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保羅·布萊克利奇

　　譯者：金建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1(03)

　　當代反資本主義運動的中心存在一個明顯的悖論：運動是政治性的這一事實是它確鑿無疑的明確特征之一，但是參與運動的很多人卻予以否認。在本文中，我將通過考察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早期爭論中反政治性觀點的根源，為這些爭論提供來龍去脈。我希望勾勒出無政府主義和經典馬克思主義在歷史上的共性和分歧，這兩種思潮在現代的相遇可能打破過于經常的具諷刺性的不爭論。具體說來，我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合理內核——它期望運動能夠免受“中央集權的”政治的有害影響——實際上被其反政治性的立場削弱了。再者，這一弱點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對他們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的批評而得以加強。我們將看到，這一說法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誤解，不僅掩蓋了馬克思主義作為工人階級自我解放的理論的本質，而且模糊了這一理論為超越無政府主義在實踐上的局限性所指明的道路。

　　1871年，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無政府主義運動各自最著名的代表——卡爾·馬克思和米哈伊爾·巴枯寧都將巴黎公社當作他們社會主義愿景的現實實現來歡迎。這一事實似乎證實了丹尼爾·蓋林（Daniel Guérin）在他所著的經典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中的說法，即越過宗派爭論的聲音和怒火，“無政府主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的同義詞”。另外，如果我們接受諾姆·喬姆斯基的評論，“始終如一的無政府主義者……將會是社會主義者，但是是一種特殊類別的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那么我們可能要被導向認為無政府主義是哈爾·德雷珀（Hal Draper）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出發所稱的“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傳統的變種。

　　1871年4月，巴黎公社成員在巴黎瑞弗里大道搭建路障

　　盡管德雷珀在嚴厲批評列寧建立了一個“專制主義的”政黨時，堅持認為無政府主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蓋林則提出，列寧充其量是一個“模糊不定的”人物，其著作結合了自由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因素，而喬姆斯基則認為，與始終如一的無政府主義相比，馬克思的思想可以表述為早期的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和晚期的“專制主義”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中表現為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其代表人物有羅莎·盧森堡）和國家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同列寧相關）之間的斗爭。喬姆斯基主張，盡管前者的思想“同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因素趨于一致”，后者離這種傳統則過于遙遠，以致“如果左派被理解為包括‘布爾什維主義’在內，那么我要斷然決絕于左派”。

　　類似的爭論在當今的自治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圈子中非常常見，傳達出這些團體傾向于對一般的經典馬克思主義者，更具體地說是“列寧主義者”的憎恨。通常，無政府主義者和自治主義者習慣于特別將列寧作為在20世紀嘗試國家社會主義傳統而后失敗的主要代表來批判。理論和政治分歧一般聚焦于馬克思和列寧的關系上，探詢列寧是否和馬克思實行了質的“專制主義的”分裂，或者他只是擴展了馬克思的“專制主義”的某些因素，得出符合其邏輯的結論。如果說自治主義者試圖將馬克思從列寧那里“解救”出來，那么無政府主義者傾向于參考巴枯寧的著名論點——馬克思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擁護者”，而將二人全都摒棄。

　　老布爾什維克(1917年革命前的黨員)，斯大林、列寧、加里寧，攝于1919年

　　我們看到，巴枯寧對馬克思的批評是“不適當的”。然而，它同更廣泛的自由主義的對同斯大林主義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相符合。因而，在彼得·馬歇爾(Peter Marshall)關于無政府主義史的巨著中，他不僅認為巴枯寧對馬克思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批評是“富有預見性的”，而且認為斯大林主義的經驗意味著是巴枯寧而并非馬克思“被歷史裁定為正確”。

　　彼得·馬歇爾關于無政府主義歷史的巨著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A History of Anarchism

　　盡管這種說法在表面看來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仔細檢視巴枯寧的觀點可以看出，它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反動的。因為巴枯寧的觀點并不僅僅是對他諷刺的如果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上臺可能會發生什么的批判。它涉及對社會能夠民主化的可能性的更為普遍的駁斥。這一問題，實現真正民主的可能性的問題，處于經典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分歧的核心，表現了關于自由和權威的關系、政治組織問題以及對資本主義倫理批判的特點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巴枯寧的思想在這一方面反映出無政府主義在形成適當的民主理論方面的普遍失靈：這個弱點根源于人性前后不一致的模式，它嚴重削弱了這一說法，即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最始終如一的形式。

　　我們將看到，馬克思提供了超越無政府主義的人性理論局限性的工具，而列寧充分闡釋了馬克思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意義。列寧遠遠站在喬姆斯基所指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傳統的對立面，這一旦恰當地分離于斯大林主義者對他的拙劣模仿，最好被理解為對人類自由斗爭作出了基本理論和政治方面的貢獻。這不是說，列寧主義的組織沒有缺點：遠非如此。自治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誤解了這些問題的社會基礎，他們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往往不僅被誤導，而且在政治上起到了削弱作用。

　　直接行動和國家

　　在“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的”關于列寧的政治主張和無政府主義者和自治主義者的觀點有著共同的根基的批判中，約翰·霍洛維（John Holloway）同時指出列寧主義者、民主集中派的組織形式與經典馬克思主義者是國家社會主義者的說法之間的關聯。他認為，“政黨形式”的問題是它以一種使得斗爭本身“貧困化”的方式“預設了國家的方向”。結果，即使這些組織形式能夠勝利，它們也注定會重新構建那種以等級關系、異化的權力關系為特色的國家。

