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以來爆發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至今仍然困擾著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從最初的金融危機擴展到了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和制度危機，對經濟危機的深層分析開始把人們引向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財富占有的極端不公平、金融資本的腐朽性寄生性、財政赤字無節制的膨脹、環境成本侵蝕利潤的生態危機、壟斷資本對民主政治的操控、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赤裸裸軍事干預等所有這些深刻弊端，使資本主義又一次陷入了嚴重的制度危機和信任危機，人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即資本主義制度將走向何處，是不是在走向衰落?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對于我們科學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準確把握世界經濟和世界格局的變化趨勢，統籌好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兩個大局，奮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報告的主題是，以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全面探討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歷史走向。圍繞這一主題，報告著重分析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當代資本主義經濟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有什么主要特點?

　　2、金融危機對資本主義制度有什么影響，危機后資本主義制度將如何演變?

　　3、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是否已經走出了危機，前景如何?

　　4、資本主義經濟的多元模式是如何產生的，危機后有什么變化?

　　5、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有什么特征，金融危機是否動搖了美國的霸權地位?

　　弄清了以上五個方面問題，就大體上把握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走向。

　　一、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性特征

　　人類社會是不斷變化發展的，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后，這種變化發展的速度有不斷加速的趨勢。“生產中經常不斷的變革，一切社會關系的接連不斷的震蕩，恒久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各個時代的地方。”[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頁。]認識資本主義的未來，必須了解資本主義的過去和現在，必須把握當代的資本主義發展處于什么樣的歷史階段，有那些基本特征，其主要矛盾和發展趨勢是什么，國際金融危機的產生與發展與這一歷史階段有什么內在關系?；卮疬@些問題是這一部分內容的任務。

　　(一)對當代資本主義階段性特征的不同認識

　　人們普遍認為，對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生了深刻而重要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但是，對于這一階段的本質特征，人們的認識不盡一致，主要有以下觀點：

　　1.全球資本主義

　　德里克認為，跨國資本的迅猛發展造就了一種新的全球性的權力中心，它在推動全球一體化和促進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同質化的同時，導致了社會的分裂和超國家組織和次國家組織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一次以真正的全球化狀態存在。[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圍》，王寧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15 頁。]威廉·I.羅賓遜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技術革命和生產的跨國化使生產過程全球化了，同時賦予資本和生產極大的流動性和靈活性;跨國公司成為經濟活動的場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占據了世界經濟政治文化關系的霸權地位，資本主義發展成為全球資本主義。[ 威廉·I.羅賓遜.：《全球資本主義論——跨國世界中的生產、階級與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2.社會資本主義

　　魯從明[ 魯從明：《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還是社會資本主義?——對現代資本主義階段概定的探討》，《經濟研究》1989年第4期。]、成保良[ 成保良：《現代資本所有制形式和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當代經濟研究》2005年第9期。]、張彤玉[ 張彤玉：《社會資本論：產業資本社會化發展研究》，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人認為，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已經從私人資本所有制為主發展到了以社會資本為主，生產資料所有制度以資本社會化為特征，資本社會化的主要形式依次有：簡單私人股份資本、集團私人股份資本、法人社團股份資本、國有股份資本、國際股份資本。股份所有制特別是法人股份所有制大大促進了資本的社會化，包括積累的社會化、管理的社會化、占有的社會化、分配的社會化等，因而認為社會資本主義階段是社會化程度更高、社會主義因素在逐步增長的資本主義，所以可稱之為社會資本主義。

　　3.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大衛·科茲[ David M. Kotz.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liberal Era: Accumulation and Crisis in the Contemporary U.S. Econom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40, No.2, Spring 2008; pp174-188.]、詹姆斯·克羅蒂[ James Crott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Global Neoliberal Regime.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Vol.32, No.3, 2000; pp361-368.]、杰拉德·杜美尼爾和多米尼克·列維[ Gérard Duménil & Dominique Lévy.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等許多學者都將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稱為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大衛·科茲指出，新自由主義時期美國資本主義具有以下特征：去監管化和自由市場的發展，私有化，對熨平經濟波動和維持高就業率的財政措施的放棄，社會支出大幅縮減，對企業和富人減稅，倡導自由貿易，從長期雇傭工轉向臨時工和兼職工，大企業間殘酷競爭，大企業內部引入市場準則。上述制度安排促進了經濟擴張的同時也為最終的系統性危機埋下種子。

　　4.金融壟斷資本主義

　　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Age of Monopoly-Finance Capital. Monthly Review, Vol. 61, Iss. 9; pp1-13.]、法國學者讓-克洛德·德羅奈[ 讓-克洛德·德羅奈：《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1年第5期。]認為，20世紀7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金融資本急劇膨脹的新階段，即“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金融壟斷資本是資本對人類社會生產的最高統治。高峰指出，當代資本主義依然具有壟斷資本主義的性質，還具有全球化、金融化特征，金融業和非金融業的壟斷資本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起支配作用的資本力量和獲取高額金融利潤的主體。

　　5.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

　　李慎明將資本主義發展的當代形態稱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并指出其理論基礎是以“華盛頓共識”為其完成形態的新自由主義。[ 李慎明：《從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認清新自由主義的危害》，《紅旗文稿》2010年第6期。]何秉孟認為，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近30來年的運作中，逐步呈現出經濟加速金融化、金融虛擬化與泡沫化、金融資本流動與金融運作自由化、實體經濟空心化、在“效率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導下美國勞動大眾貧困化、美國經濟乃至國家運行的基礎債務化等六大基本特征。這一切表明，當代資本主義已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轉變。[ 何秉孟：《美國金融危機與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

　　6.新帝國主義

　　許多學者認為，當代的資本主義仍然是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的階段。但是與列寧時代相比，當代的帝國主義有了新的特點。艾倫·M.伍德認為，所謂的新帝國主義，就是美國帝國主義;[ 艾倫·M.伍德：《資本的帝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戴維·哈維認為，所謂新帝國主義，即資本帝國主義，可以定義為權力的領土邏輯和權力的資本邏輯這兩種要素矛盾的融合;[ 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邁克爾·哈特則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帝國已經不復存在，現在的帝國主義是全球化政治新秩序。[ 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楊承訓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是超級金融帝國主義。[ 楊承訓：《國際超級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新特征》，《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10期。]

　　7.信息化資本主義

　　不少學者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探討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征，并作出了諸多概括：包括信息化的資本主義、后工業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知識資本主義等。

　　上述這些觀點從不方面和角度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階段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概括，但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茖W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首先必須對完整全面地認識資本主義的本質和基本特征，制定出一套分析、界定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標準。

　　(二)什么是資本主義?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六個維度

　　對于資本主義一詞，存在著諸多定義，多方面視角。例如，馬克斯·韋伯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理性的經濟活動，用是否用和平交易的方式取得利潤作為經濟活動與其他非經濟活動、資本主義與其他生產方式的區別。[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65頁。]霍布森將“資本主義”定義為一種工業形式，這種工業形式必須具備如下五個重要的因素：(1)積累;(2)無產階級的存在;(3)工業技術;(4)市場;(5)資本主義意志。[ 重田澄男：《“資本主義”概念的起源和傳播》，《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2期。]詹姆斯·富爾徹認為，資本主義就是能將各類資產轉換成資本的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幾乎所有經濟活動都是由以獲利為目的的資本投資所驅動的。[ 詹姆斯·富爾徹：《資本主義》，張羅、陸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13-18頁。]塞繆爾·鮑爾斯等認為，“資本主義是這樣一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雇主以盈利為目的雇傭工人生產并出售產品和服務”。[ 塞繆爾·鮑爾斯、理查德·愛德華茲、弗蘭克·羅斯福：《理解資本主義：競爭、統制與變革》，孟捷、趙準、徐華主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頁。]等等。以上這些定義都看到了資本主義的某些特點，有其合理之處。但是，真正能夠對資本主義作出科學分析的，只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全面系統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走向滅亡的歷史規律，是我們科學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最可靠的理論基礎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中，資本主義首先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生產方式。對于這種特殊的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進行過深入的分析。如果要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個簡單定義，可以說，資本主義就是雇傭勞動制度。但是，正如列寧所說，“所有的定義都只有條件的、相對的意義，永遠也不能包括充分發展的現象一切方面的聯系”。全面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至少必須把握以下六個方面的特點或六個方面的維度。

　　1.生產社會化

　　人類社會是自然與社會的統一體，人與自然的關系體現為生產力，人與人的關系體現為生產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這就是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科學認識資本主義首先必須深入把握資本主義賴產生和發展的生產力基礎或物質技術基礎。“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是以機器大工業基礎上的社會化大生產。18世紀中葉以蒸汽機作為動力機被廣泛使用為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導致了生產的社會化，生產資料已經“從個人的生產資料變為社會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頁。]， “生產本身也從一系列的個人行動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行動。”[《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頁。]“在工廠所出產的紗、布、金屬制品，都是許多工人的共同產品，都必須順次經過他們的手，然后才變為成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286頁。]生產社會化的發展，使中世紀普遍存在的以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小生產被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由資本家同時雇傭許多工人在其監督下分工協作進行的集中的大規模生產，社會階級結構日益分化為兩極，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處在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之中。

　　2.雇傭勞動

　　資本雇傭勞動的制度是資本主義最根本的特征。“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頁。]這一制度的基本前提，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勞動力成為了商品。這一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工人的勞動屬于資本家，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勞動產品全部歸屬于資本家。在這一制度的基礎上，產生了剩余價值規律，這一規律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絕對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整個過程。資本主義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等主要方面和主要過程，都是以獲取剩余價值為出發點和歸宿點的。在這種對抗性的生產關系中，“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的辦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708頁。]從而使勞動對資本的隸屬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加深，并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導致財富在一極的積累，貧困在另一極的積累，從而使周期性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

　　3.資本所有制

　　資本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產物。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本質是資本雇傭勞動力并占有其生產的剩余價值，其具體形式則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資本主義所有制最初的形式是獨資經營的業主制企業。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私人股份所有制成為資本主義所有制的主要形式。20世紀中葉，隨著生產社會化的進一步發展，法人股份所有制成為資本主義占主導地位的所有制形式。法人組織的股東化，改變了資本主義國家大公司的股權結構，使財產占有呈現出由個人占有向非個人占有轉變的趨勢。包括企業、財團、基金會等在內的各種法人組織成為上市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大公司的股東也從以個人股東為主轉變為以機構股東為主。在一定條件下，私人資本的股份制也不能完全適應這種發展和變化。國家資本開始成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部分。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產物，體現了生產社會化不斷發展的要求。但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并沒有因為所有制形式的變化而發生根本的改變。正如馬克思所說：“無論向股份公司的轉變，還是向國家財產的轉變，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頁。 ]

　　4.競爭與壟斷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發達的商品生產或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頁，。]而市場經濟的運行又是以競爭為動力展開的。部門內的競爭使商品的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部門之間的競爭則通過供求、價格的波動和生產要素的轉移實現社會總勞動的按比例分配。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競爭首先是在各個資本之間展開的，目的是為了獲得超額利潤。競爭的一般規律總是大資本戰勝中小資本，因為實力雄厚的資本，能廣泛使用新設備，采用新技術，創造新產品，節約不變資本，實行合理分工和生產專業化，因而，勞動生產率高，競爭力強，這樣就使得生產越來越集中到大資本家手中，由此造成壟斷的產生，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被壟斷資本主義的所代替。但壟斷的出現并沒有消滅市場競爭，而只是改變了市場競爭的條件和形式。在現實生活中，壟斷組織之間、壟斷組織與非壟斷企業之間、以及非壟斷企業之間，都存在著激烈的市場競爭關系。因此，競爭和壟斷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賴，“壟斷產生著競爭，競爭產生著壟斷。壟斷者彼此競爭著，競爭者變成了壟斷者。”[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頁。]這就是競爭與壟斷的辯證法。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經濟就是在壟斷與競爭的相互交替中運動和發展的。

　　5.國家與市場

　　國家與市場的關系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本主義經濟雖然是以發達的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但它從來也離不開國家干預。資本主義國家作為資本家的總代表，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推動資本主義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并不像自由主義辯護士宣稱的那樣，“得益于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 哈耶克：《不幸的觀念》，東方出版社，1989年內部版，第39-40頁，。]相反，資本原始積累的所有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 《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頁。]資本原始積累完成以后，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產階級統治地位的逐步確立，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取代了原始積累時期的重商主義政策。但是，國家干預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博弈并未停止。1929—1933年席卷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之后，自由放任的政策讓位于了國家干預主義，70年代滯脹危機之后，國家干預主義陷入困境，新自由主義又重新抬頭，2008年的經濟危機，國家干預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博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6.世界體系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一個世界體系。資本的本質在于運動，只有在運動中，資本才能不斷增殖，為此“資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就是說，把商品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所花費的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頁。]“創造世界市場的趨勢已經直接包含在資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現為必須克服的限制。”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頁。]“資產階級，由于開掘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頁。]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與空間擴張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空間上的不斷擴張，就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或所謂的現代世界經濟體系。由于不同的國家在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不同，就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與發達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等復雜的經濟關系，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呈現出了各種不同的形態和格局。

　　以上我們從生產社會化、雇傭勞動、所有制、競爭與壟斷、國家與市場關系和世界體系六個方面，闡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下面我們從以上六個維度出發，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階段性特征作具體分析。

　　(三)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階段性特征

　　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嚴重的“滯脹”危機，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出現了一系列深刻的重要的轉變。

