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思潮始終將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視為自己的核心任務，從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經驗教訓看，我們應高度重視自由主義思潮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展的腐蝕與破壞。在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提出了“給理想一點時間”的歷史愿景，認為自由主義必將取代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的“自由”理想必然成為現實。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既誤讀歷史又誤讀現實，其無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發展壯大的歷史必然性、現實合理性及其遠大的發展前途。

　　反映歷史發展規律的社會理想能夠起到引領社會發展、推動歷史進步的巨大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就是當代中國的社會理想，它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指南針和助推器。

　　但是，在當代中國，也存在一種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相對立的社會理想，即自由主義理想。這一社會理想不認同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它只認同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它視資本主義文明為“普世文明”，與這種“普世文明”不相同的文明都是異類。

　　然而，近代以來世界文明的進程和中國社會的發展表明，所謂的自由主義理想在中國行不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正途。

　　盡管如此，信奉自由主義理想的人仍然不放棄、不拋棄，他們相信時間會站在自己一邊，時間會證明他們是對的，暢銷叢書《給理想一點時間》就表達了一些人對自由主義理想的“忠貞”。

　　其實，那些信奉自由主義理想的人，只不過是“譏讒社會的抱怨者、無病呻吟的悲觀者”，他們之所以會犯這樣的毛病，是因為他們既誤讀歷史又誤讀現實。 

　　一、自由主義思潮的當下愿景——“給理想一點時間”

　　從2012年1月到2016年4月，叢書《給理想一點時間》先后出版六輯（第六輯為“精華本”）， 前四輯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后兩輯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據報道，叢書非常熱銷，影響廣泛，有些基層黨組織因書名有“理想”二字成批購買分發給黨員群眾學習。可見該叢書名“給理想一點時間”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只看書名很容易讓人以為這是引導人們放下功利追求以留下更多時間追求崇高理想的書。在當代中國語境下，崇高理想一般都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關。恰恰相反，該叢書所倡導的理想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無關，它運用自由主義人性史觀，表達了自由主義理想觀，認為時間在自由主義一邊，自由主義最終總會取得勝利。這種罔顧歷史與現實的盲目信仰只是一些人的一廂情愿而已，其理論上的矛盾性隨處可見，

　　 “自由主義傾注在抽象的‘自由’、‘民主’上的這種政治理性，表面上是對全體公民理性能力的信任，其實它真正信任的是處于社會政治經濟權力圈內的人們，是西方現存的社會制度。”[1]

　　叢書《給理想一點時間》所有文章均選自鳳凰網博客，叢書名取自其中一篇文章，該文章的題目就叫《給理想一點時間》，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出該叢書所倡導的理想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理想。《給理想一點時間》這篇文章開頭為引出作者信奉的那種“理想”，首先比較了國共兩黨實行土改的差異， 

　　　　“在總結國民黨大陸失敗的原因時，一個經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國民黨沒有展開土改’，因而失去了農民。相比之下，共產黨這邊土改搞得轟轟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當家做主人。農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參加革命保衛勝利果實。其實，嚴格說來，國民黨在大陸期間也不是沒有土改愿望。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理想眾所周知，蔣介石政府也不是沒有動作。從1930年頒布《土地法》到1946年《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從20年代末浙江二五減租運動，到蔣經國贛南土改實驗，國民黨并非沒有意識到‘平均地權’對于爭取人心的作用。問題在于，與‘暴風驟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國民黨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謂暴風驟雨式土改，其實是自古以來農民起義的升級版，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該殺殺，該分分。當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單是起義，還有一整套革命話語和儀式來賦予其意義。于是‘剝削’、‘翻身’、‘階級斗爭’這種陳勝吳廣們沒能想出來的詞匯開始成為日常用語，于是有了‘訴苦會’和‘斗爭會’這種‘制度創新’。”[2] 

　　從這里可以看出，該文作者對國民黨的所謂“和平土改”是贊賞的，對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是否定的，并認為土地革命只是“自古以來農民起義的升級版”，前者是和平的，后者是暴力的。 

　　第一，國民黨的所謂“和平土改”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土地革命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前者不觸動所有制關系，后者則不然。沒有改變所有制關系的土地革命就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發展。

