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研究和分歧的焦點之一。科學理解和準確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不僅對于我們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資本論》的研究主題、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和核心內容，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特點、本質、歷史性質及其發展趨勢，而且對我們進一步研究和認識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本質特點及其巨大優越性，堅定共產主義的的理想信念，乃至對于我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之際，聯系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結合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對《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作進一步地探討。

一、從馬克思的經典表述談起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和跋中，對《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作了經典的表述。他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對于馬克思的這一表述，理論界大都認為，《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應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二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且，要科學理解和準確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首先要弄清馬克思關于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切含義。

　　然而，在對馬克思關于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含義的理解上，理論界卻意見紛呈，至今未得出一致的結論。一種意見認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既包括生產力，也包括生產關系，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另一種意見認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是生產的技術和方法，實際上就是生產力;還有一種意見認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方式，就是社會經濟形態;等等。可見，要科學理解和準確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弄清馬克思關于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含義，是首先要解決的關鍵問題。然而，迄今為止，對于這一問題，理論界大都從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相關著作的表述中找答案，這不免有點片面性。

　　誠然，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相關著作中的表述，的確可以作為理解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依據，并且是主要的和重要的依據。但是，我們看到，在《資本論》及其相關著作中，馬克思對于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含義，有著許多不同的說法。面對馬克思的諸多表述，我們應該采取哪一種呢?實在難以斷言。即使有些名家和權威人士予以結論，但仍然難以服眾。筆者認為，要科學理解和準確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尤其是作為研究對象重要組成部分的生產方式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涵，除了要把馬克思的有關表述作為依據之外，還應參照馬克思經濟學說產生和發展中的一些因素和問題，以便從中發現可以作為依據的核心的和根本性的思想和線索，綜合加以考慮，以求得出準確而科學的結論。

二、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研究對象需要參照的一些因素和問題

　　筆者認為，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除了依據馬克思《資本論》及其相關著作的有關表述之外，還應參照馬克思經濟學說產生發展過程中的以下方面。

　　第一，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動因

　　根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敘述，促使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動因，大體有三個方面：

　　一是在他擔任《萊茵報》主編期間，與普魯士德國官方發生的涉及物質利益問題的四次論戰;

　　二是為回復和揭露當時德國一家反動報紙——《總匯報》對《萊茵報》關于空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問題意見的歪曲、攻擊和“捏造”[2];

　　三是為“從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出發，對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被“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而稱之為“市民社會”作進一步解剖。

　　馬克思認為，要解決上述“難事”和使他“苦惱的疑問”[3]，需要他“從社會舞臺退回書房”[4]，以極大的精力，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第二，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

　　從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歷來看，他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出發點的確立，是一個不斷探索、循序漸進和不斷總結的過程。

　　1843年10月，馬克思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當時巴黎正在深入發展的工人運動和極其豐富的藏書資料，為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他一方面深入工人，了解他們的斗爭和要求，積極參加他們的革命運動;另一方面，埋頭閱讀許多經濟學著作，并加以評注和摘錄，撰寫了“巴黎筆記”、《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著作。其中，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把“異化勞動”當作基本范疇，從“勞動的異化或異化勞動”這一“經濟事實出發”，[5]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分析和批判。

　　1844年年底，馬克思與恩格斯決定合寫《神圣家族》一書。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在客觀評價普魯東從“私有制的運動造成貧窮這個事實出發”，對“私有制”進行“最初的批判”，揭示“私有制在自己的經濟運動中自己把自己推向滅亡”這一理論的基礎上，不僅提出無產階級“在它自己的生活狀況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結構”中的地位、目的和歷史使命問題，[6]而且還提出，要獲得對資本主義這一歷史時期的認識，就必須在“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產中”，而不是“天上的云霧中”，“去認識(比如說)某一歷史時期的工業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產方式”。[7]在此后的著述中，馬克思多次談到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問題。

　　例如，在1845-1846年與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他們的“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

　　再如，在1857年8月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8]中談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時，第一句話就是：“擺在目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9]

　　還如，在1859年1月寫成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回憶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歷時明確指出，他所研究的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10]