　　1.生產過程的信息化

　　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深刻變化從根本上說，源自于生產力的信息化革命。信息革命是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正在經歷著的第三次革命。這場革命的實質，是在計算機技術與通信技術融合的基礎上，通過先進的信息技術實現整個經濟體系的自動化和網絡化控制。在信息化的過程中，傳統的機器體系開始向自動化機器體系發展。新的機器在傳統機器的三個組成部分之外，加入了一個新的部分，即自動化的控制系統，它的主要功能是搜集和處理外部信息，并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自動調節自己的運動，從而克服了人腦在感知和處理信息上所具有的生理局限性，使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空前提高，而且還為最終將勞動者從機器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創造了技術上的可能性。這樣一種深刻的變革在馬克思的時代雖然未曾發生，也不可能準確進行分析，但是，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重要著作中，馬克思憑借其高瞻遠矚的洞察力，從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中，已經對于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的可能趨勢作出了精辟至極的科學預測，[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頁。]對此，孟氧教授曾經作過如下概括：1、社會知識作為直接的生產力而發生作用，社會生活越來越受智力的控制和改造。如果說18、19世紀的科學技術革命造成的結果，它所代替的是人手的勞動，那么，20世紀后半紀的科學技術革命造成的結果，必然是代替人腦的部分勞動。2、由于生產的技術方式的變革，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旁邊從事勞動，單純的體力勞動在自動工廠中越來越受到排斥。3、財富的創造，較多取決于媒介物的力量，較少地取決于直接的勞動時間，單位產品所代表的勞動時間越來越少，從而使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馬克思提出的關于生產方式變革趨勢的這些命題，都無一例外地在當代信息化革命的現實中得到了令人嘆服的證明[ 孟氧：《經濟學社會場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335頁。]。

　　2.勞動對資本隸屬加深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產生以后，勞動方式相繼經歷了簡單協作、以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工廠三個階段。這幾個階段，一方面是社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過程，另一方面又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斷發展、資本對雇傭勞動剝削不斷加強，以及勞動對資本隸屬不斷加深的過程。新的科技革命和信息化技術的發展，從一方面看，導致了生產過程的彈性化個性化，甚至出現了辦公家庭化的情況，這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為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客觀前提。但是，像以往歷次科技革命的結果一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勞動生產力的任何提高都轉變為了資本對勞動的進行控制的新的手段，必然導致勞動對資本的隸屬程度進一步加深，這一點在信息化革命中表現的更加明顯。一方面，新機器配備了自動化控制系統，能夠集中處理外部信息，并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自動調節自己的運動，也就是說，機器已經代替人腦的部分功能，這就導致更多的工人被排斥在生產過程之外，成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另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生產過程中操作復雜的生產工藝和流程逐漸由計算機控制下的機器所完成，操作變得越來越簡單，生產效率得到空前提高，對勞動過程中工人勞動技能的要求不是越來越高，反而是越來越低，導致了工人“去技能化”，對資本的依賴更加沉重，這就重復了機器大工業時期工人階級對資本從形式隸屬到實質隸屬的轉變過程。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信息化革命的深入發展不僅沒有大大改善工人階級的境遇，反而導致了強資本弱勞動的悲慘局面，失業率不斷攀升，勞動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勞資間貧富差距逐漸擴大。，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加深，因此，信息化技術是在革資本主義的命。[ 李慎明：《時間不在資本主義一邊——高新科技在革資本主義的命》，《紅旗文稿》2013年第3期。]技術革命對雇傭勞動關系所帶來這種變化，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預見到。巧合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思考美國工人勞動收入份額不斷下降這一問題的時候提出，貧富差距主要由勞資間差距引起，技術進步使工人處于不利地位，使機器不斷替代工人，許多高技術高工資工人被解雇，因此工人生存狀況惡化。[ Paul Krugman. Robots and Robber Bar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2/10/opinion/krugman-robots-and-robber-barons.html?ref=paulkrugman]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克魯格曼的觀點竟和馬克思“不謀而合”，也道出了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勞資關系的真相。

　　3.資本的金融化

　　所謂金融化，是指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經濟關系和社會資產越來越表現為債權股權等金融關系和金融資產，從而利潤越來越多地來源于金融渠道，而非商品生產和貿易。當代資本主義階段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非金融企業中金融業資本相對于產業資本的比重明顯上升。據統計，美國非金融企業擁有的金融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的比率，20世紀60年代不足40%，到了2001年則飆升到了約90%。[ Gerard Dumenil & Dominique Levy， Capital Resurge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以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簡稱“GE”)為例，2002年通用電氣屬下的GE金融公司(General Electric Capital Corporation，簡稱“GE金融公司”)總資產近5000億美元，在通用電氣中占85.15%。

　　(2)非金融企業的利潤中來自金融業的比重大幅提升。非金融企業將資本從利潤率低的生產部門抽離，投入到利潤率高的金融業務中，且這一比例越來越高，這必定帶來此類企業利潤來源的變化，使得金融業資本成為當代資本主義企業獲取高額利潤的主體。以通用電氣為例，2002年，其下屬的GE金融公司收入545億美元，占GE總收入的41%，凈利潤36億美元，GE金融公司對集團的利潤貢獻超過40%。金融業務已經成為GE集團快速、高效增長的主要源泉，被譽為GE的利潤增長機器。

　　(3)從宏觀層面看，在一國內乃至國際間，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膨脹，金融業利潤在利潤總量中比重上升甚至超過產業資本利潤，經濟活動以金融資本運動為主，國際間實物和服務貿易居于次要，即金融資本在宏觀層面占據壟斷地位。戰后美國金融資產流量相對GDP保持上升趨勢，這一比例在1952-1979年平均為0.257倍，1980-2007年迅速增加到0.418倍。同時，美國金融業利潤在國內總利潤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從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90年代末的30%左右，并在2002年一度達到45 %，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也高達30.56%，而同期包括制造業、運輸業和信息業等在內的非金融業利潤的比重則大幅度下降，曾一度降到54%以下。[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9。]

　　金融化是資本主義所有制發展的最高形式。只有在金融資本這一形態上，資本才完全擺脫了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靈活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現出其最大限度追求價值增殖的本性。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有“在生息資本上，資本關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質的形式”，“這個自動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價值，會生出貨幣的貨幣，就純粹地表現出來了”[ 《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441頁。]列寧也曾經指出：“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占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于和其余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發展，再次證明了列寧這個論斷的科學性。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的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具有了所謂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特征。

　　4.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起源于上世紀30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場及其不合時宜的極端政策主張，在相當時期里不為學界和社會所接受，一直處于邊緣地位。直至上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局面，戰后一直處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失效。為了解決通貨膨脹以及更為根本的勞資力量對比不利于資本積累的問題，以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選擇了新自由主義并推動了其興起和向全球的傳播?！　∪藗円话惆研伦杂芍髁x的主張概括為“三化”，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 所謂“市場化”是基于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崇信，主張把生產要素、產品和服務都交給市場去自發調節。所謂“自由化”是指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主張讓市場自由地配置各種資源。所謂“私有化”是基于公有制天生效率低下的偏見，主張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務的私有化。新自由主義幾乎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把西方發達國家在多次經濟危機教訓下采取的宏觀調控和社會福利政策(例如由政府向民眾提供的失業救濟、醫療保險、教育補助等)通通看做是對私有制和個人自由的侵犯，希望恢復19世紀那種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從實踐結果看，新自由主義主張對公共部門實行私有化、削減社會保障和福利、削弱工會的力量，導致了工人的福利被大幅度削弱，失業率大幅度上升，許多國家工人的實際工資出現了下降趨勢。目前美國工人每小時的實際工資仍低于其1973年的水平。20世紀70年代以后近30年的時間里，普通美國家庭的收入并無明顯增加，而占比0.1%的最富者的收入增長了4倍，占比0.01%的最富的美國人要比1973年時富裕7倍。在其他西方國家，工人實際工資要么基本停止了上漲，要么出現了下降。在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情況更加嚴峻。結果是，大量民眾相對和絕對貧困化，大眾消費需求增長緩慢、投資水平下降、政府支出減少，導致世界范圍的有效需求增長緩慢甚至減少，出現了嚴重的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現象。為了維持生活，在投入更多的勞動時間的同時，許多家庭不得不大量借貸消費。新自由主義鮮明地代表了金融資本的利益，反對對金融資本的嚴格監管，主張放松金融管制，開放金融業務，推動金融自由化。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實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并把它推廣到世界各地，其結果是，金融市場缺乏監管，信息極不透明，欺詐成風并且帶來了嚴重的金融泡沫。這一階段，通過各種去監管化措施，政府對經濟的推動作用也被大大減弱了。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為例，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美國政府消費、投資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從1968年的23.13%下降到1979年的19.54%，之后又經歷了小幅調整，總的趨勢是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作用越來越弱化，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前，這一比重甚至下降到了15.92%。

　　5.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對稱性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生產信息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廣泛實施以及兩極世界體系的解體，主權國家對資本限制大大減弱了，推進了資本和商品的全球性流動，資本的全球化迅猛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占據了世界經濟政治文化關系的霸權地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一次以真正的全球化狀態存在。 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應當看到，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以資本全球化為核心的經濟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一方面推動了生產社會化的巨大發展和生產力的巨大進步，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另一方面，也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如世界性的危機、對國家主權的侵蝕、生態環境的破壞和金融的劇烈動蕩，并且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性或不平等性，主要表現為：一是沒有黃金和充足實物支撐的美元成為國際結算、支付和儲備的主要貨幣，獲得了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元的流動性泛濫是引發當前世界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二是發達國家片面強調貿易的自由化，特別是資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動卻采取了嚴格的管制措施。三是發達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以及戰略性資源控制等方面處于壟斷和支配地位，而發展中國家則處于依附地位。四是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全面開放本國市場，但他們自己則在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領域交替使用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五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強的格局，單極化與多極化斗爭日趨激烈。

　　(四)總結

　　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上述階段性特征是相互聯系的。信息化技術賦予了資本以高度的流動性和靈活性，為資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技術基礎和物質條件;新自由主義政策取消和縮減了國家和社會對資本逐利活動的各種限制，為資本的全球化和金融化提供了制度基礎和政策保障;全球化和金融化則使資本擺脫了國家主權的制約和物質形態的束縛，為資本的運動創造了更大的空間和更有效的形式。與經濟基礎的上述變化相適應是政治的保守主義化或保守主義運動，克魯格曼把這一運動的核心概括為“將時間往回調，逆轉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經濟政策”，把美國帶回到大危機前由少數富豪統治的時代[ 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么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7頁。]，其實質就是“去社會主義化”，即對戰后出現的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的政策如計劃化、國家干預、福利主義、金融管制和勞資合作等“社會主義因素”進行全面的清算，為不受限制和調控的自由市場經濟和壟斷資本的發展開辟道路。那么，應當如何看到上述變化的后果和意義呢?應當如何界定和概括這一階段的性質和地位呢?明確無誤地回答這一問題，也許為時尚早。但是，越來越多的征兆表明，當代的資本主義日益接近這一制度的頂點或極限。從技術上看，信息化的發展導致了資本與生產性勞動的脫離，資本主義發展日益表現出了產業的空洞化和無就業式增長的特點;從所有制上看，資本的社會化意味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歷史合理性正在喪失，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從資本形態上看，金融資本是資本運動的最高級和最純粹的形態，資本的運動擺脫了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從空間上看，資本的全球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擴展到了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空間發展上已經達到了極限。從調節方式上看，資本主義為保持持續的發展已經用盡包括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在內的各種手段，無論是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在當前嚴重的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面前失去了其原有的效力。

　　最后，在這一新的歷史階段，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深了，生產的無限擴大與廣大人民群眾購買力相對狹小以及個別企業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更加尖銳，世界范圍內的兩極分化和經濟危機日益加劇。在此基礎上，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又有了新的發展，表現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嚴重脫離、金融危機與生產過剩危機的相互交織、以美元霸權為核心的全球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這就是當前資本主義全球性危機頻繁爆發并日益加深的最深刻的制度根源，并有可能成為資本主義由盛轉衰的歷史拐點。

　　二、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新動向

　　2007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已發展成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經濟大危機，這場危機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合理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危機爆發后，很多學者提出了多種治療危機的方案，歐美各國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這些理論方案和實踐改革措施是對當代資本主義不斷惡化的基本矛盾的不同響應，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危機后資本主義歷史發展的新動向。

　　(一)危機后關于資本主義制度走向的不同觀點

　　1.資本主義的衰落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在世界的大多數地方，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或者說資本主義和美國人所標示的社會主義之間，斗爭仍然激烈。雖然目前的金融危機沒有贏家，但輸家眾多，其中最大的輸家就是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今后我們不得不長期面對這一現實。[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式資本主義的滅亡》， 《中華文摘》2009年9月。]洛仁·戈爾德納在題為《最大的“十月變數”——世界資本主義的崩潰》的文章中，認為當前金融危機的大背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衰落：資本主義在 1914年以后就進入了衰落階段，20世紀70年代以來更進入慢性持久危機階段。[ 洛仁?戈爾德納：《當前金融危機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衰落》，《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0期。]馬克·范德皮特指出，資本主義最根本的特質——追逐利潤及其無休止的積累正危在旦夕;為了能擺脫長期利潤率減少的趨勢，資本主義至少已經試驗了五條“逃生之路”，即新自由主義模式、全球化、債務、財政爆炸和軍事擴張也無濟于事，但都不成功，而且適得其反，矛盾反而加劇了。[ 《外媒：全球資本主義深陷五大危機》，新華網，2011年2月1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2/18/c_121094515.htm]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等人則認為，此次危機已經使資本主義經濟陷入無法自拔的困境。他指出，幾乎所有人似乎都認為，今后幾年,世界將以某種方式擺脫困境而“康復”。畢竟，下降趨勢之后總會出現上行趨勢。但這是不對的，一切體制都有壽命，像所有制度一樣，資本主義已經偏離平衡越來越遠，唯一確定的就是,當前這套制度無法繼續下去。[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不會復蘇面臨兩種前途》， 《外交政策》2011年1月2日。]埃里克·貝納姆認為，資源的耗竭、殖民活力的終結、西方經濟體的過度負債、新競爭者的崛起讓回旋余地顯著減小，資本主義已經真正到了崩潰邊緣。[ 《法國著名人類學家、經濟學家：資本主義體制深陷困境》，新華網，2012年1月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03/c_122527194.htm]

　　2.資本主義的調整

　　達沃斯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提出，過去3年間，整個世界都在忙于應對政治經濟領域的挑戰，尚未從國際金融危機中吸取足夠教訓，尚未注意到資本主義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現實需要，必須對其進行革新。未來新的國家和商業運作模式對資本的依賴程度會越來越低，“我雖然信奉自由市場，但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應該為社會服務”;應該發展以人才、開拓和創新精神為中心的“人才主義”，用以取代資本主義，引領經濟、社會進步，并摒棄“硬實力”、“軟實力”等概念，代之以合作為中心的“合作實力”。[ 李其慶：《世界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演變》，《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第2期。] 李其慶認為，危機后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或階段將做出適當調整：第一，貨幣與金融體制的改革和金融監管的加強;第二，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空心化問題受到關注;第三，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產業重組、淘汰落后產能、大力發展新興產業;第四，經濟政策的調整，如：國家作用的回歸、中央銀行地位的改革、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改革、稅收政策的改革(征收資本稅和巨富稅)等等。這些調整措施表明，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沉重打擊和資本主義自我調節的雙重作用下，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將遭到極大削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正發生著重要的轉變，其演變方向還有待觀察，很有可能會出現多元化的局面。[ 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The Economist, Jan 21st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3160]

　　3.國家資本主義的重新崛起

　　危機后資本主義不同模式的競爭再次成為了引人關注的話題。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2012年發表了一組特別報告，專門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討論。該刊編輯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指出，“伴隨國家資本主義以一種新姿態強勢崛起，西方自由資本主義面臨危機”。國家資本主義試圖融合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力量，而這一潛在替代者的崛起使得自由資本主義的危機呈現出日益嚴重的趨勢?！督洕鷮W人》的特別報告重點關注了新興世界中的新國家資本主義，而不是歐洲的舊國家資本主義，同時指出，新國家資本主義在一系列層面上的種種優越性。胡樂明等認為，此次危機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憑借國家信用和國家財政穩定市場運行，這表明“華盛頓共識”的結束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興盛。杰拉德·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列維認為，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失敗后，資本主義發展有三種可能的方向，但工人運動興起的“中左”路線和極右的軍國主義路線可能性較小，最具可能的是所謂“新管理資本主義”，即美國金融資本家為獲得既得利益不采取有利于工人階級的改革措施，而是繼續維持其利益獲得方式和途徑，他們稱之為“中右”路線。[ Gérard Duménil, Dominique Lévy.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32-334.]

