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重新思考一九七、八O年代的陳映真

　　一

　　《陳映真全集》的編輯工作已經完成，全部二十叁卷將在2017年年底出齊。我把二十叁卷的排印稿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因此，可以初步談一下出版《陳映真全集》的意義。

　　在編輯之前，我和編輯團隊就編輯塬則相互溝通。大家都同意，《陳映真全集》應打破文類界限，完全採取編年形式，把所有的作品、文章、訪談等按寫作時間或發表時間加以排列，如此才能看出陳映真的整個創作與思考活動是多么與時代密切相關。反過來說，陳映真的每一篇作品或文章，也只有擺在時代背景及陳映真自己的寫作脈絡中才能比較精確的掌握其意義。任何有意扭曲陳映真的寫作意圖的人，也將在這一編年體全集中顯示出其不妥之處。我初步了解了陳映真全部作品的寫作篇目及某些著名小說、文章的寫時間及彼此的先后順序之后，更加確信，我們採取的編輯體例是完全正確的。

　　其次，在編輯過程中，我們發現，陳映真著作數量之大也超出我們的意料。一九八八年四、五月間，人間出版社分兩批出版十五卷《陳映真作品集》，其中收入陳映真的小說、文章、訪談等共一七九篇。同一時段(一九五九年五月至一九八八年五月)全集共搜集到叁O四篇，比《作品集》多出一二五篇。從一九八八年五月作品集出版，到二OO六年九月陳映真中風不再執筆，中間共十七年多，陳映真又寫了五一六篇，其數量遠遠超過一九八八年五月之前。這五一六篇，除了叁篇小說及少數幾篇散文外，都沒有編成集子出版。這個時期的陳映真，在臺灣發表文章愈來愈困難，文章散見于臺灣、大陸、香港各處，有些很不容易見到。可以說，只有在《全集》出版后，我們才能看到后期陳映真完整的面目。無視于《全集》的存在，研究陳映真無異是閉車造車。

　　全集總共收了八百二十篇，而其中小說只有叁十六篇，可以比較嚴格的歸類在「文學批評」項內的文章，按我估計，也不過七、八十篇，兩者相加，最多也不過一百多篇。陳映真當然是杰出的小說家，他的文學評論也有極其獨到的見解，他作為臺灣近六十年來最重要作家的地位是無可置疑的。然而，在這之外，他還寫了七百篇左右的文章(包括演講和訪談)。按現在一般的說法，這些文章有報導、影評、畫評、攝影評論、文化評論、社會評論，還有許多乾脆就是政論。那么，我們到底要把陳映真歸為什么「家」呢?顯然，「小說家」、「作家」這樣的名號，都把陳映真這個人限制在現代社會「職業」欄的某一欄內。我們必須放棄這種貼標籤的方式，才能看清陳映真一輩子寫作行為的特質，才能認識到陳映真這個「知識分子」對臺灣、對全中國、以至于對現今世界的獨特價值之所在。

　　陳映真自從「懂事」(高中即將進入大學階段)以來，就已確認，他一輩子可能永遠生活在「黑暗」之中。因為他對當時在臺灣被追捕、被槍殺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革命黨人充滿同情，對革命勝利后剛建立的新中國充滿憧憬;反過來，他認為美國是個「邪惡帝國」，而那個受「邪惡帝國」保護才得以殘存下來的、兼有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國民黨政權，不過是「腐臭的蟲豸」。臺灣「一切所恃以生活的，莫非巨大的組織性的欺罔。閉眼之后所見的極處，無不是腐臭和破敗。」(兩處引文均見于一九六六年左右所寫的小說〈某一個日午〉，全集卷2，72頁。)

　　青春期的陳映真對自己所生活的社會既有這樣的認定，再加上養父突然去世，家庭頓時陷入貧困，生活異常艱難，他怎么能夠不充滿悲觀、憤激與不平呢?這時候，自小就表現了「說話」天才的他，寫小說就成了最重要的救贖之道。對于《筆匯》的主編尉天驄適時的邀稿，陳映真后來在回顧時，曾表達他的感激：

　　“

　　感謝這偶然的機緣，讓他因創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偵探和恐怖的天羅地網中，思想、知識和情感上日增的激進化，使他年輕的心中充滿著激忿、焦慮和孤獨。但創作卻給他打開了一道充滿創造和審美的抒洩窗口。

　　(〈后街〉，卷14，154頁)

　　”

　　小說家陳映真就這樣誕生了。自以為落入歷史的黑暗與虛無中的陳映真，兼懷著憤懣(歷史對他太不公平了)與恐懼(怕被國民黨發現而被逮捕)的心情，只能藉著小說的幻異色彩來抒洩他生錯時代、生錯地方的忿怒與哀傷。從表面上看，陳映真早期小說和當時臺灣最具現代主義色彩的作品非常類似，因此一般都把他早期的小說列入臺灣最早的現代主義作品中，并提出「陳映真的現代主義時期」這一貎似合理的說法。我以前也是人云亦云的如此論述，我現在完全承認我的錯誤。但更重要的，我們要認清，在一九六O年代臺灣現代主義初發軔時期，陳映真根本就是個「怪胎」──一個臺灣地下革命黨人的「遺腹子」、一個對海峽對面的祖國懷著無窮夢想的青年，怎么會是一個「典型」的現代主義藝術家。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在六O年代已經既「左」又「統」，這是陳映真生命、藝術、思想、寫作的「塬點」，陳映真要用一輩子的時間，從這個「塬點」出發，去探索「此生此世」如何活著才有意義，如何才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就是陳映真所有思索與寫作行為的基礎。

　　從一九五九年五月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到一九六八年五月被捕，現在所能找到的陳映真作品共四十二篇(新發現的最重要的兩篇是：他和劉大任等友人合編的劇本《杜水龍》，以及他反駁葉珊的〈七月誌〉的未發表的手稿)，其中叁十二篇為小說，另十篇都是有關文藝、電影、劇場的隨筆。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純粹的藝術家時期的陳映真。但如果陳映真是一個「純藝術家」，他就不會在六五年十二月和六七年十一月先后發表〈現代主義底再開發〉(卷1)和〈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卷2)那種批判現代主義的文章。毋寧說，一九六O年代的陳映真，被天羅地網般的「動員戡亂時期叛亂條例」所捆綁，不得不作為一個小說家和藝術評論家而出現在世人面前。真正了解他的姚一葦 ，就天天為陳映真思想日趨激進而擔憂，即使想勸戒也不知如何說出口。

　　二

　　一九七五年七月，關押七年之久的陳映真終于因蔣介石去世而得以特赦提前出獄，又可以執筆了。由此開始，到二OO六年九月他因中風而不得中止寫作，又經過了叁十一年，比他入獄前創作時間(一九五九─一九六八)多出二十多年，但兩者在小說的產量上卻形成截然的對比：前九年多達叁十二篇，而后叁十一年卻只有十一篇(必須提到，十一篇中有四篇是非常長的，可以算中篇小說了。)這是什么一回事呢?

　　陳映真出獄的一九七O年代中期，臺灣社會的動盪局面已為有識者所熟知。一九六O年代末發生于美國的保釣運動影響擴及臺灣，臺灣知識界開始左傾，而且開始關心大陸的發展，民族主義的情懷逐漸從國民黨走向共產黨。其次，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終于取代「中華民國」，取得聯合國「中國」席位的代表權，「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已經不存在了。再其次，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成長，臺灣省籍的企業家及中產階級羽翼漸豐，他們不愿意再在政治上附從于國民黨，他們暗中支持黨外民主運動，企圖掌握臺灣政治的主導權。在這種情形下，國民黨再也不能以高壓的形勢鉗制言論，民間的發言空間愈來愈大。

　　陳映真出獄以后，當然了解臺灣社會正處于巨變前夕，他不甘于把內心深處向著共產黨的既統又左的想法永遠埋藏著，他要「發聲」，他要「介入」，他不愿意自己「只是」一名小說家。只要有機會，他對于什么問題都愿意發言。而當時的陳映真也的確「望重士林」，是主導七O年代文學主流的鄉土文學的領航人，又是坐過牢的最知名的左傾知識分子，各種媒體也都給了他許許多多的機會。于是，他成了文化評論家、社會評論家、政論家……等等，當然，也仍然保留了小說家及文學評論家這兩塊舊招牌。雖然是社會形勢給了他這樣的機會，但如果不是內心隱藏了一個深層的愿望，他大概也不會想成為什么「家」都是、什么「家」都不是的、那樣無以名之的「雜家」。

　　從陳映真如何詮釋「鄉土文學」，就可以看出他在出獄之后所有論述的主要意圖，他說：

　　“

　　鄉土文學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出了反對西方文化和文學支配性的影響;提出了文學的中國歸屬;提出文學的社會關懷，提出了在民族文學的基礎上促進團結的主張，事證歷歷，不容湮滅。(〈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卷3，      245─6頁)