　　作為一種改良的社會主義政治組織的表述，霍洛維的觀點是富有洞見的：這些政黨確實往往使它們的行動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下產生作用而削弱了它們自己的進步根源。然而，因為他將修正主義者和列寧派合并在一起，他也很快從對前者的批判滑向對后者的擯棄。這一論點的明顯弱點是它忽視了兩者策略內容的分歧：修正主義派別旨在贏得國家，而布爾什維克意在“粉碎”它！在這一問題上，列寧堅持無政府主義是正確的：“在廢除國家是目的這個問題上，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完全沒有分歧。”(《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 57頁)

　　托洛茨基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列寧主義政黨和修正主義組織有著根本不同的政治活動模式：如果修正主義組織聚焦于贏得議會多數，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則必須扎根于工人有可能推翻舊秩序的所在——他們的車間。無政府主義使用“國家中心”的同樣標簽描述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這兩個派別，無視列寧對社會主義的貢獻的解放核心，抹去了奪取和粉碎國家之間的本質差異。

　　就列寧而言，他認為無政府主義錯誤地將對修正主義政治黨派實踐的批評推廣到抗拒一切建立政治組織的嘗試。結果，“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這兩種畸形東西是互相補充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12頁)這并不是說經典馬克思主義者摒棄了無政府主義者對自由斗爭的貢獻。因而，托洛茨基寫到他在巴黎認識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死亡時說：“他的無政府主義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罪惡和在這個世界面前卑躬屈膝的那些社會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的一種深刻的、真正無產階級的義憤的表達，雖然在理論上并不正確。”列寧和托洛茨基并不懷疑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同樣懷有真誠的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義憤”;更確切地說，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理論往往削弱了這種行動主義的希望。

　　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內斯特·馬克諾流亡巴黎，與女兒在一起。他認為應該發展出相對于布爾什維克的另一股力量，1926年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在巴黎發表了宣言，被稱為“自由共產主義組織綱領”(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

　　有趣的是，無政府主義的政治弱點反映出了列寧在《怎么辦?》（閱讀地址：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lenin/1901-1902/index.htm）中診斷的修正主義的缺點。這本書意在批評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思潮——比我們在西方習見的更為軍事化的修正主義。在當時的俄國，選舉政治絕無可能，但是工會反對地方老板卻可行。列寧批評俄國修正主義不是因為它的(并不存在的)選舉主義，而是因為它不努力將大量的地方反對俄國體制的各個方面的斗爭提升到反對獨裁整體的更為廣泛的全國運動。為了實現這一計劃，需要一個全國性的政治組織通過建立各種斗爭之間的聯系來克服地區主義的局限性。這是列寧關于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應當不是作為簡單的工團主義者，而應作為更廣泛的“民眾領袖”來行動的著名觀點的基礎。

　　列寧對抗拒“政治”活動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的令人信服的答復是，他們遠沒有戰勝政治問題，只不過使得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暢通無阻。他認為，在工人運動中，無政府主義以一種和修正主義的工團主義相并行的方式，“在否定政治的偽裝下”導致“工人階級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政治”。為了抵抗這種思潮，列寧認為需要建立全國性的政治黨派，旨在將全俄的地區斗爭聯系在一起，成為反抗國家的普遍斗爭。

　　工聯主義漫畫

　　對國家權力的這種挑戰建立在十月革命前一年堅實的理論基石上，當時列寧和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最后殘跡徹底決裂，和無政府主義宣稱的他和馬克思旨在“接管國家”并將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形成強烈對比，他主張，工人必須在意識形態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組織起來（即作為一個國家），以摧毀舊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這并非接管舊的國家，而是以一種新的組織取代它。雖然工人的國家在某種意義上是國家(下面我們將看到，它們是非常特別的國家，盧卡奇認識到這種差異，稱工人權力的新組織為一種“反政府”組織)，它們擁有和資本主義國家極為不同的社會內容。資本主義國家部署軍事和意識形態力量來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工人的國家是為了壓制那些阻礙建立一個以滿足人類需要為基礎的社會的因素而調動資源。因為工人不會剝削在他們之下的任何階級，隨著這些阻礙因素的不斷被克服，工人的國家將趨向“枯萎”。不幸的是，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往往將“這種國家”具體化為自由的敵人，他們容易低估階級力量的種種形式之間(當自由民主黨派和法西斯獨裁統治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形式時，它們之間的差別就極其重要了)和國家權力的社會內容中的更深刻的歷史改變(比如，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工人的國家之間的差異)。正是將稱為“國家”的東西具體化為自由的敵人的這種傾向削弱了他們的革命政治概念。

　　在那些想當然認為他們能夠繞過國家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中，這也許表現得最為明顯，不過它是無政府主義中非常普遍的問題。因而，無政府主義者本·弗蘭克斯(Ben Franks)指出，“在當今主張階級斗爭的無政府主義著作中，盡管革命的需要已被普遍接受，在其構成要素和特點方面仍然缺少明晰性”。

　　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種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模式，它往往扎根于直接行動的理念。不是一種直接行動的形式，而是據說預示著真正自由的(無政府的)社會中的各種關系的多元形式。確實，直接行動的多元形式反映在多元的無政府主義中。