　　4.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美國著名左翼學術期刊《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和《科學與社會》分別在2012年組織專題討論了社會主義問題，顯示出這一問題重新受到廣泛重視。程恩富提出，危機的根本出路不是從新自由主義政策和體制轉型為凱恩斯主義政策和體制，而是用現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政策和體制，或者說用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替代陳舊落后的、弊端叢生的各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和體制。[ 程恩富、譚揚芳：《從“占領華爾街”反思資本主義制度》，《理論學習》2011第12期。]澳大利亞社會主義平等黨總書記尼克·比姆斯認為，戰后維持世界資本主義穩定的三大平衡都已被打破：在經濟領域，70年代初以來的利潤率危機以近20多年來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機泡沫終結;在社會領域，全世界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差距都擴大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在世界格局上，美國一極獨大地調控全球的局面正被打破，列強紛爭局面正在形成，——這些預示著世界資本主義正進入危機階段，面對這場危機應該爭取社會主義前景，而不是新凱恩斯主義，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現實力量的壯大才能真正改變社會。[ 尼克?比姆斯：《資本主義的世界危機和社會主義的前景展望》，《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11期。]

　　5.退回到早期自由競爭資本主義

　　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解答，也是當前壟斷金融資本集團全力推動的方案。這種方案根本否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認為引起危機的原因是政府對經濟的不合理干預，特別是各國央行錯誤的貨幣寬松政策。因此，解決危機的出路就是向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復歸：一方面，在國內消除政府的不合理干預，特別是保證貨幣政策的中立性;另一方面，在國際上消除貿易保護壁壘，實現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種方案的倡導者認為，當資本主義經濟復歸到自由競爭狀態后，世界經濟將實現互利共贏、持久和平的繁榮狀態。

　　應當如何看待關于資本主義制度走向的上述觀點呢?危機后資本主義制度演變發展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呢?下面我們來作具體分析。

　　(二)進退維谷：資本主義制度面臨的艱難選擇

　　2008年以來的危機，對資本主義制度無疑是一次沉重的打擊，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受到廣泛的懷疑，資本主義制度將何去何從，再次成為了國內的廣泛關注的話題。在當前的關于資本主義走向的討論中，逐步形成了五種比較有代表的觀點：

　　1.自由競爭資本主義

　　這是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方案。在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時代，這種方案確實贏得了聽眾;但現在，這場試卷全球至今仍在發酵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已經在事實上宣告了支配了世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發展理論和發展政策的終結。連克魯格曼、蒂格利茲這樣的主流經濟學家都認識到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是逆轉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經濟政策”，把美國帶回到大危機前由少數富豪統治的時代[ 保羅·克魯格曼：《美國怎么了?》，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持。它也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支持，現在也變得清楚了。吸取這個教訓或許是現在烏云密布的世界經濟的一線希望。”[ 約瑟夫·斯蒂格利茲：《新自由主義的終結》，東方早報，2008年07月12日 ]事實情況是，國家干預不僅是當代資本主義存續的必要條件，而且更是資本主義在危機中維護其利益的最有現實有力的工具，國家干預不僅不可能退出歷史舞臺，還有可能在危機中和危機后進一步加強。這種客觀現實意味著，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已喪失了其存在的歷史條件，向這種歷史陳跡復歸的方案根本沒有任何可行性。

　　2.國家干預資本主義

　　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給出的解答。這種方案認為，通過合適的凱恩斯主義財政和貨幣政策，能有效地解決全球性經濟衰退，重新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的持續增長。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前主任勞倫斯·薩默斯就公開表示，當前的危機和衰退不過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電機”出了問題，只要合適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整到位，許多問題和困難都會迎刃而解。然而，事實情況是，自危機爆發后到現在，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已把國家干預的機器開到最大馬力，但仍無法推動經濟擺脫衰退的泥潭。以美國為例，金融危機后政府實施了空前的擴張性貨幣和財政政策：聯邦基準利率自2008年以來持續維持在0.25%以下，并且于2008年9月和2010年11月先后推出兩輪量化寬松計劃;2009年和2010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高達10%和8.9%，2011年近為11%，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一比重從未超過6%，甚至在1942～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比例也不過22.2%。[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1. table79. [EB/OL] http://www.gpoaccess.gov/eop/2011/xls/ERP-2011-table79.xls]盡管如此，政策效果卻非常有限，美國國內失業率持續維持在9%～10%的高位，經濟衰退的陰影根本沒有被有效地驅除。

　　3.民主社會主義

　　除了單獨發生在貨幣信用領域的特種貨幣危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質就是生產的無限擴大和廣大工人階級購買力的相對狹小之間的矛盾，危機的結果往往會導致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矛盾的尖銳和激化。因此，每次在危機解決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對勞資關系等進行調整，如與工會組織進行勞資談判、適度提高工人工資、建立一套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等等。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北歐瑞典、挪威等國實行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私有制加二次分配調整，即在生產資料所有制層面仍然堅持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二次分配中政府采取稅收和轉移支付等手段調節過高收入，并通過橫向上覆蓋社會各階層、縱向上“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縮小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形成表面上看似較為和諧的勞資關系和“兩頭小、中間大”的較為穩定的社會結構。這種政策在戰后曾經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受到廣泛稱頌?！　≡趹獙ξC中，美國和歐洲等國也曾試圖采用改良主義限制高收入、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提高社會消費水平來擺脫危機。如美國政府在向華爾街提供巨額救市資金的同時，奧巴馬公開抨擊華爾街金融高管的貪婪和不負責任，并表示要限制華爾街金融高管的年薪;敦促國會通過薪資稅及失業救濟金延期法案，同時密集推銷其醫療保險改革，宣稱要提高美國普通民眾的福利水平，等等。但是，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只是資本家階級為緩和階級矛盾、維持經濟穩定即其統治的工具，這些措施掩蓋了問題，但基本矛盾仍未得到解決。由于生產資料所有權仍然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一旦危機爆發，資本家階級必定拋棄這一制度。實際上，在當前的條件下，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越走越窄了?！　≡诖舜螄H金融危機中，美國實行量化寬松政策，政府積極注資救市，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一方面，由于經濟持續低迷、就業水平仍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為刺激經濟美國實行減稅計劃，受益最多的則是富人;另一方面，央行充當最后貸款人，結果造成主權債務危機，為減少政府赤字、削減政府債務規模，美國大幅減少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支出，這一措施下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首當其沖受到沖擊。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使得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歐洲的福利國家制度，認為過高的福利水平導致歐洲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并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因此不斷有削減福利開支的呼聲響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又一次走上“劫貧濟富”的道路，此次危機尚未走出，又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下一次爆發埋下伏筆?？梢?，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不可行的。 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政策的實質是要改變資本相對勞動的強勢地位，實現資本與勞動合作與和諧。然而與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相對和諧的勞資關系不同，在當前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勞資和諧共存在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改變“資本強勢”的生產關系格局的種種努力都只是杯水車薪。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情況相比，當前的社會生產力在兩個維度上出現了根本變化，即空間全球化和流程信息化，這從根本上改變了發達國家的勞資間力量對比關系。首先，全球化進程增強了發達國家壟斷資本在勞動力市場的市場勢力，它可以在世界范圍內選擇質優價廉的勞動力，新興市場經濟體成為其安家落戶的新樂園;與此對照，發達國家的雇傭勞動力受限于國籍制度不能跨國流動，壟斷資本的持續外流縮減了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并惡化了已十分嚴重的失業問題，這無疑大大弱化了雇傭勞動力的市場勢力。其次，信息化的革命大大強化了機器對工人的替代和資本勞動的排斥，弱化了雇傭勞動力的市場勢力。在這種條件下，福利制度改革和稅收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效果將是非常有限的，改變“資本強勢”的生產關系、縮小貧富差距和實現勞資關系的再平衡的任務幾乎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

　　4.工業資本主義

　　鑒于金融資本盲目膨脹的巨大危害，歐美各國政府紛紛出臺政策，力圖通過監管制度改革與新興產業政策來平衡國內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關系， 實現資本主義經濟運動一定程度的去金融化，從而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但是，面臨的困難是相當大的：

　　第一，金融壟斷資本是資本的最高級歷史形態，金融資本主義是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歷史替代，是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的必然結果。金融資本的運動形式采取了G—G′的形式，與產業資本G—M—G′的運動相比，這種資本循環更直接，更迅速，更符合價值增殖的目的。20世紀80年代后發達國家對金融管制的放松，以及由此導致的金融衍生品創新和金融市場擴張，是資本向高級形態演變的自然結果，這導致金融資本主義成為發達國家的普遍選擇。因此，就資本形態的歷史發展而言，發達國家轉向工業資本主義的努力是歷史倒退。

　　第二，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分工體系自然演進的必然結果。眾所周知，工業資本主義依托于傳統制造業，金融資本主義依托于現代金融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革命對社會化大生產的促進和全球化進程的啟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二戰以來的世界分工體系：新興市場經濟體憑借勞動力成本優勢成為全球制造業的重心，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問題不斷嚴重;而發達國家在金融領域具備世界貨幣、創新機制、市場服務等先發優勢，使之成為世界金融業的中心。因此，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主義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當代世界產業布局的客觀結果，其轉向工業資本主義的努力無法擺脫螳臂當車的歷史宿命。

　　第三，金融壟斷資本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統治集團，金融資本主義是其維持國內外統治地位的必要條件。希法亭和列寧指出，作為“萬能壟斷者”，金融壟斷資本已經從簡單的金融中介組織，一躍成長為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新主宰。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力滲透到發達國家經濟生活的每個角落，投機、債務、泡沫等金融資本主義的典型表現，恰恰是其維持國內經濟統治的實現形式。從世界范圍看，金融壟斷資本依托金融控制權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發揮主導作用，金融資本主義是其實現全球經濟統治、維持“中心—外圍”的世界經濟格局的必然選擇?？紤]到金融壟斷資本在國家機器中的決定性影響力，發達國家轉向工業資本主義的努力必然是勞工階層一廂情愿的幻想。

　　5.社會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社會主義運動興盛，當時許多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紛紛宣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帶來的收入兩極分化、經濟危機頻繁爆發和經濟停滯、社會動蕩之后，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社會主義傾向的改革，使得其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為改觀;席卷歐美的“占領華爾街”、“占領倫敦”等運動打出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行不通“資本主義正在衰亡，社會主義是替代”等口號和標語，更是道出了美國民眾的心聲;當前危機下，全球范圍內中國經濟表現可謂“一枝獨秀”，國際社會熱議“中國模式”，討論中國經濟在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仍平穩較快發展的原因，這實際上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肯定。從歷史發展的規律來看，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毫無疑問，這一趨勢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復雜的社會歷史前提和主客條件，需要經過一個長期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

　　(四)對外轉嫁危機是挽救資本主義的重要選擇

　　資本主義危機史表明，走出危機的真正有效的途徑只有兩種：第一，放任危機以銷毀過剩的資本存量，以此緩和嚴重失衡的積累與消費矛盾，為新一輪資本積累騰空位置;第二，對外轉嫁危機，通過貿易沖突甚至軍事戰爭來打垮競爭對手的經濟勢力，為國內資本的新一輪積累搶奪外部空間。危機爆發后歐美各國紛紛出臺“救市”措施，這否定了第一種擺脫危機的途徑。因此，憑借強大的金融、政治和軍事實力，向世界分工體系的外圍國家轉嫁矛盾、輸出危機，將是發達國家擺脫危機的不可避免的選擇。[ 很多美國經濟史專家指出，羅斯福新政對美國經濟擺脫“大蕭條”的貢獻被過分夸大了，實際上，真正終結大蕭條時代的決定性力量，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國戰爭機器的全面開動。]

　　當前的國際政治形勢表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很有可能對某些國家發動有限度的“巧戰爭”，通過定點爆破的方式在金融開放、清潔能源、環境保護等重大領域消解潛在的競爭對手，以達到以鄰為壑、彼消己長的目的。當然，發動戰爭的方案也有風險。因此，選擇恰當的對手、恰當的方式、和恰當的時機發達戰爭，是覺得對外轉嫁危機能否成功的關鍵。

