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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革命》與我們的“感覺結構”

倪偉 · 2017-11-29 · 來源: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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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此書進行了梳理,并對威廉斯文化定義中的“感覺結構”及左翼同道對這一概念的批評進行了討論。這種感覺結構是一個社會由一代人所共享的穩定存在,強調共同經驗,而這種避免抽象化,追求理論與現實經驗的結合也正是威廉斯的力量所在。

  《漫長的革命》與我們的“感覺結構”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譯后記

  編者按

  威廉斯著《漫長的革命》對教育、傳媒、語言等文化制度進行了社會歷史的考察,對自身的藝術觀和文化分析理論構架進行了闡述,討論了英國社會面臨的危機,以此來探索民主政治實踐的潛在力量及可能性。該著作為文化研究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問世以來雖遭遇各種批評,但仍被公認為經典之作。本文對此書進行了梳理,并對威廉斯文化定義中的“感覺結構”及左翼同道對這一概念的批評進行了討論。這種感覺結構是一個社會由一代人所共享的穩定存在,強調共同經驗,而這種避免抽象化,追求理論與現實經驗的結合也正是威廉斯的力量所在。

  本文為《漫長的革命》的譯后記,文末附保馬此前推送的倪偉老師文章、譯著鏈接,感謝倪偉老師授權保馬發布。  

雷蒙.威廉斯《漫長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雷蒙.威廉斯《漫長的革命》,倪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漫長的革命》出版于1961年,是雷蒙德·威廉斯繼《文化與社會》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與《文化與社會》一出版便廣獲好評不同,《漫長的革命》面世后卻遭到了媒體的敵意對待,不僅有來自右派的猛烈攻擊,而且連同一陣營的左派內部也傳出不少批評的聲音。愛德華·湯普森在《新左派評論》上連續發表兩篇長文,批評威廉斯過于強調了文化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卻拋棄了斗爭、權利、意識形態和唯物主義等重要觀念,從而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他還把威廉斯提出的關于文化的定義——“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修改為“文化是一種整體的斗爭方式”。左派內部存在的這種理論分歧其實沒有當年所想象的那么大。時隔16年之后,威廉斯在接受《新左派評論》的系列訪談時辯解道,強調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要否認階級沖突的存在,沖突是文化作為一種整體生活方式的結構性前提,不包含沖突的文化定義必定是錯誤的。但他又強調沖突未必始終以階級之間的強對抗形式而存在,在某些時候沖突也可能以其他形式得到斡旋,1950年代的英國就是這么一個時期,階級斗爭明顯減弱而階級沖突則仍然存在著。(1)

  盡管當年曾橫遭批評,《漫長的革命》仍然被公認為是一部不可替代的經典著作。斯圖亞特·霍爾稱此書的出版是“英國戰后知識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將整個辯論的基礎從文化定義的文學-道德層面轉移到了人類學的層面。但現在它將后者定義為‘整體性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各種意義和定義在社會中被建構起來并在歷史中得以改變,而文學和藝術只是社會傳播的方式之一,盡管享有某種特殊的權利。”(2)今天看來,這確實是一次決定性的轉移,它為文化研究的興起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以后大規模引入來自歐洲大陸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在內的各種分析方法掃清了道路。

  與大多數學術著作不同,《漫長的革命》沒有一個單一的論述主題,全書由三個貌似沒有緊密聯系的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一組理論性極強的論文。威廉斯先從梳理關于創造性心靈的觀念史入手,闡述了自己的藝術觀——即藝術是社會交流與傳播的一種形式,接著又闡述了他關于文化分析的理論架構,強調“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現了不僅包含在藝術和學識中而且也包含在各種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根據這一定義,文化分析就是要闡明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即一種特定的文化——中或隱或顯的價值。”這種分析不僅包括了歷史批評,還將對生活方式中那些以往不被看作是文化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這些因素包括生產組織、家庭結構、制度結構以及人們賴以互相溝通的各種特有的形式。威廉斯著重強調的就是文化的這種整體性特征,文化是一個整體性過程,因此對任何文化文本進行分析,都必須分析產生這些文本的制度和社會結構。正因于此,他說:“我樂意把文化理論定義為對整體生活方式中各因素之間關系所作的研究,對文化進行分析,是試圖去發現作為這些關系的綜合體的組織的性質。”在“個人與社會”這部分里,威廉斯同樣先梳理了“個人”概念的觀念史演變,他反對將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指出現代個人主義的錯誤就在于過分強調了個人的與社會相區分的獨立性,而忽視了這一事實,即個人同時也是社會的成員。人必須互相依賴才能存活下來,這一無法否認的事實決定了個人必須參與到社會當中,而這個社會又應該是一個民主的共同體,在其中,我們所有人都是作為獨一無二的個人而存在的。威廉斯接著探討了“社會的形象”,他認為以前所建構的關于社會的種種形象都是抽象的,或是過分簡略的,只關注政治和經濟這兩個系統。他強調要真正認識一個社會的真相,就必須考察政治(決策系統)、經濟(維持系統)、文化(傳播與學習系統)和家庭(生育和養育系統)這四個實際上無法分開的系統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發現其中存在的本質聯系及其歷史變化。整個第一部分的理論探討,按照威廉斯的說法,是要解釋文化過程的意義,這是文化生產的首要問題,也是他在《文化與社會》中借著論述別人的思想而一直在思考著的問題。(3)

