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薩米爾·阿明 埃及經濟學家、國際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本文所反思的是所有抵抗資本主義的群眾運動迄今已經遇到的，并且以后還會遇到的基本挑戰。這里所謂的“運動”，是指那些以廢除私有制而準備代之以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運動，也指那種以真正、實質性改變勞資關系為目的的運動。這兩種運動都在不同程度上讓人質疑資本主義，但是也可能只會造成朝向社會主義的虛假運動，事實上它可能只會迫使資方做出適當的改變來遷就某些勞方的訴求而已。我們都明白，就這些運動所實行的策略來講，很難劃清有效和無效之間的界限，也很難判斷策略的目的是否與實際情形相沖突。總的來說，許多運動都可以被稱作“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movements toward socialism)，這個詞語是近幾十年來一些南美國家(如智利、玻利維亞等)的政黨發明的。這些南美政黨放棄了傳統共產黨的目標(奪取并掌握政權，建設社會主義)，而代之以明顯較為溫和的目標，即耐心創建走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和政治條件。這種目標調整可以用兩點概括，即民族化和國家計劃。至于用什么樣的具體方法使現代經濟管理社會化，這些選擇了“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的政黨并沒有給出界定。這些將自己刻畫成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和政黨有一些聲稱是馬克思的繼承者，有一些甚至聲稱是蘇聯共產主義以及(或者)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者。

　　事實上，自工業革命以后，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及隨著帝國主義擴展而帶來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已經為一種更高層次的全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文明形式的崛起創造了條件，許多流派為了這種崛起而走到一起。恩格斯及其后來的列寧為此提出了一種非常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版本，但是這種版本將現實簡單化了，忽略了許多在馬克思之前以及之后的貢獻。當然，在提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案上，馬克思起到了關鍵性的突破作用。事實上，馬克思思想的基礎是嚴格、科學、批判地分析資本主義，將其歷史事實的一切方面都考慮進去的，而其之前或之后的社會主義構想卻不是如此。

　　我認為，在現代世界的建構中，法國革命起到了中心作用。它界定了一套價值觀——自由、平等、博愛(按照今天的話，即團結)，這套價值觀將現代性建立在根本性的矛盾之上。歸根結底，這套價值觀是資本主義能夠接受但卻無法實現的，如果要真正實現這些價值觀，則需要更高層次的社會文明。在這個意義上，法國革命遠非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它隨著雅各賓派的上臺提出了超越資產階級革命的訴求。在這套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激勵下，美國也提出了革命口號：自由和私有財產。這兩者一起界定了“自由企業精神”，除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外，他們不承認任何超越該原則的平等訴求。自由和私有財產二者結合起來讓不平等成為合法：不平等似乎成為個人才能和勤奮的結果。他們讓人忽略團結的美德，而只承認相反的一面，即個人和企業之間的競爭。究其本質，自由和平等是彼此沖突的兩種價值觀，只有資產階級財產被壓制的時候，這兩種價值觀才能和解。法國革命即使在其最激進的雅各賓階段，也沒有壓制資產階級財產，而是仍舊保護私有產權，視之為神圣不可侵犯，并認為這種產權可以通過家庭小農場和手工企業的方式進行普及。它還不能理解資本主義會怎樣發展，會如何強調現代資本主義財產的集中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個被理解為優越于資本主義的文明階段，正是在逐漸認識到“自由、平等、團結”這些口號的真正含義的過程中被提煉出來的，它要求以工人集體財產權代替少數資產階級私有制的財產形式。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不同譜系