　　考慮到當前的世界經濟體系格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很小，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金融壟斷資本的跨國運動，空前加強了金融帝國主義列強間的利益關聯度;第二，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霸權體系沒有動搖，金融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相互地位沒有發生重大調整。在這種形勢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有可能爆發局部的經濟戰爭，通過貿易戰、貨幣戰和金融戰來相互轉嫁危機。正如一些評論家指出的，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接連推出的兩輪定量寬松計劃，其實質就是憑借美元霸權發動的貨幣戰。在最近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中，美國的冷淡立場以及歐盟各國的不同態度，也預示著一場改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對地位的貨幣戰和金融戰即將打響。

　　相比而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間的利益斗爭遠遠超過了利益互補。為了維持世界經濟體系既有的中心-外圍格局，美歐發達國家很有可能對某些威脅其統治地位的新興國家發動全面的經濟戰爭，甚至在必要時憑借超級軍事力量對這些國家發動有限度的“巧戰爭”。在新興國家中，中國因其龐大的經濟總量和特殊的社會經濟制度，更有可能成為美歐列強定點爆破的對象?？梢灶A見的是，金融帝國主義列強將在人民幣匯率、金融市場開放等問題上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力圖通過看不見硝煙的金融戰爭來馴服中國經濟。在政治層面上，金融帝國主義列強必定會加快推進“和平演變”的步伐，扶持那些認同金融帝國主義模式的“政治精英”，從而為金融壟斷資本的國際擴張提供政治保障。在軍事層面上，金融帝國主義列強極有可能升級軍事遏制的級別，甚至必要時發動一場有限度的局部戰爭，以此達到其為金融戰爭和政治戰爭服務的目的。

　　冷戰時期，美國以“蘇聯威脅論”為由動用大筆財政支出用于裝備軍事力量;冷戰結束后，對于美國而言，過去的敵對國或敵對集團已經不能對其構成軍事威脅。但美國仍熱衷于增加軍費支出，裝備軍事力量。在全球各地建立軍事基地。“9·11”事件后，美國推行先發制人戰略，發動了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還頻頻打著“人權”等幌子武裝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利比亞亂局和所謂“阿拉伯之春”。這表明，美國國內的霸權主義和軍國主義抬頭，這不僅與美國企圖在全球加強和鞏固其軍事霸權地位有關，也是其國內軍工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使然;尤其是在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經濟霸權地位受到挑戰，新興經濟體卻表現優秀，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動，因此美國企圖訴諸武力強行維持自己的經濟霸權地位?？梢哉f，美國已走上了“軍事凱恩斯主義”之路?！　?ldquo;軍事凱恩斯主義”一詞最早由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茨基于1943年提出，用于解釋納粹德國在“大蕭條”時期所取得的經濟成果。在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中，擴大政府財政支出以刺激經濟增長的政府干預措施被稱為“凱恩斯主義”。而“軍事凱恩斯主義”指的是這樣一種思想：軍事費用支出在國家財政支出中比例上升不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甚至還會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軍費支出越大，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越快。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美國國防軍費支出占其政府支出的比例持續下降，從1985年的36%下降到2000年的21%，然而從21世紀開始，這一數據逐年攀升，2010年為27%。[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1.]　　然而，推行軍事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也不是沒有代價的。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是美國發動戰爭的導向，但戰爭的受益者和成本承擔者之間由于利益問題產生矛盾。美國奉行軍事凱恩斯主義必然會形成戰爭沖動。戰爭對美國經濟有刺激增長的作用，戰爭增加了美國政府的軍費開支，擴大了對軍工產品的需求，促進軍事工業的生產從而拉動經濟增長。據美國官方數據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軍費開支對美國實際GDP增長的貢獻率遠大于20世紀90年代且持續上升，2001年其貢獻率為0.14個百分點，2002年為0.28，發動伊拉克戰爭的2003年劇增至0.36個百分點，2005年和2006年曾一度下跌至0.07，但危機爆發后的2008年、2009年和2010年，這一數據分別為0.36、0.27和0.22。[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11.]可是，美國發動戰爭后獲利最大的是軍工利益集團和壟斷石油巨頭，承擔戰爭的沉重成本的卻另有其人。美國以國家名義對外發動戰爭，動用納稅人的錢向軍火商購買武器，戰爭結束后，石油巨頭等壟斷資本集團開采石油資源獲得巨額利潤，戰爭的成本則全部由國內普通民眾承擔。

　　此外，美國不斷挑釁國際社會準則，踐踏他國主權，必然會招致國際社會的反對和世界人民的強烈抵抗，美國推行的霸權資本主義是無法持續的。

　　三、金融危機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趨勢

　　本輪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至今，已經4年多了，和不少人當初的預測相反，危機并未很快結束。直到今天，許多國家仍未完全走出危機，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關于本輪危機的后續發展，人們至今也仍然很難樂觀起來。在這一部分，我們將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在危機爆發至今的增長情況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

　　(一)危機以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狀況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并迅速發展為經濟危機以來,各國政府紛紛采取了大力度的常規和非常規救市措施。這些措施確實防止了全球金融和經濟的崩潰，但并未引導全球經濟完全走出危機，更不用說解決世界經濟的根本矛盾。在過去的幾年里，雖然不斷有人預測世界經濟很快會走出危機恢復增長，但現實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到，在2008年至2011年的4年中，全球生產總值只增加了6.2%。從表中可以看到，世界總產出的增長主要是通過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中等收入國家取得的。其中，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此期間增加了44.4%，貢獻了全球產出增長的44.1%;印度增長了31.6%，貢獻了10.1%;所有中等收入國家增長了24.3%，貢獻了86%。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即經合組織內的高等收入國家)幾乎沒有增長，其中歐元區和歐盟的產出在這4年中產出都下降了0.6%，日本更是下降了3%，美國的情況稍好一些，也只增長了0.7%?；谶@些數據，我們可以說，到2011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沒有走出經濟危機。

　　那么2012年這些國家的情況是否有所好轉呢?從目前若干已經公布了數據和歐盟的初步估計來看,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并未好轉。整個歐盟27國的生產總值在2009年下降4.3%之后,由于政府的強力干預,之后兩年經濟有所恢復,生產總值分別增長了2.1%和1.5%,但在2012年再次陷入衰退,下降了0.3%。其中，歐元區的情況更糟糕,2009年至2012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4.4%,2%,1.4%和-0.6%。相對來說,美國和日本的情況略好一些,在2012年分別實現了2.2%和1.9%的經濟增長。[ 2012年的數據中，美國和日本是官方公布的初步核算數據，其他為預測數據。數據來自歐盟的統計部門EUROSTAT，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init=1&plugin=1&language=en&pcode=tec00115]

　　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和日本等國的經濟已經進入了健康發展的軌道。事實上，正是因為對經濟下滑的擔心，歐洲、美國和日本紛紛采取和延續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個政策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致在2013年2月舉行的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如何防止貨幣戰成為了一個重大議題。這個會議的聯合公報承認全球經濟增長仍然疲弱，并面臨很多風險和挑戰。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承認美國經濟距離“完全健康和充滿生氣”的全面復蘇還很遙遠。[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2-15/bernanke-says-economy-far-from-recovering-full-strength.html]

　　與此同時,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在2012年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傮w而言，世界經濟在2012年的增長速度放緩了。

　　(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近期能否走出危機

　　自2008年危機爆發以來，各國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應對危機的政策，但遺憾的是，這些政策雖然在短期內避免了國際金融體系和世界經濟的系統性崩潰，但未能緩解那些導致本輪危機的根本性矛盾，有些政策甚至加劇了這些矛盾。

　　危機剛爆發時，各國政府紛紛出手 “救市”，挽救了以大型金融企業為主的一大批公司，其實質是利用公共財政資金挽救了以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即導致本輪危機的肇事者。這些措施確實在短期內避免了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并在很多國家制止了經濟的下滑，但同時卻把主要西方國家的公共債務水平從一個高位推高到了一個無法持續的水平，從而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

　　面對這種情況，西方國家普遍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以“貨幣寬松”為主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給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很多國家的利率也保持在歷史低位。但是，由于實體經濟仍然處于困境，這些資金并未如政策制定者們所希望的那樣流入實體經濟并帶來經濟增長，而是要么流入新興市場國家造成這些國家的資產泡沫，要么成為超額準備金重新流回到中央銀行。以美國為例，在危機爆發之前，超額準備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危機爆發之后，隨著美聯儲向市場注入大量資金，超額準備金也急速攀升，到2011年7月一度達到1.6萬億美元的水平，和“貨幣寬松”的規模相當。歐洲的情況也很類似。

　　如果說這些貨幣政策是“揚湯止沸”的話，當前情況下緊縮的財政政策則相當于“飲鴆止渴”。在通常情況下，當經濟形勢不好時，政府應該增加支出，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但在主權債務危機的大背景下，西方國家紛紛縮減政府開支，這必然帶來一系列問題。這個政策的目的是為了控制債務負擔的相對水平(即國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但這個政策很可能無法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由于經濟形勢不好，政府收入下降，即便在財政支出減少的情況下，財政赤字未必會下降，從而總的債務未必會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縮減財政支出會進一步加劇經濟衰退，國內生產總值下降，即便總的國債水平不增加，債務負擔仍然會上升。

　　圖1反映了從1880年到2011年按國內生產總值加權平均的發達國家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十年里，發達國家的國債一般在總產出的40%左右，甚至一度降到30%以下，由于戰爭的爆發，這個水平上升到1922年的70%，由于戰爭的影響，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的1944年，這個指標突破了100%，達到了118%。此后，隨著戰爭的結束和經濟的較快發展，即便在政府支出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這個比率仍然快速下降，到1974年，降到了29%的歷史低位。但此后，由于經濟增長放緩，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興起之后大幅度的減稅政策等因素，國債水平不斷攀升，到本輪危機爆發之前，上升到了70%以上，但危機爆發以來，為了“救市”，這個比重迅速攀升到了100%以上。從圖中可以看到，即便在各國都在削減政府支出的情況下，這個比率仍在迅速上升。

　　圖2反映的是若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2011年的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到，在這些國家中，日本的指標是最高的，達到了230%，然后是幾個歐洲國家，如希臘(163%)、意大利(120%)、葡萄牙(107%)和愛爾蘭(105%)，都在100%以上，美國的這個指標也達到了103%的水平。這意味著除非經濟快速增長，否則這些國家要降低公共債務的相對水平會相當困難，即便可行也要要付出很大代價。即便以目前美國國債的利率水平2.5%來計，假定這些國家的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那么，僅僅為了付息，就需要占用財政收入的5%。因此，不難想象這些國家2012年的公共債務情況還在繼續惡化。

　　細心的人們會發現，日本的國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這些國家里最高的，達到了230%，但是沒有發生主權債務危機，而西班牙這樣的這個比率只有68%的國家卻發生了這個危機。這個現象涉及到另外一個指標，即外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表2列出了幾個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整個歐元區的這個指標，從中可以看到，日本的這個指標到2011年底只有53%，而其他國家均超過100%，其中西班牙達到了153%，英國達到了410%。可見，但是國債水平高并不必然導致債務危機，外債水平高也是一個重要因素。美國雖然這兩個指標都很高，但因為有美元霸權等因素，也還沒有爆發危機。英國的高負債水平與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關。[另外還有幾個歐洲小國的外債水平都極高，冰島、愛爾蘭、盧森堡的外債分別是各自國內生產總值的7.9、10.2和35.0倍，這也與這些國家的銀行體系有關。]

　　以上指標表明，在目前的政治經濟格局下，這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空間已相當有限。如前所述，這些國家的貨幣政策均已被使用到相當的程度，一方面，利率水平總體在歷史低位，繼續降息空間有限;同時，大規模的貨幣寬松政策也已經很難通過增加貨幣供給來刺激經濟。除了個別國際外，如此高的外債水平使得向國際市場融資變得更加困難。如此高的國債水平使得財政政策的空間也相當有限。

　　更為嚴重的是，由于西方國家把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歸因于政府福利支出太高導致的財政赤字，因而對策是降低政府支出，而財政支出的削減主要針對的是福利支出部分。這必然導致中低收入階層本來就很困難的生活境況更加惡化。如果把危機爆發時政府用公共財政“救市”和之后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結合起來看，可以認為這是又一輪的“劫貧濟富”。這必然會進一步加劇這些國家的貧富分化，貧困人口增加，[ 根據美國商務部調查局的數據，2011年美國的貧困發生率仍然保持在15%的高位，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導致消費更加不振，危機進一步深化。各國的失業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實體經濟的運行情況，根據歐盟統計辦公室(Eurostat)網站[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language=en&pcode=teilm020&tableSelection=1&plugin=1]提供的數據，整個歐盟在2013年1月的失業率達到11.3%的歷史高位，比2011年底上升了1.3個百分點，歐元區17個國家的平均失業率達到了12.5%，比一年前上升了1.8個百分點。其中情況最差的是西班牙，全社會失業率在2013年1月達到了26.6%，青年(25歲以下)失業率更是高達55.5%。同時，隨著生活境況的惡化，社會矛盾也更加激化，各種抗議、游行、示威以及罷工的事件層出不窮。金融和經濟危機逐漸發展為社會和政治危機。

　　經濟危機從根本上來說，根源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存在的勞動與資本對立狀況以及由此導致的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這一點，雖然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事實，但是，改變起來卻是非常困難的。我們看到，美國勞動報酬占比近40年在持續下降，剩余價值率20年來的不斷上升，這一點，自危機以來不僅沒有改變，甚至還在進一步惡化。這一方面與危機中失業增加造成的工人談判能力進一步下降有關，另一方面也說明新自由主義體制帶來的收入分配趨勢并沒有改觀。

　　實際上，在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采取了諸多政策中，沒有任何一項是針對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在危機后出臺的財政政策四大法案中，僅有雇用激勵以回復就業法案涉及刺激就業的內容，而且也基本上是利用政府補貼的手段。盡管財政政策部分試圖直接針對有效需求不足，但是這些政策基本上是試圖通過降低稅收來增加需求，但是由于這種減稅政策的乘數作用較之于投資要小很多，而且這種增加企業和個人收入以增加需求的方法在過度負債的美國經濟中很難奏效，新增的收入往往被用于緩解負債壓力而不是增加新的消費和投資。