　　盡管支持和呼吁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直接行動在左翼中非常普遍，對于無政府主義來說，這一策略遠遠不止是行動主義者軍械庫中諸多武器中的一種：它直接產生于對國家的抗拒，同更為傳統的政治方法形成鮮明的對照。實際上，無政府主義往往是自覺地反政治，這種觀點最好被理解成對政治——正如傳統對它的定義——與國家相關的觀點的反對。當然，一旦我們接受更寬泛的政治概念，這種反政治的形式也是政治的，直接行動的觀點明顯是政治觀點，即使它們不以國家為中心。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同他所認為的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觀點相反，他認為,“這種直接行動的觀念，連同它對訴諸政府修正他們的行為的政治的抗拒，支持以一種它自己預示為替代物的形式反對國家權力的現實干預——所有這一切都直接產生于自由主義的傳統”。從這種觀點出發，有人認為，直接行動的多種不同形式預示著非國家形式社會交往的活生生的體現。這種政治方法預示了被無政府主義者和自治主義者欣然接受的各種組織類型。傳統的議會和革命黨派一直面向的是他們希望攫取或摧毀其權力的政府，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反對這些方式，支持構想國家替代物，所以他們反對對抗國家必要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黨派，盡管不是統一地，通常接受想象的無等級的“水平的”組織形式。

　　2007年，大衛·格雷伯在紐約的集會現場

　　在這種意義上，至少無政府主義者是好的列寧主義者。正如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所指出的，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者需要的組織形式“取決于(確定的)政治任務的性質”。如果布爾什維主義的組織產生于推翻俄國的專制統治的任務，不同的任務則要求不同的組織形式。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因為他們反對贏得國家權力的目標，他們不需要志在國家權力的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

　　這一主張的問題在于，它寄生在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之上：如果說傳統的政治理論關注國家，那么無政府主義僅僅傾向于顛覆這些考慮而不是克服它們的局限性。馬克思的政治方法則截然不同：正如《資本論》與其說是經濟學研究，不如說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的政治最好理解為是對傳統政治觀點的批評。因此，傳統(自由主義的)國家方法將其視為不變的人性的必然結果，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國家是歷史現象，和特定的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因此消除它們的關鍵是去除既鞏固國家、又靠國家支持的生產關系。

　　至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馬克思關注它們以人類自由為代價幫助維護資本主義體制的方式。這就要分析，國家和階級斗爭、社會運動之間的關系，后者對克服資本主義異化必需的團結和社會主義意識很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清楚的是，一旦這些斗爭達到足夠大的規模，它們就要遭遇作為資本主義體制的關鍵的有組織的保衛者的國家。因為，任何自下而上的運動強大到足夠挑戰資本主義時，都要被迫面對國家。正如亞歷克斯·柯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在和約翰·霍洛維交流時寫道，“麻煩在于國家不會放任我們”。

　　1919年11月22日，保守主義報紙《洛杉磯時報》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打壓煤炭行業工會工人的罷工

　　這一說法的真相最近在英國由于伊恩·湯姆林森在倫敦G20峰會的示威活動中死亡而揭示出來。這一事故像燃燒棒一樣，暴露了警察不僅對政治示威者、而且對更廣泛的廣大群眾派別施加經常的、系統性的暴力。它發生在最近國際性的國家干預支持銀行系統的進程中，而且在那些國家持續地、經常性地使用軍事力量的背景之下，這一事實有助于提醒我們資本主義和國家之間的本質聯系。除了其他很多功能，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政治合法性、社會控制、經濟監管和軍事競賽的工具:這些功能都同資本主義“在結構上互為依存”，沒有這些，資本主義就不能存活。而且，不管近期的戰爭和經濟救助取得了其他什么成就，它們都應當放下全球化力量已經打擊了國家權力的思想。

　　伊恩·湯姆林森在2009年G20峰會現場的示威活動中身亡(倫敦)

　　因此，馬克思主義者首先表現出來的對國家的關注并非源自某些假定的對專制的偏愛，而是出現于自下而上的運動的需要：一旦社會運動足夠強大，能夠指明現狀的切實的替代物，國家就會干涉鎮壓它們。因而，馬克思和列寧的所謂的專制主義主要包含的是對自由斗爭的敵人的現實評價：工人運動需要一支中央集權的軍事力量來戰勝它的中央集權的軍事對手。正如托洛茨基所寫的，“放棄征服權力就是自愿將權力留給那些控制它的人——剝削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多無政府主義者都對階級斗爭的高潮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甚至在這些問題上他們未能區分資產階級的和工人的國家，這一點已經證明是致命的。比如，1936年在西班牙，主要的無政府組織強制性地加入共和政府，以便針對弗朗哥的法西斯統治的軍事對抗能夠統一在一個聯合的組織之下。雖然從軍事角度看，這一政策有些意義，不幸的是，它將無政府主義者置于生命力正受到他們的成員領導的（并且提供了迄今為止法西斯主義最有力的替代物）社會革命威脅的資產階級國家之內。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力量在政府中被削弱了，因為他們陷入了革命需要同維持與資產階級合作者之間的聯合需要的夾縫中。1917年在類似的情勢下，布爾什維克反對科爾尼洛夫親法西斯的力量，支持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但是沒有加入資產階級政府，從而保持了獨立。

