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者簡介]

　　大衛·希爾(Dave Hill)，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教育家和活動家。現任英國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教育學教授，愛爾蘭利默里克大學、英國倫敦密德薩斯大學、希臘雅典大學客座教授，國際研究與教育研究所(IIRE)研究員，國際批判教育會議(ICOS)和左翼教育者Hillcole組織創建者，《批判教育政策研究雜志》主編。13次當選英國和歐洲等工會地區領導人，多次領導和參加工人罷工和示威。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危機、批判教育學、馬克思主義教育等。出版著作25部，發表學術論文100余篇。主要代表作有《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時代下的階級、資本以及教育》《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對英格蘭社會和教育的影響》《新自由主義和新的教育常識：基于馬克思主義批判》《階級、新自由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以及教育者和知識傳播者的角色》《馬克思主義者論新自由主義、階級、種族、資本主義和教育》《批判教育學、批判教育、馬克思主義教育》《保守主義教育重啟：政策、意識形態以及對英國的沖擊》《資本主義貧困化、積極主義和教育：抵抗、起義與復仇》等。2016年11月大衛·希爾教授在英國倫敦參加第13屆歷史唯物主義年會期間，金偉對其進行了采訪。

　　[訪談者簡介]金偉，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湖北  武漢  430072)。

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

　　 金偉：大衛教授您好，很高興您能接受采訪。新自由主義曾經在英美等發達國家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甚至在不少發展中國家被視作是“救世良方”。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滲透、影響和危害是極其嚴重的。我看到您的一些文章批判了新自由主義，可以請您談談對新自由主義的認識以及它對世界各國發展的影響嗎?

　　大衛·希爾(以下簡稱“大衛”)：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也是我一直關注的問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表現為“新自由主義”，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受其影響采取和實施了一些政策，比如，生產、分配和交換手段私有化;讓私營部門參與到學校、健康服務、儲蓄銀行、空中交通管制、養老金、郵政服務、監獄、警察、鐵路等社會福利、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體系管理中;通過創建和擴大各種教育“機會”控制了受教育的渠道，并攝取文化資本;以企業管理模式(模型)為基礎重建國家福利管理體系，并將其稱為“新公共管理主義”;在媒體上嘲笑和鎮壓那些有反霸權主義傾向的思想家和活動家;在政府內詆毀和嘲笑公共服務;在執政期削減戰后福利、取消國家補貼和支持、縮減公共支出。在國際上，新自由主義還要求拆除針對國際貿易和資本主義企業的壁壘，認為國民經濟所有部門都應該為任何國家的公司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制定對他們自己有利的貿易法規，例如“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其目的是對抗不公平的貿易政策，然而美國和歐盟則保留了對這些規則的豁免權，他們可以越過配額限制，并繼續補貼自己的農業產業。

　　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銀行倒閉之后，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遭到了某種程度的打擊。但是，很顯然，在美國和歐洲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并沒有放棄新自由主義，他們企圖通過追求新自由主義政策重新回到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利潤就是上帝”，在資本主義社會，政策的宗旨并不是為了公眾、福利和社會公益，對利潤的追求往往是其政策運轉的動力，例如鐵路系統、醫療和教育服務、供水系統、天然氣和電力供應系統等公用事業的私有化，其目的就是為了讓所有者和股東的利潤和回報最大化，而決不是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