  此書第二部分也許是最特別的,看上去像是一組關于文化史的社會學論文,其論題范圍非常廣泛,涉及教育體制的演變以及讀者大眾、大眾報刊和標準英語的發展歷史,還包括經典作家的社會史研究、戲劇形式的社會歷史研究和當代小說分析,所有這些議題都是威廉斯在劍橋大學成人教育班上教過或是打算教的一些內容。威廉斯對教育、傳媒、語言等文化制度所作的研究基本上是經驗性的,依據大量的實證材料來建立自己的歷史敘述和分析,但這些研究又明顯不同于一般的社會史研究,它們不滿足于對歷史事實僅僅進行描述性的建構,而是在描述過程中加入了自己的鮮明的政治判斷,其真正目的是要通過梳理包括教育、傳媒、語言、文學等各種文化制度的演進歷史,探索其中蘊涵著的開拓新的民主政治實踐的潛在力量及可能性。因此,這組論文并不像有些批評者所說的那樣是“被社會學腐蝕了”,這些開創性的研究盡管并沒有組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但它們都是圍繞著同一個問題展開的,并且與第一部分形成了呼應,使那些高度抽象的理論性闡述有了更堅實的經驗基礎。

  在第三部分里,威廉斯試圖直接應對英國當下面臨的各種危機,并探尋拓展民主政治實踐空間的各種可能性。他認為英國勞工運動在道德上明顯衰退了,幾乎背棄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標,社會主義曾經構成了對資本主義的最大挑戰,如今其意義卻喪失殆盡,勞工運動的一些機構制度——如政黨、工會和合作社——也日漸墮落成投機性的組織,這一切都和資本主義新發展出來的“有組織的市場和消費者”等觀念有直接關系。關于“消費者”的一套觀念將每個人簡化為市場中孤立的個人,期待著去消費,去滿足自己的需要,以往那種真實而具體的共同體的連帶感消失了。在威廉斯看來,這是一種全面的屈服,不僅在思想方式上受到資本主義關于“有組織的市場和消費者”等觀念的支配,而且在社會現實上也屈服于資本主義的階級等級結構。與這種全面屈服相應的是民主實踐的大幅萎縮,在很多領域,民主的缺席已成為觸目的事實。在國家政治的層面,民主被限制在了內閣選舉這一程序上;在公有企業和服務部門中,推行使每個成員都能參與公開決策的民主制度和程序,也是舉步維艱。更嚴重的是,由于能用來顯示社會聲望的一系列物品如今都能用錢買到,所以以往那些階級區別的形式似乎在日趨模糊,這種變化使很多人誤以為階級區別正在消失。威廉斯指出,那種認為階級已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過時概念的看法,正在被用來肯定現有的社會體系,而這種社會體系實際上卻是建立在經濟的階級基礎之上的。在這里,威廉斯敏銳地把握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在二戰后所出現的新動向,即在經濟上接受凱恩斯主義,加強國家對市場的大力干預,建構所謂的“有組織的市場”,與此同時又打造出一套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配套的思想統治工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消解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那么,這是否意味著現有的社會體系就一定穩如磐石、無從抵抗了呢?當然不是。威廉斯指出,目前這種狀況只是漫長的革命中一個極為關鍵的時期,我們能夠感受到社會本身在運動,感受到各種意義和價值在不斷地擴展。在對現有社會體系發起的各種反抗當中,最有活力的反抗來自于文化領域,特別是年輕一代的反抗,都打著文化的旗號,這表明文化已經成為反抗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的最前沿的陣地。在文化的生產和流通領域,仍然存在著積極推進各種制度實踐的可能性,只要我們能夠發展出一系列民主的、大眾參與性的文化形式,那么就能打破既有社會體系及其固化的意義和價值所造成的束縛,從而重新奪回對自己生活的支配權。

  很顯然,第三部分關于英國社會現狀及其危機的分析是全書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在威廉斯看來,1950年代的英國其社會統治模式已發生了某種變化,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有必要在傳統的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之外,進一步加強文化的斗爭,積極參與到意義和價值的生產和擴展當中。在這方面,文化革命以往的歷史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第二部分的經驗性研究正是對過去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而第一部分的論文則將現實問題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來探討,從而發展出了一套較為精密的文化分析的理論與方法,可以為今后的文化斗爭提供思想上的和方法論上的指導。由此可見,全書的三個部分貌似結構松散,其實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是互相支持、彼此依賴的。