　　這就是說，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不僅是物質生產過程，而且是社會的物質產過程。

　　第三、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相關著作的許多地方，都明確界定了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例如，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談到商品的使用價值時，他說：“表現資產階級財富的第一個范疇是商品的范疇。商品本身表現為兩種規定的統一。商品是使用價值，即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是商品的物質的方面，這方面在極不相同的生產時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使用價值一旦由于現代生產關系而發生形態變化，或者他本身影響現代生產關系并使之發生變化，它就屬于政治經濟學的范圍了。”[11]

　　再如，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另一個地方，他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財富的特殊社會形式，或者不如說是財富生產的特殊社會形式。財富的材料，不論是主體的，如勞動，還是客體的，如滿足自然需要或歷史需要的對象”，“完全處在政治經濟學的考察范圍之外，而只有當這種材料為形式關系所改變或表現為改變這種形式關系的東西時，才列入考察的對象。”[12]

　　還如，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說：“實際勞動是生產使用價值的、以與一定的需求相適應的方式占有自然物質的有目的的活動。”[13]“每種實際勞動都是特殊勞動，是與其他勞動部門不同的一種特殊勞動部門所從事的工作。”“研究實際的勞動過程是工藝學的任務。”[14]“可是，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15]

　　可見，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研究范圍的界定，是嚴格而明確的。他研究的不是物，不是特殊的使用價值，不是生產特殊使用價值的特殊勞動過程，而是社會物質生產過程以及在其中發生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

　　第四、《資本論》1－3卷的體系結構

　　大家知道，《資本論》第一卷研究的是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闡明的是剩余價值怎樣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重在揭示剩余價值的來源和本質;第二卷研究的是資本的流通過程，從個別資本和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角度，闡明在直接生產過程中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是怎樣通過流通過程而實現的;第三卷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闡明的是雇傭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各剝削集團之間進行分配的，其中前三篇，闡明剩余價值在產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配，第四篇闡明剩余價值在產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配，第五篇闡明剩余價值在產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和借貸資本家(或金融資本家)之間的分配，第六篇闡明土地所有者利用土地所有權，以地租的形式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第七篇，在批判古典經濟學家斯密“教條”和庸俗經濟學家薩伊“三位一體公式”，從國民經濟總體揭示資本主義社會各種收入及其來源的基礎上，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基本結構及其內在聯系，最后，在分析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之上的階級形成的基礎上，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分配關系、階級關系的內在矛盾及其對抗性質，闡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歷史的和過渡的性質。

　　可以看出，馬克思《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的生產過程，核心問題是剩余價值的生產、流通和分配過程，闡明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框架、基本結構、內在邏輯、對抗性質及其發展的必然趨勢。

　　第五、恩格斯關于經濟科學研究任務的論述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經濟科學的任務在于：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標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16]在這里，“現存的生產方式”和“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指的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運動形式”或“生產方式”。能夠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指的是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或“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

　　第六、恩格斯對《第一卷》所做的總體評價

　　為了宣傳《資本論》和打破資產階級對《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所表示的“沉默”的陰謀，恩格斯與1868年3月，給《民主周報》寫了題為《卡.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書評》的文章。他在《書評》的開頭寫道：“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我們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這種關系在這里第一次作了科學的說明，而這種說明之透徹和精辟，只有一個德國人才能做到。”[17]在這里，恩格斯點出了馬克思《資本論》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這一研究對象的重要的和核心的內容。

　　第七、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及其破產原因的分析

　　關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歷史，馬克思說，“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18]從“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19]于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精明的、貪利的實踐家，他們聚集在庸俗的經濟學辯護論的最淺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人物巴師夏的旗幟下。另一派是以經濟學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約.斯.穆勒，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的東西。”[20]結果“以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為著名代表的毫無生氣的混合主義產生”為標志，“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21]

　　關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破產的原因，馬克思認為，就在于作為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后期代表人物的瓊斯。他運用還處于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觀”，“以自己的分析破壞了財富借以表現的那些表面上相互對立的形式”[22];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財富”及其在分配過程中的形式和內容以及“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關系的“對抗”性質，使“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被看作僅僅是歷史的關系，它們將導致更高級的關系”[23];從而否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既定”論、“自然”論和“永恒”論。

　　馬克思結論說：“自從資產階級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被認為是歷史的以來，那種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看作生產的自然規律的謬論就宣告破產了，并且開辟了新社會的遠景，開辟了新的經濟社會形態的遠景，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只構成向這個形態的過渡。”[24]馬克思不僅客觀而公正的評價了瓊斯經濟理論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科學性，而且還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告誡我們，在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時，要遠離和擯棄資產階級及其御用學者們“粗俗的唯物主義”或“粗俗的唯心主義”，以及“把社會關系作為物的內在規定歸之于物，從而使物神秘化”的“拜物教”[25][26]。