　　第二，“階級斗爭”不是純粹“想出來的詞匯”，而是階級社會的客觀現象，歷來的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都不是誰憑空想出來的，而是“自然而然”發生的。這就是列寧所說的一切社會革命都是因為“被剝削被壓迫群眾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同時“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

　　第三，用想象代替歷史，用片面的歷史否定全面的歷史，借想象的、片面的歷史否定現實，是當代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大特點。

　　在比較了國共兩黨實行土改的差異之后，《給理想一點時間》一文的作者抒發了自己的理想， 

　　　　“自由主義在整個20世紀被左翼或右翼激進主義圍追堵截甚至一度節節敗退的命運，甚至今天仍難以在民眾中扎根擴散，根源也許就在于這個‘慢’字。當激進主義向民眾許諾立竿見影的變革時，自由主義許諾的只是漫長生長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變化，激進主義的前提必然是‘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從而為一元化權威體制鋪平了道路，而自由主義則意味著人人各自為政，只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形成合力。激進主義交給你一個救世主，而自由主義僅僅是將你交還給你自己。……相信時間，就意味著相信除了千千萬萬人日積月累的努力，歷史沒有進步的捷徑。對于渴望一夜之間得到解放的人們，這可真令人掃興。在總結蘇東轉型之艱難時，一個解釋是：制度也許可以一夜之間改寫，但是企業家精神、商業頭腦、市場意識，只有通過漫長的學習才能形成。對于急于宣布轉型本身是個錯誤的人，顯然又忘記了‘時間’這個因素。20年后的今天，蘇東諸多國家經濟都逐漸步入了良性增長，再次證明時間的力量。”[3]

　　在這里，作者大概說了這樣幾層意思， 

　　　　第一，20世紀以來中國沒有走自由主義即資本主義道路而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的；

　　　　第二，中國沒有發生蘇東劇變那樣的變革是錯誤的，錯過了走自由主義道路的機會；

　　　　第三，過去沒有走自由主義即資本主義道路也不要緊，中國終究要走自由主義道路，因為時間在自由主義一邊，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給自由主義理想一點時間。

　　這些觀點錯在哪里？

　　首先，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近代以來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的發展和繁榮充分證明了中國人民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這個歷史過程也是自由主義不斷失敗的過程，這個失敗的過程充分證明自由主義道路即資本主義道路在中國行不通。

　　其次，中國沒有發生蘇東劇變那樣的變革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之大幸，蘇東劇變的最直接后果是共產黨kua臺、國家分裂，中國如果發生了蘇東劇變那樣的變革，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永遠不會實現。

　　再次，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發展沒有給自由主義拓展自己的機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蓬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自由主義仍然沒有做大自己的機會，原因就在于它在中國“水土不服”。

　　二、自由主義理想追求的自由是一種抽象的自由

　　自由是一個極富爭議的概念，不同的理論對自由的理解往往差別很大。馬克思主義自由觀強調人的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前提，具體而言就是強調被壓迫階級的解放是實現人的自由的前提，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被壓迫民族人民實現自由的前提。而自由主義自由觀強調，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誰也不會想被關進監獄，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證明。而且在一個自然狀態下人本來也是自由的。只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人的自由被剝奪。其原因很簡單，某些人的自由比別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讓位于他們這些特權者的自由。于是歷史上追求自由的運動就開始了。自由的本義并不是‘為所欲為’，而是能夠生活在一個沒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環境中。反過來講，真正的自由主義是‘每個人不干涉別人的自由。’于是每個人都能生活在沒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環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這和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妨礙你自由的環境。……因為別人的自由是他的權利，誰也無權剝奪它。有時候也要給敵人以自由。因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變成了敵人，如果給他自由本來應該是朋友。問題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使有一部分人有權干涉別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這是問題的所在。如果一個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義，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個受周圍人士歡迎的人，和他有接觸的人都會喜歡他。他的一生也會更順當，不會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當官的，用這樣的處世哲學辦理公務，百姓會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會變得更和平，更和諧，會少掉許多不必要的糾紛，甚至連戰爭都不會發生了。……不可否認，中國追求自由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國有企業占有壟斷地位，民營企業沒有平等地位，也就沒有參與競爭的自由。有許多行業禁止民營企業進入，如金融業，石油業，電力業，通訊業。這些行業利潤非常高。而民營企業沒有進入的自由。在中國，追求自由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我在過去三十年內做的只是極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細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無一不是由許許多多細流會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這樣。在CATO促進自由獎的鼓勵之下，在中國和全世界會有更多的人參與進來。人類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榮的理想會更早地來到。”[4]