　　1936年8月，西班牙巴塞羅那郊外，女性正在接受軍事訓練

　　在這一時期，他們堅持科爾尼洛夫最一致、最有力的替代物應當是工人議會（蘇維埃），而工人議會正是克倫斯基——像20年后他的西班牙同行一樣——希望消滅的，盡管布爾什維克將其看作新的工人國家的胚胎。這兩種支持革命實踐的不同方法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結果。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促進了他們自己的力量的瓦解，而布爾什維克同克倫斯基的“聯合戰線”鞏固了自己的力量，為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基礎——到那時他們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代之以蘇維埃統治。盡管在說辭上有差異，1917年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和1936年巴塞羅那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組織了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的“先鋒隊”，二者都認識到建立軍事聯合以對抗反革命的必要性。布爾什維克認識到工人的和資產階級的國家的區別，所以他們能夠更好地認識壯大工人運動的聯合形式和其他削弱它的形式之間的差異。相比之下，當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意識到類似的聯合的真正必要性時，無政府主義一維的國家觀念意味著他們最終走上了將革命運動從屬于同他們的資產階級合作者聯合的要求的災難性道路上來。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者的國家思想不能反映他們所謂的“專制主義”，他們將工人議會作為反對資本主義的基礎來關注則表明，將預想的政治觀點同馬克思認為的有效方法相對立，實在太過于簡單化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者不否認社會主義政治的預設維度——事實上他們堅持預設因素存在于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和團結的機制和文化的形成中。然而，馬克思主義者還認識到，資本主義不但在內部瓦解工人階級，而且從外部以其他剝削和壓迫組織來分化它。結果，馬克思和(尤其是)列寧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包括同這些分裂行為作斗爭，這意味著作為社會主義活動者的相對同質的組織的革命政黨同依賴于某一時刻的階級意識的水平而或多或少分散的工人階級之間的差異。馬克思主義者對政黨和階級的區分不是固定的精英和底層戰士之間的分歧，而是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工人階級中存在著多種層次的階級意識——從工賊到革命者以及他們之間的多種變體。政黨的宗旨在于幫助工人階級中的大多數走向社會主義，組織能夠讓工人運動之外的其他組織羨慕的自由模式的工人運動。對于政黨來說，為了贏得這一任務，必須創造自我消解的條件!因為一旦工人階級內部的分歧，以及工人階級和其他受壓迫、受剝削群體之間的分歧得以克服，社會主義就得以實現，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就不需要革命政黨了。因此就本質來說，和其他團結一致的形式相反，革命政黨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不如說它們是一個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必要的和過渡性的）工具。

　　至于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的關鍵性活動——試圖贏得多數人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的指導性原則是靈活性。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往往將一個方面(用暴動或者議會方式改變政府)具體化，無政府主義者將另一方面(直接行動)具體化，馬克思主義者則關注在我們有改變體制的潛在能力的場所——車間進行斗爭。但是除了這一點，馬克思主義者還意在對特別時刻的特別策略進行具體的評價，用一個簡單的標準評價其可行性：它們是否能增加工人階級和其他受壓迫、受剝削的群體的自我行動性、自信心和政治意識?因此，當馬克思主義者打算一方面參與議會運動，另一方面采取直接行動時，其原因與修正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不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兩種形式的運動都不足以應對左派的任務，而且二者一定會墮落為精英主義的變種。議會政治和直接行動都不是革命政治的最終目標，因為二者都不代表對體制的根本挑戰，在兩種情況下，行動者都要冒代表普遍群眾行動(而不是旁觀)的危險。從這個觀點來看，對直接行動的教條的承諾最好被理解為不是修正主義專制問題的解決之道，而是議會精英主義的對應物，這就解釋了盡管無政府主義言辭極端，德雷珀還稱其為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形式。并非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對精英主義的危險有免疫力，而是這種危險往往具有不同的根源：特別當工人斗爭處于低潮時，生命力就是斗爭的組織往往會墮落為宗派主義。如果無政府主義團體可能有類似的趨勢，作為上選的激進策略的直接行動具體化后的問題——其中，正如弗蘭克斯揭示性的“整體的一小部分就代表了全部事物”——就是它易于加強而不是挑戰對精英主義和包辦主義的偏好：行動主義者將他們的行動代替更廣泛的社會運動的趨勢。這個弱點啟發了另外一個表面上令人驚奇的與無政府主義相聯系的問題：它對更廣泛的民主概念保持緘默。

　　如果說自下而上的斗爭要求是馬克思的國家思想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民主問題。從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辯論來看，這個問題有兩個不同的方面：革命組織內部的民主和(革命前和革命后)社會內部的民主。乍一看，無政府主義的反權威主義可能暗示對民主的深層關注。實際上，無政府主義理論家烏里·戈登（Uri Gordon）說過，“在促進行動主義者的集體進程的實踐的一些價值觀和那些以民主理論的更激進的目標為特點的價值觀之間主要是平行關系”。然而，正如戈登繼續指出的，因為民主允許多數的控制，而無政府主義捍衛個人反對政府的絕對權利，它最好理解為“一點兒不‘民主’”。類似地，喬治·武德科克（George Woodcock）在對無政府主義的經典著作考察中認為，“沒有比將無政府主義看作民主的極端形式更偏離真相的無政府主義概念了。民主倡導人民主權。無政府主義倡導個人的主權”。更晚近一些，露絲·金娜（Ruth Kinna）承認，無政府主義者關于民主沒有說多少實質性內容，除了希望多數同意的決策，她正確地指出，這一點可能被指責為涉嫌重復喬·弗里曼(Jo Freeman)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無政府—女權主義運動中所作的著名分析中指出的特點，她稱之為無體系的暴政：無體系團體的最有表達能力的(通常是中產階級)成員在其中掌握實際權力的能力。