　　現代人民發起斗爭運動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社會關系帶來的挑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工人的剝削。這些運動有些是自發的，有些則是受到社會主義團體的推動而發起的。這些運動在工業革命的歐洲出現甚早，尤其是在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稍后也在德國、歐洲其他地方以及美國的新英格蘭地區出現。它們在整個19世紀持續擴展，并在20世紀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革命的或改良的。還有其他一些運動爆發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邊緣地區，比如那些作為服從資本主義統治中心的積累需求而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隨著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展，世界也呈兩極化的發展態勢，即控制中心和被控制的邊緣地帶，兩者之間呈現非對稱的發展態勢，這種不對稱因資本主義的制度邏輯而逐步惡化。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構成一個事實的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在這種情況下，反抗既定資本主義體制的斗爭通常都是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主體的目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后資本主義社會，而是為了“復制、趕上”富裕的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然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在誕生之初就受困于一種依附關系(他們本質上就是“買辦”。該稱呼最早是中國共產主義者提出的)，因此他們不能重塑自身，使自己成為可以擔負起真正資產階級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按照第三國際共產主義的話來說，就是“反封建”。這種由自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黨領導，由廣泛的反帝反封建社會聯盟所執行的反帝國主義戰爭，常常可能成為反資本主義的戰爭。為此，這些民族和國家的解放運動也常常超越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目標，可以被算作是“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

　　我們需要研究“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的三種譜系：第一種是在資本主義中心發起并擴散的，第二種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半邊緣地帶發起的，第三種是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真正邊緣地帶發起的。這三種運動從未標榜自己是“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但是它們中有些可能會成為這種運動。

　　1.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社會主義運動譜系

　　在19世紀，法國比歐美更早產生了廢除資本主義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社會組織的新觀念。執行這種進步觀念的人來自雅各賓派的繼承者，他們的理論也為法國革命工聯主義者所信奉。在這些最初的理論者看來，自治生產合作制能夠為財產社會化提供制度和法律框架。

　　“法國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區別在于其理想主義的特征。它源自18世紀的啟蒙哲學，并給予這類哲學的倫理價值最為激進的闡釋，如正義、公民權、平等、自由和團結。但是它依然不清楚如何科學地解釋資本的積累過程，而闡釋這一過程卻是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理想之原理和本質構建的最初和唯一的動因。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馬克思以及后來的第二、第三國際都批判“法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做法。當然，歐洲除了法國之外還有其他傳統，尤其是英國，他們或有效或虛假地推動了社會主義運動。

　　正是這些運動流派，在馬克思有生之年的積極參與下，融入了第一國際。為此，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的成立宣言中寫道，國際的任務是推廣并聯合工人階級的自發運動，但是不對他們設定或強加任何教條。第一國際集合了信奉不同“理論體系”的組織，有信奉馬克思的，也有信奉普魯東和巴枯寧的。雖然馬克思在國際內部也為批判那些他認為沒有科學根據的、可能會傳播幻想、瓦解工人運動的理論而發起過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斗爭，但是在第一國際成立之時，馬克思還是提出了基本原則(筆者也信奉此原則)：接受并承認差異，以便在運動中加強團結。但是在歐洲，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里，尤其是在馬克思去世之后而恩格斯還活著的那段時間里，社會主義運動恰恰偏離了這個原則。

　　第二國際是由具有群眾基礎的工人政黨發起建立的，這種黨事實上每個國家各有一個。隨著群眾工會的形成，偏離馬克思最初原則的做法變得愈發嚴重，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黨。雖然國與國之間有所不同，但是所有的黨都具有同一個理想，就是成為所在國的“唯一工人黨”。對于當時的許多人來說，這種偏離似乎是積極而有道理的，但歷史表明并非如此。從那以后，“統一性”與差異性不再是互為補充的關系，而是互不相容。工人黨的表面統一性似乎因看似一致聯合的工會而得到加強。“群眾工會主義”(Mass unionism)為自己掃清了道路，它的目標就是每個企業或行業的所有工人都被組織于或隸屬于同一個工會，只有法國沒有順從這種趨勢。在法國，每個工會按照革命工團主義的傳統，只招募政治上的先鋒，并盡力領導工人大眾，組織他們斗爭，支持自發的運動。法國的工會視自身為準政黨，為工人黨的一個同盟或競爭者。相比之下，群眾工會主義則不喜歡讓自己的普通成員政治化，而是希望他們被動地服從，喜歡他們去政治化。群眾工會還堅持它最基本的共同特點，即進行純粹的經濟斗爭。除此之外，群眾工會或許還對它的同盟即社會民主黨給予選舉方面的支持。如我們所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揭露了第二國際各黨和工會的無能。列寧自己也被考茨基的“背叛”所震驚。然而由伯恩施坦提出的“修正主義”路線及其成功應該讓他們明白，這些黨和工會已經不再能組織“社會主義運動”了。修正主義路線產生的主要原因不是領導人的背叛，不是一小撮工人貴族的腐敗，也不是這些組織中官僚們的野心，而是因為建立在帝國主義掠奪基礎之上的社會富裕化了。修正主義路線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1920年-1939年)，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30年的快速發展期間(1945年-1975年)都占統治地位。奉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各黨和工會(他們已經放棄了對資本主義的質疑)仍然得到大部分工人階級的信任，從而令列寧式共產主義者成為少數派。

