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三種還是一種意識形態?

　　作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譯者：杜丹英，王列

　　譯文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1)，頁46-53。

　　原文載After Liberalism (NY: The New Press, 1995, 72-93).

沃勒斯坦出版于1995年的著作《自由主義之后》封面

　　在19世紀中葉形成了三種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從那時起,這三種意識形態(其外在形式一直在不斷變化)就在不斷地相互斗爭著。人人都會同意對這些意識形態斗爭所做的這樣兩種概括。

　　其一,這些意識形態都是對如下事實的回應,即,法國革命后出現了新的共同世界觀,它使人們意識到,為了應付新的形勢,特定的政治戰略是必要的;

　　其二,這三種意識形態沒有一種有過明確的定義,有多少理論家就有多少種意識形態,對每一種來說,似乎都是如此。

　　毫無疑問,大多數人都認為,這三種意識形態具有某種本質區別。但是,人們愈深入了解它們的理論陳述或實際政治斗爭,人們就會愈發對這種假定存在的本質差異之真實含義產生分歧。甚至對有多少種意識形態這樣的問題也有不同的回答。有相當多的理論家和政治領袖認為,在現實中只存在兩種而不是三種意識形態,雖然他們對究竟是哪兩種還抱有分歧。也就是說,有的保守主義者看不出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什么差異;有的社會主義者分不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不同;甚至還有些自由主義者不認為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有什么重大區別。這本身就很奇妙,但事情并未到此結束。"意識形態"一詞從來都不是人們或集團喜歡對自己使用的詞語。意識形態學家總是否認自己是意識形態學家,D 特拉西是個例外,據說是他發明了這個詞。但拿破侖很快用這個詞來反對他,認為政治現實主義比意識形態更可取（拿破侖用意識形態一詞表示理論教義）,這種政治現實主義一向為大多數政治家所接受。半個世紀后,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用這一詞來描述一種既有偏見又利己的世界觀,也就是階級觀（資產階級）。馬克思指出,意識形態注定要被科學所取代(科學反映了工人階級的觀點,而工人階級則是普世階級)。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曼海姆進一步研究了這一問題。在意識形態具有偏見和利己性質這一點上,他同意馬克思的觀點,但他把馬克思主義也添加進了意識形態的名單之中。曼海姆想用"烏托邦"來取代意識形態,他認為"烏托邦"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所創造的。二戰以后,丹尼爾·貝爾表達了曼海姆筆下知識分子對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厭倦。當貝爾宣布意識形態終結時,基于對政治局限的認識,他指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已讓位于一種溫和的、非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

　　由此可以看出,在意識形態所存在的兩個世紀里,這一概念一直被消極地理解,它就像某種必須被人們丟棄或取代的東西。但是,這能使我們理解意識形態的意義,能使我們認識到人們想用它來達到什么目的嗎?在這里,我將對這一主題提出五個問題,盡管我將不對任何一種給予徹底的回答,但它們都在試圖理解現代性概念及其與意識形態的關系。

　　意識形態與世界觀有什么不同?

　　意識形態的"主體"是什么?

　　意識形態與國家具有什么樣的關系?

　　實際上存在著多少種不同的意識形態?

　　廢棄意識形態可能嗎?沒有它,世界還能運轉嗎?

　　《自由引導人民》，歐仁·德拉克洛瓦為紀念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所畫

　　世界觀與意識形態

　　有一件關于路易十六的奇聞逸事,可能不足為憑。他在利安古公爵(Ducde Liancourt)那里聽說了巴士底獄風暴后問到:"那是暴亂嗎?"得到的回答是:"不是,閣下,那是一場革命。"當然,我們在這里不是要再次討論對法國革命的解釋問題。我們只是想要表明,作為世界體系的主要后果之一,世界體系使人們第一次接受了這樣一種思想,即變化、革新甚至革命都是政治領域里的"正常"而不是例外現象,至少在現代政治領域里是如此。那些最初在統計學上被視為正常的現象旋即在道德上也被人們理解為正常的了。拉伯羅斯(Ernest Labrousse)談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共和二年(始于1792年9月22日)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自那以后,革命起了預言和通告的作用,在革命中隱藏了一種最終完全成型的意識形態。革命標志著17世紀的牛頓科學和18世紀的進步思想達到了頂峰;簡而言之,也就是標志著我們所稱之為現代性的東西達到了頂峰。

