從兩方面予以考察,即“正面的概念構造和反面的邏輯批判”,這是客體批判路線上的對“物象化”的根本拒絕,以體現“批判”的工作結構內置[21]。

　　《導言》由“破”而“立”,直接成果是“行動主義的唯物抽象法”。它的成就在于提升了“抽象”的研究工作位次,從而有助于馬克思在“歷史思維”中再現資本主義現實。可見,生產一般恰恰就要說成是“道”和“象”的統一性規定。然而抽象和具體作為存在規定,其同樣是“歷史對象”。這樣關于“具體運動”,《道德經》命名曰“無”;關于“抽象構造(生成)”,《道德經》命名曰“有”。這是《道德經》開篇即提出“道”的命名規范(即無和有)的根據。亦即在“有無”的意義上,“抽象和具體”也必須被視為關于客觀存在“概念為真”的思維用語,因為只有解決對象的規定性,才可進而解決“思之維”結構性存在的形而上問題,從中提煉思維科學理解域的基本范疇。這意味著:在前向運動上,具體(運動)生抽象(構造);在后向運動上,抽象(系統構造)生具體(運動形式)。這使得《資本論》必須以“抽象(規定)”為工作地基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而又必須將“抽象規定”界定為總體的思維形式和方式,例如“價值(形式)”和“剩余價值(形式)”。即《資本論》第一卷的思考形式是“價值(形式)→剩余價值(形式)”,第二卷的思考形式是“剩余價值(形式)→資本系統構造(形式)”,第三卷的思考形式是“資本(形式)→生產價格(形式)”,而第四卷則是關于總思維“認識形式”即剩余價值(形式)的理論批判史考察9。

(三)政治經濟學批判:

　　學科規范向科學規范進行行動延伸。從中華思維學到發生學,再到科學抽象法,說明科學抽象法很顯然是“行動延伸”產物;從而作為“方法規范”,科學抽象法是直接包含在科學規范中的批判邏輯規定。

　　然則需要追問:以批判為邏輯,新時代需要什么樣的思維科學?它的等價話題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究竟怎樣表述,才算是正確呢?顯然,它取決于“對象”和“研究對象”術語的深入理解程度。既然規律是道、象統一意義域的思維學、邏輯學規定,盡管指向知識邏輯表達,而本身就還不是知識(體系),還必須作為方法(規定),尤其是作為工作方法和出發點。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1)起步是唯物史觀域內的辯證法——行動主義與唯物主義辯證法10,(2)到學科方法兩儀的定型:規律與范疇方法,(3)最后到發生學工作邏輯與科學抽象路徑知識定制的方法論邏輯的體系化成型。然則這樣運動歷程化的定義,就是對象→研究對象→知識的意義(對象的定義、研究對象的定義、知識的定義)逐步確定過程;而這樣的知識,又是全體概念和局部知識統一的“有機知識”。因而重建的科學抽象法,如上指出:第一,聚焦具體對抽象以及抽象對具體的關系形成,使自身的思維方式置身于發生學中,統一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整合與領導具體思維形式,限制資產階級解釋學的活動范圍;第二,聚焦批判,瓦解資產階級科學哲學的知識邏輯。

　　這樣,“一元·兩儀·四維度”學科方法體系恰好可歸納思維學、邏輯學、知識論三者統一,總攬“行動的延伸”。所謂一元,是指“總方法”規定性,如上指出,即與唯物史觀層次結合的總體辯證法(規定)。兩儀指的是“規律”和“范疇”的方法(規定),其分別作為“辯證的認識論”和“批判的知識理論”統帥不同學科方法層次。依此邏輯,發生學和科學抽象法的“合成”很顯然就構成了“四象意義”的知識定制法。(1)歷史發生學維度——歷史批判,(2)系統發生學維度——系統論批判,(3)現象發生學維度——現象學和知識論批判,(4)認識發生學維度——認識論和理論拜物教批判;可見,發生學的四個工作維度實質又是科學抽象法作為“批判邏輯”規定的工作落實,又或者說是辯證法依照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路的一個工作邏輯的體系性展開。簡言之,科學抽象法即發生學的“工作批判邏輯”,從而可總體說明為“實踐地(歷史)批判”“總體地(辯證)批判”“內在地(理論)批判”“全面地(認識)批判”四者之工作統一[22]。

　　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前提安排范疇的生產,就實質內容而言,是以“批判”為起點規定,——在這種意義上,也才能將“歷史的起點”說成同時是“邏輯的起點”。以“批判”為邏輯,又意味著歷史知識結構的工作后置,這樣,出發點不是抽象規定本身,在于以“抽象的存在性”為批判武器建立“思維之象”。蓋因在實在規定中,具體(存在)對于抽象規定是“運動的生成”,而在知識生產中,抽象(范疇)對于具體規定則是“批判的認識行動”。在科學研究上,“合類思維”的目的在于借助“取象行動”之力量中介,堅決從唯物主義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然則“需要認識到,只要包含了行動主義的思維規定,就必然有革命的辯證法及通向客觀知識的‘邏輯’。”“為此,歷史唯物主義必須成為行動主義和唯物主義工作合一的規定,必須根據這一原則自覺地將方法論的根據明確為‘中國原創’與‘馬克思原創’的統一,并重新梳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基礎規定。”一言以蔽之,所謂研究對敘述的工作轉換,從根本上是為了體現“行動主義對唯物主義的關系”;“相應地,敘述方法的規定性可以說就在于以‘本質對現象的關系’(研究內容)進一步規定‘抽象對具體的關系’(認識形式)。”[11]

　　總之,如果說從辯證法進發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產生了運用于社會歷史批判的“規律方法”(“天人合一”體系),那么對應起來,從政治經濟學批判進發到科學抽象法則可以說產生了具象為“特殊的批判工作邏輯”的四大發生學規定,即作為狹義的科學抽象法的“范疇方法”(“知行合一”體系)11。據之可了解到:方法論的知識體系是“工作狀態”和“實踐態”的,這意味著人們不能或無法依據一個一勞永逸的標準來對這個工作系統進行主觀的設計,只能是根據對象的實際狀態及其歷史中的“實然規定”,尋求研究和敘述的內容及其形式統一12。換言之,對具體的把握只能是實踐狀態,總體把握處在對象到研究對象的不斷進取的認識進程中。盡管如此,但有一個原則可以把握住,不管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為方法,還是以“辯證法”為方法,都是實現資本在對象規定和方法規定上的統一,目的是落實總體思維和具體思維的規定結合。可見,這是真正的“實踐,認識,認識”以及“具體,抽象,具體”。因此,“這是‘歷史的研究對象(規定)’,即生產關系的實際的產生與發展道路”,又是“邏輯的研究對象(規定)”,“由于此種名的語義學完全依存于‘道’的發展及其邏輯展開,從而形成‘歷史—邏輯—范疇’的總體認識觀。”[23]