　　”

　　陳映真在〈美國統治下的臺灣〉(卷7)中說，戰后由美國支配的臺灣，事實上已經「殖民地化」，文化上唯美國馬首是瞻，文學上以學習西方為尚。所以，鄉土文學要「反對西方文化與文學支配性的影響」。但是，在國、共對峙 、國民黨不得不依附美國以圖自存的情況下，這又如何可能呢?至于說「文學的中國歸屬」、「在民族文學的基礎上促進團結」這樣的話，在臺灣被從中國大陸硬生生的割裂開來的情況下，不就等于是一些空話嗎?然而，就是這些表面上看來難以實現的主張，國民黨也不能容忍。因為它戳破了國民黨假藉「中國」立場以發言的一切謊話，同時暗示了臺灣應該重新思考「如何復歸中國」的問題。

　　國民黨在一九七七、七八年間，發動它所能動員的一切媒體，圍剿陳映真領導下具有左翼色彩、具有強烈中國傾向的鄉土文學，并企圖逮捕陳映真等人。但終究迫于強大的輿論壓力，不敢實行，一場轟轟烈烈的「鄉土文學論戰」也就草草收尾。

　　國民黨的圍剿失敗了，但陳映真內心的意圖也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體會。我以自己作例子來說明問題的關鍵。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喪失中國代表權，消息立即傳遍臺灣。當晚我作了一個夢，夢見「共匪」登陸臺灣，滿山遍野都插著紅旗。半夜驚醒，心怦怦的跳。那時候我已經沒有「反共」情結，但長期的反共宣傳仍然在我內心積存了陰影，對將來共產黨如何統治臺灣深懷恐懼。這種情況在七O年代末仍然沒有改變。因此，陳映真所說的「文學上的中國歸屬」，這裡的「中國」意謂著什么呢?「在民族文學的基礎上促進團結」，是「兩岸團結」，還是臺灣內部各族群的團結?所以鄉土文學時期的陳映真表面上備受各方推崇，但真正的主張從未觸動臺灣的人心。

　　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使島內的矛盾急遽惡化。國民黨藉著此一事件，大肆逮捕黨外政治運動的領袖，而這些人都是本省人，由此激化了省籍矛盾。本省人長期以來對國民黨這一外省政權假藉全中國之名漠視本省人的政治權利，一直憤恨不平，「高雄事件」引發的大逮捕，只能解釋為國黨又將再一次鎮壓本省人的反抗(如叁十多年前的二二八事件 )。這種對國民黨極度不滿的心理，再進一步發酵，其后公開化的臺獨主張馬上能得到很多人的認同，其塬因即在于此。

　　所以，到了一九八O年代中期，鄉土文學真正的精神已經盪然無存了。對于正在形成的臺獨派來說，「鄉土」就是臺灣，是那個幾十年來備受國民黨踐踏的臺灣。你要爭辨說，那個「鄉土」是指百年來被西方帝國主義侵凌、侮辱的「鄉土中國」，你就要被責備為「不愛臺灣」的「統派」。至于陳映真所說的文學上的「中國歸屬」，對反對臺獨派的人來說，也只能指稱「中華民國」或「中國文化」，你不能說，「我指的是現實存在的中國」，那人家一定會進一步逼問你：「你是指中共嗎?」，這樣，你將可能成為「中華民國」的「叛亂犯」──誰敢再講下去!

　　一九八五年，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以報導、攝影的方式關懷臺灣社會內部的少數族群問題、環境保護問題等等。裡面當然會有一些專題涉及統、獨問題(如挖掘二二八事件或五O 年代白色恐怖的真相)，但一般社會大眾主要還是把陳映看作「充滿人道精神的左翼知識分子」，而不是一個追求國家再統一、民族再團結的「志士」。《人間》雜誌時期的陳映真，光環仍在，可惜焦點所照，實在距離他奮斗的目標太遠了。

　　叁

　　一九七五年陳映真出獄以后，臺灣經濟即將進入最繁榮的時期，陳映真供職于美國藥商公司，因此有機會接觸臺灣的跨國企業公司，并觀察到這些公司中、高級主管的生活。除了少數一、兩位最高階洋人之外，這些主管都是臺灣人。他們的英語非常流暢，辦事很有效率，深得洋主管的賞識。他們講話夾雜著中、英文，互稱英文名字，開著高級轎車、出入高級餐廳與大飯店、喝著昂貴的洋酒。總而言之，他們的生活非常洋化，享受著臺灣經濟在國際貿體系中所能得到的、最豐裕的物質生活，當然，其中最為人「稱羨」的是，他們可以輕易的在家庭之外供養著「情婦」。

　　當然，陳映真不只注意臺灣經濟中最尖端、最洋化的跨國公司高級主管的物質生活條件問題，對于經濟愈來愈繁榮的臺灣社會中一般人的消費問題，他也不可能不留心。七O年代初期臺灣經濟突然興旺的塬因之一是，大量越戰的美軍到臺灣度假、發了財的日本中產者藉著觀光的名義來臺灣「買春」，這種現象黃春明和王禎和的小說早就有所描寫。所以，在八二年七月陳映真就已發表了〈色情企業的政治經濟學基礎 〉(卷5)這樣重要的文章，討論資本主義經濟和色情行業的特殊關係。隨著臺灣社會消費傾向的日愈明顯，陳映真又注意到臺灣的青少年「孤獨、強烈地自我中心，對人和生活不關心，對人類、國家徹底冷漠，心靈空虛……奔向逸樂化、流行化和官能化的洪流中，浮沈而去，直至沒頂。」(〈新種族〉，卷8，375頁)

　　陳映真一九七O、八O年代所寫的八篇小說，除了最早的一篇〈賀大哥〉具有過渡性質外，其余，不論是《華盛頓大樓》系列的四篇，還是《白色恐怖 》系列的叁篇，全都跟資本主義的消費行為有關。我以前不能了解這兩個系列的內在聯繫，不知道陳映真為什么會突然想創作前一系列，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轉向后一系列。現在我終于想通了。

　　前一系列最長的一篇是〈萬商帝君〉。在這篇小說裡，作為美國跨國行銷公司在臺灣的最優秀的執行者，一個是本省籍青年劉福金，充滿了省籍情結，具有臺獨傾向;另一個是外省青年陳家齊，苦干務實，不太理會臺灣社會內部的裂痕。然而，他們都同時拜伏于美國式的企業，甘心把美國產品推向全世界，并認為這是人的生存的唯一價值。這篇小說其實暗示了：國民黨也罷、傾向臺獨的黨外也罷，都只是泡沫而已，主導臺灣社會的真正力量還是美國資本主義。如果不能戰勝這獨霸一切的、訴諸于人的消費及生理、心理欲望的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那么，一切理想都只能流于空想。

　　《白色恐怖 》系列叁篇小說初發表時，都分別感動了不少人，〈山路〉尤其轟動，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竟然得到《中國時報》的小說推薦獎!每一個喜愛這些小說的人，大概都會記得其中的一些「名句」，我印象最深的是《趙南棟》裡的這一句話：「這樣朗澈赴死的一代，會只是那冷淡的、長壽的歷史裡的，一個微末的波瀾嗎?」(卷9，311頁)但是，我一直想不通，那個一輩子自我犧牲的蔡千惠為什么會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因而喪失了再活下去的意志?尤其難以想像的是，宋大姊在獄中所產下的、給獄中等待死刑判決的女性囚犯帶來唯一歡樂的小芭樂(趙南棟)長大以后卻完全失去了靈魂，只是被發達的官能帶著過日子!難道需要這樣悲觀嗎?我還記得蔡千惠在致黃貞柏的遺書中這些痛切自責的懺悔：

　　“

　　如今，您的出獄，驚醒了我，被資本主義商品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我自己，突然因為您的出獄，而驚恐地回想那艱苦、卻充滿生命的森林。(卷6，259頁)

　　”

　　「馴化」、「飼養了的」、「家畜般的」，對千惠用了這么重的話，真是不可思議!