　　第八、最后，要準確理解和科學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還必須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的一些論述結合起來

　　例如，馬克思明確指出要把《資本論》的研究對象與物理學家所研究的自然界運行過程區別開來。

　　再如：馬克思在談到他所研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之后，接著說：“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27]在這里，“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28]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28]”這就是說，《資本論》不僅要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而且要研究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中生活的工農業工人即無產階級所處的境況，并通過這一研究，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中的內在矛盾、社會對抗的發展和正在實現的趨勢。

　　還如，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還談到德國和西歐大陸其他國家的社會統計問題。他說：“德國和西歐大陸其他國家的社會統計，與英國相比是很貧乏的。”“如果我國各邦政府和議會像英國那樣，定期指派委員會去調查經濟情況，如果這些委員會像英國那樣，有全權去揭發真相，如果為此能夠找到像英國工廠視察員、編寫《公共衛生》報告的英國醫生、調查女工童工受剝削的情況以及居住和營養條件等等的英國調查委員會那樣內行、公正、堅決的人們，那末，我國的情況就會使我們大吃一驚。”[29]

　　馬克思在談到他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所運用的材料時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例如，英國高教會寧愿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系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輕的罪。”[30]

　　馬克思還用當時英國女王陛下駐外使節和美國副總統威德發表的談話中對歐洲大陸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勞資關系的變革”及其發展的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境況及其發展趨勢。他說：“這是時代的標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這并不是說明天就會出現奇跡。但這表明，甚至連統治階級中間也已經透露出一種模糊的感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31]

　　馬克思的這些分析表明，《資本論》所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形式或經濟的社會形式，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聯系和社會結合方式，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是這種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中包含的諸多矛盾、矛盾的社會對抗及其發展趨勢，最終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生產關系歷史的和過渡的性質。

　　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研究對象所要參照的各種因素和問題，除上面所述的諸多方面之外，還可列出一些，諸如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性質、本質和特點等等。

　　總之，我們認為，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不能像一些人那樣，脫離“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產”，在抽象的概念上打圈子；不能像一些人那樣，脫離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初衷”，割斷馬克思創作《資本論》所經歷的長達40年的艱辛歷史，不顧馬克思在不同場合、不同前提下關于“生產方式”的不同闡述，而從中摘取與自己主觀臆斷相一致的論點，并以此去框論“生產方式”、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含義；不能像一些人那樣，偏離《資本論》的核心內容，以自己的主觀意愿，輸入物質生產過程的“自然因素”，把“人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或“生產力”因素，納入《資本論》研究對象之中；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樣，不顧《資本論》研究對象、研究材料的特殊性，不顧資產階級及其御用學者對《資本論》的內容進行歪曲、攻擊的卑鄙行為和極端敵視的歷史現實，而抹去《資本論》的階級棱角，把《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和基本理論變成和諧的、對一切階級都無害、都能接受的東西。

　　最后，我們認為，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理解和把握，還要堅持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把全面的、聯系的、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和方法，貫徹到整個過程之中。

三，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理解

　　在闡明理解和把握《資本論》研究對象所要參照的一些方面之后，就來談談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理解。

　　首先，來看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首要組成部分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于生產方式不是抽象的和虛無縹緲的范疇，而是在物質生產中發生并運行的客觀對象，因此我們對生產方式的研究，就從物質生產開始。

　　馬克思認為，“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必須能夠生活。”人類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32]“物質生產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生活以及整個現實歷史的基礎。”要使物質生產在實際上得以進行，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即人們“有目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33]其中，“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表現為生產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同時，還要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結合，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界的聯系。

　　馬克思指出，“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人們在生產中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能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34]人們與自然發生關系，“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35]對人們與生產資料結合方式的研究，“是工藝學的任務，”[36]“不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范圍之內。”[37]而人們的社會聯系，在物質生產中，是以生產的社會組織形式或社會生產方式出現的，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因此，就必然成為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

　　可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發生的社會聯系、社會結合方式，作為生產的社會組織形式即社會生產方式，不是一個物質單體，而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生產的有機系統。

