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韓軍(1970-  )，男，山東惠民人，文學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現主要從事海外漢學、文學批評理論的研究。

　　摘要：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接受的復雜性而言，必須要對其中多元聚合因素加以細致考察。從歷史層面看，“接受”乃是隨著現實政治社會條件變化，隨著知識主體不斷不斷調整其角色與位置，面向不同的問題面向不同受眾而最終作出的選擇;從學理層面看，則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政治現實、中國文化傳統相互融合的結果。欲對歷史經驗做出總結，并使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當代保持活力，歷史與邏輯的結合仍然是最為有效的途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知識主體;思想形態

　　時下，關于如何建構“中國化的”或曰“中國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話題，日益受到學界廣泛關注和多方思考，該學術動向一方面表明，長期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尚缺乏與其主導位置相稱的理論成果與國內外影響，另一方面則恰恰反饋出中國當代文學、文化狀況所需要在理論層面予以把握和闡釋的迫切性，兩方面相互消長，為話題探研開出了巨大的學術空間。而就目前國內研究現狀看，整理爬梳中國現代以來、“西馬”、及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成果較為豐富乃是不爭的事實，理論建構層面固然不乏各種論說，但相對處于探索的進程之中，而且圍繞于此，某些思考的動向尚需要在學理層面予以辯證。動向之一，某些學者依從西馬學者的看法，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根本算不上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至多只是馬克思主義名義下某種中國思想的變體而已，在此邏輯前提下，“還原”為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論述，“還原”為那種西方馬克思主義式的純學術形態便成為必然選擇;動向之二則與之相異，認為中國馬克思主義乃是具有中國特色或曰與中國現實相契合的馬克思主義，是中西思想經由一系列碰撞、融合之后的特定產物，但關于“中國特色”如何定位又有兩種不同認識，一者是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有關理論經驗予以經典化，二者則是把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有關論說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論說相比附，儼然都認定“中國特色”淵源有自，別具特色。以上認識固然各有其材料依據及復雜邏輯，但都不免因為偏于特定立場留下思考的盲點。馬、恩經典固然是相關研究必須依賴的最終依據，但研究之成為研究總少不了闡釋的成分，西方馬克思主義繼承基本思想框架但也有對馬克思論著前后期的不同取舍，依據前期經典為“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依據后期經典為“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何者為馬主義的本來面目則各有說辭;純學術研究固然是思想得以沉淀、得以完善的基礎，但結合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運、工運退潮來看，其中多少也有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節下學者們重返書齋的必然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西馬”自有其面向自身現實問題的緣起，至于這種理論取舍及純學術形態能否直接應用于中國當下，尚需要得到深入的考量。至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認識，如若把學術研究視為理論與現實間不斷摩蕩的動態過程，“經典化”除了某些意識形態、文化機制的擇取與強化因素外，更重要的則是總結特定歷史時段之理論經驗而使之面向將來;而中國古代文論傳統對于當代文學批評的影響，也不是簡單的比附可以說請，不是古有“知人論世”今有“社會歷史批評”，古有“盡善盡美”今有“歷史與審美的統一”等等，古今言說因對鏡不同顯現的內涵差異不容忽視，談到文化傳統的影響，恐怕就不在某些表層似是而非的說法，而是涉及到更深層的思維習慣、文化心理、語言方式等方面。綜上所述，理論形態的形成并非某些個別因素依照線性軌跡延展而來，尤其涉及到中國現代復雜的歷史狀況，多元因素的合力聚合恐怕才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得以被如此接受如此言說的學理邏輯所在。而且，集中到本文論題“文化傳統”，也并非某些可以籠統指實的古代靜態觀念，其自身也有調整衍化的過程，誠如杜維明所說，在當代學者、尤其是有反思能力的年輕思想家文化心理結構中，至少有五種傳統的積淀：鴉片戰爭以來的受屈辱傳統、反傳統的傳統、馬列傳統、“文革”傳統、及改革傳統⑴，這也意味著，傳統屬于過去的同時，也因新的歷史條件耦合而不斷生成新的形態，面對這種情況下，尤需要回到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之中，對其中涉及的互為影響、不斷調整的諸面向做細致深入的梳理，也只有如此，方能對“中國形態”的形成與發展做出基本說明。