　　實施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后果是什么?我認為主要是擴大了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導致了各國之間、國內各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現象急劇增加。自1929年資本主義危機以來，無論是全球還是英國國內，財富從工人身上轉移的速度令人咋舌，英國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鴻溝越來越大。連續多年的統計數據報告顯示，美國社會不平等現象令人震驚，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其規模自大蕭條以來從未出現過。《福布斯》發布的2015年的400名最富美國人排行榜顯示，上榜者的總財富達到2.34萬億美元，超過以往任何時候，比2014年增長500億美元，相當于美國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3%;上榜者的人均財富為58億美元，比上一年增長1億美元。美國智庫政策研究學會(IPS)2015年年底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最富有的20個人的凈資產總額高達7320億美元，超過1.52億底層美國人的財富總和。據英國《衛報》2015年9月的報道，美國貧困數據令人擔憂，全國仍有4670萬貧困人口(美國貧困人口標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4 008美元)，創歷史最高水平。2016年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Oxford committee for famine relief)(又稱樂施會)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62位超級富豪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了全世界一半人口所擁有的財富。在英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財富相當于57%最貧窮人口的財富之總和，這些財富都是以剩余價值或利潤的方式從工人的勞動力中榨取的。由于工人的工資被削減，導致他們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他們不僅要遭受相對經濟貧困的痛苦，還要遭受絕對經濟貧困的痛苦，數以百萬計的家庭沒有足夠的收入或財富支付足夠的食品、取暖、住房和衣物等開支。相比之下，在全球范圍內，資產階級則成功地減少了稅收支付，他們不僅減少了員工的工資，而且還減少了“社會工資”——公共福利支出、社會和公共服務支出。為什么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呢，主要在于政府代表了他們的階級利益，政府通過削減這些服務的實際支出，通過私有化和公共服務部分私有化做到這一點的。在英國，尤其是英格蘭地區，這個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由于向私人出售和預售國民醫療服務、教育和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務領域的所有權，引起了人們的不滿。

　　我多次在論文和演講中指出，作為一個政治和工會活動家、作為一名學者和作家，我認為正是基于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對階級的分析、對剝削工人勞動的分析、對勞資關系的分析，才能夠讓我們最充分地解釋當前資本主義社會面臨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才能夠讓我們更清楚地明白究竟是誰引發了當前的危機，又是誰繼續從危機中受益，誰在危機中成為犧牲品，誰為危機買單。

　　金偉：2016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多個經濟體近來采取的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不但沒有像預期那樣帶來增長，反而加大了不平等，這個報告引起了熱議。請問您是怎么看待它的?您認為新自由主義對英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造成的主要影響是什么呢?

　　大衛：正如我前面所講的，實施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大了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我認為新自由主義對英國的影響是比較嚴重的，主要表現為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導致貧困者人數增加。1929年華爾街的崩潰導致了歷史上最長時期和最嚴重的衰退，造成了“饑餓的30年”。2015年、2016年連續兩年的約瑟夫朗特里基金會(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簡稱JRF)研究報告揭露的英國收入不平等、健康不平等和絕對貧困水平的數據令人震驚。連續執政的保守黨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采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20世紀70年代逐步縮小的收入不平等又開始拉大，1997—2010年執政的工黨想盡量維持這種收入不平等的差距，然而，2010—2015年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的聯合政府又進一步加大了各種不平等。自2008年以來，英國的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下降，每周平均實際工資下降了約10%，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準的人數逐年增加。富人比經濟蕭條前的富裕程度提高了64%，而窮人的貧窮程度則加重了57%，收入不平等達到了自二戰結束以來的最高水平。

　　2015年5月，“社會市場基金會”(Social Market Foundation)發布的《經濟低迷時期的財富：贏家和輸家》報告指出，1/5的最富有者家庭其平均財富在2005年至2013年間增加了64%，他們能把更多的錢儲蓄起來以應對未來的風險，他們的平均儲蓄與投資額度達到了1萬英鎊左右，而7年前這一額度僅為6千英鎊。然而，他們也發現，20%的最貧窮人口的經濟安全是低于2005年的，其凈財富下降了57%，其債務水平和透支情況急劇增加，他們的儲蓄額還不到一個星期的薪水，但欠債卻比2005年多出45%，越來越多的人通過透支來支付賬單。與此同時，收入和財富的代際差距明顯拉大，26歲到35歲之間勞動者的工資急劇下降，他們的收入已經不太可能買得起房產，在這個年齡段購買房產的比例從2005年的近3/4下降到了2013年的近一半。

　　2016年4月，約瑟夫朗特里基金會研究報告聲稱，英國最低收入門檻設定為：單身人士稅前收入為17 900英鎊，一對夫婦若有兩個孩子則其收入至少要有18 900英鎊。最低收入計算公式詳細說明了該收入包括食物、住房、衣服開支以及參加社交活動所需要的支出，這個門檻在過去被視為生活工資的基本標準水平。然而，目前英國法律上可執行的25歲及以上年齡段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7.20英鎊，而18歲以下勞動者每小時的最低工資是4.00英鎊。