　　我現在覺得，陳映真無非是要讓蔡千惠這個人物來表現人性的脆弱。即使是在少女時代對革命充滿純情的蔡千惠、以致于她肯為她所仰慕的革命志士的家庭犧牲一輩子的幸福，但不知不覺中，在臺灣日愈繁榮的物質生活中，還是把久遠以前的革命熱情遺忘了，証據是，她根本不記得被關押在荒陬小島上已達叁十年以上的黃貞柏的存在。「五十年代心懷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臺灣……不惜以錦繡青春縱身飛躍，投入鍛造新中國的熊熊爐火的一代人」(〈后街〉，卷14，159頁)，在日益資本主義化的臺灣，不是被遺記，就是沒有人想要再提起。所以，與其說陳映真是在批評蔡千惠，不如說陳映真真正的目的是要痛斥：現在的臺灣人不過是被美國馴化的、飼養的類家畜般的存在，是趙南棟之亞流，雖然沒有淪為趙南棟的純生物性，其實距離趙南棟也不會太遠了。

　　《華盛頓大樓》系列和《白色恐怖 》系列的故事性質，表面差異極大，但其基本思考邏輯本身是一貫的：四十年來臺灣已被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消費方式豢養成了只顧享受的類家畜，已經喪失了民族的尊嚴，忘記了民族分裂的傷痛，當然更不會考慮到廣大第叁世界的人民掙扎在內戰與飢餓的邊緣。而且臺灣人為此還得意不已，以為這一切全是自己努力掙來的。

　　以前我討論這兩系列的小說時，使用盧卡奇的小說批評方法，因此看到的全是其中令人感到不滿足之處。半年多前讀到趙剛新完成的論文〈戰斗與導引：《夜行貨車》論〉，受到很大的啟發。我終于理解，不考慮陳映真對一九七、八O年代臺灣社會的全部觀察和感受，而只討論他的小說，仍然是一種形式主義──雖然我并未應用西方的形式批評方法，但我援用盧卡奇的方式過于機械化，最后還是掉入某種形式主義。這次在編集《陳映真全集》的過程中，終于發現，不管你想要研究陳映真的哪一個方面，都一定要整體性的了解陳映真，才不會產生以偏概全的弊病。

下篇：陳映真如何面對大陸的改革開放

　　一、陳映真與保釣左派

　　最難理解的陳映真是陳映真對大陸改革開放的態度，以及他對中國發展前途的看法。在這方面，人們都有強烈而鮮明的立場，并以自己的立場去詮釋或曲解陳映真，以便利用陳映真或譴責陳映真。至今為止，還沒有人全面整理陳映真自己在許多文章中所發表的議論，給后期陳映真梳理出一個完整的思想面貎。這一次在翻閱《陳映真全集》的過程中，我特別留意這方面的問題。現在我先說說我自己初步的看法，這些看法肯定還不成熟，但考慮到可以作為將來繼續討論的出發點，我也就不嫌其淺陋了。為了取信于讀者，以下的討論會大段引述陳映真的塬文。這種行文方式比較特殊，希望大家能理解。

　　前面已說過，早在一九五、六○之交，陳映真已對革命后所建立的新中國充滿憧憬，而且否定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續存在的合法性。四十年后，在建國五十週年之際，陳映真作了更清楚的表述：

　　中國共產黨領導并取得勝利的中國革命，是中國人民在古老的中華帝國崩潰、軍閥割據、帝國主義侵略、民族經濟破產的總危機中爆發出來的救亡圖強的巨大能量的一個結果。這個革命打倒了帝國主義、打倒了封建主義，消滅了官僚資本主義。沒有打倒這叁座大山，今天的中國會怎樣，看看印度就明白了……有人批評中共不應該選擇社會主義道路。但這是在百年國恥，被帝國主義豆剖瓜分的命運中崛起的中共，從國民黨手中接下殘破貧困的中國，奔向富強時必然的選擇。(重點本文作者所加，〈中國知識分子失去了人民的視野〉，卷18，113─4頁)

　　這是陳映真最基本的歷史認識，是他一生行為的基礎。為此，在一九九○年二月中國共產黨處境艱難的時候，他毅然決然的率領中國統一聯盟的主要盟員訪問北京，和江澤民見面;他參加建國五十年的慶典;在最后無以為生時，他選擇定居北京，擔任中國人民大學的客座教授。這是他一輩子信仰的歷史信念，不管你如何批評他，他始終不改其志。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解釋陳映真和海外文革左派的差異。海外左派從小接受反共、親美教育，釣魚臺的主權問題引發了他們內在強烈的民族情懷，把他們的眼光從臺灣的中華民國引向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時候大陸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理想主義激起了他們的熱情。陳映真這樣說他們：

　　然而，來自白色的港臺、在保釣運動前基本上對中國革命一無所知，甚或保持偏見的保釣左派留學生，卻在短短幾年保釣運動中辛勤而激動地補了大量的課，不少人經歷了觸及靈魂深處的轉變。他們從一個丟失祖國的人變成一個重新認識而且重新尋著了祖國的人。他們更換了全套關于人、關于人生、關于生活和歷史的價值和觀點。有不少人為此付出了工作、學位甚至家庭的代價，卻至今無悔。祖國的分斷使歷史脫臼，運動則使歷史初初癒合。(〈我在臺灣所體驗的文革〉，卷15，395─6頁)

　　雖然如此，海外左派還是缺乏陳映真的歷史認識，他們并未從中國現代史中深切了解中國為什么會走上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他們不知道新中國建國道路之艱難。所以，當他們懷著理想踏上大陸，大陸的「貧困與落后」首先就讓他們大失所望，一大批人因此幻滅。等到文革結束，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剩下的人又認為大陸已經「走資」了，從此也就拋開現實的中國，并且對兩岸的統一問題毫無興趣。

　　陳映真曾經談到一批海外文革左派回到臺灣以后，跟臺灣統左派之間的「不協調」關係，他說：

　　在「釣運」左翼中以社會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改變了自己和人生道路的人們，開始深刻地懷疑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共的社會主義道路，從而使塬本理所當然地以大陸社會主義統一臺灣、變革臺灣的思想陷于苦惱。他們開始思考臺灣的社會主義變革道路的另外可能的選擇。左翼統一論逐漸變成了左翼的統一躊躇派。

　　一九九二年以后，隨著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經濟綜合經濟迅勐發展，這些毛派人士眼見中共對臺政策逐步非革命化，及至九七年香港回歸，他們眼見了紳商階級主導的、妥協的民族統一模式，加深了毛派人士的失望……

　　而凡此，都促使毛派人士逐漸趨向于某種「一島社會主義」變革論。九○年代中，這些毛派朋友陸續回臺，首先找臺灣在地左翼統一派──主要是五○年代肅清中倖活下來的前政治犯和七○年代在地保釣左翼，即《夏潮》雜誌周圍的年輕世代──尋求同盟。但后者對于民族統一的近于「黨性」的堅持，使他們至今無法走到一起……(〈沒有「幽靈」，只有心中之鬼〉，2001，卷19，258─9頁)

　　這些海外毛派(即上文所說的海外保釣左派)從此以后只講「左」，絕口不提「統」，他們要求臺灣統左派「暫時」放棄統一運動，而專注于島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統左派當然不會同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至少到二○○○年民進黨執政之前)，他們在臺灣島內的「左」派光環其實遠遠超過統左派。我們當然不能把島內統一運動難以展開的責任歸之于這些毛派，但這些毛派對于統左派有時候甚至是從瞧不起上升到藐視的地步的，這一點我個人深有體會。

　　陳映真與許多海外保釣左派有交情，甚至對他們還有一些同情，但陳映真絕對堅持統一運動刻不容緩，這是毫無疑問的。他最長的一篇自傳性質的文章〈后街〉(1993)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從政治上論，他認為大陸與臺灣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國主義的侵奪，在韓戰(爭)后是美帝國主義干涉的結果。臺灣的左翼應該以克服帝國主義干預下的民族分斷，實現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統一為首要的顧念(重點本文作者所加)。對于大陸開放改革后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有越來越深切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民族內部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卷14，168頁)

　　克服帝國主義的干預，實現民族的和平統一是「首要」的，改革開放后大陸內部的問題是民族內部的矛盾，「臺灣的左翼」應該加以分辨。這一段話明顯是有針對性的，和前一段引文相比較，就可以看得出來。

　　主張先「左」而不「統」的臺灣左翼常以陳映真為同道，并引陳映真對大陸改革開放后一些令人不滿的現象的批評，以証明陳映真也認為大陸「走資」了，企圖混淆視聽。相反的，有些人又過度愛護陳映真，以為陳映真某些情緒之言不宜「編入」文集或全集中，就這更增加了人們對陳映真思想堅定性的懷疑。其實，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上面的分析與論辨絕對是必要的。

　　保釣左派除了受到文革時代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外，還接受了一九六○年代后半期在西方興起的「新左派」的一些想法。新左派，特別在法國，也受到毛主義的影響。我曾經略微讀過一些西方新左派的書，覺得那只能算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左派，事實上后來一些論新左派特質的著作也都這樣批評。新左派不久就「過時」了，被更為「激進」的法國「解構派」所取代。法國解構派對西方影響最大的人物就是福柯，到現在福柯還是非常的紅火。他的思想的主旨就是要把一切的「社會建構」解構掉，認為這一切都是后天人為形成的，目的是要壓制社會中的「異類」;或者說，是藉制造異類、壓制異類以形成「社會建構」。福柯的思想最能代表西方「激進」知識分子既不滿社會現實、又無力改變現實的困境。他們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批判」、「解構」，知識分子由此而得到滿足。解構派和新左派其實是一脈相承的，把它們的思想邏輯發展到最極端的就是福柯，福柯的聲名長期不墜，就可以看出西方激進知識分子精神之所在。