　　埃米爾·阿爾芒(1872-1962)，法國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者

　　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建立民主的、因而中央集權的(如果投票有意義，多數就可以為所欲為)革命組織的要點在于解決這一問題：領導權和政策能夠通過關于最佳前進道路的爭論得以改變。實際上，恰是因為健康的革命組織將個人從更為廣泛的運動中團結到一起，從而為討論作為整體的運動和特別的地區運動二者的最佳道路提供了舞臺。這些爭論不僅對于將各種運動統一到更廣闊的能夠挑戰資本主義的運動中的進程是必要的;它們還是非常有價值的機制，通過這一機制，成員互相學習勝利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黨可以將這些經驗教訓切實嵌入運動中。但是因為爭論是以行動為導向的，必須作出決策，不管是來自尖銳爭論后的一致同意——這與以最慢速度達成的妥協截然不同——還是爭論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后的投票。

　　革命的社會主義政黨是斗爭的武器而不是預想的形式，這一事實必然導致其內部結構同其有效行動的能力相比，處于次要地位。然而，因為有效行動要求公開辯論，內部民主是這些組織的必要特點——至少在外部限制允許的地方。爭論和行動之間存在著張力，它是這種組織不可避免的問題。不幸的是，尋求一致的無政府替代物只有在相對同質的組織內可能，而且只能經過很長時間才能復制，如果這些團體更為普遍地對團體內的意見分歧保持相對的免疫力;即，如果它們已經是或者正在蛻變成一個宗派。這不是說無政府主義者指出的問題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內部不存在——弗蘭克斯給出的不幸的拙劣模仿的名單最好理解為列寧主義政黨內的宗派主義的傾向——不如說，這些問題是社會主義活動的必要特征，而且它們或多或少也是任何極端的政治組織所共有的特征，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和自治主義者的組織。

　　人性和社會主義

　　民主問題意味著和無政府主義相關的更為根本的問題：無政府主義的人性概念。至于民主本身，19世紀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抱怨“廣泛投票是反革命”，而他的俄國同道巴枯寧，當他說“所有的政治組織必定在否定自由中滅亡”時，旨在反對民主。這是非常重要的陳述，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它不是對斯大林主義的危險富有預見性的警告，而是指不但社會主義、而且任何形式的民主社會組織的不可行性。為了使巴枯寧的說法有意義，考察經常被重復的觀點，即無政府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的自由批判”的綜合，是非常有益的。

　　這種綜合雖然有其表面上的吸引力，但是也有根本的困難：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所持的人性模式截然不同，指向截然不同的政治方向。自由主義將原子化的、自我的個人預設為分析的出發點，而社會主義、或者至少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承認人類個體的社會屬性。從自由主義的人類本性是個人的、自我的預設出發，很難構想出除了凌駕于人的異化權力(國家)之外的社會組織：國家對個人自由來說，既是威脅又是必要的保障。因而用托馬斯·潘恩恰當的說法，國家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是“必要的罪惡”！在某種意義上，無政府主義可以理解為建立在更樂觀的人性觀點基礎上的這一觀點的極端表達：它反對國家——不管是何種形式的罪惡——在事實上是必要的這一觀念。無政府主義者在討論民主方面的緘默表明，他們認為，民主的政治組織保留了國家，因而“否定了自由”。

　　并不是所有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持有簡單的自我的、個人的人性模式——如果這確實已經成為過去的一個世紀中美國無政府主義中占統治地位的聲音，歐洲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于更社會化的人性概念。因此，蒲魯東、巴枯寧、尤其是彼得·克魯泡特金明確表達了這樣一些觀念：“社會是由團結一致的力量支撐的廣泛信仰，社會應被看作一個完整的有機體，個人的自由在其中通過一些共同體的個性的觀念得以調解”。（【參考閱讀一】）然而，正如大衛·莫蘭（David Morland）在對經典無政府主義的人性論的詳盡分析中所指出的，社會無政府主義并沒有成功地綜合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而是將人性的兩種陳述令人不安地加以混合，將自由主義的自我的、個人的觀念綜合進更多的社會主義的因素，導致一種“關于人性問題的不確定的說法”。相形之下，因為馬克思承認人類個體由我們生存于其中的某種社會形成，所以他不僅能夠抓住現代個人主義的社會的和歷史的根源，而且認識到民主化不僅不會導致一種新的不自由的形式，而且還會擴展個人自由的空間和性質。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巴枯寧關于組織意味著權威的說法，但是意識到因為社會是一種組織，設想沒有權威的社會是愚蠢的。

　　無政府主義的標志

　　從這種觀點出發，為社會主義而斗爭并沒有太多的針對權威而斗爭的意味，因為它是摧毀一種不民主的權威形式、代之以民主的權威形式的斗爭。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發現設想人性的社會方面非常困難,除了異化的國家形式之外，馬克思則認為，因為工人只能通過集體組織來解放自己，所以他們的團結朝向以具體的民主替代異化。因此，恩格斯評論說，當所有的革命社會主義者同意“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于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344頁)時，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組織的消失。而是——他堅決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喪失它的（異化的）政治特征，代之以行政職能的民主控制的形式。因此，馬克思主義訴諸任何社會的關鍵問題，不是它是否具有某種權威的形式(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是“是”)，而是權威是否受制于民主，如果不受控，誰受控制。正如赫伯特·馬爾庫塞所評論的，馬克思關注的不是權威的終結，而是權威的完全民主化。

　　再者，因為社會組織經久演化，社會本身具有歷史性：如果我們對社會實施民主控制，首先必須考察它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具體性質。對于史前的狩獵采集者，社會是個人所屬的小群體。相比之下，現如今，因為我們生活在由國家分工形成的世界市場之中，我們的社會是全球性的。因此，我們的社會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方式，也是全球性的：雖然地區行動是為更好的世界而斗爭的必要的組成部分，最后的勝利還是只能通過全球范圍的社會民主化才能贏得。這不是某些中央集權者的偏愛——是無政府主義者眼中的馬克思的另一個罪惡——他的中央集權主義——的物質基礎。