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抽象法的規定性

及其運用規范問題

——中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學理考察

　　既有的科學抽象法是在《資本論》的體系對象下完成的一個構建,很顯然,它的主旨是確定思維科學的意義,在于建立正確的取“象”行動,實現“思想總體”對“具體總體”的能動反映。為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思維科學閱讀和運用《資本論》,并堅持“體”“用”并舉意義的本土尋根,以此切入中國經濟學、中國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關系域的探究。然則三者之間構成了學科規范、科學規范(狹義的方法論規范)、理論規范的辯證轉化關系,并且在理解的制高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作為指導中國政治經濟學本土建構的“科學理論規范”13。可簡單介紹一下主體意義的行動辯證法和客體意義的物質辯證法(或曰自然辯證法)的內容融合情況:一是“陰陽—矛盾”規律;二是“五行—質量互變”規律;三是“八卦—否定之否定”規律。陰陽型矛盾規律針對的是“聯系的觀點”(或曰肯定環節),這是一個狹義的時間和空間規定;五行或質量互變規律針對的是廣義的空間規定的“發展的規定”(如資本主義協作形式和資本運動結構形式),是著眼于“否定的實現”考慮問題;八卦或否定之否定規律針對的是廣義的時間規定的“發展的規定”14,這可以說是辯證法的一般認識形式和一般邏輯形式。這樣,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又是時空規定的一個匯總,是主體行動規律和客體物質規律的歷史向度的意義合成,它從最大程度上展示了“聯系的觀點”對“發展的觀點”的落實和實現。對立統一規律乃是最高意義的辯證法規律。對立統一是就“聯系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的總體而言的,是說它們結合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從而“對立統一規律”必須視為一切規律所內蘊的總規定,也是一個總原則。表明:“新時代需要重新考察歷史唯物主義的取‘象’行動。它的底層結構是行動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對話’,深層理解意蘊是各種取‘象’工作關系的邏輯聯系的建立,從中提煉和升華系統性的‘中華對象思維形式’的思維科學規定性。”[24]“然則對中國人而言,唯物史觀究竟如何從理論上描繪呢?一言以蔽之,走出‘思維的神秘’和‘邏輯學的建構’,乃至走出哲學構圖的‘體系辯證法’,向歷史實踐索要‘抽象力’規定,以‘認識的解密’(行動)完成對知識論或存在論的‘完美一擊’,這是實踐研究方法導向的‘生產一般的思維學構圖’。”[11]

　　歸根結底,在研究與敘述總體關系理解上,需要走出“邏輯學的神秘”,避免再次陷入解釋學泥淖。其方法論上的理解高度是思維學。然則研究規定只能概括為“生產一般對財產一般的工作關系”,相應地,敘述規定以反方向的“財產一般對生產一般的工作關系”為歸結。生產一般、財產一般均是總體規定,但后者亦受到前者的規定性約束。如以《資本論》而論,它的研究路線不應當是“具體—抽象”解釋,而是“生產一般對資本一般的發生的批判的關系”;同樣,敘述形式亦不是解釋學工作意蘊的“抽象—具體”,而是“資本一般對生產一般的批判性建構與理解關系”。可見,政治經濟學批判乃是科學抽象法的“前提”。與此同時,“抽象對具體的批判關系”顯然構成了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知識邏輯路線的特殊表達。“‘生產一般’思維形式的提出是一個偉大的構想”,所謂生產一般即生產對象的內在關系規定以及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定,馬克思“把它看作是‘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以及‘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24]。相應地,財產一般指經濟形式的對象規定,即“社會生產(條件)一般”。馬克思指出,它涉及的是“財富在這種還是那種財產形式下能更好地發展的問題”,——“如果說在任何財產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談不到任何生產,因此也就談不到任何社會,那么,這是同義反復。”[15](P5-6)

　　同時,對生產一般必須防止“解釋學化”的理解。如把它當作邏輯學規定一貫到底的“生產邏輯”(一般規定的生產),從中發展出以“抽象的勞動平等關系”(勞動本體論)為內容的“價值解釋學”;并且按照這個路線發展,人們不可避免地也對資本一般做“解釋學化”理解,如把它當作“邏輯學構圖”的資本邏輯規定,從中發展出以“抽象的資本平等關系”(資本本體論)為內容的“資本解釋學”,等等。這勢必制造勞動本體論與資本本體論的“解釋對立”。如認為,“馬克思思想中存在著兩重邏輯:從人類學意義上的物質生產出發的生產邏輯與以剩余價值理論為核心的資本邏輯。”[25](P89)但另一方面,“既然以‘資本’為標題,很顯然,馬克思已將‘資本’放在了他研究的中心位置”,換言之,“《資本論》就是一部以資本為本體的著作”,也因此,“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決不是在本體意義上探討的勞動,而只是在一般意義上展開了對勞動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資本論》中的本體只能是資本,只有把握這一點,才能透徹理解《資本論》,才能真正探明資本主義的本質與邏輯。”[26]而從“勞動本體論的消失說”的拒絕方面來講,則必然需要堅持動態的馬克思勞動本體論批判觀,將之界定為“是一條動態發展的軌跡,可以根據其不同時期的代表著作確立階段性的本體論立場”,即肯定“馬克思勞動本體論是其‘唯物史觀’內在邏輯的必然”[27]。

　　然則從發生學角度看,生產一般建立“廣義生產關系=一般生產關系”的規定。對《資本論》研究而言,這不外乎指示了商品生產的“平等勞動關系”,且同樣歷史啟動了商品生產領域內的“平等資本關系”。其實,這講的都是對象規定。亦即,商品社會中平等勞動關系獲得了“一般生產關系”:貫穿生產、交換、分配三環節的社會關系規定。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具體定格為“平等工資(勞動力價值的社會形式)關系”。可見,資本主義研究對象(資本一般)面對的是全體商品生產關系規定,資本主義“平等”是相對于雇傭關系而言的制度性規定。所謂資本邏輯對生產邏輯的統攝,在于指出:“如果從一般生產邏輯出發,就無法真正地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的內在關系。如果資本主義生產等同于一般人類意義上的物質生產,那么當下社會的問題不在生產領域,而在分配領域……在這種理解中,對政治經濟學的責備就是認為政治經濟學太過于重視生產,而忽視了分配的重要性。一些社會主義者正是從這里來尋找解決問題的出路的。”[25](P78)這樣,“生產一般是道的規定,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能保持它的客觀性,需要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介入;資本一般可看作檢驗‘生產一般客觀性’的一個根據。”“所以,思維的求客觀性、求總體性本質上就是一個歷史批判的過程。然則,資本一般必然包含著生產一般的規定性,并且資本一般與生產一般之間所對應的是歷史發展的關系,是前史意義上的學科工作規定之銜接關系。所謂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在于堅定地將生產一般推進到資本一般。”[11]

　　在這里,需要引出“兩種文明過渡方式”的歷史道路理論。一條道路是立足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形態向共產主義過渡;一條道路是立足本土共同體的經濟形態向共產主義文明形態的過渡。然則,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兼容“兩條道路”規定的。但從“民族社會主義形態”本土固有的特征看,它的對象思維規定無疑是歸屬“產品經濟形態社會”,即以“公有財產一般”為歷史工作規定。顯然,產品社會無純粹的財產規定。共同體財產一般、土地財產一般、公有財產一般是“共同體(社會)生產一般”的各種具象形式。亦即,“資本范疇不是‘對象思維規定’,真正起引領作用的思維形式規定的聯結線索是‘共同體(天人合一)——土地(所有制與身份關系的合一)——人民(勞動者社會所有制與主體關系的合一)’。”[11]其中,共同體財產一般代表身份主體和財產主體合而為一的直接型組織形態;土地財產一般代表間接結合型組織及其社會治理形態;公有財產一般則代表主體形態的社會有機結合關系。需要指出的是,土地財產一般和資本財產一般相類似,都是“單一型所有制”社會治理體式,但結合順序恰好相反,不同于資本財產一般的“財產即身份”,這里是身份去結合財產。

