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在五一勞動節和五四青年節之后，馬上又要迎來馬克思200歲的生日。今天，我們該如何紀念馬克思?保馬推出齊澤克的一篇新作，文中齊澤克檢視了歐州當前的形勢和共產主義革命百年多來的歷史，指出了一個有趣的事實：馬克思的確預見到資本主義接近其“最終危機”的前景，但在這一正在到來的前景中，一切又都不是以經典馬克思主義設想的方式那樣發生的。齊澤克顯然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分析和批判是正確的，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為之構想的解決方案及付諸的實踐中，卻仿佛還存在著另外一種邏輯。齊澤克用馬克思的一句著名的話，即“如果有什么是肯定的話，那就是，我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結束了本文。顯然，馬克思的話提醒我們，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今天，紀念他的最好方式，是“自己思考”。但這是不是意味著要簡單直接地回到那個“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呢?進一步說，我們應該“忠于”什么?是僅僅“回到馬克思”、進而淪為一種單純知識生產的學院游戲，還是作為一個不斷變更的歷史過程，一個不可能重返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實踐呢?盡管這一偉大的實踐失敗了，但在“馬克思”還是“馬克思主義”之間做出怎樣的選擇，也就決定了我們今天是從“解釋世界”還是“改造世界”的不同角度來紀念馬克思200歲。

　　感謝譯者王立秋老師授權。

　　今日馬克思：末日將至……

　　只是并非以我們想象的方式

　　斯拉沃熱·齊澤克/文

　　王立秋/譯

　　有這樣一個關于埃里溫電臺的，可口的蘇聯老笑話：一名聽眾問“拉賓諾維奇抽獎抽到一輛新車，是真的嗎?”，電臺回答說：“原則上是的，是真的，不過那不是一輛新車而是一輛舊自行車，他也不是抽獎抽到了那輛車，而是有人把他的那輛車給偷走了。”今天，在馬克思誕生兩百年后，對其學說之命運來說，不也一樣嗎?

　　讓我們來問埃里溫電臺：“今天，馬克思主義還實際嗎?”我們可以猜測它會怎樣回答：原則上是的，他精妙絕倫地描述了直到今天，在他的時代的一百五十多年后，才達到頂峰的資本主義的動力的狂舞，不過……杰拉爾德·A. 科亨(Gerald A. Cohen)列舉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概念的四個特征：(1)它構成社會的多數;(2)它生產社會的財富;(3)它構成社會中的被剝削者;(4)它的成員是社會中的貧困者。這四個特征合在一起，又進一步生成了工人階級的另外兩個特征：(5)在革命中，工人階級一無所失;(6)它可能且會參與社會的革命型轉變。[1]前四個特征，沒有一個適用于今天的工人階級了，這也就是為什么現在我們也無法引出特征(5)和特征(6)了。(即便這些特征中的一些，依然適用于今天社會中的一部分人，他們也沒法再統一為單一的行動者了：社會中的貧困者不再是工人了，等等。)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僵局，不在于這個事實，即，它指望資本主義最終危機的前景，并因此而不能把握何以資本主義能夠度過每一次危機，并在每一次危機之后變得更強。在經典馬克思主義那里，有一個更悲劇得多的錯誤在起作用，而我們恰好可以用沃夫岡·施特雷克的話來描述這個錯誤：關于資本主義的“最終危機”，馬克思主義是對的;今天，我們顯然正在進入這場危機，但這場危機，只是一個長期的衰亡和解體的過程，我們看不到任何輕易的黑格爾式的揚棄，也沒有行動者來給這個衰亡一個正面的扭轉、把它轉變為通往某種更高級的社會組織的通道：

　　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歷史時期，只有在我們看得到一個新的、更好的世界，并且有一個準備為了人類的進步，而貫徹這個新世界的革命主體存在的時候才會終結，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或者這么說更好：是一種現代主義的——偏見。這個偏見預設了，我們的共同命運(在集體行動者消失后，我們甚至都不能夢想它)，以及，的確，在新自由主義-全球主義革命中，對這個共同命運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制于政治的。[2]

