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王慶衛,男,山東濟南人,文學博士,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湖北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中西方美學研究。李嵐,女,湖北武漢人,湖北第二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博士。
摘要 國內的生態批評在理論資源上多借鑒西方的生態主義思想,并結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生態和諧觀念進行理論建構。生態中心主義本身是一種有著明顯理論缺陷的思想,其倫理意義和情感意義大于理論意義,不足以成為一種科學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基礎。生態批評的思想基礎不能停留在某種思想理念或感性傾向上而不去深入把握其思想根源,不能只看到非人的自然而忽略人類社會。把握生態思想和生態危機的現實根源、制度原因,從而引發人們對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制度進行反思,激勵人們積極探索解決危機的途徑、調整實踐的尺度,把人類生活的自然之維和社會之維結合起來,并使生態批評在較為堅實的學理基礎上獲得解釋的深度、廣度及可操作性,才是生態批評在自身建設中理應追求的目標。由此,生態馬克思主義對生態批評走向的理論意義得以凸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植入可以使這一新興的批評理論在理論架構、概念界定和介入實踐等方面獲得更為堅實的學理支撐,從而明確自身的針對性并增強對生態問題的批判力度。
生態批評是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西方的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批評思潮,是西方生態主義思想在文學理論領域的成果。自1974年美國學者密克爾提出“文學的生態學”以來,不少歐美著名學者跨入這一研究領域,使之在20世紀90年代成為文學批評領域里的重要分支。美國生態批評的代表人物之一徹麗爾·格羅特費爾蒂這樣界定生態批評:“生態批評是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的批評。……它一只腳立于文學,另一只腳立于大地。”[1]國內生態文學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進入新世紀之后,生態批評成為文學批評領域的熱點和顯學,相關的研究專著和論文逐年大量涌現、增多;但國內外學術界對生態批評也不乏質疑和反對的聲音。本文擬從分析當前國內生態批評的現狀出發,對其理論模式和學理基礎上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探討生態批評未來可能的發展路徑。
一、國內生態批評現狀
國內的生態批評在理論資源上多從西方的生態主義思想出發,并結合中國傳統思想中的生態和諧觀念來進行建構。學者們在梳理和歸納中國古代思想中的生態觀念、尋求中外理論的結合點問題上做出了可貴的探索,使這一批評思潮獲得了實質上的推進。其中,王先霈的“綠色批評”主張、曾繁仁的“生態存在論美學”、魯樞元的“生態文藝學”、袁鼎生的“審美生態學”和王諾的“歐美生態文學研究”等一批學術成果為學術界矚目。但從總體上看,被稱之為“生態批評”的這一批評思潮并不是一種統一的批評主張和批評模式,被引以為理論資源的西方生態思想就包括生態中心主義、生態整體主義、弱人類中心主義等等;有的生態批評主張由于缺少學理堅實的哲學理論基石,缺少統轄全局式的理論架構,使其在選取西方各種生態理論資源時顯露出某種隨意和失范,有時呈現為不同學術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觀念的生硬雜糅而難以整合為統一的理論模式的現象,比如一些學者熱衷于以“生態中心主義”作為理論起點,而罔顧這一觀點的文化背景、現實可操作性以及自身的邏輯困境等問題。由于研究者自身視域的差異和遵循的學術范式不同,有的生態批評觀念缺少體系化的理論預設,一些學者不厭其煩地重復古今中外有關生態思想的老生常談,對生態觀念不斷進行大而化之的原則宣示、情緒化的感性吁求,卻罕有文學批評的實際操作,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生態批評的學科定位和自身發展,甚至使生態批評的存在合法性受到質疑。
筆者認為,當前的生態批評在學理基礎、批評對象、批評方法以及實踐操作上,都還存在著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需要生態批評的研究者在進一步研究中加以探討。需要引起關注的問題主要包括:生態批評是什么?它的批評對象(批評范圍)是什么?如何進行生態批評?