　　當年我所以很快就放棄新左派和解構派，是因為我發現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第叁世界的存在。沒有第叁世界視野的人，怎么可能是「左派」呢?陳映真和這些左派根本的差異就在于：他始終關注第叁世界。

　　早在一九八四年一月，陳映真就發表了〈中國文學和第叁世界文學的比較〉(卷7)，把當時臺灣盛行的鄉土文學擺在第叁世界文學的視野下加以論述。從這樣的視角談論臺灣的鄉土文學，在當時的臺灣，可謂絕無僅有。一九八叁年叁月，陳映真有關跨國企業的小說集《云》出版后，漁父寫了一篇書評〈憤怒的云〉，批評陳映真的小說是為「依賴理論」張目。因為漁父的主要目的是要批判「依賴理論」的錯誤，而為當時流行的、美國自由主義的發展理論辨護。這就給了陳映真一個機會，讓他能夠詳盡的批判自由主義的社會發展觀，同時也談論「依賴理論」的要旨。這篇文章，〈「鬼影子知識分子」和「轉向癥候群」──評漁父的發展理論〉(一九八四，卷7)非常的長，是陳映真一九八O年代有數的理論文章。「依賴理論」在臺灣從來沒有充分的介紹，理由很簡單，臺灣學界完全是自由主義的天下，任何超出自由主義的社會發展論述，都很難在臺灣立足，所以陳映真這一篇長文在當時很受矚目。

　　陳映真的第叁世界論，是和他對當代資本主義性質的認識，他對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這兩者緊密相連的。當我們了解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第叁世界發展道路的艱難之后，我們才能真切認識到社會主義中國在當今世界所應負起的責任、所應盡到的歷史使命。對這一切，陳映真都有非常清楚的論述，這才是「左」的陳映真的真面貎，很遺憾的是，至今還很少人認識到。

　　二、陳映真論資本主義

　　前面已經談到，一九八○年代陳映真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就是資本主義消費文化對于人的心靈的腐蝕作用。現在從理論層面再簡單談論一下。陳映真在中篇小說《萬商帝君》(1982)中，藉著劉福金這一人物，對資本主義消費文化作了清楚的剖析：

　　把企業的產品迅速、廣泛地普及于社會大眾，必須通過企業有計畫、有組織、有行動地「開發」人對商品的慾望──這就是劉福金花了四十多分鐘時間神采飛揚地說明的一個著重點，他的美腔美調的英語，似乎越來越流利起來了。他說：

　　「這就是所謂『創造慾望』，」劉福金用英語說……

　　劉福金以一種精巧陰謀的設計者那種快樂的聲調說，要使每一個消費者成為今日的國王。要動員一切資訊科學、心理學、行為科學和社會學……藉著現代大眾傳播的各種技術知識，去開發人的七情六慾。「要解放人們的慾望，通過設計良好的企業行動，去開發人對于商品的無窮嗜慾。」劉福金說，「挑起慾望，驅使他們採取滿足慾望的行動──購買我們的產品，而且要在滿足了一個慾望的同時，又引起一個新的慾望……」(卷5，341─2頁)

　　生產本來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上的基本需求，但資本主義的邏輯卻是：為了追求更大的利潤，可以藉著現代大眾傳播的技術，開發人的欲望，挑起人們的購買欲，創造人們的需要。這實際上是消費的「異化」、消費的「非人性化」，把人降低為「消費的動物」。而這種無限開發型的消費形態，同時又會耗去地球上不知多少資源，直至耗盡而后已，這不是人應該追求的生活。這是陳映真反對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由。

　　陳映真堅決反對當今資本主義體系的最重要理由是：資本主義是製造當今世界兩極分裂──富裕的資本主義世界和廣大、貧窮的第叁世界──的罪魁禍首。為了讓讀者對陳映真富有感情的論辯方式有一個深刻的印象，以下將引述陳映真論述亞洲國家的悲慘處境的一個長段：

　　整個亞洲之中，各民族各國有它們不同的歷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亞洲各族人民所面對的各種嚴重的問題，卻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國獨占資本和與之相結合的國內支配階級的掠奪所產生的貧困和不發展。從十九世紀的舊殖民地時代以降，貧困在古老的亞洲大地上一貫地再生產著。幾百年來，貧富差距、窮人的數量，在廣闊而古老的亞洲只有愈加惡化的傾向。

　　二次大戰后亞洲前殖民地的「獨立」，其中絕大部分并不真實。因為今日的亞洲「國家」，許許多多都是過去西方殖民主義直接的產物。如果亞洲不曾被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入過，亞洲人所建造的國家，肯定和今天的國家在性質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亞洲的貧困之再生產，基本上是這歷史上新舊殖民主義本身所再生產的。新舊殖民主義，對于亞洲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構造往往不是加以現代資本主義的改造，而是依據殖民主義的利益，時而和傳統的社會構造體相溫存，巧加利用;或時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廣泛存在于亞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時代大莊園制度和其他的落后而殘酷的生產關係，便是顯著的例子。

　　急于透過資本主義改造而追求發展的亞洲，由于殖民主義掠奪機制殘存，不但沒有創造出均質的、主動積極的工人和農民，反而從工人和農民的分離解體中產生更多的貧民。統治者利用亞洲復雜的文化、人種、宗教和語言的矛盾，使這些窮困的人民互相對立，互相敵視。窮人歧視窮人。窮人敵視窮人。亞洲新殖民主義的資本主義累積過程所大量產生的貧困，因貧困人民間的矛盾而掩蔽了貧困本身的劇烈痛苦。

　　許多亞洲自覺的政治經濟學家認識到：這亞洲貧困的再生產進程，同時也是富有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繁榮富裕的再生產進程。北方的先進國家固然也有貧富階級的分化，但透過霸權主義，新殖民主義從廣泛第叁世界吸收的財富，使先進國內部的階級矛盾鎮靜化和緩和化，是不爭的事實。(〈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1991，卷12，372─4頁)

　　陳映真的分析是有宏大的歷史視野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掠奪，如何從二戰前的舊殖民地時代過度到二戰后的新殖民時代;殖民地雖然表面獨立、但仍然深深依附在資本主義體制之下，即使再怎么努力，也無法獲得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真正獨立」。在亞洲之外，還有廣大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只要粗略讀一下阿明的《世界規模的積累──欠發達理論批判》和多斯桑托斯的《帝國主義與依附》，就可以看出，陳映真的分析是和他們若合符契的。再說到中東伊斯蘭世界。二戰之后，美國為了獨占中東的石油，蓄意製造了一個「以色列國家」，讓中東地區幾十年來戰禍不斷，讓美國可以從容自在的「神游」于其間。可以說，二戰后的世界，一直是由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所宰制的，只有蘇聯能夠稍加制橫。蘇聯垮臺之后，美國幾乎為所欲為，然后才在新世紀之初碰到一個可能的對手──正在崛起的中國。

　　陳映真把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和貧窮的第叁世界對立起來的世界史架構，是如何逐漸發展起來的，還有待我們仔細梳理。不過，可以肯定的說，如果陳映真青年時期沒有對社會主義中國革命的強烈感情，他就不可能有第叁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這一歷史視野。歸根到底，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經歷，以及毛澤東賦予這一革命經歷的理論詮釋，肯定是陳映真第叁世界論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批判的塬始出發點。我們必須記住這一點，才能了解，陳映真對中國在改革開放后是否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深切關懷。

　　一九九七年亞洲的金融危機讓陳映真進一步認識到當今資本主義體系難以克服的內部危機。二戰后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但到了一九七○年代，景氣明顯衰煺，于是出現了一種新形勢。陳映真說：

　　七○年代和八○年代的生產過剩，結束了世界資本主義在戰后二十年持續景氣而逐步走向衰煺。利潤率下降，迫使跨國公司增加新科技、新產品的投入，無如廣泛的生產者無力消費，世界市場積壓過多的產品，導致信用和政府支出的擴大。而為世界大資產階級高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又帶來環境生態的破壞，進一步擴大了危機，又進一步削弱了利潤率。于是過剩的資本從實物生產和貿易領域中向世界性金融投機市場流出，投向第叁產業和股票、貨幣、期貨等金融商品的買賣，使世界金融經濟部門快速膨脹(重點本文作者所加)。依照統計，世界金融工具買賣的總金額與實物生產及實物貿易總額之比，一九八叁年是十比一;到一九九五年，上升到六十與一之比，今天，每日在世界金融市場買賣循環的金額，高達一點叁萬億美元，是每天實物生產和貿易總額的八十倍!據估計，投入全球金融投機的資本，一九八○年是五萬億美元，一九九六年上升到叁十五萬億美元，至二○○○年還會上升到八十叁萬億美元。一個全球範圍的巨大泡沫經濟正在形成。(〈帝國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危機〉，1999，卷18，10─11頁)