　　至少有810萬父母和兒童承擔著收入不足的風險，自2008年以來這一人數更是增加了1/3以上。這些收入不足的家庭，尤其是單親家庭，都生活在巨大的壓力之下。2016年約瑟夫朗特里基金會在一份報告中指出，實際貧困并不是收入不足。在2015年度，英國有125萬人(其中包括30多萬兒童)生活貧困。在這里，貧困的定義是：不能保證每頓都有飯吃、穿干凈的衣服和保持溫暖。2016年約瑟夫朗特里基金會報告《貧困檢測和社會排斥》中指出，即使是有工作的家庭也占貧困人口的55%，這個占比創歷史新高，共有740萬人，在這些貧困人口中有260萬是兒童。

　　而另外一方面，富人階層財富劇增。據2016年《星期日泰晤士報》富豪榜報道，英國1 000位最富有的家庭和個人財富總額達到5 470億英鎊，他們的財富在過去10年增加了1倍多。富豪榜中的菲利普·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在2009年至2015年期間從英國雜貨聯營店豪掠4億英鎊，導致該公司養老金計劃出現巨大的虧空，于是他在2015年把公司賣了，只賣了1英鎊，由于公司倒閉而導致11 000多人失業。與此同時，富人們繼續以各種名目領取駭人聽聞的“獎金”，享受著個人所得稅的優惠，許多富人想盡各種辦法避稅，利用避稅將負債最小化。據公共和商業服務工會的一些稅收員估計，在2013年和2014年兩個財政年度，由于逃稅、避稅或延期繳稅造成了將近1 200億英鎊的“稅收流失”。

　　隨著收入和財富方面的差距日益擴大，隨之配套的服務和福利差距也日益拉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窮人普遍比富人的壽命要短。我舉個例子，居住在里士滿的婦女可以過72年的“健康生活”，相比之下，居住在塔姆哈姆雷特的女性則只有54年。如果在塔姆哈姆雷特和里士滿之間劃一條區域線，靠近東區(塔姆哈姆雷特)最貧困的人們比西區(里士滿)的人們每隔一個站點就少了一年“健康生活”。男性之間的差別則稍微小一些，里士滿的男性可以過70年的“健康生活”，而塔姆哈姆雷特地區則只能過55年。2016年海倫報告(Helen Reports)顯示，英國最富有階層的男性平均壽命為96.2歲，比最貧窮階層的平均壽命長34.2歲。在1993年的時候，這個差距是最小的，此后按每年1.7歲的數值增長。最富有階層的婦女平均壽命是98.5歲，比最貧窮階層的婦女多31.5歲。富裕女性和貧窮女性平均壽命的差距在2005年的時候是最小的，此后按每年0.4歲的數值增長。可以說，不同社會階層在平均壽命的長短和健康生活的時間上有差異，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社會日益不平等的一般產物。

　　金偉：新自由主義不僅嚴重影響了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還對教育改革和教育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大衛教授，您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同時也是教育家，可以請您談談新自由主義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嗎?