　　兩次大戰期間的某些時候，反抗法西斯、保護(資產階級)民主的斗爭是與改善工人生存狀況的斗爭相結合的。在那個時候，人民陣線提供了一種可能會將這些斗爭重新扭轉成社會主義運動的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因為歐洲資產階級曾與納粹德國進行過階級合作，而工人階級卻在抵抗運動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紅軍在擊敗納粹的過程中也聲望大漲，因此當時社會主義運動又一次有望復興，尤其是在法國和意大利。工人階級在英國、西歐甚至美國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社會保障、充分就業政策以及工人年度工資的增長要與社會勞動的平均生產力的提高相一致等，這些都不容小覷，它們都使社會向更好的方向發展。但是我們也不得不認識到，這些成果的取得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帝國主義掠奪的加強。在整個戰后快速發展時期，能源事實上成為不用花錢的物資。因此，在帝國主義的中心地帶，對于1975年開始的資本主義反擊、快速發展期的終結以及工人獲益的結束，工人階級沒有給出有力的抵抗。同樣，對于前第二國際各黨和工會仍然奉行的修正主義路線也沒有任何抵抗。因此，這些黨和工會之后就僅僅是社會—自由主義的了。路已經走到了盡頭：一個達成“共識”的社會接受了“永遠的資本主義”、去政治化，代替工人/市民的是一群旁觀者和消費大眾。然而，在帝國主義中心地帶，資本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消失并非如人們所相信或假裝相信的那樣不可改變，伴隨著資本統治而來的反抗斗爭的再度興起，預示著社會主義運動可能會再度崛起。

　　2.世界資本主義半邊緣地帶的社會主義運動（列寧主義譜系）

　　第一場以社會主義名義實施并取勝的革命是在俄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半邊緣國家發生，并非偶然。建立于19世紀末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視自己為歐洲馬克思主義家庭的一分子，這個大家庭的導師就是K.考茨基(Karl Kautsky)。事實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不是歐洲的，它標志著朝向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心由帝國主義中心地帶轉移到邊緣地帶，這種轉移將貫穿整個20世紀。因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激進派(布爾什維克)能占上風并非偶然，妥協派(孟什維克)則處在了不利地位，其他的歐洲黨則呈現相反的態勢。

　　然而，在社會主義運動各流派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的關系上，列寧一直都信守第二國際的思維，他甚至還強調了它的兩個重要問題：第一，他相信不應有多個工人階級黨，而是一個階級、一個黨。除了得到第三國際承認的政黨之外，其他政黨都算不上從事社會主義運動。其他的黨都只不過是叛徒，而工人黨的任務就是爭取被這些黨所欺騙的大眾。第二，他不允許獨立于黨之外的工會存在。因為沒有黨的領導，工會永遠不會跳出為了眼前經濟需求的修正主義斗爭模式，所以有必要將工會納入到社會主義運動體系之中，讓他們服從于擔任革命政黨的策略傳送帶的角色。然而，真實的歐洲工人運動史駁斥了列寧和第二國際關于工會的觀點。目前，“大眾工會”(big mass unions)(比如德國的)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堅決支持“左翼議會性政黨”(比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他們不僅對金融寡頭的資本進攻沒有采取任何反抗，還幫助后者達成了目標。相反，法國革命工團主義傳統的剩余力量，因為允許草根革命有大尺度的自由，則在抵抗資本的進攻中表現得更有力量，這一點讓法國金融寡頭非常沮喪，他們更喜歡“德國模式”。