　　從空間角度來說，由社會生產的微觀組織形式和宏觀組織形式構成。

　　社會生產的微觀組織形式，是社會生產的基本經濟單位，諸如，以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為前提、以社會成員的集體勞動為特征的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的生產方式;以金屬工具的使用和生產力的初步發展為前提、以奴隸的簡單協作勞動為特征的奴隸主莊園的生產方式;以鐵器的廣泛使用和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為前提、以師徒關系為紐帶的手工協作勞動為特征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的生產方式，和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勞動為前提、以家庭內部自然分工為特點的小生產的生產方式;以現代科學技術的廣泛使用和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為前提、以機器大生產和工廠內部有計劃的分工協作為特征的企業化經營的生產方式;等等。

　　社會生產的宏觀組織形式，表現為社會生產的基本經濟單位之間以互相交換勞動為紐帶的社會規模的經濟組織形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和社會分工的出現，又出現了橫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以商品為紐帶、以交換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的生產方式。同時，以這種生產方式在社會經濟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又分為簡單商品經濟、發達的商品經濟和高度社會化的大商品經濟等等。并且在將來，這種社會化的大商品經濟還要過渡到以生產條件的全社會所有和高度社會化生產為前提、以全社會的計劃控制和按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為特征的產品經濟的生產方式。

　　歷史已經證明，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變化發展的。變化發展的源泉和根本動力，在于人類社會的生產力以及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運動。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是一種“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便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的經濟關系。”[38]并且，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與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樣，其發展的軌跡，也是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的過程。

　　說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不僅與人類社會的其他生產方式一樣，是人們為了有效控制和利用自然、應物質生產過程的客觀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組織形式，而且更重要和更具特征的，它又是以社會化大商品經濟為前提、以資本為紐帶、以雇傭勞動為條件、以剩余價值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組織形式。從微觀來說，它是資本在企業的組織形式。

　　從宏觀來說，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規模的的組織形式。資本的企業組織形式，有業主制和公司制等。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又派生出企業管理制度、管理體制、治理結構等。資本主義生產的宏觀組織形式，是以一定的宏觀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而出現的。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體制，是社會化的大商品經濟體制。宏觀運行機制，就是市場化的運行機制，也就是以區域市場、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為舞臺，以價值規律等市場運行規律的作用為基礎，以市場機制的各種要素為杠桿，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調節機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社會化的發展，經濟運行內部矛盾的增多及其對抗程度的增強，周期性危機的頻繁發生及其破壞性的日益嚴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端日益顯現。為了治理經濟運行中的矛盾和危機，目前，資本主義生產的宏觀組織形式，又過渡到市場與計劃相結合、以市場調節為主的混合經濟形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在奴隸制和封建制等舊的生產方式解體、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他一產生，就以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歷史任務”，[39]“摧毀一切阻礙發展生產力、擴大需要、使生產多樣化、利用和交換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40]，“使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41]在它爭得“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所創造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42]但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各種矛盾的對抗性及其自身的限制所造成的生產的無序性和經濟危機的周期性，則宣告了“那種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看作生產的自然規律的謬論”的破產，并“開辟了新社會的遠景，開辟了新的經濟社會形態的遠景，”而使自己“只構成了向這個形態的過渡”[43]，從而以自己的發展軌跡，證明了自己的歷史性、暫時性和過渡性。

　　馬克思主義認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形式和內容，都是一定形式和內容的統一。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也是一樣。它是作為物質生產過程中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相互結合方式即生產的社會組織形式出現的。從本質上說，它包含的內容就是和它相適應的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經濟關系或生產關系。

　　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和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一樣，也是一個由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不同性質生產關系內部的不同層次及其基本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構成的有機系統。

　　從動態角度看，與社會生產的各個階段或各個環節相適應，可分解為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生產關系、分配過程中的分配關系、交換過程中的交換關系和消費過程中的消費關系等，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生產關系的橫向結構。在生產關系的這種橫向結構中，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而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對生產關系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的這種反作用，有時是分別進行的，有時則是通過分配、交換和消費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按照一定的次序對生產關系起著反作用。當這種合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甚至會引起生產關系乃至生產關系結構的整體狀況及其性質的變化。