在大量的生態批評論著和論文當中,找到上述問題的答案似乎并不困難。但問題在于生態批評既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也沒有做到批評理論與批評實踐的一致。從生態批評的話語立場來分析,可以把“生態批評”看作一種從生態主義視野觀察文學藝術的文藝理論批評,其目的是通過研究作家創作和文學文本,探索并反思人們的生存方式和文明的發展模式。如學者王諾的界定比較有代表性:生態批評是在生態主義思想指導下探討文學與自然之關系的文學批評,既要揭示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態危機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時也要探索文學中有關生態審美的領域[2]。
不言而喻,生態批評是一種文學批評。但實際的情況是我們能在生態批評中看到“生態”——對生態思想的表達,看到“批評”——對反生態主義的觀念和破壞自然生態的現實的批評,卻很難看到“文學”——對一個界定明確的批評對象的批評,很少看到生態批評從理論和方法的層面向我們展示對于文學文本的卓有成效的操作。正是對于批評對象的不明確導致了批評觀和批評方法的模糊,這是當前生態批評所面臨的癥結之一。
對什么文本進行生態批評?是對生態題材的文學作品(生態文學)依據生態觀念進行的批評,還是對一切文學文本進行“生態地”批評?如果是前者,那么生態批評就還不是一種獨立的批評模式,而是一種外在于文學的觀念,是對某一類文學作品所共有的思想特質的概括和評述;如果是后者,那么則要求生態批評應當具有明確的批評理念和由此產生的批評方法,它必須具備文學理論的特質,而這一點是當前的生態批評尚未做到的。批評范圍的過寬或過窄,使生態批評陷入了兩難境地。
美國生態學者斯洛維克說:“沒有任何一部文學作品不能從生態批評的角度加以闡釋,也不存在與綠色閱讀無關的作品。”[3]xix美國哈弗大學學者勞倫斯·布依爾也認為:“原則上講,生態批評所涉足的地域形態或生命形態是沒有限制的。每種文學體裁可能都與之有關——詩歌、敘事、戲劇和非虛構文學。”[4] 4把生態批評的對象定位于一切文學文本,這一觀點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內生態批評學者的看法。理論基礎(生態主義思想)論域的相對狹隘和對象的雜多構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當前的生態批評理論在試圖解讀非生態主題或自然景物描寫較少的文學文本時,總是顯得力不從心。
這就使我們看到了生態批評的一種尷尬局面:要么把與作品并無太大關涉的生態理念強行嵌入文本,進行一種生硬而膚淺的解讀;要么在文本中著意搜尋生態思想的蛛絲馬跡,一旦找到就不惜罔顧文本的自身邏輯,進行六經注我式的過度闡釋。這種批評的結果不過是對其理論預設進行印證——預設了生態批評方法的普適性,也預設了生態內涵的無處不在;它既不能推進生態觀念的進展,也不能把握文本的審美價值和思想價值,只是索然無味的觀念游戲。如果生態批評僅僅是戴上一副綠色的眼鏡,然后總能如愿以償地把一切對象看成綠色,那么這種批評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價值。
生態批評的話語疆界決定了它不可能涵蓋整個文學領域,而生態批評學者們也并不甘心只在生態文學的狹小圈子里打轉。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認識生態批評的對象呢?實際上,批評觀念、對象和方法是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對對象范圍的確認不應憑借一種理論野心或者無根據的折中態度,而應該從對批評觀念的轉換入手。王先霈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綠色觀念》一文中指出:“對自然的破環,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歸根結底,不是來自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而是來自人類社會組織方面的弊病,尤其是來自刺激人的惡性的病態的消費欲的機制。人被煽動得竭力去占有最多最新的、其實他并不需要的商品,以此推動和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人們急速膨脹的物欲導致人與自然的進一步嚴重對立。”[5]這一看法對生態批評觀念的重新闡釋具有啟發意義,其基本觀點與當代西方的生態馬克思主義一致,即從人類的社會生產和消費角度去闡釋生態問題的成因,從而也把文學批評對象中的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相割裂的狀態予以彌合。
而王諾對生態批評對象作了這樣的認定:“它研究和評論的對象是整個文學,絕不僅僅是生態文學,絕不僅僅是直接描寫自然景觀的作品,更不僅僅是‘自然書寫’。是否描寫了自然,不是生態批評能否展開的必要條件。只要有關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只要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產生了影響,文學作品哪怕完全不涉及自然景物,哪怕只表現一個破壞生態的政策的出臺過程、一種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一次嚴重的污染事件(比如生態審丑所審的就不一定是自然物,而更多的是人造物或人類行為),也是生態批評應當探討,甚至重點探討的對象。”[2]筆者不贊同這種批評范圍上的僭越,但是認為這一觀點也不乏合理之處,只不過那些社會生活事物需要被納入一個新的、更為廣闊的生態批評視野,一個結合了社會批評理論和方法的全新批評模式,它應該使生態批評在文學的人學品格上闡釋文本的生態意義成為可能。
二、生態馬克思主義對生態批評的啟示