　　增長和就業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息息相關的，但是在此次危機之后，在09年美國經濟增長開始恢復的情況下，失業率的下降幅度卻非常緩慢，因此，很多人將09年以后的美國經濟視為“沒有就業的復蘇”。究其根源，這與美國以來虛擬經濟的增長模式息息相關。金融部門并不創造價值，而僅僅依靠美國的金融地位創造收入，金融部門創造相當一部分的GDP其實并不是本國生產的，而本國生產的部分也僅僅是參與了剩余價值的再分配;這種特殊的非生產性部分并不存在傳統意義上的產值和就業的對應，在很多條件下少數人可以創造出大量的收入。因此，美國的金融部門可以容納的就業水平相比于其他產業非常低，相同GDP創造的就業大約相當于低端服務業的三分之一。美國基本上沒有試圖改變這種增長方式，危機中的政策也基本上是偏向于拯救金融機構，因此即便成功的救活了金融機構，并依靠金融部門帶來新的增長，也很難保證就業水平的復蘇。這也成為美國目前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弊端，制約著美國的增長趨勢。

　　就在各種經濟社會危機需要統治集團團結協作共同解決難題的時候,人們看到的卻是許多西方國家紛紛出現黨派之爭、政治僵局。例如美國兩黨為了各自的黨派利益，不顧對國內外市場的影響導致的所謂“財政懸崖”。又如日本走馬燈一樣不斷替換首相，自2007年9月福田康夫上任之后，到目前為止總共已經有6人擔任過日本的首相職務，平均一年左右換一個首相。再如在剛剛結束的意大利議會選舉中,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團體贏得多數議會席位,出現了政治僵局,并提高了歐元崩潰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指望這樣的政府拿出一套符合實際、能解決問題同時又能被大眾所接受和支持的政策是不太現實的。這使得這些國家完全走出危機的前景更加黯淡。

　　由于國內的經濟政治困局，許多國家把眼光投向了國際市場，指望通過各種貿易保護措施來來避免更壞的結果。雖然危機爆發是在不少國家救市過程中要求購買本國產品的做法遭到了很多批評，但貿易保護主義確實在不斷抬頭。不少國際組織在過去幾年中都曾發出這方面的警告。在2012年6、7月,歐盟、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曾用相關數據指出了這個問題。在過去的幾個月里，主要資本主義國際競相采取或者擴大貨幣寬松政策，以讓本幣貶值，促進出口，導致了人們對貨幣戰爭的擔憂。在2013年2月舉行的20國首腦會議上,這成為了一個重要議題。不難想象,在當前這種背景下，這個會議不可能通過具有約束性的防止貨幣戰的規定。如果經濟進一步下滑，不排除這種“與鄰為壑”的現象進一步蔓延并導致嚴重惡果的可能。

　　面對當前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困局，人們普遍對歐洲和日本在中短期內回復穩健的增長沒有信心,但還有些觀察者對美國通過新能源和新技術完全走出危機抱有希望。確實，美國擁有包括美元霸權在內的一系列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具備的優勢,還擁有著包括原油、頁巖氣等在內的豐富資源。但是，這些是否能夠保證美國恢復穩健的增長呢?

　　有分析者指望美國的頁巖氣的大面積開發能讓美國經濟恢復增長，其主要理由是美國在這方面技術儲備很充分，其直接影響是能夠增加投資、創造就業、降低天然氣價格，間接影響是能夠為美國實現能源自給甚至能源出口并減少外債做出貢獻，也能為相關下游行業提供廉價的原材料從而促進美國的“再工業化”。確實，頁巖氣和新油田的開采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上述的作用。但是，畢竟這個產業相對于美國的經濟總量來說比重太小，要靠它來使美國經濟實現穩健的增長速度恐怕會比較困難。

　　還有人指望美國和西歐國家通過再工業化來走出危機，但是，原來導致這些國家去工業化的因素(如勞動力成本高、勞資矛盾尖銳以及能耗污染等)并未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即便是在中國農民工的工資連續以較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歐美的工人工資還是遠高于中國工人工資，而且，即便中國工人工資繼續快速上漲，那些轉移到中國的產業可以再轉移到印度等工資較低的國家。因此，雖然歐美國家希望靠再工業化來解決增長的問題，但從歷史經驗來看，要做到這一點將會是非常困難的。

　　還有人指望“第三次工業革命”能讓歐美經濟恢復穩定，但這恐怕也很難實現。政治經濟層面的矛盾很難靠技術解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左翼學者在分析美國經濟在本輪危機之前的20年間的經濟增長時已經指出，這些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居民消費增長推動的，而這又主要是靠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來推動的?？梢?，即便是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美國的經濟增長也并不是自動實現的。當前，在美國社會基本矛盾沒有解決，失業率高居不下，社會福利不斷縮減的情況下，居民消費很難恢復強勁增長。

　　(三)結論：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走出危機難度很大，可能陷入長期停滯

　　對于當前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分析有兩個不同的視角：一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視角，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視角。西方主流經濟學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當作是一種自然、自發和最優的經濟組織形式，因而，或者否認資本主義社會發生全面危機的可能性或者把危機產生的原因歸結為政策和行為的偶然失誤。從這樣的觀點出發，許多主流經濟學者自然會對資本主義盡快危機的前景持樂觀態度，他們認為，周期性的經濟波動是經濟的正常狀態，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趨勢，危機過后經濟仍將恢復正常的增長和繁榮。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否認政策和行為的失誤會引發經濟危機，但是，它認為這些偶然的因素中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聯系，危機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是資本主義經濟基本矛盾的集中爆發和強制性的解決。不能僅僅把當前的這場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看作是經濟的某種周期性波動，相反，而應當把它看作是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階段中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集中爆發，體現了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深刻的矛盾。本次危機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特點：

　　1. 危機發生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中心國家，并迅速擴展到全世界各個地區和各個國家，成為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危機。

　　2. 危機在金融領域集中爆發，并迅速擴展到經濟過程的各個環節和各個部門，生產過剩的危機與金融膨脹的危機相互交織相互推動。

　　3. 從信用危機、債務危機到主權貨幣危機，從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到社會危機，危機的形態更加復雜。

　　4. 挽救資本主義危機的各種手段，包括自由化到國家干預、福利制度、技術創新，都出現了效力遞減的趨勢。

　　5. 導致危機的深層矛盾：勞動與資本對立、需求不足、嚴重的失業、利潤率下降等，始終得不到根本解決。

　　財政貨幣政策危機集中體現了資本主義發展新階段的根本矛盾，是集生產危機、金融危機、制度危機和全球性危機于一身的一次全面性經濟危機。

　　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這次由美國的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大危機看作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次階段性總危機。[ 斯大林曾經把十月革命后的世界歷史概括為“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時代，這一階段，世界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體系，無所不包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瓦解，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空前激化，經濟、政治等方面陷入了全面的危機，資本主義體系日益崩漬，社會主義制度在全世界逐漸確立。本文借用了“總危機”這一概念，但表達的意思有所不同。這里的總危機是針對新自由主義或金融資本主義這一階段性而言的。

　　本來，危機是矛盾的爆發，同時也會緩解和根治矛盾提供了機會。上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之前的各種矛盾的總爆發，危機的爆發嚴重地打擊了統治集團，尤其是金融資本，整個社會的階級格局和階級力量對比出現了有利的變化，這為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適應性調整奠定了基礎。但本輪危機爆發以來，由于以金融資本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了主要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他們利用公共財政資金挽救了自己并進一步打擊勞工階級。也就是說，本輪危機到目前為止尚未改變這些國家的階級格局，勞資力量對比仍然是資強勞弱的局面，這必然會對世界資本主義進行必要的調整帶來了嚴重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本輪危機極有可能會進一步深化，并且長期化。

　　四、資本主義多樣性與危機后的模式調整

　　資本主義基本經濟關系是建立在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資本雇傭勞動關系，但在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國家的不同歷史時期，資本主義表現為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多樣性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征。那么當代資本主義有哪些主要模式?金融危機后不同模式將如何調整?下面本文將做出分析。

　　(一)資本主義模式的多樣性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統一性特征是資本雇傭勞動，生產剩余價值。但由于各國的生產力基礎不同，階級結構、政治體制和綱領、價值觀和文化傳統等方面也存在差異性，致使資本主義在不同國家呈現出多樣性特點。現實中的資本主義是多樣性的統一。

　　美國經濟史學家格雷夫，在其新著《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的興起》一書中，[ 阿夫納·格雷夫：《大裂變：中世紀貿易制度比較和西方的興起》，鄭江淮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以馬格里布商人和熱那亞商人中經濟關系演變為例，運用詳盡的歷史資料，對比分析了資本主義起源的不同模式。德國歷史學派創始人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一書中，從經濟史的視角，分析了意大利、英國、美國、德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法國等資本主義不同起源和發展模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征及其運動規律，但他明確指出，他所闡述的規律，是以英國為典型模式。英國模式預示著德國后發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但并不意味著他們要走相同的道路。馬克思在評價美國資本主義時曾指出：“有些國家，例如北美的發展是在已經發達的歷史時代起步的，在那里這種發展異常迅速。……可見，這些國家在開始發展的時候就擁有老的國家的最進步的個人，因而也就擁有與這些個人相適應的、在老的國家里還沒有能夠實行的最發達的交往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頁。]這段話表明，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動規律過程中，非常注意資本主義多樣性差別。德國學者維爾納·桑巴特對馬克思的論述進一步深化指出：“美利堅合眾國是資本主義的樂土。資本主義要完整且純粹地得到發展，所需要的一切條件都最先在這里得到滿足。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沒有賦予資本主義這樣的條件，允許它發展至其最高階段。”“資本主義之外的任何一種謀生方式在美國都好像是不為人所知的，而歐洲國家所不曾有的一種純粹的經濟理性主義滿足了這種攫取利潤的欲望。”[ 維爾納·桑巴特：《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王明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7頁。]

　　列寧在研究資本主義土地制度時，將其典型形式概括為“美國式道路”和“普魯士道路”。列寧在對壟斷資本主義研究中，結合不同國家的生產和資本集中程度、壟斷組織的主要形式、金融資本的發展規模、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發展程度，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概括為不同模式：美國是“托拉斯”資本主義，因為美國企業的生產和資本集中程度最高，國民經濟主要控制在少數托拉斯組織中。德國是“卡特爾”資本主義，因為卡特爾組織形式最早產生于德國，在德國最為發達。法國是“高利貸”資本主義，普法戰爭后，法國工業走向衰落，壟斷資本家把大量資本投向信貸，進行資本輸出，獲得高額壟斷利潤。英國在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階段，與美國、德國相比有些衰落，壟斷組織也不發達，但依靠龐大的殖民體系，仍然屬于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行列，因此，其制度特征帶有明顯的“殖民”國家色彩。通過對壟斷資本主義特征分析和不同國家不同模式的分析，列寧認識到俄國由于工業生產落后，在經濟關系中仍然存在大量封建殘余，貴族地主在上層建筑中有重要地位。列寧提出了俄國是帝國主義鏈條上最薄弱的環節，社會主義能夠首先在一國勝利的理論。

　　二戰結束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面臨著迅速恢復經濟和重新崛起的任務。但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加之戰爭對不同國家的影響也不一樣，所以，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方式、市場中企業的組織形式、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以及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性，形成了當代發達國家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國模式、日本模式、德國模式和瑞典模式。

　　戰后的發展中國家，在殖民體系瓦解后，絕大多數都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也采用了市場經濟體制。盡管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深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甚至把一些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作為模仿對象，但由于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還不夠成熟、對發達國家依然存在“依附”關系等，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也形成了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資本主義呈現出新的多樣化特征。

　　(二)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模式

　　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多種模式，理論界概括也不一致，這里僅列舉幾種有代表性的、且對資本主義發展方向有影響的模式。

　　1.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其突出特征為：(1)強大的私有制經濟。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資本主義所有制的私有化程度最高，這也是美國市場經濟模式被稱為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之所在。(2)自由的企業制度。這里所說的自由企業制度不是說美國企業不存在壟斷資本，眾所周知美國的壟斷資本十分強大，但從企業的形成、企業的內部關系以及企業的運行規則方面看，美國推崇自由的企業制度。比如在企業內部關系上，他們強調股東至上且來去自由，所以，有研究者把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稱為“股票資本主義”;美國公司內部是典型的資本雇傭勞動關系，勞動力與企業之間關系比較松散，來去自由，具有較強的流動性。還有在企業之間的關系上，美國企業更信奉自由競爭的力量，不像日本、德國那樣有密切的銀企關系或企業之間的伙伴關系。(3)最小范圍的政府干預。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美國政府是最早以“理想的總資本家”身份出現來干預經濟的，但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美國政府對市場干預的卻是范圍最小、方式最間接的。

　　2.日本法人壟斷市場經濟模式。

　　其突出特征是：(1)法人壟斷資本占統治地位。日本的私人壟斷資本也很強大，但在實現形式上卻與美國不同。日本壟斷資本不像美國壟斷資本那樣相互之間突出競爭關系，而是強調聯合關系，具體體現在日本特有的企業集團化和系列化上。法人壟斷資本的這種形式使企業之間有穩定地合作關系，對非成員企業，往往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因此，日本公司的股權結構通常呈現出這樣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法人持股比例高，二是法人股東持股較穩定。(2)主銀行制度。日本企業與銀行之間關系密切，其中主銀行的功能很強大，不僅包括對企業的融資，還包括結算帳戶、股份持有、公司債權的發行和經營參與。由于主銀行制度與企業之間存在著多樣性關系，所以，日本的法人壟斷資本的集中方式和企業內部的治理結構都與美國有明顯的不同。(3)企業內部的終身雇用制度。日本企業內部資本雇傭勞動的關系不同于美國高度市場化的特征，它們更注重內部的合作關系和團隊精神，終身制雇用制和年工序列制度顯示了這一特征。(4)政府獨特的“行政指導”功能。行政指導是政府行政機關以協商的辦法誘導和勸告企業或個人按照政府認為可取的那些方式進行活動的一種行政行為。它使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相互依賴、相互妥協的較為穩定的長期關系，這客觀上不僅為日本合理分布產業布局奠定了基礎，同時也通過控制資本和技術的進入而防止國內市場被國外大公司所占領，從而有效的保護了本國市場。