　　如果從本質的角度來分析，則無論是何種性質的生產關系，還是生產關系結構中直接生產過程的生產關系、分配過程中的分配關系、交換過程中的交換關系和消費過程中的消費關系，都包含有以下基本要素，即所有制關系、勞動關系、社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及其相互關系、運行過程中的管理關系、物質利益的分配關系等等。在這一結構系統中，所有制關系是其根本的、起著主導和決定作用的因素。勞動關系、社會成員的社會地位及其相互關系、運行過程中的管理關系、分配過程中的分配關系等，是其基本的因素，它是所有制關系在社會生產中的實現因素。當然，這些因素在與所有制的關系中，也不是被動的，在一定條件下，它們也會形成一定合力，對所有制關系發生一定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決定著所有制關系的實現程度及其存在的現實性。生產關系結構中的這些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生產關系的縱向結構。

　　生產關系作為社會生產方式本質內容的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或經濟關系，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一定的經濟制度形式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在階級社會中，經濟制度作為生產關系的法律化形式，其功能作用是通過一定的運行方式即制度體制及其政策機制而得到實現的。從生產關系到經濟制度、制度體制及其政策機制，是一個由抽象到具體、從內容到形式的演化過程。并且，在商品經濟尤其是社會化大商品經濟條件下，無論是生產關系還是作為生產關系具體形式的經濟制度、制度體制及其政策機制，無不披著商品經濟的外衣，打上商品經濟的烙印。因此，作為生產關系結構的這些派生形式或順延形式，也應列入政治經濟學的范圍之內。

　　人類社會的生產關系不是永恒的，而是變化發展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和發展，既是連續的，又是有階段的，是其發展的連續性、絕對性與階段性、相對性的統一，是其所具有的歷史性、暫時性和過渡性的規律性表現。自有人類歷史以來，與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發展相適應，生產關系也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等不同發展階段。目前，正處于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發展和過渡的過程之中，將來還要發展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社會去。然而，從《資本論》及其相關著作的基本結構和內容來看，馬克思所研究的并不是人類社會所經歷的各種生產關系，而是經濟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在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剝削勞動者的方式上與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具特征性的區別時，還是要把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圍之內的。

　　具體到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除了上述生產關系所具有的一般結構和一般特點之外，還有著與上述生產關系所不同的典型性特征：

　　第一，所有制關系資本化，按照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具體表現為資本家私有制、資本家集團私有制、壟斷資本家財團私有制和代表整個資產階級利益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等;

　　第二，勞動關系雇傭化，具體表現為勞動力商品化、市場化，最終表現為資本家、資本家集團和壟斷資產階級的勞動力占有制;

　　第三，社會成員關系的等級化和階級化，具體表現為社會成員經濟社會地位和權力的差異化;

　　第四，管理關系(含宏觀經濟管理關系和微觀經濟管理關系)專制化，具體表現為管理權力的獨裁化;

　　第五，分配關系要素化，具體表現為按資分配、按要素分配的公式化;

　　第六，生產目的利潤化，具體表現為資本收益最大化;

　　第七，實現生產目的手段的勞動強度極限化，具體表現為只受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限制、勞動者勞動內涵量和外延量的最大化;

　　第八，調節經濟運行的基本經濟規律是以資本利益為轉移的剩余價值規律，具體表現為資本利潤最大化規律。

　　其中，第一個特征是根本特征，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其它特征乃至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結構的整體性質起著基礎的、主導的和決定的作用。

　　第二至五個特征是基本特征，它們是資本化所有制關系的實現形式，同時，它們各自的運行及其結果，從個體乃至從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整體等不同角度，對資本化的所有制關系，甚至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構及其整體性質，起著一定的以反作用為前提的決定作用。

　　第六至八個特征，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派生性特征，是根本特征和基本特征的具體體現，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標志。

　　必須清楚，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上述特征，也不是直接呈現在世人面前，而是隱藏在資本主義的虛假現象背后的。運用科學的抽象法，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結構的分析，揭示其本質和規律，正是《資本論》所要完成的任務。

　　依據上述分析，對《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可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由于生產力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生產力的發展、作用及其客觀要求的實現，體現了社會生產的工藝和技術性質，因此，它不是《資本論》研究對象。但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和客觀要求是生產方式產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而且生產力與生產方式又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著的兩個方面，研究生產方式就不能孤立的進行，而必須聯系生產力，通過對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之間矛盾運動的分析來進行，因此，在這一前提下，也可把生產力列入《資本論》的研究范圍之內。