  《漫長的革命》在文化理論上的貢獻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進一步完善了關于文化的定義。在《文化與社會》中,威廉斯將文化定義為“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1958年發表的著名論文《文化是日常的》又強調文化是日常的,其性質“總是既是傳統的又是創新的,既是最日常的共同意義又是最精微的個人意義。我們在這兩種意義上使用文化這個詞:既指一種整體生活方式——是一些共同的意義,也指藝術和學習——是發現和努力創造的特殊過程。”(4)他強調文化的這兩個方面的意義是聯結在一起的,這便意味著文化的問題既關乎我們的普遍的、共同的目標,也關乎深層的個人意義。在《漫長的革命》里,威廉斯指出文化的定義大致有三類,即“理想的”、“文獻的”和“社會的”,而第三類定義上的文化可以界定為“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從“整體的生活方式”到“特殊的生活方式”,這一修正表明威廉斯對文化的思考更深入、更復雜了,“整體的”強調的是文化的共同性,而“特殊的”更多地考慮到了文化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既體現在一個社會的內部,如階級文化之間存在著對立和沖突,同時也體現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文化形態。將文化定義為“特殊的生活方式”顯然能更好地揭示文化在社會和歷史中的富有活力的積極存在及轉變。當然,“特殊的”并不構成對“整體的”的徹底否定,差異性只是共同性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強調文化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并不等于要否認一個社會在特定的時期其文化具有某種共同的特質。事實上,威廉斯非常強調文化分析需要去把握一個社會的文化在某個特定時期里穩定的結構性存在,他用“感覺結構”這個概念來描述這種穩定而明確的結構性存在。

  “感覺結構”這個概念也許是《漫長的革命》中最具有啟發性的一個理論創獲。在《電影序言》中,威廉斯第一次使用這個概念: 一般來說,似乎可以明確的是,任何一個特定時期的戲劇成規都與那一時期的感覺結構有著根本的聯系。我使用感覺結構這個說法,是因為我覺得在此語境中它似乎比觀念(Ideas)或是一般生活(general life)更準確。……在研究某個時期時,我們也許能夠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精確地重建物質生活和一般社會組織,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建那些支配性的觀念。……我們在研究過去某個時期時,可能會將我們生活的某些特定方面分開來處理,就好像它們是自足的,但顯而易見的是,這只是一種可以用來研究它們的方式,而不是人們曾經體驗它們的方式。我們把每個因素當作一種沉淀物來檢驗,可在活生生的時代經驗中每個因素都是溶解的,是某個復雜總體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似乎可以確定的是,正是從這種總體性中,藝術家們汲取了藝術的性質;也正是主要在藝術中,這種總體性的作用,也即支配性的感覺結構,得到了具體的表現。將一部藝術作品與所觀察到的總體性的任何一個部分聯系起來,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是有用的;然而這也是一種共同的經驗,即在分析過程中我們會認識到,在根據那些可分的部分來衡量作品之后,仍然存在著某種因素是無法找到其外在對應物的。我相信,這種因素就是我所說的一個時期的感覺結構,只有通過藝術作品本身的經驗,它才可以作為一個整體被認識到。(5)

  “感覺結構”這個概念在《漫長的革命》中獲得了更加精密的理論表述。威廉斯指出:“在研究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時候,最難以把握的,就是這種對于某個特定地方和時代的生活性質的感覺,正是憑借這樣的感覺方式,各種特殊的活動才能和一種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結成一體。”這種感覺方式無法用弗洛姆所說的“社會性格”或是本尼迪克特所說的“文化模式”來表述,因為這兩個概念都太抽象了。他認為要感覺到那些活的經驗,我們還需要發現某種“無法輕易處置的重要的共同因素”,“一種特殊的生活感覺,一種無需表達的特殊的共同經驗,正是通過它們,我們的生活方式的那些特征……才能以某種方式傳承下來,并被賦予了一種獨特的色彩”。這種“無法輕易處置的重要的共同因素”就是“感覺結構”。既然用“結構”一詞來描述,那就暗示了它是“穩固而明確”的,然而它又是“在我們活動中最細微也最難觸摸到的部分發揮作用的”。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感覺結構就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它是一般組織中所有因素帶來的特殊的、活的結果。正是在這方面,一個時代的藝術……有著重大的意義。因為正是在這里,這種獨特性有可能得到表現——通常不是有意識的,而是基于這一事實:在藝術……這里,實際的生活感覺,使溝通得以可能的深層的共同性,都被自然地汲取了。