　　3.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

　　其突出特征是：(1)強調市場經濟的社會性。德國的自由主義者也信奉個人主義和經濟自由，但與美國自由主義者(如弗里德曼)、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者(如哈耶克、米塞斯)不同的是，他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深深地打著德國的烙印，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構想者的突出理念在于把市場自由原則和社會公平原則結合起來。(2)德國壟斷資本的特殊運行方式——銀行代理投票權。德國銀行與企業也有特殊關系，這種關系有些表現與日本相似，但在職能上，德國銀行比日本銀行職能更為廣泛。德國銀行控制企業的獨特之處不是體現在融資和持股上，而是代理普通股東的投票權上。在德國，普通股東可以通過授權，讓銀行代理投票，這種方式使銀行有效地控制大量其他所有者的股份，從而形成了強大勢力。(3)企業內部的共同決策和社會范圍內的集體談判制度。德國企業內部的經濟關系既不像美國企業內的自由雇傭關系，也不像日本企業內的終身雇用制度，而是企業內的所有者、管理者、工會代表、工人代表共同參與企業的重大決策共同決策。與企業內部的共同決策相適應，德國企業之間和階級之間，往往通過社會范圍內的集體談判和合作來解決利益沖突問題。(4)德國政府的“社會國家”職能。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中有著特殊的社會內容，社會國家原則要求以人類的尊嚴和社會公平為標準來評價經濟關系和有經濟決定的關系。如果放任不管，即使是最有效率的市場體制，也會導致極大的不公平。在實踐中，社會國家的作用是通過政府對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來體現的。

　　4.瑞典福利市場經濟模式。

　　其突出特征是：(1)龐大的公共部門。與其他模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瑞典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龐大的公共部門。這些公共部門的意義不在于要利用公有制形式賺取利潤，而主要為解決就業問題、社會福利問題和收入差距問題這三個方面的問題。(2)完善的福利政策。瑞典的福利政策不同于美國模式，因為美國福利制度以市場化運作方式為主形式;也不同于德國模式，因為德國模式中保險、養老金是雇主和雇員共同分擔的。瑞典模式中福利主要是以國家為責任主體，在這點上與英國很相似。瑞典建立了一整套的全民社會福利制度，社會福利深入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的縱橫各個方面。(3)政府推行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與團結工資政策。所謂的團結工資政策，就是不依據企業效益，而是依據崗位確定工資，盡力實現同工同酬。充分就業和平等是瑞典模式的兩大支柱理念，為實現這些理念，政府對雇員的就業和工資承擔重要責任，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比較小。

　　就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各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國情存在很大的差別，所以它們之間在市場經濟模式上也呈現出多樣性特征，如拉丁美洲市場經濟模式、非洲市場經濟模式、轉型國家市場經濟模式等等。拉美國家早在中世紀末期就受歐洲殖民者的影響，逐漸形成了以移植來的歐洲文化為主體、以美洲印第安土著文化為次要成分的融合文化。所以，拉美文化保守性和排他性不突出，這也使得拉美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很容易受發達國家理論和政策的影響，模式尚不穩定，20世紀80年代深受美國新自由主義模式影響，近年來又出現了左翼執政的新動向，比如委內瑞拉提出“21世紀社會主義”模式、巴西提出“民主的、可持續社會主義”模式等。而與拉丁美洲不同，非洲各國民族復雜，文化差異性大，難以形成統一的國家意識和文化，所以非洲模式在文化上總體表現出保守、沖突的特征，非洲市場經濟模式也顯得更加不完善，目前以南非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具有一定的競爭力。此外還有以俄羅斯為代表的轉型國家模式，其社會制度結構尚不穩定，模式特征有待觀察式。

　　(三)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模式的調整

　　資本主義不同模式既存在競爭，又存在相互借鑒和融合的關系。20世紀70年代初期，資本主義經濟陷入了滯漲階段，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進入了調整期。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上臺和里根入主白宮，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的“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拉開了序幕，并迅速影響到日本模式、德國模式和瑞典模式，甚至以“華盛頓共識”的名義波及到了拉美、東南亞和蘇東等地區，世界范圍內出現了資本主義向新自由主義模式集體轉向的局面。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弊端徹底暴漏。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遭到質疑和挑戰，而與此相反，以歐盟為代表的歐洲經濟似乎比美國經濟穩定，北歐國家甚至被媒體稱為“危機的天堂”，歐盟主席巴羅佐在2009年曾自豪地說“歐洲模式”更具優越性。然而，2010年歐洲爆發了主權債危機，歐盟內部出現了秩序混亂，歐洲代表的歐洲福利資本主義模式也遭到了質疑和批判。資本主義將走向何方?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本文對此作出以下幾點基本判斷。

　　1.新自由主義模式難以為繼

　　美國、日本是發達國家中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盡管危機發生以后，一些新自由主義者仍然高喊“用自由市場經濟挽救危機”、“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等口號，但從理論到政策，批判新自由主義模式已經成為主流聲音。

　　奧巴馬在其第一任施政綱領中指出：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自由市場和貪婪總是好事)正是促成這次危機形成的共犯。[ The Obama Agenda，The New York Times[N]，2008-11-07 http://www.nytimes.com/2008/11/07/opinion/07krugman.html?_r=1]歐洲國家領導人薩科奇、布朗、歐盟主席巴羅佐等，也借機批判美式新自由主義。日本民主黨上臺執政本身也是對新自由主義的一種反擊。一些曾經倡導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也開始了反思和懺悔，日本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中谷巖的觀點也許具有代表性，他曾在小淵惠三內閣和小泉純一郎內閣時期擔當政府智囊。美國金融危機后，他在《資本主義為什么自滅?》一書中懺悔到：“日本套用基于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推進改革，結果導致日本喪失優良傳統和產業競爭力，日本社會開始分裂。我要坦率地寫下自己的觀察。”[于青：《一個經濟學家的反思》，《人民日報》2009年3月23日第六版.]

　　從政策調整上看，奧巴馬上臺以后，確立了削弱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調整路線，主要包括：以科技革命和技術創新為基礎，重新振興美國實體產業，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破除金融神話;以競爭性的市場關系為基礎，提高勞動者的經濟地位，破除企業利潤最大化的效率神話;以縮小貧富差距和增加社會保障為目標，讓政府承擔更多職能，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破除“看不見的手”神話。

　　然而，美國民眾卻看不清美國經濟的調整方向，其原因有二：一是政治上的黨派之爭。共和黨人對奧巴馬政府的攻擊、批判甚至在重要決策上的掣肘，使得美國政府很多有利于危機復蘇的政策難以實施，美國民眾也難以辨別哪個政黨說得更有道理，所以對美國政策調整方向把握不住。其二，缺乏新興產業基礎。奧巴馬政府在制度結構上做了一系列調整，但要使美國經濟走出衰退，增加就業、消費和工資，根基在于產業基礎。而美國近些年來的產業空心化，導致危機后沒有新興產業作為經濟復蘇的基礎，所以，僅有制度結構方面的調整，只能使人感覺奧巴馬政府在用政府赤字討好老百姓。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觀點看，生產關系的改革和調整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美國的問題在于，什么是新的生產力似乎已經搞不清楚，那么生產關系的調整就變成了空中樓閣。

　　日本模式也曾經是有很強競爭力的發展模式，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跟隨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90年代初期的金融危機，從此經濟一蹶不振，此次金融風暴更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2009年9月民主黨派的鳩山出任首相，強調“民生牌”，日本模式調整的思路為：把國內需求作為經濟增長戰略的中心;要控制“沒有道德的商業”和“不勞而獲的財富”的過度發展，重新實現經濟發展為人的幸福服務;將充實醫療、護理事業變為推進“生活革新”、創造新崗位和為健康長壽社會作貢獻的機會，等等。然而，這些理念要貫穿于日本模式的調整之中有很大的困難，這不僅需要執政黨有明確的綱領、實施步驟，更需要有很強的執政能力和執行能力，畢竟這是對30多年來日本經濟社會制度結構的深層次調整。目前，日本自民黨上臺重新上臺執政，而且右翼勢力有所增強，日本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排除會鋌而走險，利用領土爭端走上戰爭之路。

　　2.歐盟國家深陷危機，但不同模式情況復雜

　　就在美國爆發次貸危機，新自由主義模式受到質疑和批判之時，歐盟國家表現良好，人們把期待的目光轉向了歐洲福利國家模式。然而，好景不長，2010年希臘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隨后在歐洲迅速蔓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愛爾蘭都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給歐盟國家高工資、高福利的市場經濟模式蒙上了陰影，福利國家模式受到質疑和批判，一些人認為福利國家中的高稅收逼走了企業，高福利增加了政府負擔，挫傷了勞動者積極性，因此，福利國家必然導致政府債務危機。

　　把主權債務危機簡單歸結為高福利，顯然過于表面化。眾所周知，歐盟內部諸國福利制度都比較健全，但各國差別也很大，并不存在統一模式。其中，德國、瑞典兩種模式在福利制度方面，不遜于甚至高于意大利等國家，按照經合組織2007年的數字，陷入危機的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政府福利開支占GDP的百分比分別為16.3%、21%、21%、22.5%，而沒有陷入危機的丹麥、瑞典和德國，則分別為26.1%、27.3%和25.2%。[ 何 農 ：《歐洲的社會模式該不該堅持》，《光明日報》2013年2月18日。]

　　德國和瑞典沒有發生主權債務危機，而且國家經濟總體上表現良好。世界經濟論壇2012年9月公布了全球最具競爭力國家排名，瑞士、瑞典和新加坡分列前三名。著名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2012年12月發布的報告指出，將維持瑞典AAA主權債務評級不變，給予瑞典穩定的評級展望。穆迪公司預測，未來三年內瑞典主權債務占GDP比重將低于35%，2012年經濟增長率為1.1%，2013年為1.9%。[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m/201212/20121208488560.html]德國作為歐盟最大的經濟體，面對危機表現不俗，2010年德國經濟總量增長3.7%，2011年增長3%;據德國《每日新聞》2012年1月3日報道：在經濟增長的推動下，德國2011年失業率降到了1991年以來的最低點。[參見人民網：《德媒:2011年德國失業率降至十年來最低》，2012年1月4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0846/16791211.html]路透社德文網站(de.reuters.com)2012年10月2日柏林消息，德國經濟研究機構DIW認為2013年開始德國將逐漸擺脫歐元危機和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可見，德國、瑞典兩種模式仍然保持其活力。

　　這兩種模式表現出的競爭力，主要源于兩國整體制度結構比意大利等國家更為完善和合理。近些年來，德國模式和瑞典模式也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影響，但它們基本能堅持自身模式的優點，重視技術和實體產業的發展，完善勞動力市場政策，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強調社會平等和教育平等，培育企業國際競爭力。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德國、瑞典畢竟是歐盟成員國，其經濟發展必然受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這種影響的最大不確定在于歐盟自身的不確定性。歐盟作為與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等競爭的產物，其制度安排使成員國之間享受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好處，然而，歐盟內部各主權國家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制度上存在差異性，利益上存在矛盾與競爭。德國、法國與英國在應對歐債危機政策層面，存在嚴重分歧和矛盾，恰恰說明了這一點。在這意義上，可以說歐洲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市場經濟模式，內部矛盾也削弱了德國模式和瑞典模式的競爭力，并使之充滿不確定性。

　　3.強化國家資本主義將會成為新選擇

　　在美國模式和歐盟國家都不同程度陷入危機之際，人們的目光不自覺地轉向了發展中國家的新興經濟體，它們似乎成為金融危機后的最大亮點，中國、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甚至被譽為“金磚五國”。盡管這些國家也不同程度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在應對危機過程中，卻有良好表現。西方一些人士把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并認為這是一種新型的資本主義，正在取代美國式的新自由資本主義。西方學者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指政府擁有大規模的國有企業，并對市場經濟給予較強的干預和控制。

　　西方學界和媒體把“金磚五國”發展模式概括為“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用意各不相同，支持者有之，批評者也大有人在，批評者認為新興經濟體過渡國家干預和大量國有經濟，破壞了市場經濟的公平性，對發達國家不利。在此我們姑且不論各種支持者和批評者的聲音，首先要指出的是，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顯然是錯誤的，如果這種歸類不是別有用心，就是對中國市場經濟的制度屬性不理解或不了解造成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制度性質上不是資本主義，所以不屬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如果說中國存在“國家資本主義”，也是在公有制為主體這一經濟制度性質基礎上，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為社會主義目標服務。因此，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與俄羅斯、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其他四國，在性質上有本質不同。

　　其次，把“金磚五國”的其他四國發展模式概括為“國家資本主義”，并不能反映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的制度結構特點。的確，這些新興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存在政府作用較強的特點，但這并不是這些國家市場經濟模式的制度結構方面的特征。俄羅斯、巴西等國都曾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但經歷失敗的教訓后，它們都根據自己的國情進行了新的制度結構改革，取得了新成就。比如俄羅斯自從普京任總統以來，一改葉利欽推行的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休克療法”改革方案，在打擊金融寡頭、推行國有化、協調勞資關系以及其他民生發展方面，進行了新的制度結構調整，使俄羅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層面制度形成較為良性的制度合成體，從而推動經濟較為穩定發展。再比如巴西在經歷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失敗以后，巴西最大左派政黨巴西勞工黨開始執政，從盧拉到新總統迪爾瑪，都致力于解決貧富差距問題、貧困問題等，宣稱要建立“民主的可持續的社會主義”?？梢?，新興經濟體的發展，是一個國家社會制度結構綜合改革的產物，并非簡單的“國家資本主義”就能概括的。

　　第三，國家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國家擺脫危機的重要選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崛起之初，無一不是靠國家力量做后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過程中，每一次遇到重大經濟危機不能自拔時，也總是要依靠國家力量。兩次世界大戰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國家力量，試圖擺脫危機造成的惡果。戰后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出現的“繁榮時期”，無一不是依靠政府強力干預結果。此次金融危機，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采取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由此可見，“國家資本主義”并非發展中國家的特有現象，它同樣是發達資本主義擺脫危機的重要選擇。當美國模式和歐洲的德國、瑞典模式都難以成為擺脫危機的榜樣時，一定程度的“國家資本主義”與本國制度相結合，就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尋找新的“第三條道路”的新選擇。

　　總之，本文認為無論哪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都無非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一種調節模式而已。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越來越難以容納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僅僅局限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范圍內的調節空間已經變得越來越小，資本主義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也會日益頻繁，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局限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模式調整越來越難。

　　五、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歷史特征和未來走向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時間看，是一個歷史的體系;從空間上看，是一個世界的體系;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與空間擴張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處在不斷的演變過程之中。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出了不斷累積和激化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而且也暴露出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其深刻的矛盾。危機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或世界格局將如何演變，是本節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不平衡性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由性質不同的兩類關系構成的。第一類關系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即所謂的中心與外圍的關系或南北關系，這類關系是以控制與被控制、剝削與被剝削為特征的，其發展的趨勢是兩極分化。第二類關系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這類關系是以這些國家的競爭與合作為特征的，其發展趨勢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趨同與分化的循環交替。這兩種關系的不同性質及其發展規律，都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決定的。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為少數發達國家和大多數不發達國家，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在空間上依賴于勞動力、原料來源、投資場所和銷售市場的不斷擴張，這種擴張不外乎兩個途徑：在國內，資本通過侵入非資本主義經濟領域，把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和經濟過程置于資本的控制之下;在國外，資本通過武力和非武力的侵入和占領，把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生產要素和經濟過程置于發達國家資本的統治之下。資本主義制度在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的發展，必然在資本主義國家范圍內和資本主義世界范圍內造成兩種不同類型的兩極分化。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造成財富在少數資產階級一極積累和貧困在廣大無產階級一極積累：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造成少數發達國家(富國)和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窮國)的兩極分化。資本主義世界的分化現象不過是資本主義國內的分化現象在全球規模上的重演。那么，發達國家是如何控制和剝削不發達國家的呢?