　　第二，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作為社會生產過程中發生的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社會結合方式或生產的社會組織形式，與社會生產關系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作為內容的生產關系，是通過作為形式的生產方式體現出來的，生產方式是生產關系的現象形式和物質載體。生產方式及其變化發展，對生產關系的變化和發展，起到一定的規范和推動作用。因此，馬克思把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前提和首要部分。

　　第三，至于在《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中，馬克思把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并列起來，而不是一般地談生產關系。

　　我們認為，馬克思是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闡述其研究對象的，而作為《資本論》總體結構中的第一卷，是研究資本的直接生產過程；并且，對資本直接生產過程的分析，又是從商品開始的，通過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程的分析，揭示商品及其價值的內在本質，即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或生產關系。

　　其次，馬克思在第二篇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即貨幣轉化為資本，而對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分析，則是通過勞動力成為商品、勞動力的買賣及其買賣關系的分析而完成的。馬克思在以后各篇對剩余價值生產、剩余價值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分析，都是以資本的交換為前提，并通過對資本交換過程的分析來完成的。從《資本論》第一卷的結構來看，馬克思對商品生產、剩余價值生產、剩余價值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分析，都與商品交換和資本交換交織在一起。

　　最后，《資本論》第二卷講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三卷講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中的剩余價值的分配，都未脫離對交換過程的分析。因此，為了突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實現過程最具典型性的特征，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研究對象中，則把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列起來。實際上，馬克思的其他著作，恩格斯在談到這一問題時，都是指的生產關系。

　　總之，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第一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研究的前提和基礎。而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則是《資本論》所要研究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問題。把二者結合起來就是：《資本論》所要研究的，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或者從整體上來理解的生產關系。

四、《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當代意義

　　對《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理解和把握，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更重要的還是一個實踐問題。它不僅對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而尤其對我們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要重視對生產方式的研究

　　生產方式是馬克思《資本論》研究對象中首要的和作為前提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關系或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的運動中，也處于極其重要的地位。[44]長期以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尤其是始于20世紀中期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中，由于缺乏對生產方式的認識，或者只把注意力放在生產關系的變革上，結果，一遇到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問題，便無所適從。或者把西方經濟理論照樣搬來，結果使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改革和設計，深深地打上西方的烙印。在這方面，不僅前蘇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教訓深刻，而且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中，也產生和積淀了許多棘手的矛盾和問題。近百年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告訴我們，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府部門，都要十分重視對生產方式的研究。

　　第二，在理論研究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還要把生產力與生產方式區別開來

　　首先，生產力不同于生產方式。生產力體現的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形成的與自然界之間的聯系，是生產力各要素或人們與生產資料相互結合、并發揮作用的形式。而生產方式體現的則是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共同活動和相互交換其活動而發生的社會聯系、社會結合的方式，是生產的社會組織形式。

　　其次，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相關著作的許多地方都明確指出，人與自然的聯系或與生產資料的相互結合，屬技術學、工藝學方面的問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只有在人與自然的結合影響和改變生產關系時，才把它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圍，否則，就會喧賓奪主，沖淡對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研究，使政治經濟學演化為生產力經濟理論。

　　再次，我國老一輩經濟學家熊映梧教授，開拓了以生產力為對象的生產力經濟學研究，為生產力經濟學學科的構建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長期以來并未得到理論界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如果把生產力列入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則不僅會削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及其學科的發展，而且也會把生產力經濟學的研究及其學科的構建，淹沒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建設和現代化建設的紅潮大浪之中。

　　最后，生產力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包括資源開發和利用、環境優化和保護、生態維護和平衡、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把生產力與生產方式區別開來，開辟生產力經濟學研究及其學科的構建，對我國正在進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實踐意義。

　　第三，要充分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二重性

　　與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表現為勞動過程轉化為社會過程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資本通過提高勞動過程的生產力來更有利地剝削勞動過程的一種方法。”[45]一方面，它是具體的、客觀的、具有鮮明特點的、在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而產生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其內在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種矛盾的對抗性發展和作用，又具有歷史性、暫時性和向新的更高級社會生產方式發展的過渡性。

　　依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種二重性，一方面可以使我們認識這種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可使我們認識這種生產方式是榨取血汗的藝術的進步，具有剝削雇傭勞動的職能;一方面，可以使我們認識這種生產方式產生、發展的物質前提和歷史前提，另一方面，又可使我們認識這種生產方式所具有的各種弊端，以及由于其內在的各種矛盾的對抗性所導致的歷史命運;一方面，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刻認識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滅亡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勝利同樣不可避免這一歷史趨勢的偉大真理性，另一方面又可使我們充分認識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之光榮、偉大及其艱巨性。