　　然而，亞洲國家卻未能及時預見到這些危機，

　　為了維持和貪求向來的高度成長，這些亞洲國家有的沒有分析、沒有批判的全盤導入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洞開金融內戶;有的不切實際地和美元維持名實不符的固定匯率;有的從國外導入或借取高額、短期、高利息資金，在世界泡沫經濟浪潮下投入金融投機部門，終于引來國際金融寡頭殘酷的金融攻擊，幾乎使國家金融破產。(同上，11─12頁)

　　如果不是先進資本主義實物生產(製造業)的下降、金融投機的無限膨脹，就不可能有亞洲金融危機的暴發。亞洲國家過度迷信高速度成長、過度相信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才讓國際金融寡頭乘虛而入、席捲而去。其根源是在西方，而不在亞洲，而當時西方的輿論卻一再歸罪于亞洲國家先天體質的種種不良。很可惜二○○八年美國次貸危機導至全球金融大海嘯時，陳映真已經病倒，不然，他可能不知道要為自己的先見之明「額手稱慶」、還是要為金融投機的「愚行」感到悲哀的好?

　　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挺住了，而且立即宣布人民幣不貶值(日本剛好相反)，從而贏得亞洲國家的尊敬。全球金融大海嘯時，中國也挺住了，隨后成為世界各國請求協助的「金主」，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已經無需置疑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勞動者的勤勞和中國人處理全球經濟的智慧，但如果不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出現了大問題，中國經濟的上升勢頭也不致于這么「勐」。這些后見之明，足以証明陳映真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時，多么準確的看到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病根」。

　　我個人曾經在一九九○年代看到臺灣的炒股熱，幾乎所有的中產階都在玩股票，人人都說他今天又賺了多少錢，教師甚至在課堂上放置收音機，隨時收聽消息，一下課就開車衝向股票市場。大家都說，臺灣經濟形勢大好，股票天天漲!我心想，臺灣大概快完蛋了，天下哪有這種經濟「發展」模式。果然，臺灣經濟從那時起一直往下滑，直到今天尚未看到前景。陳映真這篇文章發表在臺灣勞動黨的內部刊物，幾乎不為人知，我這次在翻閱《陳映真全集》二校稿時才發現，一讀之下，真是嘆服不已。

　　綜上所述，陳映真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是全面性的。他體會到，資本主義為了賺取最大的利潤，不斷開發人的欲望，終將把人降為「消費的動物」;他批判富裕的資本主義國家讓廣大的第叁世界人民越來越貧困，讓他們難以溫飽，毫無尊嚴;他認識到資本主義終將因生產過剩，利潤率下降，從而靠著強大的金融資本在世界各地進行金融投機，從中套取巨額利潤。

　　這樣的體制如果任其發展下去，終將導至全球經濟總崩潰，世界各國或者閉關自守，紛紛筑起貿易壁壘;強者也許還會四處刼掠，回到「戰國」時代。幸好中國在這個時候已經完全站穩腳步，可以挽救世界經濟的危局了。

　　叁、陳映真論改革開放前十年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論、第叁世界論、以及資本主義性質論，這叁者是相互鈎連，缺一不可的。然而，這樣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卻在改革開放后普遍被忽視、被淡忘了。更有甚者，當代中國史也被分成兩個階段：

　　普遍流行的看法，總是把大陸當代史一分為二，即建國到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前看作一個階段，一九七九年到現在是另一個階段，而一般地否定或負面評價第一個階段，肯定或正面評價后一階段。

　　這種看法是一般論，有偏見，不見得公平。(〈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卷18，113頁)

　　陳映真對改革開放的大方向基本上是贊同的，他所不滿的是，改革開放后大陸知識界的視野變得既狹窄、而又自我中心。他最為不滿的是，他們對建國前叁十年歷史的否定。對此，他一再慨乎言之。就在寫作上述文字的那一年(一九九九)元旦，有媒體以〈新年叁愿〉向他邀稿，他在其中說：

　　因此，新年第二個祝愿，是祈愿大陸在開放和發展時，不妄自菲薄中國革命和建國前叁十年的巨大成就，并科學地總結清理其負債和遺產，尋求以人的自由與發展、環境的永續與完整以及中國的主體性為終極關懷的發展思想與實踐。(〈新年叁愿〉，卷17，262頁)

　　否定了前叁十年，當然也就否定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接著就出現「告別革命」論，這完全不足為奇。

　　認為中國當代史從改革開放才走上正軌，大陸經濟發展的一切成就都要歸功于改革開放，這種看法可謂極其膚淺。陳映真在〈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一九九一)一文裡，對大陸在一九七九年之前的經濟成就，作了相當詳細的描述，最后他說：

　　這些快速累積和生活改善，尤其在帝國主義重兵包圍與市場隔絕中，在獨立自由條件下取得的成長，毫無疑問，是在一個對廣泛翻身貧民有高度道德威信(至少在一九七六年以前)的黨、魅力領袖、和社會主義理想的條件下以「動員性的集體主義」，以赤裸裸的人海勞動所完成，在廣泛第叁世界發展道路的絕望性背景下，自有悲壯、宏偉的評價，是不容抹殺的。(卷12，382頁)

　　如果沒有這叁十年所奠定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進行改革的條件。把歷史一切為二，從負面迅速掉轉過頭，立刻循著正面往前衝刺，在短短幾年內就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竟然有那么多人會相信這種「奇跡」式的歷史發展觀，真是令人嘖嘖稱奇。

　　最近和一位大陸朋友聊天，他說，在前叁十年，我們天天被教育說：佔世界叁分之二的廣大第叁世界貧窮人民，正等待我們去拯救;改革開放以后才發現，真正需要拯救的是我們自己。我的朋友是黨員，非常愛國愛黨，但竟然連他都這樣講，大大的出乎我的意外。在一九八○年代初，如果和美國相比，中國當然還非常「貧窮落后」，但如果和亞、非、拉世界比，那就好太多了。像我朋友那么極其簡單的、缺乏歷史視野的認知方式，其實就是那種「前叁十年否定論」的基礎。

　　〈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是陳映真全面檢討改革放的、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經常被兩岸的各種「左派」加以引用，藉以暗示陳映真其實是「反對」改革開放的。因為這篇文章比較長，對渉及的問題都有詳盡的討論，比較容易在閱讀中迷失了文章的主脈，因此，作為對照，我想引述另一篇短文〈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一九九九)來釐清問題──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的縮小版。

　　這篇文章是為慶賀建國五十周年而寫的，在談及改革開放時，陳映真這樣說：

　　一九七九年以后巨大的發展，十分振奮人心。我個人年復一年看見大陸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尤為激動。從發展社會的觀點看，中國在七九年后的躍升，看來尚未有理論上的解說。但我深知這么大、人口眾多、底子單薄的中國的崛起，是十分不容易的奇蹟。中國人民力爭復興、獨立和富強的歷史悲愿，沒有比現在更貼近其實現的目標。(卷18，116─7頁)

　　這哪裡是否定改革開放?接著他又說：

　　當然，這快速、巨大的發展，就像一切國家的經濟發展一樣，可能內包著復雜的問題。但我只舉兩個隱憂……(同上，117頁)

　　這兩個隱憂，一個是工、農階級的利益受到忽視，另一個是知識界自我精英意識相對高漲。這兩個問題在〈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中都有詳盡的論述。

　　在這裡，我想先著重地談第二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中有這樣一個長段：

　　八○年以后，大陸越來越多的人到美國、歐洲和日本留學;越來越多的大陸智識分子組織到各種國際性「基金會」和「人員交流計畫」，以高額之匯率差距，西方正以低廉的費用，吸引大量的大陸智識分子，進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腦。和六○年代、七○年代以來的臺灣一樣，大陸智識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買辦精英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對西方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卻滿心嚮往和推崇;對資本主義發展前的和新的殖民主義，對第叁世界進行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支配的事，斥為共產主義政治宣傳;對一九四九年中國革命以來的一切全盤否定，甚至對自己民族四千年來的文化一概給予負面的評價。在他們的思維中，完全缺乏在「發展─落后」問題上的全球的觀點。對于他們而言，中國大陸的「落后」，緣于民族的素質，緣于中國文化的這樣和那樣的缺陷，當然尤其緣于共產黨的專制、獨裁和「鎖國政策」。一樣是中國人，臺灣、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艷羨的高度成長，而中國大陸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這種邏輯的證明。(卷12，375─6頁)