在西方當代學術理論多元發展的態勢下,隨著生態主義思潮的興起,形形色色的思潮、流派聚集在生態主義的綠色旗幟周圍,包括生態原教旨主義、生態無政府主義、主流綠黨等。在這些理論主張中有一個引人矚目的流派,即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生態馬克思主義理論近年來日益成為生態主義的一個重要派別,同時它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新世紀出現的重要理論主張。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蘇東劇變之后,生態馬克思主義已逐步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趨向之一。美國得克薩斯大學教授本•阿格爾在 1979 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這一概念,并闡述了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主張[6]。阿格爾指出:“生態馬克思主義……把矛盾置于資本主義生產與整個生態系統之間的基本矛盾這一高度加以認識。”[7]475阿格爾從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和異化勞動的觀點中引申出消費異化導致生態危機的結論。阿格爾的這些論述標志著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生態馬克思主義在繼承和發展法蘭克福學派的生態危機的理論基礎上,對環境保護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把生態危機歸于科學技術和工業化的思想進行了批判和分析,從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層面對生態危機的成因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與一般的生態主義觀點回避社會制度因素的態度不同,在看待生態危機和解決生態問題的場上,生態馬克思主義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制度,強調階級關系和生產關系是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根源,因此認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只有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消除這一制度帶來的貧困和不公正,才能最終解決生態危機。生態馬克思主義并不一般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而是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并強調人類在檢討自身的同時,不應放棄人類的自身尺度,乃至提出重返人類中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與一般的生態主義的上述差異,顯示其主張背后的理論基礎的不同,即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8] 285~287。具體來說,生態馬克思主義認為當今時代生態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錯誤的自然觀、異化的消費觀、扭曲的技術觀構成了生態危機的觀念原因,而資本主義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是生態危機之所以產生的制度原因。
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法國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安德烈•高茲、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生態社會學家詹姆斯•奧康納、加拿大現代著名左翼學者威廉•萊斯、加拿大哲學家本•阿格爾、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和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地理系教授大衛•佩珀等人。他們認為,生態危機已取代經濟危機而成為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消費”。而對生態危機的解決之道是建立一種穩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鑒于此,他們提出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爭取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構想。茲將他們的主要觀點列舉一二:
本·阿格爾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認為,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領域危機的理論已失效,當今的資本主義危機已轉移到消費領域,生態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7]486。威廉·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一書中指出:生態危機的根源在于錯誤的自然觀和技術觀,其中,基于文藝復興和近代理性主義的“控制自然”的觀念是生態問題最深刻的根源。萊斯在《自然的控制》一書中,考察了從“控制自然”到“控制人”觀念的歷史演進過程,提出了通過社會變革和重新闡釋“控制自然”的觀念,使人們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才是實現“自然的解放”的必由之路[9]11~18。馬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一書中認為馬克思的世界觀“是一種深刻的、真正系統的生態世界觀”,而且“這種生態觀是來源于他的唯物主義的”[10]Ⅲ。福斯特著重闡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新陳代謝”理論,分析了馬克思基于對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研究而表達的生態觀,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由“生命本身規律所決定的社會新陳代謝”不再被遵循,從而造成“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的斷裂”,比如,“食物和服裝纖維的長距離運輸貿易使土地構成成分的疏離問題變成了一個‘不可修復的斷裂’問題”[10]156。
