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青山：共產黨的哲學明明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怎能硬說是什么“斗爭哲學”!

　　——紀念《矛盾論》發表80周年(二)

　　多少年來，李銳極力誣謂“毛澤東哲學是‘斗爭哲學’”。說什么：“毛澤東歷來強調‘斗爭哲學’……既是宇宙觀，也是人生觀。”他認為，世界上無處不存在矛盾、對立，辦任何事情都要經過斗爭，去克服其中的矛盾。“這樣就把矛盾等同于對立，對立又等同于斗爭，只有靠斗爭才能最后解決問題。這樣把斗爭絕對化之后，就完全忽視和排斥了矛盾的同一性，以至最后實際否認同一性，只有斗爭性了。”(《毛澤東晚年悲劇——毛澤東秘書手記》第300—301頁)

　　李銳所謂“毛澤東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毒害甚廣，影響極壞，以至于現在有人竟聽不得“斗爭”二字。2014年7月23日，中央黨校副教育長、教授郝永平在《人民日報》發表《深刻理解和把握新的“偉大斗爭”》，強調黨今后面臨著“爭奪資源的斗爭”、“意識形態的斗爭”、“西方敵對勢力的斗爭”、“反腐敗的斗爭”，乃至“民族分裂勢力的斗爭”和“網絡斗爭”等。這本是無可厚非，卻招來鄧聿文的猛烈抨擊，說什么毛澤東的“斗爭哲學”的結果，“把中國斗得一塌糊涂，百事淍零”，現在“縁何又聞‘斗爭哲學’?”。

　　試問：共產黨的哲學究竟是什么?憑什么說毛澤東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

　　鑒于黨的19大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的時期，新時期面臨新的偉大的斗爭，在紀念《矛盾論》發表80周年之際，這就不能不澄清事實，還歷史真相。

　　(一)

　　理論旗幟，至關重要。毛澤東的理論旗幟，始終一貫，清楚明白。任何一個不帶偏見，或不懷敵意的人，都能清楚看到，毛澤東歷來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堅定不移地把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哲學基礎。

　　早在建黨之前，毛澤東在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時，提出了“改造中國和世界”的革命任務，就確認馬克思主義是改造中國和世界的“一面旗幟”。1920年底，他在致羅章龍的信中指出，中國革命要想得到成功，“除了要有一班刻苦勵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他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幟，旗幟立起來，大家才有所指望，有所趨赴。”(《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2集)

　　那么，這個“主義”，這面“旗幟”又是什么呢?

　　這就是他1921年1月25日《給蔡和森的信》中提出的，“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依據，這個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頁)

　　1929年6月4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指出共產黨的哲學是唯物主義。他說：“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凡事要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74頁》

　　1937年6月5日，毛澤東在《關于十五年的路線和傳統問題》中，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唯物辯證法。他說：十五年來黨之所以犯路線錯誤，根本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還不十分深厚，沒有“學好唯物辯證法。”(《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508頁)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稱之為“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664頁，以下凡引此書，只注頁碼)

　　1942年2月21日，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闡明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他說：馬克思不但參加了革命的實際運動，而且進行了理論的創造，“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第3卷第817頁

　　1942年5月2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在的講話》再次指明：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3卷第874頁)

　　1945年4月毛澤東主持制定并經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 歷史問題的決議》，深刻指出，黨成立以來“左”、右傾路線的基本錯誤的哲學根源，“都是人思想從上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而來的。”(第3卷第990頁)。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七大所作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指出：“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的科學思想的結晶。”(第3卷第1093頁)值得注意的是，黨的七大制定并通過《中國共產黨黨章》在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批判地接收中國的和外國的歷史遺產，反對任何唯心主義，或機械唯物主義。”(《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30頁)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中，批評王明等人把“中國共產黨人和馬、恩、列、斯并列”的錯誤，提出“現在應當在全世界很好地宣傳馬、恩、列、斯關于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260頁)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又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有正確的宇宙觀”，“他們懂得辯證法。”(第4卷第1468頁)

　　可見，建國前的28年，毛澤東從1921年1月25日《給蔡和森的信》中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依據”，始終如一堅持共產黨的哲學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或唯物論、辯證法。怎能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

　　建國之后，毛澤東一如既往，堅共產黨的哲學就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主論!