　　如上所示，列寧主義激發了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派系，而歐洲派系則如前文所指出的越來越公開地走向機會主義。他們充其量僅僅提出了工會的要求，選擇了永遠維護基本的資本主義關系，因此也就告別了任何可以被看作是社會主義的運動。那么列寧個人是否應對后來蘇俄和全世界的“列寧主義”繼承者負責呢?應當負責，又不應當負責。說應當負責，是因為他的所有繼承者，包括斯大林，都堅持了列寧主義關于處理統一性/差異性二者關系的教條。說不應當負責，是因為列寧僅僅活過了俄國革命的最初幾年，因此他對之后發生的一切不應負什么個人責任。而之后的歷史發展也有積極的一面，它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列寧主義與歐洲中心論決裂，即與那種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僅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被提上日程的說法決裂。列寧考慮到了這種轉移，從中心到邊緣，考慮到了要為社會主義的中心(center of gravity)而戰斗。這一點列寧也曾在1920年出席巴庫東方各民族大會上提出過，而且第三國際是全世界性質的，而第二國際則只存在于歐洲。

　　蘇聯社會由列寧主義——布爾什維主義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運動受到了該國客觀條件的限制，它的落后及其具有的半邊緣性資本主義性質，迫使它不得不將“建設社會主義”降格為建設國家社會主義。當然，國家社會主義有別于國家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如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仍然是服務于壟斷資本的體制，而國家社會主義則具有兩點非常不同的本質：一是它至少能通過大膽的社會政策讓自己合法化，是工人權力的代表;二是它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保持相獨立的關系。這種國家社會主義充滿了逐漸向社會主義進化的可能，但它也具有很大的僵化風險，最后可能會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復辟而向右轉，正如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所發生的。如果是托洛茨基，那么歷史會向好的那面發展嗎?對此，筆者持懷疑態度。這也是第四國際(實際上只是第三國際的第二版)一直不過是一群演說者在那不停嘮叨列寧主義的原則，卻不能超越這些原則的原因。斯大林以及后斯大林體制甚至從未嘗試超越國家社會主義(經濟分層化和中央計劃)階段。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卻做出了這種嘗試，但是遭到了莫斯科的排斥。這種排斥不是偶然，就其在世界舞臺上的行動水平來看，第三國際當時已經逐漸將社會主義運動的所有戰略服從于蘇聯的策略需求，而后者只關心抵制資本主義的包圍需要什么。萬隆時期形成的“非資本主義道路”理論要求放棄任何戰略，只服從手段。現今，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邊緣地區，只能由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主義者來提出一種不同的社會主義運動概念，不是與列寧主義的傳統決裂，而只是超越它。這就構成了另一種社會主義運動的譜系。

　　3.世界資本主義邊緣地帶的社會主義運動譜系

　　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851年-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開啟了人類的現代歷史階段，它們打破了那種認為資本主義是進步的幻想，宣告了其鼎盛時代的終結。根據其長期的重要性來判斷，這兩者是大型革命。前者在發達資本主義大都市展開，后者則在剛剛(以被統治的邊緣地帶的身份)被納入全球帝國主義的地區爆發。太平天國的目標是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同時也反抗當時滲入封建制度之中的資本主義，它廢除了私人商業，也同樣強硬地拒絕通過帝國資本實施的外國統治。太平天國運動喚醒了亞非拉民族，也激勵了毛澤東，它展示出來的是處于現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地帶的人們所發起的一種民族革命道路，這條道路引導他們進入一個長期的向著社會主義轉折的階段。巴黎公社和太平天國運動均具有世界性的意義。前者賦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以實質，而后者的世界性意義體現在它所利用的基督人物。對于太平天國來說，它信奉的基督并非那些傳教士們所灌輸的形象，而是一個為了人類解放而斗爭的形象代表：勇于赴死。這一點證明了團結是斗爭成功的秘密所在。這兩場革命還證明了資本主義只是一個短暫的歷史時期，證明了資本主義僅僅能夠創造超越其自身的條件，使社會朝更進步的人類文明階段邁進。可以說它們為人類開啟了新篇章，這一篇章將在20世紀和21世紀繼續發展，它們開啟了各民族的春天，與之相應則預示著資本主義的冬天。因此這兩場偉大的革命在資本主義的中心和邊緣地帶，在全球體制的兩個薄弱環節發生了。