　　現代性是特定社會現實和特定世界觀的結合,它取代甚至埋葬了另一種特定社會現實和特定世界觀的組合,我們把它稱之為舊秩序,它的確極為陳舊。毫無疑問,不是每個人都對這些新的現實和新的世界抱有同樣的反應。有人歡呼,有人反對,還有人不知所措。但幾乎無人不曉發生變化的程度。就此而言,路易十六的故事對我們具有極大的啟示。

　　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內,人們對這一"轉折點"所做的反應,人們處理法國革命的震蕩所帶來的巨大混亂之方式,構成了世界體系的文化史之基本組成部分。這樣一來,把"意識形態"視為人們應付新形勢的方式之一,難道不是有益的嗎?從這一角度說,一種意識形態其本身并不是世界觀,相反,倒是對我們稱之為現代性的那種新型世界觀來臨的一種反應。

　　顯然,第一種意識形態反應,也就是反應最迅速的那種,必然來自這樣一些人,他們受到現代化、革新、進步迷狂以及頑固棄"舊"癖的猛烈沖擊,甚至是拒斥。我們后來把它叫做"保守主義"。偉大的英國保守主義者塞西爾勛爵1912年曾寫了一本小冊子,試圖以此作為保守主義學說的大眾宣言,他著重強調了法國革命對保守主義誕生所起的作用。塞西爾斷言,人類一直都存在著一種"自然的保守主義",但是,在1790年以前,并不存在類似有意識建構的保守主義學說一類的東西。①無疑,在保守主義者眼中,"法國革命不過是原子化歷史進程達到高峰而已,這一進程可以追溯到唯名主義、宗教異端和科學理性主義等學說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一直作為中世紀基礎的各種組織、制度和知識確定性的毀滅。"②由此看來,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在最直接的意義上就具有了"反動"的意味,它是對現代性到來的反應,它為自己確定了這樣的目標,或者(嚴格的界定)使這個形勢徹底逆轉,或者(更微妙的界定)減少損害并盡可能地拖延變革的到來。

　　如同所有的意識形態一樣,保守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綱領。保守主義者充分地意識到,他們必須抓住或奪回國家權力,國家的機構是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主要工具。1815年,法國保守力量重新奪取了政權,他們把這一事件稱為"復辟"。但是,如我們所知,情況并未真正復原。路易十八不得不承認"憲章",當查里十世試圖進行真正的反擊時,他被逐下臺。代替他的是路易·菲力普,菲力普開始起用了一個更現代化的頭銜"法國人的國王"。

　　路易·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法國人的國王”(King of the French，1830-1848)

　　歷史的下一階段是自由主義的建立,在一種可能被稱之為"現代意識"的基礎上,它把自己界定為保守主義的對立面。自由主義永遠都使自己處于政治領域的中心地位,聲稱自己是普適性的。自由主義者對他們自己,對他們關于現代性的新世界觀所具有的真理性充滿信心,他們尋求傳播他們的觀點,把自由主義的邏輯施加到所有的社會制度之中,并藉此使世界拋棄歷史的"非理性的"殘余。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不得不同保守主義思想家進行斗爭,他們認為保守主義思想家對"自由人"感到恐懼,自由人就是擺脫了傳統的虛假偶像的人。換句話說,自由主義者確信,即便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但沒有人的努力,沒有一個政治綱領,它一樣也是實現不了的。因此,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信仰就是,為了使歷史沿著其自然的軌道前進,有必要進行有意識的、持久的和明智的改革,有必要充分認識到,時間是全世界的朋友,它必然會給更多的人帶來更大的幸福。

　　在三種意識形態中,社會主義是最后被闡述出來的。在1848年以前,幾乎沒有人把社會主義視為一種有自己特色的意識形態。其原因主要在于,那些在1789年后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把自己完全當做法國革命的繼承人和虔誠的信徒,這使得他們很難與那些稱自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真正區分開來。在英國,法國革命受到廣泛譴責,"自由主義者"因而擁有不同的歷史起源,即便是如此,那里的"激進分子"（他們幾乎都成為未來的"社會主義者"）最初似乎都是些更為好斗的自由主義者而已。