　　1951年3月27日，毛澤東在給李達的信中說：“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語言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 (《毛澤東書信集》第407頁)

　　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在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莊嚴宣告：“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59頁)并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正式載入了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這里所謂“馬克思主義”，當然包括它的哲學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1956年以后，我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毛澤東在黨的全國第八次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勝利，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聯系起來，這是我們黨的一貫的思想原則。”(《文集》第7卷，第116頁)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中，號召全黨要認真學習辯證法，照辯證法辦事。他說：“我看，全黨要學習辯證法，提倡照辯證法辦事。”(第5卷第362頁)

　　1957年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六十四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向各國共產黨建議：“關于對立統一的觀念，關于辯證法，需要作廣泛的宣傳。我說辯證法應該從哲學家的圈子走到廣大群眾中間去。”(《毛澤文集》第7卷，第332頁)

　　1959年2月14日，毛澤東在同智利朋友馬特的談話時說，唯物主義并不等于馬克思主義， 在馬克思以前就已經有唯物主義，法國資產階級曾經發揮了唯物主義。辯證法也不是馬克思發現的，德國過去就有唯心辯證法。“馬克思是改造了這兩個東西 。他把唯物主義改造成辯證唯物主義，把辯證法改造成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正確反映客觀世界的辯證法”。毛澤東強調：“世界觀是辯證唯物主義，這是共產黨的理論基礎。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斗爭的學說是革命的理論，即運用這個世界觀來觀察和解決革命問題的理論”(《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2、5頁)

　　1961`年3月22日，毛澤東在廣州會議的講話中，講到《反對本本主義》時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唯一正確的“工具”。他說：“我不是反對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我這篇文章里頭也講了的。要把馬克思主義當作工具看，沒有什么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第1148頁)

　　1963年5月，毛澤東在《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中提出，“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教育 ，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斗，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偉大國家。”(《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21頁)

　　1966年11月8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中央代表團說：“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產黨的共同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15頁)

　　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我的一點為意見》中批判陳伯達一類騙子所謂“天才論”時，強調黨的哲學基礎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論的反映論”。他說，“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115頁)

　　1970年12月29日，毛澤東號召：“ 我的意見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干部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方能抵制陳伯達一類騙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63頁)

　　1971年3月15日，毛澤東在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的批語指出，我黨多年不讀馬列，今后要“突出馬列”。他說：“我黨多年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 在廬山鬧出大笑話 。這他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突出馬列。”(《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213頁)

　　1971年9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同當地黨政軍負責人談話時說：“這次廬山會議上，什么是唯物主義，什么是唯心主義都 不搞不清楚。要學習馬列的書，現在學六本，文化高的可以突破， 明年再學幾本。(《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99頁)

　　直至197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關于學習理論問題的批示指出：“提法應以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于馬列水平不高而來。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我黨真正懂馬列的不多。”(《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80 頁)

　　由此可見，毛澤東“歷來”凡是論及“黨的理論基礎”、黨的哲學，或者提倡“學哲學”，“宣傳哲學”，無一不是講“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或“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唯物史觀”。57年始終如一，清晰明白，從不含混。憑什么說“毛澤東歷來講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或“毛澤東的哲學是斗爭哲學”?

　　(二)

　　李銳把毛澤東的《矛盾論》誣謂“斗爭哲學”，說什么《矛盾論》“把矛盾等同于對立，對立又等同于斗爭”， 以至完全“否定了同一性”，這是惡意歪曲，彌天大謊。

　　事實如鐵，我們就先從《矛盾論》怎么論“矛盾”談起。

　　毛澤東在《矛盾論》里論及什么是“矛盾”時指出：“事物 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法則”，說明矛盾即“對立統一”。又說：世界上一切事物中兩個對立的方面，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 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所以稱為矛盾。第1卷第299、328頁)

　　這就是《矛盾論》對什么是“矛盾”所作出的經典規定。說的是，統一物分解兩個方面，它們既互相排斥、互相對立，又互依存，互相聯結，這就是辯證法所謂的矛盾。如果對立的雙方，單單是互相排斥、相互斗爭，只有“斗爭性”，而無同一性，那就不成其為矛盾。那是“矛矛”，不是“矛盾”。反之亦然。