　　這種中央集權主義根源于社會的物質轉化，這一事實揭示出無政府主義的另一個神話：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異化“只要通過改變政府形式——將政府控制置于社會主義者的掌握之中”就可以克服。馬克思涉足政治，所認為的恰恰相反：爭取自由的斗爭的勝利不能通過政府的簡單改變到來，而必須根植于深入得多的社會運動之中。

　　通往巴黎

　　關于馬克思認為改變政府就足以帶來社會主義這一神話，其合理內核可以追溯到他和無政府主義者在第一國際針對提高政治要求、即要求政府進行改革問題的爭論。

　　從蒲魯東和巴枯寧的人性觀推測，他們都認為存在一種自然的社會和諧，它只有通過清除政府和國家才能重新獲得。因此，雖然馬克思在英國工聯主義者支持下強調為改革而斗爭的必要性——馬克思堅持認為，一旦工人贏得了改革并將新的法律付諸實施，他們不能“鞏固政府權力，而是相反，他們將現在針對自己的權力轉換為自己所用”——，無政府主義批評者認為，對政府提要求只能使事情變得更為糟糕。如果上述陳述導致對馬克思作出改良主義的錯誤闡釋，這一說法和類似的說法最好理解為馬克思尋求促進和強化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意識的過程的一部分。正如柯林斯(Collins)和阿布拉姆斯基(Abramsky)在他們富有創意的第一國際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馬克思認為“工聯斗爭代表了工人階級在通往完全解放的道路上的必要進程”。對國家的要求最早產生于工人運動當中，馬克思支持諸如限制工作日等改革，這不僅本身是好事，而且是只有通過革命才能最終實現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漫長進程的一部分。

　　這在他對巴黎公社所作的評論中表現得很明顯。也許因為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分析使他是一位“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神話破裂，無政府主義關于他的政治觀點的先入之見和馬克思政治學符合。盡管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是真實的生動的社會主義的例證，表明了“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存的國家機體，并運用這個現成的工具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恩文集》第3卷第218頁)，但巴枯寧堅持認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有必要組織工人力量，以便奪取國家的政治權力”。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比如彼得·馬歇爾將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認為的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例證拒斥為“歷史的反諷”，事實上，正是無政府主義者在構想巴黎公社方面存在更重大得多的問題。

　　巴黎公社成員，這張照片成為事后確認并處決成員的依據

　　馬克思在對巴黎公社所作的分析中指出，盡管國家權力的舊體制(至少在巴黎)被摧毀了，工人取而代之的不是對權威的否定，而是他們自己的統治：公社是在巴黎擁有真正(不是偽善的議會的)權力的“工人階級的政府”。他解釋說，這就是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意思，或者更簡單地說，工人階級的統治。盡管馬克思主義者將這種情形描述為工人的國家，更恰當地說，正如恩格斯數年后評論的，“國家”一詞在這里被誤解了：“應當拋棄這一切關于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馬恩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123頁)因為工人的國家和以前所有的國家不同，是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的統治的表達，它們就不再是維持剝削的社會關系的專門的強制機器。盡管巴黎公社沒有存活到足夠表明這一點：當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威脅消退時，甚至這些體制都將消亡。

　　相比之下，鑒于巴枯寧曾經宣稱自己是“一切政府和一切國家權力”的敵人，很難理解他怎么能夠歡迎巴黎公社的。事實上，正如克魯泡特金幾年后從非常接近巴枯寧的觀點出發所認為的，公社的關鍵性失敗在于它歡迎代表制度，這意味著它要復制議會制政府的典型罪惡。他堅持認為，公社的弱點并不在于領導它的人，而是它擁護的“制度”。從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來看，似乎克魯泡特金在兩人中更具一貫性：公社保留了代議制政府的形式，因而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的形式——國家——的另一種樣本。馬克思對這些觀點所補充的，不是對“中央集權主義”的捍衛，而是意識到，雖然巴黎公社得以保留國家和政府的形式的方面，但一旦新的階級掌握權力，它們的內容就會極大地改變。革命問題的這種方法引爆了關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無政府主義神話：它是一種雅各賓主義。

　　雅各賓主義、布朗基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關于馬克思是一個信奉單單改變政府就足以帶來社會主義的國家主義者的說法和一個指控相關，即他未能逃脫法國大革命最極端階段革命者的雅各賓主義的局限性。例如，巴枯寧在《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4963800.html)中認為，“從教育和本性上看，[馬克思]都是一個雅各賓，他的美夢是政治專政”。將巴枯寧假設馬克思的權力欲望的愚蠢言辭暫且擱置，雅各賓主義的指控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值得一駁。

　　1793—1794年，雅各賓黨人置身于法國大革命的前線。在羅伯斯庇爾的領導下，他們在當政時期處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們認為自己是依循盧梭的“公意”教導行事。然而另一方面，他們從未恰當地解決公意在一個階級分裂的社會如何得以存在和表達的問題。實際上，雅各賓黨人遠未能代表公意，他們是靠所謂的“無套褲漢”——城市“小店主和工匠（包括師傅和學徒）、仆人和短工”的支持上臺的，實際上也代表他們的利益。因為羅伯斯庇爾確實意識到他的社會基礎的有限性，即使他不能提供合適的理論陳述，他也開始相信，公意要作為對“個人的缺點和不足”的糾正而必須加諸社會。因此，盡管他狂熱支持民主，但或多或少持一種隱含的觀點：不但“民主必須自上而下實行”，而且“人民自發的革命熱情無需任何依賴”。這就是他的形式上的民主政治和他獲取的支持的有限社會基礎之間的矛盾，在外部軍事干涉法國大革命的背景下，這導致了恐怖統治。