　　馬克思和歷史中的馬克思主義是否能把握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從而形成“改變世界”的有效策略，即消滅資本主義呢?答案既是也否。在資本主義向全世界擴展的過程中，馬克思看到了其間存在一種可以讓經濟和社會條件趨同的力量，這能讓全世界的工人都淪為同樣受資本剝削的雇傭工人。因此，他認可殖民主義具有進步意義，這一點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不乏證據。而對英國殖民愛爾蘭，他則沒看到一點進步意義，相反他不遺余力地譴責這種殖民對英國的工人階級產生的毀滅性后果。至于俄國這個對他來說不像中國那么陌生的國家，他本能地覺得這是世界資本主義鏈條上的一個薄弱環節，因此有可能爆發反資本主義的革命并為社會主義的前進掃清障礙。

　　相比之下，列寧和列寧主義(或稱列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前進了一大步，列寧譴責“帝國主義”。雖然他可能是出于對馬克思的尊重，稱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他認為，“革命”不在“西方”的日程上，而是列在“東方”的日程上的。列寧不是一下子得出這個結論的，他曾經猶豫過。他曾希望薄弱環節(俄國)的革命會在發達中心(德國)的革命發生之后再進行，他也曾認為資本主義的第一場系統性危機就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最后”一場危機。但是列寧很快發現他是在自欺欺人，歐洲(德國)革命已經失敗，將要發生的革命必會在東方(中國、伊朗、前奧斯曼帝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爆發。但是列寧沒能借助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看法來深刻領會俄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他視俄國的“半亞細亞”身份為障礙而非王牌，他也沒有看到“農民問題”是未來革命的關鍵環節，他認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抹去了俄國村社內含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列寧得出結論：俄國革命會給農民帶來土地，但是只是讓他們成為土地所有者而已。

　　因此，是毛澤東，這個太平天國運動的后人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戰略和目標：在全球體制的邊緣地帶推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澤東思想執行的是一個有條理的社會主義戰略，它對于亞非拉等邊緣地帶的民族來說有一定的啟發意義。這里我們又回到了前面所說的基本問題：統一性和差異性的關系。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涉及各種社會、意識和文化力量，它不可能僅僅是“無產階級革命”。這場革命必須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大多數農民的革命，它必須是受過教育的大部分中產階級參加的革命。中國從1950年發展到今天，筆者認為最大的經驗就是它對統一性和差異性的處理。因為在這一點上中國處理得非常好，所以足以使北京的權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能保證其社會穩定。相比其他當代的發展中國家，比如巴西和印度，中國崛起就證明了它很好地處理了統一性和差異性的關系。其他在這一點上較為成功的國家還有越南和古巴。而在過去幾十年里，南美各國如委內瑞拉、巴西、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他們雖然贏得了選舉，也通過了初始階段，但是若要繼續前進并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還需找到應對統一性/差異性矛盾的有效方案。

　　回望過去，萬隆時期是亞非民族解放運動勝利開始的時期，他們本來充滿了成為社會主義運動的機會，但是結果呢?這個問題不能籠統回答。的確，在先進的民眾運動擴展的某個時刻，社會主義運動似乎成為可能。比如，也門和蘇丹就曾經是這樣。在非洲，許多組織和領導了民族解放的執政黨都自稱是社會主義的，有的甚至自稱是馬列主義的，這種宣稱并非為了蠱惑人心，它表達了進步團體的目標和其群眾基礎。然而這些執政黨都強調“人民的統一”，卻否定了社會利益的差異性。不善于處理這種矛盾關系導致這些政黨止步不前，喪失合法性，并最終回到當代帝國主義及其幫兇的羊圈中。