　　如果說，《矛盾論》把“矛盾等同對立”，完全“排斥和否定了同一性”，那豈不就無所謂“矛盾”了，又何來《矛盾論》?此其一。

　　其二，更應當看到，毛澤東在《矛盾論》里，對“斗爭性”并著墨不多，反倒著力于矛盾“同一性”的探討和論述，成了《矛盾論》的精華篇章。

　　毛澤東在這里對同一性作出了科學的規定，即“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 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毎一種矛盾的兩方面，各以和它對立著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在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著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著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就是所謂的同一性。”(第1卷第327頁)

　　毛澤東深刻闡明，一切矛盾著的東西，無不互相依存，兩者“互為存在的前提”，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原來矛盾著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一方，它自己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試想，一切矛盾著的事物，任何一方能夠獨立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地主，就沒有佃農;沒有佃農也就沒有地主。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第1卷第328頁)

　　毛澤東如此明確地把矛盾的同一性，看成是矛盾雙方“互為存在的前提”，“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一方，它自己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怎能誣稱，毛澤東只講斗爭，“完全排斥和否定同一性”?

　　進而，《矛盾論》還深刻闡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辯證關系，不能割裂二者的辯證統一。毛澤東堅持列寧關于同一性是是相對的，斗爭性則是絕對的原理，“沒有斗爭性，就沒有同一性”， 又指明：“斗爭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 若失其所“寓”，也無所謂“斗爭性”。

　　再者，《矛盾論》強調從同一性和斗爭性的辯證聯結來觀察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源泉、動因。這就是他所說的，“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斗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事物的矛盾運動”(第1 卷第333頁) ，以及“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第1 卷第305頁)

　　這都是指明，矛盾著的對立面又統一，又斗爭，由此推動事物的運動、變化和發展。

　　當然，毛澤東并沒有把同一性和斗爭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等同起來，看成斗斤八兩，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來說，事物的發展主要還是矛盾的斗爭引起的。

　　應當承認，《矛盾論》對同一性和斗爭性如此深刻的論述， 顯然是對 “對立統一法則”作出了深刻的“說明和發揮”，甚至有所發展。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也是十分罕見的。怎能《矛盾論》都不翻一下說胡謅什么毛澤東“完全忽視和排斥了矛盾的同一性，只有斗爭性”?

　　最后，從社會實踐的層面來看，毛澤東把“對立統一” 的

　　辯證法運用于“統一戰線”，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達于爐火純青的境界，無人敢于望其項背。

　　眾所周知，毛澤東總結中國民主革命15年的經驗，曾概括為“三大法寶”，而頭一個就是“統一戰線”。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把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視為奪取條件“抗日戰爭戰勝利的基本條件”。

　　他說：我們黨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 ，是一切聯合 ，否認斗爭;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則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之后，又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否認斗爭。這些錯誤的傾向的哲學根源，都是割裂矛盾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的辯證聯結。所以，“現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又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斗爭兩方面政策。”而以斗爭達到是團結一切抭日勢力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 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對頑固派要敢于斗爭， 在斗爭中堅持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斗則已，斗則必勝。但要堅持斗爭的防御性，注意斗爭的局部性，以及每一斗爭的暫時性。(《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63、745、749頁)

　　因之，毛澤東堅決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割裂同一性和斗爭性辯證聯結的錯誤傾向。毛澤東說，王明就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在抗日統一戰線建立后，提出“一切服從統戰線”，只要聯合否認斗爭，生怕“斗爭會破裂統一戰線”。當然也有人主張一切斗爭否認聯合，“認為斗爭可以無限制地使用”。

　　中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凱歌，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勝利凱歌!

　　(三)

　　如此說來，那是不是說毛澤東就從未提及過所謂“斗爭哲學”?