　　實踐狀態的社會主義財產一般和公有財產一般(社會共同體財產一般)的區分就在于對“兩條道路”的現實兼顧。蓋因社會主義生產對象的現實規定是“產品生產+商品生產”,即有計劃的商品生產,然則,這是平等勞動和合作勞動對“社會聯合生產”的關系。“公有資本不能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范疇。理由是:首先,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質上是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盡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的分離仍然存在,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總體上已經被顛倒過來。這個社會是勞動者當家作主的社會,公有資本也只是勞動者集體意志的體現,而不再是作為勞動者階級對立面的資本家階級權力和意志的體現。在資本和勞動這對范疇中,勞動已經處于主導地位、矛盾的主要方面。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然要討論公有資本,以及私有資本,并且重新定義資本一般概念,但這些范疇在這個范疇體系中應當處于從屬地位,而不應當成為主體范疇、核心范疇。”[28]相應亦可解釋:“中華系統中客觀存在資本文明的過早發育和社會發展,可命名為‘資本I’(以家有資本概念為主),這是中華共同體社會內的‘商品社會早熟’現象;同樣,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的資本發展現象,可命名為‘資本II’(以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等形式的公有資本概念為主)。”且必須承認,“中華經濟的運行機理就體現在資本I與土地范疇的結合中……反映在資本范疇本身與中華所有制的系統性結合的規定當中”,以至于“在社會機制分析層面,資本I與資本II的工作連接從整體看就是‘中華經濟的運行規定’。”[11]

　　上述分析表明,公有財產一般必須作為“特殊的以太”,以引導“實踐狀態的社會主義財產一般”生產關系(作為實踐形態的公有財產發展與運行規定),統一并推進社會所有制的發展。而那種混淆“兩種文明過渡方式”的認識恰恰是要把資本一般同時說成“實踐狀態的社會主義財產一般”。例如聲稱:“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一般’范疇本質上貫穿于整個人類‘第二大社會形態’的始終,也必然存在于資本完成其歷史使命的整個歷史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的歷史過程,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深化認識馬克思的‘資本一般’范疇的歷史機遇和現實條件,這也為我們構建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力資本化理論和以此為直接理論基礎的‘新按勞分配’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29](P101-102)但所謂的“勞動力資本化”一定是運行的規定,即生產政治意涵的社會分配范疇,是勞動者的社會生產權力的經濟范疇化用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揚棄“資本一般”意義的“社會主義財產一般”,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根據,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很顯然,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這一特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部分的體系建構只能于中華生產方式域內求索,需要尤為突出對“社會主義的本原道路”理論特性的探究。其理論布局為“共同體經濟的社會生產過程——共同體經濟的社會流通過程——共同體經濟的社會總過程”,蓋因“實踐狀態的社會主義財產一般”是和資本一般并行并存的社會發展與經濟運行規定,這個“經濟”的含義中包括了資本形式存在的必然性根據,從而市場關系仍然是交換的主導社會形式。

　　簡短小結:這是一個普遍面臨“解構危機”的時代,是一個守正創新和理論重建的時代。辯證法是為懂得它的人所運用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規范”,是理解《資本論》和中國政治經濟學科學規范統一的基礎,為此,它突破了對于科學抽象法的理論解構行動,從“正面啟發”和“反面啟發”兩個方面強調了對于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的堅持。然則以上論證深刻表明:探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抽象法依然要由“辯證法”入手,蓋因辯證法是探索規律的方法論學說及其實際工作(規定)的全稱。但它實際處于兩種狀態——理論的狀態和運用的狀態,并且有多種工作形態如批判、實證和文化等。由此需要明確辯證法在中國政治經濟學中應用的幾個維度:一是中華思維學,從本文已有的論述看,它構成了科學抽象法重建的“文化向度”;何謂中華思維學?蓋天人合一之學科表達也,不獨是方法論用語,亦是對學科基礎的鎖定和對學科體系的聚焦與錘煉。二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說到底是一種科學研究規范,它是使社會歷史領域內的辯證法成為根本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學科規范’。這使它得以從一般意義的辯證法體系中‘游離’,在社會歷史研究領域保持了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成為‘特殊思維學’的規定和工作批判方法。”[11]作為學科和特殊的科學規范,“總的來說,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研究規范屬于思維科學的學科范疇,而且是既‘古老’又‘新興’的學科方法和工具。按體系構成而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包括主體批判和客體批判。”[11]作為“前提原則”,政治經濟學批判又是統一的“規律的方法”和“范疇的方法”的一種創設,“在此情境下,政治經濟學批判由一般意義的學科方法上升為‘工作狀態的方法論’。”[22]三是發生學(工作邏輯);一言以蔽之,發生學邏輯形式統一了時間和空間規定,又以“批判”為內置的結構,從而較好表現了抽象和具體的統一,或者說實現了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到科學抽象法的“過渡”。四是實踐邏輯(“主客互看”的實踐邏輯);作為“活的辯證法元素”,實踐邏輯構成科學抽象法實際的“解構向度”。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本質規定是歷史工作方法。然而,如果說只有科學抽象法能夠實現歷史和邏輯一致性意義的相統一,那么,特殊的工作邏輯體式亦只能確定為“實踐化的行動邏輯”;在“社會發展理論”(經濟發展的機理)層次,它對應的是“規律對范疇的關系”,而不是相反。這樣,“實踐批判和發生學聯系的邏輯中介就是歷史實踐活動本身,——在這里,實踐必須視為‘活的歷史(規定)’。”[22]

五、“時代重建”行動的方法論議程解析

　　我們如何“抽象”?一句話,沒有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就不會有“科學抽象”。除了對“象”(以對象為依托的研究對象)本身進行系統性探究以外,還必須有一個基本的歷史研究態度和路線的正確選擇。試想,如果對于古代我們一味地回避,或者專取方法論方面的技術路線,而忽略世界觀的同步研究,那一定是要出問題的,至少要犯方法論上的唯心主義錯誤;此外,對“剔除糟粕”也要采取辯證的態度和科學的研究方式,不宜以“儒學失敗論”為由對中華文明有價值的學術思想予以漠視,直至不加分析地予以全盤否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從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儒釋道合流、宋明理學,經歷了數個學術思想繁榮時期;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中包含的豐富思想,為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指導,需要以之為依據[30]。試想,如果對于共產主義的明天不去探索研究,不去了解探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去和未來,不掌握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動態和變化發展趨勢,又如何建立科學的判斷,如何構建系統化的社會主義研究對象規定呢?既不研究古代,也不研究未來,僅僅眼睛盯著局部的現實看,盯著眼前利益看,并且是有選擇地看和解決問題,一味拿西方舶來的理論和工具(如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實用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解釋世界”,與現實問題“對酌”,搞修修補補、敲敲打打的應付差事了事。不是真解決問題,是敷衍了事,不是真正研究,是假研究。這樣在實際工作中,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馬克思主義就會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越來越多的學科中“失語”、教材“失蹤”和論壇“失聲”。這種研究狀況當然必須引起高度警惕與重視。