　　或者說，中心國對外圍國進行榨取和剝削的機制和過程是什么呢?對這一問題，不少學者作過具體分析。例如，多斯桑托斯曾經把剩余榨取機制概括為以下幾種類型：(1)國際價格。由于世界市場的壟斷造成的不平等交換，使中心國通過國際價格吞占了不發達國家的成果。(2)服務：由于知識產權的壟斷，依附國生產的大量剩余通過服務費的形式(主要包括運費、保險費、技術服務費、商標和專利費)轉移到發達國家。(3)資本輸出。通過資本輸出和國際資本市場，中心國把全世界大部分勞動者置于國際資本的剝削之下，直接攫取外圍國家的剩余。(4)依附的積累機制：外債和國際“援助”，通過外債和所謂國際“援助”，使外圍國對中心國的依附不斷加深。[ 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薩米爾·阿明把塑造當代帝國主義統治和導致全球兩極分化的機制概括為5種壟斷，這5種壟斷是：(1)對新技術的壟斷;(2)對全球范圍上的金融流動的壟斷;(3)對地球自然資源的獲取的控制;(4)對通訊和媒體的手段的控制;(5)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控制。[ 薩米爾·阿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全球主義》，見羅納德?奇爾科特主編《批判的范式：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我國學者高峰把導致這種結果的主要機制作了如下概括：第一，這些國家的大量經濟剩余被發達國家的資本所占有，并通過利潤回流的形式轉移到發達國家，使發展經濟所需要的資本極度短缺。第二，出于鞏固自身支配地位的目的，外國資本通常與不發達國家原有的統治階級相勾結，維持某些前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例如封建的土地制度等)，這些舊的制度關系阻礙了資本主義工業所必需的國內市場的發展。第三，外國資本為加強對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控制，極力打壓當地的民族資本，阻礙當地民族經濟的發展。第四，在外國資本的控制和扶植下，不發達國家的有限資本更多地流向外貿、金融、不動產等非生產性部門，其利潤也大量進入外國資本家、官僚、買辦、地主等剝削階級的非生產性消費，進一步限制了生產性資本的積累。第五，為了使不平等的交換關系永久化，把不發達國家當作自己的工業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發達國家竭力鞏固不合理的國際分工，迫使不發達國家維持初級產品或低端工業品生產的畸形的產業結構。所有上述這些機制，在不發達國家處于殖民地附屬國地位時，其作用是十分顯著的;而在不發達國家取得民族獨立之后，它們也還在不同程度地起作用。由此可見，資本的本性和資本積累，不僅必然在國家范圍內造成兩極分化，產生富人與窮人的對立;同時也必然在世界范圍內造成兩極分化，形成富國與窮國的對立。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也根源于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正如列寧指出的，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這個規律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基礎上的。[ 《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頁。]資本作為一種特定的生產關系，包含著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關系和資本之間的競爭關系。剝削關系是競爭關系的基礎。資本主義經營既然以剝削雇傭勞動為手段和以追逐利潤為目的，資本與資本的關系本質上必然是競爭的。資本之間也存在著吸引、合作與聯合的一面，但這種合作與聯合只不過是為了在更大的范圍與更強的對手展開更有力的競爭。任何資本在市場上都力圖排斥其他資本，以保持自身在生產和銷售上的有利地位，占據更大的市場和獲取更多的利潤。在世界范圍內，資本的這種競爭關系就表現為各國資本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經濟、政治舞臺上的競爭。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力圖保持自身的優勢，后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則要奮力追趕，這就成為國家之間發展不平衡的根本動力。[ 高峰：《21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演變》，《政治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1期。]

　　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乃至爆發戰爭。一旦各國的經濟實力發生變化和此消彼長，原有的勢力范圍劃分與現有的經濟實力不相稱，重新瓜分勢力范圍的斗爭必然尖銳化，戰爭就成為這種爭奪的最后手段。列寧精辟的指出，“要測定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真正實力，除了戰爭以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辦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工業中的危機和政治中的戰爭以外，沒有別在辦法可以恢復經常遭到破壞的干均勢”。[ 《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如同資本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一樣，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也是聯合與競爭相互交織，但是，聯合并不能消除戰爭，“和平的聯盟準備著戰爭，同時它又是從戰爭中生長出來的，兩者互相制約，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系和相互關系這個同一基礎上，形成和平斗爭形式與非和平斗爭形式的彼此交替”，這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本質和規律。

　　(二)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主要特點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發展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隨著以信息化、全球化、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化為特征的資本主義新的發展階段的到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1.經濟全球化有了巨大發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空間上的擴張接近了極限。其主要原因和表現是：

　　第一，信息技術革命的深入發展和廣泛應用，賦予了資本和生產要素難以想象的流動性，從而使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找到了自己堅實的技術基礎。

　　其次，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新自由主義政策逐步占了上風，并推廣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廣泛實施，推動了使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迅猛擴張。

　　第三，隨著蘇聯東歐的劇變，這些國家社會主義制度被資本主義制度所代替，世界社會主義陣營隨之瓦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兩大陣營對立的世界體系不復存在，由此導致了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急劇擴張。

　　第四，在國際貿易加速發展的同時，跨國公司和生產的全球化突飛猛進，金融全球化有了重大突破，形成全球統一的金融市場和統一貨幣體系的趨勢。

　　在上述因素的推動下，8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急劇擴張，可以說是，深入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真正具有了全球的性質。

　　2.資本的全球化與勞動力市場分割并存，世界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商品和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跨國界的自由流動，從經濟學的理論看，勞動力的國際流動正像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一樣，有利于增加世界經濟的總產出，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社會的福利水平。但是，事實卻并非如此，在全球化的滾滾浪潮中，發達國家只是一意推行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卻樹起了重重障礙，對人口流動卻采取了比以往更加嚴密的限制政策，勞動力市場的全球化遠遠落后于商品和資本的全球化。因此，目前正在進行的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實際上是一種不對稱和不完全的全球化，即：貨物和資本市場傾向于全球自由流動，而勞動力市場卻被分割成許多板塊;一方面是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另一方面是不同政治社會的繼續存在;在民族國家，價值規律是三維的，包括了商品、資本和勞動三個市場，而在世界市場，價值規律卻是二維的，排斥了勞動力市場，[ 薩米爾?阿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全球主義》，見羅納德?H?奇爾科特主編：《批判的范式：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世界一體化的挑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在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勞動要素價格的均等化受到阻礙,同樣的勞動在不同國家的報酬水平產生了巨大差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即所謂的中心國的工資一般要遠遠高于落后國家所謂的外圍國。這樣,在高工資、高技術與高福利之間產生了一種相互促進的累積性效果,導致中心與外圍國的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同時造成了中心國的工人階級與外圍國的工人階級之間的利益矛盾。這就進一步印證了恩格斯關于工人貴族的說法：“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弄到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它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頁。]據經濟統計與指數數據庫顯示，以美元現價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看，1980年，美國為12249美元、英國9629美元、德國10759美元、法國12846美元、日本9171美元，而同期廣大亞非拉國家如越南只有513美元、坦桑尼亞315美元、蘇丹530美元、玻利維亞718美元，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非常明顯，大概為1萬美元;1990年，美國為23197美元、英國17782美元、德國19610美元、法國22017美元、日本24773美元，而越南為98美元、坦桑尼亞176美元、蘇丹94美元、玻利維亞747美元，兩組國家差距進一步拉大到約2萬美元;2000年，美國35251美元、英國25142美元、德國23220美元、法國22574美元、日本36800美元，越南401美元、坦桑尼亞284美元、蘇丹397美元、玻利維亞998美元，差距有增無減。[ The Economic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www.economywatch.com/economic-statistics/]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數據庫，以匯率法估算，2003年包括歐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為28053美元，而包括亞非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則只有276美元;2011年OECD國家人均國民收入上升到41224美元，低收入國家的這一數據僅為569美元，二者間的差距從2003年的27777美元擴大為2011年的40655美元;[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countries?display=default]據有關資料，目前在全球60億人口中，有30億人每天靠不足2美元生存，其中12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不足1美元。世界上1/5的人口生活在美、日、德、法、英及北歐那些高收入的發達國家，這些國家控制了86%的世界出口市場，68%的外國投資和74%的電話線，掌握著全世界97%的專利。而1/5的最貧困國家的人民，卻只占有每一項的1%。1/5的富有者和1/5的最貧困者，從人均國民收入上衡量，其收入之比在1980年是30：1;1990年：60：1;而到1997年則擴大到74：1。世界上最富的20個國家的平均收入是世界最窮的20個國家平均收入的37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貧富兩極分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既不可能實現國民的共同富裕，也不可能實現世界的共同富裕。

　　3.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加深，形成了一超多強的格局。

　　美國霸權地位的形成以及圍繞著霸權與反霸權而展開的斗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格局的一個突出特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實力大大增強，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出現了美國獨霸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雄稱霸”的格局。到戰爭結束的1945年，美國擁有世界財富的40%，到1984年，美國工業生產占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總額的53.4%，出口貿易占32.4%，黃金儲備占75.5%，并以美國為中心逐步建立起了對統一的資本主義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系。然而，盡管美國在二戰后的強大似乎是不可動搖的，但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仍在繼續發生作用。在黃金年代(1950—1973 年)，美國的GDP增長顯著落后于除英國外的所有主要發達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日本，它們的GDP年均增長率竟分別是美國的1.5 倍和2.4倍。至于人均GDP增長率，美國則慢于所有西歐國家和日本，僅相當于西歐國家人均GDP年增長率的63%。[ 安格斯·麥迪森：《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中譯本，第19、49、53頁。]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優勢已經削弱，日、德、法、意等國的經濟實力有了巨大增長，它們與美國在人均GDP絕對水平上的差距大大地縮小了，有些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甚至已經趕上美國。美國獨霸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一雄稱霸”的格局逐漸轉化為美、日和歐共體“三足鼎立”的“群雄并立”的格局。從三者的綜合國力看，它們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總產值的2/3，其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55%以上，每年海外直接投資總額占世界的80%以上，其在商業銀行數量、科技人才和技術專利等方面也均居世界首位。此外，三者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各類國際經濟組織中還擁有決定性的表決權。與此同時，以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等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力逐步增長，地位明顯提升。據有關國際組織計，2009年五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16%，貿易額占全球貿易額的13%。因此可以說，當今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是以美國、西歐和日本三足鼎立為主導并向多極化的趨勢發展。

　　但是，多極化并不意味著各個極的地位和力量是大體相當的。它們的經濟力量不僅有著差別，而且有的差別還很大，因此是很不平衡的，從而它們在世界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也不相同。在當今的世界經濟新格局中，西方發達國家仍然處于主導地位，而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其經濟實力要高出其它各極。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以后，在日本隊和西歐經濟持續低迷的同時，美國經濟在高科技和金融業勃勃發展的支撐下，出現了強勁增長，美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得以重新確立，暫時擺脫了20世紀70年代的衰落趨勢，在2005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2萬4,866多億，相當于整個歐盟的國民生產總值，在全球生產總值中所占的分額超過了四分之一。美國實實在在是當今世界無人可比的經濟巨人。面對著這樣的經濟形勢，特別蘇聯崩潰所形成的歷史性時機和美國隊超強的政治軍事，試圖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世界甚至是構建美利堅帝國的企圖一度又抬起頭來。然而，盡管美國一強獨大的地位暫時還難以動搖，但是，與戰后美國經濟的超強地位相比，其相對衰落的趨勢還是非常明顯的。美國盡管在世界經濟中仍具有最大的影響力，但卻又無法像過去那樣獨霸天下，主導整個世界經濟。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這種多極化下一超多強的局面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還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4.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腐朽與寄生性日前明顯。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經濟出現了金融化的趨勢，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漸行漸遠、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急劇膨脹的現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因此而發生了深刻的轉型，一種被稱作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經濟格局開始形成，其主要特點是：美國主要生產沒有實物支持的美元貨幣和金融產品，其它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則使用物質資源和勞動力生產可以用美元購買的各種各樣的物質產品;美國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從其它國家特別是亞洲地區購買大量消費品，亞洲國家則通過出口消費品積累了大量的外匯;亞洲國家把從貿易中積累的盈余用于用購買以美元計價的各種資產如股票、國債等有價證券，而美國則依靠世界各國提供的信貸形成虛假的需求，反過來拉動世界的消費和增長。

　　這一模式的核心是美元的霸權地位和美元扮演“世界貨幣”的角色，由此導致了這樣一個深刻的矛盾：一方面美元要靠增加自身的量來維持“流通手段”的職能——只有靠增發貨幣刺激泡沫來鞏固美國“最終消費者”的地位，才會有更大比例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以美元計價;而另一方面又要限制自身的量來維持“價值尺度”的職能——只有讓美元看起來仿佛是稀缺的、強勢的、不可替代的，才會使發展中國家以美元為儲備貨幣。[ 哈維對價值尺度與流通手段之間的矛盾進行了考察，參見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以美元霸權為基礎上的這種世界經濟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可以大肆舉債，透支消費，累積了規模巨大的貿易赤字，導致了美元的長期過度供給，另一方面推動了美國資產價格的大幅上漲和虛擬資本大幅膨脹，從而為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這種一種嚴重失衡的世界經濟體系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在這一體系中，美元只有經過國內市場才能增加其供給量，這必然會增加了本國的通脹風險和資產泡沫。面對通脹風險美國不得不通過調整利率來對貨幣供給進行控制，這又會隨時引發資產泡沫的收縮與膨脹，從而引發金融動蕩。更重要的是，從國際看，增加貨幣量否定了其自身作為“價值尺度”的穩定性，因而導致更多的交易避免采用美元計價，導致世界貨幣體系向多元化發展，或是經歷新的國家信用代替舊的國家信用的艱難過程，以另一種紙幣取代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 Ramaa Vasudevan對歷史上作為世界貨幣的主要貨幣的歷史進行了考察，參見Ramaa Vasudevan, 2008, “Finance, Imperialism, and the Hegemony of the Dollar”,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8.]