再如高茲分析了“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問題,明確提出反對技術中性論,把“資本主義技術”和“后工業社會技術”進行了區分:前者如核技術,以高度集權為特點,決策權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后者以權力分散為特點,具有民主和反資本主義的傾向,如太陽能、風力、地熱等。高茲認為,解決生態危機的關鍵在于如何選擇技術、選擇什么樣的技術。他在《經濟理性批判》中指出: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危機本質上是生態危機。資本家不愿意在環境保護上投資,即便投資,腦子里想的也是賺錢[11]。在《勞動分工的批判》一書中,高茲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是一切異化的根源。”[11]
生態馬克思主義比較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環境退化和生態危機,并探討解決危機的途徑。盡管他們的理論資源不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而是來自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是這畢竟顯示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新路徑和解決新問題時的方法論意義。生態馬克思主義者相信馬克思主義中包含著深刻的生態思想,有待挖掘和進一步發揚。同時,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也是他們展開生態問題思考和論述的基礎,比如系統分析方法、辯證分析方法、把自然聯系于社會進行分析的方法等。這些方法的運用是生態馬克思主義區別于其他生態主義主張的重要標志,也是帶來一系列觀念差異的根源,這些差異集中體現在對待“人類中心主義”等問題的看法上。
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重新檢視國外生態主義的重要主張,對于深入把握生態思想的內涵,有選擇地吸收借鑒理論資源,建構有自己特色的生態批評都是十分重要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在“控制自然”的文化觀念、異化消費觀念、資本主義技術使用、后工業社會技術、資本主義矛盾向生態危機轉化、發達國家向第三世界轉嫁危機等方面的思想,是對生態危機現象進行的社會角度的深入考察,具有巨大的理論深度和現實意義,完全可以成為觀察和分析現實以及展開文學批評的視角和理論資源。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張在國內已經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重視,相關的著述和論文也為數不少,但是這一理論資源尚未被引入文學批評領域。它能夠給予我們的啟示是:把對當代生態問題的思考和生態批評的建構置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下,可以使這一新興的批評理論獲得完備的思想基礎和嚴謹的學理支持。對于生態批評的建構而言,這一理論資源可能使生態批評走出對空洞倫理觀念的宏大敘事,擺脫抽象的道德、超我的自詡,獲得巨大的現實批判力和理論深度,成為一種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并具有嚴格的理論形態和科學方法的文學批評;同時,也為生態批評指出了一條可能的走向,即與社會批評相結合的建構之路。
三、對生態批評學理基礎的反思
馬克思主義把人的實踐活動對客觀世界的改變看成認識的基礎,強調要從主觀的方面去理解事物,把事物當做人的感性活動、當做實踐去理解;同時強調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堅持勞動實踐所受到的自然制約的觀點。馬克思主義的生態自然觀念為我們分析鑒別各種生態主義思想提供了有力的參照,而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與馬克思主義一致,是對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堅持和進一步深化。在馬克思主義和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下,可以清晰地鑒別各種生態主義觀念的優勢和不足。西方生態中心主義思想是生態批評的主要理論資源,對這一思想進行分析和鑒別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里擬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依據,對生態中心主義、生態倫理和自然的內在價值這三個相互聯系的問題加以分析,以便把握當下生態批評理論資源的內涵,判斷它是否適合作為生態批評的理論基礎,并針對其不足提出可能的解決構想。
1.生態中心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
生態中心主義認為,人類中心主義作為人與自然關系的準則,它為人類進行的主體性實踐動提供了倫理依據。人類從此便與自然界相隔離,任意對待自然而毫無道德負擔。因此,人類中心主義對今天的生態危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如美國學者彼得·S·溫茨指出:“人類中心主義:即以人類為中心。人類中心主義者認為唯有人類自身具有價值,并且想當然地以為,動物、物種以及生態系統尤其必須為人類最大幸福的獲得作出犧牲。”[12]455 生態主義主張人是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是自然的產物,而非自然的主宰,希望超越人與自然之間的主客體關系,而代之以主體間性關系;同時認為,人自身目的的實現不應以犧牲自然為代價,而應充分關注自然本身的目的,在自我實現的同時使自然的目的得以實現。