　　大衛：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前和現在是如何影響學校教育的?美國、英格蘭和威爾士，事實上，就全世界而言，其教育政策具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布什政府喜歡“拿來主義”，他采取的市場擴大化、階層固化、引進新公共管理主義、實行各州公共教育商業化等政策，這些都是撒切爾政府在1988年通過《教育改革法案》等立法而實施的政策。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教育思想和政策在全球出現漫延之勢，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我曾簡要總結了教育中的新自由主義的十大特征：第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私立化和預私有化。例如，在英國，學院和學校由國家撥款，但交給私人控制;同樣，家長團體控制了“免費學校”，經費卻來自國家撥款。在美國，一些“特許學校”只追逐利潤，由格倫·里可維斯基(Glenn Rikowski)所稱的“教育商人”營運，實際上是本國和國際性教育公司。在美國和英國都有全國性和地方性私立教育服務，負責衛生、餐飲、學校督查等事務。里可維斯基強調了“高等教育絞肉機”效應，他們對工作強度、商品化、消費化等方面都產生了影響。第二，削減公共支出、薪金、養老金、福利，大學大量裁員，教職人員被解雇。第三，市場化，學校之間以及大學之間開展以“選擇”和“差異化”為名的競爭，結果導致了種族、性別、社會階層的階級分化。第四，一方面對職業教育采用差別性撥款、差別性職業科目和學位，另一方面取消政府對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和藝術科目的撥款。第五，苛刻的勞動力管理：新公共管理主義表現為學校和高校高層管理人員與“車間工人”(即教師、管理員、體力勞動者)之間薪酬、福利和權力上的巨大差異。這意味著學校和大學中民主參與和集體管理、集體決策時代的終結，形成“老板統治制”。第六，按績效薪酬和按成果付薪酬，造成了教師之間的競爭，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教師和大學教授現在為了有限的“績效工資”而展開競爭。第七，公共部門用臨時工或“預備工”替代了全職工和合同工，代之以臨時性學術工人和沒有就業安全感的小時工和短期合同工。第八，攻擊工會、工人權利、集體性薪資談判。國際新自由主義政府希望“工會破產”，希望削除工會的權力，拋棄全國性集體薪資談判協議。這還包括不承認工會在集體薪資談判時的權利，撤銷工會機構或宣布工會成員的活動為非法。第九，“管理層說了算”和“用市場來說話”。把學生作為“客戶”而提供課程，用市場的話語權代替社會責任。第十，通過養恤金、相對有限的工作保障詆毀公共部門的勞動者，在意識形態上攻擊他們。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新自由主義者指責學校和大學為導致“教育工作者”受益的“生產者攫取”組織。公共部門的勞動者被定性為“懶惰”“閑職”，“領取鍍金的養老金”，是“經濟繁榮的敵人”，“感染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在大眾媒體內，凡提出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觀點的人都會受到嘲笑、辱罵、被邊緣化，在各級學校和大學、高職院校，持有這種觀點的老師在英國和美國都會受到排擠、孤立、甚至遭到解雇。即使是宣稱“公立公正”的英國BBC也很少在“提問時間”把話語權交給社會主義者或激進左派，薩爾瑪·雅各布(Salma Yaqoob)、喬治·加洛韋(George Galloway)，或者社會主義工會領袖，如鮑勃·克羅(Bob Crow)。

　　在英國競爭激烈的教育市場體系中，各學校按照SAT和GCSE，即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考試成績進入“排行榜”，結果導致有錢人的學校越來越富有，而所謂的“末流學校”越來越邊緣化——前者變得更加“中產化”，而排名靠后的學校更加“工人階級化”。階級分化現象日益加劇，對教師的監督也愈演愈烈。富人們可以用錢買到優勢教育。在私立學校，一個孩子的學費是最低收入者總收入的兩到三倍。在英國，大約有7%的孩子在私立學校購買到教育特權，他們上名牌大學，獲得頂級職位的比例高得離譜。

馬克思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解釋價值

金偉：提起馬克思主義，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誕生至今已經過去了160多年，它已經不適用于今天、已經過時了;也有人認為，隨著職業分化和工人地位的提升，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存在工人階級了。請問大衛教授，您是怎么看待這些問題的?

　　大衛：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仍然有著巨大的價值，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對立的階級，工人階級內部還有不同分層的存在。社會階級分層可以分為不同的社會階層或群體，例如，底層是非技術工人，其上一層是熟練工人階層，再上一層是白領，每后一層都位于前一層之上。這些社會階層或群體的特點是不同的個體或群體享有不同級差的獎勵、權力、自主權、健康權、實際壽命等。

　　韋伯主義和新韋伯主義以生活方式和以消費為基礎對社會階層進行分類，這種分類“隱藏”了資產階級及其生產關系，而這正好是馬克思主義定義“階級”的基石，這種分類的內在秘密在于有助于分裂和瓦解靠出售自己的勞動力養活自己及其家人的工人階級。在2012年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提出了“99%的人反抗1%的人”的口號，可以說，它準確地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的概念與分析。人口中只有1%是資本家，他們剝削其他人的勞動成果，這里所謂的“其他人”被稱之為“中產階級”“工人階級”“上班的中產階級”，在他們身上展現了馬克思主義關于工人階級階級分析的主要特征，他們都受到了資產階級的剝削，在勞動中產生的剩余價值以利潤的形式被榨取。