　　在狂躁的歷史中，這些自稱為馬列主義的政黨沒能使運動朝向社會主義發展。最主要是因為他們堅持國際共產主義內的莫斯科陣營：他們投身莫斯科所倡導的“非資本主義路線”就是最有力的證明。結果，這些黨最終只成為整體右傾的權力體系中的左翼而已。就印度來說，前印度共產黨的分裂、與國會結盟、組建以毛主義為指導的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也沒能帶來質的飛躍，沒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印度版。印度共產黨的失敗有多種原因，比如種姓制度的神圣性以及印度民族的多樣性。但是印度共產黨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都已經通過選舉進入了政府，取得了不容忽視的進步，卻沒能將印度聯邦的力量對比扭轉為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運動的方向發展。它沒能超越業已取得的成績，而是逐漸被體制所“吸收”。我們不得不承認它失敗了，這個黨分裂了。值得注意的是同樣的行動卻在尼泊爾取得了一些成果，并粗略地勾勒了一場可能的社會主義運動。

　　二、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承認差異，統一行動

　　沒有將與主流資本主義體制對抗的各種社會力量串聯起來的統一戰略行動，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性推進。然而我們仍需正確區分有關差異的性質，要區分重要的差異和次要的差異，差異的來源和形式也是多種多樣。非簡單化的階級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這個問題。毋庸置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存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但是這種對抗也是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的，有雇傭工人、小資產者、大企業家以及大寡頭等等。而根據所處社會的不同，基本階級的差異也極其不同。此外，邊緣地帶國家的階級構成遠不同于核心地帶，而發展中國家各自的農民階級結構也各不相同。

　　按照資本積累的邏輯，很容易將社會結構簡單化，關于這一點有幾個錯誤觀念：一是認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對抗會消除其他社會力量的政治表達，二是認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會成為具有微小內部差異的同類陣營，三是認為資本的全球擴展會使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的社會結構趨于相似。過去30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的“欺騙”下，壟斷資本主義以這種方式在全球傳播：(1)普遍但是呈碎片化的無產階級化;(2)在中心和邊緣都處處實行壓制，削減各種獨立于壟斷之外的經濟行為;(3)以抽象的資本統治形式替代以前的資本主義組織。從此以后，資產階級已經成為一個由金融寡頭雇傭、持有高額薪水的雇傭工人組成的階級。壟斷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并沒有帶來相對的社會穩定，反而導致社會退步，引發大眾反抗。它也沒能帶來新的中心、邊緣關系的相對穩定，相反它導致對抗和沖突升級。以美、日、歐三巨頭為代表的帝國主義中心不再能維持它們對全球的統治，只能對全球強化軍事控制。面對華盛頓及其同盟的地緣戰略部署，新興國家和民族也通過伸張主權施以抵抗，從而導致南北沖突升級。而在邊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與缺乏民族和民眾合法性的國家權力機構結盟，進而控制這些國家，這又是導致各民族抵抗的另一原因。

　　在我們面前，普遍化的壟斷資本主義正以多種形式內爆，一個新的革命時期正在展開。我們該如何行動才能將可能變成現實，以推進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呢?回答這個問題也需要我們再次反思這個關系：行動上的戰略統一和參與運動的各民族在社會、政治構成上的差異。在過去，只要對統一、差異這對辯證矛盾關系做出具體的回應，社會主義革命就會有所前進。解決這兩者并不是要求否定其中一個，而是要將兩者的對立轉化為互補。成功處理這兩者關系的案例有1917年的俄國革命，列寧向參與暴動的各派民眾提出一個共同的戰略目標：和平和土地，從而將各股勢力統一起來。而在中國，早在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就通過聯合貧農重振中國共產黨，從而有了1949年的勝利。俄中兩個案例都是對挑戰做出具體的回應，抓住了關鍵性差異。解決這種矛盾不存在統一的公式，當代各國的關鍵性差異也各不相同。對處理這種矛盾關系，在此總結兩點提議：(1)在帝國主義中心，激進左翼必須勇于提出將壟斷性財產通過民族化、國有化充公，同時制定措施將這些財產的管理民主化、社會化。這就要在每個階段找出共同的階段性目標，從而構建統一行動;(2)在邊緣地帶，激進左翼必須能認清組成社會聯盟的不同成分，為此它首先必須知道這個聯盟的共同階段性目標。只有滿足了這些條件，社會主義運動才能穩步、漸進地改變現有社會。

　　三、推進社會主義運動的新崛起

　　現在，邊緣地帶的國家、人民和民族到了第二波崛起的時候了。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就是要在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基礎之上重建人類社會，它將是更高階段的人類文明，不僅僅是一個更“正義”甚至更“高效”的文明模式。我們最好要明白我們需要的是什么模式的文明?建立在什么原則之上：毀滅性的競爭還是強調統一的利益?將不平等合法化的自由還是與平等緊密關聯的自由?不顧未來的耗盡地球資源還是照顧到地球生態的再生?