　　第四，要充分認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形式諸如經濟體制、管理模式和治理結構等的二重性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二重性，同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形式——經濟體制、管理模式和治理結構也具有二重性。

　　馬克思指出，“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46]“資本家的管理不僅是一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47]“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就其本質來說，則是“對抗”的。[48]他還批判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時，把“從共同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的荒謬行徑。[49]

　　20世紀中期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具體形式，在宏觀方面已經演變成私人經濟活動與政府經濟活動互為補充、相互結合的“混合經濟”形式，[50]在微觀方面，也大都采取了“股東至上”的公司制，并且，為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還發明了“股份合作”、“職工持股”的制度形式等。然而，盡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宏觀和微觀等不同層次進行了種種變革，但在其本質上，卻依然未能擺脫“資本”的干系。

　　因此，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管理經驗時，必須有分析，有鑒別，把“從共同的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區別開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洋為中用。

　　第五，要在區分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把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區別開來。

　　商品經濟是以商品為紐帶、以交換為目的的經濟形式。作為社會生產中人們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的生產方式，它既是一般的又是特殊的。說它是一般的，是因為它存在并適應于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說它是特殊的，是因為在人類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又具有不同的特點。

　　例如，雖然同是高度社會化的生產方式，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所有制前提、商品范圍、生產目的、服務對象等方面，卻具有不同的特點。

　　而市場經濟，則是商品經濟運行的調節機制，也稱市場機制。作為商品經濟運行的調節機制或市場機制，也具有二重性，有一般和個別之分。說它是一般的，是因為凡商品經濟的運行，都需要市場機制的調節。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市場調節的范圍、程度和特點，又有顯著區別。

　　例如，在簡單商品經濟和發達商品經濟的初期，其經濟運行以市場機制完全的和自發的調節為特點。在已經發展了的發達商品經濟階段，其經濟運行，既有市場機制調節又有計劃機制調節。不過，這時的經濟運行是以市場機制調節為主。在高度社會化的商品經濟階段，其調節機制一般以計劃機制調節為主，市場機制調節為輔。并且，市場機制調節和計劃機制調節的力度、種類和范圍，還要受到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制度的規定和制約。

　　在目前的商品經濟中，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由于以資本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的規定和制約，其調節機制則依然以市場機制調節為主。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則由于受到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生產關系結構及其經濟制度結構的規定和制約，其經濟運行就既有市場機制調節，又有計劃機制調節，兩者相互結合，互為補充。但一般說來，計劃機制在宏觀領域應起主導和決定的作用。

　　在目前正在進行的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由我們的國情所決定，必須運用二重性的方法，在區別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的基礎上，把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或市場調節機制區分開來。否則，就會照搬西方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模式，跌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陷阱之中。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主張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但也要反對和警惕把商品經濟寬泛化。要充分認識政府職能商品化、產業化和過度市場化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腐蝕作用。

　　第六，要把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屬于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體制機制與屬于生產關系的經濟制度、制度體制機制區別開來

　　上面說過，生產方式是人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而相互結合的方式，是生產的社會組織形式。生產方式有宏觀和微觀之分，從宏觀來說，生產方式具體表現為經濟運行體制及其調節機制。從微觀上說，生產方式具體表現為企業管理制度、管理體制、治理結構等。而生產關系則是生產方式內含的人們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或經濟關系，作為其法律化形式經濟制度的功能作用，則是通過其制度體制機制而得到實現的。生產方式不等于生產關系，屬于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體制機制也不等于屬于生產關系的經濟制度及其制度體制機制。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把上述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區別開來。如果把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混淆起來，則不是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當作生產方式，加以借鑒或移植過來，從而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演變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把生產方式當作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拒絕借鑒和吸收西方生產方式中合理的和有益的成分，搞關門主義。

　　同樣，如果把屬于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體制機制與屬于生產關系的經濟制度、制度體制機制混淆起來，則不是把西方的經濟制度、制度體制機制當作屬于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體制機制，借鑒或移植過來，從而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制度體制（如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和運作原則（如民主集中制）演變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制度體制機制；就是把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體制機制當作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經濟制度、制度體制機制，拒絕借鑒吸收其中的合理的和有益的成分，從而使我們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凝固化，不利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在近年來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上述不同傾向都曾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并且已經和正在給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來極大的消極影響。可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把上述具有不同內涵的概念區別開來，具有何等重要意義。