　　事實上,使得社會主義先是作為一種政治綱領然后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自由主義區分開來的特殊因素是,社會主義者深信,要取得進步就需要一種強大力量的幫助,沒有它,進步的過程將是極為緩慢的。簡而言之,社會主義綱領的核心就是要加速歷史進程。這就是社會主義者更喜歡"革命"一詞而不是"改革"的原因所在,后者似乎只是意味著耐心的即使是認真的政治行動,人們認為它更多地采取的是等著瞧的態度。

　　總之,對待現代性和變化的"常態化"的這三種態度是一個演進的過程:先是盡可能地約束它們帶來的危險;然后是盡可能地以理性方式實現人類的幸福;最后是通過與強大的敵對力量作艱苦的斗爭來加速推動進步。正是在1815-1848年間,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才開始被用來表示上述三種態度。

　　應該指出的是,這三種態度的每一種都使自己處于與某種東西的敵對狀態。對保守主義者來說,是法國革命;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是保守主義(以及他們所要復辟的舊秩序);而對社會主義者來說,則是自由主義。正是意識形態定義中的這種根深蒂固的批判性和否定性,才使得每一種意識形態都出現了如此之多的不同版本。就它們的主張而言,每一陣營都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觀點。只是在所反對的對象上,每一個意識形態家族才真正達成一致。這并不是細枝末葉,因為正是意識形態的這種否定性才成功地將這三種意識形態連接在一起長達150多年之久,至少持續到1968年,這一年的意義我們將在以后談到。

　　意識形態的"主體"

　　由于意識形態實際上是處理現代性問題的政治綱領,因此,每一種都需要一個"主體",或者說,一個主要的政治行動者。在現代世界的術語中,主體一直與主權問題相關。

　　法國革命在這一問題上表明了一種明確的立場,這就是,反對絕對君主的主權,主張人民主權。

　　這種關于人民主權的新型語言是現代性的偉大成就之一。雖然一個世紀之后仍然有人反對這一新的崇拜偶像———人民,但即便如此,自法國革命之后,再沒有人能夠將其棄置不用。然而,這一勝利顯得空洞無物。也許整個世界都同意,人民擁有最終的權力,但是,從一開始就在誰是人民這一點上存在著分歧。而且,在這一微妙的問題上,三種意識形態都從未明確表過態,但它們并不認為自己的立場晦澀難懂。

　　自由主義立場的含糊性似乎最少,對他們來說,人民"就是全體"個人"的總和,他們每個人都是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的最終所有者。個人是現代性最為出色的歷史"主體"。下面我就談談圍繞這一主題進行爭論的三個難解的焦點。

　　一般認為,所有個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人們能夠照字面去理解這一陳述嗎?如果人們談論的是決策的自主權利,這顯然不行。沒有人會幻想給新生兒以自主決定權。那么,人必須長到多大才能擁有這一權利?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始終都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假如我們都同意,由于判斷力的不成熟,把"兒童"(無論怎樣界定)的上述權利排除在外,那也就意味著,自主的個人就是他人確信其擁有自主能力的人。一旦他人能夠對某個個人是否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權利做出判斷,某一類人可能就會被認為是沒有能力的,如老年人、癡呆患者、精神病人、在押罪犯、危險階級的成員以及窮人等等。這份清單顯然并不是異想天開隨意開出的。我在這里并不是想要說明,其中的哪些人應該擁有或不應該擁有權利,比如說選舉權。我只是想要說明,在那些應該有資格行使其權利的人與那些被合法地限制了權利的人之間,并沒有一條不言自明的界限。

　　即便我們只談論那些社會承認具有"負責能力"并因此有合法資格行使所有權利的人,我們也會發現,個人在行使自己的權利時可能會妨礙他人行使自己的權利。對這種情況我們怎么看？它究竟是我們必須忍受的社會生活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呢,還是我們必須加以制止和懲罰對他人權利的侵犯?這一極為棘手的問題從未得到完整和完美的解答,不論是在政治實踐的層次上,還是在政治哲學的層次上。

　　即便所有有資格行使其所有權利的個人("公民"),從不侵犯其他公民的權利,他們仍然可能會在某些集體決策上出現分歧。那樣的話,怎么辦？我們怎樣才能將不同的觀點協調起來?這涉及到關于政治民主的重大討論。