　　撇開階層、教育和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不談，相關的問題是：我們能在英國、美國、希臘等這樣的資本主義社會享受社會公平和平等嗎?對于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資產階級可以通過工資、薪金、收入等形式來調節和控制，調控形式包括了社會福利工資、國家福利、失業救濟金、低收入者的住房福利和補貼、免費全民醫療保健、國家養老金，等等。這就是資本主義政府的社會民主版本，這些在繁榮時期可以做到，因為此時的資本主義可以有足夠的巨額利潤用于公共福利支出和工資上漲。但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蕭條時期呢?我們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意改革派或“修正主義者”的觀點，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通過斗爭爭取到的某種改革或改進，并不意味著“關鍵立場”的改變。這里講的“關鍵立場”，我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立場，是基于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剝削階級本質的分析，是基于馬克思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決心。

　　在馬克思的分析中，資本主義制度下永遠不可能存在經濟公平和社會平等。1%的美國人、英國人、希臘人或愛爾蘭人所擁有的財富和收入，與社會底層25%或10%的人所擁有的財富和收入不成比例。即使在這1%的人之間，“頂層”資本家及其“頂層”經理和普通銀行家之間也存在著驚人的差距。舉個例子，2010年處于倫敦頂層10%的資本家其平均社會財富達到933 563英鎊，而最貧窮的10%的人只有區區3 420鎊，相差了273倍。這種不平等的程度是自奴隸貿易以來不曾出現過的。可以說美國、英國和葡萄牙等國是這個星球上最不平等的“發達”國家，他們在經濟、社會方面表現出了巨大的不平等鴻溝，其他發達國家的不平等現象則表現得輕微一些。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只要存在經濟流動性，那么這樣的社會就會助長精英政治，精英政治下的資本主義特征就是“平等”的機會造成了極其懸殊的社會地位。

　　金偉：大衛教授，據我所知，當今發達國家的工人仍然在為爭取自己的政治、經濟權利而進行不懈的斗爭，而您有13次被選舉為工會地區領導人，而且在工黨左翼時期成為工人組織委員會的領袖。可以談談目前英國工會的現狀及其面臨著的主要挑戰是什么?

　　大衛：正如一般政府普遍會做的，2010—2015年保守黨—自由民主聯合政府認為，在勞動生產中組織起來的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著獨特的地位，他們能在一段持續的時間內破壞或停止資本擴張。因此，政府希望保持和加強現有的反工會法律而進一步削弱工會。2015年英國的工會參會人數相比于1980年的約1 300萬會員減少了一半，目前英國有640萬工會成員，其中有25%是普通勞工，14%來自私營部門，而54%則來自公共部門。工會仍然有著強烈的團結和共同目標意識，但整體的階級意識水平出現了下降。這與近年來工會運動經歷了不少挫折有關，1984—1985年“礦工大罷工”中全國礦工聯盟的失敗對工會領導人造成了一定的打擊。新工黨維持了嚴格的反工會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整體工人運動，打擊了勞工自信心。三個最大的傳統工會代表了大多數工會工人的利益，但實際上這些工會是由大量不同行業、專業及收入水平人群組成的。

　　新自由主義對工會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所謂的“Gig經濟”(臨時崗位很普遍、組織機構與獨立工人簽訂短期雇傭合同的經濟)使組織勞工變得比以前更加困難。在2015年選舉勝利后，當時由戴維·卡梅倫領導的新保守黨政府的第一個政策公告就是用新的立法限制工會罷工。新法律規定“少于40%合格工會成員投票的任何罷工都是非法的”，這40%的門檻實際上非常高。但就衛生、教育、交通和消防服務等基本公共服務而言，投票率必須達到50%。英國的罷工法律是整個歐盟最嚴格的，工會必須在進行罷工投票之前提前7天發布通知，然后再等7天后才能進行罷工。關于投票的規則也很復雜，以至于雇主很容易對小規模的罷工采取禁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零時”合同的流行是一個典型的剝削案例，簽訂臨時合同的人和簽訂永久合同的人之間存在巨大的工資差距，臨時工從事零時合同的工作時極有可能遭遇干了活不付工資。據2013年《衛報》評論，零時合同的收入少于固定小時合同的收入，他們沒有病假工資的權利，假日工資經常被拒付。有很多軼事證據表明，即使是帶孩子去醫院看病，也不能拒絕工作。事實上，他們任何時候都不能選擇拒絕工作。每年28天的假期是一種法定權利，但如果工人是被個體雇主所雇傭的，他可能就不能享受這種權利。一些雇主知道這樣做有可能會違反法律，但他們知道沒有簽訂終身合同的雇員即使不能享受假期，也不敢或者很少會抱怨。