　　第七，要重視生產關系的系統性、結構性和整體性研究

　　生產關系的系統性，就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生產關系及其基本要素，按照一定的內在聯系和邏輯關系相互結合而形成的生產關系的總和。生產關系的結構性，就是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生產關系及其基本要素相互結合而形成的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對立統一關系。生產關系的整體性，就是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生產關系及其基本要素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有機整體。無論是生產關系系統、生產關系結構，還是生產關系整體，都有一個質的規定和量的比例問題，并且都受質量互變規律作用的決定和制約。

　　據此，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府有關部門，對于生產關系變革、調整的政策設計，都要高度關注其中所包含的質的規定和量的比例，都要高度關注質量互變規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要從生產關系的系統、結構和整體上來觀察、分析、安排和處理問題。

　　然而，幾十年來，由于西方經濟理論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侵入，加上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方法論的影響，我們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革、調整的政策設計上，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性問題。

　　例如，在生產關系的層次性方面，較多注重所有制關系方面的研究和變革，而較少關注由所有制關系變化所引起的生產關系其他方面，諸如勞動關系、社會成員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管理關系和收入分配關系等方面的的變化;同時也很少關注不同性質的生產關系及其基本要素相互滲透、相互作用，以及這些滲透和作用對生產關系系統、結構乃至整體性質的影響等具有較強針對性和現實性的問題。

　　再如，在生產關系結構方面，淡化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生產關系及其基本要素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片面強調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企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結果，不僅壓縮了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活動空間，而且使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的運營處于尷尬和困難的境地。

　　還有一些政策設計甚至職能部門，不顧生產關系系統、結構和整體中不同性質、不同層次的生產關系及其基本要素之間質的規定和量的比例以及質量互變規律的作用，積極推動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許和鼓勵外國資本和本國“社會資本”廣泛參與，不限部門，不限領域，不限股權比例；對國有企業或改制后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下放權力，只管資本，不管制度極其運行；結果，不僅削弱了黨和政府對企業的領導、監督和管理，使一些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發生變異，而且，也使我國生產關系系統、結構和整體的社會主義性質面臨著極大威脅。

　　上述傾向說明，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對生產關系進行系統性、結構性和整體性研究，從生產關系系統、結構和整體角度觀察、分析、安排和處理問題，不僅具有現實的針對性，而且也具有時間的緊迫性。

　　最后，還要重視研究《資本論》研究對象的世界觀基礎和方法論問題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第一卷序言和跋中告訴我們，他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在他和恩格斯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指導下，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進行的。如果沒有這一世界觀的指導，就無法發現人類社會形態發展的連續性和階段性，就無法揭示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軌跡及其趨勢。同樣，如果不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也無法發現并揭示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尤其是生產力與生產方式、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基本矛盾;也就不能通過對這些矛盾及其運動的分析，找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直接動力以及變革社會、促進發展的物質力量，也就無法揭示人類社會波浪式、曲折發展的客觀規律。

　　歷史和實踐已經并將繼續證明，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是我們分析矛盾、認識事物、解決問題的望遠鏡和顯微鏡。近年來，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經濟、政治、社會和思想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偏差和帶有傾向性的問題，無不與偏離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指導和違背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有關。可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刻苦學習、努力掌握、熟練運用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不僅是必要的，其意義也是深遠的。

　　注 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91頁。

　　[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45頁。

　　[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頁。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頁。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1頁。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頁。

　　[1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頁。

　　[1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頁。

　　[1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3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3頁。

　　[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頁。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頁。

　　[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頁。

　　[2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III)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34頁。

　　[23]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III)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1、471-474頁。

　　[2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III)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73-474頁。

　　[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頁。

　　[2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頁。

　　[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頁。

　　[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頁。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

　　[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頁。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頁。

　　[3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頁。

　　[3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9頁。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頁。

　　[3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頁。

　　[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頁。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頁。

　　[4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頁。

　　[4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頁。

　　[4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III)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73-474頁。

　　[4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2頁。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能1972年版第367-368頁。

　　[4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頁。

　　[4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頁。

　　[4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頁。

　　[50]胡代光：《西方經濟學詞典》，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23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