　　人類社會發展和社會形態理論一直以來圍繞“五種形態”和“三大形態”進行無休無止的爭議,對中國學者而言,其爭論的主要目的或許就是希望將實踐形態的社會主義定位于“第二大形態”。盡管如此,一方面必須認識到關于社會主義的抽象必須和資本主義或“資本抽象”不同;另一方面,對“第二大形態”的抽象亦不可能脫離“第一大形態”和“第三大形態”進行,要之,社會主義在歷史中必須始終作為一個通史的研究,即在前提上必須作為一個具有多樣性具體規定的“獨立的社會形態”予以研判。這是厘清立足“資本的歷史使命”(或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本土和世界的充分發展)的過渡和立足“社會主義社會形態的本土的充分發展”的過渡的共產主義理論爭議的解決之道。二者是辯證的統一15。由于“世界意義的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即發展中的共產主義的實現過程(科學社會主義),對各個民族形態社會主義工作規定的探究就顯得特別重要,這實際上是發生學意義的共產主義文明的生長地基16。在中國,則是認識到,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基礎是中國政治經濟學。這是以“主體批判”為工作支撐的國度體系,同時,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也是實現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與實踐現實統一”的國度體系。即如果說《資本論》揭示的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形態”,——畢竟資產階級占社會統治地位的社會客觀上不允許政治經濟學批判成為自覺的理論和工作方法,那么可以說,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后,批判就直接成為“策略的陽謀”、一種革命實踐意義的工作方法和理論建構。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論十大關系》以及《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等著作中,無不光輝地展示了這一點。毛澤東自覺認識到,“辯證法的規律,是客觀所固有的,是客觀運動的規律,這種客觀運動的規律,反映在人們的頭腦中,就成為主觀辯證法。這個客觀辯證法和主觀辯證法是同一的。”“當然,思維和存在不能劃等號。說二者同一,不是說二者等同,不是說思維等同于存在。思維是一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它能夠反映客觀的性質,能夠反映客觀的運動,并且由此產生科學的預見,而這種預見經過實踐又能夠轉化成為事物。”[31](P103)

　　與之相適應的是我們對科學抽象法的判斷。傳統上,科學抽象法被認為是唯物辯證法的工作展開和具體化。但是,從對思想史回顧看,“馬克思根據《資本論》的創作所提出的將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區別的方法論存在兩種系統性表達:形式表達和實質表達。”[4]這同樣是學理性考察上的工作類型劃分。如恩格斯和列寧、我國學者王亞南和馮友蘭,其涉及到的“科學抽象法”研究與運用,基本屬于“實質內容”界說,關注的是抽象和具體的本身規定(所蘊涵的實質意義),而側重點不在二者作為“概念”的相互關系上的考量。以日本學者內田弘為代表的日本學派以及以伊林柯夫為代表的蘇聯學派的絕大多數成員,則基本屬于“形式框架”界說,其關注抽象和具體的形式辯證法及其工作程序和意義界定。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在這方面整體上魚龍混雜,可謂兩種因素和工作成分兼有17。馬克思本人以其“《資本論》的光輝邏輯”,無論對辯證法的實踐還是對辯證法理論的狀況,都做了深刻和深入的探索,并取得極其豐碩成果,可以說是“意義統一”事實上的秉持者。在兩方面考察因素中,“實質內容”的界說容易被忽略,甚至被整體遺忘,蓋因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形式主義仍然是辯證法研究所驅之不散的負面幽靈。然則在當前,需要重提“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也就是充分認識到,“‘實質表達’是立在‘形式表達’背后的規定”[4]。“這種科學研究意義的對象性存在,簡言之,即方法之‘實踐活動’;主體和客體的統一同樣實現在思維領域中,由此產生大寫字母意義的方法論。”[32]

　　總之,新時代語境的方法論研究更重視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抽象”(批判內涵),而不是“唯物主義的科學抽象”(體系建構),更為關切“中華取象行動”,而非“單純邏輯抽象”。然則最后需要重點談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建設問題(側重由學理角度),因為它直接涉及對兩個支撐環節的理解:(1)以中國古代研究為學術背景支援的“中國原理”或者說“中國的支撐”,這實際上是通史研究;(2)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要件和靈魂支撐的“馬克思主義原理”,這實際上是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斷代史”研究。表明在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與把握上,需要動用“中華抽象力”(中華思維學和中華辯證法),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抽象力”,兩個方面的抽象力同等重要,它們互為內容和形式。然則學科建設任重而道遠。我們需要由中華思維學的基礎再出發,重新演繹“政治經濟學原理”,揭示其中蘊涵的方法論機理。這樣,我們嘗試給出圖3的示意。從中可看出,和西方的唯物和唯心之辯不同,中華是知易行難與知難行易并重的,又可以說是從“知易行難”邁向“知難行易”的。并且,這種思維形式很顯然求的是中華道路的“合→分”,是以實踐為主導進行理論安排與知識生產的路數。說明在新時代際遇下,路線圖仍然是:

　　I. 行動主義(唯物主義)→唯物主義和行動主義→唯物主義和行動主義的內在結合

　　II. 行動主義(唯物主義):主體關系+客體關系(對立統一的范疇初成)→唯物主義和行動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對立統一范疇的意義整全化)→唯物主義和行動主義的內在結合: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有機統一)

　　圖3 “對象·研究對象·知識”內部聯系和機理關系示意 

　　從自然和人類的“互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命題)到主客對象規定的關系互系(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周易命題),到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的二重平等關系的互系(以命運共同體意義為導向、內蘊知行規定的天人合一命題),再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理想共同體意義的系統互系(內蘊階級實踐觀的唯物史觀命題),這是人類以“世界觀范疇”處理自身規定以及和宇宙關系的方法論踐行之旅。然則,系列I的第一運動環節表示的是“周易時代”(人的依賴關系),唯物主義作為行動主義的內含的工作規定;第二運動環節是唯物主義從原有體系中分立、游離出來,批判工作具有了“雙重地基”,這可以說是“資本時代”(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第三環節是運動復歸的實現過程——對應為“社會主義勞動時代”(社會能力和自由個性的成長),因為社會主義運動顯然處在這一進程中。有了系列I的圖景鳥瞰,行動主義辯證法的線索(工作內容)遂在系列II中得以全部展示:這是世界觀范疇的通過歷史實踐所發現的“真理”,實踐、理論化、再實踐、再理論化,從而這種形式全面推進了每一實踐者自覺改造世界之動力,乃至是“改變世界”的由理論態到現實態的自覺性轉變。我們深信,于其中可尋覓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機理,也因此,需要適時從方法論上打造“社會主義實踐學派”。