　　即使到了現在，仍然有很多人認為，一九八○年代是大陸知識界的「黃金時代」，至今令人懷念，查建英主編、二○○六年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叁聯書店)就是最好的証明。八○年代被視為思想解放的年代，是第二個五四，知識分子終于掙脫了各種教條的束縛，思想空前活躍，人人活在幸福之中。

　　對我們臺灣統左派而言，大陸八○年代知識界所形成的思想氛圍，讓我們在八、九○年代之交進入大陸時，常常感到極為痛苦。前述引文提到的、把臺灣和大陸加以對比的「論述」，我也遇到好多次。大陸知識分子的邏輯很簡單：臺灣經濟比大陸好太多了，可見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行，國民黨比共產黨好。當你企圖說明臺灣經濟為什么是這樣發展、問題在哪裡，大陸塬本的體質如何，現在已經很不簡單，將來……你話還沒說完，大陸知識分子已經完全失去興趣，轉而談其他問題去了。

　　最讓我們瞠目結舌的，是對中國文化的徹底否定。陳映真在同一文章中這樣說：

　　在錄像影集《河殤》中，甚至嗟怨中國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國沒有在鄭和的航海事業上發展成從貿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奪南洋民族走向帝國主義!而這樣的世界觀，竟而曾經一時成為中共官方的世界觀，令人震驚。(同上，379─80頁)

　　《河殤》的大陸文明與海洋文明的對比論，不久就為臺獨派所引用。他們說，臺灣一直屬于海洋型文明，和「中國」落后的、體質不良的大陸型文明毫無關係。河殤派和臺獨派就這樣遙相唿應，令人為之氣結。

　　構成八○年代大陸知識界主體的主要是，正在(或尚未)脫離困境的文革知青，外加一部分長期受苦的右派，我們雖然對他們非常同情，但對于他們那種完全缺乏歷史視野、無比激情然而又十分簡單化的黑、白二分法，卻只能在內心裡嘆息。我們在大陸所感受到的孤獨感，完全不下于在臺灣的時候。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裡阿城和張賢亮對于陳映真的恥笑──一個遠遠落后于時代的左派「怪物」，這樣的批評我們都曾經遭遇過。

　　在這裡我不能不提一下，我的朋友趙稀方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今天我們為什么紀念陳映真?〉論文的主旨是，當年大陸知識界所以不了解陳映真，是因為陳映真生長的臺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后又淪為類似美國的殖民地，他強烈的反殖民傾向使他的思想特別敏銳，而八○年代的知識界卻沒有殖民地經驗，因此他們一時無法理解陳映真。這一篇文章相當受到矚目，因此我不得在這裡提出不同的看法。實際上，兩岸真正的差異并不殖民地經驗，而是資本主義經驗。我另一位朋友朱雙一，在我之前，已經對此提出異議，他說，「當代臺灣經歷了比較全面、快速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在大陸，除了局部地區外，資本主義從沒有真正、全面地發展過。」這才是關鍵。(見朱雙一今年十一月五日在臺北舉辦的「陳映真思想研討會」所表的論文〈中國問題」中的「臺灣問題」之外因和內因──也談「今天我們為什么要紀念陳映真」〉。改革開放之初，許多人看到美國的富裕、臺灣的繁榮，一時目眩神迷，完全倒向了美國和資本主義，他們在大陸所受到的社會主義教育，一夕之間蕩然無存。真正的關鍵是：他們迅速認同資本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尋找一個失去視野」!是哪一個視野?陳映真在另一篇文章的題目中給出了答案：「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

　　趙稀方的論述方式會產生一種誤導作用：因為大陸知識界沒有殖民經驗，所以他們一時不能理解陳映真是情有可塬的。實情決非如此。陳映真在〈中國知識界失去了人民的視野〉中說：

　　知識界的思想意識形態也發生巨大變化。過去「臭老九」論固然不對，今天知識界的自我精英意識看來相對高漲，談自己的「體系」，談自己的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拋向廣泛直接生產者的處境與命運者少。如前文所說，中國知識界忽然失去了人民的、馬克思主義(更遑論社會主義)的視野。(卷18，117頁)

　　這才是真相所在。因為這種世界觀還普遍存在于現今的大陸的知識界，所以必須鄭重予以指出。

　　在這種世界觀下，改革開放初期工、農階級的利益受到忽視、第叁世界廣泛存在的貧窮問題受到漠視，當然就不足為奇了。二戰前后全世界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是現代世界史的大事，但在大陸知識界的視野中，這一切卻仿如不曾存在過。如果說文革是「極左」，那么，八○年代大陸知識界的主流可以說是「極右」，后者是前者的反動，只有這樣解釋，才能讓臺灣統左派稍感「釋然」。

　　最后，還必須提到〈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發表的時機。一九八九年之后，全世界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想要困死中國，何新是少數敢為中共講話的人，臺灣統左派都讀過他的文章。在一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以顯著而巨大的版面」刊登何新的〈世界經濟形式與中國經濟問題〉，當然立刻引起陳映真的注意，不久就寫了回應，即〈尋找一個失去的視野〉。陳映真在文中說：

　　總地說來，何新關于世界經濟形勢的看法，基本上沒有超出戰后以第叁世界為中心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激進派的世界政治經濟理論的範圍。但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由西化派、買辦化「智囊」統治了十年后的中國，以官方立場和地位出現何新的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重點本文作者所加)

　　何新也以相當大的篇幅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蘇東坡」風潮之后，當全世界資產階級媒體齊聲謳歌「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勝利」的時候，何新的發言是引人興味的。(卷12，380頁)

　　陳映真顯然「嗅出」了何新文章的政治性──在趙紫陽體制之后，中共似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有意轉換思路。陳映真在這一時機發表這一篇長文，實際上是藉批判過去，以期望于未來。把這篇文章看作是陳映真對改革開放的總批判，只能說是某些「左派」的別有用心之論，何新后來所出的兩本書《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一九九一，四川人民)、《為中國聲辯》(一九九六，山東友誼)都收入了陳映真的文章，這也証明，這篇文章一點也不犯忌諱。

　　四、陳映真的最后見解

　　二○○○年十月，陳映真到北京參加「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研討會，那時候中國已經通過「世界貿易組識」(WTO)的入會談判，即將于次年正式入會。面對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所形成的難以挑戰世界秩序，中國是否能保持經濟與文化的自主性，是當時陳映真最為關心的問題。因此，陳映真所提交的論文，〈經濟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憂心。

　　這篇論文所談論的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特質，以及改革開放后大陸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和本文前兩節所分析的陳映真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陳映真在此文中所特別著重的叁個方面，也許正是他為中國憂心之所在。第一，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獨占了高新科技，霸強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上的超強地位難以挑戰(卷19，126頁)。第二，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化，挾兇勐的資本、技術、商品、廣告行銷，向全世界氾濫，沖刷各國、各民族百千年累積的傳統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同上，127頁)。

　　最重要的是第叁點。二次大戰后，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他的《戰后國際關係塬則》中提出一套美國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的戰略。蘇聯解體后，美國把這一戰略修訂加工，拿來對付中國。陳映真從網站上翻譯了中央情報局《行事手冊》中針對中國的文化戰略。這一段文字看了真是讓人膽跳心驚，大陸至今還對美國抱有「天真」想法的知識分子應該好好讀一下。陳映真因此唿吁，中國應提防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戰略攻擊，應該「堅決悍衛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建設起來的積極、進步的東西，宏揚中國文化中比較建康的部分，採取必要的步驟，抵御和防犯敵人惡毐的攻擊(同上，132-5頁)。」

　　然而，在二○○○年如此憂心忡忡的陳映真，五年之后卻有意想不到的大變化。二○○四年西方著名的新左派刊物《Monthly Review》發表了兩位作者合寫的一篇長文〈中國與社會主義〉，臺灣左翼的網路刊物《批判與再造》立即翻譯連載，并邀請多位學者加以評論，陳映真應邀寫了一篇〈「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讀《中國與社會主義》〉，刊載在二○○五年六月《批判與再造》第二十期上。《中國與社會主義》這一長文，對中國的開放改革持負面評價，從其《序言》就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的經濟經驗至今依然對困難重重的社會主義建設有足多可供借鑒之處。然而，當前的經驗大體上是反面教材。說來可悲，中國政府的「市場改革」規劃本來聲稱要恢復社會主義的生機活力，結果卻造成國家越來越墜向資本主義道路，也日益深受外國的支配，對國內與國際都造成了龐大的社會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許多進步份子(包括許多仍支持社會主義的人)依舊為中國的經濟政策辯護，并鼓勵其他國家採納類似的政策。(《《中國與社會主義》及評論》第1頁，批判與再造社，2006)