　　這倒不是。

　　在我閱讀到的業已公開出版的“毛著”中，毛澤東是有二回還提到過“斗爭哲學”。這不怎么回事?紀念《矛盾論》發表80周年，不可不澄清此事的真相。

　　第一回，出自《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口頭政治報告》。他是這么說的：“我們對國民黨的方針，是又團結又斗爭。講到斗爭，我們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我們是在自衛的立場上和它斗;這斗爭是局部的，對我們有利才斗;但這種斗爭又是暫時的，為了團結我們是有節制的。反過來講，自衛的、局部的、暫時的斗爭，要有利于團結。國民黨天天想打我們，但也不敢和我們作大的決裂。我們的斗爭是有節制的。比如我們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參加會議，國民黨開始不肯，但結果我們還不是去了?至于我們說去三個，他說你去一個，一個就一個，我們不大爭，現在我們的代表已經到了華盛頓。同志們!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這世界上有個“爭”字，我們的同志不要忘記了。有人說我們黨的哲學叫‘斗爭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山的就是這么說的。我說‘你講的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民進行斗爭，‘斗爭哲學’是他們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斗爭哲學’出來得比較晚，那是斗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放棄斗爭，只講團結，或者不注重斗爭，馬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當、不起勁，這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文集》第3卷，第316頁)

　　另一回，是1959年8月16日在《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中說：“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斗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斗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斗爭止息了，新的社會斗爭又起來了?？傊?，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斗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一點不錯。不過，斗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毛澤東文稿》第8冊，第451頁)

　　從毛澤東的這兩個地方論及到的“斗爭哲學，可以清楚看到：(1)共產黨的理論旗幟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不是什么“斗爭哲學”。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黨的七大所作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指出：“我們的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黨，這是因為這個主義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正確最革命的的科學思想的結晶。”(第3卷第1093頁)值得注意的是，七大《中國共產黨黨章》在總綱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30頁)

　　這是再清楚不過的。

　　在此前提下，毛澤東在七大口頭政治報告，說到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山的人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一點不錯”，顯然是從某種意義而言的。

　　李銳無視毛澤東的全部著作，無視黨的歷屆全國黨代大會所通過的黨綱和黨章，硬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純屬別有用心的曲解和污蔑。

　　(2)毛澤東說得清清楚楚，所謂“斗爭哲學”，那是國民黨軍的“總司令”，或“資產階級政治家”在攻擊共產黨時說的。

　　李銳卡頭去尾，把這些人攻擊共產黨的話，硬栽到毛澤東名下，而且說他還“歷來強調”，何其狠毒!

　　(3)毛澤東只是接過國民黨軍的“總司令”和“資產階政治家”的話，說你們如果硬要說什么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那也是“一點不錯”，“你們講對了”。這只是也只能是從“一定意義”上(比如，世界上有個“爭”字，人民和黨的“權利是爭來的，不是送來的”)講的。

　　如果撇開“特定意義，把“黨的哲學”、“毛澤東的哲學”總括為什么 “斗爭哲學”，那就不知安的什么心了!

　　(4)毛澤東還指明，就算從一定意義或特定意義上講，“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但這種“斗爭哲學”也是“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階級學來的。他們是“斗爭哲學”發明者、專利權的持有者，并本著“斗爭哲學”同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斗了幾千年”。 現今各國資產階級也仍在不停地對被剝削、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實行“斗爭哲學”。沒有哪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哲學不是“ 斗爭哲學”。

　　至于，共產黨帶領無產階級進行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斗爭，那只是近二百來年的事情。

　　僅此“二次……”，能說“歷來……”?

　　如果由此就說什么，“毛澤東歷來強調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那只是為了掩蓋“幾千年”來剝削階級對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實行“斗爭哲學”的歷史真實而已。

　　只不過，這是欲蓋彌張!

　　總上可知，毛澤東“歷來”凡是論及“黨的理論基礎”或“黨的哲學”，總是指明是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或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矛盾論》深刻闡明了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及其與斗爭性的辯證關系，這是對對立統一的科學“說明和發揮”，乃至發展;在業已公開出版的“毛著”中，也僅二次講到國民黨或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哲學是斗爭哲學”一點為不錯，那也只是從特定意義而言的。這是白紙黑字，砧板訂釘，清清楚楚，怎能統統棄于不顧，硬說毛澤東“完全忽視和排斥了矛盾的同一性，只有斗爭性”，“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如此“反毛反馬反社”，真是利令智昏，鬼迷心竅!

　　(20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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