　　工人的罷工還經常會遭到政府的鎮壓。舉一個我親身體會的例子，2011年6月15日，我參加了希臘總罷工，警察將催淚瓦斯丟到了憲法地鐵站，爆炸云吞噬了憲法廣場，警察和工人們發生了嚴重的沖突，一些工人受傷住進了醫院。在美國也有類似的事件，一個著名的案件就是警察用辣椒水攻擊坐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營地的工人罷工者，結果是福利被削減，窮人的生活更加不穩定，更加不健康，從而死亡更早。順便說一句，2011年3月的美國威斯康星州共和黨人控制的議會通過剝奪公共部門工人的“集體談判權”的法案后，當地約有10萬人前往州議會強烈抗議，這是最近幾十年來最大的工會集會和抗議行動。因此，新自由主義從來不是單獨出現的，它往往是和法律、槍支、瓦斯罐、“圍捕”戰術同時出現的，并靠這些武器和手段來加強資產階級的統治。

　　金偉：現在社會公眾更多關心的是教育、養老、醫療等社會政策，那您能介紹一下馬克思主義在當下教育領域中的意義和價值嗎?

　　大衛：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需要在教育領域得到進一步發展。在過去的150年間，世界各地有數十萬名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批判教育者，從印度的共產主義者教師到伊朗的共產主義者到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義者教師和學術工作者，從俄羅斯到歐洲到美洲，從毛澤東思想到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都描繪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藍圖，但是這些描繪時常被英國、澳大利亞、北美地區，尤其是被美國等英語國家的出版物、書籍、評論、期刊所忽略，甚至不被報道。如果在文獻中搜索批判教育學的話，往往搜索到的都是弗萊雷和杜威(Freire and Dewey)的譯本，而不是馬克思的原著。

　　我們注意到許多會議和書籍，它們自我標榜為“批判教育學”，特別是在美國，他們引用和傳播非馬克思主義的版本，集中于所謂的更自由、更民主參與、更激進民主版本的批判教育學。有些人甚至很少關注馬克思主義，只是側重于發展批判性思維的能力，而不是將這種批判性思維定位在社會正義的元敘論中，更不用說經濟正義和平等的元敘論。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在于運用“批判性團結”的方法，其重點是“批判”，旨在告知、影響并爭取激進自由主義者和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同盟軍，將其納入到馬克思主義分析框架之中。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批判教育的會議都在努力去發展馬克思主義教育、分析、理解和實踐，比如2011年和2012年在雅典大學舉行的批判教育國際會議(ICCE)，以及土耳其在2013年7月舉行的會議。其他類似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會議有美國定期舉行的胭脂論壇會議(Rouge Forum Conference)，在倫敦大學學院定期舉行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活動：復興對話(MERD)會議和2012年開始的西徹斯特批判教育學會議(West Chester Conference)，等等。這些都是英語世界主要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會議，而在英語世界之外的區域也正在舉行數十次、甚至數百次這樣的會議。

　　在教育和社會學理論層面，馬克思主義教育者需要采取互補和相互支持的分析和行動，互補實際上是更廣泛的社會經濟政治斗爭的一部分。在這個思想層次上，在意識形態層面，我采用的是古典馬克思主義社會階層分析方法，反駁那些理論分析者脫離基于階級剝削的分析，從而揭示新型的資本和勞工的關系。我建議，在教育和更廣泛的政治上，我們應該追求兩個發展——首先超越批判進入社會主義重建;其次，超越社會民主改革主義進入革命性的反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者的當下使命

　　金偉：大衛教授，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有一段名言：“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那么，今天，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里，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及能夠發揮什么作用呢?