　　需要知道,植根中華思維學的馬克思主義乃是“百科全書”的工作規定,不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形式規定”單方面寄托過多的留戀,而委實在于依據民族歷史內涵和工作實際深度挖掘“馬克思主義的實質規定”。于是有兩方面的工作具有當下性的意義,亟待著手開展。一是圍繞方法論唯物主義,對經濟工作和經濟研究落實“學科基礎”,特別是尋找依據馬克思方法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工作規范。以計量經濟學批判為例,不在于對計量本身(如數據使用不當、數學工具缺陷等)指手畫腳,不獨是反對“思維的物質器件”,而更重要在于從中找到思維活動的“物質基礎”和“社會基礎”。工作可分三層次展開:(1)探究歷史與數學的學科關系,鎖定質對量轉換的學科根據18;(2)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究會計統計實踐與經濟學的關系,最大限度地搜尋質與量規定于不同層面及工作場合“對接”的諸多素材和案例;(3)對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批判,揭露其脫離學科基礎的階級意識和階級根據,說明模型的“動機”與“潛在的話語”(如對信息技術的濫用、混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信息的性質差異即是其忽略學科基礎的一個重要體現19),便于從“危害性”的深刻認識中重新駕馭計量工作。二是思維形式的學科根據的尋求。需要著手從中華“思維對存在的關系”出發,以總體思維規定統馭具體思維形式的性質研究及其運用范圍。例如演繹,可對應數學和象數的學科規定;歸納,可對應歷史和物理的學科規定。然則,分析的思維形式的工作實質乃是利用學科思維進行的研究活動,綜合的思維形式的工作實質乃是對學科成果進行組裝和統一化的敘述活動。并且也需要知道,抽象和具體就實質而言乃是唯物辯證法的具體思維形式,即認識到:“‘抽象和具體’既是對存在的規定,也是對范疇的規定;并且抽象指示對物質聯系的客觀性的強調,具體指示對行動的批判性的強調。或者從類型學來看,抽象規定(如黑格爾強調的‘純存在’和‘實有’辯證法)所要表達的邏輯學內涵恰好是存在和思維在‘聯系的觀點’上的互系特征,而具體規定(如黑格爾強調的‘定在’‘虛無’或否定的辯證法)則剛好是突出存在和思維在‘發展的觀點’上的互系特征。”[4]顯然,通過這樣的處置,思維形式的沖突與矛盾被有效還原與轉化為學科之間的工作聯系,便于基于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著手解決問題,重塑歷史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邏輯,以“發生學”化解“解釋學”的困境。同時,這樣亦便于全方位地找到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學科方法論根據,對其原貌進行“顯像”,給資產階級工作者所使用解釋工具和模型方法以“準確的學科定位”。

　　以下具體說明重建行動的方法論價值和中國工作內涵。研究和敘述方法“實踐的構圖”是生產一般對財產一般的工作探究關系以及反過來的行程——財產一般對生產一般的認識批判關系。然則“重建了的科學抽象法(以‘取象’為中心規定)應該更契合于以‘批判’為邏輯的知識生產”,在于突出“唯物主義”進發到“歷史唯物主義”本真化的行動內涵;換言之,科學抽象法的核心問題是工作取象,“馬克思主義科學抽象法本質上是思維科學的‘取象法’(以批判為工作邏輯的歷史取象法)。”[14]為此,《資本論》頭兩卷可以分別看作發展環節的取“象”和運行環節的對“象”進一步“證實”20。然則第二卷不僅僅為了沿著從抽象上升到具體來說明資本運行形式(如資本總公式范疇序列的邏輯運動21),而是如前所論,是為了從再生產的角度說明資本主義特定的“看不見的手”機理,用郎咸平教授的語言,即“馬克思擴大再生產的穩定性確實源于其再生產安排的‘計劃性’,這一‘計劃性’是外生強制安排的,并不是社會生產自身‘市場化’的產物。當社會生產失去這一外部強制的‘計劃性’之后,其自身的‘市場化’屬性使得生產擴張(社會發展)變得極不穩定。”[9](P82)按郎咸平教授的認識,看不見的手是來自計劃性原理的運行機理。但是,由于他把再生產認定是一般均衡的過程,就得出了簡單化理解的因果關系鏈條:一旦失去計劃性(資本“計劃民主”),則再生產模式將會失控(資本失去平等獲得利潤的“市場自由”),即“如果社會生產真實地按照‘市場化’方式進行,那么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將不可避免。”[9](P63)這種分析是刪掉了對象的矛盾運動規定的結果。這里的問題不是計劃和市場如何恰到好處地實現機制統一22,而是全方位地顯露“個別上升到一般”的矛盾形成機理。于是,《資本論》第二卷委實是說明“運動條件”的機理生成和結構化運動的矛盾生成,是對于巨大的資本主義再生產矛盾運動關系的一個內在性解析。資本運動的簡單直接的一次(結構)形式到資本運動的總和復合的多次(結構)形式,再到資本運動的一般結構形式,最終進階至資本運動的轉化形態和結構深化的形式(也是最高級和現實態的實際運動形式),從這種意義上說,資本循環、資本周轉、簡單再生產、擴大再生產不外乎是資本運動的結構形式的序列化,乃是“資本運動條件”基于生長意義的矛盾化的運動邏輯和“結構知識四象”23。

　　然則有了這個堅實基礎——圍繞“本質”的研究,對資本主義經濟總過程的分析就可以利用這些“發現”,納入一個更為有機的思考模式中;并且很顯然,“馬克思揭示的關系結構實際上具有普遍意義,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定的歷史關系。”[13](P389)“批判的邏輯學”進入思維學,達成“特殊思維學”,成為辯證法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在結合的工作批判方法的規定,最終實現了“歷史的思維學”。“總體看,這就是方法論上的研究的工作本位性。它要求方法論規定的‘實踐活動’的理解意義。”[32]從而,工作取象必須作為“研究方法”,即便是敘述過程,也是對這個研究過程進一步的落實。重建的歷史唯物主義規定的科學抽象法在最終目的上是達成歷史科學與實證科學工作合一,這就需要邁出第三步,即從科學抽象法(批判邏輯)進一步下降到實證方法。

　　具體做法是:在“辯證認識論”構筑層面,工作目標是將“客觀邏輯和主觀邏輯的統一”轉化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向中的總體思維形式和具體思維形式的結合,以這一規定引導“思維的真理性”;在“批判的知識理論”構筑層面,工作目標是實現辯證法體系中的總體思維形式和具體思維形式的結合,因而仍然需要將“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本身的統一”深度轉化為相應的結合規定,落實為辨證的實證研究,實現對“客觀的和嚴格的”實證分析技術的通盤性掌握。總起來說,構成了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全體概念”:所謂“三步驟”(對辯證法的全體的掌握→對批判工作邏輯的掌握→對實證分析技術的掌握)、“四階梯”(辯證法→政治經濟學批判→科學抽象法→實證研究方法)。然則,這一方法體式將真正成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學科思維具象。