　　一

　　近年來，不少學者從歷史考據的層面強調，中國現代以來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并非直接來自于其發源地德國，而是經由日本和前蘇聯的中轉，如田辰山所述，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留日學潮相伴，則是大量漢譯日著的出現，在這種背景下，雖然不知道馬克思主義究竟是在什么時候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但馬克思的名字以及他的某些理論開始在一些學者的文章和演講中被提到，隨著中文翻譯的開展，到了20世紀2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已廣為中國知識分子所獲知⑵。對上述史料，當然可以做多方面分析，從還原論者角度自可以將之視為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根據，但從“中國特色”角度看，卻是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得以形成的源起，并且其中不乏因思維方式、語言翻譯等因素造成的理論內涵的悄然變化。這種因文化、語言所帶來的表意差距究竟有多大不是這里討論的重點，馬克思主義被引入中國并被保留基本的思想面目應屬事實，此外在眾多思潮中(其他如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馬克思主義自五四以后脫穎而出并占據思想主導也是事實，其中緣由或如以往正統立場所說具有其必然性，即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有效結合⑶，或如某些西方學者所論只是歷史的偶然，乃是政府對學生運動態度的變化以及西方國家及蘇俄不同的對華政策導致了思想的選擇⑸，必然與偶然，都是從特定角度出發對歷史現象做出的解說，在此之下，馬克思主義如何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發生影響，或者馬克思主義本身又產生了哪些變化，這個過程的脈絡和學理邏輯如何來把握，才是更根本的問題。我們認為，文化之建構，都基本具有特定知識主體利用相應文化資源，面向特定群體、面向現實問題加以開展的向度，并在這個過程中構成文化的有機關聯，中國近現代以來文學批評的遷變與轉折，也正可以首先就知識主體層面加以透析。

　　就中國古代傳統而言，“無恒產而有恒心”的士人階層主要承擔著文化建構與傳承的使命，而他們承擔使命的條件大略有如下諸端：一是自先秦“禮崩樂壞”以來所形成的文化系統(道統)與政治系統(政統)相分離的格局⑹，士人得以憑借著文化資源參與政治面向社會;二是由于該格局而構成君主與士階層之間相互需要、相互利用、共治天下的政治結構，士階層作為“中間人”⑺角色，向上欲通過君主實現自身的社會理想，向下則代君主行使治理、教化民眾的責任，從中也產生了文化目標遠大而現實手段受限的矛盾，即便如此，儒學通過他們的努力得以成為思想正統，并在政治、社會各項制度中得以體現，如鄉村宗法、私塾教育、科舉考試、官僚體系、法律制度等等;三是在現實的限制中，在士人階層自身的調節中便有了“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的向外、向內的兩重選擇，這兩重選擇體現在文學寫作與文學批評中，也就有了“言志載道”及“抒寫性靈”等不同取向?？梢钥闯?，士人階層之文化行為無論面向社會還是面向自我，都有賴于所秉持的文化傳統的神圣性(五經即是西周“王官學”的集合)，這使得他們現實政治身份之外，能夠以民之代言人與教化者的雙重身份出現，從而具備知識層面的優越性。

　　而自近現代以來，在西方的強力沖擊下，中國被動的完成了老大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換，一大批較早接觸到西方現代文明的知識人，由此走上了學習西方、復興中國的探索之路，先后歷經器物、洋務、政體、以至根本的文化諸層面的努力，展演出多姿多彩的啟蒙思潮。不過據余英時的觀察，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自康有為《大同書》以來，受政治影響，各種思潮往往偏于激進，并沒能形成自身持續不斷的文化建設運動。即以晚清時期的啟蒙及“五四”時期的啟蒙為例，兩者無論作為從傳統中還是借鑒西方而來的思想解放，都沒能來得及以學術的獨立發展釋放出應有的能量，便很快卷入政治的漩渦。這和西方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及中國的“理學運動”都無法相提并論⑺。這些反思固然深刻，但若從制度層面做深層思考，則不能不注意到面臨歷史巨大轉折，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未完成性，即變革主要發生于社會上層尤其是知識階層，而中國社會的主要部分則沒有根本改變。在這種情況下，知識階層之處境頗具悖論色彩，一方面他們所接受的現代文明觀念需要有現代“國民”的接受與響應，另一方面“國民”尚未自覺尚需要他們予以啟蒙，知識建構與其目標指向之間形成某中程度的斷裂。依從這一邏輯，也就可以說明，“維新派”何以走向“?；?rdquo;，保守主義者何以需要在中國鄉村來建立他們的改良藍圖，制度是否相應都是不容回避的問題。影響到文學批評，從梁啟超的“小說界”革命，以至到魯迅關于“國民性”的探討，可以說都是對這一局面的不同角度的回應，早期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也不乏類似聲音，陳獨秀在其《文學革命論》中倡導“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就是要求把文學形式的變革創新與內容的變革創新結合在一起，把改造落后愚昧的國民性與革新政治聯系在一起⑻。