　　大衛：這是一個世界歷史上潛在的革命時期。金融資本主義的崩潰，過度生產和消費不足這些金融資本主義固有的內在矛盾，造成了這場危機，當前資產階級的統治又導致了普通家庭、工人和社區要為這場危機付出代價。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又強制緊縮了對公共教育、健康和公共福利的支出。那么，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是如何與財團媒體沆瀣一氣，又是如何影響學校教育體系的?事實上，經濟結構，比如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以及隨之產生的社會關系作為一方，而社會和政治結構作為另一方，這二者之間雖然存在著某種整體性關系，但實際上并沒有親密無隙的關系。在每個層面上都有著由個人或組織進行的永久性“文化戰爭”，而戰爭的雙方就是資產階級統治思想及其喉舌和反抗這一統治思想的個人和團體，其中包括學生、批判性知識分子、工人組織等。正如阿爾都塞所說，學校和大學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對于資產階級而言，其宗旨是灌輸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社會主義的信念體系，從而培養等級鮮明、社會等級固化的勞動力。那么，在這種情形下，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場經濟和社會的正義斗爭中應該發揮什么作用呢?是支持現行的制度?還是忽略它，置之不理?還是為了獲得某種愉悅和自由，用后現代主義進行嘲諷和諷刺，用肢體語言、文本和符號去解構它?或者聯合反霸權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起來反對資本的“過度”擴張，尋求改變，尋求“改革”，但能轉變成什么呢?或許這些都是教育者和知識分子的選擇。我認為，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還必須學會重建社會，開發和建設某種社團性的、對社會和環境負責任的、平等的系統，某種反種族主義、反性別歧視的系統。在對關鍵性政策的批判分析包括對各級政策的批判時，問一問究竟“誰是贏家、誰是輸家”。在設計財政、經濟和就業政策、教育規劃、教育政策、教育手段、行動計劃、政府立法時，我們應該從階級的立場來看一看這些政策，看看是哪個階級、哪個階層是贏家或輸家，他們會贏得什么，輸掉什么?教育政策會有利于“全面教育”嗎?經濟和就業政策可以提高薪水嗎?可以讓貧困人口有著更長壽更健康的生活嗎?在對政策進行批判性分析的過程中，我們首先必須批判地審視自己的政策，并避免有些領導人高喊預先設計好的不切實際的政策。

　　金偉：大衛教授，我看了您的履歷，您不僅是一位杰出的學者、教師，同時還是一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那么您認為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在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對資本主義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和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大衛：馬克思主義者在學校、學院、大學應該扮演什么角色呢?對資本主義教育持“批判”態度的我們，又應該扮演什么角色呢?教師應積極參與爭取經濟和社會正義的斗爭，應該成為具有批判性、組織性、公共性、具有社會主義傾向、具有改革能力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改革的積極分子。所謂“批判性”是指持懷疑、質疑、詢問的態度，不接受表面證據，而是深入挖掘背景真相，致力于經濟和社會正義。所謂“組織性”，指成為我們所代表之階級、階層的一部分，了解并生活在其中、代表其利益。公共性是指公開發聲和反對恐嚇。“社會主義傾向”指成為平等主義者、為平等主義及實現非資本主義社會而奮斗——在這樣的社會中，財富歸集體所有。“具有改革能力”指盡一己之所能，通過傳播教育、參加組織、擔當領導職能在批判與奮斗中促進社會重建。

　　葛蘭西主義所稱的知識分子意識，是指所有人都要學會思考、都具有理智。但對我們這些教育、文化或政治工作者而言，應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使命。作為老師、作為教育者，我們的職責是去思考、以思想為武器。我們有能力思考、傳授、與他人討論我們的想法。但是，作為具有批判性、組織性、公共性，具有社會主義傾向，具有改革能力的知識分子，我們的責任遠不止這一點。我們應該提供精神激勵與分析、提供“烏托邦”、指出希望之所在，要分析如何才能達成我們的目標——這就是依靠“組織”。因此我認為有必要補充一個特點——成為“改革的積極分子”。

　　我想在一天結束的時候、在一周結束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在教室里、在演講廳內、在學校或大學時，我們能做很多事。我們需要盡自己最大的能力、憑著我們對家人的承諾，在校門之外努力，在各黨派及社會團體內活動，參與各種運動及抗議、示威、游行活動，參與地區性、全國性運動并融入全球性運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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