  威廉斯強調在所有實際存在的共同體中,感覺結構都是被廣泛而深入地擁有的,它不是通過學習獲得的,每一代人都會以自己的方式對所繼承的那個獨一無二的世界作出反應,并把自己的創造性反應塑造成一種新的感覺結構。

  針對“感覺結構”這個有點神秘微妙的概念,威廉斯的左翼同道們提出了不少質疑。特里·伊格爾頓在《批評與意識形態》里堅持認為感覺結構所指的實際上就是意識形態。盡管威廉斯在《英國小說:從狄更斯到勞倫斯》(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一書中巧妙地使用了這個概念,并且也可以看出他試圖在超越經驗主義的和現象學的方法,但他仍然缺少一套可以用來詳細說明這種結構的接合方式(articulations)的理論術語。于是感覺結構就只能簡化為一種“模式”了。也正因于此,在《漫長的革命》最后那部分里,對英國資本主義的結構分析就變成了對言語習慣的印象式評論,而沒有哪怕是最基本的方法。(6)威廉斯當然不會同意將感覺結構等同于意識形態。在他看來,意識形態與“社會性格”和“文化模式”一樣,都太抽象了,而“感覺結構”這個概念強調的是經驗性,是對活的經驗的微妙的感受。所以,他強調感覺結構“截然不同于一個時代的官方思想或是被普遍接受的思想,后者總是在它之后出現”。(7)換言之,威廉斯認為,感覺結構是先于意識形態而存在的。

  在《政治與寫作生涯》中,《新左派評論》的訪談者也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即“感覺結構”這個概念怎么能用來表述階級的多重性呢?舉例來說,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至少有三個主要的社會階級——擁有土地的貴族、工業資本家和城市無產階級,更不用說還有農業勞工、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以及各種類型的小資產者。既然感覺結構是一代人所共有的,那么是否意味著它是一個社會中所有階級所共同擁有的呢?威廉斯承認自己在《漫長的革命》中沒有充分強調階級的差異性,而現在自己會更有區別性地在不同階級之間使用這個概念。但他又同時強調感覺結構的多樣性本身在歷史上也是多變的,比如在17世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兩個同時存在的特征鮮明的感覺結構卻存在于同一個社會階級當中,而在19世紀40年代,一種感覺結構卻似乎被不同的階級普遍接受了。這也就是說,盡管感覺結構包含有階級因素,但在某些歷史條件下,它仍然可能跨越階級的界限,被整個社會所普遍接受。(8)

  “感覺結構”這個概念也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威廉斯在《漫長的革命》中作出的理論創造所具有的某種特點,它們也許缺乏理論上的精密性和系統性,不無瑕疵,但他始終有意識地避免將理論抽象化,而試圖把經驗和理論結合起來,打成一片。對經驗的這種重視顯然來自于利維斯主義的深刻影響。威廉斯指出,利維斯的力量就在于能夠再現和解釋“作品中的活的內容”。(9)也許我們同樣可以說,威廉斯的力量就在于他能夠在理論分析中再現和解釋活的經驗。

  本書是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規劃出版的“都市文化研究譯叢”中的一本。承蒙薛毅兄厚愛,囑我擔綱此書譯事。但始料未及的是,此書的翻譯也成了一場“漫長的革命”,若非薛毅兄殷勤催促,恐怕這場“漫長的革命”還將遷延有時。不斷推延自然有多種原因。一是此書涉及英國歷史上眾多的事件和典故,一一探究溯源,頗費時日;二是書中多有古英語引文,翻檢各種字典,揣摩原意,亦屬不易;三是本人有追求完美之癖,雖校譯三遍,仍覺尚有改進之余地。雖然譯事漫長,譯文亦未必達到理想標準,但差可心安的是,我確已盡己所能。當然,誤譯之處想必難免,凡此尚祈海內外高人不吝指教。本書責任編輯吳書勇先生為譯文的完善也貢獻了不少寶貴意見,在此一并致謝。

  譯者 2012年11月

  注釋:

  1,參見雷蒙德·威廉斯:《政治與文學》,樊柯、王衛芬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第122頁。

  2,Hall, 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1980. pp.19.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ited by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London: Hutchinson. 1980. pp.19.

  3,Williams, R.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33.

  4,Williams, R. 'Culture is ordinary', In Resource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Edited by R. Gabel.) London: Verso, 1989. p4.

  5,Williams, R. 'Film and the dramatic tradition',In J. Higgins (ed.) 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1, pp.33. Eagleton, T. Criticism and Ideology,London: Verso, 1976. p33-34.

  6,雷蒙德·威廉斯:《政治與文學》,樊柯、王衛芬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第153頁。

  7,Williams, R.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58.

  8,Williams, R. Politics and Letters, London: Verso, 1981. p164.

  譯者簡介:倪偉,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譯著有《視覺文化導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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