　　馬克思看到的，是一個逐漸接近其最終危機的社會，在這個情景中，社會生活的復雜性，被簡化為一大對抗，即，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大眾的對抗。然而，甚至只要快速瀏覽一下二十世紀的那幾場共產主義革命，這點就變得清楚了，即，這樣的簡化，是從未發生過的：激進的共產主義運動總是限于先鋒的少數，而為使它獲得霸權，它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一場危機(通常是戰爭)來給它提供一個狹窄的“機會之窗”。在這樣的時刻，真正的先鋒，能夠抓住時機，動員人民(哪怕不是實際的多數)并奪權。在這里，共產主義者永遠是完全“非教條的”，準備好依賴于另一個問題的：俄國的土地和和平問題，中國的民族解放和統一以及反腐……他們一直清晰地意識到，動員很快就會結束，并精心準備好權力的裝置，來確保他們在那個時刻能夠保持權力。(與明確把農民當作次要盟友來對待的十月革命相反，中國革命并沒有假裝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它直接對作為其基礎的農民做出了回應。)

　　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及，甚至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問題(the problem)在于革命主體的缺位：要是工人階級沒有完成從自在到自為的過渡，不能把自己構造為革命的行動者，那該怎么辦?這個問題提供了我們引入精神分析的理由(raison d’etre)，精神分析要解釋的，正是使工人階級沒法把階級意識的興起，寫入其存在(社會情景)的那個無意識的利比多機制。如此，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學分析的真理也被保住了;馬克思主義沒有理由給關于中產階級興起等現象的“修正主義”理論讓步。出于同樣的原因，西方馬克思主義也一直在尋找作為頂替不情愿的工人階級的配角的，其他可以扮演革命主體的角色的社會行動者：第三世界的農民啦，學生和知識分子啦，被排除的邊緣人啦……這個想法的最新近的一個版本與難民有關：只有大規模的難民流入，才能重新激活歐洲的激進左翼。這個思路完全是下流而犬儒的。且不說這樣的發展肯定會極大地激勵反移民的殘暴行徑這個事實，這個想法真正瘋狂的一面在于，它計劃通過從國外引入無產階級，來填補國內無產階級的缺口，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一個代理的、外包的革命主體，來獲得革命了。

　　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失敗，已經是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核心了。列寧的藝術，在于發現了失望的農民的“憤怒的潛能”(斯洛特戴克)。十月革命勝利，是因為它祭出了“土地與和平”的口號，它面對的是廣大的農民大眾，它抓住了他們短暫的激進的不滿。列寧在十年前就已經按這樣的思路來思考了，這就是為什么他為斯托雷平的土改(可能取得)成功的前景而感到恐懼。斯托雷平土改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新的、強大的獨立農場主階級。列寧寫道，如果斯托雷平成功了，那么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革命就沒有機會了。所有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從古巴到南斯拉夫，都遵循了這個模式，抓住了極端的危局中的機會，吸取了民族-解放或其他的“憤怒資本”。當然，這里，霸權的邏輯黨會指出，這是非常“正常”的革命邏輯啊，“臨界量(critical mass)”就是通過、且只能通過一系列復多要求的等價(而這樣的情況已經是徹底依情況而定，徹底取決于一整個具體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環境的)得來的呀。革命是絕不會在所有的對抗都崩塌為一大對抗的時候發生的，革命只會在各種對抗協力的時候發生。

　　這里的要點不僅在于，革命不再乘坐歷史的火車，遵循歷史的規律了，因為不存在一個大寫的歷史，因為歷史是一個偶然、開放的過程。問題是另一個：這情況就好像是，存在一個歷史的法則，一個或多或少是清晰的、歷史發展的主線，而革命只能在它的裂縫里，“逆流”發生。革命不得不耐心的等待這樣的(經常是非常短暫的)歷史時期——這時，系統公開地失靈或崩潰——抓住機會之窗，奪取在這個時候可以說已經流落在街頭的權力，站出來奪權，然后強化它對權力的把控，建設壓迫裝置，等等，如此，一旦混亂的時刻結束，大多數人變得清醒并對新政權感到失望，要擺脫它，也就變得太晚了——考慮到它已經根深蒂固。