　　社會主義應該是民主的，否則它就不會存在。但是我們必須首先明白：社會的民主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而非將多黨選舉代議制的公式作為“真正的民主”。西方媒體向發展中國家宣稱“民主第一”，也就是它所指的立刻舉行多黨制選舉，而許多南部國家也認可了這個提議。但是實踐已經反復表明，這只是帝國主義國家操縱的手段。在帝國主義的核心地帶，代議制選舉一直只不過是有效阻止勞工運動激進化的武器，西方的公眾想不出代替這種政治管理體制的方案，甚至有的共產黨現在也被它說服了。社會主義運動有責任開辟陣地，尋找更高級的政治民主管理方式，同時也有責任發明經濟管理的新方式，將社會關系的民主社會化與人類生存空間的再生產相結合，將人類的共同遺產一代接一代地傳下去。現今，各種革命或社會主義運動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是現代經濟管理的社會化，資本主義的傳播已經為之打下基礎。在資本主義的邊緣地帶，為了發展生產力和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從根本上處理好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在于是建設“國家社會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兩者之間的界限是模糊不定的。事實上，在宣稱社會主義的各黨的理論闡釋中，經濟管理的社會化和政治管理的民主化向來被認為是不可分割的。要做到這些，社會主義運動必須避免19世紀烏托邦社會主義的老路，必須回答：(1)我們現今具有什么樣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知識去質疑以前的“烏托邦”思想?(2)對于再造人類的生活條件，我們具備什么樣的科學知識?(3)這些知識能被一種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所容納嗎?

　　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波(1950年-1980年)崛起已經結束了，怎樣進行第二波崛起呢?我認為，最主要的是要認識到，在當前既定的全球模式框架下，沒有社會主義運動施展的空間，因此必須制定能走出這個框架的短期和長期目標。我們常聽到：“問題是世界性的，因此解決方案也必須是從世界著手。”但是，這句話只有前半句是對的。自上而下地，比如通過在聯合國的框架下解決全球化就絕對行不通。全球體制向來不能自上而下地解決，而必須自下而上地解決，即先從地方、國家層面上著手。簡單地說，就是不再服從全球化擴展的需求，而是優先發展“主權建設”(sovereign projects)，迫使全球體制適應國家項目的建設需求。在某些情況下，從事主權建設可以為社會主義運動開啟發展空間。有效的主權建設能順利展開，首先它必須真正得到民族、大眾的支持，能讓他們都受益。目前在進行主權建設的發展中國家主要有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取決于對全球自然資源的搶奪。美國對資源的依賴與中國日益增長的資源需求對南美、非洲和中東都是一個挑戰。能否提出合適的國家和地方政策以保證合理公平地分配地區資源，讓所有民族都受益?可否將中國利用這些資源與對相關國家的工業化的支持聯系起來考慮?社會主義運動應該支持什么樣的主權建設?筆者認為，應該在經濟和政治層面找出最重要的環節。在經濟層面，首先應該走出金融全球化，應該考慮的問題有：美元作為通用貨幣的問題，美元的未來，美國日益增長的外債;實行人民幣、盧布、盧比的完全可兌換性原則，等等。在政治層面，首先應該執行一些能夠遏制美國及其盟友的地緣政治和策略的戰略方案，應該達成什么樣的國際政治聯盟以迫使美國放松對全球的軍事控制?在這一點上取得進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現在，金磚四國以及支持它們的發展中國家已經不愿意支持美國的軍事冒險，并且敢于利用否決權來對抗華盛頓了。我們有必要以一種更開放、更系統的方式繼續推進這種行動。

　　(編譯：朱美榮，上海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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