　　《社會主義與中國》的兩位作者認為，改革開放使中國「越來越墜向資本主義道路，也日益深受外國的支配」，這種完全負面的評價，反而刺激了陳映真，讓他在讀完之后，有一些「出乎自意外的感想」(卷22，213頁)。所謂「出乎意外」，其實就是和兩位作者相反，完全肯定改革開放的價值，五年前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的自主防御〉一文中所表現的憂心一掃而空。

　　陳映真一開始就把文章所要討論的兩個重點提了出來：

　　讀了《中國與社會主義》，一方面感到中國關心的知識分子應該自覺地超越官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擴大世界發展社會學的視野，另一方面也要從中國人民尋求自我解放歷史，和當前美日新保守主義極端敵視中國發展，中國和日美軍事同盟對峙甚至交戰的可能態勢，去看待問題。(卷22，215─6頁)

　　文章的前半從「世界發展社會學」的視野，論說近代四波資本主義工業化。第一波英國，第二波美、法、德，第叁波俄、日，第四波中國。在前叁波的對比下，中國的「大面積、大體積」的「類資本主義」工業化完全沒有「以殖民掠奪、不正義貿易秩序進行積累」，而是「清醒而有塬則地援引外資」，并「以正常的國際貿易輸入石油、礦物、農畜產品，輸出輕工業品，甚到在第叁世界投資，逐漸成了推動世界經濟的富有潛力的增長點與火車頭。」(同上，219頁)中國近叁十年的改革開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當然，這種快速的「類資本主義發展」必然有其社會后果：階級分化;地區經濟格差、強力滋生的資產階級思維、價值和生活方式;蛀蝕官僚體係的貪腐痼疾……如此等等。但陳映真很高興的發現了中國共產黨在克服這些問題上的種種努力：

　　擁有九億農民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也形成了復雜、難解、甚至是慘痛的「叁農問題」。近年來中國府推行了多項針對「叁農問題」的改革政策，包括取消農業稅、加大國家預算對農業的投入、鄉鎮機構調整、農民工權益保護等等，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如此堅決推動諸多大手筆的改革措施，是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史中不曾有過的事情，有限度地說明黨和國家的干預在解決「類資本主義發展」中社會正義和福利問題上的可能性。(同上，222─3頁)

　　我個人第一知道共產黨所推出的解決叁農問題的具體方法時，真是吃了一驚，沒想到力度會那么大。很可惜接著推行大力肅貪、大力提升工、農大眾的收入時，陳映真已經病倒，無法得知了。不過，陳映真至少由此了解，他最為擔心的改革開放后大陸內部的階級分化問題，到了適當的時機，共產黨顯然有解決的決心與魄力。

　　陳映真文章更重要的論點放在第二個方面，即美、日對日漸強大的中國的極端敵視。這是因為：

　　中國正清醒明智地利用她勐爆性的產業化經濟發展，將不斷巨大化的綜合國力，翻轉成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外交、經濟和文化力量……(同上，223頁)

　　中國逐漸在歐洲、中南美洲──甚至在非洲和東南亞各國結成交易伙伴和戰略伙伴關係。其結果就是：中國隱約中推動了一個多樣的、以和平與發展為核心價值的新世界秩序，足以對抗美國單極獨霸的政治經濟秩序。接著，陳映真就說：

　　這一切發展與成就離開中國「開放改革」的獨立自主的類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發展所增大的生產力，是難以想像的。(同上，223頁)

　　陳映真終于在當今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發現了改革開放最重要的價值之所在。

　　陳映真所以會有這種強烈的感受，和蘇聯解體前后，獨霸世界的美國所進行的一連串侵略戰爭有關。從科索沃到阿富汗，再到伊拉克，美國無不以無人飛機和最先進的武器，對弱小國家進行殘酷的攻擊，完全無視于無辜平民的大量傷亡。陳映真還看到美國無處不在的金融投機，讓亞洲幾十年的發展幾乎毀于一旦;然后再假惺惺的透過世界銀行的貸款，企圖掌控亞洲國家的經濟命脈。再沒比這更惡劣的、軍事侵略與金融掠奪同時併行的單極霸權了。現在他突然發現，日漸強大的中國，竟然可能和第二世界和第叁世界的許多國家合作，建立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核心價值的新秩序，他怎能不為之欣喜不已呢?對此，陳映真作出了理論性的總結：

　　如果中國的工業化逐漸顯示對世界外交、經濟、政治的舊有秩序的挑戰，也許提醒人們不能習于來自右派和左派對中國發展的，不免受到意識形態左右的過低評價。對中國發展的批評和低度評價由來已久，但至今十幾二十年來這些批判與負面預測，沒有一條成真。科學、富有創見的評估和認識中國的工業化之發展社會學的意義，成為急迫的理論課題了。(重點本文作所加，同上，226頁)

　　陳映真更為關切的是美國和日本在中國周邊的行動：

　　二十世紀末蘇聯瓦解后，二○○一年美國和日本的極右保守派執政，美國把塬先瞄準蘇聯的核武器改而瞄準新中國。美國悍然違反叁個公報，公然恢復美臺高階軍事商談和討論關于「防衛」臺灣時的軍事補給政策。美國在東亞擴充軍事人員的配備，重新布置美國在日軍事基地，更重要的是，美國大力推動大膽的日本再武裝計畫。

　　二○○一年四月美國間諜飛機悍然在中國領海挑釁，造成中國一架飛機和一位機員的毀殤，雙方一時劍拔弩張，至九一一事件后才緩和。(同上，226─7頁)

　　陳映真如果知道美國后來「重返亞洲」的一連串行動，當會更加氣憤不已。陳映真讀了美國日本研究所主任查默爾.詹森(他一直反對美國的軍國主義)的一篇論文，不免憂心忡忡的寫下這一段話：

　　中國的經濟發展──我不想套用「中國的崛起」的說法，在美國極端右翼保守勢力當朝下，能否和平地容納中國的和平、低調的發展，是個很大的疑問。如果不能，像美國這空前巨大、傲慢、貪婪的戰爭機器，會不會為中國和世界帶來戰禍，查默爾.詹森教授是悲觀的。(同上，228頁)

　　在這篇文章的最后，陳映真極為少見的向全中國的左派(包括臺灣)作了公開的唿吁：

　　在這樣的態勢下，中國左派要怎樣正確的看待祖國的「類資本主義」及其發展，除了了人云亦云，是不是有可能尋求科學的、獨自的理論上的探索?

　　馬克思曾對波蘭和愛爾蘭的同志們說，共產主義者應該義無反顧地先投身于重建飽受到列強分解侵凌的祖國的強盛統一，則無產階級才能在一個統一強大的祖國社會中成長為一個強而有力的階級，為自己的解放斗爭。臺灣的左派又怎能將強權下民族分裂，追求祖國的強大與統一的問題束諸高閣，視如無睹?……

　　貝特霍爾德(按，前民主德國駐華大使)說，中國當前的道路不免引來惡意和善意的批評，「但看來建設社會主義沒有現成的答案。也許有些政策在日后看來是錯誤的──而有些是正確的，但中國人民卻不能因為擔心犯錯而裹足不前……」

　　歷史正召喚著全中國的左派，從自己自求解放的偉大歷史中反思，看清眼下的道路，總結經驗，探索一條被壓迫民族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的理論體系。(同上，228─9頁)

　　以前的陳映真還擔心改革開放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現在他已經不再有所顧慮了，做總比不做好，實際上是他對改革開放越來越有信心了。認為陳映真始終對改革開放存在重大疑慮，時時想要加以「引述」的各種左派，至此可以無言了罷!──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全力批判他，這樣，你就和他斷絕了關係。

　　陳映真這篇文章很少人知道，我從來沒有聽人談論過，人間出版社二○一六年出版賀照田的《當社會主義遭遭危機》時，我認為他所談的主要是過去的事，現在情勢已經大有轉變。因為我看到美國重返亞洲以后，美、日急于結成新的軍事同盟，我理解他們的焦慮。我又看到亞投行和一帶一路計劃的提出，及付之實現，終于領悟到，中國終于可以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藍圖了。于是我寫了一篇序言，〈是社會主義的危機?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對這篇文章比較滿意，朋友中也有多人表示贊許。今年叁月我到廈門參加一場陳映真研討會，在馬雪提交的論文中看到她引述陳映真這篇文章。回臺北后，我立刻將文章找出來讀。可以說，我苦思多年才得到的看法，陳映真早在十一年前就表述得很清楚了。這篇文章發表一年叁個月之后，陳映真就病倒了，所以可視為陳映真一生思考中國發展前途及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的最后定論，必須濃墨重彩加以表彰。