　　世界經濟體系的不穩定性還來自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現有世界經濟體系有利于金融掠奪而危及剩余價值的生產。在這一體系中，美元只有依靠對發展中國家生產的產品的購買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并不斷獲得增殖。但是，一方面美元貶值阻礙了發展中國家生產商品的競爭力，從而阻礙了價值實現，另一方面金融化的發展增加了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金融風險，從而周期性地抑制剩余價值生產的順利進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必須占領更大的美國進口市場才能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對于美國來說，必須通過美元的貶值以抵減債務并促進金融自由化才能實現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掠奪。這兩方面是根本矛盾的。

　　列寧曾經指出，進入帝國主義后，資本主義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 《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頁。]列寧的這一論斷，在當前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在當代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于金融化趨勢的不斷加深和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嚴重脫離，其腐朽性的寄生性無疑也大大地發展起來了。

　　(三)危機后世界格局的變化：美國的霸權是否在衰落

　　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是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中的重大事件，危機后當今世界格局正處于重大的歷史轉變期，這已經成為國內外學者的普遍共識。但是，這種轉變的方向是什么，人們的認識不盡一致，核心的問題是美國的霸權在危機后是否在走向衰落，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是否已經形成。

　　其實，美國是否在衰落的問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近幾十年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有關“美國是否衰落”的爭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以超群實力登上世界霸權的頂峰開始，到20世紀60年代末。由于這一時期，美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整體表現出巨大優勢，使得有關美國衰落的觀點鮮有出現;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70年代美國爆發美元危機、經濟危機、石油危機及其后較長期的經濟滯脹開始，到1987年保羅·肯尼迪出版《大國的興衰》一書預測美國和其他過往帝國一樣也會走向衰落為高點，這次論戰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及美國在這之后，借助于信息科技革命創造的長達106個月持續增長的“新經濟”而告終。第三階段，始于2001年美國遭受本土范圍內首次遇襲的“9·11”事件，其后美國經濟也開始出現疲軟現象，使得美國衰落的言論再次出現，但隨著美國單邊主義的盛行，對外發動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并取得勝利。在國內市場方面，格林斯潘采取的低利率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國房地產市場火爆，使得這樣的爭論被一定程度地掩蓋。第四階段，隨著2007年美國爆發 “次貸危機”，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失業問題、債務問題、兩極分化問題突出地暴露出來了，美國模式的神話破滅了，在這樣的條件下，關于美國是否在衰落的問題再次被提出了，并引起了更加熱烈的討論。

　　總的來看出，關于“美國是否衰落”問題的幾次大的爭論，相隔的時間越來越短，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大，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廣，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國是否衰落”的問題不是某些學者的主觀想象，而已經成為了一個嚴肅而現實的問題。

　　考察美國經濟是否在衰落有兩個角度，一個是縱向的，一個是橫向的。從歷史角度縱向比較美國各個歷史時期經濟指標的變化，很容易得出認為美國在衰落的結論;從橫向角度比較美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相對地位，則很容易得出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霸主的結論。這兩個方面是相互補充的，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演變的歷史趨勢， 這一趨勢并不會因為本次危機而根本改變。這次金融危機后的情況仍然如此。這里我們選擇兩個指標進行觀察。

　　一是經濟總量。圖1和圖2分別做出了1970-2011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規模以及產出比重的變動情況，從圖1可以看出，第一，美國的相對地位處于下降趨勢，從70年代占世界的3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第二，美國經濟相對于其它資本主義國家整體上增長是比較快的，其相對優勢一直比較明顯。美國相對地位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造成的。不過，2011年，美國實現經濟增長15.1萬億美元，占整個世界產出的比重為21.6%。排在第二位的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7.3萬億美元，尚不足美國經濟規模的一半。

　　表1從產出增長率損失和絕對產出水平損失兩個維度，分析了金融危機發生后幾個主要國家實際產出的損失情況。[ 具體的測算方法參見雷達、趙勇，《產出損失和政策效應分化下的G20合作》，《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1年第12期。]

　　從表1可以看出，對于本輪美國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產出損失，全面性和非對稱性是最為主要的兩個特征。一方面，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幾乎造成了所有國家產出增長的下降，無論用增長率損失還是用絕對產出損失來衡量，世界產出的損失都超過了4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在產出損失呈現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時，在不同國家之間，產出損失的非對稱特征反映的非常明顯。產出損失比較大的國家主要是愛爾蘭、新加坡等國家，產出損失比較小的主要是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日本和中國的產出損失處于中間位置。重點關注美國產出的相對損失情況，基于2005-2007年的經濟增長率，美國的產出增長率損失為3.88%，絕對產出損失也5.0%，產出損失只是處于中等情況，不但低于發達工業國的平均產出損失，也低于世界平均的產出損失。風險積累發生在發達國家，但損失由全部國家買單的特征表現的非常明顯。

　　二是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以下三個方面的情況反映了美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

　　(1)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貨幣體系是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所在。危機前后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地位變化也直接反映了美國全球金融地位的變化。作為此次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元的霸權地位對世界經濟的危害無疑被充分暴露出來了，受到了空前廣泛的批評。而危機爆發后美國多輪擴張性貨幣政策以及日益惡化的債務危機無疑也嚴重損害了美元的長期信用。從長期趨勢看，隨著美國經濟的歷史性衰落，美元霸權地位的歷史性衰落也是難以避免的。但是，毫無疑問，美國和美元的衰落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就短期來看，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遲遲未能緩解的背景下，美國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和美元作為全球核心儲備貨幣的地位非但沒有動搖反而得到加強。也就是說，盡管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仍然存在著種種缺陷，但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體系還為時尚早。當前全球外匯市場交易額各國貨幣的比例分布以及儲備貨幣幣種結構所反映的特征也基本如此(表2)。

　　從表2可以看出，美元的貨幣霸權地位無論從外匯交易額中的貨幣比重還是全球儲備貨幣中的貨幣份額來看，都有所體現。就外匯交易額而言，進入新世紀后，與美元有關的外匯交易占全部外匯交易的比重一直比較穩定，平均保持在85%以上，遠遠高于歐元和日元等其他貨幣的交易份額。而從儲備貨幣的幣種結構來看，美元的貨幣霸權地位也同樣顯著。進入新世紀后，雖然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從2001年的71.5%下降到了2010年的61.5%，但盡管如此，相對于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歐元和日元來講，優勢依然非常明顯。另外，如果考慮到日本經濟發展的活力不再以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歐洲經濟的影響的話，美元今后一段時間內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還有可能進一步得到增強。事實上，至少有兩個因素決定了美元在儲備貨幣中的地位短期內不會發生根本轉變。一是其他貨幣在當前全球儲備貨幣中的占比過低。2010年，美元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比重盡管有所降低，但是仍然達到61.5%。而排在第二位的歐元在儲備貨幣中的比值僅有26.2%，尚不足美元的一半。 二是美元在SDR一籃子貨幣中40%的比重也直接決定了美元資產在儲備貨幣中下滑的比例有限。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是歐元、日元還是人民幣在短期內都不能夠動搖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同時，還有一點需要提及的是，在當前發展中國家對外的債務構成中，美元也是最主要的貨幣。自上世紀90 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外債務中美元計價債務占比一直相對較高。在上世紀90年代初，發展中國家對外債務中，美元債務的比重僅在40%左右，而經過十幾年的時間，這一比例快速上升到了2003年的60%以上。金融危機發生后，發展中國家對外債務中美元比重有所下降，但下降比例有限，仍然維持在60%左右的水平上。

　　(2)美國的金融市場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中心地位。除去美元的霸權地位之外，美國經濟的增長離不開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繁榮。在一定意義上，在資本跨國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大大提高的背景下，正是不同國家金融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異構成了不同國家國際分工地位的基礎。金融發展水平最高的美國成為了全球的金融中心，而金融制度和環境相對穩定，金融市場發展水平處于中游的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則逐漸發展成為全世界的制造業中心。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的金融市場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但沖擊的程度并不是很大。美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并沒有根本改變。具體結果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在進入新世紀后，盡管美國的金融部門無論在整體規模還是收益層面，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相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優勢仍然非常明顯。同時，在2007年美國發生次債危機后，美國金融市場的相對規模以及收益率也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這樣的一種下滑體現的更多的仍然是一種趨勢性因素，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并不顯著。具體來說，在金融市場的規模方面，2004年，全球金融部門市值為6.0萬億美元，美國金融部門市值則為2.70萬億美元，占全球金融部門市值的高達45%。之后，在整個世界金融市場中的比重也呈逐漸下滑之勢。金融危機后，美國金融市場市值大幅降低，但在全球金融市場市值出現大幅縮水的情況下，在2010年，美國的金融市場市值占全球市場市值的比重達到26%，仍然大大領先于其他國家。在收益率方面，美國金融部門的收益率與其他國家相比依然存在較大的優勢。在2004-2010年期間，美國金融部門的收益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這一點，即便在金融危機期間也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

　　(3)美國經濟的雙循環特征。在美國產業增長的動力由制造業轉向金融服務業后，國際資本的雙向循環流動成為美國收益實現的現實載體。資本的雙向流動，一方面彌補了美國低儲蓄高消費的資金缺口，另一方面對美國國內充足的市場流動性提供了外在保證。因此，這種國際資本的流動趨勢是否可以維持，一直是美國貨幣當局擔心的主要問題。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實施了一系列包含利率調低、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在內的經濟刺激方案，在這樣的背景下，這種全球資本雙向流動的趨勢是否會發生改變，即美國是否會經歷資本的外逃是金融危機后國際分工格局是否會出現重大調整的初始信號。

　　在流向美國的大量資金中，投資收益是決定資本流向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多年來，美國市場被認為是“風險避難所”。美國在事實上起著國際資本流動的樞紐作用，即一方面吸收大量的國際資本，另一方面進行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股權投資。美國資本流入和流出額分別占全球總額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它的資本流入流出的變化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國際主要投資機構全球投資策略的調整。從圖3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發生后，伴隨著美國金融市場的動蕩，流入以及流出美國的資本規模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這里我們所討論的投資主要是證券投資。]但是相對而言，資本流動規模的下滑主要表現在美國對外的資本輸出上，流入美國的資本狀況變化不大。在危機發生初期的2008年，流入美國的資產數量甚至仍然延續了之前的上升趨勢。而在資本流出方面，雖然在2008年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股權投資的下滑比較嚴重，但伴隨著美國金融市場的趨于穩定以及世界經濟的不斷復蘇，到2011年，美國持有的國外資產規模已經基本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更為重要的是，雖然金融危機的發生影響了資本流入和流出美國的規模，但從資本流動的結構來看，金融危機的發生并沒有根本改變資本流動的風險結構和收益結構。從圖4可以看出，在流入美國的資本構成中，債券資本特別是以政府國債為主要載體的資本流動是最為主要的資本流動形式。在2002-2011年期間，債券投資占整個美國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在67%以上，金融危機發生后，在流入美國的資本規模沒有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債券投資所占的比重卻出現了增加，在最高的2009年，流入美國76.6%的資本都是債券投資，說明即便在美國金融危機時期，美元債券資產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資工具。相反的情形出現在美國對外的資本輸出結構中，從圖5可以看出，與流入美國的資本結構恰好相反，在美國對外資本輸出的過程中，股權投資是最為主要的形式。在2003-2011年期間，股權投資占美國對外證券投資輸出的比重一直在65%左右，雖然這一數值在金融危機后有所下滑，但是下滑幅度不大。因此，綜合圖4和圖5的情況，可以看出，流入美國的資本是風險和收益都相對較小的債券投資，而流出美國的資本是風險和收益都相對較高的股權投資。在這樣一種資本的雙向循環過程中，即便不考慮資本流動對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間接收益，單以資本收益率來看，美國也有超過10個百分點的資本收益。[ 數據來源于Gourinchas, P.-O. and H. Rey (2005). "From World Banker to World Venture Capitalist: US External Adjustment and the Exorbitant Privilege." NBER Working Paper No.11563.]

　　在金融危機后，雖然流入和流出美國的資本雖然在資本規模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但在資本流動結構不發生根本變化的前提下，資本的持續流動特征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并不會受到較大沖擊，國際資本的雙循環流動特征短期內難以發生根本改變，從而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短期內相對穩定性。這就意味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根本矛盾以及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刻根源也不可得到根本的消除。資本主義的長期衰落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長期衰落都是不可避免的。

　　(本課題受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國際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的歷史走向與我國的應對方略研究”資助。課題參加人員：張宇、邱海平、劉鳳義、朱安東、王生升、謝富勝、趙峰、趙勇、孫宗偉、沈尤佳、蔡萬煥、馮志軒、馬慎蕭、等參加了課題的討論和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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