　　盡管蓋林反對革命必然蛻變為暴政的觀點，但是他仍然同意，馬克思沒有完全克服他政治觀點中的“集體的”和“雅各賓的”方面之間的張力，而列寧在雅各賓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提到列寧就要提到他著名的評論：“同已經意識到本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的組織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雅各賓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383頁)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來證明，列寧至少未能擺脫雅各賓主義的局限，因此，俄國革命像它的法國前輩一樣，注定結束于恐怖之中。然而，從列寧寫這句話的背景來看，很清楚，提到雅各賓主義首先是因為對試圖完全拋棄革命政治的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的批判，列寧指出，和雅各賓主義者一樣(但是環境截然不同)，馬克思主義者是統治階級的最堅定的組成部分。

　　處決羅伯斯庇爾

　　作為馬克思熱忱的學生，列寧認為，導致雅各賓主義的情勢和支持現代社會主義興起的狀況之間的不同是基本事實。米歇爾·羅伊(Michael Lowy)指出，盡管馬克思明顯贊揚羅伯斯庇爾的“歷史偉大性和革命力量”，他也清楚地反對將雅各賓主義“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模式或靈感源泉”。實際上，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用了黑格爾對雅各賓主義的批判。在黑格爾看來，羅伯斯庇爾的恐怖統治是他試圖自上而下地將一幻景強加于社會， 這一努力并非扎根于其光必需的本民族“性情和宗教”的轉變之中。

　　馬克思意識到黑格爾觀點的力度，但是不同意雅各賓主義暴露出了革命事業的有限性。更確切地說，他認為革命領袖和廣大群眾之間的鴻溝并非革命的普遍特征，而是反映了法國大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他指出了他的政治主張和雅各賓主義之間質的差別，將這種革命形式同現代無產階級革命區分開來。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于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業已存在的資本主義之前的國家之間發展的矛盾之中，并且成功地去除了鎖鏈，促進了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盡管這些革命被普遍認為是同前資本主義的等級制度的進步性相分裂的，它們的特征仍然是權力從一個統治階級轉移到另一個統治階級，充其量牽涉到它們的領袖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關系。例如，諸如俾斯麥統一德國式的“從上至下”的資產階級革命根本就沒有群眾行動參與進來，而英國、美國和法國的“自下而上”的資產階級革命雖然通過下層階級的參與而勝利，但是最終都同樣將窮人排除在權力之外。相比之下，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和主體都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所以就必然在性質上更為民主，無論在革命實施時還是勝利之后。

　　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區分，表明了從羅伯斯庇爾到馬克思存在延續的軌跡的說法的根本錯誤。與羅伯斯庇爾不同，馬克思非常清楚，在一個階級分裂的社會，沒有被普遍接受的善的觀念，但是同時工人的集體斗爭卻獨一無二地能夠指明資本主義異化的體系替代物，因為它們能夠遠遠超出自己的等級來訴求。因此如果現代社會主義只能隨著現代工人階級出現而產生可能性，為了實現這一潛能，至少要求社會主義者為運動中的領導權作出兩方面的斗爭：馬克思主義者為社會主義在工人階級中的領導權而斗爭，同時要為贏得工人階級社會主義者在更廣泛的社會中的領導權而斗爭。因而，其核心是，作為馬克思革命策略基礎的新的社會力量的出現——資本主義的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現代工人階級的增長。因此，這完全不同于先前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的)實現一個更好的世界的想法，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馬克思認為確切掌握歷史對革命者來說至關重要：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才有可能，那么，意識到這些歷史情境是什么、它們同引起其他革命時刻的情境有什么不同，就顯得非常重要。

　　和馬克思不同，19世紀有社會主義者仍然繼續雅各賓的傳統——馬克思同他們的政治觀點保持距離。例如，法國社會主義者布朗基將革命設想為由代表工人行動的一小部分革命精英所贏得的行動。恩格斯評論了巴黎公社進程中的布朗基主義者，認為這個集團“只是感情上的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的社會主義模式并不是根植于對階級斗爭或社會主義本身的歷史基礎的恰當考慮之上。和恩格斯與馬克思是私下的雅各賓主義者的說法形成強烈對比，恩格斯駁斥了布朗基的革命是“由少數革命家所進行的突襲”的提法，聲稱布朗基主義(雅各賓)的方法是“獨裁”的“過時”的革命模式。

　　空想社會主義者布朗基

　　在某種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超越了無政府主義和布朗基主義之間的差別：像前者一樣，它根植于自下而上的真實運動，但是又像后者一樣，它意識到社會主義領導權在推翻舊國家上的關鍵作用。要點在于，社會主義者的領導權必須扎根于現實運動中，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實施。正如托洛茨基認為的，將自發行動同領導相對立是一個錯誤，因為它們最好被理解為一個硬幣的兩面。

　　革命問題的這種思路填充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制定的普遍模式的一個方面。他們認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勝任重建社會的工作”。(《馬恩文集》第1卷第543頁)“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性特征，不僅將馬克思主義區別于任何形式的國家社會主義，而且區別于無政府主義的反中央集權制。正如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所認為的，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者使用不同的方式、為了相同的目標而斗爭的說法只是部分正確。因為，馬克思為社會權威的民主化而斗爭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無政府主義理論的局限性。如果說這意味著，像無政府主義者一樣，馬克思為了“推翻”資本主義國家而斗爭，我們還要意識到，有時走向更大的民主要求更多的國家行動：只要想到美國醫療改革的反對者使用的反中央集權的言辭，就能意識到，“認為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自由個人的主要敵人’是國家的觀點是荒謬的、反歷史的”。