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在這種自然的、人類的關系中,人同自然界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關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規定。”[13]72馬克思這一論述表明,自然只有在實踐活動中才能成為人的對象物,人與自然的關系歸根結底還是人與人、人與自身的關系。人類保護環境的目的是保存和改善自身的生存環境,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人,人類的任何有理智的主張和行為都不可能反對自身。作為這種“平等”觀念的制定者,人類也不會為了保護任何一種動物而犧牲自己。有學者提出了“相對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說法,但是這種缺乏質的規定性和量的描述性的“主義”,只能看作是面對理論死結時的無奈之舉。
也有學者提出,以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奈斯的“深層生態學”、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為代表的生態思想都從人與自然的系統性思維出發,使生態整體觀系統化而成為“生態整體主義”。生態整體主義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價值而不是把人類的利益作為最高價值,把是否有利于維持和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和諧、穩定、平衡和持續存在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它的核心特征是強調生態的整體性及其內部聯系,而不人為設定“中心”,從而避免了“中心”的優先性,因此“生態中心主義”的概念已經不適用了。但這種“去中心化”只是試圖把人這個真正的中心隱藏起來。生態整體主義只把人與自然界看作生態系統中的平等因素,未能意識到自然界實際上是通過人的實踐而逐漸展開的一個過程,把人與自然之間的實踐關系代之以那個抽象而模糊的系統性質。
以生態整體主義強調的“生態平衡”為例來分析,似乎關注的重心是整體的生態系統,但是“生態平衡”不僅僅是對一種自然狀態的描述,它還內在地包含著價值判斷。實際上,生態系統總是處在平衡與不平衡的交替中,問題在于我們要的是以哪個物種為主導的、以保障哪個物種的生存為基本出發點的平衡。我們在判斷物種之間的物質能量交換的平衡狀態的時候,無法擺脫一個人類視角。人吃羊是平衡,狼吃人也是平衡。“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試問我們是要一個人類為主導的、以有利于人類生存發展為基本取向的生態平衡,還是要一個肉食動物或細菌病毒主導的生態平衡并不惜為此自我犧牲?有學者這樣說:人類作為自然界能反思的、有生態意識的最高物種,建立以人類為主導的生態平衡更符合自然生態發展的客觀要求,這是對的。但是這一觀點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人類中心主義。
2.生態倫理
一些學者主張把人類道德關懷的對象擴大到自然界領域,重新定位價值的內涵,承認萬物存在自有其價值與目的。美國哲學家利奧波德在其著作《大地倫理學》中主張擴大倫理學的邊界,確立新的倫理價值尺度。他提出“大地共同體”的概念,認為人和一切生命都是大自然家庭中的“普通一員和公民”,人類“應當尊重他的生物同伴”,“以同樣的態度尊重大地社會”[14]157。其他的生態倫理學的代表人物如羅爾斯頓、史托斯也都主張“尊重生物的生存權利”和反對以人類為中心的“人類沙文主義”①。他們這種以平等為核心的道德原則和以“協調”為宗旨的道德目的,創建了一種新型的倫理學——生態倫理學。
從馬克思實踐唯物主義觀點看來,這種所謂道德倫理的定義似是而非。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的思想關系。其一般本質是對社會物質關系的反映,是由社會物質條件特別是經濟關系所決定并為其服務的社會意識形式,也是憑借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等觀念來把握現實世界的“實踐精神”。恩格斯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15]91按照傳統的倫理觀,道德只是對人才存在的,只有人才承擔道德義務并得到道德關懷,人類之外并無道德關系。
生態倫理把道德對象擴大到自然界一切生命,所反映的現實關系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帶來的對生態的嚴重破壞與人類生存發展的沖突,生態倫理的提出反映了調和這一沖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生態倫理主張削弱自身意志對自然界無止境的欲求,這表面上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否定,由人本位轉換為生態本位,但實際上這是一種更高形態的人類中心主義(比如以美國哲學家諾頓為代表的弱人類中心主義),是為著眼于長遠而克制當下欲求、著眼于物種整體利益而犧牲個體當下幸福感的倫理道德觀。
3.自然的內在價值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主體是人,客體是自然”[16]88,而價值關系恰恰是依據客體對主體的作用和意義生成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觀把人看作自然界的惟一主體,這與人類中心主義的中心立場是一致的。人類中心主義實際上就是把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作為最高目標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動都應該遵循這一價值目標。人是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自然則只具有工具價值,無內在價值,而內在價值是一個存在物獲得道德關懷的前提。