　　其給予的理論啟示是,“馬克思主義統一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途徑是實踐的構圖,而把方法論也看作是‘世界觀’,并進行‘改造世界’、‘理解世界’、‘解釋世界’,最終落腳于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規定的統一”,而“在這一構圖中,‘思維學’處于理解與聯系的中心位置。”[11]整體而言,“這就是具有辯證法知識革命意蘊的‘辯證法的道路’,就時代使命感而論,它將展示一個中華系統參與的重塑‘思維科學’表達體系的方法論愿景。”[14]為此,重建了的科學抽象法(以“取象法”的科學規范為規定的學科方法)實質內容是“歷史取象法”,實質規定是批判工作邏輯。其遵循學科開放發展之原則,堅持把政治經濟學批判同時作為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由于沒有領會這一層工作境界,郎咸平教授是忙于把一般生產和資本一般的對象思維形式在知識論上不加區分地“調和”了24,而刻意忽略《資本論》第二卷“亦道亦象”,是特殊的“生產一般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特性,試圖滿足數學取“象”的一般興趣,滿足同一數理邏輯;進一步,郎咸平教授在他的作品中并未認真考慮或處理“生產一般對資本一般的機理關系”,試圖繞開歷史思維,以此“以閱眾甫”,找出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現實邏輯,自然這是不折不扣的“數學幻想”。什么是中國特色?蓋以發生學與解釋學對立,蓋以發生學工作邏輯與資產階級普世價值觀的認識路線對立,蓋以“全面出擊”的姿態尋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明基礎、方法論基礎和理論基礎。中國特色的出場語境是中華文化,是歷史和辯證法;文化乃是基礎設施,是立在歷史背后的方法工具和學科建設的規定。因此,“中國特色”和“形而上學的邏輯”文明體系(如中國本土的辯學、印度的因明學、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旨趣相異,甚至工作理念完全相對25。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在最高境界上,中國特色就是指“天人合一”(對象與思維的工作合一),據此,方法論形態的“中國特色”,求的即是客觀與主觀有機統一;在《資本論》的框架中,和中國的天人合一相對應的工作規定其實是“勞動過程”,而勞動過程是不斷歷史變遷的生產一般規定,是共同體規定的物質基礎26。然則我們必須聚焦于本土,立足“一去一回”,結合“五四精神”和“新時代精神”,聚焦繼承性和民族性,聚焦原創性和時代性,聚焦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利用諸多文明元素(如經史子集、如唐詩宋詞、如中醫學和家國社會等),并立足中華思維學的創造性轉化,聚焦組織學、管理學、戰略學等新興邊緣學科,創造性說明“由合而分”的中華道路;同時必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擁有多方面的智力來源,說明其構建是多方面智力資源的合成結果,在類別上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時代實踐和新思想、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及經濟思想資源、國內外哲學社會科學資源及西方經濟學中有價值的工具思想等。而只有將科學抽象法視為不斷與時俱進的“科學研究綱領”,才能達此目標,因為它創造性地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什么只能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硬核),吸收與融合中華文明優秀基因(正面啟發法),并批判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果(反面啟發法)。”[33]反過來說明,“以批判為邏輯”的規定使得《資本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內在機理相通,而于高度上統一了馬克思主義(原理)和中國(原理),展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偉大的科學圖景。昔時中國風,今日中國夢,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今日中國夢必將迎來更為強勁之時代中國風,藉以引領歷史潮流和世界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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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王瑤.從研究綱領方法論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J].齊魯學刊,2018,(1).

注釋

　　1參閱張旭著《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正是在這本書的序言中,顧海良教授談到,“對‘結構’的內涵及其展開過程和形式的理解和把握,應該成為馬克思經濟學手稿和馬克思經濟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面。”從而有結構的三個層面涵義關系的把握:它們分別是具體總體、思維總體和知識(結構)總體,其最后乃是“形式化的”結構規定。

　　2必須注意到這一點,“當人類把自己視為主體來構建與自然的和諧時,所構建的和諧則不同于傳統意義的天人和諧,它是服務于人、人為構建的‘人天和諧’,是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天體系統的和諧,是人類與生態、人類與天體、生態與天體之間的和諧,是以人為中心的日地月系統的和諧。”因此,沿著合-分-合路線,“世界共同體的建立,才是人類世界史的真正開始,在此之前的兩百多萬年不過是世界史的史前史。當世界成為了人類基本共同體的時候,亦即當社會系統從今天的‘國家’擴展到‘世界’的時候,人類協同構建人天和諧的時代才會真正到來,人類協同獲得普遍而持久幸福的時代也才會真正到來。”參見江暢《邁向人天和諧:超越“天人合一”“主客二分”的新愿景》,《南國學術》2019年第3期。

　　3所有的階級實踐科學在知識生產上最后都落實到上層建筑的體系,須知經濟知識決不是什么生產關系中性的東西,都和一定的上層建筑結構內在聯系著,一定內容的知識論總是作為和政治、法律、意識形態對應的“知識觀點”,作為它們的“經濟注解”。例如關于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的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的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3頁)要之,經濟制度、經濟發展、經濟運行用經濟學知識理論表達出來,本身就體現了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以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所以依據以上概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體現了對象之于研究對象的轉化,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體現研究對象和知識(定制)的關系。

　　4準確地說,“第二卷圍繞的中心是資本二重性(作為商品和貨幣的‘資本’),這是和‘生產一般’(母規定)及衍生的母子關系論述對應的‘資本一般’(父規定)及衍生的父子關系論述。”(參見許光偉《中華思維學再研究 ——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即第二卷的資本流通論并不是以“補充身份”,嵌入資產階級經濟學研究對象,形成微觀經濟學(個人)、中觀經濟學(產業)、宏觀經濟學(國家)的結構推進序列。很顯然,第二卷描述的再生產過程并不能被看作“一般均衡論”,相反是講述矛盾的關系形成機理。具體而言,第二卷在理性方面是說矛盾的主要方面,指明整體的理性約束,即在這里,它首先否決了個體經濟理性的獨立起作用性,強調的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推動的社會的資本整體理性起作用的主導性。換言之,這里已經有了分配關系領導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的概念了,在第二卷,總(剩余)價值形成起決定作用,它推動一般利潤率的形成。這是以后分析第三卷分配運動的基礎,即在第三卷中,個體資本都是按照競爭意識的平均利潤率形成調整或決定自己的運動方向的。第二卷反映的總資本和總剩余價值的關系,即取決于兩大部類的依存和對立的關系形成。這個結構實際上是階級主體的經濟結構,是對抗性的彼此依存關系。社會物資的平衡、物量比例關系的配置平衡制約著不同構成的資本或部門的對決,達成某種程度和形態的結構均勢,而這是超出個體資本自覺意識性的,是真正的“看不見的手”。即為了生成一般利潤率,資本必須作為有特殊結構規定的一個統一總體的成員的存在,這導致總體必然是有機構成各不相同的各個個體資本的外部聯合;換言之,抽象的資本就是有機構成不同的具體資本的聯合體。這個就是資本流通關系的發生學,就是循環周轉到社會總資本形成的過程機理。有了對“有機構成叢林”總體關系存在的認識,就能夠從這個基礎來看分配行動,把“生產的不平等”(表現為有差異的剝削行為)統一化為社會標準的一個分配關系的知識定制。從工廠法的個體雇傭自由到享用利潤的社會民主,這個就是資產階級統一意志的資本的法律知識,從而資本的自由和資本的社會民主,巨大的紐帶就深深埋在這個資本再生產關系形成的流通過程中;換言之,這個就是研究對象規定的深層秘密。從而,馬克思為什么堅持首先說勞動二重性呢?看來到第二卷這里,一切都十分地清楚了。第二卷本身即是對二重性體系(關于對象思維以及規律方法和范疇方法的邏輯形式,即客觀邏輯)的絕好證明,如上指出,它是個相互制約的矛盾結構,形成資本對剩余價值的總關系,而一般利潤率又必然是理解第三卷分配行動的基礎。回顧馬克思的《資本論》研究思想史,1844年初寫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他鎖定的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這個對象,這和《資本論》的“簡單商品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體式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轉折點是由“1857-1858經濟學手稿”所代表的系列寫作思路的形成。但是,最初導致思路轉換的研究行動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那里,唯物史觀得以初步形成,并導致兩個著名的科學應用:對蒲魯東式黑格爾運用的清算與政治經濟學批判和《共產黨宣言》的寫作。這些都瓦解了資產階級的理論科學及其知識邏輯,因此,馬克思果斷而鮮明地稱:對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二重性的科學揭示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