　　這種情況，隨著革命的推進及其任務的迫切而發生改變，正如劉少奇后來所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時，由于中國當時是客觀革命形勢很成熟的國家，要求中國革命者立即從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無暇來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與斗爭經驗的總結”⑼，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比，馬克思主義最大優勢乃是基于西方學術傳統建立起了現代政治社會分析的有效模式，這套模式應用于中國革命實踐，其任務也就不再是其固有的社會批判，也不是原先的國民啟蒙，而是轉換成為對于中國革命力量如何界定如何組織的有效方法，文學活動亦是其中的組成部分，就像毛澤東后來談到文藝為人民服務的問題，他的界定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⑽。“人民”在當時的意義上，也就是可以被組織起來的革命力量的總和，同以前的政治力量相比的話，“人民”用一種激進的現代形式對于中國社會做出了全新的判斷和劃分，在這一觀念看待下，中國知識階層自覺不自覺地也被納入到革命的隊伍之中，關于文學的討論也和革命事業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如沈澤民在1924年發表的《文學與革命的文學》一文中，第一次將“為人生而藝術”的口號明確為“為革命而藝術”的綱領，明確提出革命文學家應當成為民眾的代言人，成為民眾意識的綜合者等主張⑾。此后，類似文學主張在歷史過程中不斷得到強化。

　　通過以上概略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形成如下判斷，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現代以來的接受，乃是隨著現實政治社會條件的變化，隨著知識主體不斷不斷調整其角色與位置，面向不同的問題面向不同受眾而最終作出的選擇。大體而言，知識主體有一個從士階層、啟蒙知識分子到革命知識分子的轉變，他們所面對的民眾也有“臣民”、“國民”、“人民”的區別，這也就提示我們，在當代從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的建構，必然也要有相應的理論轉換視野，才能最終使這種現代經驗真正面向當代文化現實。

　　二

　　以上是就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接受的歷史層面所做的簡要分析，涉及到學理層面，這些年隨著中西文化的廣泛交流以及比較研究的深入，某些帶有根本性的話題得以展開思考，“中國形態”也有了更為豐富的研討話題。如有的學者注意到，中西方文化思想形態的差異在各自的入口處就已然形成，西方建立在神學本體論宇宙觀之上的形而上學假設，中國則擁有獨立的自然主義的、互系性的宇宙觀，前者的形而上學認知是回溯型的，它訴求某種獨立和超越的本源，以此建立、支撐偉大的設計，其典型形式便是二元辨證。而以《易經》為代表的范例形式的互系性宇宙觀，則是前瞻性的，它期待的是通過人類與自然界的合作所可以實現的和諧⑿。馬克思主義作為在西方學術傳統中被建立起來的理論學說，就如同心理分析、現象學、結構主義等其他西方現代學術流派一樣，都是在不同基點上對于西方二元論深度模式的發揮。富有意味的是，這種思想基礎的差異絲毫沒有影響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接受，而是經過前述多次轉化以及中國式思維模式的詮釋后，最終在歷史與邏輯的匯合中形成其獨特的“中國版本”，也因為這個原因，探討“中國版本”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充滿了基因解析般的復雜性。集中到文學批評，目前也只能對其中約略大端做拋磚引玉式的分析。為方便起見，此處選擇沈雁冰這位中國共產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工作者和作家，結合他的有關論述具體展開。