　　盡管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民主方面反映出自由和權威之間零和平衡的關系，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因為個人自由由社會組織決定，它只能以某種組織形式實現。從這一觀點出發，自由和權威遠遠不是互相對立的關系，它們最好被理解為互為補充的概念：如果后者民主化，前者就能得以擴展。因而，如果我們的民主目標是一種權威形式，替代物不是沒有權威，而是不民主的權威。

　　這種觀點闡明了巴枯寧的著名預測：如果馬克思主義者奪取了政權，他們的國家將“只能是由新的、非常少的貴族統治的高度專政的群眾性政府”。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眾多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非常奇怪地)有些馬克思主義者，都將這一評論看作對官僚主義危險的雄辯的警告。然而，事實并不是這樣。更確切地說，它最好被理解為羅伯特·米歇爾斯的著名的“寡頭統治鐵律”的先驅，根據米歇爾斯的說法，所有的組織都不可避免地產生統治精英。達肯·哈拉斯(Ducan Hallas)認為，這種評論應用到民主的中央集權的組織上，似乎是“原始的原罪神話的世俗版本”，正如原罪神話迫使我們艱辛地生活，盡管無政府主義的所有組織都拒斥自由的思想具有形式上的極端性，它為資本主義的進步的替代物留下了很小的希望。

　　結論

　　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有著不同的目標，所以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為自己的目標而奮斗。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無政府主義者往往設想政府之外的自然的(非歷史的)社會和諧，而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被設想為以歷史上新的社會關系的產生為基礎的社會的完全民主化。無政府主義者因而試圖預想通過直接行動獲得自由，馬克思主義者在工人階級中為社會主義而斗爭，在反資產階級的活動中以工人階級為取向。如果說直接行動除了一個松散的聯邦組織結構外沒有要求任何東西，為反國家的民主社會而斗爭則需要民主的、中央集權的斗爭組織，這個組織通過集中資源使勝利的機會最大化。盡管無政府主義的說法與之相反，這并非說必須要有自上而下的領導模式。更確切地說，為了勝利，黨必須不僅自下而上地對運動進行領導，同時還要反對運動中的宗派主義。正如克利夫所說，這種領導模式最好被理解為，既不是管理主義的多種形式，也不是知識分子精英主義的形式，而是根植于斗爭中的同志關系。

　　“革命政黨必須要同它之外的工人進行對話。[它]不應當憑空發明策略，而應當將從群眾運動的經驗中汲取教訓作為第一責任，然后從中加以綜合……馬克思主義者[應當]自覺表達工人階級的內在動力，以在社會主義基礎上重組社會。”

　　克利夫并非憑空造出這種領導模式，而是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短暫時期內發生的馬克思主義的復興而得出的結論。這場運動同戰前為了對抗修正主義在工人階級中出現的工團主義潮流有著相似的根源。工團主義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階級斗爭的復興的基礎上，將蒲魯東和巴枯寧的直接行動的概念作為資產階級政治的替代物，贊成馬克思的作為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的社會主義概念。和更多的新近的反資產階級者一樣，工團主義者“沒有什么，除了對以妥協和機會主義為特征的議會‘政治’的輕蔑”。盡管更新的馬克思主義運動與工團主義一樣對修正主義左翼的機會主義政治表示憎惡，但是通過重新研究馬克思更為廣博的政治概念，他們指明了超越了工團主義的局限性的道路。和列寧、托洛茨基和盧森堡的著作相聯系，這一運動在列寧1917年的著作《國家與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最高政治表達，《國家與革命》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向修正主義轉變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了第二國際內部對馬克思關于國家的批判理論的任意曲解。

　　葛蘭西的發展軌跡突出了20世紀早期復興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之間的分歧和相似。為了回應對他和圍繞社會主義報紙《新秩序》(LeOrdine Nuovo)的小組的其他人1919年和1920年在都靈以工團主義的方式行動的譴責，他答復道，是的，像工團主義者一樣，反對統治第二國際的對馬克思主義日益增長的修正主義闡釋，他的組織試圖將他們的社會主義根植于自下而上的實際的自發的工人運動，而不是提供“抽象的”領導形式。然而，這種方法的弱點——葛蘭西認為這是工團主義更為普遍的弱點——在于，《新秩序》未能明確表達一種策略，能夠將都靈工人的需求和意大利南部農民的需求聯合起來，從而實現推翻意大利政府的目標，代之以建立在工人議會基礎上的民主。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葛蘭西尋求依托《新秩序》時期的力量克服這些弱點。像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一樣，他將自己的實踐根植于日復一日的普通工人的斗爭中，但不像他們，他將這種方法擴展為政治策略，其目的不僅在于作為廣泛的反資產階級運動一部分的“推翻”資產階級國家，而且還要代之以民主的替代物。這一目標以及他尋求實現目標的列寧主義的方法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標簽沒有任何共同之處。

　　然而，它確實以馬克思的人性觀及其必然結果——他的民主的進步模式——為先決條件。列寧對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的貢獻表明，為了既贏得全社會的大多數，又推翻舊國家，左派要求民主的和中央集權的黨。葛蘭西正是從列寧那里學到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貢獻不但建立在馬克思批判無政府主義邏輯不嚴密性的基礎上，而且為今天的反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保留了豐富的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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