　　人們可能會對自由主義者贊譽有加,因為他們至少對個人是誰和主權授予誰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而保守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原則上應該說也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他們都提出了一個與個人極為不同的"主體",但是,他們的討論極為含混不清。如果"主體"不是個人,那么,是誰？這一問題回答起來有些難度。讓我們來看一個例子,埃德蒙·伯克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寫到:"人的本性是復雜的,社會的目標也極有可能是復雜的,對權力的任何簡單配置和管理都無法既適應人的本性,又適應社會事務的性質。"③人們如果不知道這是一部反對法國革命的著作,還可能會認為它在試圖指責絕對君主權力。如果我們再看看伯克10年前在"關于經濟改革"的演講中說過的話,就會更明白他的立場了。伯克認為,"個人如流云一樣轉瞬即逝,只有共和國是固定不變的"。

　　埃德蒙·伯克

　　另一個保守主義者伯納德的方法則有相當不同,他堅持認為教會具有決定性作用。但是,他的認識中仍然有著所有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共有的成分,即,強調社會集團的重要性,如家庭、公司、教會和傳統的"秩序"等。在保守主義者看來,這些集團是具有政治行動權利的"主體"。換句話說,保守主義者優先考慮的是所有可能被視為"傳統的"(并因此體現出連續性的)集團,但拒絕把保守主義等同于任何一種作為政治行動者的"整體"。實際上,保守主義者一直沒有搞清楚,人們怎么才能判斷出哪一個集團是具有連續性的。主張皇家血統論的觀點畢竟一直在引起爭議。

　　在伯納德看來,盧梭和孟德斯鳩的最大失誤正是在于,他們設想了一個先于社會的純粹自然狀態。他認為,正相反,社會的真正本性就是社會和公共社會的目前狀態。對伯納德來說,這一定義是一個陷阱,因為它賦予現狀以如此的合法性,以至實際上阻止了"復辟"。然而,精確的邏輯從來都不是保守主義者進行爭論的優勢或主要興趣。

　　毋寧說,他們關心的是,對多數人的潛在行為發出警告,這一多數是由個人相加而成。

　　保守主義的歷史主體遠沒有自由主義的歷史主體那么積極。在保守主義者看來,優秀的決策實現得很少,它需要慢慢來做,而且,這一類決策大部分已經被前人采納過了。

　　如果說保守主義者支持小規模的所謂的傳統集團,而拒絕把個人作為歷史主體來加以優先考慮,那么,社會主義者則認可大集團,即全體人民,而拒絕賦予個人以優先性。柯爾在分析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時指出:"社會主義者與強調個人權利的流行觀點相反,他們注重人類關系中的社會因素,尋求在關于人的權利的大討論中彰顯社會問題,這些權利是由法國革命和隨之而來的經濟革命釋放到這個世界上來的。"④但是,如果說要知道哪些個人有問題具有一定的難度,那么要了解哪些"集團"構成了"人民"則更難,而最難的莫過于如何來界定全體人民的普遍意志。人們怎么能夠知道普遍意志是什么?首先,我們應該考慮誰的觀點,是公民的,還是住在這個國家的居民的觀點?為什么以這種方式來界定人民?為什么不考慮所有人的觀點?根據什么樣的邏輯才能使某種限制具有合法性?在現實的實踐中,普遍意志與所有人的意志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我們發現,這一系列難解的問題正是社會主義運動在掌握了政權后遇到種種困難的根本原因。

　　簡而言之,這三種意識形態給我們提供的并非是對誰是恰當的歷史主體這一問題的回答,而只是三個出發點,他們以此來探索,是誰體現了人民主權。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是所謂的自由的個人;對保守主義者來說,是所謂的傳統集團;對社會主義者來說,是"社會"的全體成員。

　　意識形態和國家

　　作為"主體"的人民以國家為其主要的"客體"。正是在國家的范圍內,人民實現著他們的意志,是主權的所有者。然而,自19世紀起,我們又被告知,人民構成了"社會"。那么,我們怎樣才能將國家和社會協調起來？這一問題構成了現代性的重大的知識上的二律背反。

　　最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們審視這三種意識形態關于這一問題的論述時,我們發現,它們似乎都站在社會一邊來反對國家。它們的論點也具有相似性。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來說,關鍵的是要把國家限制在經濟領域之外,并把國家的一般職能減到最小,自由放任表述的就是國家的守夜人理論。對保守主義者來說,法國革命的可怕之處不僅在于它的個人主義,尤為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國家中央集權主義。當國家對那些值得人民最大忠誠的中間集團,如家庭、教會和公司等,提出質疑時,國家就只會變得專制起來。我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做的著名描述也不陌生:

　　最后,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資產階級)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里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物的委員會罷了。⑤

　　這些否定國家的言論,并沒有使三種意識形態停止抱怨,它們所批判的對象(國家)不受它們的控制,反倒在它們的意識形態對手掌握之中。實際上,這三種意識形態最后都非常需要國家的服務,以便實現它們自己的綱領。我們不要忘記,意識形態首先是一種政治綱領。社會主義者因為自相矛盾而長期受到攻訐。大部分社會主義者盡管在語言上反對國家集權主義,在短期實際上一直在追求增加國家的行動。在社會主義者中間,無政府主義者從來都是極少數。

　　但是,保守主義者在反對國家這一點上一定是更加嚴肅認真的嗎?他們難道不是常常在反對通過國家行動來實現改革嗎?實際上并非如此。我們必須考慮到這樣一個問題,即"價值的衰落",保守主義者將其視為現代性的核心問題之一。為了與當代的社會頹廢作斗爭,為了恢復社會以往的狀態,保守主義者曾經需要過國家。例如,在19世紀40年代,英國著名的保守主義者羅伯特·皮爾就確信,就他所生存的那個混亂的時代而言,有必要擁有一個能形成強大行政權力的憲法。實際上,被認為有這一想法的保守主義者遠不是皮爾一人。

　　在19世紀初英國的"托利反動"(Tory Reaction)時期,保守主義對待國家的態度是如何演化的,讓我們來看一下哈列維的論述吧:

　　在1688及以后的年代里,國王把自己視為最高統治者,公眾輿論也是這樣認為的。人們一直擔心,他會使君權變成專制君權,然而,獨立于國王權威的國家的各種力量形成了對君權的周密限制,形成了對抗王權專制主義的憲法保障體系。19世紀伊始,美國、法國甚至包括英國的人民就斷言,或者即將斷言,人民擁有最高權利。因此,為了對抗人民,這三種力量現在仍然保持了它們的獨立性。但支持這些制度的同志不是輝格黨人,而是托利黨人了。這些制度的形式盡管保持不變,但意義已發生了變化。現在,國王所統轄的是一個聯盟,這個聯盟是三種力量為了維護它們的自主權和對付新的謀求主權者而建立的。⑥

　　這一分析清楚簡明。保守主義者總是隨時準備強化國家結構,以便足以控制那些力求變革的大眾力量。塞西爾勛爵說過的一段話實際上包含了這一想法,他認為:"只要國家的行動不包含非正義或壓迫,就不能說保守主義的準則是與國家相對立的。"⑦那么,自由主義者,作為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的捍衛者,至少一直是反對國家的吧?完全不是這樣!從一開始,自由主義者就陷入了一種根本性的矛盾之中。作為個人和個人對抗國家的權利的捍衛者,他們被推動去發展了普選權,這種普選權正是民主國家的唯一保障。但是國家因此變成了一切旨在使個人從歷史形成的社會制約中解放出來的改革的主要代理者。結果使自由主義者產生了這樣一種想法,即提出積極的法案去服務于功利主義的目標。

　　英國現任首相特蕾莎·梅，代表著英國某種現代保守主義

　　哈列維又一次為我們清晰地指出了這一現象產生的后果:"功利主義哲學不完全是,甚至或許根本上就不是一種自由主義體系。它同時也是一種關于權威的學說,這一學說期望政府進行有目的的、在某種意義上具有科學性的干預,以實現利益的和諧。邊沁年輕時一直主張'開明專制',隨著思想的發展,后來他又轉向了民主。但是,他之所以采取民主的立場,是經歷了一個我們可能稱之為遠距離跳躍的過程,這一跳躍使他超越了許多人們可能一直認為他拿不準的政治學說,其中包括貴族政體、混合憲法、權力制衡,還有這樣一種理論,即,認為政治家的目標應該是,削弱政府的權威并盡可能地分權,以此來使個人得到解放。在邊沁看來,當普選或者至少是極為廣泛的選舉使得國家的權威與多數人的利益協調起來時,就沒有更多的理由對國家表示懷疑了,國家成了純粹的福音。"因此,保守主義者"現在成了真正的自由傳統的擁護者,他們支持舊的貴族自治政體以及那些無薪官員,反對新的由拿薪官員所執掌的官僚專制政體"。⑧你可能會認為邊沁主義實際上是對自由主義的偏離,對自由主義的最佳表述是由古典經濟學家和自由放任的理論家們提出的。那么,讓我們回憶一下,當英國通過第一個工廠法時,當時所有主要的古典經濟學家都支持這一立法,而對這一現象做出詳細說明的正是阿爾弗里德·馬歇爾。從那以后,龐大的官僚國家從未停止過擴張,這種擴張受到后繼的自由主義政府的倡導。當霍布豪斯為了回應塞西爾勛爵的《保守主義》,撰寫關于自由主義的專著時,他對上述擴張作了這樣的辯護:"國家強制行為的作用是要壓倒個人的強制行為,當然也要壓倒國家內任何個人的聯合組織的強制行為。"⑨