　　沈雁冰早期在諸多文章中，如《文學和人的關系及中國古來對文學者身份的誤認》、《社會背景與創作》、《什么是文學》、《告有志研究文學者》、《文學者的新使命》等，集中闡發“文學為人生”的主張，基本觀點包括：文學的對象是人的人生，這種人生應該是全人類的生活，情感屬于大眾而非個人⒀;文學表現人和人生，絕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是通過個別表現普遍性;文學作為“精神的食量”，能夠“使人精神向上，齊向一個更大的共同的靈魂”⒁，到后來他進一步把文學與革命運動的精神，與人的解放聯系在了一起⒂。對于這些觀點，結合沈雁冰早期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及人的解放思想來看，之間確實有極大的相關性，不過細細分析起來，其表述方式的日常性、情感性、價值性色彩，都遠遠有別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科學理論所具有的客觀性、思辨性和認知性，除卻其中新的革命意識和階級意識外，毋寧說在更大程度上也體現了傳統觀念的影響，如人需要在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來看待自身，文化建構相對側重于價值論，“小康”、“大同”是理想的社會模式，文學行為強調主觀性和體驗性等。為了進一步深化認識傳統思想的現代影響，還不妨以王汎森的相關研究作為參照，王汎森在談到理學思維的近現代影響時就曾指出，1，理學中主張自然人性論的部分與新文化運動前后道德思想的轉變大有關系，它是自我人格塑造運動的憑借;2，它可以在思想與道德混亂的時代維持個體的道德，也可以培養打破一切禮法之人，更可以鍛造愛國志士;3，它是人無限擴大自我主觀能動性的憑借，造成心的神化、人的神化，以達成革命或解放的目標⒃。顯然，傳統思維的這些方面即使不構成中國現代思想的根本邏輯，至少也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接受的必要前提，馬克思主義在為中國文學批評提供基本的理論方法的同時，也在與中國國情、中國思想的匯合中成為革命的建構力量。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層面，中國這種“互系性”思維，習慣于在事物之間、在構成事物的各種因素之間做關聯性的考察，體現于文學批評上，則有別于西方那種要素式、遞進式⒄的考察方式，其得在于全面，不足是有欠深入，西方文學批評正好相反，“深刻的片面”往往是較普遍的表現。也因為如此，在西方歷史文化語境下產生的某些問題，在中國文化語境下可能并不成其為問題。這就像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因為對于馬克思著作前后期的不同取舍，而形成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其中就涉及到是從文化主體層面，還是從社會結構層面來分別對社會文化展開思考，而對于中國學者而言，這兩個層面并非截然分開而是相互聯系的，正如沈雁冰“文學為人生”的主張，“人的解放”無疑賦予了革命以理想性的、道義性的美好遠景，至于社會結構分析，則是對于現實革命力量加以認識的有效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作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的較有特色的建構，往往也體現在能否結合西方學者深刻分析的前提下做出更為融通的觀照。還是以沈雁冰為例，他在1925年談到無產階級藝術的時候，就在很多層面體現了這種特色，如他認為，無產階級藝術并非即是描寫無產階級生活的藝術，而是應以無產階級精神為中心，應創造出一種適應于新世界(無產階級居于統治地位的世界)的藝術;所謂無產階級精神，就是指集體主義、反家族主義和非宗教精神，根據這種精神，無產階級藝術也不是一般的革命藝術，一般的革命藝術是指含有反抗傳統思想的文藝作品，它的性質是單純的破壞，無產階級藝術的目的不僅僅是破壞，更主要的是要建設一種全新的人類生活;這新生活不僅是全新的，也是無量的復雜，異常的和諧的⒅……沈雁冰的這些論述，雖然是針對當時左翼文學中出現的教條主義、先驗主義傾向有感而發，但也以相當公允的態度探討了現實生活與文學真實、價值原則與藝術表現、革命理想與文化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和啟發性。

　　此外，“中國形態”還有諸多問題可以探討。如從語言層面看，中國現代文學是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發端的，這種語言方式既是現代思想沖擊的結果，也是文學啟蒙的需要，不過，如何通過白話把歷史經驗、現實問題以及西方思想有機結合起來，并不是一個可以一蹴而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完成的任務，在這方面，毛澤東對于馬克思主義通俗化的表達，在溝通中國經驗與西方理論之間提供了極具活力的范本，類似經驗如何總結等等?？偲饋砜?，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建構，既是一個在歷史中不斷生成其問題指向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中外文化資源不斷交匯生成其理論形態的過程，在多元聚合因素的考察下把兩者聯系起來進行深入考察，相信既是總結歷史經驗的有效方式，也是使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在當代保持活力的必然途徑?！　?/p>

　　原刊于《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注：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研究”[11&ZD078]階段性成果。）

　　[1]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22-26頁。

　　[2] [美]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周易〉到馬克思主義》“第2章”，蕭延中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2-58頁。

　　[3] 馬馳：《艱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美學在中國》“導言”，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頁。

　　[4] 參見周策縱《五四運動的闡釋和評價》一文的相關引述，見王躍、高力克編：《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頁。

　　[5]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頁。

　　[6] 李春青：《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63頁。

　　[7] 余英時：《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見余英時：《文史傳統與文化重建》，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第431頁。

　　[8] 陳獨秀：《陳獨秀文章選編》，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第16頁。

　　[9] 劉少奇：《劉少奇文選》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頁。

　　[10] 毛澤東：《毛澤東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第54頁。

　　[11] 沈澤民：《文學與革命的文學》，載《民國日報》刊《覺悟》，1924年11月6日。

　　[12] [美]安樂哲：《中國辯證法：從〈易經〉到馬克思主義·序言二》，見[美]田辰山：《中國辯證法：從〈周易〉到馬克思主義》，蕭延中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頁。

　　[13] 沈雁冰：《文學和人的關系及中國古來對文學者身份的誤認》，載《小說月報》第12卷(1)，1921年1月10日。

　　[14] 沈雁冰：《一年的感想與明年的計劃》，載《小說月報》，第12卷(12)，1921年12月10日。

　　[15] 沈雁冰：《文學者的新使命》，載《文學周報》(190)，1925年9月13日。

　　[16]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1-116頁。

　　[17] [美]M.H.艾布拉姆斯：《鏡與燈》，酈稚牛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頁。

　　[18] 《茅盾文藝雜論集》上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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