　　概括起來，這位作者的自由觀大概有這樣幾點，

　　第一，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不干涉他人自由是一個道德律令，“如果他是一位當官的，用這樣的處世哲學辦理公務，百姓會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會變得更和平，更和諧”；

　　第三，中國要實現自由需要像CATO這樣的組織的參與和鼓勵。

　　所謂“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一個極其空洞的判斷。如果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人類歷史上就不應該存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因為那些實施壓迫的階級和民族也是由人組成的。在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這雙重壓迫下，中國人民的自由被強行剝奪，人的本性在哪里？如果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人都應遵守的道德律令，19世紀初，英國人為何要將鴉片輸入中國、毒害中國人民？中國對英國的侵略稍有反抗，所謂文明國度的官員就暴跳如雷，

　　“大不列顛應該對中國海岸線全面進攻，打進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取得物質上的保證，以免將來再受侵犯…… 我們應該用九尾鞭抽打每一個敢于侮辱我國民族象征的蟒衣官吏……　應該把他們〈中國將軍們〉個個都當作海盜和兇手，吊在英國軍艦的桅桿上。把這些渾身鈕扣、滿面殺氣、穿著丑角服裝的壞蛋，在桅桿上吊上十來個示眾，讓他們隨風飄動，倒是令人開心和大有裨益的場面。無論如何總得采取恐怖手段，我們已經過分寬大了!…… 應該教訓中國人尊重英國人，英國人高中國人一等，應該做他們的主人……”[5]

　　將侵略戰爭發生的原因歸于外交官沒有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個道德律令，更是不著邊際。美國CATO研究所是一家致力于推廣西方“自由”普世價值的研究所（所謂“智庫”），中國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不需要它的推動。因為，它實際想推動的是根本改變當代中國的基本制度。自由從來都是具體的、歷史的，空喊什么“人的本性是自由的”，除了給中國社會增添一點噪音，什么也改變不了。有些人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完全不是按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而是按“各種哲學家的主觀方法提出的”，這些哲學家，

　　“或者是把‘社會人士’的活動，或者是把‘適合人的本性的’社會理想一類的胡說，當作這種應當不應當的標準。”[6]

　　三、自由主義思潮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錯誤認知

　　自由主義思潮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中國偏離了世界主流文明發展的道路，中國要想重回世界主流文明發展的道路就必須放棄馬克思主義、放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比如，有學者認為，

　　“正如沒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數學一樣，也不可能有中國獨有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史學……。有些人宣布他們不喜歡的那些西方學理都包含帝國主義的禍心，應該驅逐出中國!在愛國辭藻后面，這些人冀圖畫地為牢，把中國學術與世界割裂為兩塊，彷佛中國研究是他們的禁臠。要是以為他們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錯特錯了!他們力圖拒之門外的是公認的現代主流文化，而叫賣的是另一種從西方旮旯里找來的極端思潮，拌上傳統文化中的陳腐作料。”[7]

　　這里涉及這樣兩個問題，第一，有沒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第二，西方文化是“公認的現代主流文化”嗎？每個國家由于歷史傳統和社會發展的差異，每個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或多或少都打上了自己民族的烙印，因此世界上不同國家的哲學社會科學各有其特色，因此“不可能有中國獨有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史學”是一個違背哲學社會科學常識的判斷。一些人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為了推銷他的所謂“西方學理”，用所謂“西方學理”否定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西方文化是世界多樣文化的一種，誰有資格說西方文化就是“公認的現代主流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深刻指出，

　　 “95年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使我們黨得以擺脫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辯證的科學精神、無私無畏的博大胸懷領導和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黨從未動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及其在中國的發展，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提供了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指導，為增進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統一提供了堅實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8]