　　共產主義者也一直在精心地計算停止民眾動員的正確時刻。讓我們以中國的文革為例，文革無疑包含了烏托邦成真的要素。在文革結束的時候，在毛親自阻遏騷動之前(因為這時毛已經實現了他的目標：重新樹立他的全權，并擺脫了頂層的紅色權貴競爭)，還有“上海公社”：這里的一百萬工人單純地把官方的口號當了真，他們要求廢除國家甚至黨本身，并想要把社會建設為一個直接的公社組織。意味深長的是，就在這時，毛命令軍隊去干涉、恢復秩序了。這里的矛盾在于，一位觸發一場失控的動蕩的領袖，同時卻試圖行使其全面的個人權力——在這里，極端的獨裁，和極端的群眾解放重疊到了一起。

　　因此，我們必須以真正辯證的方式，來回答關于馬克思對我們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政治經濟之批判的持久意義的問題：今天，不僅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他關于資本主義動力機制的概述是完全實際的，而且，我們還應該更進一步，指出這點，也就是說，也只有在今天，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到來，現實——用黑格爾的話來說——才企及它的觀念(reality arrived at its notion)。不過，這里又涉及一個真正辯證的反轉：在局限必然出現的這個完全現實的時刻，勝利的時刻，就是失敗的時刻。在克服外部障礙后，新的威脅來自內部，并發出了內在矛盾的信號。當現實完全達到其觀念的時候，這個觀念也必然會發生變化。真正辯證的矛盾就在于此：馬克思不是單純地錯了，他經常是對的，而且他的正確，比他本人預期的更準確。

　　那么，我們的結論是什么?我們應該把馬克思的文本僅僅當作過去的一份有趣的檔案，而一筆勾銷嗎?在一個辯證的矛盾中，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困境與失敗本身，這些顯然根源于馬克思視野的局限性的困境，同時也見證了它的現實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案失敗了，但問題還在。今天，共產主義不是一個解決方案的名字，而是一個問題的名字了，今天，共產主義是所有維度的“共有(commons)”——對作為我們生命之實質的自然的共有，我們共有的生物基因的問題，我們的文化共有物(“知識產權”)的問題，以及，同樣重要的，作為人類的普世空間的共有空間(我們誰也不應該被排除在這個空間之外)——的名字。無論解決方案為何，它都得面對這些問題。

　　在蘇聯的譯本中，馬克思對保爾·拉法格說的那句著名的話，“如果有什么是肯定的話，那就是，我本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Ce qu’il ya de certain, c’est que moi je ne suis pas marxiste)”被譯成了“如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話，那么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個誤譯完美地以一種大學的話語，表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變化：在蘇聯的馬克思主義中，甚至馬克思本人也是馬克思主義者，也參與到那同一種構成馬克思主義的普世知識中去了。馬克思創造了后來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那種學說這個事實并沒有提供任何例外，而如此，他的否認，指的不過是(他的思想的)一個具體的錯誤的版本(這個版本錯誤地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罷了。但馬克思想說的，其實更激進：一個差距把馬克思本人，也就是與他自己的學說有實質聯系的創造者，和追隨這個學說的“馬克思主義者”分開了。這個差距，只能用著名的馬克思兄弟的笑話來翻譯：“——你看起來像埃曼紐埃爾·拉維利。——可我就是埃曼紐埃爾·拉維利。——難怪你這么像他。”是拉維利的那個人看起來不像拉維利;他就是拉維利。同樣，馬克思本人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眾多馬克思主義者中的一個);他是不在馬克思主義者這個序列中的，這個序列的參照點。其他人正是參照他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而在今天，對馬克思保持忠誠的唯一方式，不再是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以新的方式重復馬克思的奠基姿勢。

　　2018年4月30日

　　注釋：

　　[1] G.A.科亨：《如果你是一個平等至上主義者，那你怎么會這么富有?》(If You’re an Egalitarian, How Come You’re So Ri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沃夫岡·施特雷克：《資本主義將如何終結?》(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Verso Books 2016,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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