　　5從歷史看,中國產業的“五行之象”可歸結為:牧、商、農、傳統手工業(即圖中顯示的“工1”)、現代機器工業(即圖中顯示的“工2”)。

　　6從“道·象·識”體例看,規律方法和“道·象”結合環節對應,范疇方法和“象·識”結合環節對應,以至于可以說,“所謂‘范疇的方法’也不過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邏輯學’,是按照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工作邏輯予以設計與制定的各種范疇及其組織結合的方法。”參見許光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兼對生產一般與資本一般機理關系的考訂》,《經濟縱橫》2019年第2期。

　　7什么是范疇的方法呢?說到底,在于如何敘述“規律”,即尋找質對量、內容對形式、本質對現象系列關系的組織框架和辯證表述。

　　8在科學研究中,知識邏輯是客觀存有的,但只會處于“第二級認識”的位置上。“列寧發現,為了構成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辯證法的邏輯體系,概念排列的順序,一般地、總體地說來,是按照普遍——特殊——個別的順序排列的,這是在黑格爾方法中包含的合理思想。”參見劉炯忠《馬克思的方法論與系統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3頁。

　　9以第二卷的研究為例,可以說,“《資本論》第二卷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淺顯的三段論’的框架寫的,馬克思向這個框架中加入他所有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他幾乎不敢跳出這個框架。盡管在一些方面研究得很深入和有啟發性,馬克思描述的理論世界在其他方面被嚴格地束縛住了。在一般性方面的嚴格限制讓馬克思對資本的理解超越了他所在的時代的歷史特殊性。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至今仍能閱讀馬克思著作的原因——即使是第二卷——而且還能夠理解很多他想要表達的內容。另一方面,很難將這個框架直接用于分析我們的現實狀況,這也是我們將要進行的工作。”參見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34頁。

　　10即主體意義的辯證法和客體意義的辯證法的一個總體規定,亦可稱為“廣義唯物辯證法”。

　　11所謂:“用‘天人合一’的中國術語表達‘聯系的觀點’和‘發展的觀點’的工作合一性,即對象思維學,其保證了‘總規律’(無論作為思維學的總規律還是邏輯和知識意義的總規律)作為運動規律必然是‘陰陽互系的關系規律’和‘對立統一的發展規律’兩種規定之統一。”(參見許光偉《中華思維學再研究 ——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而以中華思維學統領邏輯學和知識論,賦予“科學構圖”以歷史、實踐和文化的含義,實際就是將科學解讀為“歷史的構圖”“實踐的構圖”以及“文化的構圖”。立足中華歷史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必催生新時代工作語境的“創造性表達”和“創新性發展”,然則“歷史唯物主義論的科學抽象法”的首要命題和基本命題不過是因應世界觀和方法論一體兩面的意義要求而進行設置罷了。

　　12以規律和范疇的方法工作內涵和相互關系來說,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實踐活動及其構造形式恰好就應驗了《道德經》的開篇語:道,可道,非恒道也;名,可名,非恒名也。并且以文化工作術語看,狹義的規律也即“道的方法”,發生學即“象的方法”;所謂道在象中,象由道生,道象依存,象化道統。

　　1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新時代經濟學理論工作規范,是理解《資本論》和中國政治經濟學科學規范統一的理論基礎。

　　14在文化基礎設施和總體思維形式的意義上運用“陰陽”“五行”“八卦”,賦予規律行動內涵,分別克服了單純矛盾規律、單純質量互變規律、單純否定之否定規律的狹隘涵義,在表述上能動地引入了主體原則。

　　15例如“黨的領導”(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根據問題,因為“我們時刻不應忘記,這個本真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歷史差距,彌合這個巨大的歷史差距恰恰是‘社會主義社會’不可回避的歷史任務。”參見任洲鴻《“新按勞分配”論:一種基于勞動力資本化理論的勞動報酬遞增學說》,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1頁。

　　16毫無疑問,科學抽象法就是一個,但不斷處于“建構”或者說建設狀態,因應了學科基礎的不斷增容和擴展。然則需要知道,科學抽象法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建行動與立足《資本論》的重建行動除開民族工作內涵方面的考慮(由此增設新的研究線索“歷史-文化”),本質上是相同的,是“原理初成”向“原理終成”邁進。這種建構進程亦說明方法論成熟對于正確理解共產主義是多么地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講,原理終成意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抽象法將成為向共產主義前進的工具基礎。

　　17在經濟學理論方面,曼德爾、盧卡奇和阿爾都塞可以說分別代表了從“實質”到“形式”的左中右的三派力量。

　　18對象、研究對象、知識與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域內的機理同構說明了歷史和數學的學科關系,尤其先后和領導關系。系統的數學工具采用一般而言取決于研究對象歷史探究的成功,很顯然,新中國的歷程不會是數學先行,但最終也離不開數學的表達形式。再以勞動價值論為例,它的學科基礎很顯然同時是歷史和數學,所以無論勞動、價值、價格,都體現的是“質對量的(轉換)關系”。同時,由于性質研究具有主導性,使得勞動量、價值量、價格量的研究之間具有“隔板”,不可隨意撤除之,求取數學空間的統一性。但在目前黑板經濟學意義的“抽象統一”(如價值轉型問題研究)確實造成的危害較大,在某種程度上,它掩蓋了勞動量、價值量計量研究對GDP批判的意義。這是批判性理解“中國GDP”的一個必要基礎,并且必將對中國經濟總過程的縱深分析發揮它的強大基礎支撐作用。這里只集中說兩點:第一,相對價格理論而言,勞動和價值的量的規定基本屬于“質性研究”,最為明顯的例子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命題;第二,勞動對于價值、價值對于價格,實際上是從批判角度建立“社會標準”,貫徹質對量、內容對形式的工作領導。由此我們是真切希望,經由此類批判性理解,促成“中國GDP”向有健康基礎的“中華經濟體增長”概念轉化。試問一個國家的實力,它的發達程度、發展的可能性和前途,僅憑GDP的指標就可以全面衡量嗎?顯然不能。GDP僅僅是反映市場活躍度的計算指標,況且,在反映貨幣計量的國民賬戶匯總方面具有“虛假性”。