　　 就歷史必然性而言，革命是無法“告別”的，因為革命是歷史的重要內容之一，不存在沒有革命的歷史時間。所謂“告別革命論”實際上就是“否定革命論”，這種否定是選擇性否定。因為，自由主義學者從來不否定資產階級革命，他們對英國、法國、美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從不質疑和批判，但是他們對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新民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總是不遺余力地進行批判，這種選擇性批判充分說明了自由主義理論的政治本質。有的人通過否定革命的方式否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客觀必然性，比如有人認為，

　　“再往前說改良與重建，大清延續了君主封建統治二千多年，是通過君主立憲改良中國，還是通過革命重建中國?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時，人們談得最多的是，改良與革命賽跑，最后，革命跑過了改良，從辛亥革命到共產革命，再到后面的‘文化大革命’，改良沒有成為中國百年主題，而革命，卻成為主題。革命帶來了什么呢?革命本是不可持續的，但令人吊詭的是，中國百年革命，卻持續進行，一種革命失敗了，另一種被命名的新革命開始了。盤點一下百年革命，會有驚人的發現，革命培養了非此即彼的思維，或者說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維培養了革命。……清末的君主立憲，大清政府也曾派員到日本、歐洲考察，甚至制定出一系列立憲法規，一方面想保住帝祚萬世一系，大清江山不變色，另一方面又要順應世界潮流，讓社會精英與百姓有參政的空間。可惜，革命突然的沖刺，跑到了終點，大清立憲毀于一旦。大清沒有得到‘改良’，而革命也沒有重建起共和的體制，‘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得到普遍的憲政啟蒙，自由與責任、權力與制約、民主與程序、信仰與契約精神等等，都沒有播種到人們心中，特別是精英權貴階層沒有接受普遍的憲政啟蒙，革命被說成正義，但民主憲政卻沒有被普及成常識。所以中下層管理者只能城頭變換大王旗，底層民眾也只能根據趙家老爺穿什么樣的衣服，來看政治天氣變化。”[9]

　　該文作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給中國帶來了革命，而“革命培養了非此即彼的思維，或者說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維培養了革命”；同時，革命打碎了清朝的憲政夢，如果清朝在其后期實現憲政改革，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機會了。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確實給中國帶來了革命，這個革命是一種新型的革命，它是唯物辯證法、特別是歷史辯證法在中國不斷普及的歷史過程。至于“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維，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堅決反對的，那些主張“告別革命”、“憲政萬能”的人往往表現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學思維特點。中國取得的進步再大都不會觸動和改變一些人固有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在這些人看來，只要中國不實行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特別是不實行西方憲政制度，中國就是“異類”、就是落后的。這種形而上學思維得不到歷史與現實的任何支持，只能依靠假設歷史和歪曲現實來編造自己存在的理由。

　　有的人將西方憲政制度視為人類最完美、最終的政治制度，許多人因無法理解這種理論的反辯證法性質而深信不疑。恩格斯指出，

　　“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在人類的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最終結束；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歷史狀態都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暫時階段。”[10]

　　可見，所謂“歷史終結論”是反歷史辯證法的。在當代中國，一些人無視西方憲政民主制度的內在缺陷，將西式民主奉若神明，竭力主張照搬西式民主，這是對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漠視，在方法論上犯了形而上學的錯誤。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紀念大會上強調指出，

　　“全黨同志必須牢記，我們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11]

　　注 釋：

　　[1] 侯惠勤：《侯惠勤自選集》，北京：學習出版社，2012，第597頁。

　　[2] 劉瑜：《給理想一點時間》，選自《給理想一點時間》第1輯，李志題主編，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99-100頁.

　　[3] 劉瑜：《給理想一點時間》，選自《給理想一點時間》第1輯，李志題主編，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第100-101頁。

　　[4] 茅于軾：《追求自由使人們得以擺脫貧困》，選自《給理想一點時間》第3輯，李志題主編，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6頁。

　　[5] 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9頁。

　　[6] 《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頁。

　　[7] 袁偉時：《承先啟后的火炬》，選自《給理想一點時間》第2輯，李志題主編，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117-118頁》，該文亦刊登于《文史參考》2012年第8期第20-24頁。

　　[8]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頁。

　　[9] 吳祚來：《重視社會建設中的改革與重建》，選自《給理想一點時間》第4輯，李志題主編，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59-161頁， 該文還刊登于《深圳特區報》2012年11月20日第B10版。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6-217頁。

　　[1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14頁。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教授；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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