依照康德的觀點,“無論是誰,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把自己和他人僅僅當做工具而應永遠看作自身就是目的”[17]86。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僅僅被當做工具來對待,就等于把他當做毫無內在價值的人。內在價值是不依賴他人評判的,并以自身具有目的性為標志的價值,而目的性即生命追求自身生存的證明。
馬克思指出:“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18]406 馬克思對價值的界定表明,價值本身是個關系范疇,是一種屬人的關系。價值的基本含義是客體對主體需要滿足的效應,即作為主體的人類運用客體滿足自身需求或目的的效應。這個界定在學術界已得到公認。主體性和目的性是價值概念的核心內涵。
美國生態學者羅爾斯頓則認為,“自然的內在價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所固有的價值,不需要以人類作為參照”[19]189。“內在價值”這一概念明顯擴大了價值主體的范圍。在羅爾斯頓看來,內在價值甚至可以不依賴自身目的性來賦予(無自我意識的動植物、非生命體的生態系統),同時也與評判者(人)無關。如此,除了人類之外,具有內在價值者就還可以包括有意識地、或者依照生物本能維持著自己生命系統的存在物,甚至可以包括具有自我調節與平衡能力的整個自然界,僅把非生物或無機界排除在外。這一看法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認為生態系統具有自身目的,那么這一主張就是泛神論或萬物有靈觀的翻版;如果生態系統內在價值的成立無需自身目的為前提,那么價值就由一個關系范疇轉變為實在范疇,這顯然已經改寫了價值的意義,變得不知所云了。
為了自圓其說,羅爾斯頓提出“系統價值”概念來闡釋其觀點。“系統價值”是指生態系統整體所具有的一種“創造性”的能力,即“創造萬物的大自然”的創造能力。系統價值不完全存在于個體身上,而是彌漫在整個生態系統中,系統價值是某種充滿創造性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產物就是“內在價值”。羅爾斯頓論述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用古希臘的哲學語匯來說,羅爾斯頓等于把事物存在的創造因混同于其目的因。經過了這樣一番偷換概念之后,仍不能向公認的價值概念靠攏,系統的創造性特點既不能證實自身的主體性,也不能體現出目的性,反而會有陷入神秘主義的危險。因此,自然的內在價值一說,至今仍沒有有力的依據和論證。
生態中心主義以強調人類與非人類的共同利益倫理來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狹隘功利性,這固然使人類認識自身和進行實踐時有了更為宏闊的視野和全面的參照系,但這并不能泯滅人類作為獨立的物種所具有的自身訴求,不能消除人類與自然和其他物種在發展過程中必然面臨的競爭、矛盾與沖突。反人類中心主義充其量是一種感情化的表達,對人類而言,人類中心主義不可超越。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當下生態批評的理論資源在上述問題上的觀點,都存在著一定的學理漏洞。而且,它把當今時代的生態危機及其解決歸之于抽象的觀念領域,把屬于人類實踐的問題歸結為道德情感問題,試圖通過道德自省、觀念轉變和對自然界的移情擬人來重建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以此指導一種文學批評觀念的確立。把這種內容十分具體、論域十分獨特且與日常意識有相當隔膜的思想作為支撐一種能普遍運用的批評模式的理論基礎,顯然是荒謬的想法。它注重觀念而無視人類社會生活、生產實踐和文化、制度的現實,一味地強調生態意識的重要、表達對生態危機的憂思,或沉迷于對自然之美、生態和諧的贊美和向往,對于改變生態危機的現實、闡釋人的行為和社會現象則無能為力;既缺少學理的嚴謹,也不具備可操作性。這正是生態批評遭遇理論困境的原因所在。因此,生態批評要面對現實、人生和文本發揮自身作用,其理論基礎的修正和擴充勢在必行。
生態批評既應保留對生態問題的關注和生態觀察的視角,又要立足人類社會,以馬克思主義的“自然通過實踐向人生成”的觀點去思考生態自然的價值,借鑒生態馬克思主義通過對資本主義制度、技術使用和異化生產、異化消費的考察進行分析的方法,以社會批評、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理論形態重新審視人與生態的關系,這可以看作生態批評獲得現實依據、理論深度和擴展其批評疆域的重要途徑。
四、結語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檢視西方生態中心主義理論的學術價值和不足,借鑒生態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去審視當代的生態危機成因和探索解決之道,對于正確地吸收國外相關理論資源,建構本土的生態批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生態中心主義本身是一種有著明顯理論缺陷的思想,其倫理意義和情感意義大于理論意義,不足以成為一種科學的文學批評理論的基礎。但這樣說并非否定一切生態主義主張的價值,相反,生態主義在揭示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并促使人類對社會和自身進行反思方面,起著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生態主義思想的產生不是憑空而來,而是有其社會現實和歷史的依據;生態批評的思想基礎不能停留在某種思想理念或感性傾向上而不去深入把握其思想根源,不能只看到非人的自然而忽略人類社會。把握生態思想和生態危機的現實根源、制度原因,從而引發人們進行對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制度的反思,激勵人們積極探索解決危機的途徑、調整實踐的尺度,把人類生活的自然之維和社會之維結合起來,并使生態批評在較為堅實的學理基礎和較為完備的理論形態基礎上獲得解釋的深度、廣度及可操作性,才是生態批評在自身建設中理應追求的目標。西方生態馬克思主義的思路,正為生態批評的未來發展提供著巨大的理論資源。
——本文原刊于《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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