　　無疑,每種意識形態用來為其多少有些尷尬的國家集權主義辯護的借口是各不相同的。在社會主義者看來,國家履行的是普遍意志。而保守主義者則認為,國家保護傳統權利以對抗普遍意志。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正是國家創造了使個人權利得以蓬勃發展的條件,但是,在每一種情形下,底線都是,國家的強化是與社會相關的,而理論要求我們做的則恰恰相反。

　　有多少種意識形態？

　　所有這些在國家與社會之恰當關系的問題上的認識混亂和知識混淆,都使我們懂得,為什么我們從來就無法確認,在19世紀實際上到底存在過多少種意識形態。我在上邊回顧了認為存在三種意識形態的傳統觀點。下面我們再來看看把這三種歸納為兩種的人是怎樣論述的。

　　在從法國革命到1848年革命這段時期內,情況似乎是顯然明了的,"唯一的明顯分裂"只存在于這樣兩部分人之間,一部分是那些把進步當做不可避免的和美好的事物加以接受的人,他們歡迎法國革命;另一部分是反對革命的人,他們抨擊價值的瓦解,認為革命是完全錯誤的。政治斗爭就發生在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之間,與此同時,那些稱自己為激進分子、雅各賓派、共和黨人或社會主義者的人,不過是些自由主義者的更為激進的變種而已。

　　進一步說,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自由和平等思想,可以追溯到反對絕對王權的斗爭。在19世紀,這一結盟得到進一步推動,這兩種意識形態都越來越關注生產力,都把它視為現代國家實行社會政策的基本前提。隨著功利主義的興起,這一結盟似乎變成了一種婚姻。

　　另一方面,1830年后,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分歧,1848年后,這一分歧已經變得相當深了。與此同時,1848年還標志著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開始了聯合。英國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認為,1830年的重要后果是使得大眾政治變得可行了,它讓一種"溫和的"自由主義在法國、英國特別是比利時取得了政治上的勝利,這使得"溫和主義者從激進分子中分離了出來"。

　　只是在1848年以后,兩種政治策略的分離才達到了頂峰。

　　值得注意的關鍵因素是,1848年后,社會主義者不再引用圣西門的話了。社會主義運動開始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核心組織起來。抗議的對象不再只是可以用改良來鏟除的貧困了,而是資本主義引發的非人化,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徹底推翻資本主義。

　　1848-1849年歐洲版圖上的革命中心示意圖

　　正是在這一時期,保守主義者開始意識到改良主義對保守主義目標的效用。保守主義者注意到,他們在保護產權的重要性上與自由主義者有著共識,盡管促使他們對產權感興趣的主要原因在于,產權代表著一種連續性,它構成了家庭生活、教會和其他社會紐帶的基礎。但是,除去這種哲學上的共同認識外,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還面臨著革命的實際的具體威脅,他們都對此感到恐懼,正如塞西爾勛爵所說,"保守主義方面應該進行溫和的改革,因為這是對抗雅各賓主義的不可或缺的有效措施的一部分。"