　　19從抓主要矛盾的信息這一點來講,它突出的是“兩點論”“重點論”辯證思維,而再一次審視了微觀和宏觀的體系分裂,因為用微觀信息的“原理”對抗宏觀信息的“機理”,這是嚴重違反辯證法的。其從技術層面表明了所謂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的本質不僅是虛擬的,也是內部分裂的。然則,既有的宏觀經濟學更多是短期分析工具,提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策注腳。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閑談不宜盲目模仿“微觀+宏觀”的體系設計模式。又之,“真正的宏觀經濟學必須包含馬克思的《資本論》所蘊含的階級框架”,因為,“《資本論》是以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為其社會基礎的。西方宏觀經濟學則承襲了微觀經濟學的還原主義方法論,其理論體系中的消費、投資仿佛都是由無差異的具有代表性的經濟主體做出的,仿佛消費、投資可以與一個國家的階級有無和階級結構無關。”參見王今朝等《從與西方經濟理論體系對比的角度看馬克思〈資本論〉價值理論的科學性》,《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20這樣才可以理解《資本論》第二卷為什么保持對“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論述,而拒絕討論所謂的“中產階級消費問題”,坦白地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概念在第二卷中比《資本論》中任何別的地方都表達得更加明確。”(參見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406頁)蓋因客觀思維活動是由對象性存在所啟動的,分析表明,資本主義造成一種強大的社會再生產力,它迫使現代商業以“工業2”為產業自生力的規定。而造成這樣的前景:“通過對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研究發現,只要國家對生產資料部門進行計劃,經濟就會穩定發展,否則經濟危機就會頻繁出現。但是計劃又不能過頭……后果就是生產資料部門也不能投資過度,否則必定爆發產能過剩,導致經濟長期蕭條。”參見郎咸平《馬克思中觀經濟學:拯救世界的經濟學》,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年,第159頁。

　　21如果將發生學視為“邏輯的內容”,將科學抽象法視為“邏輯的形式”,那么,這里寧可被看作是“取象行動”的實現,仍然不是通常所說的公式化的“抽象上升到具體”。資本總公式于這里毋寧視為一個總象,一個最大的抽象和最大的具體,資本總公式中包含的每一個運動形式(范疇)都可視為局部的抽象和具體,然則抽象與抽象、具體與具體以及抽象與具體之間形成的是互系而矛盾的空間。然后,它們又作為基礎設施和社會資本運動的總結構對峙,使“五行運動”還原為“陰陽結構”,同時,兩大部類和三大價值構成又進行的是“特別的五行演義”,運動和結構上演一出“輪回”大戲。在第二卷中,整個論述以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和價值規律運行的分析為結合,或者說是為了論證從價值規律起步的資本主義系統運動的結構規律性。這樣看來,資本循環和資本周轉是整個系統結構的基礎,簡單再生產則是合乎價值規律的系統結構基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謂簡單再生產只不過是理論思維上的一種抽象”(參見劉炯忠《馬克思的方法論與系統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99頁),所以這種講法的實質是認為,馬克思提出“資本循環的概念及其理論”,“把資本流通、資本循環作為從剩余價值過渡到利潤等形式的中介環節”,“這樣,才能實現從抽象的范疇、表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的范疇,過渡到具體的、‘表面的’范疇,或者說,使上述反映本質的剩余價值范疇以轉化了的形式表現出來。”(參見劉炯忠《馬克思的方法論與系統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58頁)但是,馬克思想說明的情況是,“在流通體系中,形成危機的趨勢總是獨立地、自主地存在著。”于是,“‘純粹狀態下的資本’對馬克思而言很重要。當面臨危機時,總是可以說危機是由純粹或完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些‘雜質’或故障引起的。近年來,我們經常聽到新自由主義者這樣的聲音:他們說,危機不是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內在的深層矛盾產生的,而是因為沒有正確地遵循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他們解決危機的辦法是通過嚴厲的財政緊縮和解除國家權力讓資本更加回歸其‘純粹狀態’。馬克思試圖揭示的是,危機內在于純粹狀態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是必然的和常見的。不僅調控措施不能解決問題,而且經濟越接近純粹狀態,危機就越可能加深。”參見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12-13頁。

　　22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則可以推出“資本主義不能實現計劃和市場的內在結合”,而“社會主義能實現計劃和市場的內在結合”這樣似是而非的工作命題,很顯然,其對唯物史觀和辯證法采取了極其膚淺的解讀。

　　23“對于理論框架中應當包括什么,不應當包括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自始至終都做了嚴格的限制和篩選,在第二卷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取舍的道理在哪里,為什么是合理的呢?例如信用制度和生息資本的循環雖然經常被提及,但總是被放在一邊,并補充一句‘在這里沒有必要考慮這種循環’。”“從這里和其他的一些敘述我們可以合理地斷言,馬克思清楚地把政治經濟學和歷史理解為兩個不同的研究領域。”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一頁就指出了這種矛盾關系。通過把商品定義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馬克思繞開了使用價值問題……認為‘研究物的多種使用方式,是歷史的事情’。”“于是產生了應該怎樣理解政治經濟學重要性的問題。對第二卷來說這是個特別好的問題。”參見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13-14頁。

　　24“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在生產的一般性這一規律層次上開展分析的。為什么要賦予生產以優先權呢?馬克思認為‘生產既支配著與其他要素相對而言的生產自身,也支配著其他要素。過程總是從生產重新開始。’這句奇怪的話是什么意思呢?把‘支配’自身的生產解釋為產品和服務的物質生產,或是具體的勞動過程,甚至是商品的生產都是錯誤的。非常不幸的是,這是個十分常見的誤讀,導致了對馬克思認為社會關系、思想、人類欲望等是由物質資料生產決定的說法的誤解。這是生產主義和物質主義的誤讀,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但有一點,“雖然馬克思同意‘資本主義生產’是規律般的一般性,他還是拒絕以自然科學的方式將其理解為純粹‘自然’的東西。資本主義雖然是具有規律性的,但是這些規律(包括那些關于私人財產關系的)是人類行為的產物。”參見哈維《跟大衛·哈維讀〈資本論〉》(第2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21-22頁。

　　25生產力、生產關系體現對象和研究對象的轉化以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界定了研究對象和知識的生產與定制的關系,如上所論,這個工作機理說明了歷史和數學的學科方法關系以及學科領導關系。它表明,研究對象的歷史探究成功,系統化的數學工具運用是完全可行的。這就是馬克思對“一定的”歷史形態的強調,實質是強調“歷史”和“文化形態”先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工作術語的加定語限制是文科的一種特質,實際含意即反對普世價值,否決“抽象的一般”。

　　26勞動過程是說明物質生產對象的基本單位,即生產對象的思維學單位。馬克思從對象出發,強調生產中包含有客觀的生產關系,就是“合→分”建構思路,據此建立和安排生產關系發生學之研究敘述體系。不同于客體維度的“商品+勞動過程”,中華體系因應官民矛盾的生產一般的歷史結構是“家(單位)+勞動過程”。綜合中華體系和《資本論》研究成果,勞動過程是“合·統·分”的規定。即勞動過程首先是一般思維學的規定,其次是統一邏輯學(肯定否定、量變質變、對立統一),最后才是確定生產場域的“知識規定”。辯證法是對象思維學一貫到底的規定,因此有“勞動過程的辯證法”,即勞動二重性、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系列理論創制;一言以蔽之,對于政治經濟學批判而言,勞動過程乃是行動主義和唯物主義的總對象,也是一切分析的總出發點。

【原文題名】

重建科學抽象法——從新中國70年經濟史學方法論的意義、道路和行動內涵說起

　　齊魯學刊 2020,(01),90-110

　　關鍵詞：

　　新中國70年; 科學抽象法; 對象; 研究對象; 思維; 邏輯; 知識

　　責任編輯：趙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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