　　從二○○○年到二○○五年，短短的五年之內，陳映真對改革開放的態度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變化呢?從〈「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的內文中就可以看得出來。首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功效竟出奇的好。英國《金融時報》評論，中國在二○○一年進入世貿，其影響「不只是重要的，甚至是關鍵的」。在中國生產、組裝的電腦、DVD機、電視機洪水一般流入美國量販店售出。(卷22，221頁)，這讓許多擔心中國將被資本主義吸入，喪失其主體性的人(包括陳映真)大大鬆了一口氣。

　　其次，二○○二年新的領導班子胡錦濤、溫家寶等接任以后，改變了「發展是硬道理」的政策，開始重視社會的不公正現象，特別是「叁農」問題，花了很大的力氣去解決，這在前文已經提到。這對陳映真產生很大的鼓舞作用，證明共產黨不是不知道問題所在，而是他們有解決一系列問題的步驟，這也讓陳映真印象非常深刻。

　　最后，陳映真也提到，美國意識到中國的強大已經無法忽視之后，開始鼓動日本重新武裝，并且進行新的美日軍事聯盟，對中國極盡威脅恫嚇之能事，陳映真因此產生緊迫的焦慮感，所以才在文章末尾唿吁中國所有的左派，希望他們「從自己自求解放的偉大歷史中反思，看清眼下的道路，總結經驗，探索一條被壓迫民族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的理論體系。」在陳映真臥病的十年期間，以上所提到的叁項因素并沒有改變，而且發展得更清楚，陳映真的結論仍然是適用的。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這就是陳映真最后的見解。

　　最后，順便提一下二○○六年陳映真反駁龍應臺的一篇文章。二○○六年開春，一月二十六日，龍應臺在臺灣、北美、香港、馬來西亞四地，同時發表致中共國家領導人胡錦濤的公開信〈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批評中共中宣部下令將共青團系統的刊物《冰點》查封，認為這是不尊重新聞自由的不文明行為。此外，龍應臺還批評大陸的經濟發展，表面上看起來好像越來越繁榮，其實造成「貧富不均」、「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在大陸改革開放成果日漸顯著，贊美之聲越來越多的時候，龍應臺的「行動」明顯是個「預謀行為」，企圖在「自由世界」對中共挑起新一輪的輿論圍剿。

　　二月十九、二十兩天，陳映真的回應文章〈文明與野蠻的辯證──龍應臺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刊登在聯合報副刊上，強力駁斥龍應臺。讀到這篇文章的人都發現，陳映真在文章中對改革開放持完全肯定的態度，譬如他認為，在國家政策的干涉下，中國完成了沒有殖民主義擴張和侵略的積累，減輕和避免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殘酷和痛苦。又說，「她的經濟發展，早已發展成世界和平，多極、平等、互惠發展模式與秩序的推動者，努力團結愛好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小民族與國家，制衡力主自己單極獨霸的大國，而卓有成效。」(卷22，345頁)這等于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制衡了美國單極獨霸的局面，將使世界史的進程往樂觀的方向發展。

　　熟悉陳映真著作的人都知道，陳映真雖然基本上贊同改革開放，但對改革開放后大陸一些不合理的現象有時也不免憂心。他們看到陳映真反駁龍應臺的文章之后，不免略有驚訝之感──是不是陳映真為了反駁龍應臺，把改革開放的成就說過頭了。

　　不是的，因為陳映真在駁斥龍應臺的文章中所說的，早在二○○五年六月發表的〈「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都論述過了。因為很少人讀到這篇文章，所以就對陳映真反駁龍應臺文章的寫作動機產生誤解，因此在裡不能不加以澄清。

　　五、

　　陳映真說過這樣的話：「我從來沒有忘記，我是生長在臺灣的中國作家。民族離散、分裂帶來的恥辱、忿怒與悲哀，直到祖國完全統一之日，將是我生活、思想與創作最強大的鞭策與力量。」(〈民族分裂的悲哀〉，卷23)又說，「對于一個在一九叁七年臺灣出生的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向往，和對于在冷戰與內戰疊合構造下被分斷的祖國的向往，是相互血肉相連地相結合的，也從而使我度過了飽受各種壓抑和坎坷的半生。因此我的思想和感情不免隨社會主義祖國的道路之起伏而起伏。一九九○年以后，我一次又一次在親眼目睹中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化而為之欣慶之余，心中也不免留下一個急待回答的問題：怎樣理解中國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塬則理想的距離。」(〈「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卷22，215頁)

　　對陳映真而言，臺灣還沒有完全復歸中國，就是中國還沒有完全統一，這也就意謂著，中國還沒有完全戰勝近代帝國主義，因為最后的帝國主義美國還在為中國的統一設置各種障礙，而且完全無視中國的抗議與警告。戰勝近代以來各種帝國主義的力量，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強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陳映真一生的夢想。

　　近代以來，當中國備受侵略與欺凌時，受害最大的是全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曾經在外戰與內戰的磨難中，飽受顛沛流離與飢餓之苦，連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難以滿足。但也正是這些廣大的中國民眾，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使得中國革命得以成功。在新中國建立之后，他們又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心甘情愿的犧牲一時的物質享受，全心全力的支持新中國的建設。沒有他們的「赤裸裸的人海勞動」，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因此，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以一般人民能夠過上「美好生活」為第一目標。就這點而言，「愛國家」和「愛人民」是密不可分的。這也就是說，強大的中國必須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它是以「人」為本的、以「人民」為本的，以「廣大的人民」為中心的。絕對不能忘記這一點，這是陳映真思想的核心之一。

　　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這還不是陳映真最后的理想。陳映真認為，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都強大以后，還必須和廣大的落后國家合作，對抗美國的單極霸權，這樣才能讓全世界落后國家廣大的困苦貧窮的人民大眾有希望過上好日子。陳映真認為，只有讓全世界廣大的貧窮國家一起富裕起來，才是真正在世界上實現社會主義。近代資本主義掠奪性的帝國主義，把世界撕裂成富裕和貧窮的兩個世界，戰勝這種貪婪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讓全世界在和平中過上幸福的生活，這就是陳映真最大的夢想。

　　在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以后，陳映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他看到中國經濟的巨大成長，但他也看到大陸知識分子盲目的推崇美國的生活方式，他深怕中國會因此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拋棄了塬先的社會主義理想。但陳映真和一些認為大陸已經「走資」的所謂左翼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始終關注改革開放的實際發展，經過長期的觀察和閱讀，他終于在二○○五年左右看到了他的這些夢想有了實現的可能，他終于認識到改革開放的全部意義。

　　我最近幾年看習近平的講話，看大陸所提出的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構想，我常常想起陳映真，當我最后看到〈「中國人民不能因怕犯錯而裹足不前」〉這一篇文章時，我感到一切都清朗了。陳映真的夢想與最后的認識，和共產黨二○○○年以后的一切作為，竟如此相似，這真是太奇妙了。

　　陳映真不只是一個夢想家，他還具有長期追尋探索的那一種極為認真執著的精神。他既堅持社會主義的理想，又深深了解到實現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之中，要始終實事求是的面對現實的困難。作為一個愛國主義者，陳映真對新中國從革命到建國，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的前十年，始終密切關注，中間曾經猶豫而苦悶，終于能夠撥云霧而見天日。這種長期關愛祖國之心，這種長期注意中國現實中的發展，始終不改其志，這種精神，讓人由衷起敬佩之心。他一生探索、思考和寫作的歷程，現在就按著年代順序，呈現在他的全集中。在翻閱這一套全集時，我突然想起《論語》的一段話：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這是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的一生，就其盡心盡力，無愧于人，無愧于己而言，我認為是非常完滿的，令人心向往之。

　　陳映真歷經國民黨戒嚴體制下的高壓統治，看到臺獨派的叫囂吵嚷，不以分裂國家、仇視同胞為恥，看到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令人憂心的現象，也看到大陸一些知識分子不遺余力的藐視自己的民族文化。但他終于親眼目睹祖國的壯大繁榮，理解了中國可以形成一個新秩序，足以平衡惡質的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就此而言，他應該感到欣慰，而我們也應該為他高興。

　　近代中國，民族長期蒙受屈辱，人民長期生活在貧困窮餓之中，終于重新站起來，圓了復興之夢，并為世界和平帶來希望，這是人類歷史上極少見到的大事件。在這一過程中，多少仁人志士犧牲了，多少民眾無辜受難了，但中國畢竟走過來了。這一段歷史如果不被忘記，人們也就會記得，其中有一個生長在臺灣、終生未在名分上回歸祖國、一輩子繫念祖國的作家，叫陳映真。(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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