　　最后,我們不應該完全忽視第三種可能性,即保守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攜手對付自由主義者,雖然這在理論上看上去可能性極小。圣西門式社會主義具有的"保守"特性,它的博納爾德的思想根源,經常受到人們的議論。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陣營可能會聚合在他們所共同具有的反個人主義本能思維之上。同樣,像哈耶克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也曾指責過,卡萊爾的保守主義思想具有"社會主義的"特性。這一次人們爭論的是保守主義思想中的"社會的"一面。實際上,塞西爾勛爵公開地毫不猶豫地向人們展示了這種相似性:"人們常常認定,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是直接對立的。但是,這并不完全正確。現代的保守主義繼承了托利主義,后者對國家的活動和權威持贊同態度。實際上,赫伯特?斯賓塞就曾攻擊說社會主義事實上是托利主義的復活……"

　　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聯合產生了一種社會主義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聯合產生了一種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簡而言之,我們最后是以自由主義的兩種變種而告終的。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盟不大可能出現,它最初不過只是一種臨時的策略而已。但是,人們可能會提出質疑,就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創立的既有平民性又有社會性的傳統主義形式而言,20世紀的各種"極權主義"難道不是它們結盟的一種更為持久的形式嗎。如果的確是這樣,那么,這些極權主義就是自由主義維持其核心地位的另一種形式。在它們激烈反對自由主義的表象背后,人們可以發現,這些主義的各種要求的核心部分都是相同的,這就是確信,通過生產力的發展能實現進步,而這種信念一直都是自由主義者的信條。由此我們甚至可以得出結論,社會主義的保守主義(或者說保守主義的社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自由主義的變種,是以兇暴的形式出現的自由主義。那么,我們要問,在什么情況下,下述結論是站不住腳的,即,自1789年以來只存在過一種真正的意識形態,也就是自由主義,它以三種重要的形式展現了不同的色彩?

　　當然,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來闡述這一觀點。在1789-1848的歷史時期,重大的意識形態斗爭是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進行的,前者最終都沒能找到一種完整的形式,后者則在尋求文化霸權。在1848-1914（或1917）期間,自由主義占據了統治地位,沒有遇到大的敵手,而馬克思主義此時正在試圖把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成獨立的一極,但沒能取得完全成功。人們可能會接著斷言（這種斷言可能最富有爭議性）,1917-1968（或1989）標志著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達到了頂峰。從這一觀點來看,盡管列寧主義聲稱它是一種強烈反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它實際上只是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當列寧主義把自己從一種組織工人階級進行推翻政府的革命活動的綱領,重建為一種伴隨民族發展的民族解放的綱領時,它實際上走的是一條與威爾遜主義相同的道路,而威爾遜主義正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官方形式。

　　超越這些意識形態

　　現在,我們能否最終超越這些意識形態,也就是超越居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自從1968年世界性革命以來,不斷有人明確地提出這一問題。由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這三種意識形態中是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意識形態而存在的,如果1968年的革命者攻擊的不是自由主義,那還能是什么？

　　無疑,卷入1968年對抗中的許多人,給他們的外表罩上了一層毛主義或者其他馬克思主義變種的外衣。但是,這并沒有使他們停止把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等量齊觀,并沒有使他們停止拒斥蘇聯的官方馬克思主義和工業世界的共產主義大黨。而且,在1968年后,當那些最為"保守"的人試圖回應1968年的革命者時,他們給自己起了個名字"新自由主義者"。

　　墨西哥1968年游行

　　1991年3月,《出版家周刊》在評論科拉克夫斯基的一部新著時,這樣來歸納作者的思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再是互相排斥的政治立場了。如果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我們也許會問,這三種意識形態有過相互排斥的時候嗎?"在涉及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具有強大霸權的意識形態———的意義和有效性時,到處都充斥著混亂,這并不新鮮,情況一直都是這樣。然而,自1848年以來一直是主導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其核心不過是現代性而已———歷史上第一次受到了根本上的質疑,這是新出現的情況。我們從中得出的結論將超越我們在這里所能解決的問題。但是,我確信,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有效的政治綱領曾經有過鼎盛時期,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危機的沖擊下,現在它正處于崩潰的過程之中。

　　這可能并不是所有意識形態的終結。但是現在,下列命題不再是非常清晰的了,即政治變化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因此也就是正常的;人們也不再需要用意識形態來應付上述偶然性所帶來的問題了。我們正在進入一個過渡時期,這可能會持續50年左右,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看成一個重大的"分叉點"(借用普里高津的術語),它的后果尚無法確定。我們無法對即將從我們目前體系的廢墟中產生的新體系所具有的世界觀做出預測。如果說有新的意識形態的話,我們也無法對它的內容和數量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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